拉宾一直想从政，1973年春，他从华盛顿卸任将近一年时，荣耀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成为以色列总理。原因是工党内部因为“赎罪日战争”这场几近致命的突袭、可怕的战争成本、果尔达·梅厄的辞职而陷入乱局。党内大佬们都在寻找与战争责任没有牵连的新面孔，经过筛选，他们把目光落在了拉宾身上。虽然他在政治方面还是个生手，但看起来是个合适人选：既当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又曾经是工作高效的驻美大使，这些经历让他对以色列两大最关键的使命——国防和对美关系——有了近距离的、直观的认识。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萨布拉”（sabra）——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人们乐于见到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首次登上总理宝座。
反对拉宾的是他的工党同僚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佩雷斯和拉宾一样禀性率直。自从60年代初俩人在个人和工作方面发生过几次冲突后，拉宾就一直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他们俩能力都很强，但个性和性情大相径庭，只要在政治场合相遇，彼此的分歧就会演变成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论战。当拉宾以298票对254票击败这名主要对手之后，工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照例充满了火药味。鉴于这名竞争者实力强大，毫无经验的新任总理别无选择，只能将内阁中第二个最有影响力的职位——国防部长交给佩雷斯。这次任命令拉宾懊恼不已，他称自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这个错误付出全部的代价”[34]。
1974年6月3日，伊扎克·拉宾宣誓就任总理，之后他很快邀请几个昔日在华盛顿的下属加入他身边的随员行列。我被任命为海外流散犹太人事务顾问，兼任他的英文撰稿人。尚未安顿好工作，我们就接到通知，尼克松总统正计划在国务卿基辛格的陪同下访问中东。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美国总统到访过这个犹太国家，因此前期准备工作极为浩繁。
“不用担心，”拉宾在第一次计划会议上说，“这对我是个好机会，上任这么短时间，就可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对面讨论，继续展开果尔达战后开启的隔离谈判，并进一步落实尼克松在未来军事援助方面的承诺。但如果尼克松认为，此行可以冲淡水门事件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他只要回到华盛顿，就会发现丑闻还在那儿等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
两周后，大卫王饭店的主餐厅里挤满记者和摄像师，他们谈论着尼克松的中东之行和水门事件，正在等待基辛格的新闻发布会。我不仅等着发布会，还要见一个华盛顿的老朋友维利·福特（Willie Fort），我们约好在咖啡厅见面。在咖啡厅没见到朋友，我漫步来到布置成会场的餐厅，撞见一名来自波恩的记者，我依稀记得在外国媒体办公室工作时和他打过交道。他正在和一名嚼着口香糖的美国记者激烈争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比美国人更懂基辛格。
“不见得吧？”美国人嘲讽道，“今天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虽然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多令人头疼的要紧事情需处理，得留在华盛顿，但他还是到中东来了。我想，这是因为基辛格。当然，来这儿访问是尼克松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分散人们在水门事件上的注意力。另外，‘赎罪日战争’后实现了军队脱离接触，他想把基辛格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但这一切的背后还是基辛格的想法——他想在这儿干点大事，真正的大事——一些真正有全球意义的事情。”
“小鬼，对这些人来说，每件事情都有全球意义，”美国人嘲笑道，“他们在中东看见的是苏联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是这么看地图的。这叫冷战，我的朋友。”
“基辛格就像梅特涅。”德国人自鸣得意地说道。
“谁？”
“梅特涅。”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见内行人把基辛格与奥地利人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画上等号。梅特涅是一个聪明狡猾的19世纪政治家，其外交手腕像国际象棋般错综复杂，曾经在维也纳会议——重新描绘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政治版图的会议——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们猜测，基辛格十分崇拜梅特涅，处处都在仿效他。
“那么，基辛格眼下在搞什么梅特涅魔法呢，聪明人？”美国人问。
“基辛格一直在劝说尼克松，现在该把苏联人彻底赶出中东了，”德国人说，“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先让阿拉伯人相信，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有能力搞定以色列。美国光凭自己的影响力和资金就可以向以色列施压，让以色列交还阿拉伯在‘六日战争’期间失去的土地。如果基辛格做到这一点，阿拉伯世界就会自动地向华盛顿看齐。然后，这里就会实现一种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由美国主导整个中东。这就是纯粹的梅特涅做法。”
“胡说！”美国人说道，“基辛格是犹太人。上帝知道，他在大屠杀期间失去了多少亲人。他当然会向以色列施压，但是你真的以为，他会为了赶走苏联人而不顾以色列的存亡吗，你以为事情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吗？即便基辛格这么做了，拉宾也不会接招儿。我们在美国已经看见了，他把‘罗杰斯计划’扯得粉碎。再说，这些土地是1967年拉宾当将军的时候占领的，阿拉伯人拼命想要回去，这是他手里的一张牌。他会把土地交还给他们，但前提是得拿接近和平的东西作交换。他的原则是逐渐实现一寸土地换一寸和平。我已经听他这么说过无数次了。”
“嗨，耶胡达！抱歉，我迟到了。”
前来赴约的维利·福特穿过人群向我走来。我们抓过两把椅子坐到门边的角落里，聊起了家事和政治。
维利和我年纪相仿，四十五六岁，但外表看上去并不像这个年纪。他身材矮胖，一张娃娃脸，中分的头发乌黑发亮，看上去有点像鲍勃·霍普[35]。他一双机灵的眼睛含着笑意，全身打扮——奢侈的西装里穿着闪亮的衬衫，系着华丽的领带——散发出欢乐的气氛。
我的新职位是海外流散犹太人事务顾问，从这方面来说，认识维利·福特教授可真是太棒了。他和华盛顿的各种要人关系密切，而且还是著名的社区领袖。他活跃于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和以色列债券组织，是以色列文化事业的一名慷慨资助者。他还是天赋异禀的精神病学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同时还在乔治城行医。有传言说，他深受白宫内部精神疾病患者的喜爱，还是那些没有完全随夫姓的时髦女主人的座上宾。
附近一名记者打断我们的闲聊，他怪腔怪调地喊了声：“他来了——基辛格本人来了。”
电视照明灯的灯光从阳台夹层洒在大理石铺就的门廊上，现场沐浴着一片幽冷的荧光，一辆插着带金色流苏美国国旗的豪华防弹轿车驶过来。车里走出的是基辛格，身边围着一群保安。他像一阵旋风般走进来，浑身散发出无比的权威。他似笑非笑地越过保镖们的脑袋向大家挥手，站在大堂隔离绳索后的客人们在鼓掌，摄像师和摄影师忙个不停。
他迈步走上讲台，用他那著名的巴伐利亚口音说道：“我没有什么开场白，所以，直接提问吧。”
十几双手立刻举起来，许多声音在大声提问。嗓音最尖的是个加利福尼亚人，他问：“国务卿先生，尼克松总统惹上了麻烦，他这次来中东是为了打一张王牌，试图树立起一个自信的世界政治家形象，以便回国后逃脱那场危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位子，不是吗？”
基辛格一开口，所有人都开始疯狂记录。“尼克松总统访问中东是一次最高级别的政治活动。毋庸置疑，总统已经证明他是本地区不可或缺的调停者。‘赎罪日战争’后，他的政府促成在埃及和叙利亚前线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开辟了通向永久性和解的漫长道路。因此——”
加利福尼亚人插话道：“可是他怎么能专注于这些重大问题呢？在国内他可能正面临弹劾，他正在为挽救自己的总统生涯而战斗。”
基辛格没有理会这番插话，用手指指另一名提问者。可那人还没来得及开口，基辛格就收回手，突然冲加利福尼亚人指责道：“在我看来，你的问题关心的不是总统，而是一种媒体炒作。不管总统这一周以及过去在哪儿”——他列举出各个国家名字：埃及、沙特、叙利亚、以色列——“他都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欢迎，你们中间那些和我们一起访问的人可以作证。”
“在大马士革可不是这副情形。”加利福尼亚人愤愤不平地低声道。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尼克松在大马士革机场同阿萨德总统告别的情景，”基辛格回答，脸上突然泛起一丝微笑，“叙利亚总统亲吻了他的脸颊，这在阿拉伯文化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更可贵的是，它来自一名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急先锋。”[36]
一阵轻轻的笑声在大厅里荡漾开来。
“国务卿先生”——这次提问的是一名德国记者——“据说，中东出现了外交倾斜。”
“那得看你说的‘倾斜’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种倾斜是不是有利于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对阿以冲突产生长期影响？”
显然，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他悠闲地靠着讲台，轻拂双手努着嘴，看起来像是在整理思绪，然后用一种权威的语气道：“六七个月前，中东分化成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两部分。这个地区的每一次冲突中都包含无法解决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阿拉伯国家背后有苏联支持，以色列则有美国作为支持。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外交转向。美国没有放弃对以色列的传统友谊和支持，我们现在转变了立场，可以帮助谈判进程中的每个国家。因为这种转变——或者你叫它‘倾斜’——阿拉伯国家正在重新考量他们先前与某一个国家的单边联盟。”
“您指的是苏联？”
“没错！‘赎罪日战争’后美国发起脱离接触谈判，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将给谈判画上句号，这在本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会是一次历史性逆转。美国已经开始和本地区内所有国家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基于某种特定危机之下的紧急状态，而是着眼于长期的和平、繁荣和发展。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明确了这个方向。如果我们将谈判进程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下去，循序渐进地推动这项事业——我们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微妙与复杂的问题之一——那么在美国诚恳的调停下，这场谈判将成为实现和平的历史转折点。”[37]
基辛格接下来回答的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说明，当他步下讲台朝门口走去时，维利·福特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紧挨着天鹅绒隔离绳冲着他大声喊：“海因茨！海因茨！”
基辛格猝不及防地停下脚步，瞥了维利一眼。
维利异常兴奋，欣慰地笑着伸出双手，喊：“海因茨——还认得出我吗？菲尔特（Furth）的威廉·富特旺勒（Wilhelm Furtwangler）。记得吗？”
美国国务卿脸一红，轻蔑地看了维利一眼，大步走开了。他的保镖们像对待一个病人似的架开维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吃一惊地问。
维利脸色煞白，看上去想要回答我，却没开口。他只是摇摇头，闷闷不乐地笑笑，默默地向咖啡厅走去。
“你刚才管基辛格叫什么来着？”我拉过一张椅子问他。
维利好像在法庭上作证似的语气坚决地说：“我和亨利·基辛格来自同一个地方，巴伐利亚的菲尔特，我的名字叫威廉·富特旺勒。1937年我和家人从德国逃难到美国，他是1938年到的。到的时候，我们都是15岁。我们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华盛顿高地安顿下来，那儿有许多德国犹太难民，他们管那里叫作‘第四帝国’。我们俩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乔治·华盛顿中学，在同一个犹太教堂做祷告，布罗伊尔拉比的教区，非常正统。”
我咽了口口水，问：“可是你身上根本看不出哪点像德国人。你和美国人完全一样。”
他露出一个微笑，“我，美国人？我是个伪装成美国人的德国难民孩子，你这个傻瓜。我一直都在装。”
“那怎么基辛格有这么重的口音，而你却没有？”
“因为海因茨小时候很害羞，还有点内向，任何语言治疗师都会告诉你，羞怯会抑制一个人的模仿能力，你必须像我一样去模仿，才能流利地说一口不带口音的英语。我们在乔治·华盛顿中学的英语老师巴克曼小姐非常耐心，她试图帮海因茨改掉他的巴伐利亚口音，‘亨利，你的英语讲得有毛病’”——维利模仿着女教师巴克曼甜甜的声音——“‘你必须努力让它美国化’。”
“那么，富特旺勒是什么时候变成福特的呢？”
“我从医学院毕业那天。明摆着得做出选择。”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张开嘴呈椭圆形，做了个深呼吸，先念了一遍“F-U-R-T-W-A-N-G-L-E-R”，又念了一遍“F-U-R-T-H”，故意把其中的喉音“R”和元音变音念得很夸张。
“听出来了？从华盛顿开始，威廉·富特旺勒变成了维利·福特。”
在他讲解改名字过程时，我努力回想着他的人生经历。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轻蔑地笑道：“现在海因茨成了美国国务卿。1973年尼克松任命他的时候，我给他寄去一封贺信和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他抱着个足球，那是他13岁成人礼的时候，我送他的。他小时候疯狂地迷恋足球。但是你觉得他会承认这些吗？不可能！”
“你们俩小时候关系很近？”
他眼睛里闪过一道美好的怀旧之情，笑着回忆说：“没有人比我俩关系更亲密了。虽然他有点像个书呆子而我不是，但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有时候我们还会因为搞了点恶作剧而被大人们打。”
“纳粹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维利让思绪像大坝决堤一样奔涌：“纳粹来的时候，邻居们告诉我父母不必担心，希特勒只是又一个在街头传播疯狂口号的反犹太闹事者，最好别理他。可是渐渐的，他们改变了说法，他们看到了希特勒为德国做的一些好事。很快，我们就不可以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海因茨的父亲失去了在公立学校的教职，只能去一所特殊的犹太学校教课。他们不让我们参加足球比赛，于是我们自己建了一支球队，我们也不能去城里的游泳池，我们不能去任何标有‘禁止犹太人入内’的地方。盖世太保会来砸门，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会来打我们。于是我们只好逃跑，直到抵达美国。”
维利陷入黑暗的回忆中，失去了平时欢快的样子，变得忧郁起来。他站起身说：“我得透透新鲜空气，想出去走走。”
饭店外，大卫王街上人来人往一片嘈杂。一名怒气冲冲的出租车司机正冲着一名以色列安保人员喊叫，因为后者的车占用了出租车候客区。另外两名出租车司机则根本没在意这些，俩人正在无聊地玩牌。衣冠楚楚、留着平头、一身肌肉的美国安保人员在车道上四处走动，时刻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咱们走走。”维利说，似乎期待阳光和微风能吹散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可是我这边没什么值得一说的事情，能和维利做伴的只有痛苦。他在可以俯瞰旧城城墙的地方找个长椅坐下，沉思着道：“这真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什么？”
“基辛格。他在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他无法摆脱它们。遭受纳粹迫害的那些岁月，深深地锁在他心里。”
维利·福特满怀同情的口气里夹杂着一些失望，他接下来的话解释了这一切：“我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相信他需要帮助。”
“什么样的帮助？”
“精神方面的帮助。他的神经总绷着，这影响到他对世界的感知，其结果就是影响他的决策方式。他的个性与其决策是不可分割的。”
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和不安，于是我让维利详细说说。
“没问题，”他说，“我即兴给你做一个现成的亨利-海因茨·基辛格的精神分析，我依据的是许多同行都了解的各种可靠传闻和坊间观察。你也许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你们的总理应该对此感兴趣。”
我掏出笔准备做记录。
他说，亨利·基辛格一贯坚持自己没有童年在德国遭受迫害的长久记忆。那完全是胡说！1938年，犹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打、被杀，基辛格全家只得四处逃命，那时候他15岁，正值最敏感的青少年时期。他当时的年龄应该记得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的不安全感、被驱逐与不被人接受所留下的创伤。这意味着一个人对生活失去了控制，变得无依无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崇拜对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突然变得无能为力。这其中最显著的是他的父亲，这个他非常崇拜的人被赶下德高望重的教师职位，整个家庭就这样垮掉了。不管亨利·基辛格如何自欺欺人地想忘掉它们，这些噩梦般的记忆是挥之不去的。
维利继续分析道，表面上，这位美国国务卿展示的是一个自信、意志坚强、傲慢的形象。然而在内心里，由于他压抑并否认自己的情绪，因此他在性情上严重抑郁，有一种世界末日式的人生观。通常，这种内心的疑虑会表现为暴躁、易怒和发脾气。这种性格的人对他们的上级过于热心，对下属极为苛刻。他们格外需要被爱、被赞美，特别想在某方面超越别人。
根据维利·福特的说法，亨利·基辛格的犹太人特征也同样是其精神问题的根源之一。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犹太人，基辛格于1943年应征入伍，逃离了他的家庭。他反叛得很坚决，同化得很彻底。然而，他虽然可能努力了，却终究无法脱掉他那副犹太难民的瘦弱皮囊。
维利突然嘲讽地笑起来，继续道：“有白宫的小道消息说，任何时候只要尼克松觉得基辛格自负过了头，就会冷嘲热讽说些反犹主义言论，挫挫后者的锐气。尼克松甚至还当面称呼他‘犹太小子’。基辛格从这种侮辱和嘲弄中收获了一种不正常的满足感，他用反犹太主义言论反讽说犹太人把以色列的利益置于美国之上，犹太人有多么排外，犹太人凭借财富挥霍权力，犹太人掌控媒体肆意发挥影响力，等等。据说，基辛格很谨慎，他不会把犹太工作人员带到他和总统的会面现场，生怕招来尼克松的反犹言论。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会假装耸耸肩，隐藏起他的耻辱，但在回到自己房间里后，他肯定会大发脾气，把气撒在下属头上。”
“那么，这些对于他作为中间人调停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我问。
“像他这样的人，肯定会过度补偿。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抑制自己感觉到的各种情绪性偏见，为了证明自己公平、客观，而矫枉过正地支持另一方。”说到这里，维利突然站起来，恢复了往日欢快的样子。我们漫步回到饭店，他给基辛格下了番即兴诊断：“从刚才在大卫王饭店大堂里发生的一切可以看出，我们才华横溢的美国国务卿——自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的第44任——表现得很神经质。前一分钟，他是记者招待会上全世界关注的荣耀人物；下一分钟，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一下子被打回了他一生努力压抑的犹太记忆中。他当然认出我了。你注意到了吧，当我提到他的名字海因茨时，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他绝对鄙视我的做法。所以，我只能总结说，这个人很纠结。告诉伊扎克·拉宾，他在和我们的国务卿打交道时应该十分谨慎。告诉他，基辛格在内心深处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偏执的犹太人。”
几个小时后，“空军一号”载着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回华盛顿——回去面对水门事件。完成所有仪式并看着他们起飞后，拉宾总理回到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认为这次访问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有德国记者问，为什么阿拉伯人会放弃莫斯科转而投靠华盛顿。拉宾直截了当地回答：“原因是尼克松总统的政策，他让以色列保持强大，为我们自己保护自己提供帮助。自从‘赎罪日战争’中美国向我们空运援助以后，阿拉伯人渐渐明白，美国是不会眼看以色列受到削弱而不行动的。以色列的失败是苏联的胜利。不可思议的是，此举提高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华盛顿因此获得了影响力。今天在中东，莫斯科成了动荡和战争的同义词，华盛顿则象征着稳定与谈判。”
“可是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难道没有负面影响吗？”一名《纽约时报》记者问。
“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几个小时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基辛格博士告诉我们，美国今后不会只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这难道不会损害美以关系吗？”
“情况正相反，”拉宾争辩道，“美以关系非但不会受损，我们还因此加深了友谊与合作。”接着，他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以一贯的坦率风格说道：“我必须承认，人们自然会担心，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会失去‘赎罪日战争’前美以关系中的排他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可能被忽略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寻求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这意味着，为发起争取和平的新政治运动，我们有能力在美国的调解之下，利用好阿拉伯联盟与美国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通过和平会议这样的单一行动来达成和解。这是个阶段性的、需要耐心的、循序渐进的过程。”[38]
让拉宾高兴的是，他很快从基辛格那里获知，访问开罗后不久，尼克松在6月25日写给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信中也说了类似的话，尼克松在信中写道：
……这次会谈使我们双方对彼此的关切、希望和政治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特别希望有机会向你描绘一下我们有关循序渐进达成最终和解的想法，以便今后的每一步都能建立在之前获得的信心和经验之上……总统先生，我深信，最近几个月来我们见证了中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转向体面的、公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将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引向了一个新时代。在此方向的基础上，我会坚定地在我们制定的这条路线上走下去。[39]
但是美国人对尼克松总统的未来另有想法。虽然他在总统办公室里私底下签署了外交照会，但此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国会上发起了针对他的公共弹劾诉讼。随着委员会的调查逐渐深入，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越陷越深，8月底他认输了，做了一件历届美国总统从未做过的事情：辞职。
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替代尼克松入主白宫，福特在国际事务上完全是个新手，因此立刻拿起电话打给基辛格博士说道：“亨利，我需要你。这个国家需要你。我要你留下来。我会尽力与你合作。”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总统先生。”国务卿放下电话，感觉自己从未如此充满活力，他知道现在自己真的成了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40]
他的首批行动之一便是建议福特总统邀请拉宾总理访美，讨论下一步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