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10日，拉宾总理同顾问一行人抵达美国首都，会谈大体上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在目前阶段实现全面和解有点过于理想化，因此接下来最好继续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然而，拉宾表达了一条重要的保留意见。他告诉福特和基辛格：“我的循序渐进方式在国内面临相当多批评意见，尤其是反对党领导人贝京先生的。贝京认为，在没有获得和平的情况下撤军会破坏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他认为，仅仅依靠脱离接触和部分和解是不够的，只有采取落实全面和平承诺的政策，才能推动实现和平。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先放弃了一块土地，而没有得到一份和平作为回报，那最终我们会挥霍了一切却一无所获。因此，对于我方未来做出的撤军举措，埃及方面必须采取相应的和平政治举措。”
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决定基辛格尽快再次访问中东地区，考察这一进程的可行性。
拉宾的华盛顿之行在盛大的场面中落幕。福特总统——60出头，看上去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友善可亲——为表敬意，举办了一次国宴。这次豪华而奢侈的社交活动在国家宴会厅举行。这间屋子极具历史意义，它像博物馆画廊一般尊贵，散发着权力、影响力和财富的气息。亚伯拉罕·林肯从壁炉上方的镀金画框里俯视着200多名坐在圆桌后面、系着黑色领结、身着华丽礼服的客人们。细长的琥珀镜子里映出天花板中央闪闪发光的巨大铜质枝形吊灯，令人愉悦的淡黄色灯光笼罩着整个屋子。两名侍者拉开双扇门，领进20位身着深红色海军陆战队制服的提琴手。他们两两一组，手上的琴弓一上一下完全同步，他们一边沿着中间的过道步入大厅，一边演奏着动人的以色列音乐。每桌都有一张卡片，上面介绍这些乐手来自海军室内管弦乐队（Marine Chamber Orchestra），这个乐队隶属于海军陆战队军乐团（Marine Band），在1798年依据一项国会决议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团体，人们习惯上称它为“总统乐团”。
每个人脸上都生气勃勃，福特总统起身欢迎客人并向拉宾介绍说：“当我坐在这里和你们夫妇聊天的时候，不禁发现1948年不仅对你们的国家如此重要，它对福特一家也很重要。我们是那一年结婚的。”
“我们也是。”利娅·拉宾大声说道，笑着鼓起了掌。
后面照例是敬酒环节，主人与尊贵的客人们相互赞美经久不衰的友谊、永恒的联盟、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一身制服的男侍们布满整个大厅，每人手上端着几个大菜：烤野鸡、咝咝作响的烤土豆，以及作为装饰用的豆子。大家很快吃起来，只有我没有动。我事先要了份犹太洁食，不知什么原因还没送来。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名牌上的名字被拼错了：上面刻的不是“耶胡达（Yehuda）”，而是“耶杜哈（Yeduha）·阿夫纳”。
不远的地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将军正和坐在我右边的电视名人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聊天。没聊一会儿，将军看见我空空如也的盘子，便凑过来看我的名牌，声音低沉而洪亮地念道：“耶杜哈，您不和我们共进晚餐吗？”恰好此时，男侍者上前一步，把一道素食大餐放在我面前。盘子最底层铺着像一本《圣经》那么厚的生菜，上面堆着水果丁，最顶上的奶酪球上还挤着细细的奶油，整盘菜立着几乎有一英尺高。和别人深棕色的烤野鸡相比，它简直像焰火一样闪亮。
白宫晚宴邀请函
白宫晚宴的餐桌名牌上，作者的名字被拼错了
这道光彩照人的大菜招来羡慕的惊叹，芭芭拉·沃尔特斯鼓起了掌。福特总统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来，他微微站起身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拉宾耳边低声说着什么，后者也向他耳语了几句。接着，福特总统整个儿站起来，他笑得合不拢嘴，高高举起酒杯连连地大声祝我幸福，“生日快乐，年轻人！来，为我们的寿星干杯。”
听到这番话，所有人都站起身举起酒杯精神饱满地合唱起来，“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耶杜哈。”他们唱歌时，我不好意思地缩在椅子里，一脸窘迫。
晚宴后，我在舞厅里问拉宾，为什么要对福特总统说今天是我生日，他立刻说：“那我怎么说？——告诉他实话？如果真的说实话，明天报纸的头条就会说，你在吃犹太素食，而我却没有，然后宗教党派就会抵制结盟，我就会遭遇政府危机。Ani meshuga？我这不是疯了吗？”接着，他突然惊讶地瞪着眼，“哦，我的上帝，看那边！我现在该怎么办？谁来救我！”
只见福特总统笑容满面地邀请利娅·拉宾到明亮的舞池中跳起华尔兹，人们纷纷鼓掌。不出所料，第一夫人贝蒂·福特冲拉宾微微一笑，正等着他上前如法邀请。拉宾无处可逃，只得被迫朝福特夫人走去，他尴尬地弯下腰，用嘶哑的声音说：“请原谅，我不会。”
“不会什么？”
“不会跳舞”
“不会跳舞？”福特夫人似乎特别惊讶，好像从未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情。
“一步都不会，”拉宾总理脸红了，“我会一直踩您的脚。我曾经试过。我不擅长这个。”
“别害怕，总理先生，”福特夫人轻快地咯咯笑着，牵过他的手，把他带进舞池，“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教过舞蹈，就算舞技比您更差的人，我也没让他们踩过我的脚。现在您这么做：把您的手放在这儿。对了。另一只手在这儿。非常好。然后，现在放松，我们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非常好！您做得非常好，找到窍门了！”她让满脸通红的总理转了一圈又一圈，后者始终紧盯着第一夫人的脚，直到基辛格博士——他自己并不热衷此道——轻轻拍了拍总理的肩膀，在总理耳边极为严肃地说：“伊扎克，见好就收。让我来吧。福特夫人，我能跟您跳一曲吗？”
“当然。”她说着，放开了拉宾。总理踉跄着回到暗自发笑的随员身边，喃喃道：“就算基辛格没为以色列做什么，那么他还救了我一次，我永远欠他个人情。”
几个月后，1975年3月，基辛格国务卿回到中东试探政治大气候，开启了一场国际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冒险。人们称之为穿梭外交——他旋风般地随时往来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劝说拉宾和萨达特进行下一步谈判。在基辛格马拉松式的日程表上，时间安排复杂得令人费解，他会在白天最不可思议的时间到达耶路撒冷，然后在晚上一个古怪的时间飞往开罗。他往来乘坐的波音707飞机是林登·约翰逊任肯尼迪的副总统时用过的。
由于会谈可能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进行，而且往往匆忙展开，因此人们神经高度紧张。拉宾很快发现自己承受了过度压力，他感觉到基辛格正在诱导他答应让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从西奈半岛撤军，且撤退程度超过了他的预期；另一方面，埃及方面迈向和平的步子也没有达到他可以接受的程度。总之，他感觉到基辛格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埃及总统展示，美国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搞定以色列。
不知疲倦的基辛格提出了让步和交换条件，他或甜言蜜语，或激昂顿挫，或虚张声势，或威胁恫吓，有时候甚至还会不惜力地自嘲一番来取悦主人，缓解紧张的气氛。一次会议上，拉宾就像在华盛顿所说，始终坚持萨达特要在政治上做出实质性举动，来换取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奈半岛做出相应撤退，此举引发了激烈争吵。他要求埃及总统做出最终的承诺，与以色列“永久性地终止交战状态”。
“萨达特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说法，”基辛格突然激动起来，“这相当于在你们的军队仍然占领他的领土的情况下，要他承认结束战争状态。我顶多能做到的是，让他承诺以‘不使用武力’来换取你们的后撤。”可是拉宾拒绝让步，他的执拗让基辛格极为愤怒。基辛格的副手乔·西斯科（Joe Sisco）是个永远保持冷静的人，他提议休会，让法律顾问们尝试在语言上做些巧妙的让步。其他人忙去了，基辛格开始调侃自己，努力缓和紧张的气氛，“伊扎克，你知道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我可能不一定掌握其中的微妙之处。刚到美国时，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maniac’（疯子）和‘fool’（傻瓜）不是什么亲切的称呼。最近，我提出教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说英语。我告诉他，如果你让我教，那你就是第一个会说德国味儿英语的阿拉伯领导人。”
这种谦卑的智慧——拉宾自己不具备这种品质——确实缓和了气氛，于是会谈继续进行。
在基辛格往来穿梭的日子里，媒体怎么写基辛格都觉得不过瘾。报纸头条称他是超级明星，相信他有能力干出些当代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大事。他和苏联达成了缓和政策，把莫斯科推到军控的谈判桌旁，为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于“赎罪日战争”后相继在埃及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还迫使河内方面参加巴黎和谈，为美国体面撤离越南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成群结队的国际媒体记者跟在后面。其中最享有特权的是“基辛格14人团”——他们都是华盛顿的资深记者，国务卿在他的老旧专机的机舱最靠后的部分为他们留了14个座位，因而得了这个绰号。虽然空中旅行很不舒适，但他们可以假装“高级官员”，独享参与国务卿在空中举行的非正式、不具名的深度吹风会的机会。相比大多数直接和基辛格打交道的以色列官员，这14名记者更了解他的内心想法。我在华盛顿和外国记者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其中的大多数人，偶尔会去找他们打听点消息。
一天深夜，“14人团”中的7名记者溜达进大卫王饭店的咖啡厅，当时我正在那里和几个记者闲聊。他们刚刚跟随基辛格第无数次（从3月8日开始到当天的3月21日）从开罗飞过来。他们分别是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理查德·瓦莱里亚尼（Richard Valeriani）、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伯纳德·卡尔布（Bernard Kalb）、《华盛顿邮报》的马林·伯奇（Marlyn Berge）、《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格韦茨曼（Bernard Gwertzman）、《时代》（Time）杂志的杰罗尔德·谢克特（Jerrold Schecter），以及《新闻周刊》（Newsweek）的布鲁斯·范·伍尔斯特（Bruce van Voorst）。所有人都是一副长途飞行之后没倒好时差、满脸憔悴的样子。他们进门时，咖啡厅里睡眼惺忪，正因为缺少新闻而百无聊赖的记者们赶紧让出座位，希望能从他们嘴里搞到些信息。我也和他们一样，很想得到点可以提供给拉宾的消息，哪怕是有用的花边新闻。
一个瘦瘦的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记者发现理查德·瓦莱里亚尼的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枚徽章，便喊起来：“嘿，迪克，你别着的徽章是什么玩意儿？”
身材瘦长的NBC记者回了他一个坏笑，转了个身让屋里所有人都能看清他的西装翻领。那是一枚像竞选徽章一样的别针，上面写着“自由的基辛格14人团”，所有人都笑了。
这番展示引来记者同行们一片鼓掌，一名记者拿出相机拍照并喊道：“嗨，‘14人团’，基辛格‘国王’有没有私下向你们透露，精力旺盛的福特总统也打起瞌睡？”又有人问：“这位‘救急先生’是不是给你们透露了不少内幕消息？”第三个人干脆简单明了地问：“会不会签协议，会还是不会？”
记者们围住这7个人，抛出五花八门的具体问题：拉宾是不是真的拒绝让出西奈沙漠吉迪（Giddi）和米特拉（Mitla）两个山口的通道？他是不是仍然坚持要用“永久结束交战状态”模式换取进一步撤军？如果拉宾拒绝让步，基辛格是不是真的威胁要回华盛顿，责怪以色列毁了他的使命？
他们提问时紧张的语气，真实再现了烟雾缭绕的总理办公室中会议室的气氛——精疲力竭的谈判者徒劳地寻求打破他们身陷其中的僵局。我进屋的时候，基辛格把一张地图推给对面的拉宾总理，嘟嘟囔囔地抱怨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伊扎克，给我画条底线，看看你们到底准备在西奈半岛撤多远。无论什么时候我去见萨达特，他都会立刻给我答案！”
拉宾刻意用强调的语气回答：“亨利，以色列和埃及一样是个民主国家。我不会由人任意指挥。那两条通道是牵制埃及人入侵以色列的关键。我只有在得到内阁的最终认可之后，才能给你底线。”
“那需要多长时间？”基辛格轻蔑地问。
“上一次内阁会议开了10个小时。”拉宾挑衅地答道。
基辛格扔下手里的钢笔。“你知道吗？我不想知道了。你在地图上想怎么画都行。”
大家突然陷入沉默：没有人走动，甚至没有窃窃私语，直到一名美国安全人员轻轻推门进来。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基辛格，耳语道：“先生，您把它落车上了。”
他手里拿的是一副眼镜。
基辛格对他怒目而视，好像在轻蔑地说，没我允许，谁让你靠过来的？
那位安全人员遭到羞辱，顿时僵在那里，手拿着眼镜不知如何是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Kenneth Keating）过来解围，他接过眼镜起身递给桌子对面的乔·西斯科，后者把它递给基辛格。在确保了这种自下而上的传递顺序后，国务卿把眼镜放进口袋，收起桌上的纸，嘟囔了一句“我走了”，便向门口走去。他看上去很沮丧，知道这次使命已经失败了。
“亨利！”
拉宾低沉的声音中包含感情。
基辛格转过身。俩人相互凝视着。
“你心里很清楚，我们一直以来每一次都做出了让步，”拉宾怒气冲冲地说，“你知道，我们已经接受了你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措辞，其含义比‘永久结束交战状态’要弱得多。你知道，我们已经同意交还西奈半岛的油田。你知道，我们已经原则上同意撤回到两条通道的东部。你知道，我们已经同意让埃及军队从目前的位置往前推进，让他们占领缓冲地带。为了你的使命能够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展示了这么多善意和灵活性——并且将我们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就这样，你还要指责我们破坏你的使命，而不是去谴责萨达特的不让步，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基辛格听完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会议室。以色列谈判团队——其中包括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以色列驻美大使西姆哈·迪尼茨——相互交换了下惊愕的眼神。拉宾立刻拿起电话指示助理打电话给内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信员送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一份紧急信件。拉宾向各位部长念道：
基辛格已经通知我，他的任务即将搁置。我想表达的是，我对以色列在谈判过程中的态度感到非常失望。您想必从我们的会谈中得知，我非常重视美国能不能成功促成这份协议。基辛格此行得到了你们政府的鼓励，表达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利益。谈判失败将对该地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为确保全面保护美国的利益，我已经下令重新评估美国的中东政策，其中包括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41]
这是一封极为蛮横的外交公文，内阁部长们静静地听着，只觉得嗓子发干，大家都在心里掂量着作者话语中每一个词的分量。拉宾心里当然很清楚，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他的部长们也都很清楚，它预示两国之间可能会爆发最严重的危机。大家脸色阴沉地讨论着事情的后果，悲观地评估未来形势。这时，一名助理进来告诉总理，基辛格打电话来问他是否可以立刻过去一趟。
拉宾走进指挥室，基辛格正在那里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伊扎克，我是来告诉你，总统的那封信跟我毫无关系。”他说。
拉宾点上一根烟，透过打火机的火焰看着基辛格，说：“亨利，我不相信你。是你让总统写这封信的。是你自己口述的。”
基辛格大为震惊，开口吼道：“你怎么能这么揣摩？你以为美国总统是个受我摆布的傀儡？”
拉宾没回答。他只是冷冷地站着，一语不发。
基辛格气得发狂，愤怒地喊：“你根本不明白，我是在努力挽救你。美国民众不会赞成这么做。你这是在逼我，堂堂美国国务卿，像个卖地毯的黎凡特人一样在中东四处转悠。这是为了什么——为沙漠里几百米的沙地讨价还价？你疯了吗？我代表的是美国。你正在输掉美国民意这一战。我们的循序渐进原则被扼杀了。美国正在对整件事情失去控制。如果召开日内瓦会议就要和苏联人一起主持，那面临的将是无法克服的压力。一场战争可能就此爆发，苏联人就会回来，那时候就没有美国军用飞机来支援你了，因为美国民众不答应。”接着他的愤怒彻底爆发：“我警告你，伊扎克，你得为破坏第三犹太共和国（third Jewish commonwealth）负责。”
拉宾满脸通红地反击道：“我也警告你，亨利，评判你的不是美国历史，而是犹太历史！”
第二天上午，两个人——长时间来他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把自己关在本-古里安机场的一个房间里，据拉宾后来告诉我们，俩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感情交流。拉宾再一次向基辛格说明自己的真正想法——虽然他意识到新的局面可能会恶化下去导致战争，但以色列不能再做让步了。这不仅仅会给他作为总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还使他作为个人，感到极为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对每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负有责任，他们就像他的儿子们一样。实际上，当时他的儿子就在西奈半岛前线，是一名坦克排长，他的女婿是那里的坦克营长，他深知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那么基辛格什么反应？”我们问他。
“我从未见他如此动情，”拉宾说，“他也许想回答，可是他情绪太激动，说不出话来。他该上飞机了，我们各自在机场做简短的告别演说。轮到他时，他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虽然他对这次调停失败很失望，但除了这些，我能看出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42]
飞机刚一起飞，国务卿就按照习惯，向飞机后部的“14人团”做通报。他告诉他们，可以“不具名地”指出以色列应为这次谈判破裂负责；这次调停失败将不可避免地激化中东矛盾；现在很可能发生战争，伴随而来的是石油禁运；“赎罪日战争”后埃及和叙利亚的脱离接触协议将不再有效；按照这些协议授权部署联合国部队将不再继续；苏联又将重新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欧洲会彻底抛弃以色列；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会迅速召集一次日内瓦会议，对此美国束手无策，以色列则孤立无援；美国民意会转过来反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浪费了签署过渡协议的机会——这次机会是花费了一年半才创造出来的。
听完拉宾的讲述——他是从基辛格的一名随行记者中听来的——我想起维利·福特教授描绘的那幅基辛格博士心理画像：当事情没有按照基辛格希望的方向发展时，他会反应过度；他生气的时候会任性地发脾气；他那权谋政治家式的操纵手法；以及他在所谓客观的名义下，容易矫枉过正的天性。
1975年9月3日，拉宾总理和反对党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一起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