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议会的总理办公室内有两处座位区，一处位于大书桌旁边，另一处围绕在沙发旁，座位都是浅褐色的，不过与栗色窗帘和地毯十分相衬。总理和访客的私人会谈一般都在这里进行。1975年9月2日午后，总理领着反对党领导人来到沙发附近落座。拉宾希望向贝京解释当年二三月间所发生的一切，他扛住美国的压力和埃及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最终于前一天在文件上签了字。
和清爽利落的贝京相比，拉宾看上去有点狼狈。他点上一根烟，慢慢地抽着，好像吸氧似的，整个身体承受着过去数月中的压力和焦虑。他眼睛肿肿的，有点儿驼背；因为谈判到深夜而筋疲力尽，前一天晚上，他当着得意扬扬的基辛格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想和你——你作为反对党领导人——见面解释一下，我们昨晚签署协议的实质。”拉宾开口道。
“总理先生，”贝京十分正式地回答，“我十分欣赏你的态度。但是，我已经看过文件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没什么需要进行解释的。我所了解的是，2月你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你不会交出西奈半岛的任何资产——油田、山口通道、预警点——更不用说深度撤军了，除非埃及人保证结束战争状态。3月，你告诉我们埃及人承诺的‘不使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废话。现在，几个月之后，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像我们的公众没头脑似的。”
拉宾疲惫地说：“我没有开倒车。事情从3月开始一直在推进。我们现在促成了一种新的、改进了的局面，可以让双方达成谅解。”
“可是总理先生，恕我直言，你不可能指望我们的人民会相信，你昨天的签字会改变今天我们与埃及之间的关系。从3月开始，当时你拒绝接受埃及人的指挥和美国施加的压力——你因此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支持……”
“确实如此。”
“……基辛格时不常地提起他所谓的‘重新评估’政策和各种可怕的预言，把气氛搞得很紧张，这些并没有成真，可你最后认输了，签了字。”
拉宾由衷地感到沮丧，他坐直身子坚定地说：“贝京先生，你的话很荒谬。我没有认输。我的政府按自己的意志接受了这份改进后的临时协议，因为它提出了我们与埃及之间新的战略局势承诺，是获得美国支持的一个新的门槛。如果不接受”——他的语气中带着嘲笑——“那就得重开日内瓦和平会议。”
日内瓦和平会议是“赎罪日战争”后由联合国发起的，美国和苏联主导的官方谈判框架。它只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召开过一次会议，此后便名存实亡。
“那就让他们去日内瓦开会，”贝京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在日内瓦没什么可害怕的。阿拉伯代表会提出他们的论据，我们也可以提我们的。那是个很好的国际平台，可以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相反，我们会完全受到孤立，”拉宾反驳道，“全世界会站在一条战线上向我们施压，要求我们退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而这次和埃及达成的双边解决方案，使我们有机会诱使萨达特放弃军事选项，接受美国支持的政治方案。如果他觉得这样做值得，他会照做的。”
贝京冷笑道：“那是幻想。”
“我不这么认为。”拉宾说着，开始将话题引向他想让贝京了解并接受的基本概念。
“埃及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中最大、最强的国家。按人口算，它占阿拉伯世界的一半。它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迄今为止，针对我们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埃及率先发难，随后其他阿拉伯国家跟进的。每一场战争也都是埃及第一个撤军，之后其他国家效仿的。这次的西奈临时协议第一次将埃及从反对我们的暴力联盟中分离了出来。”
贝京满腹狐疑地看了拉宾一眼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这么看问题，总理先生。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无法接受的赌博。”
拉宾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道：“你完全知道，安全不仅仅事关领土。现在我们愿意退到深入西奈半岛的一条新防线上，萨达特就第一次有了重开苏伊士运河（自1967年‘六日战争’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状态）、重建运河两岸城市（在1969～1970年的消耗战中遭到破坏）的想法。这本身就会给我们大幅增加安全性。同样，归还西奈半岛的油田也为萨达特恪守自己的契约提供了很好的理由。换句话说，这份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自我监督的。从广义的战略层面上说，它进一步推动埃及走出苏联的轨道，迈向西方的轨道。而且，它加深了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裂痕，阻断了针对我们的最危险的地区联盟——开罗—大马士革轴心。”
贝京脸色凝重，仍然心存疑虑。“这就好比街上的任何一个人，”他直率地说，“他绝不是个傻瓜。他觉得你要带他去花园。你向他保证，往前走一步就是和平，可是他只能眼看着胜利的果实在自己鼻子底下溜走。你命令国防军在西奈半岛大撤退，而萨达特命令继续保持战争状态；他感觉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他认为，除非能拿到一份彻底的和平契约，否则不能向埃及归还哪怕是一寸土地。”
拉宾想了一会儿，好像在掂量贝京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最后，他迟疑地说：“我们只能把这份协议交给时间去检验。时间会告诉我们结果，贝京先生。”
贝京语带怒气道：“时间会让埃及人故伎重演，正像我预料的那样，1970年8月我们撤退以后，他们厚颜无耻地违反停火协议，迅速在我们撤出的区域部署了萨姆导弹，为此我们在‘赎罪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而现在，我们又在犯一模一样的错误。你放弃了吉迪和米特拉两个山口，完全颠覆了你原先的立场，你实际上是在让埃及人故伎重施。”
“我们没有放弃那两个山口。”拉宾反驳道，他真的被激怒了。
“你的确放弃了，总理先生。从文件所附的地图来看，你撤出了那两个山口。”
“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仍然保持着对它们的控制，”拉宾毫不让步地认真反击道，“我们依然可以从东部的山脊地带包围并控制这两个山口通道。任何从西边进入这两个山口的埃及坦克都会成为我们的瓮中之鳖。另外，山口通道里还有美国人在监督。请你再研究下地图。”
贝京咕哝了一声，随即转移开话题：
“在外交上，没有什么比可信度更重要的了，而你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信誉。政府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开始拒绝让步，后来却屈服了。因此，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当以色列对某个特定的要求说不的时候，只要施压就行，我们会改主意的。最近几个月里，阿拉伯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同以色列人谈判。”
拉宾很了解贝京，知道他此刻并非在玩弄党派政治，而是真的感到很困扰。于是他用安抚的口吻说：“给你说说我的战略构想，这或许能帮你理解，为什么我从这份协议中看到了希望。我之所以从中看到希望，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达成和平至关重要的三大基本要素。第一，它加深了敌对力量之间的矛盾。第二，它加强了冲突的消散。还有第三，它显示出加强信任的前景。如果我们要和邻居们达成和平，就要分三步走——脱离、扩散和信任。我们只有具备信任，才能实现真正的面对面谈判。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除此之外，我还相信一件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我还认为，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必须将自己的最大利益与美国的最大利益保持同步。我认为，要推进和平，美国就必须让我们保持军事上的强大。这份新协议从这两方面巩固了我们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系。它将美以关系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请看看这封信。信是福特总统写的。它是昨天晚上签字之后送到我这里的。”
贝京接过信，扶了扶眼镜念道：
亲爱的总理先生——以埃临时协议要求以色列从西奈半岛重要地区撤军，此举对以色列追求最终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以色列增加了额外且沉重的军事和经济负担。
为此，我决定通过提供F-16战机……等先进装备，继续保持以色列的防卫能力；与以色列共同开展包括潘兴地对地导弹（Pershing Ground-to-ground missiles）在内的高科技尖端项目研究……批准美国国会每年提交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要求，以满足以色列在这两方面的需求……美国在未来提出建议时，将尽力与以色列方面进行协调，以免引起以色列方面的不满。
贝京问起最后那段话的具体含义，拉宾解释说，那意味着美国要永久性去除一直困扰以色列的担忧，不会将强国意志强加给以色列。
接着，贝京读到最后一段：
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边界问题上拿出最后方案。美国会充分考虑到以色列的立场，与叙利亚签订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将以色列继续保留戈兰高地作为前提。[49]
“嗯，很有意思，”他说道，“这虽然算不上是个支持我们保留戈兰高地的约束性承诺，但还是挺重要的。想想看，基辛格在总统起草这封信的时候，发挥了多大作用？”
“谈判的时候，每个词都是通过基辛格商量确定的。如果没有总统的这些承诺，我是不会在协议上签字的。”
梅纳赫姆·贝京深陷在沙发里，一只手抱着膝盖，用探讨的语气问：“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你，但我想知道，你对基辛格这个人怎么看？你认识他很长时间了。比如这最后一段关于边界和戈兰高地的话——他对你说过，我们的最终边界应该在哪里吗？”
拉宾不禁苦笑着道：“我最近一次去华盛顿时曾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我说，‘亨利，咱俩认识了很多年，对各种问题讨论过成百上千次。但是我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认为以色列的最终边界应该在哪儿？现在就只有咱们俩个人，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他怎么回答？”
“他举起双手好像在说‘不要冲我开枪’，然后说，‘伊扎克，你从来没听我说过这个问题，你永远也不会听到。而且，我希望真的到了决定最终边界的时候，我不再是国务卿了。’”
“真机智，”贝京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通过这几个月来他的言行，你对他这个人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是个复杂的犹太人。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个矛盾体。他是个谈判艺术大师。就像谈判失败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他不但强硬，而且还危险。”
“他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吗？”
“他像梅特涅一样，如果觉得有必要，他会只说一半真话。他不撒谎，一旦撒谎，他就会失去信誉。他只是向不同的听众强调不同方面。这是一种谈判技巧。”
“他是个善变的人？”
“可以这么说。虽然如此，但我认为，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很在乎我们的。你应该知道”——他突然变得怒气冲冲起来——“忠信社群（Gush Emunim）在示威游行中对他的犹太背景进行了恶意攻击。”
拉宾提到的“忠信社群”是个宗教民族主义集团，在基辛格访问以色列时，他们在大卫王饭店门前和议会外组织了一系列反对基辛格的示威游行。他们的标语上写着：“犹太小子滚回家”、“犹太人的叛徒”，以及“希特勒留你一条命，让你完成他的事业”。
“这纯粹是犹太人在犹太国家内部搞反犹太主义，”拉宾激动地说，“这些自封的宗教沙文主义者正在毁掉实现和平的机会。我说过无数次，除了事关我们安全的地区，犹太人不应该在约旦河西岸主张定居权。”[50]
“你所说的整个约旦河西岸，我根据《圣经》管它叫耶胡达和撒玛利亚，”贝京愤慨地说，“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恕我不能同意，”拉宾冷冰冰地说，“在阿拉伯人口稠密的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本身就会招来暴力。我们犹太人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继续做个民主国家的犹太人，要么控制整个以色列之地。我们不可能两样全占着。二者明显是对立的。”
“如果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完全自治，就不对立。”
“他们不会接受的。”
“你总是鼓吹要从我们这么小的领土中割一块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接受呢？”
“可是你不明白吗，正因为阿拉伯人拼命想要得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所以这两块土地是与他们达成和平的真正关键。它们是我们手里最有价值的谈判筹码。可是现在，那些自诩为以色列之地主人的流氓定居者——”
“他们正是，”贝京果断打断拉宾的话，“他们会为以色列之地献出他们的生命。”
“他们威胁到我们的民主，”拉宾反驳道，“他们中的一个首领竟然写道，基辛格应该得到伯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一样的下场。”（伯纳多特伯爵是联合国调解人，1948年在以色列被暗杀。）
贝京吃了一惊道：“我从没听说过这事儿。”
“我听说了。那些狂热的人像乌合之众一样占据了整个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甚至在基辛格到来的时候，包围议会。我们只能走后门才好不容易让基辛格离开议会，安全回到酒店。这是让人不能接受的，太离谱了。我觉得非常羞耻。”
“听起来这些示威游行好像让你挺意外，总理先生。”贝京小心翼翼地说。
“他们打着神权的旗号进行如此激烈的对抗，确实让我很吃惊，”拉宾厉声道，“我不能容忍这样的行径。我已经命令警察局长去驱散他们，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
“总理先生，”贝京的语气里充满责备，“我请求你撤回那道命令。这些人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是我们精英先驱最后的遗存。是的，我同意，他们的行为有时候过于狂热，但这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爱得热烈。这些日子里，他们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你对我们国家所作所为，所以他们的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多年来，每一届以色列政府得不到和平，就不同意撤军。这种态度已经深入这个国家的灵魂。所以，难怪人们会游行抗议。如果不上街，你让他们去哪里表达呢？”
“这些示威游行违背了民主规则。”拉宾同样激动地反击。
“是吗？”贝京的语气里流露出嘲讽，“你的团队没有资格来教我们什么民主规则。整个公共生活都证明了我们是忠诚于民主的，即便有时候我们面临巨大的挑衅。而且，据我所知，示威游行在自由国家并不是对民主的威胁，而是民主的展示。”
然后，他站起身用一本正经的官方口气道：“你懂的，总理先生，我会在议会讲台上，以及其他任何我所能找到的平台上，针对你所谓的临时协议表达我的反对意见。”
“我当然知道你会这么做，贝京先生，”拉宾干笑着，“你不是习惯于说，反对党的工作就是反对吗？好吧，请随意——反对意见，我会回应的。”
在伊扎克·拉宾看来，1975年临时协议是与埃及实现和平之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的贡献从未被公开地认可。他在1979年的回忆录中写道：
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总统对耶路撒冷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我已经不再是以色列总理了。然而，如果我的政府没有接受并签署1975年临时协议，那么这次访问——以及之后为签订和平条约所做的后续工作——都将成为泡影。虽然我们的政策激怒了利库德集团（Likud），但这并没有影响贝京政府收获我们的劳动成果。当然，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追求和平并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竞争……1975年与埃及的协议本身并不是个结束。正如协议的名字所言，其设计初衷是推进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达到了目的。[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