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扎克·拉宾总理的军事秘书埃弗拉伊姆·波兰（Ephraim Poran）准将——也有人叫他弗利卡（Freuka）——是个性格冷淡、说话温和的军人，有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好名声。所以当拉宾见他在内阁会议开到一半时闯进来，一脸焦虑地俯身递过来一张纸条，就知道肯定是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那天是1976年6月27日，星期日。拉宾一看纸条上的内容，顿时脸色煞白：
一架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139航班，在经停雅典再次起飞后遭到劫持。
拉宾身体前倾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纸条，好像在仔细研读上面的内容，实际上，他正在冥思苦想怎么办。自从“六日战争”以来，他还没碰到过如此让人焦虑的突然打击。终于，他翻转纸条在背后写道：
弗利卡——去查清楚：1）机上有多少以色列人？2）上面有几个劫机者？3）飞机要去往哪里？
拉宾随即敲了下槌子，打断一名正在探讨面包价格的部长，向内阁通报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宣布会议延期，让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交通部长加德·雅科比（Gad Yaakobi）、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多克（Chaim Zadok），以及不管部长以色列·加利利立刻到楼下的会议室商量出一个行动方案。
下楼的时候，拉宾让雅科比联系本-古里安机场，通知他们立刻采取全面警戒。“劫机者可能想制造另一起萨贝纳事件（Sabena）。”拉宾说。
他指的是1972年5月，一架比利时航空公司（简写为SABENA）的民航客机在从维也纳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遭到劫持。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劫机者要求以色列方面释放上百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否则就将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旅客一起炸毁。第二天，以色列突击队成功营救了这架飞机上的人质。
“现在我们唯一肯定的是，”拉宾在紧急部长会议上说，“被劫持的是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机上乘客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他问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多克，后者是个圆圆胖胖的中年绅士，脑子里装着一部法律百科全书。
“根据法律，这些乘客受法国主权保护，”他权威地答道，“法国政府对他们所有人的命运负责。”
“伊加尔”——他转向外交部长阿隆——“你们通知法国政府了吗，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让巴黎方面随时向我们通报他们的行动。”他又对我说：“准备起草一份声明。”
我开始动笔，阿隆起身离开会议室，刚走到门口就被伊扎克叫住了。“跟他们说，绝不能区别对待以色列乘客和其他乘客。”
“那还用说吗。”阿隆咕哝着，有一点儿不高兴。
这时，弗利卡又闯进来递进一张新的纸条，拉宾大声念道：
机上共有230名乘客，其中83名以色列人，12名机组成员。利比亚同意让飞机降落在班加西。
“所以现在我们至少知道这些乘客在哪里，”拉宾说着点上烟，皱起眉头，“但还有三件关键的事情我们还不了解。我们不知道班加西是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我们不知道劫机者的身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诉求。”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部长们一直在仔细思考这三个问题，直到一名秘书进门递给阿隆一张纸条。“啊，是法国大使写来的。”然后他念道：
法国政府希望告知以色列政府，法国政府对法航139航班上所有旅客的安全，一视同仁地负有全权责任，并会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以色列政府。
“这很好。”伊扎克说。由于缺乏新的信息，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事情可以商量，总理宣布休会，嘱咐每个人随时保持电话联系。
下午晚些时候电话响了，傍晚，营救指挥小组重新召开会议。拉宾又像过去一样，成了完完全全的强硬指挥官。他眼睛来回扫视着面前的一份文件说：“这是新来的消息。飞机在班加西加油停留了7个小时，释放了一名怀孕的女乘客。飞机起飞后，恐怖分子要求降落在喀土穆。虽然苏丹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天堂，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同意。我们现在不知道，飞机要往哪里飞。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机场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至于劫机者的身份，貌似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两个阿拉伯人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另外两个则是恐怖组织‘革命牢房’（Revolutionary Cells）的德国人。目前我们就了解这些。”
接下来，大家焦虑地交换了一阵意见，没讨论出什么新的信息或办法，拉宾结束了会议。那天晚上，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床头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才猛地一睁眼回到现实中。
“谁？”
“弗利卡”
“几点了？”
“凌晨四点。抱歉把您吵醒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市。”
拉宾立刻警觉道：“总比降落在阿拉伯国家强。我们认识乌干达总统艾迪·阿明（Idi Amin）。”
“他是不是在我们这里进行过跳伞训练？”
“确实是。在果尔达·梅厄的非洲援助计划鼎盛时期，我们曾经向乌干达派出不少专家。其中有些人应该和他有私交，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马上解决问题。尽量找一找谁认识他。劫机者提要求了吗？”
“没有。”
“先召集会议。”
“好的。您先睡会儿。”
“好的。”
第二天是6月29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睡眼惺忪的拉宾一脸疲惫地向大家报告最新情况。部长们还没听他说完，弗利卡的助手急匆匆地进门递上一张纸条。弗利卡迅速扫一眼，立刻把它递给总理。拉宾瞥一眼道：“我们正在等这个。劫机者通过乌干达电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他停下来仔细研究手里的纸条，理解了上面的所有意思，然后用一种缓慢而从容的姿态和周围的人谈论起纸条上的内容。大家都故作镇定，仿佛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释放人质的条件是，”总理说，“劫机者要求释放分别关押在5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他们所谓的自由战士——我们国家40人、西德6人、肯尼亚5人、瑞士1人，以及法国1人。他们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要在48个小时内把释放的恐怖分子送到恩德培。我们释放的人员由法航运送；其他国家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运送方式。”
“如果不照办呢？”以色列·加利利以他特有的冷静而镇定的方式问道，“如果不同意释放这些人，会有什么后果？”
以色列·加利利留一头爱因斯坦式的白发，结实健壮的身形一看就知道他曾经是个基布兹成员，他还有生意人的精明和一双斯文加利式的含蓄的眼睛。他是拉宾在政治上的亲密战友，实际上此前的每一任总理都很重视他的意见。
“如果不释放这些恐怖分子，”拉宾阴郁地回答，“他们威胁从7月1日，周四下午2点开始对人质大开杀戒。也就是后天。”
所有的人都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他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一番屈服于恐怖分子的勒索意味着什么。
拉宾转身轻蔑地看了佩雷斯一眼。他记得自己曾经骂过佩雷斯是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家”，说佩雷斯会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一切代价。此刻他盯着佩雷斯，眼神仿佛在说“你说你的，这事情归我负责”，而后冷笑着打断了佩雷斯：“在国防部长进行下一步说教之前，我建议大家再彻底地、全方位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下午5点半我们再开一次会，拿出点办法来。”
拉宾随即召集自己的幕僚开会，一开场就痛批了佩雷斯“那番自私自利的说教”。接着他听取了有关劝说艾迪·阿明出面为乘客求情的情况，了解经过后，他苦笑着咆哮道：“阿明干出什么来，我都不会惊讶。他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人封地来管理。他可能想与恐怖分子合谋，从这起事件中获利。”
他交代弗利卡，让国防军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Mordechai Gur，即莫塔（Motta）］将军参加5点半的会议，并让我再召集一场针对外国媒体的吹风会，着重强调法国方面的责任。
“让总参谋长来干什么？”弗利卡问，“您有事情交给他？”
拉宾回答：“我想了解国防军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可以肯定，佩雷斯所谓的不向恐怖分子屈服的言论绝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样他到后来就会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赞成采取军事行动。问题是，他的花言巧语很有说服力，甚至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
5点半，总理在会上直截了当地问总参谋长：“莫塔，国防军有没有可能通过军事行动解救人质？”
佩雷斯生气地插话道：“我们没有考虑过军事方面的安排。我还没有和总参谋长讨论过。”
“什么？”拉宾气急败坏，额头上青筋凸起，“从我们得知劫机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53个小时，你居然还没跟总参谋长讨论过用军事手段解救人质？”他显然非常愤怒。“莫塔，”拉宾目光锐利地盯着总参谋长，声音听上去干净利落、威风凛凛，“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军事计划，有还是没有？如果你有军事方面的安排，那就是我们的第一选项。但是记住，任何行动都必须把人质安全地带回来。只消灭恐怖分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人带回家。”
佩雷斯又想说什么，但拉宾抢先开口，坚持让莫塔·古尔回答问题。
“我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莫塔将军是个肌肉发达的伞兵，曾经在“六日战争”中带领部队解放老城，他回答道，“我猜想，这是要让我在军事行动方面提供建议。所以，来之前我让作战部长进行了初步评估，看看军事行动是否可行，如果可以，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关于艾迪·阿明的态度，我们缺少可靠信息。如果乌干达人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当然是这样，”拉宾对所有人道，“但是我们收到的有关阿明的报告并不乐观。关键是，眼下没有具体的军事行动方案，所以我们必须……”——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犹豫要不要接着往下说——“……考虑要不要和劫机者谈判释放人质。”
佩雷斯突然起身离开会议室，古尔将军跟了出去，俩人很可能打算迅速回到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去制定军事计划。会议室里其余的人焦躁不安地讨论起来，毕竟需要营救的人质数量那么多，而且还在千里之外的非洲内陆，在和杀手谈条件交换无辜人质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许多不可想象的变数，一想到这些大家就感到恐惧。
那天深夜，拉宾在自己房间里喝了杯酒——他抽烟喝酒比以前更猛了——说出了心里话：“至于和恐怖分子谈判，我早在当上总理之前就定下了原则，即万一恐怖分子在外国领土上将我们的人扣为人质，而我们只能在释放我们手里的杀人犯，和让我们的人质遭到杀戮间做选择，那么，如果不能采取武力营救，我会选择向恐怖分子投降。我会用释放杀手来换取老百姓的性命。所以我现在要说，如果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拿不出可靠的军事行动计划，我打算和恐怖分子谈判。如果一位母亲因为我们拒绝谈判，或者因为我们行动失败而失去了她的孩子，那我就无法面对这位母亲了。”[52]
第二天——6月30日星期三——拉宾在部长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
“恐怖分子做出了选择。他们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开，一共有98名犹太人。非犹太人已经被释放。他们威胁要处决犹太人质。现在毫无疑问，艾迪·阿明急于讨好阿拉伯人，正在全力配合恐怖分子。现在离最后期限还有不到24个小时。所以，我要再问一遍总参谋长——莫塔，你有没有军事行动计划？”
“我们正在考虑三种可能的选项，”总参谋长回答，“一是从维多利亚湖向机场发起进攻；二是引诱劫机者到以色列来交换人质，然后出其不意地把他们拿下；三是派出伞兵降落到恩德培。”会场一片寂静。“这些计划中，哪个可行呢？”总理问，他脸上毫无表情，“你能不能推荐一种方式？”
“不能。”
“那么，”拉宾的语气里有一丝轻松，“既然恐怖分子给出的最后期限是明天下午两点，那么我打算向全体内阁建议，我们和劫机者谈判释放人质。我们可以通过法国方面进行谈判。如果无法用武力营救人质，从道义上说我们不能抛弃他们。我们必须用关在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来作交换。我们的谈判是认真的，不是什么拖延时间的战术策略。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做成这笔交易。”
“我反对。”佩雷斯说道。
“我知道你会反对。”拉宾喃喃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但这一次他没想阻止佩雷斯说下去。
“我们过去从来不同意释放谋杀无辜平民的犯人，”佩雷斯大声说，“如果我们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这里的恐怖分子，那么所有人都会理解我们，但没有人会尊敬我们。然而，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解救人质，那么有可能没人理解我们，但大家都会尊敬我们，当然”——他小声道——“这得看行动结果。”
拉宾怒气冲冲地盯着佩雷斯，怒不可遏地吼道：“看在上帝分上，西蒙，我们现在不想听你的豪言壮语。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说出来听听。你有什么建议？你我都很清楚，人质家属白天晚上地盯着我们。他们因为害怕而失去了理智，吵着要我们和恐怖分子作交换，但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释放恐怖分子交换士兵的尸体，所以我们怎么能拒绝用释放恐怖分子来交换活生生的人呢？那是我们的人，是他们挚爱的人，那些人的性命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佩雷斯愣在那里什么也没说。表决的时候，他和他郁闷的同僚们举手赞成通过法国政府与恐怖分子谈判释放人质。[53]
第二天早上，距离最后期限只有几个小时了，总理向内阁通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法国政府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会议结束时，拉宾说：“以色列国防军会继续寻求用武力解决，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谈判决心。”
接着，他脸色苍白地大步走进隔壁的屋子，议会外事和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主要由不担任部长的主要党派领袖组成，其中包括贝京）正在等待听取他的汇报。“先生们，”拉宾紧张地说，“内阁刚刚决定和恐怖分子展开谈判，用我们手里的杀人犯交换犹太人质。”
人们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和焦虑。接着便爆发了激烈争论，拉宾打断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可靠的军事选项。再有几个小时，下午两点，恐怖分子最后通牒的期限就到了，过了那个时间点，他们就会每半个小时处决一名犹太人。”
“总理先生，我可不可以出去和我的幕僚商量一下？”说话的是贝京。
拉宾看看表。“可以，但是请抓紧时间。时间不多了。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立场通知法国方面。”
贝京迅速起身，朝隔壁的房间走去，身边跟着他的党内成员。他用一种身经百战的命令式口吻说道：“在面对原则问题要采取什么立场这一点上，谁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的原则就是，不能和恐怖分子谈判。但是当犹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就必须抛弃所有原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同胞救出来。因此，我建议我们向总理表明，我们利库德集团作为反对党负有公共责任，同意和恐怖分子展开谈判。”
没有人表示反对，他们就在几分钟内回到会场。
“总理先生，”贝京极其庄严地说，“这件事无关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是一个最首要的全国性问题。我们反对党同意政府为营救犹太人所做的决定。我们会把我们的决定公之于众。”
“谢谢。”拉宾显然很感动。当他把贝京的话告诉部长委员会时，国防部长看上去很惊讶。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拉宾嘲讽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贝京先生表现出来的国家责任感给佩雷斯先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好让他冷静冷静少说点煽动性的话。现在我必须迅速通知法国方面进行谈判。”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条新闻传遍了全世界：“以色列投降了！”
等待恩德培方面的回音时，总理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高压状态下——除了拉宾自己。他吩咐我整理当天的各种相关报道。过程中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焦虑，他却镇定得非同寻常，似乎那个原则性决定让他有了道德上的底气。他一旦下定决心，专注点就从未动摇过。因此当直通特拉维夫情报部门的红色紧急电话突然响起时，他竟然心平气和地拿起电话，波澜不惊地道了声“你好。”接下来，只见他赞同地点着头说道：“是的，我明白。很好，谢谢你。那就为我们赢得了一点点时间。”说着他放下电话。
“有新消息？”我唐突地问。
“是的，”他一边说，一边摁下对讲机按钮通知军事秘书波兰将军，“法国人刚刚通知我们，为了让谈判能够进行下去，恐怖分子把最后期限延长到了7月4日星期日。请你通知部长委员会。我要直接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说。希望他们能在最后期限之前拿出武力解救计划。”
几个小时后，我正在弗利卡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拉宾满脸通红地进来，身边跟着他的新闻秘书丹·帕蒂尔（Dan Patir）。“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拉宾咆哮道，“我等着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在新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拿出个军事计划，他们却拿出这么个闻所未闻的怪主意。他们让我派摩西·达扬——竟然是摩西·达扬——到乌干达去和艾迪·阿明谈判！他们是疯了吧，竟然要把我们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拱手送到那个疯狂的暴君手里，好让他把达扬交给恐怖分子当作他们手里的王牌人质。太离谱了！”
“可是我听说，有个军事行动计划正在酝酿中。”波兰将军在竭力劝他。
“我也听说了，”拉宾满腹狐疑地说，“但是我得眼见为实。莫塔和佩雷斯说，到了早上可能有东西给我看。”
他们确实做到了——拿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拉宾在用老练而专业的军事眼光进行审视并改善后，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他随即召集全体内阁紧急会议。尽管那天是7月3日星期六，恰逢安息日之前，但由于计划日程人命关天，所有信教的部长也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步行赶来的，因为那天不允许开车。
总理发话道：“我接下来要说的，是高级机密。我们有了一个军事方案。”
部长们性格各有不同，一些人显然很震惊，有些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人认真地读着手里的材料仿佛是要掩藏内心的紧张和激动，还有些人则面无表情地坐等总理继续往下说。
拉宾面无表情，直截了当地解释道：“大家都知道，之前由于拿不出军事行动方案，我赞成和劫机者展开谈判。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您能不能估计下可能的伤亡？”一名部长担心地问。
拉宾干脆利落地看着提问者答道：“营救计划会造成人质和营救人员双方伤亡。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但即使会造成15至20人死亡——代价可能相当大——我也赞成这个计划。”
“除了和恐怖分子谈判之外，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另一名部长问。
“是的，我确定。如果有了军事计划就必须执行，即便代价沉重也比向恐怖分子投降要强。”他停顿了一下扫视着大家的脸，在心里估摸着他们的想法。大多数人面无表情，半信半疑的样子。于是他以不同寻常的激情步步紧逼地大声道：“我一直在说，在没有军事计划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坐下来认真地和恐怖分子谈判。现在我们有了军事计划，那就必须去执行，即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莫塔·古尔介绍了这个“大力神行动”的要点。由武装力量乘坐“大力神”运输机，而不是采用跳伞的方式，降落在恩德培。他称计划的核心是秘密、谨慎和用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乌干达人放松警惕，一举抓获恐怖分子。他总结道：“先生们，昨天晚上我参加了‘大力神行动’的演习，现在把它介绍给内阁。”
经过一番简短的讨论，内阁通过了这个计划。于是拉宾走进附近的会议室，再次向应邀前来的议会外事和安全委员会介绍情况。梅纳赫姆·贝京听了总理的介绍后，再次以反对党的名义友好且郑重地表达了同意：
“总理先生，昨天，当你说没有武力行动计划的时候，我说既然是为了解救犹太人，我们反对党会全力以赴支持政府。今天，你有了武力营救计划，我还要说，我们反对党会全力以赴支持政府。愿上帝把我们的人安全完好地带回家。”
一路绿灯，拉宾独自回到自己办公室静静地坐了一会，直到弗利卡进来说：“我刚才接到信号。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发了。”拉宾听天由命地道：“顺其自然吧。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说着，他给自己倒了杯酒。
“大力神”运输机轰鸣着穿过夜空向恩德培飞去，总理回到家试图抓紧时间打个盹儿。一醒来他就开车前往国防部，那里装有一个扬声器，专门播放降落在恩德培的国防军发来的报告。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能通过一架保持着安全距离，监督整个行动的以色列波音707指挥机听见一切：“大力神”飞机在半夜前抵达恩德培，货舱里开出一辆锃亮的黑色奔驰车、几辆路虎巡逻车，以及几支精英部队，创造出艾迪·阿明在军事人员陪同下抵达机场的假象；国防军突击队员冲进机场候机楼用希伯来语冲着人质大喊：“Shalom，shalom（希伯来语，用于打招呼）。我们是以色列士兵，是来救你们的。蹲下，蹲下。”他们闯进一个个房间击毙了恐怖分子；接着更多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前去支援，搭载人质回国。
这是伊扎克·拉宾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回想这段经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军方的动作干净利落，预示着这次有史以来距离以色列国土最远的任务必将获得巨大成功。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第一架飞机在落地半小时内载着人质、法航人员、一部分突击队员以及伤者起飞离开恩德培……当消息传来，我们得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恩德培时，大家举杯为这次胜利大冒险干杯。几个小时之后，喜悦之情横扫以色列，人们甚至上街跳起了舞。[54]
以色列著名记者乌里·丹（Uri Dan）是个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人，他竟然想办法打通了艾迪·阿明的电话。当他向对方讲述正在以色列发生的一切时——人们载歌载舞，兴高采烈——这名乌干达独裁者悲叹道：“你们都对我干了些什么？我怀里正抱着士兵的尸体。我对人质这么好，我给他们汤喝，给他们用肥皂，还给了他们卫生纸。”[55]
五名犹太人在恩德培丧命，其中就有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Bibi）Netanyahu］的哥哥，陆军中校约纳坦·内塔尼亚胡［Yonatan（Yoni）Netanyahu］。他在指挥第一批突击队员闯入候机楼时中弹倒下。为纪念他的勇猛，这次行动的名称由“大力神行动”改成了“约纳坦行动”。
7月4日，人质回国那天，梅纳赫姆·贝京在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言。他说：“从‘六日战争’开始，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这么团结过。我们同焦虑，同怀对人民的兄弟之情，决心营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兄弟姐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团结，才让我们发现自己竟然有能力完成一个如此重大的任务——一场具有空前的勇气和胆识的营救行动。
“所有的战斗都会伴随着牺牲。让我们低下头为那些失去挚爱者的悲痛的家庭祈祷，牺牲者中就有一位最勇敢的指挥官，战斗中，他冲在队伍前面高喊‘跟我来’。
“我们以整个以色列的名义歌颂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的总参谋长，以及他的同志们。这些人证明了新一代的马加比家族[56]已经站起来了。”
他转向大厅正中坐在内阁席前排的伊扎克·拉宾说道：
“总理先生，你我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我们的愿景不同，在这个自由辩论的议会中，我们肯定还会在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产生争论，还可能是非常激烈的争论。但今天我们不会。今天，我要代表反对党全心全意地对你说，总理先生，我向你致敬。我为你的付出向你致敬。我还要向国防部长致敬，向内阁所有成员致敬，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层所能做出的最艰难决策，我要向参与其中的每一名成员致敬。但是你，总理先生，你是这个团队的领袖——我对作为团队领袖的感受也略知一二——我要说的是，虽然同事们帮你分担了决策中的责任，但你的肩膀上担负着一份额外的责任。谁能衡量这份额外的责任有多重？”
他对整个议会道：
“我们在恩德培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德国纳粹左翼极端分子用手指着人质说，谁去左边，谁去右边——非犹太人去这边，犹太人去那边。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奥斯威辛大屠杀已经过去将近30年，我们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门格勒医生（Dr.Mengele）站在一排排犹太人当中——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和婴儿——用手指着他们说，‘走右边，去死；走左边，活命’。当时没有人去营救他们。
1976年7月4日，获救的恩德培人质乘坐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后，向人群挥手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然而，现在有人前去营救了。我们要让所有人听见，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这一代人要在我们被杀戮的父亲、母亲，我们被窒息而死的婴儿，以及我们倒下的英雄面前立下神圣的誓言——犹太人的鲜血再也不会白流。犹太人的荣誉再也不会轻易遭受蹂躏。
“我们不是个帝国。我们只是个小国家……但是在我们的民族经受过古往今来的各种磨难之后——尤其是大屠杀——我们要说，如果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因为作为犹太人而遭受到迫害，或者侮辱、威胁、挟持，或者生命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就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回我们的祖国这个避风港。这就是恩德培事件所告诉我们的。”[57]
一周后，羞涩腼腆的伊扎克·拉宾在耶路撒冷官邸的花园里盛情款待了一个庞大的美国犹太人代表团。这一百多名客人仍然沉浸在恩德培行动的胜利喜悦中，轮流和总理握手、拍肩膀，并为以色列的事业做出极为慷慨的承诺。
一名身材修长的拉比大步走到麦克风前。他脚蹬牛仔靴，头戴花色斑斓的无檐便帽，打开一本《圣经》，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了一段犹太人早年间相互救助的文字。它出自《创世纪》第14章，说的是亚伯拉罕营救落入敌人手里的侄儿罗得的故事。在拉比叙述营救过程的时候，人们出于对《圣经》的尊重，纷纷从口袋里取出便帽戴在头上。拉宾见此情景，掏出一块手绢盖上，不过浆硬的手绢像白色三脚架一般立在拉宾头上，看上去确实有些别扭。结束时，拉比突然伸出双臂为拉宾祈福，后者笑着，窘迫地涨红了脸，匆忙谢过所有人便离开了，留下我为这次活动收尾。
晚上活动结束时，许多客人在总理办公室门廊的访客留言簿上写下了表达团结和亲密的言辞。客人离开后，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些词句，沉浸在他们自然且温暖的情意中。这些话虽然并非句句措辞优美，但事实上，其中确实不乏金句。我将它们列在下面，出于礼貌隐去了作者的名字和地址：
“拉宾先生，您干得漂亮极了，不过下次您要是戴上一顶合适的犹太小帽，那就更棒了。”
“伊扎克——我们的小伙子们在恩德培干得很漂亮，我因此将我承诺的捐助提高了好几千美元。如果您除掉阿拉法特，我会再提高数目的。”
“总理先生，您证明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必须经历伟大的战争。上帝因此保佑您。”
“美国总统听信阿拉伯人的宣传，这是在是太蠢了。我们犹太人期待您有更多的恩德培式的壮举。让他们见鬼去吧。”
“您在恩德培干得太棒了。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跟您安静地聊一聊国家的未来。我对此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您也许愿意和我通个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在门口的安全人员那里。”
“35年前玛利亚嫁给我的时候，她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我们鼓励儿子米尔顿做一名阿利亚[58]，这样他就会遇到一个不错的犹太姑娘。他在贝尔谢巴找到一份工作，娶了一名俄罗斯来的非犹太姑娘。这让我怎么办？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祝贺恩德培行动取得成功。”
“我们的总统要求阿拉伯世界实行改革。我所在的犹太教堂呼吁犹太国家进行改革。请您为此做点什么吧。”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作为一名基督徒，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支持您的正义事业。这是你们的土地。坚持到底吧。”
“亲爱的伊扎克。你不会介意我这么称呼的。你和我，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祝贺你！我去世的丈夫留下一大笔遗产，所以我为你开了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请你随意支配。（你的保镖知道怎么联系我。）
“总理先生，我的生意做得很大，如果你在经营这个小国家的时候需要帮助，我非常乐意效劳，不取任何回报。”
“祝贺您完成了这次特殊而了不起的营救行动。但是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发现您是个腼腆而胆小的人。所以从临床上判断，您属于抑郁型人格。其根源是无法唤起爱的情感。您在寻找一位英雄。亨利·基辛格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本来打算和您私底下聊一聊，但苦于人太多，我挤不到前面去。我想说的是，您干得很棒，我捐助了一大笔钱。不过，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别做社会党人，做个堂堂的意第绪君子？”
“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这五天里我觉得内心充实，很有力量。您救出了我们的人民，上帝保佑您。当然，您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犹太人会迎难而上、愈挫愈勇。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会创造问题，不然我们会闷死。坚持下去。明年耶路撒冷见！”
“伟大的国家！伟大的访问！伟大的人民！有个问题：您和佩雷斯合不来，这是真的吗？太妙了！我和您想法一样。”
“太可爱了。我只是希望您的英语能说得更流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