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伊扎克·拉宾和吉米·卡特在白宫闭门争执的那天，有人看见利亚·拉宾（Leah Rabin）在一名以色列使馆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到华盛顿国民银行的杜邦环岛支行提取现金。她在银行的交易数量非常小，完全不至于引起任何注意，但在当时，以色列公民拥有境外账户是非法的。这个账户是拉宾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留下的，本应在其任期结束的时候注销。账户里存有大约两万美元。
以色列《国土报》驻华盛顿记者丹·马格利特（Dan Margolit）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银行，急中生智地告诉柜台出纳，他欠拉宾夫妇钱，想用支票存50美元到他们的账户上。毫无戒备的出纳员查验顾客资料后确认有这个账户，并在马格利特转账前将拉宾夫妇的银行账号写在支票背面。马格利特像一台超级计算机一样，迅速记住了这几个数字，马上找到总理的新闻秘书丹·帕蒂尔，询问拉宾对此有什么说法。拉宾表示无可奉告，但要求他推迟一天把这件事捅出去，先等自己回国再说。因此在飞回本-古里安机场的路上，萦绕在拉宾脑海里的是这件事情，而不仅仅是他和吉米·卡特的争吵。
以色列当时的最高检察长是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他后来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他最开始认为这件事仅仅是一个技术犯规，可以在行政层面予以处理。但此人有点教条主义，后来改变主意坚持要走法律程序，那就意味着利亚·拉宾必须出庭受审。
“我也得去，”拉宾得知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我不会让利亚一个人去面对这些。我们在道德上、形式上都应该共同负担责任。是的，确实是利亚在使用这个账户，因为她得处理我的财务。但这个账户注册的是我们俩的名字，我对此负有全责。如果要指责她，那也应该指责我。我绝不允许区别对待我和我的妻子。”
有三个人目睹了拉宾发火的场面——弗里卡·波兰正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军事事务，拉宾的新闻秘书丹·帕蒂尔正在汇报当天的媒体新闻，剩下的就是我。我正准备向他汇报一份文件。看着这个以色列政坛上最诚实、最体面的人，竟然遭到如此诋毁和羞辱，我们三个人既尴尬又震惊，只能无言以对地坐在那里。
审判的那天终于到了，伊扎克·拉宾在众目睽睽之下护送妻子到法院，利亚被判有罪，并遭到重罚。庭审之前，拉宾就已经决定辞去总理职务。这是以色列政治生活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并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以色列法律规定，一旦新的大选日期已经确定，那么总理就不可以辞职。目前，三个月后确定要举行选举，因此拉宾只得宣布自己作为工党党首退出竞选，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他的宿敌——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既然无法依据法律辞职，拉宾接下来能做的就是请假。然而，法律并不会因此减轻他的责任，尤其是在公共安全等事务方面，所以他仍然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样，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我个人除了偶尔为西蒙·佩雷斯起草演讲稿、信件或者意见书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佩雷斯平时忙于处理各种政府事务，不是在楼上的内阁办公室，就是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办公室。
选举日越来越近，我接到佩雷斯秘书的电话，说是要跟我谈一谈大选之后的工作。我大吃一惊，一想到跟着拉宾这么久，现在转而要为西蒙·佩雷斯工作我觉得无法接受，于是我找到拉宾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作为政治家，没有谁的境遇能比一个失业的总理更糟糕的了：那天我见到的拉宾看上去绝望而孤独。他眼睛红肿、脸色阴郁地站在办公桌边浏览着报纸，佝偻的身影略微显现出老态。
“别在拿那些东西折磨您自己了，”我进屋就说，“媒体是在津津乐道地消费您的苦难。”
“简直是一群猪！”他嗓音嘶哑，“他们歪曲了一切。”但接着，他又打起精神指着《话报》（Davar）——工党的一份日报，现在已经停刊——上的一段文字说道：“他们说我顽固不化，但又能诚实面对错误。这到底是恭维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他显然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请我坐下用异乎寻常的率直语气说：“你认识我很长时间了，了解我这个人很固执，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个诚实面对错误的人。这让我遇到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军队里。”
“您在华盛顿也是这样，”我提醒他，“阿巴·埃班就曾经因为您直截了当地评价他，多次严厉指责过您。”
他表示认同，并且暴躁地补充道：“现在是这起银行事件，我因为坚持辞职而把自己搞了下来——法律并没有要求我这么做——而我觉得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您这是哪儿来的基因？是继承了谁的脾气？”我轻率地问道，希望能缓和下气氛。
拉宾摆弄着桌上的一座小雕像——一个金属制的办公室摆件——苦笑着说：“我的母亲，主要是她。我母亲罗莎倔得像头骡子，为人严厉而又诚实。她的性格像她父亲——彼得格勒的科恩。她过去常常讲些故事——说给我和姐姐拉谢尔听——关于我的外祖父是个多么坚守原则的人。他笃信宗教，是极少数被允许留在彼得格勒生活的犹太人。”
“为什么？他做了些什么？”
“他是个木材商人。过去曾经为沙皇的亲戚管理林场，因此才会被允许留在彼得格勒。他们甚至还在他家安了个电话——彼得格勒的第一批电话。我问问你——那个时候，俄国有多少人能用上电话？可想而知，只要电话一响，肯定有大人物要找你。但我母亲说，祖父严格遵守宗教信条，性格倔强，他绝不会在安息日那天接任何电话。我祖父的做法很可能让他失去一切——他享受到的所有特权——但是他从来没在安息日接过电话。现在你能理解这种性格了吧？”
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您没有继承您外祖父的安息日惯例，这真是遗憾。”我说。
他耸耸肩似乎并没有在意，只是简单地说：“我母亲背叛了宗教，离开家来到这里。别光说我了，你来有什么事？”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尖刻，我知道那意味着他又警觉起来，我熟悉的那个拉宾又回来了——他没有废话，从不花言巧语，只有毫不修饰的坦白。
“你怎么样？”他又问，“我走了以后，现在你准备干什么？”
“佩雷斯想见我，”我告诉他，“他的秘书说，他要给我安排工作。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回外交部。”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我。“你什么意思——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跟着您将近十年；我对您个人十分忠诚；让我一夜之间去为佩雷斯工作，我做不到。”
拉宾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语不发地走到窗边。我进门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很低落，此刻他转过身来时脸色更加阴沉了。他用记者招待会上常用的冷淡口气责备道：“胡说八道！你从没卷入我和西蒙·佩雷斯的分歧，现在我也不会让你参与进来的。”
“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低声嘀咕道。
“也许是这样。可是你在道义上有什么权利因为我，而拒绝为下一任以色列总理工作呢？真正关键的是，西蒙·佩雷斯对你的看法是不是和我一样——我认为一样。难道每件事情都必须和个人忠诚挂钩吗？那么国家呢？人民呢？你没有权利拒绝他。你不是政治家，你是个公务员。要记住这一点。”
他长篇大论的说教让我觉得受到了伤害，于是我刻薄地说：“您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您无法忍受佩雷斯的野心，他也同样受不了您。想象一下——他马上就要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且必然会针对您以前说过的话或者采取的立场抨击您。我该怎么办，我站起身不理他吗？”
拉宾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别担心，佩雷斯很谨慎，不会当着你的面恶意攻击我的。再说，我也不会给他留下什么把柄。”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决定继续留在议会，但是会比较低调——淡出公众的视线。那以后，我们再看看事情会怎么样。”
“您觉得会发生什么？”
“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战争？”
“也许，但也不一定。阿拉伯人肯定会让吉米·卡特瞧瞧，他们有制造麻烦的军事能力，要不然他们的外交努力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得让卡特看看，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他们的更强，否则我们的外交努力也会白费。我们必须准备好投入战斗。问题是，自从3月我和卡特见面之后，华盛顿方面就让人猜不透。”
“猜不透——什么意思？”
拉宾的声音一下从响亮的男中音变成了粗哑的低音，表示他有些机密的事情要说。“西姆哈·迪尼茨（Simcha Dinitz）拿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但是看得出来，萨达特已经完全赢得了卡特的信任，损失的是我们的利益。他们正在张罗一些什么事情——和日内瓦会议有关的事情。基辛格甚至打电话给迪尼茨，提醒他有个计划即将出台，但就连基辛格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计划。由于卡特对中东事务实在一无所知，基辛格很担心我们会陷入艰难的境地，他甚至说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如何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提醒我们。我派了一名密使去见一些美国朋友，但目前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您认为情况真的有那么严重？”
他再次大步走到窗前，对着窗外凝视了一会儿，似乎自言自语地轻声道：“我认为基辛格夸大了事实。你知道他会有点妄想偏执。”
我问，内阁是否已经彻底觉察到他刚才所说的情况。
“当然，”他回答道，“我感觉，我必须在离职前让大家知道，我已经尽我所能掌控了局势。”
“那么佩雷斯怎么看？”
“他很焦虑，担心大选之前无法弄个水落石出，我很理解这一点。”
“那么大选之后——他会不会无法组建起一个联盟来迅速处理这件事？”
拉宾把双腿架在桌子上，头枕着双手推测道：“我猜想，如果工党表现不错，佩雷斯应该不用太久就能组建一个联盟。但如果工党表现不佳，那么他就会利用卡特这次危机来凑成一个紧急联盟——和梅纳赫姆·贝京一起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那么国家就只能这么运转。”
“您那么肯定，佩雷斯真会是下一任总理？”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是这样的。贝京得了严重的心脏病，病得很不是时候。大选已经临近，他看起来就要出局了。他们找不出其他像贝京一样有威望的人——所以，他们还能选谁？所以我肯定佩雷斯会组建新政府，至于你，耶胡达，你会像忠诚于我一样忠诚于他。”
他好像是下定了决心，“我要给吉米·卡特写一封告别信，可是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咱们一起想想。”
他开始在房间里慢慢地来回踱步，沉浸在思绪中，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眼睛里闪耀着激情，声音里充满了坚定的勇气，“我想出来了！我要告诉他，美国要是进一步疏远以色列就会导致战争，只要美国和以色列强化特殊关系就会迎来和平。来我们试试看——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写出来怎么样。”
最后，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三年以来我一直在不懈地推动本地区的和平事业，现在我作为总理就要离职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地区和平一直是每一届以色列政府的最高志向。我坚信，能否建设性地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与安全，主要取决于传统上标志着我们两国纽带的特殊关系能否得到延续和加强。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我们未来如何进一步迈向和平，最终，通过美以之间的可靠对话和相互理解实现和平。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对话气氛将影响并塑造地区的和平氛围和环境。
拉宾对这一段非常满意，这正是他想要说的，接下来他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极度羞涩的人竟然绕过桌子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OK，一切就绪。”他说。
当天下午我如约去见了西蒙·佩雷斯，我承认他的性格和伊扎克·拉宾完全相反，喜欢夸张、抒情、重复，让我觉得受不了。我告诉他，我对拉宾怀着极大的个人敬仰和忠诚，无法在一夜之间转过弯来。但佩雷斯毕竟是个精明而久经沙场的政客，他耐心地听我说完，并没有理会我的话，只是和蔼地说，如果我没有对拉宾如此忠诚的话，他反而会看轻我。
接下来，他继续热情洋溢、充满乐观地说起他马上就要完全击败梅纳赫姆·贝京，说后者因为心脏病几乎已经退出了竞争，所有的选票都会到他这里来。然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带我走到门边，十分明确地说：“耶胡达，一切都在告诉我，我就是下一届以色列总理。从心理上说，我现在日日夜夜都肩负着总理的责任，所以很自然，我现在就得考虑以后和谁一起共事。这其中就有你。我有许多新的想法，我身边有个重要的位置给你。”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精神抖擞地说道：“准备好努力工作吧。大选胜利之后等我电话。”[61]
[1] Kibbutze Degamya，“Deganya”意为“粮食之地”，建于1909年，是以色列农业合作社“基布兹”的母体。——译者注
[2] Mapai，希伯来语“以色列工人党”的首字母缩写，由本-古里安领导。——译者注
[3]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我的一生》（My Life）（London：Futura，1975），266。
[4] Deborah，古代希伯来人的唯一一位女士师，曾率领希伯来人成功反击迦南王耶宾及其军长西西拉的军队。——译者注
[5] 《圣经》中的人物，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时的希伯来先知。他是犹大国灭亡前最黑暗时代里的先知。——译者注
[6] Friends of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1980年，目的是向以色列爱乐乐团提供资金援助，扩大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译者注
[7] Andrew Jackson，美国第七任总统。——译者注
[8]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9] 根据作者的记录整理。
[10] 根据1970年8月4日贝京辞去民族联合政府职务时的讲话中的向艾希科尔（Eshkol）致敬的内容整理。
[11]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12] 主要根据对耶歇尔·卡迪沙伊（Yechiel Kadishai）的采访内容。
[13] 贝京遗产中心档案馆。
[14] 作者掌握的资料。
[15]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会谈备忘录RG 59以及作者的个人笔记重新整理。
[16] 根据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拉宾回忆录》（The Rabin Memoirs）（Jerusalem：Steimatzky’s，1994），95，整理。
[17] 根据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拉宾回忆录》（The Rabin Memoirs）（Jerusalem：Steimatzky’s，1994），111。
[18] 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尼克松与基辛格》（Nixon and Kissinger），（New York：HarperCollins，2007），222。
[19] 《拉宾回忆录》，127。
[20] 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316。
[21] 阿巴·埃班（Abba Eban），《个人见证》（Personal Witness），（New York：Putnam’s，1992），336。
[22] Gloria Swanson，美国女演员。——译者注
[23]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88。
[24] 根据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351，以及作者的笔记重新整理。
[25] 拉宾，《拉宾回忆录》，137。
[26]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动乱年代》（Years of Upheaval），（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2），483。
[27] 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中40年的棚屋生活而设立。每年从公历9、10月间开始，为期7天或9天。每逢节日，除病弱者以外，所有犹太人都要住进棚中，献上祭品，以感谢上帝的恩赐。——译者注
[28] 根据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205，整理。
[29] 根据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361，重述。
[30] 亨利·基辛格，《危机》（Crisi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3），483。
[31] 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371。
[32] Svengali，达夫妮·杜穆里埃小说《特丽尔比》（Trilby）中的虚构人物。他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让其唯命是从。——译者注
[33] 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375。
[34] 拉宾，《拉宾回忆录》，189。
[35] Bob Hope，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36] 达莱克，《尼克松与基辛格》，588。
[37] 作者的笔记；“摘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记者发布会”，1974年6月17日，耶路撒冷，document 11，见梅隆·梅迪兹尼（Meron Medzini）编辑的《以色列对外关系文选》（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Selected Documents），vol.3，1974-1977（耶路撒冷：以色列外交部）www. mfa. gov.il。
[38] 《拉宾总理记者发布会》（“Press Conference with Prime Minister Rabin”），1974年6月17日，耶路撒冷，document 12，见梅隆·梅迪兹尼编辑的《以色列对外关系文选》，vol.3，1974-1977（耶路撒冷：以色列外交部），www.mfa.gov.il。
[39] 1974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写给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信，安瓦尔·萨达特档案（Anwar Sadat Archives），www.sadat.umd.edu/archives/correspondence.htm。
[40] 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编《基辛格：个性与政策》（Henry Kissinger：His Personality and Polic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3），XI。
[41] 拉宾，《拉宾回忆录》，200。
[42] 拉宾，《拉宾回忆录》，201；以及作者的笔记。
[43] Yehuda and Shomron，或Judea and Samaria（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为约旦河西岸地区在《圣经》中的名称。——译者注
[44] 根据1975年3月24日贝京在议会的演讲记录整理。
[45]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46] AIPAC，全称The 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
[47] 1975年6月2日，萨达特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之间的会议，会谈备忘录，安瓦尔·萨达特档案，www.sadat.umd.edu/archives/negotiations.htm。
[48] 杰拉尔德·福特，1975年9月1日与国务卿基辛格、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以及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就埃以协议进行电话会谈，document 516，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www.presidency.ucsb.edu。
[49] 1975年3月24日贝京在议会的演讲；1975年8月29日贝京在以色列《晚报》上发表的文章；《拉宾回忆录》，215。
[50] 拉宾，《拉宾回忆录》，212。
[51] 拉宾，《拉宾回忆录》，215。
[52] 根据以色列空军前指挥官本杰明·佩勒得（Benjamin Peled）的回忆录《末日审判》（Days of Reckoning）（希伯来语），ed.Moshe Shurin（Ben Shemen：Modan，2004）；以及《拉宾回忆录》，226，整理。
[53] 《拉宾回忆录》，221。
[54] 《拉宾回忆录》，208。
[55] 乌里·丹（Uri Dan），《我关于埃迪·阿明的独家新闻》（“My Scoop with Idi Amin”），《耶路撒冷邮报》2006年7月6日，13。
[56] Maccabees，公元前1世纪统治犹太王国的犹太祭司家族。——译者注
[57] 议会演讲，1976年7月4日。
[58] Aliya，从世界各地移居以色列的人。——译者注
[59]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忠于信仰》（Keeping Faith），（Fayetteville，AR：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5），287。
[60] 拉宾，《拉宾回忆录》，234。
[61] 1992年，伊扎克·拉宾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这时候，他已经是个老练而成熟的政治家，他和西蒙·佩雷斯达成了全面和解并任命其担任外交部长，拉宾因为经济和教育方面的举措受到赞扬。最重要的是，他和巴勒斯坦方面谈判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其政治才能受到了全世界的赞扬（他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又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
然而，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极大争议。签字仪式上，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握手，拉宾认可，为了和平他将与阿拉法特一起通过谈判和巴勒斯坦人达成最终方案。这就是《奥斯陆协议》的精髓所在。
当时，我正担任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1995年底，就在我准备退休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拉宾打电话来邀请我重新加入他的团队。11月1日星期三，我在耶路撒冷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要和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
他和往常一样走到窗边，思考了一阵子，明确地把想法一一说给我听：
“第一，以色列被围在两个同心圆内。里面的那个是我们的直接邻国——埃及、约旦、黎巴嫩，再远点还有沙特阿拉伯。外部的同心圆是这些国家的邻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赖国家，有些还拥有核武器。
“第二，伊朗鼓动的原教旨主义对内部同心圆里的国家和以色列构成了同样的威胁。原教旨主义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波斯湾酋长国，而且已经在叙利亚发动破坏活动造成2.2万人死亡，在约旦造成8000人死亡，在非洲之角——苏丹和索马里——造成1.4万人死亡，在也门造成1.2万人死亡。现在，原教旨主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伊朗是背后的金主，它以社会福利和健康、教育项目的形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投入了数百万元，所以原教旨主义在那里赢得了人心，培植了宗教狂热主义。
“因此，以色列和内部同心圆国家产生了利益共同点，他们的长期战略利益和我们是一致的——减轻外部同心圆的破坏作用。经过全面考量之后，内部同心圆国家认识到，和以色列相比更让他们担心害怕的是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尤其是那些拥有核武器的激进伊斯兰国家。
“第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政治冲突，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原教旨主义者正在竭尽全力把这种矛盾转化成为宗教冲突——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政治冲突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得到解决，而信仰冲突无法解决。然后就是圣战——宗教战争，在他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之间进行。一旦他们赢了，这种冲突引发的战争就会没完没了，各方将陷入没有穷尽的僵局。
“这本质上就是我同意《奥斯陆协议》，并且和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的原因，虽然我也有点犹豫。他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了最后那点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除了他们，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打交道。要么是巴解组织，要么是没有对象。达成和平方案的前景很渺茫，或许当激进分子有了核武器之后就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方案。”
我把这些话全部记录了下来，我需要反复琢磨它们。拉宾嘱咐他的首席助理埃坦·哈贝尔（Eitan Haber）在11月5日周日安排第二次会谈——可是会谈最终没有举行。会谈前一天晚上，伊扎克·拉宾在离开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时被一名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1977年6月7日，当选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西墙祷告
1977年6月21日，拉宾和贝京总理的权力交接仪式
1977年7月17日，贝京总理在纽约布鲁克林和卢巴维奇派拉比曼纳海姆·门德勒·斯奇尔松
1977年7月22日，贝京总理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起讨论黎巴嫩边境局势
1977年7月19日，卡特总统与贝京总理在白宫晚宴后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到访以色列，以色列总理贝京和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在机场欢迎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到访，奏埃以两国国歌时的致敬场面
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总统、卡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在白宫签署《埃以和平条约》后握手
1979年5月25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唐宁街10号迎接贝京总理
1981年9月9日，贝京总理和里根总统在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
1981年10月10日，贝京总理一行赴开罗参加萨达特总统葬礼
1992年3月9日，贝京遗体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下葬
第三部分 最后的元老
梅纳赫姆·贝京总理1977～1983年
1913年8月16日——出生于俄罗斯布列斯特（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1935年——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
1939年——成为贝塔青年运动波兰支部领导人。（贝塔青年运动是泽埃夫·亚博廷斯基建立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团体。）
1939年——与阿莉扎·阿诺尔德（Aliza Arnold）结婚。
1940年——因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苏联秘密警察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8年。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获释，加入波兰自由军。
1942年——与波兰自由军一起到达以色列的土地。
1943年——担任地下组织“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司令。
1944年——领导起义反抗英国统治。
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
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贝京遣散伊尔贡，建立赫鲁特党（Herut Party），即后来的利库德。
1967年——协助在“六日战争”前夜成立民族团结政府。
1970年——从民族团结政府辞职。
1977年5月——当选以色列总理。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1978年——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推动下与埃及签订《戴维营协议》。
197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9年——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
1980年——“摩西行动”，秘密营救大批埃塞俄比亚黑人犹太人。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
1981年6月30日——贝京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
1981年10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遭到暗杀。
1982年6月——加利利和平行动。
1982年9月——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1982年11月——阿莉扎·贝京去世。
1983年2月——大屠杀调查委员会出具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报告。
1983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退出公众视线。
1992年3月9日——贝京去世，享年79岁。
1977年6月7日，当选总理梅纳赫姆·贝京获得授权组建新政府，在西墙祷告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Ya’acov Sa’ar）、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