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7日晚11点，我在妻子及四个孩子的陪伴下盘腿坐在电视机前，只听见节目主持人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一直重复“Mahapach！”——一场剧变！——然后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宣布根据电视台当天的抽样调查，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选举中完胜工党领导人西蒙·佩雷斯。
“我不信，”我难以置信地大声说，“佩雷斯刚刚给我安排了工作。”
电话响了，是弗利卡·波兰将军打来的。他极度紧张地咆哮着：“你在看电视吗？看看他们——那些贝京派。他们是我们的新老板了。自从我年轻时加入哈加纳，就一直特别厌恶这个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他是个”——他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他是个饶舌大王，曾经是个恐怖分子，是个疯子！”
“快闭嘴。”我告诉他。
“我是不会为他工作的。”他喊道。
“可你是个军人，”我生气地说，“你不能因为在政治上心血来潮就决定退出。难道说，你不打算听从下一届以色列总理的指挥吗，”——他知道我和拉宾之间最近一次谈话——“对我来说是这样，对你而言更得听从命令，波兰将军？”
他情绪激动地反问：“是吗？那我就告诉你。这绝不是什么心血来潮。这个人会把我们带入战争，我不想参与其中。我要离开军队。晚安！”他挂断电话。
我重新回到家人身边，他们依然盯着电视里的政治大戏。屏幕上是特拉维夫的利库德党总部大厅，贝京的上百名拥护者正在欢呼喝彩，他们有点不敢相信，陷入一片狂喜，用一个声音齐声喊着“贝——京！贝——京！贝——京！”喧闹声震耳欲聋，电视记者被推来搡去，已经顾不上描述热烈的场面。接着，只见他把手拢在话筒边用尽全力喊道：“他来啦！他来啦！”摄像机把镜头焦点对准正在步入大厅的当选总理，他的四周全是人。虽然我们的黑白电视机画质不是很清晰，但还是能看出贝京最近刚刚得了一场心脏病的迹象。他的脸有些浮肿，颧骨突出，半秃的头顶特别显眼。喧闹跺脚的人群簇拥着他，他那饱经蹂躏的躯体仿佛在绚烂的笑容里获得了生机。随着他的移动，激动的人群越发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
“贝——京！贝——京！贝——京！”
焦虑的安保人员、服务员、助理和警察们不断推搡着人群，从中开出一条通道好让这位胜利者进入大厅。贝京缓缓地向舞台走去，高高举起双手挥舞着。最后他登上讲坛，整个会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Am Yisrael Chai——以色列人民万岁！
贝京在相机的闪光灯下浑身发亮，他带领人群鼓掌，像犹太教拉比一样跟随节奏一上一下弯曲着膝盖。
电视节目主持人见缝插针迅速抓住机会，抬手示意降低欢呼声。电视节目评论员讲解道，梅纳赫姆·贝京63岁，已经在以色列生活了35年。
歌声和欢呼声渐渐平息下来，会场一片肃静，围在当选总理身边的人散开到旁边，给他腾出舞台的中心位置，留下他独自站在两幅巨大的肖像画下面——那是他心目中的两位英雄，西奥多·赫茨尔和亚博廷斯基。他就那么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人们的爱戴，他身材细长而虚弱，穿一套深色西装，脸色苍白但双眼炯炯有神。
贝京怀着深深的崇敬，从口袋里掏出一顶黑色犹太圆顶小帽，背诵起赞颂祷文Shehecheyanu（他使我们存活），感谢万能的上帝帮助他走到庆祝的这一天。大厅里回响着“阿门！”，声音大得足以让麦克风发出刺耳的声音。紧接着，贝京背诵了一段表达感激之情的诗篇，再接着是他的胜利演说，这是一篇表达和解的演讲，他呼吁民族团结精神，开头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句：“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会场里再次响起掌声，梅纳赫姆·贝京转过身朝向一直静静站在他身旁的妻子阿莉扎。她身材娇小，一头灰白色卷发，戴着一副厚厚的镜片，身穿一袭简洁的灰色套装。贝京的眼神中满含爱意，嗓音因为深情而变得沙哑，他向妻子表达了永恒的爱，对她一如既往支持自己而心中怀着的永恒歉疚，并感谢她40年来所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
他引用耶利米先知的话赞美道：“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接着他把这段话改成了，“你在四处布满致命雷区的旷野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贝京如此深情的当众表达和伊扎克·拉宾出了名的感情内敛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场爆发出一片赞许之声。人们长时间地鼓掌，吹口哨，以至于很多人也许根本没听见贝京献给他心目中的“大师兼导师”亚博廷斯基的一段话。亚博廷斯基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建者，贝京是他的虔诚追随者。
“亚博廷斯基有异常惊人的天赋，”他说，“他比身处的时代先进数十年，他是个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士—政治家，一个真正的先知，他领导了定居《圣经》中以色列之地的运动，他是第一个发出大屠杀警告的人，他号召建立一支犹太人军队为自由和具有独立主权的犹太国家而战斗。”
演讲结束时，他承诺要实现亚博廷斯基的遗志，然后深鞠一躬，整个会场起立齐声唱起以色列国歌《希望》。人们相互拍手拥抱，尽管已是凌晨三点，大家却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但它终究是要结束的，贝京在安全人员和官员们的警戒保护下，挥手离开讲台。他满脸笑容，和每一个他可以够到的人握手，亲吻每一位朝他伸手的女士，尽现一名波兰贵族的绅士风度。[1]
电视镜头立刻切换到外面灯火通明的大街上，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着爱国歌曲，贝京的崇拜者在蓝白色的彩旗下又唱又跳。人群中男女老少都有，大部分人都有着橄榄色的皮肤。他们来自摩洛哥、突尼斯、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库尔德斯坦、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和印度等地。电视评论员稍后解释了，为什么贝京在政治圈闯荡了近30年后，会被这些东方移民推上权力的宝座。这些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十分贫穷，敬畏上帝，他们一直以来自认为是被忽视和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受够了贫民窟生活和各种各样的施舍品，最后终于展示力量，力推贝京击败西蒙·佩雷斯所象征的欧洲精英式、家长作风的老资格工党。
电视记者把麦克风伸进周围的人群中。
“你为什么选梅纳赫姆·贝京？”他问，“他和西蒙·佩雷斯有什么不同？佩雷斯原名佩尔斯基（Perski）。他们俩都出生在波兰。贝京难道不是和佩雷斯一样，都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吗？”
“阿什肯纳粹（Ashke NAZI）！”有人在电视镜头之外大声喊道。
“闭嘴！”一个肩膀壮实得像拳击手一样，身穿侍者制服的男人吼道，“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选贝京？因为他不是西蒙·佩雷斯那样的无神论社会主义者。他从不会像他们那样中饱私囊。他谦虚诚实。贝京说话像一个犹太人，那是犹太人应该有的说话方式。他从不羞于说‘上帝’这两个字。他是怀着一颗犹太人的心在说话。正因为那样，工党才总是嘲笑他，像威胁我们一样威胁他——就像对待糟粕一样。”
“你难道说佩雷斯和整个世俗的工党不是真正的犹太人？”采访者挑衅地问。
那人吐了口口水，眼睛里充满轻蔑。“他们可能算是犹太人，但他们的行为像异教徒。你见过他们中有谁进过犹太教堂吗？不去犹太教堂的人算什么犹太人？他们的自尊，他们的骄傲哪儿去了？”
“说的对，亲爱的，”一个留着一头浓密、油光水滑黑发的人插话道，他也穿着侍者制服，“30年前那些工党权贵愚弄了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救赎。廉价劳动力，他们让我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父亲在卡萨布兰卡是个有地位的人。他是我们家族的族长。他受人尊敬。”
“为了荣誉！”人群齐声高喊起来。
“每个人都尊敬他，因为他在卡萨布兰卡经营着自己的香料店。现在他在干什么？他在建筑工地拼命干活儿。谁会尊敬他？在摩洛哥，只有阿拉伯人才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他的荣誉被人偷走了。”
周围的人一个劲儿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记者问。
“马塞尔。”
“那么，马塞尔，你告诉我们，你在卡萨布兰卡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会计，那是份体面的工作。现在我是个招待员。在摩洛哥，只有阿拉伯人才会去当侍者。在卡萨布兰卡我住着带庭院的大房子。现在，我和妻子、三个孩子、我的父母——我们所有人住在四个破败不堪的房间里。我们的荣誉遭到了践踏。这都是德系犹太人的工党大佬们干的。现在梅纳赫姆·贝京要把荣誉还给我们。”
他用胜利的口吻说着，一个男人激动地在电视镜头前跳上跳下，兴奋地拍着手，用摩洛哥希伯来语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周围的人欢呼起来，唱起激动人心的歌曲。与此同时，他们相互把胳膊搭在肩膀上形成一条人链，欣喜若狂地四处走动，高声唱着“Begin，Melech Yisrael”——贝京，以色列之王。
这是他们的大日子。对他们——约占以色列一半人口——而言，梅纳赫姆·贝京这个名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不用讨好，不用吹嘘，贝京就赢得了他们的心，拆除了二三十年前他们大规模移民以色列后，将其同以色列主流社会隔离开的那堵傲慢与教派主义的高墙。自从以色列获得民族独立，甚至更早之前起，这个国家的人就知道只有一个执政党——马帕伊，即工党。工党也自认为是一艘实力强大的政治战舰，其目标就是永远统治这片政治海域。可是这艘战舰偏离了航线，被一条由梅纳赫姆·贝京掌舵的船撞了个措手不及。贝京寂静无声地从一次次选举中慢慢崛起——从15席、17席，到26席、39席——直到最后在1977年大选中以43席的优势超过任何单一政党赢得议会最多席位闪亮登场，这个议席数量足以组建一届联合政府。
工党极为震惊，他们起草请愿书，开会，组织抗议，发表演讲，写文章，一次次召集会议。许多人坚持认为，这次选举落败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错。他公开倾向阿拉伯国家一边，公然向伊扎克·拉宾发起挑战。他还公开了一份相当于单边和平计划的文件。工党一直自诩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赢得并保持白宫和美国人民的信任，但卡特让这一切变得一钱不值，无声无息地在其背后捅了一刀。但归根结底，真相其实简单多了。工党败在了自己手里。它执政太长时间已经身心疲惫，老百姓也感觉疲沓了。
正因如此，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准备给梅纳赫姆·贝京一个机会。他的正直闪亮夺目。即便是对手也承认他是个谦逊的人，过着近乎修道士的生活，恪守个人道德。因此，许多温和派也投票给他，他们设想——并且希望——总理面临的重担和现实能让他的激情誓言变得更加成熟，决不放弃任何一寸挚爱的家园——以色列的土地。于是，他们也甩开工党，甘愿由未经考验的贝京掌舵，让国家这艘大船驶离熟悉的港湾，沿着未曾走过的航线驶向未知的水域。
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发来电报，汇报美国方面对梅纳赫姆·贝京当选总理感到十分惊讶。卡特总统的某些助手建议卡特冷落这位当选总理，别邀请他到访华盛顿。吉米·卡特看了美国广播公司“问题和答案”节目对贝京的采访之后，被自己听到的内容惊呆了，他在1977年5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请他们把即将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利库德集团主席梅纳赫姆·贝京在“问题和答案”节目上的讲话再播放一遍。他在实现中东和平必须解决的问题上的固执态度，令人吃惊。……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整个西岸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六日战争”中“解放”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将在那里共居，犹太人占多数，阿拉伯人占少数。这番话和以色列之前的政策大相径庭，而且一脚踢开了以色列曾经投票赞成的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
国际媒体纷纷嘲弄贝京。《时代》杂志甚至在大标题里用了暗含反犹太意味的词语来报道这次选举：“贝京赢了”（BEGIN WINS，Begin和Fagin押韵[3]）。伦敦《泰晤士报》在有关大选的评论最后引用了一句罗马谚语：“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除了同务实的工党有过接触，一些从未和以色列其他领导人打过交道的重要离散犹太人团体领袖，对贝京在选举中胜出感到非常震惊，并敦促他在发表公开声明的时候要温和些，尤其是在定居点政策上。选举获胜第二天，贝京前往纳布卢斯附近一个名叫卡杜姆（Kaddum）的国防军营地，这个营地位于山区人口稠密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在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兴建定居点的行动将覆盖整个约旦河西岸，而且他坚持根据《圣经》，将这块地方称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
“既然那样，未来被占领土会怎么样？”一名记者问。
贝京像一名耐心的老师温和地纠正无知的学生一样回答道：“我的朋友，这些不是被占领土。自1967年以来，这种表达方式你用了10年。现在是1977年，我希望从今往后你开始称它为被解放的领土。一个犹太人完全有权利在被解放的领土上定居建立家园。”
“那么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呢？”有人问。
贝京答道：“我们不想驱逐任何人。这个美丽的国家既有地方让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也能让犹太人建设家园。”
“你真的想吞并这些地区？”另一名记者问。
“我们不用‘吞并’这个词，”贝京责怪道，“你可以吞并外国领土，但不可能吞并自己的国家。”
“那么国际法呢——日内瓦第四公约，其中提到禁止在被占领土上兴建定居点？”一名提问者开口道。
贝京并没有被激怒。他温和耐心地解释道：“我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你所说的那些领土的法律地位，然后你就会明白，日内瓦第四公约并不适用于这些地区。联合国1947年分治决议因为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而无效。你所谓的‘被占领土’仍然是国际联盟最高委员会于1922年7月24日所定义的可供再造的犹太人民族家园的一部分，早在阿拉伯人战争入侵并实施驱逐之前，犹太人就已经拥有这些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并耕作了上百年。”
“那么约旦河西岸也要引入以色列法律吗？”
贝京亲切地答道：“我的朋友，你所说的约旦河西岸，应该被称作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以后请这么称呼它们。这是它们原本在《圣经》里的名字。至于以色列法律，这件事情还需要再斟酌。在我组建起政府后，我们会对是否支持此事进行投票，而后再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谢谢你。”说完他起身加入一群未来的定居者中间。他们正在临时犹太教堂里庆祝安放新的《托拉》卷轴，贝京此行到卡杜姆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
几天以后，贝京被火速送进了医院。有传言说，他心脏病再次发作。但医生们予以否认。他们说，贝京是因为过度劳累导致的心脏并发症，需要休息。于是贝京休了病假，在医院的病床上草拟了新的内阁名单，于1977年6月29日准时把方案递交给议会。
这是近乎完美的一天，他先去西墙祷告。包括一身黑衣的朝圣者、身着夏威夷衬衫的游客等在内的一大群围观者，注视着一辆竖起三根天线的灰色普利茅斯轿车跟在一辆白色标致504后面驶过来，贝京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走下车，其间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记录着总理迈出的每一个脚步。塞法迪犹太妇女兴奋地哭起来，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又唱又跳，欢乐的人群瞬间将贝京一行人围在中间，原本庞大的人群变得更加可观了。
梅纳赫姆·贝京朝西墙的方向走去，他戴着眼镜，高贵的脸上洋溢着闪亮的笑容，由衷地向人们挥手点头致意。他走到墙边，把头靠在饱经风霜的岩石上，这个自然流露的动作是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引得周围的闪光灯亮成一片。一群受惊的椋鸟尖声叫着从高处墙缝里的刺山柑丛中飞了出来。
贝京神色庄严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诗篇》，充满敬畏地背诵哀歌和感恩诗篇。他心里很清楚，几个小时后议会就要通过对他的信任投票，他的双肩将前所未有地挑起国家领导者的重担。
人们默默地看着他祈祷。他亲吻了西墙，转身朝轿车走去，许多人围着他，高声唱着“贝京，你是以色列的王”。
喧闹声中，一个声音喊道：“那么，贝京先生，您当上总理后，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提问的人身材魁梧，他的夹克翻领上挂着《纽约时报》的标签。
“我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贝京毫不迟疑地回答，“1948年我们获得独立那天，五支阿拉伯国家军队入侵了我们。我们为抵抗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代价。那次侵略行为引发了两个，而不是一个难民问题——除了阿拉伯难民，还有犹太难民。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逃往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的数量几乎等同于从这里逃往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的数量。因此，实际上人口变化早就开始了。”
“您愿不愿意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直接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及他的巴解组织进行谈判？”一名高个子、灰白头发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用“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式的语气问道。
贝京的眼神隐约闪烁了一下。阳光照在他的眼镜上，他的脸上闪过一道刺眼的光，他语气坚决地答道：“不，先生——永远不会！那个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教父。他的组织，所谓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群铁了心要破坏以色列的杀人犯。他所谓的《巴勒斯坦宪章》是阿拉伯版的《我的奋斗》。我们永远不会和那个罪魁祸首去讨论如何毁灭自己。”
“那么，如果阿拉法特先生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您还愿意和他谈判吗？”
“不，先生！”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他。那肯定是个圈套、一个诡计，是他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以色列的一个阶段。”
“在这一点上，我能不能插句话，”一个打着领结温文尔雅的高个儿小伙子用低沉而标准的BBC嗓音趁势问道，“阿拉法特先生主张，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是一个没有生存权的非法实体。阿拉伯国家政权也都持相同的看法。对此您怎么看？”他浓重的英国口音极具挑衅意味。
贝京显然从他的话语中嗅到偏见的气息，但他毕竟经历多年的法律培训，因此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一种老练的律师风度答道：“传统上，国际法对于国家的地位有四条主要标准。第一条，一个有效而独立的政府；第二，能有效而独立地控制其人口；第三，有确定的领土；还有第四，能够自主从事外交活动。以色列符合所有这四条，因此，完完全全是个主权国家，是完全得到公认的联合国成员国。”
BBC记者有关以色列生存权的尖刻评论激怒了贝京，因此贝京在即将代表政府接受议会信任投票的演讲稿中做了最后的补充。投票的时刻终于到了，议会大厅里座无虚席，一片嗡嗡声中弥漫着兴奋之情。总统坐在他的荣誉之椅上，高级官员挤挤挨挨地坐在专属座位区，每一条走廊上都挤满了大使、高级军官，以及各路显要，梅纳赫姆·贝京自信地登上讲台提交内阁方案，等待批准。
在场的老资格们发现贝京的手上竟然拿着一叠讲稿，不禁惊讶地议论起来，“看，他要念讲稿！”
贝京自从29年前以色列诞生那天，在伊尔贡地下电台发表告同胞书之后，就再也没有念过演讲稿。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个即兴演讲大师，但在这个重要场合，他还是念起了讲稿。
开场白平平淡淡，大致介绍了由工党执政改为利库德集团执政是一个怎样的民主过程，但是当他进入发言的主体内容时，他的声音愈来愈有激情。他讲到了以色列的重生，以及其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生存权。说到这里，他晃动着一个手指用颤抖的声音问：“有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或者美国人会想到为自己民族争取获得认可的生存权？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生存权！”
说到这里，他踮起脚，大厅里的所有窃窃私语顿时静了下来。他用双手指尖弯出个拱形，盯着手里的讲稿大声念道：“四千年前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时，上帝就赋予我们生存的权利！所以，犹太人对以色列——我们父辈的土地拥有历史性的、永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份权利已经在一代代犹太人的血液中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我们已经在民族史册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联合席位上爆发出掌声，许多人干脆站立起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坐在我左边高级助理席位上的一个人看上去丝毫不为所动。他正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一串串名字和数字，他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忍不住开始注意他。他发现我在看他，便咧开嘴报以善意的一笑。
“耶歇尔·卡迪沙伊。”他大声地自我介绍，声音盖过了周围的掌声，他友好地伸出手同我握手。
他五十五六岁上下，中等身材，高高的前额，一头银发。议会的老资格议员们私下对他评价不错，因为他是个热爱交际、头脑机智而且性情不羁的人。然而除了性情随和、平易近人，据说他还是贝京身边小圈子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贝京最亲密的知己、至交、杂务总管，是那个能一大早去见没刮胡子、穿着睡衣的贝京的人。
贝京还在继续慷慨激昂地演讲，卡迪沙伊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但很快他就起身离开了，估计是有什么紧急的差事。此时，贝京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平实地讲述新政府的政策目标概要，以及他准备任命的各位部长，之后各党派发言人相继发表讲话。
当摩西·达扬起身准备发言时，工党的座位上突然出现一阵骚动。一双双眼睛充满仇视地盯着这个曾经的战争英雄、劳工运动坚定分子。他做事一向特立独行，这次更是跳槽加入了梅纳赫姆·贝京的内阁，担任外交部长。他一开口，老战友们的怒火便一股脑儿向他扑去。
“叛徒！”有人尖叫道。
“背叛者！”另一个声音高喊。
“还我们席位！”第三个人咆哮道。
“辞职！”第四个人大喊。
“真可耻！”其他人也怒吼起来。
在一片嘲弄、蔑视和辱骂声中，摩西·达扬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脸上像戴了个面具。他在演讲中提到，以色列准备参加基于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并确认在以色列与邻国进行和平谈判时，不会有人采取任何措施强行吞并朱迪亚和撒玛利亚。
一名出离愤怒的工党成员跳起来喊道：“你完全没有资格代表以色列当我们的外交部长。从这里滚出去！”这句话引发一片叫喊声，议长只得威胁终止会议。然而摩西·达扬还在继续往下说，丝毫没有半点停顿，他强调，以色列正面临关键抉择，需要达到空前的民族团结。几乎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因为密集的叫骂声淹没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诘问声此起彼伏，一直坐在我后面的弗利卡·波兰靠过来说道：“达扬受到攻击时就是这副样子，连表情都一模一样——面无表情！炮弹在他四周围爆炸，但他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继续干他的事情。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已经脱离了现实。别人可以喊个没完，他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几个小时后，时间已过午夜，激烈争论之后绝大多数时候是单调乏味的辩论。经过对新政府的信任投票后，梅纳赫姆·贝京和他新任命的部长们一个个走上讲台宣誓就职。当议长重重地落下槌子宣布散会时，我一眼瞥见伊扎克·拉宾正尝试挤入在新总理周围表达祝贺的人群。
“恭喜！”拉宾脸上露出他那羞涩而不对称的笑容，伸出手表示祝贺。
贝京同他握手，躬身致谢道：“明天上午9点我去总理办公室拜访您，不知您是否方便？”
拉宾咧嘴笑了。“是否方便？无论如何我得给您方便。现在您是总理！”
第二天上午8点45分，伊扎克·拉宾身穿休闲的长袖白衬衫和法兰绒宽松长裤走进总理办公室的外间，他看上去毫无压力，甚至还很愉快，仿佛他的烦恼痛苦已经奇迹般地在前一天晚上清空了似的。
“该收工啦。”他略带自嘲地宽慰我们这些私人助理，大家都是赶来告别的。自贝京赢得大选那天起，拉宾就结束休假，依照法律规定继续履行总理职责，直到当选总理结束各种讨价还价和争论，组成新的联合政府。这一天终于到了，拉宾等着贝京9点前来造访，大家聊起了前一天晚上达扬在议会上引发的轩然大波。他的背叛和担任外交部长的行为不仅激怒了工党成员，也让“赎罪日战争”中的遇难者家属感到很气愤。他们从未原谅过他在战争之初的失策。只要达扬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就会嘲讽他，有时候甚至还会朝他扔烂菜叶，所以他现在当上外交部长更是让他们的怒气有增无减。
拉宾虽然从来不是什么达扬派，但他认为任命达扬当外交部长不失为贝京的精明之举。贝京需要达扬，他说。新总理在犹太人世界之外几乎鲜为人知，但达扬是个国际知名人物。这次任命是要让外国政府看看，贝京的内阁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并不是一帮退居二线的恐怖分子。
“相信我，”拉宾得意地笑了笑，“外国大使来造访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时候，达扬肯定领带笔挺，每个字都说得滴水不漏。贝京的内阁里，论气场谁也比不上达扬。”
闲聊间，我打开了通往总理办公室内间的门。
“关上门！”拉宾说。
“为什么——您不是要在里面见贝京吗？”我问。
“那个屋子现在不属于我了。别人请我，我才进去。”接着，他问新闻秘书丹·帕蒂尔：“记者们都在隔壁？”
隔壁的房间是准备举行交接仪式的地方。帕蒂尔告诉他，记者和摄影师已经全部到了，高级职员们也来了，他拿起日程安排给他看。这是一个直截了当、朴实无华的仪式——几个演讲和几次祝酒，仅此而已。
拉宾显然很满意，他双手插兜走到窗前，凝视着大路，梅纳赫姆·贝京的车即将从这里一路驶来。他看了看表——还有两分钟。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这是个尴尬的时刻。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我们的办公桌已经收拾得一干二净，抽屉清空了，该打的电话都打了，该做的告别也做了。拉宾没有转过身，但他说希望我们相互之间继续保持联系，我们都说会的，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办公室的同事，而非有私交的朋友。我们之所以在一个团队里工作，是因为拉宾把我们召唤到总理办公室这个受到千般宠爱的特殊环境里，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可是现在，他要离开了，我们也将在不同的利益和抱负指引下，不尽相同的不安全感驱使下，各奔东西。至于我，我将回到外交部恼人的官僚环境中，毫无疑问地被安排到某个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将我和我的家人置于动荡不安的生活中。
讽刺的是，打算留下来和贝京共事的竟然是他最大的反对者——弗利卡·波兰将军。新总理邀请他继续担任军事秘书；可想而知，拉宾已经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过他，这是军人的职责，必须接受。拉宾坚信，弗利卡只需单枪匹马就能妥善地处理好新总理和国防军、情报部门以及国防部之间敏感的关系。他说服弗利卡推迟一年退休。
“他来了！”拉宾说着，突然从窗口转过身，“他9点准时到，我得下去迎接他。”
白色标致504沿着大路缓缓驶来，后面跟的是安全人员乘坐的灰色普利茅斯轿车。车很快就驶到总理办公室的门廊下，守卫敬礼致意。警卫们围着车形成一个半圆，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周围的人开始鼓掌。车里的人走出来和前来欢迎他的人紧紧握手。
6月的晨光中，一身正装，光鲜整洁得毫无瑕疵的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和身着随意衬衫长裤的伊扎克·拉宾形成鲜明对比。用亚博廷斯基的话来说，这就是“hadar”，在希伯来语中是“光彩、显赫”的意思。“Hadar”所指的不仅仅是时尚，还包含心态和态度。它暗含了一种高贵的精神、骑士风度、自尊、威严、荣誉和庄严。一个犹太人应在行为举止上注重“hadar”。今天早上，贝京的“hadar”展示了一个新型的政府、一个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信条，它们将替换掉前不久那个已不受尊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党。
贝京在拉宾陪同下开怀地笑着，后面跟着包括耶歇尔·卡迪沙伊在内的三名随从。他走上台阶进入外间办公室，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拉宾上前一步打开内间办公室的门，示意它的新主人进去，但贝京迟疑了。他皱了皱眉头，坚持让拉宾先进屋。
“但这现在是你的办公室。”拉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的确是，”贝京回答道，他情绪很高，“所以，它的主人是我，而不是您。应该是我为您开门。我坚持要您先进去。”
俩人一起跨过门槛，坐到角落里的一对双人沙发那里私聊，助理们谨慎地小声闲聊着。最后，贝京召唤卡迪沙伊给拉宾展示一封他刚刚收到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来信。卡迪沙伊把手伸进塞得满满的公文包里，迅速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拉宾。拉宾读着信，扬起了眉毛。他对贝京耳语几句，贝京迅速扫了我一眼。之后，贝京建议先到旁边的会议室，媒体在那里等候已久。当俩人一起走进大门的时候，会场响起一阵掌声，照相机忙个不停。
伊扎克·拉宾虽然不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极其优雅地移交了政权。他在讲话中提到自己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将毕生献给为人民服务，确保和贝京先生顺利换岗是他的民主责任，并且祈祷贝京政府获得成功。
接下来，贝京衷心地感谢拉宾“几年来的贡献”。他“为以色列成熟的民主制度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它使以色列选举日成为美丽的一天”。除此之外，“语言已经不足以表达整个国家对议会成员拉宾的感激之情，他见证了行政机构的历史性变化”。
每个演讲都以祝酒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一轮接一轮的握手，直到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俩人短暂拥抱之后，热烈的气氛才有所平息。经过最后一轮的握手和感谢之后，新总理就准备踏入自己的办公室。正当他转身时，一名大胆的《耶路撒冷邮报》记者从后面叫住他，“贝京先生，当了这么多年的反对党之后，您在踏进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贝京停下脚步，撅起下嘴唇想了想，极其严肃地说：“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时刻，我的朋友。同时它也令我百感交集。”
“您举个例子吧，贝京先生？”
“比如说……”他举起右手掌，轻轻地翻转着，以便强调他准备说的那个论点，“比如说，一方面，这是一种让人恐惧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是让人兴奋的。我感受到极大的荣幸，又感受到深深的谦卑。它是一种重大的责任，也是美好的希望。既是一种兄弟情谊，也是一种孤独感。它……”他停下来，使劲盯着门口好一会儿，似乎准备承担起跨进门后的一切后果似的，然后用十分自信的语气说：“我感觉自己是个独唱者——在最神圣的日子里，独自站在藏经柜前以所有人的名义呼唤万能的上帝，对上帝说，‘虽然我并不称职，但以色列人让我作为他们的信使，我代表他们到您的面前，哦，上帝，请让我不辱使命吧。’”
“阿门！”后面的一个声音喊道。
“Ken yehi ratzon。”（但愿如此）贝京态度神圣地回应着，紧握双手，低垂着眼帘走进总理办公室。
1977年6月21日，拉宾和贝京总理在权力交接仪式上和高级工作人员在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1977年6月21日，耶路撒冷，总理贝京为接过总理职位干杯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