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我把脚翘在自己那张空无一物的办公桌上，盯着窗外胡思乱想，一想到待会儿不得不按照约定去和外交部人事部门的官员见面，我就不由得心烦意乱。这是个阳光灿烂、夏花怒放的好日子，很适合在和这个办公室告别前忆旧，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电话铃响了，一下子把我从遐想中拉回现实。
“我是耶歇尔·卡迪沙伊。总理要见你。”
“见我？什么时候？”
“现在！”
我沿着走廊一路疾步走去，尽量让自己显得不慌不忙的样子。我穿过安全屏障，走进铺着高雅地毯的门厅，这里通向总理套间的外办公室。卡迪沙伊让我直接进去。
我一推门，梅纳赫姆·贝京抬起头。他坐在巨大的红木书桌后面显得个子很小，仔细观察就能看出来他前不久刚刚得过心脏病。他面容憔悴有些浮肿，但仍然气宇不凡，像个贵族，令人觉得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尊称其头衔。我走过波斯地毯，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总理先生，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作为一名以色列公民我祝愿您一帆风顺。”
他微微起身，主动握了握我的手，点头示意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像个新人一样僵硬地按照他的意思坐下，只见他在一堆文件中翻找着，一边用一种非常正式的官方语气说道：“我这些天收到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发来的一份重要信件，拉宾议员建议我让你看看，帮我想想怎么写回信。他说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事情的转折让我惊讶不已，我只能点着头，趁着他在找那封信的时候尽量按捺住兴奋之情。
要不是撤走了私人相片、奖杯、奖状和一些装饰物，这间镶着木板的办公室和伊扎克·拉宾在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一排高背椅子像训练有素的卫兵一样立在总理的办公桌前，桌子后面的书架上装满了深蓝色封面的议会立法文件卷宗，以及用棕色小牛皮装订的镶金犹太经典。书架旁边是一张从天花板落到地面的以色列地图，旁边插着国旗。办公室里还有一片休闲风格的座位区，占据了剩余空间，来访者斜靠在天蓝色的扶手椅上，抬头可见墙上的一幅巨型航拍黑白照片，那是耶路撒冷老城——这个国家首都永恒而不可分割的心脏和灵魂。正对挂着蕾丝窗帘的三扇防弹窗户还有一面墙，上面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旁边角落里，稍高于视线的地方不起眼地挂着梅纳赫姆·贝京几个前任的照片：戴维·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列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旁边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用来悬挂伊扎克·拉宾的照片。
“请看这个。”贝京说着，把信递给我。
我请他允许我离开一会儿以便好好读一读信，并起草回信，这是他的几位前任和我之间的习惯做法。但他用一种有一些目空一切的语气说，以后不必这么做了。他不习惯在并非自己写的东西上签字，哪怕是演讲稿和英文信。
“我会自己写一封给总统的回信，”他说，“至于你”——他热情地微笑着，用英语说——“替我润色（polish）一下我的波兰式（Polish）英语。你做我的莎士比亚。你把它‘莎士比亚化’。”
我很快发现，贝京喜欢发明新词——用已有的词语发明新词或者赋予词语新的意思。他现在就发明了一个。
这时电话响了。
总理的办公桌上有两部电话，浅黄色带按钮的是常规电话，红色的是点对点的军事专线，直接联通特拉维夫国防部。他盯着嗡嗡作响的红色电话，好像有些反感的样子，然后抿紧嘴唇，轻轻拿起话筒，严肃地说：“你好，我是贝京。”
电话那头是他的国防部长埃泽·魏茨曼（Ezer Weizman），我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两枚喀秋莎火箭弹，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另外，头天晚上伊斯兰武装对黎巴嫩北部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居住的村庄发起进攻，屠杀了平民。
在贝京询问魏茨曼的时候，弗利卡走进来，他显然已经获悉了相关情况。他迅速写了张纸条放在贝京面前，后者看了一眼后对着电话厉声道：“波兰将军认为，巴解组织这次进攻是蓄意挑衅，是想在我上任第一天试探我的决心。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请你和总参谋长商量如何坚决回应，随时向我报告。”接着，他用一种更加坚决而专制的口气说道：“至于伊斯兰军队袭击基督教平民，我们政府的态度很明确，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支援黎巴嫩的基督教少数派是我们的道义责任。我们犹太人很了解，少数族裔要承受什么样的痛苦。中东地区的任何少数族裔受到压迫，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基督教世界放弃了黎巴嫩基督徒，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会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件事。”
当他放下电话时，我看见他脖颈上青筋暴露。
弗利卡看上去很不安，两只脚动来动去。梅纳赫姆·贝京刚才完全改变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处事原则。伊扎克·拉宾从来不允许以色列部队卷入黎巴嫩的大屠杀，担心深陷其地狱般的内战。黎巴嫩从1975年以来饱受内战蹂躏。弗利卡想要说明的正是这一点，正当他准备开口时，耶歇尔·卡迪沙伊从门外探进头来说，拉斐尔先生（Reb Raphael）来电话了。
“把他接进来。”贝京说着，脸上一亮。他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交叉着两条腿，舒舒服服地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很快，要不了一分钟。”他懊恼地对波兰将军说，随即又亲切地对着电话道：“啊，拉斐尔，你来电话真是太好了。”
波兰将军摸着鬓角的胡子等着。
“我一直很看重令尊，”总理说道，“我非常了解，他为我们成立政府的这一天祈祷了多久，牺牲了多少。我们会一直忠于他的遗志，我向你保证。”
我知道拉斐尔这个人。他已故的父亲是广受崇拜的阿里耶·莱文先生（Aryeh Levine）——“犯人们的拉比”——拥有一段传奇人生。英国人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梅纳赫姆·贝京指挥地下组织伊尔贡，阿里耶不辞辛劳一直坚持为被捕的伊尔贡战士提供帮助和抚慰，其中许多人被判了很长的刑期，甚至绞刑。阿里耶一成不变地在绞刑架下给予他们最后的拥抱。现在他的儿子掌管着父亲创建的规模不大的耶路撒冷犹太学校。
总理询问着犹太学校的情况，听着听着他显得有些困扰，面露同情之色。“天哪！”他叹了口气，“我很抱歉，拉斐尔，情况竟然那么困难。我和几个朋友商量下怎么帮忙。还有，把电费、水费和电话费账单给耶歇尔·卡迪沙伊。我会亲自过问这些事情。这是我要履行的诫命。所以，拉斐尔，别烦恼。你的任务就是坐在那里学和教。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去办。”
从波兰将军的脸色看得出来，他认为眼下黎巴嫩局势火烧眉毛，总理和一个犹太学校的拉比这么亲切地聊天显然让他无法接受。他转身向门口走去，贝京叫住他。“波兰将军！”他的声音低沉而威严。
弗利卡蓦地转过身。
“你要是对我的黎巴嫩政策有看法，咱们有机会再说，现在不行。我要你时刻向我汇报，我们对巴解组织的回击。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半夜叫醒我。请让耶歇尔·卡迪沙伊进来。”
贝京花了几分钟时间简单给耶歇尔讲了讲拉斐尔的困境，让他去找伦敦的艾萨克·沃尔夫森（Isaac Wolfson）爵士。（此人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是个非常有钱的犹太人。）接着他开始大声地讲自己打算如何给卡特总统回信，并且认真地问我：“你看完总统的来信了吗？”
我点点头。
“那么你告诉我，他在信里邀请我访问华盛顿，除了寻常一般的客套话，以及表达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等，你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这封信里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他说话的方式中，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他正在试探我的能力。
“我觉得有。”我冒险答道。
“那是什么？”
“最后一段。”我大声念：“因此，我想邀请您于7月18日那周访问美国，与您建立起基于共同原则的伙伴关系，进而公正而和平地解决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争端。我们有幸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将社会的宗教意义具体化。”
“怎么说？”总理用一种考察的语气问道。
“最后一句话有点特别，在一个将政教分离奉若神明的国家，总统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斗胆说道。
“是吗？”贝京的话里带着一丝嘲讽，“但是，难道你不认为，美国的宗教生活所涵盖的内容比这里更多吗？你还发现什么了？”
很明显，他是在考验我。
“第一句——里面有影射，”我说，“卡特邀请您去华盛顿，和他‘建立起基于共同原则的伙伴关系，进而公正而和平地解决争端’。什么叫‘基于共同原则的伙伴关系’？这是个新说法。我们在和美国的对话中有固定的外交辞令，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表述。所以卡特似乎想说，他想和您见个面，看看能否建立基于共同原则，也就是一种共同战略的伙伴关系。而现在，他不确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战略。”
贝京的眉毛略微动了动。“我同意。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那部白色的电话又响了，辨认出电话那头的声音时，总理双眼欣喜地一亮。“艾萨克爵士！”他声音洪亮地说，“太好了，是你。”
他一边听艾萨克·沃尔夫森爵士说着，一边仰面靠在椅子里，他的英语虽带着口音却无可挑剔，他诚心诚意地感谢对方的祝贺，以及提供的支持。他保证说：“B’ezrat Hashem（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的新政府会为以色列和犹太人造福。”说着，他眼光淘气地一闪，语带讥讽地问道：“那么告诉我，艾萨克，英国媒体对我第一天上任有没有说半句好话，我还是不是他们最爱报道的魔鬼？”
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听了艾萨克·沃尔夫森的回答后，总理收起了那副顽皮的表情。他咂咂嘴摇了摇头，暴躁而鄙视地说：“这么看起来，《泰晤士报》又开始宣扬中东绥靖主义了，就像他们在30年代宣扬德国人的绥靖政策一样。记住，就是这张报纸把希特勒纳粹冲锋队的暴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革命的热情’。呸！他们现在想让我怎样——再制造一次慕尼黑事件？他们难道想仿照内维尔·张伯伦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苏台德区一样，让我放弃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安全？我们会怎么办——难道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自取灭亡吗？”
艾萨克显然还在继续说着一些让贝京倍感沮丧的事情，后者一边听着，一边不敢相信地发出“难以置信！”“太震惊了！”“无耻！”之类的感叹。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道：“这么看来，那里的人还认为我是个前恐怖分子，是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被偏见蒙蔽着双眼。但我无所谓。恐惧害怕的是他们，不是我。”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喃喃道：“悲哀啊！很悲哀！然而，真理终将实现，正义终将胜利。事情总是这样。”
这句格言似乎让贝京重新打起了精神，他起身正了正肩膀提高嗓门宣布：“你是了解真相的，艾萨克。你知道，我们从伊尔贡那时候起就从来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我们是自由战士。我们的抗英斗争是勇敢的，正大光明的，针锋相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蓄意伤害过普通平民。可是你告诉我，那里居然仍然有人认为我是恐怖分子，把亚西尔·阿拉法特称为自由战士？好吧，你听我说，我非常瞧不起他们。”
他情绪高涨起来，大声继续道：“那个所谓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解放？’呸！……那是罪犯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纳粹杀人组织，他们专门针对平民，男男女女和儿童。所以，是的，艾萨克，我要再说一遍，真理终将实现，正义终将胜利！”
他欢欣鼓舞地大声说着，就像在集会上做最后的演讲一样。释放了激动的情绪之后，他坐回椅子里，斜靠着安静下来，用胜利者的平静语气花几分钟时间说起了正题。他表示，这是来自心底的呼吁：“艾萨克爵士，我深深地相信，拯救拉斐尔的犹太学校是一桩善行——一个神圣而高贵的举动，我要不这么想，就不会现在来麻烦你。我了解你在做慈善，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参与进来？”
慈善家的回答非常慷慨，梅纳赫姆·贝京高兴地双颊泛起红晕，一遍一遍地说着感谢的话。他的一言一行让我感到激动。如果有人碰巧听见贝京如何向拉斐尔和艾萨克·沃尔夫森敞开心扉，他很可能会以为以色列总理的工作就是帮犹太学校解困，间或地处理些国家事务。看着他一边给美国总统写信、处理黎巴嫩军事冲突，一边抱着同样的热情为耶路撒冷犹太学校请求援助，真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体验。
对我这么一个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来说，这确实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到今天上午为止，我已经为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工作过，他们都是杰出的领导人，忠实的理想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们谁也不像梅纳赫姆·贝京那样，对犹太传统怀有如此深沉的敬意，对上帝怀有如此真切的认同，并且如此谙熟古老的习俗，对犹太民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感。他来自波兰，虽然不是严格遵守教义的忠实信徒，却是个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极富感染力，平易近人，能让各个地方的犹太人感觉到自己受到了重视。最后，他还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总理——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即便我陶醉其中，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是有作为政治家的贝京，他是个内心坚硬如铁的元老，从不在任何事情上妥协。他是以色列历届总理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一位。因此，当他放下电话，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问我以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我想，你会作为我的工作人员留下来？”作为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导人，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是从地下活动开始跟随他，在风风雨雨的政坛上同他一起奋战了几十年的老战友——而他竟然邀请我，一个籍籍无名的党外人士，加入他的工作团队，这实在是让人感受到不敢相信的莫大荣幸——我惊讶地脱口而出：“可是，贝京先生，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啊。”
“我从没问你是不是。你这么说，是认为自己不合适吗？”
“不，可是——”
“可是什么？”
我迟疑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同意在领土上做些让步，一寸土地换一寸和平。但是，我的嗓子干涩，终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我之所以感觉嗓子发干，是因为这些话并非我自己的想法；它们是艾希科尔、果尔达和拉宾的想法。将近20年来，我以他们的名义，根据他们的指示写了大量的演讲稿、信件和备忘录，而这正是其中的精髓。那是我的工作。而现在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理清自己的思绪，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想法，以我自己的名义把它们说出来。于是我说：“总理先生，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
“多长时间都行啊。”他宽容地说。
我站起身，快到门口时，他从后面叫住我。“你为前几任总理工作的时候，是什么身份？是政务官，还是公务人员？”他问。
“公务人员，”我回答，“是应各届总理的要求从外交部借调过来的。”
“既然这样，”贝京断然道，“我就继续照办。这届政府是来服务的，不是来收割的。你能理解吧？”
我耸耸肩膀。
“好吧，那我就来解释一下。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治管理变化，我们不是来夺取权力的。我们必须有延续性。这是一次民主变革。整个世界必须看到这一点，整个国家必须看到这一点。我不会解雇任何专业的公务人员，除非发生了我认为合理的特殊情况。”他面无表情地继续道：“我模仿的是英国的系统，公务员知道以合理的政府名义，在合理的时间用合理的方式对合理的人说合理的话。所谓合理的政府就是当下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现在你明白了？”
我回答明白了，但是他不再望着我。他的目光越过我，看着门口，眼睛一亮。“内阿马！”他喊起来。“真想不到！美好的旧时光又回来了！”
一个穿着羊毛开衫的端茶女士推着小推车从地毯那边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她和总理握了握手，满是皱纹的脸上兴奋地发亮。“祝贺您，贝京先生！”她笑着说，“祝贺您！真高兴看到您回来。”
他俩显然是老相识，从贝京在列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的联合政府里担任不管部长的时候起就已经认识。
“和以前一样？”内阿马调皮地问。
“和以前一样。”贝京热情地回答。
她用玻璃杯给他倒了杯加柠檬和甜味剂的茶。
这时贝京对我说道：“不管你的回答是什么，请在今天下午四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给卡特总统的回信，你帮我‘莎士比亚化’一下。”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给拉宾拨了个电话。“伊扎克，”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贝京让我替他工作。我要不要接受？”
“你当然要接受。他是个诚实而负责任的人。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我要告诉你的是，他永远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除此之外，他还是和你一个类型的犹太人。你会喜欢与他共事的。”
梅纳赫姆·贝京给吉米·卡特总统的回信草稿一共有三张纸，是从他的速记本上撕下来，显然这是他手头仅有的纸。他用红墨水写下的字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难以辨认。我用一支黑笔费劲地在潦草拥挤的字迹间游走，一边润色，一边在红色底稿上标注黑字，到最后整页纸就像蜘蛛爬过一般。贝京用词非常老道，只是语法上稍有欠缺。
在我改稿的时候，他一直安静地坐着，偶尔凑过来细细地看我到底润色得怎么样了。我把完成的稿子递给他，他仔细看过改稿后微微一笑，夸了一下我的文笔，但对我改动的几处词语表达了保留意见。他不喜欢我将他的形容词“模糊化”。比如我把“崇高的”换成了“高尚的”，他认为“富有成效的”不应该被改成“建设性的”。而且，他刻意将信件中的称呼写成了“阁下”，而非“亲爱的总统先生”。毕竟，这封信是写给一国总统的。
我试图劝他，“阁下”这种称呼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但他摇摇头表示不信，认为称呼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就应该用这样的敬语。于是他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请他核实。趁着他和礼宾司那可怜的哥儿们反复检验信里的用词，我坐着想：一个在以色列政坛搁浅了近30年的人会有多少名正言顺的理由给美国总统写信。不管梅纳赫姆·贝京对国际事务的掌握程度如何——我后来发现，他相当谙熟——他在上任第一天对外交礼仪方面的琐事了解得并不够。
他放下电话，和蔼地冲我耸耸肩，坦白地承认：“你是对的！”他轻轻地笑着补充道：“但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当年西奥多·罗斯福刚刚当上美国总统的时候，收到德国皇帝和英国国王的祝贺信。罗斯福不在乎什么外交礼仪，也从来没和这两位打过交道，他在回信中不称‘尊敬的陛下’，而是冒冒失失地把德国皇帝称作‘我亲爱的威廉皇帝’，对英国国王称‘我亲爱的爱德华国王’。结果两国皇室纷纷侧目，美国方面只得打发大使出面道歉。”
梅纳赫姆·贝京愉快地讲述着这些逸闻趣事，我趁势问他，是不是喜欢读历史，他肯定地说：“我最喜欢读历史和政治传记，我通常读的是英文本。”为了便于说明，他还顺便提到了最近读到的四位作者。听他如此行云流水般地罗列那些作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细致，而且博学，是个充满犹太特色的波兰式知识分子。
趁着那封信被送去打字的工夫，他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自己学英语的故事。那是在伊尔贡时期，他四处躲避英国人的追捕——那个时候，人必须机智灵敏，满腹计策，想要活命就得了解敌人在想什么、说什么、计划什么，得掌握他们所写、所读以及正在广播的内容。语言就是武器，他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日日夜夜盯着BBC国际频道，发疯一般地研究新闻和学习英国国王的语言。他喜欢BBC那种简洁的风格，它波澜不惊，表达准确，而且表述非常清晰。
他积累了丰富的英语词汇，人们可以感觉出来他是单纯地喜欢英语词汇本身。在他的地下工作年代，以及这么多年身为反对党的岁月里，言语是他唯一的武器。他是个激情四射的辩论家，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他深深地热爱以色列议会。他热爱辩论，喜欢写作，爱好阅读，酷爱宣讲。他还热衷于新闻事业，也喜欢写信。他认为，写信是一种正在走向衰亡的技能。语言正在渐渐失去准确性和明晰性。政治家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各个国家的议会辩论逐渐衰落。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还算是相对比较体面的场合，而在以色列议会也能见到难得一见的真正的辩论。只是太少见了！但是，大体来说，有话好好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站起身讲话，却言之无物。没有人听别人说话——然后个个都表示反对。两党之间毫无理由地相互争斗。政客们毫无幽默感，成了精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如今哪里还有什么议会雄辩家，”他语带讥讽地说，“谁还能像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那样优雅地向对手格莱斯顿（Gladstone）喊话，‘这位尊敬的议员是个强词夺理的雄辩家，陶醉在自己的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中。’”
他引用的这段话准确地让我惊讶不已，不禁问他到底是怎么记住这句话的。他沾沾自喜地答道：“这是我在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从BBC听到的，当时就记在心里了。我用它来练词汇。直到现在，我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BBC的广播。”
确实，久而久之我发现，有时候梅纳赫姆·贝京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会部分或者全部地以BBC的内容为基础，因为他知道虽然BBC的评论员不会在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时网开一面，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公平准确且公事公办的。在梅纳赫姆·贝京看来，英国广播公司是忠实报道的优秀标杆。[4]
下午晚些时候，总理问起给卡特总统的信是不是可以校验了。可是不行。我的秘书诺玛正在着急上火，她费尽心思地努力搞懂贝京的红色笔迹和我叠加在上面的黑色改稿。这会儿她的打字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等到终于完成时，总理已经准备赶赴下一场活动了。他和贝京夫人要在大卫王饭店为从海外赶来的好朋友们接风。他建议我陪同他一起去饭店，这样就可以在路上看一遍这封信。
我们刚一坐进车里，他就埋头集中精力读起信来。他在这里删掉一个词，在那里添加一个词，车到饭店门口时，他还在匆忙做着最后的修改。车一停下，他迅速面带微笑起身下车。祝福他的人纷纷向他伸出手，饭店大堂一片拥挤，为了拿回那封回信，我只得迂回地尾随在安全人员身后，努力往前挤。走到电梯旁时，贝京在鼓掌的人群中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笑得更加开心了，伸出手道：“以赛亚先生，欢迎你来耶路撒冷！”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多年前我曾经在牛津辩论社的招待会上和他打过照面，只见他脸色阴郁，满含敌意地瞥了总理一眼便傲慢地背过身子。贝京收起笑容，紧紧抿着嘴唇，抬起下巴努力挽回尊严，转身走进电梯，那封信已经在他手里被捏得皱成一团。我目睹这一幕后，惊讶地呆站在那里，电梯门在我眼前缓缓地关上。
我突然想去喝一杯。
大堂旁边的酒吧里全是人，我奋力挤到吧台边，所有的人都在一边喝着酒，嚼着花生、脆饼和薯片，一边大声聊天。突然，以赛亚·柏林出现在人群外围，他表情冷冷的，脸上的肌肉拧作一团。酒吧里的人都穿着衬衫、棉布宽松长裤或牛仔裤，个个兴致勃勃、情绪高昂，只有以赛亚身着深色三件套西装，打着暗色领带，显得和周围格格不入。
“我是不是见过你？”他朝我大喊，声音盖过了周围的喧嚣。
我提示他，我俩曾经在牛津辩论会有过一面之交，但他根本想不起来。
“但是，伊扎克·拉宾当总理的时候我见过你，那是你吧？”他追问。
我告诉他是的，我们在伦敦和耶路撒冷都见过。
“可是，你刚才是和梅纳赫姆·贝京在一起？”他问道，反感地皱起眉头。他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学究一般弓着背，浓密的眉毛已经开始变白，秃顶的头上发色灰白，看上去像个愤愤不平的学监。
我肯定了他的说法，几乎能从他接下来的咆哮声中感觉到他对我的鄙视，“你跟着贝京干什么？”
他听我解释着，一开始还是一副超然的样子，当我提到自己怎样加入贝京团队的时候，他突然凑近了凝视着我，好像我是什么哲学谜题似的。“我明白了，”他喃喃地说，“你是一名公务员，是吧？麻烦了！你别无选择。做得对。”说到这里，他果断地一口喝下一杯威士忌，接着又要了杯苏打水，然后迅速转换话题，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起来，我在一旁听得半懂不懂。我分辨不出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还是一次情绪爆发。他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虽然他自认为是个脾气和蔼、沉着冷静的牛津学者，不习惯激烈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实在无法容忍眼睁睁地看着梅纳赫姆·贝京当上总理。他不能和那个人握手。这个要求对他来说很过分。他担心这个国家会被毁掉贝京的东西毁掉。他为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担忧，他为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担忧。他觉得非常震惊，非常困惑。
他说，自己一直是个支持两国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巴勒斯坦国家。道德生活也只能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阿以斗争是两种同等有效的民族自决权力之间的冲突。因此，以色列只能在土地上做出让步。二者必须分而治之。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深刻哲学观点。
而且，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讨厌暴力。无论其目标多么高尚，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令人厌恶。60年代，他曾经谴责法国人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叛乱，接着他又谴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平民采取的反恐怖措施。梅纳赫姆·贝京曾经在1946年下令炸毁大卫王饭店，致使90人丧生，他怎么能同这个人握手呢？
我插话说，关于那段往事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可是他说得太快太仓促，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直到最后我提高嗓门大声争辩说，我们的总理是以色列人用自由的、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时候，他才停下来承认：“对，是的，没错。可是，我该通过谁向你们提供建议呢？你们是不会接受意见的。和其他地方一样，我在以色列也不被人理解。虽然我经常来这里，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以色列。我不知道离散犹太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以色列。说到这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以色列人了解离散犹太人。”
他说着，笨手笨脚地取出拴在背心口袋链子上的一个迷你放大镜，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凑近去看表，之后抱歉地表示自己该走了。
“我也该走了。”我说。
我坐电梯来到六楼的总理套房，敲敲门。贝京夫人微笑着招呼我进去，和蔼地邀请我喝杯咖啡。
“啊，你来了。”总理说着，离开客人，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写给卡特总统的信。我为自己耽搁了时间表示歉意，他却一边递信，一边道歉说：“抱歉，把这封信弄得这么皱。需要握手的人太多了，我在走进大堂的时候随便把它塞到了口袋里。”
他带我去休息室，把我介绍给客人们——那是六对衣着考究的中年夫妇，相互之间的对话中夹杂着意第绪语、波兰语和英语。他们看上去像是从美国来的，是生活富裕的大屠杀幸存者。
“我正和我的朋友们说起以赛亚·伯林。”贝京语带讽刺。
“别往心里去，梅纳赫姆，”贝京夫人责怪道，“你30多年来遭这么多人背弃，现在你突然开始对其中有些人仍然对你心存芥蒂感到惊讶。坐下来，放松。来，吃一个。”她递过去一个盘子，上面放着面包卷、点心、饼干，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当然，以赛亚的头脑与众不同。”贝京嘴里承认着，坐到沙发上，周围全是他的仰慕者。他抿了几口茶，轻轻咬了口饼干继续道：“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是真正有创见的理论家。但是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是……”——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鄙夷——“他是个J.W.T.K.。”
“那是什么？”
“两腿发软的犹太人（A Jew with trembling knees）。”
周围的人笑了起来。
“几十年来，伯林这样的乌托邦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用他们编织的白日梦蛊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贝京的神色变得非常认真，“如果我们走了以赛亚·伯林的道路，那就不可能建立起犹太国家。他们幻想阿拉伯人会为了取得经济发展而与我们达成妥协。这简直太荒谬了！亚博廷斯基太看得起阿拉伯人了，竟然认为他们会为了眼前的小利走到和平的谈判桌前来。”
提到亚博廷斯基，几个老牌修正主义者以门徒一般的崇敬之情追忆起他们这位逝去的领袖。我站在外围，听梅纳赫姆·贝京忆起他心中先知一般的“大师兼导师”。他提醒客人们，在大屠杀终结后的支离破碎的犹太世界里，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是唯一坚定的现实主义。在欧洲的灾难来临之前，亚博廷斯基是第一个发出警告的人；他是第一个组织人们用非法救生船奔赴以色列的人；他是第一个为犹太军队喊出战斗口号的人；他是第一个坚持为建立犹太国家而斗争的人；他还是第一个提出建立“铁壁”（iron wall）威慑的人，以此终将让阿拉伯人认识到，除了和犹太国家达成妥协之外别无选择。
“泽埃夫·亚博廷斯基早在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铁壁’学说，”贝京总结道，“它最终成为所有以色列领导人的战略需要。如果没有‘铁壁’，以色列国防军又算什么？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得到历史的肯定。”
我觉得自己应该趁此时机抽身离开，去寄出总理给美国总统的那封信。这时，我突然意识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真是充满了戏剧性——贝京和伯林：这两个杰出人物完美地代表了犹太人性格中的冲突方面，以及在犹太叙事和犹太人生存方面的矛盾观点。
而这也在给总统的信中有所体现，信中写道：
亲爱的总统先生，
感谢您热情洋溢的贺信。我与同仁们深深感谢您对以色列新政府获得成功的美好祝愿。5月17日，我们自由的人民通过投票决定进行政府的更迭。从那时起，我们依照宪法采取了三项行动。共和国总统指派我组建新政府。议会通过多数投票表达了对政府的信任。我与同仁们在议会宣誓效忠国家，效忠宪法。
事实证明，我们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权力交接是以一种极为有序的方式进行的。美国以庄严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权力交接，我们从中获益良多。
总统先生，虽然我国与美国之间尚存众多差异，但我想说的是，两国之间也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人类崇高的理想、民主、个人自由以及对神的旨意的深深信仰，这些都是伟大的美国人民和新生的以色列的珍贵传统。总统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成为，并且永远成为我们的政策基石，它体现在我们两国的特殊关系中，而且我相信，它以承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色列人民寻求和平，渴望和平，祈祷和平。因此作为以色列人选举的发言人，我和我的同仁们将竭尽全力与我们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和平。秉持这种精神，我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邀请，将于7月18日那一周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我期盼着与您见面，与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总统进行最富成果的交流。
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梅纳赫姆·贝京
1977年6月21日，贝京总理浏览各家晨报，旁边是他多年的助手耶歇尔·卡迪沙伊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