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前几位总理的办事机构的高效相比，梅纳赫姆·贝京的稍稍有点无序。负责这些事务的耶歇尔·卡迪沙伊忙得直打转，开玩笑，出主意，审议，做善事。耶歇尔永远和和气气，不擅长系统性的规划和管理工作。把这项任务交给他是个错误。然而，尽管忙乱，他却能以非凡的天分即兴处理各种事务，总理需要任何文件他都能天才地找到它们在哪儿。他的办公室大门敞开，三教九流各种人物不停地进进出出——有穷人、移民、粉丝、记者、政客，还有江湖骗子。一次，在他适应工作节奏大概一周后，我正要去他办公室，迎面看见一个头戴破呢帽、身穿破雨衣，看上去衣衫褴褛的人正从里面出来。我认识他，他是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名小贩。
“那个小贩来干什么？”我问，“你认识他？”
“当然。他叫克赖斯基。”
“谁？”
“沙乌尔·克赖斯基，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的兄弟。”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眼看着那个来访者蹒跚地沿着走廊向出口走去，耶歇尔却一直不动声色。他难道真的是那个因为向阿拉伯恐怖分子的勒索妥协，而让果尔达·梅厄饱受指责的奥地利总理的兄弟？
“你开玩笑吧！”我说。
“不，我没开玩笑，”耶歇尔回答，“他在这儿住了许多年。总理时不常地帮他渡过难关。他非常崇拜贝京。不信你就追上去问问他。”
我真的这么做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
卡迪沙伊不讲等级排场。他拒绝接受专车和司机的福利待遇，而是选择在日出时分从特拉维夫的家坐早班公交车赶到耶路撒冷上班。他和妻子班比（Bambi）毫无悬念地成了每份邀请函上的嘉宾，而他有一种让人羡慕的本事：即便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场合，他也能让满腹牢骚的人露出笑容，让态度冰冷的人开怀大笑。在他上任不久之后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我就亲眼看见他满脸温和地向几位面无表情的大使说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梅纳赫姆·贝京时的情景。那是1942年，在特拉维夫的一间地下室里，空空如也的屋子里只有几条板凳。这里正在召开贝塔和伊尔贡成员会议，参会的大多是英军巴勒斯坦特殊军团中的志愿者。他们准备听一场有关欧洲犹太人未来命运的讲话。当时，有关大屠杀的传言已经开始蔓延。
“这时候，进来一个脸色灰黄，戴着一副约翰·列侬式眼镜的家伙，穿着极不合身的英国军装，”耶歇尔描述道，“他的军用宽短裤长得过了膝盖，军便帽上别着象征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国徽。他要求发言，并非常简明地指出，解救欧洲犹太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迫使英国人尽快离开巴勒斯坦，打开大门允许自由移民。我问旁人这家伙是谁，他们说他叫梅纳赫姆·贝京，在波兰的时候，他是贝塔运动领导人。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他。”
耶歇尔继续道，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先后在西部沙漠和欧洲工作，在欧洲离散者营地工作的时候，他听说梅纳赫姆·贝京被任命为伊尔贡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1978年11月，耶歇尔·卡迪沙伊和作者在一起
图片来源：杰玛·莱文（Gemma Levine）、伦敦，英国。
“您那时候在营地具体做什么工作？”一名外交官问。
“走私”，耶歇尔坦率直白地回答，“英国军装为我这个走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说话的口气如此大大咧咧，几个大使不禁扭过头连声笑起来，其他人则向他投去惊异的目光。
“您走私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敏感了？”其中一位大使问。
“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我帮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越境到南部港口去以色列。”耶歇尔回答他。随后他又告诉大使们，1948年夏天他坐着那艘倒霉的伊尔贡“阿尔塔莱纳”号回到以色列，刚刚抵达就遭到了以色列同胞的扫射。
“后来呢？”另外有人问。
“后来，我开始代表伊尔贡牺牲者和受伤者们的家庭为他们争取权益。早先，我们的国防部支持前哈加纳战士，歧视伊尔贡成员。然而我发现，国防部也有一些人持公正立场，他们帮我解决了问题。就在那时，我引起了贝京先生的注意，我从1964年开始为他工作。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后来，我听见大使们在讨论卡迪沙伊的发迹史。其中一人的个人看法是，对贝京来说，一个人的忠诚比能力更重要。贝京和卡迪沙伊形影不离，贝京在身为在野反对党的那些孤独岁月里，曾经连续八次在选举中惨遭失败，但卡迪沙伊一直坚定不移地尽忠职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卡迪沙伊是值得栽培的。
我很快就了解到，耶歇尔有一种直觉能力，能够预期到贝京的每一个想法，就好像俩人之间心有灵犀似的。耶歇尔是唯一一个贝京在家庭成员之外可以完全放松面对的人。俩人既可以分享机密，也可以随意聊天。贝京的老战友们证实，耶歇尔只要一见到贝京就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低调内敛的崇敬之情。贝京希望周围的人对自己绝对服从。我每天都能看见这些老兵对他怀着一种近乎完全服从的忠诚。对他们而言，他就是元老。
“当然，有时候他会问我的意见，但那通常是为了向我证明他自己的观点有多么正确，”一次，耶歇尔向我透露，“大多数时候，我们无须言语就能相互理解。”
这使得作为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耶歇尔无可替代。他知道重要的职位应该推荐谁来担当，才能获得贝京的同意；他会在议会和党派大佬们走进总理办公室前先缓和下气氛；即便身不在场，他也能确切地掌握谁对谁说了什么话；他可以不用和总理商量，一手包办总理接见来访者的日程安排；他会拦截或转移那些他认为贝京不想看见的东西。
虽然总理是一个刚刚康复的心脏病人，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天一亮，他就泡上一杯柠檬茶，开始浏览新闻。他从收音机里听BBC广播，聚精会神地阅读当天各大日报的内容，偶尔还要做笔记，把报纸上的内容印刻在脑海里。接着他还要看国外的新闻报道。然后，他要察看手头正在办理的文件，简单吃个早饭，给内阁成员们打电话，8点赶到办公室。在那里，他要研究前一天晚上发来的各种电报，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听取他们的简报、发布指令。然后他离开办公桌，到休息区接待来访者。中午一点他会雷打不动地回家和妻子共进午餐，之后打个盹儿，3点半回到办公室直到晚上6点。下班前一小时，他通常用来口述或签署各类信件，之后他要浏览一遍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和每个秘书一一道过晚安，在耶歇尔的陪同下离开办公大楼。耶歇尔会把贝京的公文包递交给安保小组负责人，里面装着两份文件，一份有关内政，另一份有关国防和外交。
大多数时候，贝京晚上要参加各种官方活动，活动结束后回到自己家，他会在厨房的餐桌前喝着当天最后一杯柠檬茶，研究公文包里的两份文件。最后，他会捧一本书上床休息，四五个小时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贝京自诩是历届总理中第一个用铁腕方式管理内阁的人。他在就职会议的开场白中就提到“内阁会议绝对禁止吸烟！”他要求部长们尊重议会并准时参加会议——尤其是在需要完成大部分议会工作的周一和周二。
1977年6月20日，贝京总理和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在一起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会议桌四周响起一片反对之声。总理打断大家，要求保持肃静，他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们必须更多地参与议会，以便重建国家生活中议会的尊严，”他告诫大家，“民众每次打开电视，发现议会会场空荡荡的，这很丢人。如果内阁成员做出榜样，那么其他议员就会效仿。”
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小声对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说：“简直是个疯狂的主意！没有用！”总理瞥了魏茨曼一眼，显然这番话被他听见了。空军前司令只得嗫嚅着请求原谅。摩西·达扬递给贝京一张纸条，后者停下来说道：“外交部长认为我的要求不可行，因为这样你们就剩不下什么时间来运作你们各部的工作。好吧，我接受他的建议，你们把参加议会会议分一分工——内阁的一半成员参加周一的会，剩下一半人参加周二的会议。”
大家都对此舒了口气。
和拉宾的内阁部长们相比，贝京的内阁算是温和的。拉宾和佩雷斯彼此不对付，因此必须时时提防对方。这种现象在工党圈子里并不少见。工党内阁总是显得很不和谐，时不常就会走漏消息、传出爆炸性新闻。工党领导人多半真诚率直、酷爱争辩——其中有工会主义者、基布兹成员，以及党内强势人物——他们虽然一致遵守社会主义的信条，但却因为多种细微的差别而相互割裂。两败俱伤成了常态，每个领导人都创建了自己的阵营并拥有一批追随者，想方设法在别人背后不择手段地行事。相比之下，新的利库德内阁只有一个极具魅力的统帅，大家严守纪律绝不泄露消息，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内阁的守口如瓶让媒体心烦意乱，特别是总理此时正在准备初访美国，可每一个官员都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梅纳赫姆·贝京知道，对于吉米·卡特和他的首席顾问们——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来说，虽然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一直是种威胁，但它并非中东地区争端中最重要的因素，重中之重是巴勒斯坦问题。他们认为，解决了巴勒斯坦问题，就拿到了打开和平之门的钥匙。卡特的抱负是通过一次有巴勒斯坦代表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已经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首脑进行了会面。早先的福特-基辛格政府曾经立誓，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就不会将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纳入和平进程，我们预想这一任美国总统会愿意忽略这一点。此外，我们推断，如果有一天贝京履行承诺，开始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定居点行动，那么以色列不仅会受到美国的谴责，而且还可能遭到美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制裁。实际上，据一名官员估计，“贝京和卡特的方式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它反映的是一种无法跨越的哲学鸿沟，除非能找到一种双方相互能够接受的方式，否则未来将经历重重磨难，将美以关系降至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此时，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已经到任，并展开了调查研究。塞缪尔·刘易斯（Samuel Lewis）出生在休斯敦，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经验丰富、自信幽默、心胸豁达的职业外交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喝咖啡时，他就坦率地告诉我——这番话显然是说给贝京听的——卡特总统在中东外交方面很有耐心，即便遭遇“对抗”也不会退缩。同时，他也直率地透露说：“我已经告诉华盛顿方面，对贝京先生需要谨慎行事，双方有话好说，而不是恶语相向，以便双方达成进一步合作。我准备先行一步飞到华盛顿，希望能让大家冷静一点儿。”
我把刘易斯的话向总理做了汇报，他没发表任何意见。他将除睡觉以外的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计划和美国总统之间的较量。他一遍一遍地仔细阅读3月拉宾和卡特之间的冲突记录，反复研究卡特所有关于中东的声明文件。他几乎每天都要和高级部长们一起计划以色列在日内瓦和平会议上的位置。他在一次会议上总结了自己对美国总统的看法：
“我相信吉米·卡特是个正直的人，他的动机十分真诚。在宗教上，他是个虔诚的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教徒。我听说，他白天要私下里祷告好几次，每天晚上休息前，他还要和妻子一起学习西班牙语的《圣经》，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是个真正信仰重生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派他到地球上来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他认为自己是个治疗师，他想给这片圣地带来和平。然而，虽然我很敬佩他的宗教信念，但我和拉宾一样，不能确定他是否理解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看得出来，他对于犹太人有权拥有以色列的土地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我们真正的安全考虑。但既然我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我相信一旦他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真相，因此他会对我们持开放的心态。”
贝京一边说，一边转向波兰将军道：“弗利卡，请给我准备三份地图——第一张画出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火力集中地区；第二张要体现和我们的22个阿拉伯邻国相比，以色列是多么渺小；还有第三张，在上面标出1967年边界与地中海之间的距离有多近。既然美国人喜欢用首字母缩写”——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顽皮的表情——“那我们就给第三张地图命名成INSM。”
“那是什么意思？”弗利卡问。
“当然是，以色列国家安全地图（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Map）。”他回答，然后又对卡迪沙伊道：“耶歇尔，准备一份美国城镇的名单，标上《圣经》中的名字，一个州一个州地来。”最后，他又对我说：“这个安息日的下午你能来吗？我要举行家庭招待会。请你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