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日下午，耶路撒冷沐浴在暖风中，盛夏弥漫在里哈维亚空气中的白杨和松树味道更加浓郁了。宽敞的总理官邸就坐落在这个高档社区。蓝天上有几缕橘色的云彩，黄昏将近，在这个不寻常的午后，游客、士兵、犹太学校学生、邻居，甚至是经过的路人都在大门口排起队等待进入总理的家。
人们都还记得，贝京一家曾经在特拉维夫狭小的家中举行过安息日下午的家庭招待会。他们早就打算在耶路撒冷的官邸继续这项活动。两处居所的差别相当大。特拉维夫罗森鲍姆街1号是一套拥挤的，只有两个房间的一层公寓，他们在那里抚养了儿子和两个女儿。朋友、熟人——任何人——顺便路过时都会进去道一声“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聊聊天，喝杯橘汁，直到天色将晚才互道“一周愉快（Shavua tov）”，然后继续赶路。
当梅纳赫姆·贝京出人意料地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就有消息传开说，他打算继续举办家庭招待会。民众得知消息后充满期待、无比喜悦，安全部门却极为头疼。从来没有哪个总理会向所有的人敞开家门，负责总理安全事务的工作人员完全懵了，不知该如何应对。
“安息日平安。请进，来喝杯冷饮。”贝京夫妇向进门的客人们伸手表示欢迎。许多人手里捧着庆贺乔迁之喜的蛋糕、鲜花、巧克力和红酒。有些人则充满敬畏，他们本能地鞠躬致意，踮着脚轻轻跨过门槛。
一进屋，客人们就被装饰豪华的起居室惊到说不出话来，房间里铺着昂贵的地毯，当代以色列的装饰风格中带着一丝旧时代欧洲风味。他们静悄悄地欣赏着餐厅里的枝形水晶灯、墙上以色列著名画家的作品、还裹着蜡的银色安息日枝状大烛台，以及三角钢琴上摆放着的贝京孙辈照片。客人们站立欣赏的时候，贝京的两个女儿哈西娅（Hassya）、利亚和一个外孙，端着果汁、苏打水和小饼干穿梭在人群中，告诉每个人别客气，放轻松。
一位身着安息日盛装的瘦削老人走过来，他的双眼下有一对疲惫的眼袋，面颊和下巴忧伤地低垂着，他像研究一件博物馆藏品似的凝视着贝京的脸。他坚持要给贝京看一张褪色破损的照片，上面是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把照片伸到贝京眼前，打着手势用意第绪语大声说，他的家人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那些年里他始终好好保存着这张照片，只要纳粹党卫军来搜查，他就把照片塞进嘴里，所以它才会变得这么破旧，污渍斑斑。
贝京紧紧拥抱老人，这名幸存者的说话声渐渐弱了，眼里噙着泪水。俩人无声地交流着，老人平静下来。他使劲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一语不发地离开了。
接下来是个留着一小撮胡子，头发卷曲的也门人。他头戴一顶白色无边便帽，顶上垂下来一缕流苏，只见他上前一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名杂货商。当被问起在哪里做生意时，他说在一个破败的社区开杂货店，于是总理说：“你以我的名义，去告诉你的顾客和所有的朋友，我们即将重建你们的社区。”
“重建？那是什么意思？”杂货店老板完全没听明白。
“那意味着，我们的新政府正在努力实施一项名叫‘重建工程’的计划。在我们的离散犹太人同胞们——犹太联合捐募协会和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Keren Hayesod）——的帮助下，我们要让以色列再也没有贫民窟，包括你们的社区。我们要重建你们的家园，和你们这些居住者商量建造新家园。这将是大家的努力，上帝的意愿，我们要让所有的社区成为居民们为之骄傲的地方。”
杂货店老板认真地听着，他那被烈日暴晒过的脸上流露出信任，突然他跪倒在地，虔诚地去吻总理的手。可是贝京怎么会接受。他柔声地责备道：“除了上帝，犹太人不向任何人下跪。”
客厅里人满为患，我走进花园去透透气。这里也聚集着许多人，我认出总理办公室的司机也在其中。他叫拉哈明（Rahamim），此时正和十几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身穿T恤熟练地嗑着瓜子。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加入，给我说起了梅纳赫姆·贝京与他们西班牙裔犹太人之间的爱心聚会。
已是黄昏，总理走出拥挤的客厅来到灯火通明的花园，脸上炫目的笑容让他看起来活力十足。人们吹口哨鼓掌欢迎他的到来。在一张张充满渴望的笑脸中有个孱弱的身影，他身上的外衣松松垮垮，牙齿是卡其色的，皮肤因为营养不良而十分苍白。他几乎没有什么毛发，只剩下一片新月状的铁灰色胡子茬。这个人看上去至少有50岁，只见他握着贝京的手，勉强收拾起自己的那点尊严向总理鞠了一躬。
他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自称米沙·利普（Misha Lippu），是个专业艺术家，在罗马尼亚流放地被关押了5年后刚刚获释。他是通过以色列的配额系统，两天前到达以色列的。以色列政府每年用这样的配额机制和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做交易，花高价让犹太人逐渐移民到以色列。
周围所有能听到这番话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只见贝京抓着他的肩膀，满怀同情和尊敬地说道：“Shalom Aleichem！Baruch haba！（欢迎！欢迎！）”
利普低着头，咬紧嘴唇努力控制着情绪，贝京一把抓住他，轻声说：“现在没事儿了，利普先生。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你到家了。你现在很安全，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欢快地问：“你的希伯来语说得真流利，从哪儿学的？”
利普受到鼓励，擦了擦眼泪解释道，自己年少时曾经在犹太学校上学，后来在流放地遇到一名天主教牧师，奥拉迪亚神父。神父的希伯来语非常好，于是俩人经常在一起练口语，做练习。“奥拉迪亚神父是被作为奸细关进去的。”利普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1940年梅纳赫姆·贝京在苏联劳改营中的标准照
图片来源：梅纳赫姆·贝京遗产中心。
“那你呢——你犯了什么罪？”
“他们指控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谋犯。”
贝京闭了会儿眼睛，会心地喃喃道：“这个词儿，我太熟悉了。那么，你具体是因为什么被认定有罪？”
米沙·利普情绪激动起来，他咬着手指关节努力控制着自己。“犹太和犹太复国主义艺术。”他断然回答道。
贝京有点困惑。
利普忍不住告诉贝京，离开犹太学校之后，他追随艺术的召唤进入一所艺术院校。苏联时期强调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那些年里他接到许多创作任务。他变得很出名，得到了许多荣誉。这让他受到了鉴赏家们的鄙视，但得到了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有钱有势的人和政府官僚——的奉承献媚。于是，他最后放弃了这一切，开始画犹太信仰和犹太复国主义主题的作品，抒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他曾被多次警告放下画笔，但他没有听从。根据斯大林主义的刑法，他的这种行为是阴谋叛国。他因此遭到流放，被送到采石场做苦力。
总理的眼睛湿润了，望着他说道：“我，也在古拉格当过采石工。”
米沙·利普惊呆了，他紧盯着贝京轻声道：“您也被共产党关过监狱？”
贝京点点头说，1940年9月，天气晴朗，三个苏联安全特工来到维尔纳，把他从家里带走。他当时是贝塔青年运动在波兰的领导人，苏联法庭宣布他是“异端”，判决他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做八年苦役。苏联审讯人员对他说：“你永远也看不到什么犹太国家。”绝大多数犯人都很绝望，其中有个人曾经对他说，想想自己要到1948年9月20日才能得到释放——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活着从那里出来。1941年春，德国入侵，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后，贝京才得以释放。他加入波兰自由军，跟随其中一支队伍于1942年抵达巴勒斯坦。
“该做晚祷了。”有人喊道。人们仰望天空，天空中出现了三颗星星，象征着安息日结束了。人们集结在花园的一角做祷告，贝京夫人从厨房拿出一根大蜡烛、一个银色的香料盒和一杯倒得满满的葡萄酒。简短的祷告结束后，贝京先生抱起孙女坐到椅子上，点燃蜡烛，让小女孩举着。他举起酒杯，诵读着havdalah（安息日结束时的祈祷文），安息日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所有的人齐声诵道“shavua tov”——祈祷下个星期天天开心。
在客人们陆续离开时，总理在背后一再嘱咐：“我们马上就要去华盛顿了，请等我们回来后，再来参加招待会。”客人们开心地回应：“我们会来的。我们会来的。”
“不，他们别来了，”筋疲力尽的首席安全官焦虑地对部下嘟囔道，“不能再举行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活动了。”他对总理说：“先生，如果你想继续举行这样的家庭招待会，那所有来访者必须事先登记，所有人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太遗憾了，”贝京叹了口气道，“这可一直是接触老百姓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