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息！”
“立正！”
“举枪敬礼！”
仪仗队在此起彼伏的军鼓声中向总理致敬。梅纳赫姆·贝京昂首挺胸地检阅以色列国防军，并在一片军旗面前鞠躬致意。
内政部长优素福·伯格博士一向诙谐，他在迎宾队列中靠近我，调皮地在我耳边轻声道：“自从被果尔达·梅厄叫停之后，这样的国家级出发仪式已经有5年没有举行过了。亚博廷斯基喜欢这种场面。对贝京来说，这就是荣耀！”
这样的盛况、排场、荣耀完全是贝京的风格。他要向这个国家强调，这次旅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使命。虽然贝京这次出行搭乘的是普通的以色列航空公司商业航班，但以色列的社会名流们都赶到本-古里安机场来送别。整个内阁都来了，外交使团、军队高层、宗教名流、议会成员，以及其他重要官员一个也没落下。重要人物们沿着地毯一直排到锃亮的蓝白色飞机前，机上的乘客纷纷挤到舷窗前呆呆地看着下面这难得一见的场面。总理不紧不慢地沿着队伍向前走着，一路上不停地跟人握手拥抱，至于他采取什么样的告别方式，那就得取决于他对每一位祝福者的偏爱程度了。
他登上讲台宣布，自己将满怀希望地飞赴美国，他要给美国总统带去一份深远而具体的和平建议。“我要告诉他，”他热情地强调，“以色列人渴望和平，长久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公正的和平。我们的人民一直以来，总是在经受失去亲人成为孤儿的痛苦。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哪个家庭未曾遭遇过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母亲、兄弟、儿子——这样的痛苦永远伴随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厌恶战争，我们痛恨流血，我们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接着，他将话锋对准埃及总统，后者前不久刚刚声明，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要向以色列发出威胁。对此，总理语带嘲讽地谴责道：“真的，萨达特总统！我建议，您能不能停止威胁我们？以色列毕竟不是胆小鬼，难道不是吗？”说着，他大手一挥，继续充满热情与正义地大声道：“是的，萨达特总统，我们需要和平。但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会起来保护自己，竭尽全力还击入侵者——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圣经》里所记载的那样，‘主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最后，他满怀深情地柔声道：“以色列的公民们，请你们为我祷告，愿我今天以你们的名义所执行的任务能够取得成功。虽然我并不配担此重任，但是为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我恳求万能的主容我此行成功。”[6]
话音一落，军鼓声再次长时间地响起，军乐队奏起国歌，梅纳赫姆·贝京站得笔直，神色果断而专注。
飞临德国上空时，总理让新闻发言人丹·帕蒂尔——和我一样也是从上一届政府留任的——邀请飞机上同行的以色列媒体到头等舱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不公开攀谈。很快就有十几名记者围到贝京身边，他们跪坐在座位和地板上，竭力想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听清总理的话，飞快地记录着，试图抓住所有的信息。
贝京和他们相识多年，彼此之间很熟悉，气氛很轻松。他脱了西装，解下领带，谈起了对吉米·卡特的看法。和往常一样，贝京此举的目的是将这些意见领袖带入自己苦心抉择的轨道上来，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的较量中赢得他们的支持。
记者们的问题接踵而来：
“卡特不准备隆重地欢迎您，这是真的吗？”
“咱们只能等着瞧。”贝京狡黠地回答。
“您在本-古里安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您的批评者说，您对红地毯非常着迷。是这样的吗？”
贝京会心而真诚地笑了：“胡说八道！我着迷的是荣耀——民族尊严和犹太人的荣耀。至于那些说我沉迷于自我膨胀的人则已经忘记了，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记住，我曾经在地下生活了五年，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地毯。这种话只有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地下斗争的人会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隐姓埋名——那是一种绝对的灰色存在，你不能拜访朋友，朋友也不能来看你。”
“可是贝京先生，现在您不必躲躲藏藏了，”有人说，“为什么您一直不见我们？为什么您突然变得这么羞于同媒体打交道？您为什么说话这么谨慎？您有什么秘而不宣的东西要带给卡特总统？”
“啊哈！我的内阁滴水不漏，是吧？十分抱歉！”他说着，得意地笑了，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那您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理突然变得十分严肃并解释道，过去的一周里他一直专注于为这次访美做准备，现在要带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去华盛顿。这份机密文件的内容获得内阁的一致通过。文件的题目叫“和平进程的框架”，内容围绕整个日内瓦和平会议。最重要的是，它先发制人地防止阿拉伯国家要求让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参加会议的要求。
“如果卡特坚持让他参加呢？”有人问。
“那我就坚持反对。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他的话语很生硬，但很快就调整好情绪解释道，出于对卡特总统的尊重，不能将文件内容提前透露给媒体。“总统必须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直接从我这儿，”他说，“记住，这是我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访问华盛顿，此行将为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和卡特总统之间的关系定调。”
“那么，既然这次行程那么重要，为什么外交部长达扬没和您一起呢？”有记者问。
“因为这是我和卡特总统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俩可以有机会不通过任何中间人，面对面地近距离交流，只有他和我两个人。”
五个小时后，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航行，我从一阵阵的瞌睡中醒来，猛地看见精神矍铄、衣冠楚楚的贝京总理正蹲在地上帮夫人穿鞋，却怎么也穿不进去。我连忙从航班上配备的洗漱包中取出一个隐藏得极其巧妙的鞋拔子，穿过走廊递给贝京夫人。
“梅纳赫姆，”贝京夫人戏弄地说道，“你可以起来了。耶胡达给了我一个鞋拔子。”
贝京起身，佯装恼怒道：“婚姻不是承诺，而是苦行。”
我受到这种亲密气氛的感染便问起，他俩结婚多久了。贝京夫人说，他们是在德国被占之前三个月，也就是1939年5月结婚的，算起来已经36年了。贝京眼神打趣，欢笑着透露：“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认识的，那是个退役的波兰贝塔老兵。当时阿诺德家的两个女孩都去了，她们是一对双胞胎，17岁！她俩看上去很相像，但我能看出来俩人不一样。我当场就决定了，这个”——他竖起大拇指——“要做我的妻子。第二天，我就给她写了封信。”
贝京夫人摇摇头，嘲笑挖苦道：“那是一封什么信哪！”
总理率真地笑着说：“我写道，‘我亲爱的女士——我虽然第一次见到你，但我感觉已经认识你很长时间了。’后来，我就告诉她生活有多艰难。没钱，还有很多麻烦，甚至还会坐牢。我们必须为以色列而战斗，我告诉她。”
“您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大胆地问阿莉扎·贝京。
她对我随和地一笑，贝京替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回答，‘我不怕麻烦。’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告诉他们，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塞缪尔·路易斯曾向我透露，在他们动身访美之前，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内部简报中将俩人的婚姻形容为“堪称典范”。
“直到现在”，阿莉扎（贝京和他们的亲密好友都叫她阿拉）声音略带嘶哑地说，“我负责为他打理这个世界的生活，他负责为我提供下一个世界。”
贝京率真地轻声笑着说：“我们每天都要相互敬酒。真希望永远都能这样。”他说着，悄悄把手伸过扶手，以一种占有的姿态爱抚着她的手。
贝京到达肯尼迪机场后，身材矮小、充满活力的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登上讲台通过麦克风，代表纽约市以及在场的三四十名政客、犹太族群领导人、以色列官员向总理一行致欢迎词。总理做了相应的回应，接下来是记者提问时间，总理应对自如。第一个提问的是以色列媒体：
“总理先生，您和卡特总统都笃信宗教，非常熟悉宗教名言。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在讨论中涉及《圣经》？”
贝京回答：“我了解到，卡特总统是个有信仰的人，毫不惭愧地说，我也笃信神的旨意。我认为，这样的共同点对于双方提升建设性的对话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最后提问的是纽约《村声》（the Village Voice）杂志的一位女士，她说话非常率直。“总理先生，您说您此行是为了和总统商讨推进和平，可是既然您不同意成立巴勒斯坦国，那又何谈推进和平呢？”
“女士，您刚才所提及的是永无止境的战争和流血，”贝京声音低沉地回答道，“您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将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这样的国家永远不能成立。”
“那要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国呢？”
“所谓巴解组织的领导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教父。总有些人，特别是在欧洲，毫无疑问还有一些美国人，他们有一种虚妄的冲动，去曲解那些虚假的友善、冷静和让步。那些都是谎言。谢谢。”
那天是星期五，梅纳赫姆·贝京等到日落便在华尔道夫酒店睡下了。接下来的一天里，他放松身心，主要看看书，并花费了一两个小时见老朋友。星期天，他会见了来自全美的犹太人世俗和宗教领导人。他与相识多年的约瑟夫·B.索洛维切克（Joseph B. Soloveitchik）拉比在一起待了一整个小时。索洛维切克是著名的拉比的后代，他是一名犹太教法典方面的专家、杰出的教师，也是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犹太教神学院负责人。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宗教领导人，是现代正统派犹太教的重要人物，是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引路人、导师和典范。
俩人驾轻就熟地聊了聊犹太人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情况。接着便谈到了现代犹太教一年一度的禁食日圣殿被毁日（Tisha b’Av，犹太教历中的五月第九日）。再过几天就是禁食日，它本是为了纪念犹太日历上最悲惨的事件，总理询问拉比，将纪念大屠杀融进这个传统的悲伤之日是否合适（在以色列，官方的大屠杀纪念日恰好是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日）。拉比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好并表示，犹太教传统赞成将这样纪念日合并在一起。这两个纪念日，一个是古代的，一个是现代的，两者合二为一，犹太人受难、命运和不朽的主题将得到加强。
索洛维切克拉比和梅纳赫姆·贝京在亲切的气氛中作别，总理稍作调整准备迎接下一位客人，那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卢巴维奇派拉比曼纳汉姆·门德勒·斯奇尔松（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
卢巴维奇运动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东部大道770号，斯奇尔松拉比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俩人在一片相机的闪光灯下相互拥抱。双方互致问候时，拉比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他长着一张天使般的脸庞，灰白色的胡子挡住了半张脸，头戴卢巴维奇哈西德派教徒的标志性黑色软呢帽。帽子戴在他的头上看上去就像是一座防止邪恶思想入侵的堡垒。
一名记者高声问：“贝京先生，您为什么要过来见拉比？您是以色列刚刚选出来的总理，难道不应该是他去见您吗？”
“为什么呢？的确，”总理从容而优雅地回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接着，他带着深深的崇敬说：“我来见拉比，是因为我准备去华盛顿和卡特总统首次会面。所以，对我来说，找伟大的犹太圣人寻求祝福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他有多伟大？”另一名记者问。
“斯奇尔松拉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犹太知名人士之一。他在我们犹太人心中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我确信，他的祝福将给我力量，让我去完成这次有关我们未来的最重要的使命。”
“拉比会就此发表评论吗？”又有记者问。
“只有满满的祝福，”拉比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还有，总理来访这份荣誉并不属于我本人，这是肯定了卢巴维奇运动在广大犹太人中间为传播上帝之爱及其律法所做的奉献。”
两个人私下会谈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贝京先生告诉斯奇尔松拉比，等我们从华盛顿回来后，我作为总理的助手将就白宫会谈的进展情况向他做简要汇报。
1977年7月17日，纽约布鲁克林，贝京总理和卢巴维奇派拉比曼纳汉姆·门德勒·斯奇尔松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