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车队在警车的开道和护送下向布莱尔宾馆驶去，那是美国官方接待外国元首下榻的饭店，坐落在白宫斜对面，街道两旁装饰着以色列国旗。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整，贝京总理夫妇的专车在三军仪仗队的敬礼中，缓缓驶向白宫南草坪，载着他们前去与卡特总统夫妇见面。白宫的欢迎场面非常盛大，相比之下，本-古里安机场的送别仪式倒是显得平常了。
天空万里无云，二百多名客人心情愉快，迎接来访贵宾的老卫士横笛鼓号乐队列队走过装饰着旗帜的南草坪。走在最前面的旗手举着一杆挂着流苏的军乐队彩旗，身穿白色制服的仪仗队随着笛子的颤音和断断续续的鼓点行进得毫无瑕疵。他们在总统的讲台前停下等待检阅，19声礼炮响彻云端，人们安静下来。
总统发表了经过一番精心遣词造句的欢迎讲话，特地表达了对梅纳赫姆·贝京的赞赏：
“对我而言，在拜读了我们这位杰出客人的作品和传记之后，我在以色列是什么，它代表什么，以及贝京总理是谁，他代表什么，这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是一个为了原则甘愿受苦的人，他在磨难、挑战和失望面前表现出超凡的个人勇气，因为他的倾情奉献和他的个性，最终他获得了胜利。”
接着，他特地赞扬了贝京“深刻而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他用一种出人意料的亲密语气说道：“这一直是贝京意识中及追求坚定目标过程中的一个指导性因素。他是个恬静文雅的人，同时是个果断的人，以一种炽热的精神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信念。干事业本当如此。”[7]
站在旁边的耶歇尔·卡迪沙伊在我胳膊上重重拧了一下表示满意，三四步之外的塞缪尔·刘易斯大使向我使劲眨眨眼，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个圆圈，似乎在说“讲得好极了！”或许刘易斯参与起草了演讲稿。当然，整个欢迎仪式也体现了他的态度：甜言蜜语比辛辣的言辞有用得多。
总理一脸惊喜地站在讲台上。这是多大的赞誉！多大的荣耀！太出人意料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让贝京深受感动，他慷慨激昂地用希伯来语做了一番充满感情的即兴回应，他在开场白中说道：“总统先生，我来自锡安之地，来自耶路撒冷，我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代言，也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发声。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上帝保佑美利坚。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和平。”
接着，他用英语发表即兴演说，以同样的热情讲述道：“总统先生，我们在以色列，不仅把您看作美国这个威武强大的国家的第一公民，而且还认为您是整个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捍卫者。”他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以色列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面对苏联的威胁，自由世界正在不断萎缩。“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好比是大海中遭遇狂风暴雨、滔天巨浪的一座岛屿，”他激情澎湃地说道，“因此，所有自由的人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坚持为人权而战斗，为保护人类自由而战斗，确保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持续不断的鼓声淹没了热烈的掌声，军乐队纹丝不动地站立着，他们先后演奏了《希望》和《星条旗永不落》，乐器、扣带和徽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卡特总统轻轻挽起贝京的胳膊说：“走，咱们去谈一谈。”我们余下的众人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步调一致地向白宫走去。
卡特总统嘴角漾起从容的微笑，他打开话匣道：“总理先生，有您在座，我们感到非常愉快并荣幸。如您所知，外界对于你我这次如何相处很是兴奋且充满了期待。当然，还有各种可怕的猜测。”
他转而大笑起来。
“噢，是的，我们以色列国内的报纸预测今天会有盛大的烟花。”贝京笑着，眼神中带着幽默。
“烟花？今天是7月19日，不是4日。今天没有烟花表演。”卡特说道。
巨大的橡木会议桌四周响起一片真挚的笑声。侍者端上咖啡，总统和总理静静地抿了几口。我们所在的是内阁会议室，这是一间具有殖民时期朴素风格的椭圆形办公室，周围是白色的墙面，其中一面墙的壁炉上方悬挂着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哈里·杜鲁门画像。房间里唯一亮眼的颜色是金色的窗帘和角落里从银色立柱上垂下来的国旗。房间里格外安静，只有瓷器碰撞的声音，官员们在低声细语，头顶上隐约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卡特坐在椅子里向前欠了欠身，继续致欢迎词：“非常高兴今晚我们一起用餐。我邀请了59位客人。这是我就任以来最大型的一次宴会。有那么多美国人想见见您。我已经请求总理”——他转向自己的助理——“在餐后给我多留一点时间，以便我们俩进行私人会谈，彼此做个更深入的了解。”
“非常荣幸。”贝京说着，向卡特微微鞠了个躬。
总统看一眼手里的笔记，语气坚定地说：“那么，现在我开始了。”
他解释说，中东是本届美国政府重点及优先关注的问题，如果在1977年无法解决和平问题，那么今后会更加困难。美国想成为一个能够赢得以色列以及各个阿拉伯国家等各方信任的调停者。因此，在此之前，他已经将今天即将和总理谈及的一切内容，以同样的语气传达给了之前与他见面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他强调，本届政府摒弃了前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与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政策。上届政府试图采取缓慢、递增、循序渐进的方式获得和平。而现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彻底解决巴以冲突的时机已经成熟。以此为目标，应尽快在日内瓦召开一次各方会议。为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各方需要在几个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般共识。他已经将这些问题向阿拉伯领导人做了通报。
他说，首要的原则是接受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作为日内瓦会议的法律依据。而且他已经决定将决议推进一步。原版决议只是将“结束交战状态”作为阿以谈判的目标。这是不够的。现在，他要将其内涵扩展到一个成熟的和平解决方案。换句话说，日内瓦会谈的目的是达成真正的全面和平。
“阿拉伯领导人是怎么回应的呢？”贝京问。
“他们很难接受这个概念，”卡特坦率地回答，“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示拒绝。”
总理不可抑制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非常冷静地靠在椅背上。这是个好消息！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总统以这种方式对242号决议做出解释；他们从来没有如此直截了当地正视过阿以和平解决方案。但贝京没有发话，他还想继续听下去。他想了解，卡特总统对萦绕在他头脑中的另外两个问题有什么想法——一个是土地问题，也就是以色列的领土完整；另一个是日内瓦会议上的巴勒斯坦代表问题，是不是要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排除在外。
卡特总统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他迅速扫了眼笔记，用一种几乎随意的语气说道，在土地问题上，很明显，以色列必须从被占领土撤回到双方认可的新的安全边界上。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前途，阿拉伯领导人已经告诉他，他们要被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对待。而他的立场是，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一个和约旦相连的“家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一切都尚未有实际具体的计划。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这个程序性问题，各阿拉伯领导人的意见也不一致。埃及和约旦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被纳入约旦代表团，而叙利亚认为阿拉伯人应该组成一个阿拉伯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谈判。
说到这里，卡特总统探身仔细询问他的同事们。“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问。
“看起来没有了，总统先生。”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代表众人答道。他疲惫的长脸上挤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似乎是表示同意，他肯定地说：“您已经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所有内容。”
总统向贝京转过身，眼神里更多的是挑战而非好奇，他说：“现在该您发言了，总理先生。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希望我们从中扮演什么角色？您对日内瓦会议有什么想法？您认为阿拉伯人有诚意吗——还有您的诚意？您的政府准备如何取得阿拉伯人的信任？”接着，他以南方人那种考究的方式问道：“还有，是的，我必须再加上一条，并不是每个人都信任美国，难道不是吗？”暗指贝京也是其中之一。“但总理先生，我可以全心全意地向您保证一件事情”——他扬起眉毛以显示自己的真诚——“我们应该尝试一下，我们应该为了和平真诚地尝试一次，尽可能做到最好。所以，我们迫切地想听听您的感受和想法。”
贝京对总统的款待表达诚挚谢意，之后他沉思着抿了抿嘴说：“在我谈及您刚才提到的重要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有关埃塞俄比亚的一些重要事情。”
美方人员全都猛地抬起头。卡特深吸一口气，咬起嘴唇，嘴型拉成了细长条。“埃塞俄比亚？”他问，“埃塞俄比亚为什么会引起您这么大的兴趣，把它作为咱们会谈的开场？我们和那个国家之间存在很多问题。”
当时冷战正酣，苏联为控制非洲之角陷入了一场高风险的争斗。非洲政治的现实是，部落忠诚度转瞬即逝，各种同盟毫无征兆地来回变换；应对这种形势正好是苏联的优势。他们一开始支持索马里对抗埃塞俄比亚，后来改变立场帮着埃塞俄比亚反击索马里。卡特和贝京第一次会面时，苏联人正支持苏丹入侵埃塞俄比亚。
梅纳赫姆·贝京看似温和地凝视着卡特说道：“总统先生，今天一早我接到一条来自埃塞俄比亚统治者门格斯图（Mengistu）的信息。他是来请求帮助的。门格斯图直接和我取得了联系。他说，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者正准备肢解他的国家。事态非常严重，他的请求让我无法释怀。他请我转告您，他有个提议，想改善你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责任把他的请求转达给您。”
“赛勒斯、兹比格涅夫，你们收到类似消息了吗？”总统向他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发问。
两个人摇摇头，一脸疑惑。
“请您再告诉我们，到底是谁送的信？”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问，很显然，这名波兰人是个遇事冷静的知识分子。
“是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上校，今天一早。”贝京回答。
这个消息是通过摩萨德传递到布莱尔宾馆的，贝京看了之后心里五味杂陈。他和埃塞俄比亚总统之间关系有点复杂。门格斯图是个暴君，在以色列问题上秉持道义。多年来，在以色列被敌对伊斯兰国家围困的非洲之角遭遇海空困境时，是他为以色列船只和飞机提供了港口和航空设施。眼下，贝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来自门格斯图的善意。埃塞俄比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受到饥饿和战争威胁的赤贫黑人犹太人。贝京想把这些人带离这个国家。这一支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他要把这个遥远而古老的群体带回以色列。他已经派出密使和这些人取得了联系。但这么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门格斯图要求在军事和经济上得到相应的回报。双方已经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计划：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亚空运军事装备，然后载着犹太人回国。这笔交易本已达成——但就在今天早上，出现了新情况。门格斯图在给贝京的信中暗示，要求贝京向卡特转达信息并得到正面回应，并将此作为运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筹码。对此，贝京没有作答。考虑到门格斯图在腐败和暴政上的劣迹，以及他和美国人打交道过程中的种种口是心非，贝京无法确定卡特对解放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这桩交易会有什么反应。它甚至还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他选择用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表达：“您应该同意，总统先生，冷战当前，埃塞俄比亚凭借其在非洲之角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考虑到门格斯图已经对苏联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帮助他的敌人，他希望您了解他已经改变了立场，他给我写信就是想向您求情。”
卡特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用手指关节轻抚着脸颊，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簇拥在他身边不断小声地提供看法和建议。俩人说完，卡特语气略带尖刻地问：“您能给我一份这条消息的文本吗？”
“乐意效劳！”
“谢谢您。我们长期以来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他们背叛了我们。所以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以接受。门格斯图的人权记录非常糟糕。我只能说，我们会研究这个问题。但我无法做出承诺。”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理，眼睛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情。贝京除了对此表示感谢之外别无选择，他开口道：“在涉及有关日内瓦的具体问题之前，我想谈谈黎巴嫩南部问题。我这儿有一张地图，想请您看看。”
1977年7月22日，贝京总理在华盛顿结束与卡特总统的会谈后，到联合国再次讨论了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使用的是同一张地图，图中与贝京一同在座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与作者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波兰将军动作迅速地在架子上展开一幅地图。上面一簇簇小小的、绿色的标识是基督教村落，周围的红色标识是大片的伊斯兰村庄。贝京谈到，孤立的基督教村民正面临种种威胁，与此同时弗利卡在地图上指明，各自分散的绿点已经被规模过于庞大的红色区域所控制。贝京指出，基督徒们不仅孤立无援，而且还遭到遗弃，5000名装备精良的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每晚针对他们进行炮击。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以色列政府检讨了对黎巴嫩政策，并得出了与工党前任略显不同的结论。
贝京明确表示：“我们的政策要点是，
“第一——我们不想占有黎巴嫩的任何一部分，一寸也不要。
“第二——我们不希望目前黎巴嫩局势导致战争。
“第三——我们不想让黎巴嫩的基督教少数群体感到失望。
“第四——无论发生什么，总统先生，我们都不想让您感到措手不及。如果出现意外需要采取行动，我们一定会和您商讨。”
说着，他抬起手告诫道：“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您说明，我们不能背弃基督徒。作为犹太人，我们肩负着一种人类责任——而且是一种神圣的职责——绝不能让基督教少数群体受到损害。”
卡特惊讶地提高了嗓门。“您难道不认为，黎巴嫩中央政府是基督徒最好的保护者吗？我们正在考虑扩大对他们的援助。”
“当然，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Elias Sarkis）是个基督徒，但他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我确信您的专家们可以证明这一点。”贝京答道。
布热津斯基把手拢在卡特耳边匆匆耳语了几句。卡特点点头，对贝京重申道：“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算继续向他提供军事上的支持。”
“好！”贝京刚说完，便立即转而带着一种不祥的口吻道，“但我必须告诉您，阿拉法特正在破坏黎巴嫩。他目前正在和基督徒开战。基督徒必须拥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终有一天，阿拉法特会把矛头指向我们。”
卡特没有作答。问题变得很棘手，他不想被拖进去。于是他收紧下巴，眯起眼睛盯着贝京道：“我可不可以建议咱们开始谈谈您的第二个问题。”
“当然，”贝京说着谈笑风生地转向他的左边，向卡特介绍首席情报顾问什穆埃尔·卡茨（Shmuel Katz）博士，“我想让我的老朋友、老伙伴卡茨博士，给您说说，我们是如何在更加广义的历史背景下看待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区的。”
什穆埃尔·卡茨出身南非，是个说话温和的知识分子，曾经作为伊尔贡首席理论家，是其最高指挥部的成员。事实上，他是贝京集团中亚博廷斯基意识的维护者，以色列土地信念的守卫者。很显然，他在这个场合充当的是一名意识形态发声者。梅纳赫姆·贝京要让初次见面的美国总统了解，他的对话者代表的是什么立场。
什穆埃尔·卡茨举起一张中东地图，他一贯的忧郁气质此时更浓了。地图上展示的是22个阿拉伯国家包围着一个小小的犹太国家，孤立的情形显而易见。
“在这22个国家里”，卡茨说，“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导，把这个小国家从地球上抹掉”——他的手指停在以色列的位置上，将它整个盖上——“是一种爱国主义和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个国家是强加入阿拉伯世界的邪恶分裂因素。”
总统听着，脸上丝毫没有表情。
“事实上，在巴解组织的宪章《巴勒斯坦民族宪章》中，最优先的是将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从阿拉伯世界驱逐出去，而不是‘清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存在’。”
卡特紧紧抿着嘴唇，很明显，他没有耐心倾听这类民族信仰。他有一副工程师式的头脑，全凭经验判断，只注重结果。他浅蓝色的眼睛紧盯着卡茨，目光强硬而不耐烦，仿佛在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卡特身边的顾问们发觉他这种态度，不安地动动身子，相互交换着谨慎的目光。相比之下，贝京则面无表情地坐着听卡茨博士继续说下去。
“从逻辑上说，所有阿拉伯国家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所有阿拉伯国家由他们武装并提供资助，还接受他们的培训。为了支撑这样的情节，即所谓掠夺成性的以色列人将一个民族驱离了自己家园，他们甚至还虚构了一段与事实无关的历史。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人已经持续在巴勒斯坦从事了数千年的农业和文化活动。很难想象出比这更离谱的说法了。”
“那是怎么回事？”万斯和气地问。
“因为那片土地上几乎空无一人。作为美国人，你们肯定会对你们自己的一手证据感兴趣——这份证据反驳了阿拉伯人荒谬的说法。我建议你们读一读或者去重读一下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Innocents Abroad）。”
卡茨低头从文件中抽出一张复印的书页。他扶了扶眼镜，微微清清嗓子道：“这是1867年马克·吐温写下的他在上加利利看到的情景，‘方圆30英里范围内没有一个村庄，有那么两三丛贝都因人的帐篷，但没有任何永久的住所。在这一带骑马走上10英里，也见不着10个人……灰色的蜥蜴在岩石丛中进进出出，或者一动不动地晒着太阳，它们是这片废墟的继承者，守护着坟墓和荒凉。曾经的繁荣已经消亡；炽热的荣耀已经熄灭；欢乐已成过去，眼前只有哀伤；曾经的浮华生活变成了寂静和死亡，如今爬行动物在这里安家，嘲讽着人类的虚荣。’”[8]
“哦，马克·吐温可真能写！”梅纳赫姆·贝京开怀地笑着说。“谁想得到，他的所见所闻有一天竟然成了具有如此政治意义的证词？”他靠在椅背上，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古旧的铜质枝形吊灯，评论道：“太美妙了。”
卡茨继续道：“马克·吐温所写的，只是18至19世纪描写以色列之地无比荒凉的诸多证明文献中的一例。事实上，巴勒斯坦过去不是，也从来不是”——他轻轻地拍着马克·吐温的作品加强语气道——“其他民族的家园；除了犹太人的中心，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其他任何民族的中心。犹太人和这片土地的纽带会永远延续下去。巴勒斯坦从来就是个犹太国家，这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卡特总统表面看起来很礼貌，但从他咬紧的牙关可以看出，他正强压怒火。显然他既不想听卡茨的长篇大论，也不愿意听见有人在这样的场合，引用一位美国文学奇才的文章来对付他。
“是的，它确实是个犹太国家。”贝京回应卡茨道，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1920年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确定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托管时，其措辞是‘承认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总统先生，请注意，是犹太人与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巴勒斯坦，”他语气爽快地澄清道，“是公元133年罗马皇帝哈德良镇压巴尔·科克巴（Bar Kochba）起义后，给这片土地命名的。非利士人销声匿迹之后，他想利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Syria et Palestina）这个名字，抹去犹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印迹。然而，一直以来，所有文明国家都认为这种历史联系只存在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之间，而不是其他什么民族。”
什穆埃尔·卡茨接过话茬。“现在那里的阿拉伯人，顶多也是近期迁过去的，从19世纪开始，尤其是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复兴以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48年会有那么多人出逃。原住民不会这么做，那些留下来的阿拉伯人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
“是这样的吗？再给我们说说！”布热津斯基语带讥讽。
卡特冷冷地盯着卡茨，他面无表情，早已经没了耐心。原定的会晤时间已经过了一半，贝京还只字未提日内瓦的事。席间的其他人已经开始坐立不安，纷纷用眼神暗示同僚们。但卡茨根本不为所动。他提到，因为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老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理所当然地会在他们的名号中使用巴勒斯坦这几个字；他提到，1919年伊拉克王国国王费萨尔（Faisal）与哈伊姆·魏茨曼曾经明确宣布签订了一份“阿拉伯国家”，即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即犹太人之间的协定[9]；他提到，阿拉伯人一度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这个国家，那里实际上只是叙利亚南部；他提到，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权拥有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因为1948年外约旦王国（the Kingdom of Trans-Jordan）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是非法入侵，以色列对那里拥有“优先的所有权”；他提到，英国专横地将最初的巴勒斯坦——现在的约旦王国——土地的四分之三给了阿拉伯人，而巴解组织却坚持认为约旦河两岸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因此，他们在约旦河对岸早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园。卡茨话音刚落，总理将手轻轻放在他胳膊上，示意他停下来，用低沉而强烈的语气插话道：“如果您允许，总统先生，我有些重要的话想说。”
“当然可以。”卡特的眼神里仍然带着怒火，他认为这次会晤已经偏离了正题。
梅纳赫姆·贝京和他对视一眼，神色肃然，威风凛凛。“总统先生，我想告诉您一些个人的事情——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我这一代人。您刚才听到的话，听上去有点学术性、理论性，甚至对您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对我这一代人而言，可不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一代犹太人而言，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触及我们民族的核心。因为我们是一个回归者的国家，我们回归自己的家园，以色列的土地。我们是毁灭和救赎的一代。我们基本上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受难且有勇气的一代。我们是从地狱的无底深渊里崛起的一代。”
屋子里非常安静，贝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演讲者的激情驱散了所有人的躁动。
“总统先生，我们是一个无助的民族，”贝京继续道，“我们曾经流血，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百年接着一百年，循环往复。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就在我这一代人中。其中150万人是儿童——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人来营救我们。我们孤零零地受难，孤零零地死去。我们过去无能为力，但现在我们可以了。现在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
他突然起身，像个军人一样，坚强勇敢地说：“请允许我向您展示一幅地图。我称它‘INSM——以色列国家安全地图’。波兰将军，请把地图拿过来。”
弗利卡迅速起身在卡特和贝京面前的桌上展开地图。贝京解释道：“总统先生，这张地图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一张我们国家的标准地图，上面显示的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所存在的、1949年划定的停战线，也就是所谓的‘绿线’。”
他的手指沿这条已经废弃的边界，在国土中间游移。
“您看，我们的军事地图测绘师在上面描绘了我们在那场战争中所保卫的那一小块土地。从最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生存之战。我们背水一战，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御纵深。其间的距离非常小。请允许我指给您看，这块土地是多么小。咱们从北边开始看。”
他靠着桌子，指着地图上方离卡特最近的那一片山地。
“您看这些山地，总统先生。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占据着高处，而我们在下面。”
他用手指着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山区，然后停留在二者之间绿色的狭长地带。
“这是胡拉山谷，几乎不到10英里宽。他们日日夜夜从山顶自上而下地炮轰山谷里我们的城镇和村庄。”
卡特点点头，两手交叉托着下巴。
总理的手指接着向下移动，往南指到了海法。
“海法，总统先生，您知道，这是我们重要的港口城市。停火线离这里只有20英里。”
总统又点了点头。
贝京的手指再往南移动，停留在旅游城市内坦亚（Netanya）。
“这里是内坦亚，距离那条形同虚设的防线只有9英里。我们的国家被削成了一个窄条。”
“我明白。”卡特总统说着，努着嘴陷入沉思。
但贝京总理并不相信他真的明白一切。他手指颤抖着，大声道：“9英里，总统先生！这简直无法想象！根本无法防卫！”
卡特总统不作声。
贝京把手指移到特拉维夫的位置，敲打着地图。
“这里，在特拉维夫，住着100万犹太人，离那条无法防御的停战线只有两英里。还有这儿，在北部的海法和南部的阿什克伦（Ashkelon）之间”——他的手指上上下下地游走在海岸平原地带——“住着200万犹太人，占我们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还有我们几乎所有的国家基础设施。这片海岸平原被分成了如此狭窄的几块，只要用一队坦克进行突袭，就能在几分钟内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不管是谁，只要占据了这几座山”——他用指尖轻轻敲打着朱迪亚和撒玛利亚，那片地区远高于狭长的海岸平原地带——“就是把以色列的颈静脉攥在了手里。我们的邻国拥有苏联人提供的大炮，射程有43.8公里。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从所谓的绿线上的任何地方，用常规大炮击中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城市和乡镇；每个家庭、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这意味着我们的建国、独立和自由将由此终结。”
贝京深邃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眼前这些大人物一张张阴郁的脸，他简短地宣布：“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是如此的脆弱，又是如此地希望生存下去。我们不会退回到这条线。阿巴·埃班把它称作奥斯维辛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借来的时间活下去。”
卡特身体前倾，以便更仔细地察看地图，他仍然什么也没说，看上去深不可测的样子。
贝京更加专注地凝视着他，字斟句酌地用一种官方的、确凿的口气说：“对以色列而言，国家安全不是自我扩张的借口。国家安全不是掩盖扩张主义野心的外衣。国家安全恰恰是——生存；它是我们国家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命。”
他心潮澎湃地说着这番话，眼神中突然闪现出一种超脱。他望着眼前这个心平气和、重生的美南浸信会教徒——仿佛正站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是犹太人记忆中最隐秘的地方，那里有犹太人的泪水和希望。他站在那里，用一种不容漠视的语气宣布：“先生们，犹太民族安全过去与现在的差别在于，现在男人有能力保护妇女和儿童。过去，在大屠杀中，他们必须把他们交出去，交给刽子手。我们遭遇的是‘三分之一’（tertiated），总统先生。”
吉米·卡特抬起头。“总理先生，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Tertiated，不是decimated（大批杀害）。‘Decimated’这个词指的是十分之一。罗马军团中一旦出现不服从的现象，十个人中会有一人被杀。而我们的同胞被杀害的比例是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是三分之一！”
然后他的口气变得固执、挑衅、倔强起来，他站直身体，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声道：“总统先生，我以犹太人的名义在您面前发誓！这样的事情绝对再也不会发生了。”
他停下来，嘴唇颤抖着，攥着的拳头紧紧压着桌子，手上的关节都发白了。他只管两眼盯着地图，努力地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哪个遇难的亲友，他只是庄严地站在那里，内心在哭泣。
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大理石壁炉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时间似乎在每一秒之间停滞了。美方所有人员都低垂着眼帘，直至梅纳赫姆·贝京一点一点，慢慢直起身子。会议室好像渐渐地活了过来。
“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总理先生？”卡特总统看起来好像被感动了。
“不，不，”贝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痛苦，“非常抱歉说了那么长时间。您看，关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遭遇，还有我们的未来，我有这么多话想说。但首先，我要告诉您——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屠杀。我们不想让孙辈再遭受这样的噩运。我相信，如果我们撤回到之前的那条线，那我们就会失去实现和平的机会。”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向总理发问，他一开口便犹如北极吹来的寒风。他问，这是否就是贝京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设定居点的理论依据？贝京想说的是否就是定居点计划是个国家安全问题？贝京的回答十分肯定。他先前提到，对以色列而言，国家安全不是自我扩张的借口，或是掩盖扩张主义野心的外衣。定居点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样，定居点也表达了犹太人可以在他们历史家园的任何一个地方定居，这是他们的固有权利。
赛勒斯·万斯看起来不像往常那么镇静，显得很激动，他坚持认为新的定居点会成为和平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会破坏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希望。卡特也持同样的想法。他提出，拉宾政府一直不鼓励建造这样的定居点。
但贝京看不起这样的悲观主义想法。他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在雅法、耶路撒冷和海法等地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而且，新的定居点并不会建造在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上，而是建在未开垦的、无法耕种的岩石地带，这样的地方有很多。
美方代表谨慎地互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早就听说过贝京的为人——一个顽固而倔强的民族主义者。这时，卡特总统开口替大家说出了心里的忧虑：“稍后我会就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说几句。与此同时，我还想听一听，您对日内瓦和平会议有什么想法。”
但是梅纳赫姆·贝京还没准备谈到这个问题，也不想匆忙就此发表意见。他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而且一定要说出来。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总统先生。”他说。
他从衣服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整了整眼镜，仔仔细细地看着它，然后突然用幽默的口气道：“总统先生，美国有11个名叫希伯仑（Hebron）的地方，还有5个示罗（Shiloh）、4个伯特利（Bethel）、6个伯利恒（Bethlehem）。”
吉米·卡特的眼神里透出些许兴趣。“的确是有这样的名字。在距离我家20英里之内就有一个伯特利，一个示罗。”
“我可以哪天去拜访这些地方吗？”
“当然，非常荣幸！那里还有三座相当不错的浸礼会教堂。”
“要是这样的话，我该带上我们的大拉比去保护我。”
大家都在笑，不过那是干笑。
“请允许我问您一个假设的问题。想象有一天，这些希伯仑、伯特利、示罗、伯利恒所在州的州长们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所有美国公民都可以去那里定居，只有一类人除外——犹太人。禁止犹太人在美国的示罗、希伯仑、伯特利、伯利恒创建家园——这就是法令的内容！”
贝京摊开双手夸张地叹了口气：“天哪！除了《圣经》中的子民，谁都可以在根据《圣经》命名的地方定居。任何地方的善男善女都会为之呐喊——‘可耻！’‘歧视！’‘偏见！’我难道说得不对吗？”
吉米·卡特终于听明白了，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假设。“这只是个假设。”他并不觉得好笑。
于是贝京总结道：“所以，您想想，我作为一个在犹太国家，领导着由15名犹太人——15名自由的犹太人——组成的内阁的犹太人总理，怎么能禁止我的犹太人同胞在真正的示罗、伯特利、伯利恒、希伯仑获得一块土地，建一个家呢？我们犹太人的祖先不就从这些地方来的吗？这难道不可耻吗？”
吉米·卡特不耐烦地抛出了重话。“如果建立这样的家园会阻碍和平，会妨碍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那就不行，”他斥责道，“我感觉，这会被当作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标志着你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永久性地军事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就严严实实地封死了谈判的希望。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在日内瓦会议准备期间不再建造新的定居点，那将是个令人鼓舞的积极信号。”他已经完全被激怒，“贝京先生，如果我不这么坦率直白地向您说明这一点，那显然这种做法与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是背道而驰的。”
贝京靠在椅背上，双眼盯着卡特总统上方的天花板。两个人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意见针锋相对，立场势不两立。但是贝京不想争吵，双方这么“拔河”没有意义。他知道，在定居点问题上，卡特总统同他本人一样坚决。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劝说这位下了主观判断的总统，因为后者真的很想实现和平，成为一名和平缔造者。于是他转换了话题焦点，十分镇定、彬彬有礼地说道：“总统先生，我要代表以色列政府，非常荣幸地给您送上我们对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官方建议。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说着他将文件放到卡特面前的桌子上。
卡特翻看着文件，贝京继续道：“我们的意见和您完全一致，日内瓦会议的目标是达成一种彻底的、正常的和平状态。我们犹太人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已经太久。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国家，必须运用国家的一般规则办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和平条约，谈判的目的就是达成和平条约。正因如此，我们的立场与原则是直接谈判——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直接谈判。”
“在所有问题上？您的意思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布热津斯基问，他和贝京一样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边界、撤军、约旦河西岸，这些问题都可以放在台面上——您真的是这个意思？”
“布热津斯基博士，我们从来没说过‘不可谈判’这样的话，”贝京略显得意地回应道，“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公开地谈。每个人都有权将自己认为适合的问题放到桌面上讨论。就拿埃及总统萨达特来说吧，他说，我们必须退回1967年停战线，必须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建立一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国，还要横穿我们的内盖夫（Negev）——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建一条通往加沙地带的域外通道。我们问萨达特总统，这就是您想要的吗？很好！您完全可以把这个见解带到日内瓦，这就如同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另外一个例子是——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有一个几乎全国性的共识，那就是这座城市要永远保持完整，要成为犹太民族永恒的首都。但我们不会把这当作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前提条件，要求阿拉伯人接受这个立场。我们绝不会这样做！我所说的‘不设任何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意思。先生们，请理解，以色列没有条件，只有立场！”
“这很好。”卡特总统的口气略有缓和。但随即他又尖锐地问：“那么安理会242号决议呢——您同意将它作为谈判的法律基础吗？您接受这个条件吗？”
“当然！它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建议中。事实上，我们的建议对应的是第338号决议，它已经将242号决议囊括在内，但特别强调指出要在各方之间展开直接谈判。我非常乐意公开这一点。”
“那将会很有帮助。”总统说。
接着，贝京总理继续罗列他在日内瓦会议建议中提出的其他要点：以色列非常愿意在1977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犹太新年之后，参加大会；其他参与大会的人员应为叙利亚、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授权的代表；大会应设开幕环节，由各方代表公开发表开场陈述；之后，应该分别设立双边委员会——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以色列、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色列——分别就各自的和平条约展开谈判。这些都完成后，就可以重新召集公开会议，举行签字仪式。
“如果巴解组织没受邀请，埃及就拒绝参加，那该怎么办？”卡特总统问，他眼神犀利，仿佛在掂量着什么。
“那么埃及就成了扼杀日内瓦会议的罪魁祸首，”贝京泰然自若地反驳道，“以色列的立场是，而且一直是，巴解组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会议。他们有自己的宪章和盟约，它们都号召毁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因此，如果巴解组织参加，那么以色列就退出。巴解组织是个恐怖组织。无论如何”——他安抚道——“我们不反对巴勒斯坦人作为约旦代表团的一分子；我们不会去调查他们的个人资质。”
似乎每个人都很乐意听到这番话，贝京忍不住又嘲讽道：“顺便提一句，我们犹太人，其实也是巴勒斯坦人。在英国人的托管下，我们都曾经有过巴勒斯坦护照。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有巴勒斯坦犹太人。”
在场的人似乎都不爱聊这个话题，于是卡特总统接着道：“但是如果巴解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到那时你会和他们展开谈话吗？我们已经通知巴解组织，如果他们完全认可第242号、第338号决议，并且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我们就会展开谈话，听取他们的立场。”
贝京的回答针锋相对：“我告诉您，总统先生，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承认我的生存权，即便阿拉法特那个恐怖分子这么宣布了，我也不会相信他的话。这就相当于有人拿着一把刀对我说，‘拿着这把刀，插进你自己的心脏。’要是那样，我就会回答他，‘我为什么要用刀伤害自己？’他会说，‘为了和平。请你为了和平自杀。’您是让我考虑和这样的人去谈判吗？巴解组织对和平的愿景就是毁灭我们。不！这绝对不可以！”
“但是如果因为抵制巴解组织，导致您提议的双边委员会无法正常展开活动呢？”国务卿万斯试图搞清楚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漏洞。
“那么美国外交会寻求其他的谈判途径。”贝京回答。
“比如什么呢？”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近距离间接会谈。让一位美国调停人在我们几个代表团之间来回穿梭，在同一个屋檐下保持近距离接触，直到他真正取得进展。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重要的是开始。总统先生，我已经把我们的‘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的精髓给了您。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严肃而认真的，旨在启动一项新的方案，让它保持活力，实现我们预期的和平。我们对所有这些主张都持开放的态度。在上帝的帮助下，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一定会取得进展。”[10]
这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面结束时，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如下声明：
今天上午的会议中，双方就如何推进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卡特总统和贝京总理都对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双方一致认为，所有直接相关的政府都已经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第338号决议，各方应以此两项决议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双方还同意，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尽快在今年召开日内瓦会议，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精心准备……总统和总理今晚将在白宫举行的工作晚宴上再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