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天生笃信加尔文主义，把自己打造成公民总统的角色，他执政时期白宫行事简朴。他禁止向统帅致敬，削减娱乐方面的预算，卖掉总统游艇，精简豪华车队，就连他的官邸也没有什么奢华、精巧和浮夸的东西。他甚至还自己提包。所以，当晚在行政餐厅举行的晚宴是一场典型的商务宴会。宴会气氛热烈，总统面带微笑开场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这是白宫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犹太拉比的严格监督下采用了完全符合犹太教教规的洁食菜单。这是出于对我们尊贵的客人，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尊重，向他表示敬意。”
我跟随大家热烈鼓掌，回想起陪同其他总统在此用餐时，别人大快朵颐而我却只能尝点蔬菜。在访美行程开始的几周前，贝京交给我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即应白宫的要求，与驻美使馆协商推荐一名犹太晚宴高级负责人。这个任务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潜在的候选人之间竞争太激烈了。我很快就把这项挑战交给了美国拉比理事会（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由他们和白宫女管家玛丽·卢（Mary Lou）审查核实菜单并做决定。其结果就是这场饕餮，其间有烤羊、西红柿干、烤土豆和青豆炒杏仁，接着是水果和各种甜品，所有这些都是就着优质的以色列葡萄酒享用的。
客人们都是乔治城的媒体精英和政治人物，以及少数几位犹太界要人，当贝京起身向卡特总统举杯致意时，大家面带笑容热烈鼓掌。贝京半开玩笑地说道：“总统先生，在感谢您的热情款待之前，我要宣布一份个人声明。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里，我欠您，还有其他人一个深深的道歉。我知道，我在选举中获胜对您来说完全是个意外，所以我渴望得到您的谅解。顺便说一句，我的名字确实与费京是押韵的。”
“哦天哪，他太有趣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女士对贝京表现出极大热情，她抓起一支笔飞快地记录着总理的话。我们坐在一张长餐桌旁，它是从总统和总理的主桌上出来的四张像枝型烛台一样的餐桌之一。总统年轻的白宫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早些时候向我介绍过她，她的名字听起来像是梅里·特拉什（Merry Trash）。她伸出的那只手上戴满戒指，身上的装束好像裹着个米袋子。她脸上的皱纹被一副角质架的深色墨镜分成两块区域。我断定她是个成功的华盛顿八卦专栏作家。
“哇！”梅里·特拉什猛地吸口气大声喊道。引起她如此反应的是贝京总理刚才的祝酒词，其中提到“以色列是一块很小的土地，上帝很英明地几乎没有赋予它什么自然资源。为什么？因为当万能的上帝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时，他告诉摩西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拐。于是阿拉伯人得到了石油，以色列人得到了石头——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诫’。我们依据它塑造了一种道德文明，依据它努力地生活。”
“哦，天哪，他听起来多么熟悉《圣经》啊，”梅里·特拉什发出一声惊叹，像格洛丽亚·斯旺森[11]一样充满激情，“他把自己的信仰当作一种卑微的负担。”
坐在我右边的是佛罗里达参议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他完全没有理会梅里的感慨，只是干巴巴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总统今天的表现比预期的好。”
我表示赞同。
“也许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因，”参议员补充道，“但是很明显，你们以色列人在谈判桌上表现得比预期的要好，你们的收获也比预期的多。”
“我认为，总理和总统只是比预期的要更加相互欣赏一些。”汉密尔顿·乔丹轻松地说。他大约三十五六岁，看上去像个运动员。
塞缪尔·刘易斯大使朝我们这边凑过来，点起一根雪茄说：“参议员，您也许知道，这次访问的气氛并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我们中的不少人费了好大的劲去给总统身边的人做工作”——他凝视着汉密尔顿·乔丹，后者也笑眯眯地望着他——“调整准备工作，让这次访问有点别样的气氛，不至于火药味太浓。”
梅里·特拉什开始记录大使的话，但对方狠狠地瞥了她一眼，告诉她这只是私下里的谈话。梅里放下了笔。大使用雪茄指着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方向补充道：“我想，兹比格还是对这种软接触方式持怀疑态度。他想让总统对贝京更强硬些。但是在我看来，总统的做法是对的——要团结他，带着他一起，而不是和他过于针锋相对。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让他参加日内瓦大会。”
梅里·特拉什（她真的叫这个名字？）脱口而出，“可是大使先生，亲爱的，贝京先生实际上做了什么让步呢？他到底妥协了什么呢？他做了什么，可以让阿拉伯人想参加日内瓦大会呢？”
这时，一位男仆来问刘易斯，想要什么甜点。刘易斯选了柠檬酥皮馅饼，他朝梅里·特拉什微微一笑，说：“亲爱的，就这么回事——做正确的选择。”他抽着雪茄，抬头望着天花板，似乎在凝视着一个神秘的未来。很明显，他不想被卷进这个话题，更不想回答八卦专栏作家的问题。
“您了解贝京是个什么样的人？”斯通参议员问刘易斯，“或者，这么问是不是太不慎重？”
“不，我喜欢他。我认为，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和他面对面时，感觉他和我从简报中读到的不一样。和他的公众形象正好相反，他下定决心不让以色列卷入战争。我认为，他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像摩西一样的和平缔造者，而不是成为参孙那样的人。”
“说得真棒，”梅里·特拉什边吃边说，嘴里塞满苹果派，“我可以引用这句话吗？”
“不可以！”刘易斯回答。
“那么，您的意思是，”参议员继续道，“他最终有可能软化立场，在巴解组织和定居点这些问题上和卡特取得一致？”
“不，我不这么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他会抵抗任何压力。”
晚宴结束，人们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一扭头看见一个银发的高雅男士，厚厚的镜面下面是一双快活而真诚的眼睛，正在微笑着望着我。
“还记得我吗？”他笑着问。
“戈德堡法官！”
周围的人纷纷站起身和他握手，在美国，没有哪个犹太人能够比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更有公众威望。
戈德堡现年70岁，是东欧移民的后代，曾当过工会领袖，担任过肯尼迪总统的劳工部长，之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逊总统委任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是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主要起草者。之前的几位总理曾经把我介绍给他，我跟他略有交情。
“我能不能和你私下聊几句？”他友善地问，随即把手伸进我的臂弯带我穿过聊天的客人们。几乎有一半的客人都列队围在林肯的肖像底下和总统、总理交谈着，还有些人在向他们索要签名。
我们穿过一条大理石走廊，来到一间墙上蒙着红色丝织物的休息室。进门时，两名穿着白色制服的海军勤务兵向我们行了标准敬礼后便离开了。显然，阿瑟·戈德堡很熟悉这个地方。
他关上门，脸上的亲切和蔼随之没了踪影，他说：“我之所以把你叫到这里来，是因为你是我过去认识的人。有些难以接受的事实，你们耶路撒冷的新执政者必须明白。”
我吃惊地张开嘴刚想回答，他举起手示意我先不要说话，表示他不需要评论、回应，也不需要意见，只希望我听他说，然后把其中的内容传递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人。他认为，首先，贝京的访问并不如其表面所见。卡特非常希望事情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对抗。贝京必须明白，所有的历任美国总统、国务卿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只认识一种以色列——工党的以色列、本-古里安、艾希科尔、果尔达、拉宾的以色列——一个务实的以色列，愿意为了和平而做出领土让步的以色列。
他情绪激动起来，“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贝京的思想是一个谜。对总统来说，这种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寸步不让’的态度让人感到很挫败。对此，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也感到不可理解。当然，美国犹太人会公开支持以色列总理。这么做是正确的。毕竟，贝京是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的首脑。但是私下里，很多犹太人都很困惑和迷惘，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我试图插进几句话，想告诉他，完全可以把这些话面对面告诉贝京，而不是说给我听。但是他再一次阻止我，继续坚持说道：“卡特总统对以色列怀有真挚的情感。但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会在失望和挫败中断定，贝京有关保留整个《圣经》中的以色列的愿景是那么不切实际——太不现实，太不合理，也太容易将美国拖入战争，到那时他就会发现，他最大的责任，不是他的宗教义务，而是拯救以色列于其自身。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不管官方声明怎么表达，意思只能是一个——各超级大国会强加给以色列一份违背其意愿的方案。”
“但是我们曾经在1975年9月1日收到过一封福特总统的信，他在信中向拉宾总理保证，美国绝不会强加给以色列任何对其不利的解决方案。”我急迫地说。
“算了吧，那又不是什么约束性承诺。如果你现在正在想，是不是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派我来说这番话的，那你就想错了。这都是我，阿瑟·戈德堡，发自心底的话，犹太人对犹太人说的心里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你听我说完。现在我建议你回去参加聚会。我要回家了。”他说完这番话便转身离开，我感觉有一把匕首刺穿了我的心脏。
当我回到宴会厅的时候，那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总统和总理正准备离开，挥手向人群告别。俩人准备上楼到卡特的私人住所进行一次坦白的、面对面的交谈。迈上楼梯之前，卡特往回撤一步，正好让贝京可以充分地出现在灯光之下。我在猜测，他们俩到底会谈些什么内容。
我随着人群从宴会厅向大理石门厅走去，弦乐三重奏演奏的是晚安小夜曲，我和梅里·特拉什并肩而行，她正在和旁边一位身穿绿衣服的大个子、尖鼻子女士说话。
“亲爱的，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紧接着那位女士神神秘秘地说，“你知道阿莉扎·贝京今天晚上去哪儿了吗？”
“我当然知道，”八卦专栏作家当仁不让地回答，“她去La Grand Scene赴宴了，然后去肯尼迪中心看《波吉与贝丝》的演出。”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你觉得呢？”绿衣女人问道。
“亲爱的米利森特，”梅里·特拉什一边惊叹，一边飞快地翻开笔记本，“你是不是有什么关于阿莉扎·贝京的故事要告诉我——说吧！”
“嗯，你知道格蕾丝·万斯（美国国务卿的妻子）今天中午请贝京夫人吃饭的事儿吧。”
“我当然知道，”梅里·特拉什狡黠地答道，“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好吧，我发誓，我说了你也不信。”
“那就说出来听听吧。”
“格蕾丝·万斯站起来介绍阿莉扎·贝京的时候，我们都坐在那里鼓掌——我们大概有75个人——等着阿莉扎站起来做演讲。可是，她一直坐着没动。”
“怎么会？！”
“我发誓！老实说，气氛有点尴尬。我们在这边鼓掌，她在那儿坐着。最后，格蕾丝说服她站起来。这个灰白头发的小个子女人站起来说，‘请大家原谅。我是家里的葛丽泰·嘉宝，不善言辞。我不会演讲。’天哪，我们都笑了！但这时候，另一张桌子上有人坚持问她，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兴建定居点，她对她丈夫的立场有什么想法。”
“她怎么回答？”梅里·特拉什飞快地记录着。
“你绝对想不到，她直接走到那个女人面前，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说，‘女士，你想知道我的想法？非常抱歉，这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去问我的丈夫。当选总理的是他，不是我。’哇，她把我们逗得大笑起来。她实在太聪明了。”
“阿拉！”梅纳赫姆·贝京精神饱满地叫住妻子，大踏步走进布莱尔饭店的休息室，那里仍然保留着一个半世纪前的样子，巨大的雕花镶嵌家具上垫得又软又厚。耶歇尔·卡迪沙伊、波兰将军、丹·帕蒂尔和我疲惫地跟在他身后。在他结束和总统的私下会谈之前，我们为了等他已经在隔壁的房间里消磨了很长时间。
他握住妻子的手开心地说：“进展得非常顺利，阿拉，比我预期的好。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达成了谅解。我们分手的时候，场面相当暖心。”
阿莉扎·贝京身穿一套低调的家常服，甜美地笑着点起一根雪茄，随着烟圈盘旋着升向天花板，她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太好了！梅纳赫姆，现在坐下歇会儿，我给你泡一杯茶。”
壁炉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瓷壶，旁边是一圈杯子和浅碟，周围还有面包卷、糕点、奶酪、蘸酱和自制的面包和黄油。桌子上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巴尔的摩一名犹太食物备办者的名字。
我决定趁此机会向贝京汇报邂逅阿瑟·戈德堡的经过。他听完后什么也没说，身体前倾，把脸埋在双手中，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说：“哦，戈德堡是这么理解的，是吗？好吧，我可没这么想。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我认为，我和卡特的会面很鼓舞人心，我会这么宣布的。”
贝京坐在壁炉旁的金色沙发里，喝了一大口妻子给他倒的柠檬茶，表示要立刻给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写一封电报。他们在等着听消息。
时间已近午夜，尽管已经忙了漫长的一天，贝京依然谈笑风生，精力充沛，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他斜靠在沙发上回忆起晚宴后，总统带他参观条约厅（Treaty Room），那曾经是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召开内阁会议的地方。格兰特的桌子仍然在那里。它有7个抽屉，是专门用来让每位内阁成员存放文件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节约的政府。”卡特开玩笑说。总理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笑着透露说，他强烈地感觉到，卡特之所以带他参观条约厅，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赢得他的心，软化他的立场。事实上，当他们走向总统的私人寓所时，卡特已经友好地将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更好地认识对方。你会发现我是个直率的人。我喜欢有话直说。”
“当然，总统先生，那么您也愿意听我开门见山啰？”贝京回答。看起来俩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打破了坚冰，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梅纳赫姆·贝京含笑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取块点心一边吃一边慢慢转着圈晃着身子告诉我们，总统对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刚才问起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告诉他，对我来说，我们1944年的抗英起义丝毫不逊色于二百年前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抗英斗争——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然后，卡特问起我年轻时在英国的生活，我告诉他，生活在反犹社会中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的父亲泽夫·多夫（Ze’ev Dov）教会我，当一个犹太同胞受到迫害时，我永远不要袖手旁观。我告诉卡特，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看见一名波兰警察正试图剪掉一名拉比的胡子——那时候反犹分子侮辱犹太人的一种常见手段。我父亲毫不犹豫地上前用手杖打警察的手，他当时的这种做法相当于自寻死路。我告诉总统，后来那名拉比和我父亲都被捕了。警察把他们带到布格河边，威胁要淹死他们，把他们打到流血。那天，我父亲回家时样子惨不忍睹，但他很开心，因为他维护了犹太人的尊严和拉比的尊严。”
贝京带着好胜的口气继续道：“我两眼直盯着卡特说，‘总统先生，从那天起，我就永远记住了关于我的青春的两件事情，对我们无助的犹太人的迫害，以及我父亲捍卫尊严的勇气。’我明确告诉他，这就是我迄今为止的思想根基。我想让他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在和一个怎样的犹太人打交道。”
贝京身体僵直着站起身，打起精神，吩咐耶歇尔准备记录发给部长们的电报内容。他在房间里一边慢慢踱步一边思考着，看上去更加坚定了。了解贝京的人都很熟悉他的这副样子：他正在心里一段一段地组织讲话内容。他用这种方式准备演讲，作为一名演说家，他那极为精彩流利的篇章、那些结构精巧的段落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在他脑海里组织创作而成的。
他首先想让部长们了解的是——他口授给耶歇尔——与人们的各种推测相反，他和美国总统之间并没有直接对抗，也没有受到压力。双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那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上，“我们表现得像朋友一样——认可相互之间存在的意见不一致。”因此，他要告诉部长们，多亏“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文件中正式体现了以色列有关中东和平的新方案，这使他成功驱散了卡特与拉宾3月会晤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损害双方关系的对抗阴霾。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喝完剩下的茶，在继续口授之前，向我们谈起了他的想法，那就是为什么当天他和总统的会面很顺利，而3月份拉宾却没有做到。他像一名批评学生的拉比一样，晃动着一根手指叹口气道：“3月的时候，压力都是拉宾自找的。他就不应该去参加那次会议。这么做太蠢了！拉宾知道卡特当时正在努力通过日内瓦会议全面解决问题，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循序渐进原则，和基辛格的主张一样。俩人的立场相去甚远，他还试图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与卡特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有什么意义？时机完全错了。尽管拉宾准备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但他和我一样，拒绝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而这才是卡特想要的——我们做出实质性的完全撤退。所以，拉宾凭什么认为，卡特会支持他的和平地图而非支持我的呢？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向卡特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能是自找麻烦。而拉宾正是这么做的。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我精心打造了一份具体的日内瓦提案——‘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
眼见大家都充分理解他的意图之后，他感到很满意，继续向耶歇尔口授道：“我建议不要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事先协定，因此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相反，我坦白地告诉卡特总统，以色列将在日内瓦会议上和我们的阿拉伯邻国展开和平谈判，而不是和我们的美国朋友进行和谈。日内瓦模式必须保证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强调，直接谈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有其构成、内容和实质。卡特总统接受了这一做法。重要的是，目前桌面上已经有了一份以色列的主动倡议——‘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也必须亮出他们的想法。”
他进一步说：“卡特总统承诺，他会避免发表那些针对以色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谈判立场的先发制人的声明（他曾经在与拉宾会谈之后，发表过类似讲话），比如在公开场合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回到略经调整的1967年边界，或者使用‘巴勒斯坦人对家园的权利’这样的表述。作为回报，总统希望我承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我拒绝做出这样的承诺。”
关于日内瓦会议本身，“总统期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够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参加会议。我向他保证，这正是我们的看法。以色列没有条件，只有立场。而且，总统认为‘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是一份坚实的提案，他同意提请各个阿拉伯国家予以重视并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总统同意认可，日内瓦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一份彻底的和平条约，而非过去那种短期的、临时的妥协。我也向总统表示，我会在日内瓦会议之外，试探性地接触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从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
接着，梅纳赫姆·贝京告诉部长们——不能对外泄露——自己是如何“自行决定，以一种高度自信的态度，把‘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中的高度机密部分透露给卡特总统的。上午的会议上，因为有许多助理在场，我对此只字未提，只是提到了程序步骤。我和总统单独相处时，我谈了谈实质性内容。这段高度机密的内容一共只有三小段，在此之前，我说，希望他是作为一个朋友，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听我读这些内容的。它们事关以色列如何与我们的每一个邻国和平共处的实质性原则，我强调，虽然每一段的篇幅都很短，但它们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接着我就把这些原则读给他听了。
“第一——关于埃及：鉴于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大片区域，以色列准备在和平条约的框架内，在西奈半岛大量撤军。
“第二——关于叙利亚：以色列将继续留在戈兰高地。但是我们准备在和平条约的框架内，从目前的边界撤退，沿着另一条边界重新部署军队，并将其作为永久边界。
“第三——关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会将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区转让给任何外国政权。这一立场有双重基础，首先，我们的国家对这块土地拥有历史性权利；其次，出于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我们需要拥有保卫国家和保护公民生命的能力。
“概括起来，我对卡特总统说的就是这些。”[12]
这三段审慎的文字意在打造一条通往日内瓦会议的路径，外交部长摩西·达扬一直在为此暗中使劲，希望能引起各方的注意。即将出访华盛顿的前几天，他一直在和总理为敲定‘框架’文件私下密谈。其中最艰难的部分是第三段，即与高度敏感的约旦河西岸问题相关的部分。贝京想要明确主张以色列的道义、法律和历史权利，要求拥有整个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对他来说，这是‘框架’的核心。即便他内心非常抵触在西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努力寻求找到一种方式，既可以明确对以色列土地的整体主张，又可以避免破坏卡特总统的日内瓦会议美梦。就在他字斟句酌反复考虑时，摩西·达扬最终劝说他很不情愿地吞下这颗苦果。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的话，前面可能还会有一枚更加难以下咽的苦果在等着他。因此，他最终勉强同意用达扬式的精明方式提出，“以色列不会将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区转让给任何外国政权。”这种说法并非直接公开宣布以色列的主权，也没有对任何人做出让步，而且还是梅纳赫姆·贝京暂时可以接受的。[13]
与布热津斯基共进早餐
虽然卡特总统已经接受将贝京提出的“建立和平进程的框架”作为一条谈判的合理途径，但我们知道，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反对意见。卡特急于尽快召开日内瓦会议，因此无视了他的意见。“当我们达成和平的时候，就可以跨越这些主权问题了。”他说。
总理的所有幕僚都很好奇，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民主党版本的基辛格，名字的发音很难念。我们在想，他和贝京同样出自波兰，不知道俩人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上的亲和感，些许自然的和谐感。但是，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相似之处。怎么可能会有呢？他们在波兰的背景渊源不同：一个是天主教外交官的儿子，另一个是被压迫却又满怀骄傲的犹太人的儿子。
“截然相反！”耶歇尔声音沙哑地说。
事实的确如此。横亘在他们俩之间的是大屠杀的幽灵，以及荒芜而深不可测的千年波兰犹太文明，它已经在一夜之间被抹杀殆尽。尽管如此，梅纳赫姆·贝京还是发现了一条能够触及布热津斯基心灵的有效路径。抵达美国的第二天早上，他邀请国家安全顾问到布莱尔饭店共进早餐。布热津斯基到达后，惊讶地发现等待他的还有一大群电视摄像师和摄影师——而他之前理解这顿早餐应该是一次私下谈话。当总理面带微笑地迎接他时，他就更诧异了，因为贝京脸上的热情显然就是为了电视镜头而准备的。
梅纳赫姆·贝京手里拿着一份卷宗。他举起来让所有人看，向媒体宣布，装在其中的文件是耶路撒冷大屠杀档案中新近发现的内容。这些文件证明，1931～1935年之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父亲塔德乌什·布热津斯基（Tadeusz Brzezinski）在担任波兰驻德国外交官期间，目睹纳粹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营救纳粹集中营里的欧洲犹太人。贝京希望让全世界了解这件事情，所以邀请媒体记录下他将卷宗交给布热津斯基的这一幕。贝京高度赞扬并缅怀了老布热津斯基，让小布热津斯基几乎落下泪来。
早餐时，布热津斯基吐露，总理的举动让他很受感动，因为当时某些犹太人社区正在对他进行严厉的人身攻击，媒体也大体如此。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记者都把他塑造成了总统团队中的反以色列分子。
“我不是，”他说，“有些人甚至还利用我的波兰基督教先辈，含沙射影地说我是反犹分子。我不是。”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真的不是反犹分子，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总理先生，我要向您表达的是，您深深地承受着人民的苦难，我对此深表钦佩，您是以色列胜利的化身。但愿在您的领导下，通过以色列与邻国们的和解，这种胜利很快就能成为永久性的。”
随后俩人讨论了当晚华盛顿会谈结束后即将发表的美以联合声明的措辞。国家安全顾问带来了他起草的一份文件请总理批准，贝京用犀利的眼光分析了每一个措辞后说：“除了两句话之外，其余的我全部接受。”
“哪两句话？”
“请删掉‘美国肯定以色列固有的生存权利’。”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肯定以色列的生存权，这既不是一种特殊照顾，也不是一种可以谈判的让步。我不会与任何人谈判我的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它。”
布热津斯基的回答表示他有些意外：“但据我所知，历任的每一届以色列总理都曾经寻求得到这样的一个承诺。”
“我真的非常感谢总统的一番美意，”贝京说，“但希伯来语《圣经》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承诺并确立了我们对这片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或丧失这一权利。因此，作为以色列总理，我请您删去这句话，是与我的职责相符合的。”接着，他继续道：“同样，也请删除其中关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做出承诺的内容。”
“您是在哪种意义上觉得那些内容难以接受？”
“那是因为，只有我们犹太人自己才能对国家的生存负责，而不是别人。”
布热津斯基看上去很困惑，他一语不发删去了那几句不讨人喜欢的话，总理对此表示非常满意。[14]
1977年7月20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查看贝京总理递给他的档案材料，上面记录了他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为营救德国犹太人所做的努力，旁边站立者为耶歇尔·卡迪沙伊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