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事先的安排，白宫会谈结束后，我回到纽约拜访卢巴维奇拉比，向他汇报事情的进展。拉比住在东方公园大道770号，镶木板的屋子布置得十分简朴，他开心地笑着迎接我。书架上排列着卷着角的《塔木德》法典和其他厚重的书籍，显然这都是他平时经常翻阅的，这里凝聚着几个世纪的学识和争论。
我们用希伯来语交谈，拉比使用传统希伯来语，而我说的是现代希伯来语。谈话过程中，最吸引我的是拉比的双眼。它们相互之间分得很开，藏在厚重的眉毛下。这双深海一般的蓝眼睛有一种强烈的说服力，而我知道，一旦拉比的心中开始不安，它们就会黯淡下来变成一种不祥的灰色，就像铅灰色的天空一样。这双眼睛散发着智慧、感知、善良和友好；拥有这双眼睛的人，可以于平淡无奇中窥见神秘，于世俗中看见诗意，于渺小中发现大问题；这双眼睛能让信徒们感到愉悦、快乐和敬畏。
他详详细细地分析我讲述的内容，权威感愈来愈浓。他的权威来自某种超越了知识的东西。他的灵魂中有一种我无法解释的东西，这是纽约布鲁克林的栗树和枫树所赋予他的，而不是耶路撒冷的白杨和松树给予他的。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从来都没有踏足过耶路撒冷。
我从来没有向他询问过其中的缘由，因为我感觉他和我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他所在的那个神秘空间，是我这个小小的外交官根本无法涉足的。卢巴维奇拉比是个神学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但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对以色列的土地及其安全、幸福的无条件的、充满激情的奉献，那么梅纳赫姆·门德尔·施尼尔森拉比就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的讲述，他的询问以及他的进一步阐述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等到一切结束时，时间已近凌晨两点。此时的我已经精疲力竭，但拉比没有倦意。他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地说：“听了你的这些话，我希望你能把下面的信息传达给贝京先生。”于是他便开始向我口授内容，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柔和但却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
“您在白宫坚定地维护了对以色列土地的立场，您给整个犹太民族提供了力量。您不但保护了以色列土地的完整性，而且避免了与美国发生对抗。这是真正的犹太政治家的品质，直率、大胆、不虚伪、不道歉。请您继续保持‘刚强壮胆’。”
接着他对我说：
“我对贝京先生说的‘保持刚强壮胆’是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不能只靠有形的力量活着。什么是有形的力量。它主要分四大部分。第一，武器，你有没有武器可以用来展示有形的力量？第二，意志，你有没有运用武器的意志？第三，能力，你有没有高效利用武器的能力？第四，感知，敌人知不知道你具有高效调动有形力量的武器、意志和能力，他们准备如何遏制你的力量？”
然后他放缓语气道：“但即便你拥有所有这些，耶胡达，如果你忘记了‘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Mi hu ze Melech hakavod？Hashem izuz v’gibor，Hashem gibor milchama）’这句话，那么所有的有形力量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们失去了犹太道义作为指针就难以为继。”
说到这里，他一改平日里亲切和蔼的样子，神色变得严峻起来，双眼中显现出淡淡的灰色，“无论是哪一代人，每当有亚玛力人（Amalek）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宇宙之主（Ribono shel Olam）就会保证，寻求毁灭我们的暴君必然会自取灭亡。只有在神的保护下，以色列民族才能永生（Am Yisrael chai）。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同胞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被毁灭的威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挣扎、跌到、流血。在万能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下，他们历经风雨，克服每一道障碍，经受住每一次考验，最终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这就是hashgocho（神的护佑）。”
他神色缓和下来，眼睛盯着我，异常和蔼地笑着问：“耶胡达，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么频繁地来拜访我们，可你自己不是卢巴维奇派的。这是为什么？”
我还在努力消化他之前所说的内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事实的确如此。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或第六次与拉比见面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充当着历任总理与卢巴维奇派之间的联络人。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低声道：“也许是因为我遇到过很多信仰拉比的人，这些力量拉比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说着便感觉我擅自做了假设，于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拉比的眉毛拧在一起，深蓝色的眼睛里再次显现出灰色，他庄严而略带伤感地说：“显然，人们太需要支持了。”他的话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慈悲之心。
他仿佛是沿着我的思路，抬起手示意我不必紧张，微笑着说：“耶胡达，我告诉你，我想做什么？想象一下，你眼前有一根蜡烛。实际上，你真正看到的只是一块蜡和在它中间的一根棉线。那么棉线和蜡是什么时候变成蜡烛的呢？换句话说，它们什么时候去完成生来的使命呢？当你在线头上燃起火焰的时候，那时候蜡和棉线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蜡烛。”
他像塔木德学者吟诵经文一样，充满节奏、抑扬顿挫地说道：“蜡是身体，芯是灵魂。把犹太律法的火焰赋予灵魂，身体就会去完成其生来的使命。耶胡达，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带着我们传统的热情和神圣的遗产，去点燃每一个犹太人的灵魂，让每个人实现他生来的真正目标。”
房间里的蜂鸣器一直在间歇性地作响，这表示有人正在等着聆听他的教诲。我起身告别，拉比陪我走到门口时，我问：“拉比，您点亮我这根蜡烛了吗？”
“不，”他握着我的手，“我已经给了你火柴。只有你自己才能点亮你的那根蜡烛。”
我几乎颤抖着离开了拉比的寓所。
启程回国之前，贝京总理展开了在纽约的密集行程。他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向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们开吹风会，会见学术界和商界领袖。“圣殿被毁日”前夜，他来到犹太会堂，哀伤地坐在地板上聆听关于古耶路撒冷遭到毁灭的耶利米哀歌。第二天，他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中。NBC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尔·门罗（Bill Monroe）开场便问：“请告诉我们，总理先生，您和卡特总统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
“在回答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前，”贝京说，“我想先说几句今天的事情，因为它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按照我们的犹太历，今天是埃波月（month of Av）的第9天。公元70年，罗马军团——第五和第十二军团——对圣殿山发起了最终攻击，他们点燃圣殿，摧毁耶路撒冷，征服了我们的人民，占据了我们的土地。从历史上看，这是我们民族所有苦难的开始，人们流离失所，遭受屈辱，上一代人几乎被消灭殆尽。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天，将其称为‘圣殿被毁日’，而现在我们有责任去确保我们的独立永远不再被摧毁，犹太人永远不再无家可归、手无寸铁。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的关键——确保悲剧永不重演。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与卡特总统会谈的根本主题。”[15]
除了这些特别的介绍之外，总理不管走到哪里，说话的实质内容都一样：以色列新的和平战略的具体目标是在日内瓦会议的框架内缔结和平条约，它促成以色列与美国总统之间达成了新的谅解。
在曼哈顿一次熙熙攘攘的犹太人集会上，贝京发表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令那些曾经把他当作好战分子的人听得纷纷欣喜若狂地站起身。“自豪的美国犹太人，”他勉励大家，“提高你们的嗓门，让全世界听到你们的声音，见证我们永恒的犹太情谊、我们的团结、我们永恒的兄弟姐妹情谊，团结在一起，永远与锡安山同在。”
最后，7月24日晚上，在隆隆的夏季雷声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载着总理一行从肯尼迪机场起飞，越过屋顶、树木和湖泊，呼啸着掠过长岛上空，最后终于调整到稳定的飞行状态朝着祖国的方向飞去。总理解开安全带，帮妻子脱下鞋，把我叫过去。他要在飞机上给卡特总统写一封告别信。“写在这上面，不会很长。”他说。
1977年7月，贝京总理帮妻子阿莉扎脱鞋
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David Rubinger）、以色列报纸Yediot Achronot。
贝京递给我机上的菜单，我单膝跪地把纸靠在总理座位的扶手上，一字一句地记录他说的话，耶歇尔、弗利卡和帕蒂尔三人像看下棋比赛一样在我上方弓着身子看。很明显，总理打算用令人愉悦的言辞去消除3月拉宾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尴尬气氛。他要求机长立刻把信发出去，因此我根本来不及将其“莎士比亚化”。这封信写道：
亲爱的总统先生，
请允许我在即将离开美国上空时，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代表我的妻子、我的同事和我自己，向您和卡特夫人，以及您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感谢，感谢您在我们逗留贵国期间给予我们的热情款待。总统先生，我一生中几乎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的日子。我们遭遇过可怕的暴行。我们曾经战斗，经历痛苦，哀悼忧伤。我想告诉您，在华盛顿的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非常感谢您和您的亲切款待。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俩之间的交谈和书信都是坦诚的，双方都在努力达成全面理解，即使存在意见分歧，也不会导致我们之间和我们的国家之间产生裂痕。当我踏上归乡之路时，我深切希望，我们正满怀善意和诚意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方。我们诚心诚意地向他们伸出双手，希望他们不会拒绝。
抛开政治不谈，贝京总理和反对党主席西蒙·佩雷斯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这是在某一次针锋相对的议会辩论之后的情景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