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京要发言了！”丹·帕蒂尔打开议会餐厅大门，探头喊道。
议员们匆忙回到自己座位上，正在闲聊的人立刻安静下来，记者们就像听到号角的猎犬一样猛然起身上楼回到记者席盯着下面的讲台，充满期待地准备聆听贝京充满智慧和经验的演讲。
这是1977年9月，总理和美国总统会谈的几个月后，此时为期一天的外交事务辩论即将接近尾声。贝京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正在为日内瓦会议起草一份和平条约。反对派领导人西蒙·佩雷斯对“起草和平条约”的说法表示不屑，称其为“天上的馅饼”。他认为，只要贝京政府不愿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领土上做出痛苦但意义深远的让步，以色列就永远不可能与其邻国和平相处，更不用提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了。“所以，别再让这个国家做白日梦了。”他嘲讽道。
“西蒙·佩雷斯议员，”贝京在他的结束语中提到，“我想引用几句话读给你听。”他拿起一张纸，挥舞着让所有人看。“我敢肯定，你会觉得听着耳熟，佩雷斯先生。”
总理自我感觉相当满意，期待着他即将向议会提出的挑战。他把那页纸移到眼前，调整下眼镜，朝记者席瞥了一眼，确保大家都已经到位，便用一种略带夸张的语气念道：“有些人认为，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办法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在领土上做出让步，这是一种谬论。”
“怎么样？”贝京挥舞着那张纸，朝佩雷斯的方向窃笑着，“您觉得这是谁写的？”
他抛出问题后，面带嘲弄，扬着下巴从左到右扫视着全场，最终把目光落在他要戏弄的那个人身上。佩雷斯正好坐在他对面的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上，向他怒目而视。
“西蒙·佩雷斯议员，这是不是您写的？”他又瞥了一眼那张纸继续念道：“‘我知道，我们不在领土上做出让步，阿拉伯人就不会做出正面回应。其他的想法都是徒劳。’这是谁写的，佩雷斯先生？”
拥挤的会场里响起一片嗡嗡声。议员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做鬼脸，站在佩雷斯一边的则一个个怒不可遏。
“我再问一遍，是谁写的？”贝京追问。
会场上的议论声更大了。“安静！”议长那里传来一声大喊。“安静！”
“那我来告诉你们，这是谁写的，”贝京大声道，“是西蒙·佩雷斯议员写的！还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果我们只在东撒玛利亚，而不是去西撒玛利亚建定居点，阿拉伯人就会更愿意接受和平？’这又是谁写的？”
会场里的两派人开始争论起来。根本没人理会议长用小木槌维持秩序的敲击声。
“是西蒙·佩雷斯议员写的，”贝京在一片骚动声中，带着调侃说，“还有，这句话又是谁说的？‘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占据戈兰高地，因为那是战略要地。但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地区也有战略要地，以色列人口最稠密的海岸平原就在它脚下。’”
议长手里的小木槌仿佛成了无声的摆设。他只得满脸怒气地缓缓站起身。相比之下，总理倒是看上去挺愉快。他斜靠在讲台上，十个手指搭在一起，嘴角泛起一丝自鸣得意的微笑。议论声渐渐平息下去，他换了副表情皱起眉头，挺直身子，用手指着反对派领导人厉声道：“现在您听好了，我还要补充一些内容，佩雷斯先生。重要的是，国民要听取事实。重要的是，他们得知道什么样的领导人会一天提倡这种政策，换一天又改成另一种政策。”
佩雷斯刻薄而轻蔑地反击道：“总理先生，我一直都在认真听您的议会发言。但您今天不能误导大家。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您刚才引用的这些话，是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下所说的。”
总理听佩雷斯开口认领了那几句话，便摸着下巴露出满意的神色。“真的！”他假装出乎意料地说道，“我曾经听您说过很多次，您总是非常明确地表示，领土上的让步能带来和平，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刚才引用的那几句话，表达的是您认真而坦诚的政治信仰——确切地说是到最近为止的信仰。那么，是什么让您突然改变主意了呢，佩雷斯先生？从您发表刚才我引用的那些言论，到最近几天您所主张的鸽派观点，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佩雷斯先生，请您跟我们说说。”
贝京的话语中透着剃刀一般的锋利，让人感觉他马上就要痛下狠手，但佩雷斯先发制人地反驳道：“情况变了，位置变了。只有傻瓜才不懂得变通，只有傻瓜才会抱着幻想不放手，做着过时的美梦。”
佩雷斯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尖锐有力；显然，他已经准备好要顽强地面对这场决斗。他说完这番话后自信地靠回座位上，就好像刚刚躲过险招的击剑手一样得到了解脱，追随者们纷纷围绕在他周围使劲鼓掌。
贝京很不客气地微微一笑。“您是说，只有傻瓜才那么做？这难道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说的吗，‘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傻子有时候也是对的。’那么，西蒙·佩雷斯议员，今天晚上，我就是对的！”
“可是丘吉尔还说过‘我宁愿保持正确，而不是坚持到底’。”佩雷斯反击道，从执政党到反对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笑起来。
贝京连忙插话：“他可能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原因使你从鹰派变成了鸽派，佩雷斯先生——是什么让你改换了想法。你想从伊扎克·拉宾手里夺走工党的领导权。但要除掉拉宾，你首先得赢得党内左派的支持。为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你的意识形态做交易，把你自己从鹰派彻底改造成鸽派。你就是这么做的。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西蒙·佩雷斯议员？”
佩雷斯站起身猛烈摇着头，握紧拳头在空中挥舞着，用冰冷的眼光盯着对手。他毕竟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无论他和拉宾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敌意，佩雷斯拥有光辉的职业生涯。他开创了以色列的迪莫诺（Dimona）核设施项目；实质性地创立了国家航空航天业。现在，他刚刚接手一个在竞选中落败的政党，正在用技巧和耐心一点一点地重建该党。所以当他大声回应贝京时，原本忧郁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他说，自己从不曾“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原则”，也从来没有“为了政治利益出卖灵魂”。他一直是个“以道德责任为引导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以色列正致力于“为生存而斗争”，必须与时俱进地“认清新的形势”。因此，他拒绝“受困于过时的理论”。他的“诚实和正直促使他重新评估形势”。他从来不曾像总理现在这样，如此误导人民。
“我从来没有向国民承诺，我会毫不让步，我会立刻给他们带来一纸和平条约，让他们获得彻底的和平，”他怒不可遏地喊道，“这不是政策，这是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这句话切中了要害。
贝京架着胳膊，紧闭嘴唇一动不动，他脸色发白，眼神冰冷，冷静而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佩雷斯先生。你这不是空穴来风。这完全是谎言！你可以拿出证据来。”
但他的对手没被吓倒。他知道自己的话很有杀伤力，于是继续道：“您再三暗示，通过和平条约，我们已经站在和平的门槛上。您今天也这么说了。”
俩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眼神分明在公然对抗。
“西蒙·佩雷斯议员，”贝京情绪激动地说，“我刚才在这里引用的话，都是您自己亲口说的，亲手写的。我字字句句如实照搬。现在，请您到讲台上来说说，关于我们已经站在和平的门槛上，我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我没说过这些话。他们不会被蒙骗的。”
“他们当然不会，”佩雷斯回击道，“所以在座的大多数人早已经看穿了你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你被自己的话迷住了，你以为它们能移动大山。可是它们不能。你以为光凭一场精彩的演讲就能把事情搞定。可是它不能。你以为你能靠三寸不烂之舌去运转一个政府。可是它不能。你以为你有了和平条约就等于实现了和平。可是它办不到。”
贝京的回应充满了高度的决心和使命感。“我向您保证，向整个议会保证，”他庄严地说，“我对日内瓦的和平会议上等待我们的重重障碍不抱任何幻想，如果会议能召开的话。我给美国总统留下了一份提案，其内容是我们对组织会议，谁应该参与会议的想法，仅此而已。事实上，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人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国家，那就是你们的党，佩雷斯先生，是你们工党，一直在灌输用领土让步换取和平的故事。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向我们的阿拉伯邻国做出巨大让步，可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完全不能接受！’。”
他停了一小会儿，带着戏弄和嘲讽的表情说：“所以，至少输也要输得漂亮点，佩雷斯先生。您记住，您已经输掉了选举。那就像个男人一样接受现实，别再生闷气了。如果您愿意，就向我们提出批评。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议会。为什么要怀着这么大的敌意呢？为什么控制不住愤怒呢？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指责别人呢？您到底是怎么了，佩雷斯先生？您得控制住自己。”他说完走下讲台，来到会场中心，他对自己能够强辩到底感到满意，嘴角泛起一丝顽皮的笑容。[16]
当他在一片刺耳的议论声中坐到内阁首席的座位上时，他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的和平条约模型很快就会引起注意。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感觉出乎意料的事，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它不但即将改变历史进程，而且还盖过了吉米·卡特为日内瓦会议所做的努力。
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定亲自到耶路撒冷同梅纳赫姆·贝京谈一谈和平的问题。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到访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