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贝京急切地问。耶歇尔·卡迪沙伊翻着袖珍日历回答：“这次的安息日是11月19日，5点12分结束。”
总理脸上恢复了笑容。“那好，山姆。你去告诉开罗使馆，对埃及人说，8点钟完全可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迎接萨达特总统，不用亵渎安息日。”
这一幕发生在1977年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总理所说的山姆，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塞缪尔·刘易斯，几天前他曾受埃及总统之托急着见总理。萨达特想知道，周六晚上什么时间他乘坐的飞机可以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这个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问题起源于一周前，当时安瓦尔·萨达特在议会——人民议会——演讲时突然提道：“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埃及士兵受伤，为此我要和他们一辩高下，哪怕是到世界的尽头，甚至到他们的老窝，到他们的议会去。以色列人要是听见我对你们说这些话，肯定会惊讶地不知所措。”
“真主伟大（Allahu Akbar）！”议员们齐声对这番话表示肯定。
第二天早上贝京从BBC全球服务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满腹狐疑地嘟哝着：“那就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他一到办公室就叫来耶歇尔说：“我们得考验一下萨达特。”他让阿拉伯事务助理用阿拉伯语帮他起草一份欢迎词，从电视和广播发出去。总理在其中向埃及人民保证，以色列一定会按照总统的身份地位隆重地接待他，并说了一句从此以后被载入史册的话：“让我们彼此立下一个无声的誓言——不再发生战争，不再流血，不再相互威胁。让我们创造和平，让我们走上友谊之路。”[17]
塞缪尔·刘易斯——如今因为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来回传递信息而被称为“快乐的邮差”——很快就带来了萨达特总统的反馈：他听到了总理发表的声明，但想要一份正式的书面邀请。
“一定照办。”总理说完，当场写道：“我谨代表以色列政府，诚挚地邀请您到访耶路撒冷，并访问我们的国家。正如您在埃及人民议会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已经注意到您准备进行这次访问，并且希望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与我会面，我们对此深表赞赏。
“假如，如我所盼，您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将为您安排在议会发表演讲。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与支持政府或反对政府的议会各团体会面。总统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以色列议会、政府和以色列人民将满怀敬意和热忱地接待您。”
从那时候起，以色列人便满怀期待，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在担心，该如何让这两个交战国之间的直接接触与他一个月前和苏联人联合发表的声明保持协调一致。美苏在这份声明中宣布，两国有意以联合主席国的身份召集日内瓦和平大会。后来，卡特对此解释道：
美国唯一能够着力促成的会议是联合国主持下的日内瓦会议，我们正在煞费苦心拟定会议的形式，而该形式必须取得担任共同主席的苏联同意。9月23日，我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Gromyko）时，他对我说，“我们只要能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哪怕只有橡皮那么大的国家，巴解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说要建立这么一点儿大的国家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笑了，接着便同意中东和平应该不仅仅是结束战争而已。他承认，最终目的是在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正常关系。[18]
显然，梅纳赫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身上本能的全球地缘政治意识告诉他们，这次会议将使苏联重新回到中东制衡的核心。萨达特曾经把苏联人踢出局，他再也不愿意受他们摆布。因此他认识到，与其再次成为超级大国在中东棋局中的一粒棋子，还不如与以色列达成双边和平。而此时，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几份报告也进一步证实了萨达特的直觉。达扬数月前在摩洛哥秘密会见了萨达特的一名多年密友，并获知“苏联人不会在未来的谈判中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不会扮演什么建设性角色”。与此同时，贝京访问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他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表示，希望能和埃及达成协议。齐奥塞斯库随即见了埃及总统并转告：“贝京是个很难应付的谈判对手，可他一旦同意了什么事情，就会将它落实。你可以相信他。”伊朗国王也向萨达特提出了类似建议，萨达特访问伊朗之前，国王曾经和贝京在德黑兰私下会面。（当时，以色列与伊朗国王保持着非官方的密切联系。以色列甚至还在德黑兰设有一个不具名的使馆，将其称作“外交代表处”。它不挂牌、不升旗，也不列入任何使馆名册。）[19]
经过这么多轮的试探之后，对贝京来说，埃及总统戏剧性地绕过日内瓦会议，飞往以色列商讨和平一事，并非特别出乎意料。“这其中最讽刺的是，”贝京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诋毁我，诽谤我，把我说成是战争贩子、恐怖分子，但萨达特选中了我，来找我谈和平。”
11月19日星期六晚上7点58分，号声响起，以色列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Ephraim Katzir）和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到机场迎接埃及总统。由72名从国防军各部挑选出来的军官学员组成的仪仗队点旗举枪向他们致敬。超长的红地毯两旁是高级政要们，所有的人都充满期待，望着天空中渐渐临近的白色灯光。飞机降落下来，轰鸣声淹没了人们的掌声，它速度渐渐慢下来，转过弯，朝着等候的人群滑行过来。
总统的波音专机按照预期准时于8点降落。在探照灯的光线下，白色的机身显得愈发耀眼，上面装饰着一行字ARAB REPUBLIC OF EGYPT（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看到这一幕，即便是最阴沉的愤世嫉俗者也会露出笑容，就像露齿笑的蒙娜丽莎一样。
飞机缓缓地停靠在灯火通明的红地毯一头，司仪大声喊：“立正！举枪！”仪仗队按照精心设计的动作，抱紧武器站得笔直。
本-古里安机场从来没有像这个星期六夜晚如此张灯结彩地装饰过——它被淹没在一片灯光和色彩之中，数百面以色列和埃及国旗迎风飘扬。停机坪上士兵们列队行进，旗帜高高飘扬，停机坪的另一端是军乐队，他们的铜管乐器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乐队指挥伊扎克·格拉齐亚尼（Yitzhak Graziani）由于找不到埃及国歌的乐谱，只得匆匆忙忙听着开罗广播电台的结束曲抄录谱子。］
舷梯迅速到位，人群静静地期待着，甚至好像连空气都凝固了。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机舱门没有打开。激动的心情渐渐褪去，人们凑在一起，脸上微微有些不安，彼此小声议论着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动静。
难道是出什么麻烦了？
有几个人向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Mordechai Gur）将军投去猜测的目光，因为他曾经公开表示，突然提出造访耶路撒冷也许是埃及总统的诡计，以便在下一次阿以战争中占据有利起点。难道埃及人在机舱门背后布置了一个敢死队，准备冲出来摧毁整个以色列内阁？
尽管气氛紧张，贝京总理仍然毫不动摇地站在舷梯旁，仰头望着紧闭的舱门，举止中看不出一丝不安，脸上像狮身人面像一样毫无表情。他知道，根本不存在什么诡计。
机舱门终于打开了，成群的记者蜂拥着奔下舷梯，相互推挤着想要抢一个最佳拍摄角度。栏杆后面的一大群官方媒体记者、电视记者和摄像师大喊着骚动起来——大约有4000人——他们拍摄两国领导人第一次握手的视线完全被刚下飞机的埃及记者们挡住了。于是他们使劲冲破警察的阻拦，站在红地毯边的前排重要人物们纷纷被挤到了后面的二三排。
然而，机舱门口仍然黑黢黢的，空空如也。突然，喧闹声像耀眼的烟花一样爆发，上千台照相机的闪光灯划破夜空，一个瘦长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
身材高大的安瓦尔·萨达特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周围是欢迎他的号角声和热烈的掌声。以色列礼宾官陪同他以极慢的速度步下台阶，将他介绍给舷梯旁的以色列总统和总理。我被记者们挤到果尔达·梅厄身边，她正语带讥讽地对伊扎克·拉宾说：“他总算来了！他怎么不在‘赎罪日战争’前来？那样的话，双方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
1977年11月19日，本-古里安机场上飘扬着以色列和埃及两国国旗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以色列总理贝京和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到访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演奏两国国歌时，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和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立正致意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共进工作餐期间交谈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掌声淹没了拉宾的回答，那是贝京总理在向客人介绍红地毯旁边的部长们。轮到阿里埃勒·沙龙时，埃及总统停下脚步和颜悦色道：“啊，您在这儿！我在沙漠里追您。您要是再跨过运河，我就得把您关起来了。”沙龙曾在指挥“赎罪日战争”时，带领以色列部队发动反击跨过苏伊士运河。
“不会了，”沙龙笑了，“我很高兴您来访问。我现在是农业部长。”双方热烈地握了手。
我听见萨达特对外交部长摩西·达扬说，“别担心摩西，一切都没问题。”但有人在一旁听见他又加了一句，“您要是到开罗来，必须提前告诉我，我得把博物馆的大门锁上”。他是在挖苦达扬的私人爱好——挖掘以色列文物。
他又笑着对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说：“您看，将军，这不是什么诡计，我没骗您。”
将军回应一个正式的敬礼。
现在，他来到果尔达·梅厄面前。俩人严肃地对视了一眼，萨达特握住她的手，微微弓下身。
“我一直想跟您谈谈。”他说。
“我等了您很长时间。”她回答。
“但是现在，我来了。”他回应。
“您好，欢迎。”她说。
他继续沿着地毯向前走，和其余的部长们和重要人物握手。一名年轻军官挺胸抬头走到他面前，向他敬礼并请他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萨达特迈着标准的步伐检阅队列，他向以色列国旗微微鞠躬行礼之后便站到卡齐尔总统和贝京总理旁边，军乐队奏起埃及国歌，之后是以色列国歌，期间响起21声礼炮。
一辆高级防弹轿车在埃及总统旁边刚停下，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人群淹没了正打算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的卡齐尔总统。总统上了年纪，温文尔雅，走路步伐缓慢，被人群冲到了一边。要不是汽车旁边的安全特工眼疾手快，把他安全送进车里，他就被抛在后面了。
总统车队终于启程前往耶路撒冷。城里的建筑物上都装饰着以色列和埃及国旗，街上挤满欢呼的人群。这里正在创造历史。素不相识的人们怀着无限的乐观相互拥抱，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透过窗户飘进埃及总统下榻的大卫王饭店。普通老百姓整夜地守在饭店外，好像在无声地乞求萨达特能够带来佳音，从此永远结束战争。
埃及总统在以色列逗留了36个小时，其间都是在参加仪式和各种公共活动：参加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祷告仪式，参观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与议会政党代表会面，与总理和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餐，共进节日晚餐，以及召开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这次访问的重头戏是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
那天，议会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家满怀期待，气氛甚至还有点催人泪下的感觉。埃及总统终于在以色列总统的陪伴下进入会场，所有人起身鼓掌。
“我来到议会，”来访者说，“是为了我们能够一起建立一种以和平为基础的新生活。”
会场响起掌声，他用拘谨的英语冗长地歌颂和平，演讲期间掌声一直没有停过。直到他向以色列提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条件时，会场才安静下来，开始全神贯注地倾听。萨达特认为，如果以色列想要获得阿拉伯人的承认，就必须接受这些条件。他说，他不会同以色列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也不会达成过渡性协议。他不会为了任何一寸阿拉伯的土地同以色列讨价还价，也不会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妥协。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双方之间就不会有和平。
贝京的回应热情中带着果决：他的客人在来耶路撒冷之前就明确地知道，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他敦促对方不要给谈判设置前提条件。他善意地补充道，双方会找到一种补救的方式来解决所有公认的复杂问题。
或许是两位领导人已经在私下的闭门对话中找到了弥合这些貌似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方法。或许萨达特宣布的和平条件并非雷打不动，因为就在他的专机启程飞往开罗后，贝京便意气风发地隔着机场跑道把我叫过去，说：“马上发一封电报给卡特总统。”他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开始向我口授电报内容。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边走边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的字迹潦草不堪，最后连自己都难以辨认。最后，这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昨天晚上，我和萨达特总统谈至深夜。我们要避免在中东燃起另一场战火，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切实可行的安排。我会在书面报告中说明详细情况。我们非常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从他的立场来说，这场对话意义深远。我很累了。我一天工作了20小时。我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双方打算将来对它们做进一步讨论。我有一个请求。您马上要计划另一次全球旅行。请把埃及和以色列纳入您的行程。萨达特对以色列民众的接待深表感动。您来到以色列，必然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去埃及也是一样。您可以花两天时间访问耶路撒冷和开罗。请您考虑这个建议。
1977年11月23日，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书面报告底稿，内容是关于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当天晚上，总理虽然已经相当疲惫，但还是接待了由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的慈善家们组成的一个四人代表团，他们是特地从美国飞来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老相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戈登·扎克斯（Gordon Zacks），大家都叫他戈蒂。
戈蒂是个活力四射、有魄力、很慷慨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但出手大方，而且很善于创新性思考。1975年，正当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穿梭于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竭力在萨达特和拉宾之间促成一份西奈临时协议的时候，他自己展开了一场和平使命之旅。他飞到埃及，从医药、农业、灌溉、工业和社会福利领域遴选出一百个未来有可能建成埃以合资企业的项目。他认为这是迈向和平的垫脚石，因此带着他的计划到以色列让我替他安排一次和拉宾的会面。
在拉宾翻看厚重的项目文件时，戈蒂靠近他身边满怀热情地说：“伊扎克，听我说，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到底是什么意思？”拉宾啪地合上文件夹，甚至都不屑于装模作样地仔细研究下其中的某个项目。
“我的意思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试探一下，萨达特对于和平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戈蒂，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拉宾挖苦地嘲笑着，一把推开文件夹，仿佛它的主人是个天真幼稚的人。
“我跟您说，这是个可靠的建议，”戈蒂生气地反击道，“以色列可以成为任何或所有这些项目的其中一方。它们能为开启真正的对话打下基础。”
“那么如果埃及人说他们不需要我们呢，我确信他们会这么说。”
“那么你就每周公开向他们提供两个项目，一直持续50周。你会成为散发着玫瑰般芬芳的和平缔造者，而萨达特则会被看成是个顽固不化的人。”
“简直疯狂，天真的美国人，”拉宾说着站起身，伸出手准备和他告别，“戈蒂，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公关手段。回美国去，干点你擅长的事情——替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筹钱去吧。”
戈蒂最后满怀沮丧地离开了。
两年后，梅纳赫姆·贝京继任总理，他要求查看以色列在争取与埃及达成和平方面的所有相关材料。其中就包括戈登·扎克斯的建议。总理对此非常好奇，向我打听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此人在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担任领导角色，他在涉及以色列的利益问题上是个政治激进主义者。他说：“他的想法都是空想，但显示出他的胆量和想象力。哪一天我得见见这个人。”
我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戈蒂，不到一个星期后，他便坐在大卫王饭店的椭圆形房间里和总理共进午餐了。“扎克斯先生，您蹲过监狱吗？”上第一道菜的时候，贝京问。
“没有，总理先生，”戈蒂迫不及待地回答，不明白贝京到底想说什么，“我从来没进过监狱。”
“那是个遗憾，”贝京小口吃着鸡肉，神秘莫测地说，“您看，我蹲过三座不同的监狱。”
“三座？为什么？”戈蒂·扎克斯放下刀叉，他感到很震惊。
“第一次是共产党把我抓进维尔纽斯（Vilna）监狱。我当时正在下棋。苏联特工把我拖走的时候，我记得我对同伴大喊，‘我认输了，你赢了。’苏联人把我锁在一座牢房里。我被关了六个星期，脑子整天想的是怎么出去，如何回家。我第二回蹲监狱是在一个强制劳改营——古拉格监狱，在西伯利亚。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后，我梦想着要是能回到先前那个牢房里该多好。第三次，苏联人把我关进了单人禁闭室，我那时候就梦想着能回到劳改营。所以，你看，扎克斯先生，作为以色列总理，我的职责就是要让犹太孩子们有自由人的梦想，让他们的梦想里没有监狱、劳改营、禁闭室。我要给他们和平，但是我们只有强大起来才能获得地区和平。”
“那么，我能怎么出力呢？”戈蒂问，带着他那特有的执着。
“您就跟我说说您的埃及之旅，以及一旦实现和平，我们也许能和埃及人一起做些什么项目。”
那天晚上萨达特结束访问后，贝京对扎克斯及其同伴们说：“朋友们，你们听了一定会高兴，萨达特总统已经和我达成了谅解。你们听了他在议会的演讲，也听到了我对他的回应，我们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但我们一致认为不会再有战争。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卡特总统。耶胡达”——他对我说——“电报发出去了吗？”毫无疑问，有了先前的那段经历后，戈蒂听到这番话该有多么兴奋。
“当然，我从机场回到耶路撒冷就发出去了。”我回答。
“那就现在给总统打个电话吧——听听他的反应。”
“您有他的电话吗？”我问。
贝京无辜地摇摇头。
“那我最好赶紧去趟办公室。我把它写在保密电话簿上了。”我说。
“为什么不给国际电话局打电话呢，让他们转白宫的分机，”戈蒂在一旁出主意，“我确定他们有白宫总机的电话号码。”
“我试试。”我说着很快拨通了001 202 456 1414。接电话的是白宫总机的一位女士，她肯定觉得我是个怪人。
“很抱歉，先生，”她语气坚决，“您不能和美国总统通话。”
“不是我要和他通话，是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我傲慢地回答。
她半信半疑，“梅纳赫姆什么？”
“贝京。”
“您别挂。”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这回换了一名语气更加温柔的女士。我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她通情达理地回答我：“请您把总理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给您打回去。”
我在电话上找总理的号码，可是没有。怎么可能有呢？这是总理官邸，他的电话号码怎么可能公然让人看到。于是我向正在客厅和客人聊天的总理喊道：“贝京先生，您的电话是多少？”
“我不知道。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他说。接着，他出来到走廊上对着楼上的妻子大喊：“阿拉，咱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664 763。”总理夫人大声回答。
我记下电话号码，重复了一遍告诉华盛顿的那位女士。
“谢谢您，”那个声音说，“我们会马上给您打回去。”几分钟后，电话铃果然响了，一个声音说：“请接通总理，我现在就接通总统。”
我递过电话听筒，站在旁边准备记录。因为手头没有分机，我只能记录贝京这边的对话。
“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我的信，总统先生。”他欢快地说。
然后是长时间的停顿。
“哦，是的，当然。明天我就把完整的记录给您发过去，通过我们的大使。”他说。
又是长时间的停顿。
“当然，总统先生。是的，确实有具体成果。萨达特总统和我同意继续展开两个层面的对话，政治和军事层面。我们希望双方代表之间能尽快举行这样的会议。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庄严许诺，我们之间不会再有战争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我们一致同意，未来任何一方都不会采取动员和调兵行动，这样才能让‘再也没有战争’这个共同承诺得到落实。”
他直起背抬起头，前额皱起眉头，“不，不，总统先生，我向您保证——是的，是的，如果您认为有用的话，我们还是想去日内瓦。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萨达特总统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到确切日期。我们就最本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知道双方之间存在分歧，我们彼此承诺会在未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重要的是，从始至终会谈的气氛是友好、坦率和亲切的。”
接着，他面带微笑滔滔不绝地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没有您，这一切永远不会发生。因此，请允许我对您的伟大贡献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和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将永远感激您在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所发挥的作用。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您的理解和帮助。上帝保佑您，总统先生。再见。”说完，他挂了电话。
在场的客人们对这番对话听得真真切切，纷纷热情祝贺他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所有的人，除了戈蒂·扎克斯之外。他不得要领地问：“总理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将这么多功劳都归于卡特？萨达特来这儿是因为您的付出，不是卡特的功劳。他想的是到日内瓦和苏联人打交道。”
“这么说又有什么关系呢？”贝京的脸上露出一丝顽皮的表情，“我将来还需要他，不是吗？所以，现在把功劳稍微分给他一些，将来他也许会帮上大忙。重要的是，我和萨达特一致同意，不管日内瓦大会开不开，我们都要实现和平。”
一周以后，11月28日，总理在议会演讲中对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做了总结，说明了它的缘由。他反复向美国表示感谢，并解释了为什么要特意选择让埃及总统在8点到达本-古里安机场：
萨达特总统表示，他希望星期六晚上到访。我认为合适的时间是8点钟，正好安息日刚刚结束。我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避免亵渎安息日。而且，我希望全世界都了解，我们是一个尊敬安息日的犹太国家。我再次阅读了那些永恒的《圣经》诗句：“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再一次被它们的意义深深打动。这些话呼应了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思想之一，它们提醒我们，从前我们曾经是埃及的奴隶。议长先生：我们尊重穆斯林的休息日——星期五。我们尊重基督徒的休息日——星期日。我们请求所有国家尊重我们的休息日——安息日。我们只有尊重自己，才能让他人尊重我们。[20]
1977年11月20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结束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前发布埃以联合公报，这是作者修改过的原稿
1977年12月25日，作者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埃及伊斯梅利亚
图片来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