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周之后，埃以会谈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之间的会议开始了。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片期盼之中，仿佛在等待奇迹出现；期盼它创造出一份立刻带来救赎的和平条约。但这是不可能的。梅纳赫姆·贝京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当他把大石头推上陡峭的谈判之坡时，石头总会滚下来再次砸中他的脚，带来旷日持久的痛苦。
安瓦尔·萨达特认为，他访问耶路撒冷是一个重大的和解姿态，对此，梅纳赫姆·贝京也要做出相应的和解姿态作为回报，那就是全面撤回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边界，并且默许建立巴勒斯坦国。因此，毫无疑问，任何时候只要埃及和以色列的代表会面，双方就会面临一道充满误解和僵局的不可逾越的深渊。联合委员会在愤怒的争吵中解散，双方的往来信件中充满愤慨，卡特政府告诉美国犹太领导人，贝京政府太顽固了，而受到严格审查的埃及媒体则对以色列充满蔑视，对总理恶语相向。贝京被描述成《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夏洛克。
这样的公开冒犯让贝京非常不快。他明显受到了伤害，以至于他在给我工作笔记的时候，偶尔会自嘲地称它们是“从夏洛克到莎士比亚”，还在上面署名“梅纳赫姆·门德尔·夏洛克”。
1978年春天，谈判陷入僵局，吉米·卡特不得不紧急插手干预，拯救那微弱的希望。他向贝京施压，让他到华盛顿去研究并解决问题。总理很清楚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因此要求外交部长摩西·达扬陪他一同前往。
我逐字记录了3月21日和22日发生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里的这些唇枪舌剑，它们的完整内容是这样的：
贝京：去年7月，我们双方决定要进行坦诚的会谈。当时（私下里）我给您念一份含有三个要点的文件。您给了我五点回应，当时您说的是，我们必须‘撤离所有阵地’。我说，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表述。我后来说，虽然我们有权对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享有主权，但我们会搁置这一权利要求。因此，为了（和埃及）达成协议，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我们不会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施行以色列法律，并提议将其主权问题留待未来探讨。第二，我们同意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行自治，并建议在5年后对其自治进行重新评估。5年后，所有问题都可以拿来重新公开谈判。总统先生，我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卡特：但是这代表和上一届政府（工党）相比，你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工党政府准备撤离所有阵地，包括约旦河西岸）。
贝京：是的，但并不是根本性的改变。上一届政府把约旦河认定为以色列的安全边界。以色列不会自约旦河后撤。工党政府只计划撤离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以色列军队仍然会驻扎在约旦河沿岸。
卡特：为打破目前的僵局，您能不能正视这一点，在约旦河沿岸，或者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山上驻军五年，就应该能满足你们的安全需求？换句话说，您是否同意用一种既能满足阿拉伯人的需求，又能保证你们安全的方式撤回到兵营？有没有那种可能性？
1978年2月6日作者在给贝京总理的信上所附的纸条，上面写着贝京的回复
译文：“您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信。”贝京的答复是：“从夏洛克到莎士比亚——非常感谢。免付费。”
贝京：我不明白您所说的“兵营”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考虑撤回到炮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必须留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
达扬：我想说一说，与过去的（工党）政府相比，目前政府的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以前在工党政府任职，我可以告诉您，“六日战争”结束几个月后，以色列的立场是，我们可以归还整个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换取安全保障，但完全将约旦河西岸排除在外……目前政府的计划是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一个自治政府，向他们提供真正的，比以往以色列政府所计划的更强的自我表达方式。我们目前的计划初衷是，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军队去统治阿拉伯人。我们不想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不想告诉他们如何谋生。但我们必须有权利检查那些进入我们领土的人在从事什么活动。巴勒斯坦人中有难民，有劳工，是的，还有恐怖分子。作为一名老兵，我想知道由谁来负责从约旦和叙利亚进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的边境检查站。如果我们自己的士兵不去检查，那么我们就得用铁丝网栅栏隔离整个国家。我不希望以色列成为孤立的堡垒。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西岸，加沙以及任何我们有安全需求的地方部署我们的士兵，我们不会给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施加压力，他们将根据政府的计划享受自治。
卡特：我再重复一件事。我毫不怀疑，萨达特是真的想和以色列达成一份和平协议。我曾经和他进行过数个小时的私下会谈，他在这些问题上是可以变通的。他承担着对其他阿拉伯人的义务，他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他是你能与之谈判的最好的阿拉伯领导人。但是由于恐怖分子施加压力，再加上萨达特本人受到的各种压力，我担心我们会失去达成协议的时机，断送和平的前景。
（……）
布热津斯基：当我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至关重要的是，你得知道，可以有很多方式来看待你们的自治方案。坦率地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你们对西岸和加沙进行军事和政治控制的延续。如果这么看的话，它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它模糊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表明你不愿意从西岸和加沙“撤回”。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出对西岸和加沙的控制，退回到双方认可的位置，那么你们的计划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可以打开通往和平的道路。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强烈怀疑，你们是不是打算长期控制这些被占领土。中东是与我们利益相关的一个重要地区，这还需要我说吗？这个地区必须与西方国家接触，让它迈向缓和与稳定。这既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贝京：我们所有人都明白，需要和阿拉伯人签订协议。因此，我们详细制定了一份和平计划，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能够选出他们自己的行政委员会——进行自治——以便在不受我们干涉的情况下运营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要求保留维持治安和公共秩序的权力。
卡特：你们打算在西岸和加沙执行一份为期5年的自治协议，我说得没错吧？
贝京：没错。
卡特：五年之后呢？
贝京：到那时候，我们再看。我们仔细考虑了进行全民投票的可能性，这样的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既可以选择继续维持现状，也可以选择加入约旦或以色列。然而，在巴解组织的武力胁迫下，这些人几乎每天都面临着暗杀等各种威胁，举行全民投票是徒劳，也很危险。巴解组织会强迫他们抵制投票，或逼迫他们投票要求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因此，我们建议，不如拭目以待，看看（5年）自治会产生什么效果——现实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卡特：这实际上让以色列拥有了否决权——事实上的否决权——甚至是在阿拉伯的行政事务上。它让以色列得以无限期地控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根本不想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决定自己未来前途方面拥有发言权，也就没有机会达成和平解决办法。我知道，如果不能确保巴勒斯坦人拥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机会，萨达特就不会同意让以色列保持对西岸的持续控制。如果以色列坚持不让他们发声，那就不可能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你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是你关上了这扇大门。
布热津斯基：我们必须达成一份既在安全方面令你们满意，又在政治方面是现实的协议。如果你们想要获得真正的安全，同时让巴勒斯坦人拥有身份并实现真正的自治，那是可行的。要安全——可以，要进行政治控制——不可以。
贝京：在我们的自治计划中，我们提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可以在5年后选择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他们要是愿意，还可以参加议会投票。
布热津斯基：但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以色列人可以在约旦河西岸购买土地，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是不平等的地位。
贝京：这是我们的公民权利。
布热津斯基：但以色列人不是约旦河西岸的公民。
贝京：可是我们给他们选择权，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公民。
达扬：根据我们的计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5年后既可以选择成为约旦公民，也可以选择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或者他们可以维持现状，保留他们目前的当地身份证。我们不会给他们的选择设置障碍。今后任何全民公投的重点是，允许个人决定其公民身份，而不是决定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的主权地位。您所建议的全民投票，决定的是领土主权，而不仅仅是人民的地位。如果在领土问题上，我们允许他们进行您所谓的“决定自己的未来”，那他们决定的不光是自己的未来，还有我们的未来。如果他们有权决定要不要把以色列赶出这块领土，那么事实上，他们就是在决定我们的未来。
贝京：什么也没有被排除在外。我们会在5年后进行一次重新考虑。但我们现在还不准备举行全民投票，在目前巴解组织的恐吓和威胁下，公民投票的结果必然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因此，我们建议把这些事留待探讨。现在同意举行全民投票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卡特：总理先生，我认为与埃及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在于，您坚持保留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政治控制，不只是当下，而是在5年后继续保持下去。我曾经希望，我们可以在和平进程中达成某种成果，可现在我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它毁于一旦。[21]
1977年12月，贝京提出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实行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建议原则”初稿，即这次讨论中提到的建议（其中第七段提到巴勒斯坦人未来的投票选项，以及参与议会选举）
第一轮白宫会谈就这么不欢而散。第二天会谈继续，还是在内阁会议室，卡特总统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的材料，他对总理怒目而视，语气中带着蔑视：
“总理先生，以我的理解，以色列的立场是，即使我们明确声明反对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全面撤军、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即便埃及也接受了这份声明，以色列仍然不会停止建造新的定居点或扩大定居点；以色列不会放弃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以色列不允许由埃及或联合国来保护以色列在西奈的定居点；以色列不会从西岸和加沙撤出其政治权力；以色列不会承认第242号决议适用于所有方面，包括从西岸撤离的原则；（5年）过渡期满后，以色列不会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选择，自己是愿意隶属于以色列还是约旦，或是按照过渡方式生活。这是我对目前局势的理解。如果我说对了，那么与埃及继续进行和平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无法展望，有什么做法可以促成和平协议。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卡特说完，全场气氛沉重，一片寂静。达扬脸上毫无表情；贝京脸色阴沉。但沉默片刻后，这场政治斗争激发了贝京内心的反抗精神，他用火爆的语气宣布：
“总统先生，您用消极的方式来陈述我们的立场，而我将用积极的方式来陈述一遍。以色列已经制定了一份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和平建议。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决心为达成和平条约展开谈判，目的是与我们的所有邻国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同意将第242号决议作为与所有邻国展开谈判的基础。我们决定进行直接谈判。正如第242号决议中所要求的，我们希望获得安全的公认边界，但第242号决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撤离所有的边界。我们不但可以考虑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部分撤军，而且也可以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这么做。然而，以色列已经表示愿意全面撤离至西奈半岛的国际边界。我们要求在西奈半岛的吉迪和米特拉两个山口以外地区实现非军事化。我们还建议，在我们从西奈全面撤出后——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第242决议所要求的——在那里的定居点周围建立两个联合国区，并将其置于以色列特遣队的保护之下。我们本来可以向埃及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但我还要再说一遍，为了和平，我们没有这样做。
“现在再说说我们积极的和平建议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涉及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我们向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自治——或者说行政自治。他们可以选出自己的行政委员会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不会受到以色列的干涉。以色列只保留对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控制权。这意味着我们的部队会驻扎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的指定营地。这些地区的未来主权问题仍然有待探讨。我们处理的是人的问题，不是领土的地位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该享有充分的自治，巴勒斯坦犹太人应该获得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同意五年后重新评判形势。我们建议双方，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有机会并肩工作，共同生活；由此我们看看这样的现实将如何展开。五年后，一切都将接受公开评判。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积极的和平建议的第二部分。”
贝京的话没起到什么作用。事态陷入了完全的僵局。白宫的这次会面相当失败。两天后，梅纳赫姆·贝京在回到本-古里安机场时，毫不隐讳地向等候在那里的媒体记者通报了事态的严重性：
“我们在华盛顿的会谈进行得很艰难。对方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让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如果我们当时满足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提出的要求，那我们的日子就会简单得多，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代表的是一个狭小而勇敢的国家，我们作为它的发言人，关心的只是保护我们人民的未来。我们要牢记，有些事对强大的美国来说不过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对我们而言却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透露会谈中所探讨的问题。当然，我们将继续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保持接触。我毫不怀疑，美国政府希望实现中东和平。我们当然也全身心地渴望和平。因此我们希望，尽管目前存在种种困难，和平进程仍将继续下去。”
接下来，贝京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
“有消息披露说，一名美国资深众议员坚决主张，为实现和平，以色列必须更换总理。您对此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但总理是以色列人民选举出来的，不是哪一个美国众议员选出来的。”
“在您回以色列的途中，您的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呼吁建立一个紧急国家和平政府。您怎么看这个提议？”
“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这份建议。如果需要一个和平政府——那么它已经存在了。国防部长本人所在的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和平政府。”
“您在开场白中说，您希望将和平进程继续下去。它会以什么方式继续下去呢？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用任何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22]
在接下来的紧张而令人沮丧的几个月里，对卡特总统来说，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竟然是一场巨大的赌博。1978年9月，他邀请贝京总理和萨达特总统，以及双方的高级助手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在这大门紧闭，远离华盛顿的强大压力和虎视眈眈的新闻界的地方——梅纳赫姆·贝京称它为“豪华集中营”——双方全力以赴奋战了13个昼夜，卡特则充当了一个不知疲倦的中间人。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两部分协议，第一部分要求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实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治计划，五年后通过谈判做出永久性安置。第二部分是以色列与埃及缔结和平条约框架，双方实现全面的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条件是以色列在3年内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拆除那里所有的定居点。作为对这份协议的肯定，梅纳赫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团回国后，继续开展密集谈判，将双方在戴维营商定的一般原则转化为具有约束性的具体合约语言。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着难，最后卡特总统不得不前往耶路撒冷和开罗进行旋风式访问，落实协议中的每一个细节，并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自治谈判机制做了充分准备。尽管该谈判机制最终化为乌有，阿拉伯世界一片哗然，但萨达特仍然决定继续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
理所当然的，在吉米·卡特的见证下，一场庆典即将在华盛顿的白宫草坪上举行。
1978年5月1日，白宫会谈——贝京总理一行和卡特总统的团队在内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相向而坐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1979年3月26日，贝京在埃以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当天早晨写下的演讲稿初稿的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