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拍拍脑袋，脸上荡漾起一个神秘的微笑，他打趣地对我说：“耶胡达，就在这儿。完成了马上给你。”
这是1979年3月25日，离和平条约签字仪式只有一天时间了，梅纳赫姆·贝京还在酝酿他的演讲稿，而这次讲话计划向全世界播出。他原本打算在特拉维夫到华盛顿那段漫长而乏味的飞行途中完成初稿，但那次行程中让人分心的事情太多。当时我们搭乘的是一架陈旧的以色列空军波音707飞机，机舱里用的是翻新后的以色列航空公司废弃的座位，坐的是内阁部长和反对党代表团。为显示国家团结，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组织了一支规模相当大的队伍。一路上，同行的人不时找总理谈事，占据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大西洋上空气流湍急，我感觉自己就像沙拉一样，被一个精力格外充沛的厨师抛来抛去。因此抵达入住地康涅狄格大道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时，我迫不及待地只想上床睡觉。
“睡觉去吧，”见我前去打探演讲稿的进展，总理说，“你看上去疲倦不堪。我一写完就叫你，明天一早。”
他的确一大早就叫醒了我——清晨5点。
我睡眼惺忪地走进总理套房，只见他穿着睡袍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好帮我润色润色。”他说着递给我八页字迹潦草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他特有的字迹。
我立即投入工作，把润色过的稿纸一页页地交给我的秘书诺玛，她一遍遍地仔细核对，而且尤其重点检查了《诗篇》126的英文译文。总理的原文是用希伯来语写的，我在床头抽屉里发现一本基甸《圣经》，摘录了其中相应的英文。最后一遍核对了打印文稿之后，我把它放进一个专门从耶路撒冷带来的豪华黑色皮革文件夹，送到总理的套房。总理正与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共进早餐。
“请放在窗边的书桌上，”他说，“如果有改动，我通知你。”
整个上午，我没有收到总理的消息。于是我收起他的手稿放进口袋，刮完胡子洗个澡，收拾整齐后登上一辆标有“以色列代表团——总理工作人员”的面包车前往布莱尔宾馆。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要在那里为埃及、美国和以色列代表团成员举行午宴。一小时后，贝京和萨达特在白宫与卡特总统共进午餐，之后，下午2点整，他们会在众多重要人物的见证下在白宫北草坪参加协议签署仪式。
汽车沿着康涅狄格大道向布莱尔宾馆驶去，我们的美国司机在一个路口遇到红灯停下来，但波兰将军突然猛敲仪表盘，命令他不要停车。“闯过去！”他命令道。司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迷惑不解地转头盯着他，我们都没发现弗利卡从后视镜里看到的景象——大约30名阿拉伯示威者正喊着口号从一条岔道向我们冲过来。
汽车轰鸣着穿过混乱的车流向前挪动，但是太晚了。示威者蜂拥在我们周围，有人举着反对和平的标语牌，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咒骂并威胁萨达特、贝京及他们的和平条约。我偷偷瞥了眼窗外，看到的是一张张充满仇恨和恶意的面孔，而与我同行的人却都保持着异常的冷静。这时，有个戴头巾的男人举起一根木棍开始猛敲车顶；其他人则奋力地用拳头砸车，他们起哄、发出嘘声、吐口水，然后开始从两侧掀我们的车。司机吓得目瞪口呆，他虽然有心，却无力甩掉这些人。汽车猛烈地颠簸着，所有的人都尽量抓住座椅目光紧盯前方。直到骑警飞舞着警棍赶来清出一条路，我们才获救。司机加大油门，在车胎扭曲下车子猛地一颠后开始移动，他的指节绷紧成了白色。安全抵达目的地后，他皱着眉头接受了我们的谢意并低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以色列人开车。”
布莱尔宾馆的门廊有一面大镜子，我们在这里确保各自衣着无碍后，便跟着人群来到自助餐桌旁。我刚夹起一块沙拉，负责总理安全事务细节的欧瓦德（Ovad）便过来告诉我，贝京正急着找我。他为我接通了保密电话。
“贝京先生，您找我？”我气喘吁吁地问。
“是的，我的演讲稿呢？”
“在您套房窗边的书桌上，您让我放那儿了。”
“不，不是那份——我的原稿。”
“在我口袋里。您需要？”
“是的——马上！”
“您什么时候出发去白宫？”
“12点40分。”
我看了下表，已经12点20分了。我只觉得后脊梁自上而下一震。“我马上就送过去。”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立刻应承下来。此时我发现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正在和一名埃及人闲聊。我不顾一切地上前，冲他挥舞着演讲稿十分严肃地说：“国务卿先生，我必须在十分钟内把这份文件送到希尔顿饭店交给贝京先生，否则今天就无法举行签字仪式。”
他满腹狐疑地盯着我。
“跟我来。”他大步走到门口揪住一名正走下台阶准备上警车的高级警官，并命令车里的警察：“十分钟内把这个人送到希尔顿饭店，不然我要你的脑袋。上车。”
警笛声大作，我们以80公里的时速向前驶去，车上的警察伸出大手：“Sholom aleichem！（祝你平安！）我叫阿比·芬戈尔德（Abie Finegold）。我是华盛顿四名犹太警察之一。很高兴认识您。”
“Aleichem shalom，”我大吃一惊，“我们能赶到吗？”
“当然，放心吧。阿比·芬戈尔德一踩油门，大家就知道得让路。嘿，女士！”他冲着一名开着老爷车的老太太喊道，“灯已经绿了，还不快走？走！走！走！”他贴着那位女士的车开了过去，经过的时候老太太冲我们做了个下流的手势。又有一辆车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放慢了速度。阿比一边闪灯，一边摁喇叭，嘴里叨叨着再次提高了刺耳的警笛声，紧接着来了一个急转弯，“上帝，差点撞到那个臭小子。”他骂骂咧咧地超过了一辆以40公里的时速往前开着的车，又紧紧跟着前面的车，直到前车被追得没办法只得开上人行道，让他先过去。
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一切：康涅狄格大道的正午，我就是加里·库柏。[23]
“Mazal tov！（真走运！）我们到了！”阿比嚷嚷着，车猛然停在希尔顿饭店门后。
汽车仪表盘上的时钟正好指向12：39。
我奔进大厅时，贝京夫妇正好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走出电梯。
“Baruch Hashem！（赞美上帝！）”我递过手稿时，贝京大声道，“感谢上帝，你赶上了。”
“我把演讲稿放在您桌上了——您不要那份吗？”我问，心里多少有点不快，“您对我改过的地方不满意？”
“哦，不是，它们很棒，”他宽慰我，“只是我刚才看打印稿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读自己亲手写的演讲稿。”为了说得更清楚，他补充道：“这是我发自内心写成的，我想发自内心地去朗读它。”
卡特总统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萨达特总统，然后是贝京总理讲话。他们向白宫草坪上应邀前来的1600名客人，以及全世界数百万电视观众承诺，埃及和以色列将永不再战。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以赛亚书》中有关“将刀打成犁头”的名句。然而，在他们朗读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时，大家却听见了附近拉斐特公园里数以千计阿拉伯抗议者的喊叫声。他们的声音飘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白宫传来，仿佛在提醒人们，整个阿拉伯世界仍然在执拗地反对领导人们刚刚签署的文件——阿拉伯国家与犹太国家之间的第一份和平条约。
贝京的演讲最饱含个人感情。“和平是生命之美，”他动情地说，“它是阳光。它是孩子的微笑，是母亲的爱，是父亲的欢乐，是家庭的团聚。它是人类的进步，是正义的胜利，真理的胜利。”
他对萨达特说：“这是您生活中一个伟大的日子，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您面对逆境和敌意，展现出可以改变历史的人类价值——公民的勇气。一位伟大的战地指挥官曾经说过，有时候拿出公民勇气比展露军事勇气更艰难。总统先生，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了这两种勇气。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拿出公民勇气，向我们的人民和其他人宣告，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流血，不会再痛失亲友——你们将得到和平，shalom，salaam（和平），永远。”他饱含深情地说：“此时此地，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父母在家时教我的有关感恩的歌曲和祈祷，这个家早已不存在，它同其他六百万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样，把神圣的鲜血奉献给主的圣名，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从布格河到伏尔加河，鲜血染红了欧洲的河流，因为——只因为——他们生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一支勇敢的犹太军队去保卫他们；因为没有人——没有人——去拯救他们，尽管他们大声喊着“救救我们！救救我们！”那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发出呼喊，那是2500年前写成的《上行之诗》，那时候，我们的祖先结束第一次流放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
说到这里，贝京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顶黑色的丝质圆顶小帽戴在头上，做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势，背诵起《大卫诗篇》的希伯来语原文——“Shir hama’alot b’shuv Hashem et shivat Ziyon hayinu k’cholmim”[24]——而且没有将其翻译成英文。
“我不打算翻译这段文字，”他说，“每个人，不管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从《圣经》上读到这句话。这出自《诗篇》126。”
他的讲话激起一片掌声，听得出来，掌声最响亮的是犹太团体所在的区域。当三位领导人全心全意地相互手拉手时，所有人都站起身热烈鼓掌，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和谐场面，在三人离开草坪再次走进白宫后，欢呼声依然久久不散。
那天晚上，白宫南草坪上支起一个巨大的橙黄色帐篷——其长度超过了总统官邸——1300多名受邀者齐聚一堂，参加国宴庆祝和平。15页的来客名单上按字母顺序排列着一个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名字，这看上去很新奇。老练的华盛顿政界观察人士评论说，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华盛顿社会团体进入卡特的白宫，使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总统晚宴。
每个人之间似乎都相互认识，客人们混杂在一起来回穿梭，就像中学同学聚会一样不拘礼节。正当我和伊扎克·拉宾聊天时，亨利·基辛格穿过人群朝我们走来，他大大地张开双臂仿佛要来拥抱他的老对手兼老朋友。
“伊扎克！今天好忙啊，”他大声说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你我都可以骄傲一把，促成了这桩美事。”
三方握手：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总统、卡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在白宫签署《埃以和平条约》后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前总理微微一笑。“这里有多少人了解那些事儿，亨利？”他心平气和地说，“有多少人知道1975年我和萨达特签署的《西奈过渡协议》是迈向如今和平成果的第一步？”
“还有多少人知道，我发疯一般追着你去办成那件事儿？”基辛格开玩笑地说，在微妙的平衡中巧妙地道出了真相。
“亨利，请原谅，”拉宾严肃地说，“我们俩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实质性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都在寻求同一个目标——埃及前线的脱离接触和冲突消散。”
“它当然起到了作用。”基辛格的眼神熠熠发光。
“是的，它起到作用了，”拉宾表示同意，“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仍然在西奈半岛相互开火，而不是建立互信，萨达特怎么会到耶路撒冷来。还有”——他脸上毫无掩饰地显露出钦佩的神色——“尽管那时候贝京反对我签订的协议，但他在接任总理后，处理问题相当出色。”
管乐声响起，人们纷纷站立起来表示欢迎，埃及总统夫妇和以色列总理夫妇在美国总统夫妇的陪同下走进来。三位男士都穿着深色西装，夫人们穿的是长款礼服——卡特夫人穿的是珊瑚色，萨达特夫人的是米黄色，贝京夫人身着绿色。礼宾官把他们带到其中一张装饰着连翘和黄色郁金香的桌子上，每张桌上都有装着蜡烛的小型风灯照亮。
“对不起，请问您是阿夫纳先生吗？”一个头戴圆顶小帽的中年男人对我说，“我是巴尔的摩施奈德犹太餐厅的总经理。我想知道，您对我们的准备是否满意。”
周围很喧哗，他不得不提高嗓门说话。听见我称赞宴席非常优雅得体，他高兴地扬起了眉毛。
“我们准备得十分仓促，”他说话时带着职业性的骄傲，“我们直到周六晚上（当时是周一晚上）才从白宫得到消息，要为这次宴会准备110份犹太餐。他们还要求我们为贝京总理夫妇准备签字仪式前与卡特总统、萨达特总统的午餐。希望总理夫妇喜欢。”
“我相信他们很满意”我自认为他们是这么想的。
他仰起脖子踮着脚，以便更好地看清楚周围的情况。“我要盯着我手下的侍者，确保他们没搞错服务对象。”他解释道。
犹太宾客的席次牌在颜色上和其他人稍有差别，他手下的服务员在着装上也和其他人略有不同。此时，侍者正在上奶酪焗哥伦比亚河大马哈鱼，紧接着是烤牛肉和蔬菜，甜点是榛子巧克力慕斯。
“你看，”他说着，伸手指着我们身旁侍者手上的盘子，“我们的犹太菜单和他们的很相似——大马哈鱼奶油冻，后面是无骨牛肋条，蔬菜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甜点是植物奶油做的巧克力慕斯。”
我再一次表达了钦佩之意，他劲头十足继续道：“我们本来打算为这次宴会拿出我们最精美的金质餐具和最棒的菜肴，但白宫让我们低调点。他们说，我们的菜品不能和他们的差别太大。所以，您看”——他指着我盘子里的东西——“它们的差别确实不大。”
干杯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侍者们在拥挤的餐桌之间来回穿梭，开始上咖啡、白兰地和雪茄。接下来是娱乐节目，表演者是来自三个签约国的艺术家——美国挑选的是女高音蕾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埃及派出了一个由吉他手、鼓手和电子琴演奏家组成的三人演奏团，以色列选派的是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Yitzhak Pearlman）和平夏斯·祖克曼（Pinchas Zuckerman）。
在之后的一片喧闹中，我偶然遇见了塞缪尔·刘易斯大使，他显然刚给国务卿讲了个笑话，把素来古板的塞勒斯·万斯逗得笑得直不起腰来——直到看见我。国务卿突然一脸严肃地问：“你在布莱尔宾馆说，一定要准时把那份文件送到贝京先生手里，否则就没法签字——你那是开玩笑吧，是不是？”
我给他讲了当时的紧张情况，他听得饶有兴味。我们正聊着，有人从背后挤过来，万斯转身见是个六十多岁，面貌和蔼的高个子。他相貌端正，充满热情，一双敏锐的蓝眼睛满含笑意。“祝贺您，国务卿先生，”他说，“我猜，为达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最近几个月您肯定忙极了。”
“是啊，头都大了。”国务卿玩笑着答道。
来人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外号“斯库普”（Scoop），他是少有的主张支持以色列的人物，不遗余力地拥护并支持在重重“铁幕”背后的犹太人。
“我确实不是很了解萨达特，”参议员说，“不过我知道贝京先生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一个很难应付的谈判对手，但他说话很靠得住。”
“我完全同意。”刘易斯大使说。
“确实如此，”万斯也善意地回应道，“但这次谈判中有一个问题是，贝京先生与萨达特不同，他是个健谈的人。有时候，那可能会非常刺激人，但他享受辩论，往往纯粹就是为了辩论而辩论。我想，他因此才成为一名出色的议员。但是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在争论词语的含义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偶尔会在细节中迷失方向。这就是萨达特和贝京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萨达特看问题的全局，他的视线总是落在地平线上。他既不愿意也不准备去深入探讨文件中的细节。他把这些事情留给他的下属去做。贝京则迷失在各种细枝末节中，他会在语义上钻牛角尖。”
“可是那些语义至关重要啊。”杰克逊参议员也是一名传说中强硬的谈判高手，尤其是在倡导美国增加对以色列援助方面，而且只要苏联禁止犹太人自由离境，他就会极力阻止苏联在美苏贸易中占据优势。
“重要，那是当然，但你还得考虑到贝京先生是个非常高超的扑克玩家。”刘易斯大使毫不客气。
“哦，他确实是——一个一流的扑克高手，”万斯表示同意，“他出牌狠——是我遇到过的最出色的谈判对手。”
“从哪方面来说？”杰克逊问。
“和他谈判时，我很快发现，他有时表现得伤心欲绝，好像是在怀疑地问，‘你怎么能要求我做出这样的牺牲呢？’然后，他会寸步不让地坐等，直到对手屈服为止。他可以反反复复地和谈判桌对面的人僵持下去。所以，我叫他扑克高手。”
“照您这么一说，他听起来很狡猾，”杰克逊说，“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他这个人言行极为一致。他因为大屠杀而饱受困扰。他是个爱国者。他担心国家的未来。他一生都在为以色列而奋斗。这就是他的全部。”
“我没有别的意思，”万斯辩护道，“他当然是一位爱国者，心里装着自己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我发现他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涉及以色列的防务，他的思路就非常精准。我想说的是，他有时候会提出愿意稍后作出让步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谈判筹码。所以说，他是个很老练的谈判者。”
“我必须再补充一点，他是个把握时机的高手，”刘易斯肯定地说，“他会拖延局势，把每个人耗到发疯的边缘，然后，在最后一刻，当一切似乎都快要崩溃的时候，他会做一点小小的让步，到那时候，这点让步在每个人看来都不小。他用直觉找到最后的时刻来做出妥协，到那时，他看上去好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一种绝妙的谈判技巧。”
“那么，和平条约签订后，接下来干什么呢？”杰克逊问。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万斯严肃地回答，“以色列决定继续就巴勒斯坦人自治和埃及人展开谈判。双方已经确定，在实行自治五年之后进行公开评估。”
“我认为，贝京先生五年之后不大可能会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做出让步。”参议员冷静地说。
“上帝自有妙招，”万斯扬起眉毛，仿佛在等待奇迹降临，“我今天所认识的贝京，绝不会在他所谓的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做出丝毫让步。他对此直言不讳。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把任何一寸以色列的土地转让给任何政权，因为这个国家属于我们。在我之后，可能会有人和我持不同的看法，但我绝不会。’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在五年自治期间——假设会有这五年，以色列不会宣布对西岸和加沙的主权吗？”
“确实。当我问他五年之后西岸的主权地位时，他给我的回答是，‘到那时候，我可能就不在其位了。’”
“他这么说了？”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可能就不在其位了。’”[25]
华盛顿的签字仪式结束后，总理飞往纽约，在那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活动安排中包括参加周末公众集会、招待会、接受采访、与世俗和宗教领袖见面，以及出席为以色列举办的筹款宴会。这是一场狂欢热烈、痛快淋漓，充满美酒、美食的犹太庆祝活动，贝京陶醉其中。他照惯例在华尔道夫酒店38层的套房里度过安息日，但到了周六傍晚，他走进了酒店的大舞厅，那里有两千位西装革履、华服闪亮的嘉宾在等他，他们起立喝彩，慷慨解囊，为以色列开具一张张支票。
接下来的星期天是严肃的公务活动。总理一大早前往下东区[26]拜访世界著名犹太律法权威摩西·范斯坦（Moshe Feinstein）拉比。随后，他在华尔道夫酒店38层的套房里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Face the Nation）栏目的采访，与此同时，另一个摄制组在旁边准备一场另类的采访。这是一部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纪录片——一段放松的独白，从头到尾都是贝京在坦率而深入地讲述他的一生和他所在的时代。这是美国拉比中央会议（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负责人亚历山大·申德勒（Alexander Schindler）拉比的想法，拍摄影片是为了存档，以便在将来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公之于众。他是贝京的老朋友，俩人在申德勒担任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主席期间有过密切合作。
就在我和申德勒翻看着他的笔记等待总理到来时，楼下的派克大街正在酝酿一场示威活动。我们已经知道，警察向一个极端正统派团体颁发了活动许可证，示威目的是抗议在耶路撒冷一个名叫“G区”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据称那里发现了人的尸骨，因而那块地方也变得神圣起来。参加抗议的都是狂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有纽约的萨特马尔（Satmar Rebe）、约尔·泰特尔鲍姆（Yoel Teitelbaum）拉比，他们的许多追随者都与一个名叫“城市守护者”（Neturei Karta）的狂热教派有关。在这些犹太人眼里，以色列国的存在是一种世俗的亵渎，人为的冒犯，是在通往神的救赎之路上的罪恶障碍。
纽约市警察局之前向我们保证，虽然游行示威中会用到麦克风，但示威声不会传到总理套房所在的38层。我向下俯瞰，只见警戒线标识的区域内游行队伍正在第49和第50街之间聚集，正好面朝酒店。从我所站的位置看，一切尽收眼底。街区中心南向的巷子里安置着一个可移动的演讲台。数以百计身着黑衣的人，正逐渐默默地向警戒区聚拢。街上的噪音并没有穿过窗户传进酒店套房，一切都看起来井然有序，经过了精心的安排。黑色的人丛中散落着一些深蓝色的点，那是上岗的警察。他们没戴头盔，也没有携带盾牌或警棍。据说，犹太人的示威从来不诉诸暴力。一切都丝毫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事实上，让我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大都市竟然允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个周日下午，在曼哈顿这样的心脏地带举行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示威，就像法律允许其他纽约人社团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一样。
总理对楼下的情形全然不知，他走进客厅热情地迎接辛德勒。见我看着窗外，他便打听起来。当他得知楼下有示威时，大踏步走过来俯瞰。“喏，喏，”他说，“感谢上帝，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犹太人可以大胆地示威。”然后他拍拍手，坐到扶手椅上，面对镜头愉悦地问：“我们开始吧？”摄像机转动起来。
辛德勒问起他年少时的家庭生活，早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岁月，作为地下组织伊尔贡指挥官时所做出的努力，他作为政治家所经受的种种挫败，以及他作为政治家的愿望。留到最后的，是一些最私人、最难回答的问题——大屠杀期间贝京家族的命运；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屠杀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还有，那时候上帝在哪里？
就在贝京开始解释什么是kiddush Hashem 时——即使在大屠杀的地狱里，全能者的名字也是神圣的——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楼下突然响声大作，一个高音喇叭里呐喊着贝京是纳粹，呼吁联合国铲除犹太国家。贝京好像并没有受到打扰，继续详详细细地讲述他的ani ma’amin——他的信念——为什么大屠杀之后，他仍然是个有信仰的犹太人。
但此时，楼下的街道远远传来上百人的声音，一个声音变成了许多声音，并渐渐地扩大成了咆哮，他们用一致的节拍恶毒地叫骂着：“贝京，Yemach Shimcha！（愿他的名字被抹去！）贝京，Yemach Shimcha！”
抗议者们不断地乞求上帝惩罚贝京，从地球上抹掉他的名字，而贝京却在不停地谈论他对Elokei Yisrael——以色列的神——永不磨灭的信仰。他凝视着摄像机低声说：“大屠杀之后，最至高无上的命令就是，犹太人绝不该相互谩骂，绝不该相互动一根手指头，应该爱人如爱己。”他说着说着红了眼眶，离开了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