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贝京受英国犹太社团之邀前往伦敦。不久之前，许多社团大佬还把他当作一个民族主义疯子而疏远他，可是现在他们都对这位世界级政治家敞开了大门。正因如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请他到唐宁街10号共进午餐。
能跨进唐宁街10号让贝京备感高兴，因为在40年代中期，英国人就是在这里发出命令用1万英镑——当时是个大数目——悬赏那些为抓获贝京（无论死活）提供情报的人。令人诧异的是，如今英国记者们仍在拿这件事嘲笑他。总理迈出轿车时，一个啤酒桶般身材的秃头男人在马路对面喊道：“贝京先生，英国人现在仍然称您是个被通缉的恐怖分子。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京走到混乱的记者面前，用一种相当理性的语气问那人道：“你真的想听听我的意见？”
“是的。”
“那么你就听好了。肯尼亚的茅茅党（Mau Mau）领导人访问英国时，你们管他们叫自由战士。塞浦路斯叛乱分子、爱尔兰革命者和马来西亚民兵到英国来的时候，你们都叫他们自由战士。只有我，你们叫我恐怖分子。难道就因为我这个自由战士是一个犹太人吗？”
“您是不是打算请撒切尔夫人支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另一名记者用装模作样的口气问道。他个子很高，身穿笔挺的蓝色哔叽绒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整整齐齐地掖着一块丝织手绢。
总理冷淡地回答：“不会，先生——绝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先生，早在伦敦成为英国首都之前，耶路撒冷就已是犹太人的首都。大卫把王国的首都搬到希伯伦，在那里统治了7年，而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3年，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伦敦这个名字。事实上，那时人们连大不列颠都没听说过。”他说着转身向首相府门口走去，撒切尔夫人正等着迎接他。
上餐前酒的时候，双方谈论的大多是英国领导人为了苏联境内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而向全世界犹太人运动所提供的支持。
“对那些想方设法出来的人，你们的国家乐意接收他们吗？”撒切尔问，“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容易吗？”
贝京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论点，和女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应该很招人喜欢，他用柔和的声音回答：“哦，他们扎根得很好——相当安稳。他们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完全可以想象，您的前任，丘吉尔先生，也会在这间屋子里问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撒切尔夫人感到不解。
“因为，”贝京愉快地答道，“1921年丘吉尔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特拉维夫还只是沙子路上的几间房子而已。当时的市长梅厄·迪岑哥夫（Meir Dizengoff）非常想给丘吉尔留下个好印象，于是他从别处迁移了几棵大树种到小小的市政厅前，想增点颜色。然而在人群的推搡下，有一棵树竟然倒了，差一点砸到丘吉尔。丘吉尔掸掸身上的灰说，‘我亲爱的市长，如果想给人留下好印象，就得牢牢地扎下根。没有根，那是不行的。’”
笑过之后，撒切尔夫人给客人讲了几段故事，表达她对犹太人的佩服之情。“那和我从小是卫理公会教徒有关，”她说，“您知道，卫理公会教义（Methoclism）意味着方法（method）。那意味着”——她把手指握成一个拳头——“攥紧你的枪，尽心尽力，决心果断，战胜逆境，崇尚教育——这些正是你们犹太人一直珍视的品质。”
贝京谦虚地微微一笑。“我不能否认，”他说，“一千年前，英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一套义务教育系统。”
撒切尔眼里充满热情：“这儿非凡的首席大拉比，伊曼纽尔·雅克博维奇（Immanuel Jakobovits）爵士（后来成了勋爵）最近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告诉我，‘犹太文盲’这个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说得太对了！他有……”——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想再次补充她的敬畏和尊重——“如此崇高的道德地位，他如此鼓舞人心地遵循传统美德，比如社区自助、个体责任和个人担当——我对所有这些都深信不疑。”接着，她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刻薄口气道：“哦，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宗教领袖能好好地以你们那些大拉比为榜样。”
贝京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也许他认为不该表达赞同意见，那样太不谨慎；也许是因为他和英国首席大拉比在对犹太国家的看法上并不总能达成一致。
两位领导人一直站在蓝厅里交谈。一名男侍走到门口，悄悄咳嗽一声示意道：“首相、总理、各位先生们，午餐准备好了。”
“您知道，”撒切尔夫人领路走进镶着橡木的餐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芬奇利[27]的议会代表，那里的居民大多是犹太人，从来没有哪个犹太人因为穷困潦倒而来找我。他们总是自食其力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那绝对是棒极了！”
权威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历届撒切尔政府中犹太人的数量相当多——一度达到6人，更不说她近旁的诸多犹太顾问了。在英国这样具有阶级意识的社会里，贵族几乎都坚定地信奉圣公会，她因为出身卫理公会而被当作是个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因此，作为一个杂货商的女儿，她也许自然而然地就把犹太人当成了志趣相投的人。
“现在，聊聊你们的国家吧。”撒切尔说。俩人在六名内阁成员以及助理的陪同下来到餐桌旁边。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首相的丈夫，瘦高个的丹尼斯正在后草坪上练习高尔夫；长方形的餐桌上方，霍雷肖·纳尔逊子爵（Viscount Horatio Nelson）和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正从镀金的画框里傲慢地审视着坐在桌边的一边四个，共八个人。贝京在撒切尔身边坐下，抬抬下巴向我示意，轻声道：“耶胡达，mach hamotzi（意第绪语，意为‘面包祝福仪式’）。”
他指的是一个低矮的角桌上覆盖着一块白色丝质安息日布的结绳状面包——哈拉（Challah），它装在一个银色大浅盘里，旁边是一把装饰性的安息日面包刀、一壶水、一个玻璃碗和一块绣着希伯来语安息日祝福的手巾。面包旁边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塞法迪犹太洁食认证委员会”。
撒切尔夫人是个时刻警觉的女强人，被称为“铁娘子”，为了取悦客人，确保我们能享用到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她竟然把平常的周二午餐变成了一顿传统的安息日盛宴，甚至连仪式也没落下。我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做。屋子里安静得像坟墓一样，我能感觉到脊背上撒切尔夫人锐利的目光，她在等待仪式开始。既然无处可藏，我只能按照教规净手，背诵祝福，切开哈拉。面包非常新鲜，在手里碎成了几块，我放一块到嘴里，胃里一紧，绕桌一周，鞠了个躬，把银盘上的碎面包呈送给女主人，一边吟唱着：“首相女士，一起享用面包吧？”
撒切尔对这一切很着迷。“多么令人愉快的习俗啊，”她柔声地说，“我一定要告诉礼宾司。应该经常这么做。”
和所有伊顿公学和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生一样，外交部长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勋爵自信满满、巧言善辩，他用英国上层阶级那种命令式的、自视高人一等的颤音道：“贝京先生，我跟您打个赌，我知道刚才把我介绍给您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
“是吗，卡林顿勋爵？我可不是赌徒，不过请您告诉我，我刚才到底在想什么呢？”贝京浑身带着一丝不羁的笑意。桌边所有的人都笑嘻嘻地听着这个玩笑。
外交部长轻声窃笑着。“您在想，的确，英国外交部的这些家伙都是一帮拼命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阿拉伯专家。我说得对吗？来吧——快承认吧。”他放肆地笑着，摇着一根手指恣意地戏弄着。
贝京举起双手佯装投降的样子，眼神里充满笑意。“您是怎么猜到的，卡林顿勋爵？您猜对了！而且您说得简明扼要。”
大家哄堂大笑，撒切尔夫人施展出她的所有魅力欢快地说：“行了，行了，总理先生，彼得是在开玩笑。以色列在这里有好朋友，即便我们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能看法一致。”接着她又关切地问：“您觉得大马哈鱼怎么样？这是特地按照犹太洁食的方式做的。”
“相当美味。感谢您考虑得如此周到。”随即，贝京向坐在对面的外交部长道：“请问，如今咱们在哪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他很想把话题转到关键性问题上。
卡林顿勋爵没了刚才的那股热情。他淡淡地回答：“大部分情况下，是您对待定居点的扫荡方式。”
以色列总理的眼神中闪过一道火光。“扫荡？”
“对，我是这么说的，”卡林顿仿佛走进拳击场，开始一下、两下猛烈地出拳，“你们的定居点政策是扩张主义者的做法。它毫无节制，是和平的障碍。这些定居点建造在被占的阿拉伯土地上。它们夺走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它们毫无必要地激起了温和的阿拉伯人的仇恨。它们违背了国际法——《日内瓦公约》。它们与英国的利益是矛盾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用柔中带刚的语气断言道：“在这件事情上，外交部长代表的是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
贝京选择向卡林顿发起反攻，而不是撒切尔。他身体前倾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两人的眼神里充满敌意。然后，他开口反击道：
“先生，定居点不是和平的障碍。在定居点出现之前，阿拉伯人也不愿意讲和。大多数定居点都建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这些《圣经》省份，那里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阿拉伯主权国家，因此《日内瓦公约》并不适用。此外，我们是在自己国家所有的，并非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上建造定居点。建设定居点是对我们基本的历史性权利的一种肯定，而且它们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卡林顿勋爵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看上去马上就要爆发了。
贝京突然转过脸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他语气威严地说道，“您的外交部长否定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权利，藐视我们生死攸关的安全需求。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定居点至关重要。因为我要说的以色列的土地，是一块得到救赎的土地，而不是占领而得的土地；因为没有这些定居点，以色列就会任凭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横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这两块高地。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苟且偷生。而且，”——他脸上的表情像他的眼神一样变得坚毅——“我们犹太人不管在哪里受到威胁或是攻击，总是被孤立的一方。大家记不记得1944年，我们是如何乞求活命的——就在这个大门口？”
英国首相的眉毛皱成一团，她沉思着喃喃道：“1944年？是不是你们要求我们去轰炸奥斯维辛？”
“不，夫人，不是奥斯维辛。我们请求你们轰炸通向奥斯维辛的铁路线。1944年夏天，艾希曼每周都要通过这条线运输十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受死。”
撒切尔用手捂住下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您知道，总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开口道，“我时常会想，如果当年我在唐宁街10号会怎么做。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同盟国当时的策略是尽快毁掉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其他偏离目标的事情，哪怕再小，我也不会同意去做。”
梅纳赫姆·贝京脸色发白。显然，眼前的这个女人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谁——这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事实上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人。
“可是女士，那是在1944年，”他声音不大，仿佛经历着什么可怕的事情，“所有的同盟国都赢得了战争。你们一夜就向德国派出了1000架轰炸机。其中分出50、60、70架飞机去轰炸这些铁道又能怎样呢？”
“这和定居点有什么关系？”卡林顿仍然怀着敌意插话道。
贝京脸色铁青地转向他厉声道：“卡林顿勋爵，请您不要打断我和首相的谈话。我可以继续说了吗？”
卡林顿满脸通红。
突如其来的沉默让人吃惊不小，直到撒切尔夫人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不拘礼节的举动——她安抚地把手放在贝京的胳膊上说道：“请您别动气。这儿都是您的朋友。在我的选区，我去犹太会堂比去教堂还要勤。无论何时，只要你们的国家陷入危机，一半的选民就会消失，我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去您那儿了。他们是去以色列帮忙了。”
“确实如此，首相女士，”贝京说，“正如我所说，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遭到威胁或攻击，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犹太人伙伴。”
“彼得”，撒切尔夫人柔声道，“我想，你有必要道个歉。”
外交部长摘下眼镜，在上面哈了口气，从定制西服的口袋里掏出手绢轮流擦了擦镜片。他看上去想要开口，却又犹豫了一下，然后他下定了决心。“当然，首相，”他带着歉意说，“贝京先生，不知为何，你们这个小小的国家能唤起各种各样的情感。可以说是，让人热血沸腾。”
贝京恢复了镇定，脸上笑着回应：“我们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迫保护自己免受各种非理性和歇斯底里攻击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是的，是的。”撒切尔夫人看起来对他的反应感到有些困惑。接下来，为了缓和气氛，她用一种和缓的口吻说：“咱们谈谈双边贸易关系吧。我认为，它相当不错。”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双方一致肯定了贸易状况，之后谈话逐渐停止下来。我们该走了。[28]
我始终将这次对话铭记在心。几年后，还是在撒切尔执政期间，我出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期间经常遇到否定以色列政策的各种激烈言论——主要来自新闻界——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在我看来毫无必要的、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每当遇到类似的事情，我脑海中就一定会出现卡林顿勋爵的话：“不知为何，你们这个小小的国家能唤起各种各样的情感。可以说是，让人热血沸腾。”
为什么会这样？我在想。真正的批评从何结束，偏见从何而起？
我很快就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反犹偏见仍然存在于英国的各个地主阶层中，这些人构成了英国真正的贵族。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不止一次，它有时微妙模糊，有时明目张胆，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1985年在汉普顿宫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生日的宴会上。
那一年，各路小报报道了大量有关王室的小道消息。装饰着佛兰德挂毯的汉普顿宫天花板高耸，那里是亨利八世曾经住过的宫殿，充斥着有关英国未来国王——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八卦。他是广受喜爱的戴安娜王妃的丈夫，却被传有一个情妇。她的名字叫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 Bowles），是个已婚女人。宴会那天我的右边坐着一名男爵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她的外表令人难忘。她的脸看上去像傲慢的狮子狗，长长的脖子上缠绕着长长的珍珠项链，喉结相当突出，身穿一件红得像消防车一样装饰过头的礼服。
“查尔斯肯定是继承了亨利八世的传统，我敢打赌，”她用一种谴责的口气说道，“你知不知道，1533年亨利和安妮·博林（Anne Boleyn）结婚后，仍然在和她的妹妹玛丽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还有她们的母亲，就在汉普顿宫。你知道吗？”
我承认，我没听说过。
“而且，与此同时，他还和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的侍女有外遇，也在这个汉普顿宫。你知道吗？”
我再次承认，自己不知道。
“那么你知不知道，她不但是他的情妇，还给他生了他唯一的儿子？”
我又一次承认了自己的无知。
那个女人透过夹鼻眼镜犀利地盯着我，好像在说“你简直是个傻子”，然后用挑剔的眼光扫视着戴着白手套的男侍，后者正在我面前殷勤地摆放用金色盘子盛装的犹太洁食。
“你是哪儿来的？”她突然问。
“以色列。”我回答。
“哦，那儿。呸！”她低头吃起自己盘子里的菜，满是轻蔑的样子。
我没有时间去揣摩，她到底是想诋毁我的信仰，蔑视我的无知，还是攻击我的国家。因为就在此时，坐在我左边的客人——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团长的妻子卡朋特女士注意到我的餐点，开始传授起宗教传统的美德。她是个修饰整齐、外表虔诚的中年贵妇——没有化妆，不戴首饰，衣着朴素，一头银发梳得简简单单。她旁边坐着一位强壮结实军人模样的人，他看上去70出头，长着贵族的鼻子，光滑的秃头，一双敏锐的蓝眼睛。他插进来愉快地大声说：“真巧，上个星期我在纽约也享用了一顿犹太洁食。”
“多有意思。”卡朋特女士赞叹起来。她听上去对此非常着迷。
“那天我和一个穆斯林外出，他是个巴基斯坦人，”他详详细细地讲述着，“因为找不着清真饭店，最后我们只能去吃了犹太洁食餐。鸡汤棒极了，我跟你们说。哈哈！”
他口音优雅，胸前的红色腰带上装饰着皇家徽章和军功章。他向我伸出手道：“我叫霍华德，但大家都叫我诺福克。”
我因为自己的无礼而脸红起来，竟然连诺福克公爵都没认出来，他是老牌的英国贵族，英国天主教会的首席平信徒。
“那个巴基斯坦人是伊纳穆拉·卡恩（Inamullah Kahn）博士——世界穆斯林大会秘书长，”他解释说，“我们刚刚给他颁发了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
坦普尔顿奖是世界上奖金最丰厚的奖项之一——相当可观的150万美元——用来奖励那些对宗教和科学和谐共存做出创新性贡献的人。我推断公爵是该奖项的评审团成员之一。
“你们知道吗，”他继续说道，“一个在纽约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曾经在最后一刻厚颜无耻地向我们施压，试图迫使我们收回奖项。”
“真的吗，阁下？”卡朋特女士叹了口气，“真可怕！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变成了悲伤的哀叹。
“女士，那是因为，”公爵欣然回答，“伊纳穆拉·卡恩博士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朋友，是他及其事业的支持者，这就是原因。”
“游说团都是些什么人？”我问，不禁坐直了身体。
“哦，得了，得了，大使先生，您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游说团是什么人。”他一本正经地说着，嘴角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
“不，我不知道。是谁？”
“当然是纽约那帮犹太人。”
“什么？”
“纽约的那帮犹太人。”他不肯作罢地重复了一遍。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先生，您是个反犹人士。”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吗？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他看上去真的很吃惊。
卡朋特女士显然被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吓坏了，她抚着我的背轻声道：“大使先生，请不要再次撕开两千年前的旧伤。请让我来抚平它们。”
当她摩挲着我的脊背时，诺福克公爵一遍遍地重复着：“这无关个人，朋友——一点不关个人。”
这戏剧性的一幕最终被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打断了，他走过来问我：“您怎么在这儿？”
“我是受邀而来的。”我回答。
“可是，总统不是让您陪他一同出访莫斯科吗？”
“没有。”我答道。
“哦，上帝，您不用告诉我了。我真是老了，又弄错了。您不是亨利·基辛格。您是约旦大使。请原谅。”说完他迈着大步走了，显然对自己的言行感到很吃惊。
这时，穿着红色制服的宴会主持人号召安静，请大家起立为女王祝酒。每个人都站起来祝酒，然后坐下来聆听演讲。
演讲结束后，客人们来到旁边的会客厅，那里有白兰地、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一支弦乐五重奏乐队正在演奏巴赫的作品。在一片喧哗中我来到男爵夫人面前，她正在品尝烈性酒。她站在一幅盖恩斯伯勒的绘画作品下面，不远处是苏格兰事务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他正和自由党党首大卫·斯蒂尔（David Steel）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男爵夫人已经微微有点醉意，她轻蔑地嘲笑着：“看看他们——这些政客！就知道说！说！说！”
“苏格兰人确实挺有的说的。”我没话找话地开玩笑道。
男爵夫人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用下巴指着里夫金德的方向嘲讽道：“他不是苏格兰人，他和你们一样。”
太过分了！先前，这个让人厌恶的女人就对我居高临下，相当傲慢。现在，又表现出了这种赤裸裸的傲慢——一种反犹的傲慢。我很生气，反驳道：“他生在爱丁堡，长在爱丁堡，在爱丁堡接受教育，代表爱丁堡选区，他是苏格兰事务大臣，怎么就不是爱丁堡人呢？”
男爵夫人噘着嘴，露出一个鄙视的笑容，指着撒切尔夫人内阁中的另一名犹太成员——工业和贸易大臣大卫·扬（David Young）勋爵，轻蔑地低声说：“扬是什么样的英国人，里夫金德就是什么样的苏格兰人。”
我吃惊极了，开始在这个大房间里寻找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中的其他犹太成员。“看，”我挑衅地说，“那是教育大臣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再那边是内政大臣利昂·布里顿（Leon Britain）。窗户旁边那个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还有那边的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再加上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和大卫·扬。您对此怎么看？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犹太人？”
男爵夫人的眼神里闪着一种恶意，她缓缓地、傲慢地答道：“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最喜欢跟下层阶级混在一起。”说完她转身走了。
我会偶遇许多像男爵夫人一样傲慢的贵族，不过也有许多各领域的高层人士非常钦佩犹太人，认为以色列是个非凡的国家。我有个多年的相识就是这么一个人。贝京总理访问伦敦期间，在唐宁街10号吃过那顿糟心的午宴后，我们去拜访了他。约会地点同样是个非常精致的地方——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和滑铁卢广场拐角处的雅典娜酒店（The Athenaeum）。雅典娜酒店是伦敦最著名的绅士俱乐部之一，初建于英国还是海上霸主的时期，那时候船长们聚集在蓓尔美尔街的各个绅士俱乐部里，那里是英帝国的中心。
走进雅典娜饭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裸体雕像下的一个指示牌：请务必时刻系好领带。门房留着白色的络腮胡，憔悴的脸上透着自负，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他，我找赫伯特·哈德威克（Herbert Hardwick）爵士。
“赫伯特·哈德威克爵士已经来了，请上楼。”他说。
我在一间豪华的会客厅门口看见了要找的人。那是一间阴冷的大屋子，里面悬挂着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人物肖像，画中人正傲慢地盯着众人，他们有的在打盹，有的斜靠在椅子上，还有的在窃窃私语，其中有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教会高层，以及各种各样的名流，所有人都在60岁以上。我认识赫伯特爵士这么多年来，他一点没变。他身穿细条纹西装，一手握一顶圆顶高礼帽，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卷得紧紧的雨伞，脸上的表情沉着中透着忧郁。
“我先去趟衣帽间。”他说着，指了指帽子和雨伞大步离开了，身姿笔挺像个英国兵。
我们最早是在1967年相识的，我当时正好在伦敦参加一个纪念《贝尔福宣言》的集会，赫伯特爵士到场发言。集会由一群议员——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朋友——主办，地点在议会接待大厅。活动结束后，赫伯特爵士邀请我到议会走廊喝茶，他吃着德文郡奶油做的司康饼向我透露，他的父亲，一名殖民部的前官员，和著名的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勋爵是同一个古老的苏格兰血统，他自己和父亲一样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正因为在血统上存在关联，他受邀在当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1917年贝尔福勋爵以女王政府的名义宣布，“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是大国首次投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我后来了解到，赫伯特爵士的父亲和贝尔福勋爵的侄子布兰奇·达格代尔（Blanche Dugdale，大家叫他“巴菲”）熟识，而后者是哈伊姆·魏茨曼的知己。
“巴菲过去总在苏豪区的饭店包间举办犹太复国主义者沙龙，我父亲是那里的常客，”他告诉我，“他们经常和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温德姆·迪兹（Wyndham Deeds）和C.P.斯科特（C.P.Scott）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吃饭。”他兴致勃勃地继续道：“确实，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一直对《旧约》中的希伯来精神和犹太人深感兴趣。我可以告诉你，基督教及其文明亏欠犹太教太多，令人羞愧的是无以回报。因此，以色列未来的福祉对我而言具有巨大的道德重要性。”
他轻声笑着继续讲述自己如何在50年代，动用家庭关系获得了一个英国驻特拉维夫使馆的初级外交官职位。“可惜我没在那儿干多久，”他有点惆怅，“因为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大使给伦敦发了份电报，说我患上了如今所谓的‘耶路撒冷综合征’，很快就被打发回国了。后来我一直在东欧任职，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苏联集团（Soviet bloc）问题专家。”
退休后，赫伯特爵士因为熟悉苏联事务而成为“让我的人民离开（Let My People Go）”运动的一名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者，到世界各地游说争取让犹太人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因为参与这项运动，再加上他强烈热爱以色列，作为战略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会定期在一两名同事陪同下到访耶路撒冷。1967年6月，就在“六日战争”前那些紧张且难熬的日子里，我在大卫王饭店大堂再次偶遇他。一开始谁也没有认出对方，我俩稍作犹豫，在记忆中搜寻着，他先想起来了。
“天哪，”他温和地用颤抖的声音道，“你是几个月前在贝尔福纪念集会上和我一起喝茶的小伙子。”他充满善意地握住我的手。我邀请他加入正在饭店阳台上喝酒的战地记者群，从那里可以鸟瞰整个壮观的老城。赫伯特爵士仍然不合时宜地穿着他的细条纹西装，戴着圆顶礼帽。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很担心以色列来日无多，脸上更加沉静忧郁起来。
“还能怎么样呢？”他用他那贵族口音沮丧地说，“现在你们怎么自救？你们这支小小的军队怎么抵抗得住所有阿拉伯的联军，他们现在正结伙对抗你们。”
他瞟了一眼老城墙，阿拉伯军团正藏在壁垒里放哨。
“而且，除此之外，除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拥有石油和巨额财富的穆斯林，他们背后还有苏联，而你们，甚至连所谓的朋友都抛弃了你们。”他那悲观的论调让我心烦。可是他还在继续：“即便你们现在暂时挡住了他们，不出10年或20年，巴勒斯坦人就会在数量上赶超你们。埃及人口会迅速增加到7500万，沙特阿拉伯人口达到2500万。再乘以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最后是多少？你们将会遭遇一大群愤怒的阿拉伯人，其中大多数人年纪不到35岁。以色列无法抵挡如此具有敌对性的人口压力。”
他忧郁地看着自己的空杯子，失望地扭曲着嘴唇，又要了一杯酒。他喝着最后一杯，含含糊糊提到了“纳赛尔的暴民”“美国的背信弃义”“欧洲的口是心非”“勇敢的以色列人”“国防军的决心”“我们永不投降”以及“一线希望”。
当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符合他阶级身份的事情。他举起手搭在我肩膀上，用嘶哑的嗓音焦虑地说：“只是运气太糟了，老朋友。你们犹太人总是这么不走运。情况对你们很不利。我今天晚上要飞回英国了。你们得转运，才能渡过这一劫。”他挺直僵硬的身体离开了，好像没有勇气转过身做最后的道别。
如今，12年过去了，在雅典娜俱乐部一片冷漠的维多利亚式气氛中，他还和从前一样高大挺拔，保持着长老会教徒特有的严谨和活力，显然精力非常充沛。
“好啊，好啊，事态真是大大地改善了，”他热情地掰着手指头列举着以色列经历的人世沧桑，“第一，你们每一次都能打败阿拉伯军队。第二，你们的贝京先生和阿拉伯国家中最大、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埃及签订了和平协议。第三，没有埃及，其余的阿拉伯国家就会束手无措，所以战争是不可能的了。第四，你们的其他邻国迟早都得与你们讲和。第五，你们取得的这些胜利彻底钳制住了苏联的两翼。第六，苏联犹太人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成效，你们很快就会接收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移民，天知道你们会增加多少人口。还有”——他尴尬而自嘲地笑了笑——“我当时真蠢，竟然以为你们会失败。我说的那些都是废话，简直是胡说八道！要当心”——他突然止住笑意——“还需要对付伊朗和伊拉克。不过，抬起头来，老朋友！无论如何，潮流变了。你们现在是顺风而行，要站稳了。要坚强，要有勇气。要无所畏惧——时代站在你们这一边！”他说完这些热情洋溢的长篇大论，痛痛快快地喝了口黑方威士忌。
“班卓，你这个老话匣子，在跟谁吹牛呢？”我抬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秃顶的家伙，长着一个鹰钩鼻，方形的无框眼镜后面是一双鹰眼。我猜想，班卓应该是赫伯特爵士的绰号。
赫伯特爵士介绍他是查尔斯爵士，后者听说我从以色列来，便抓过一把椅子坐下，狠狠地盯着我说：“我过去和摩萨德的家伙们打过交道。很狡猾，很鬼祟。”
我不敢确定这番话是属于专业评价，还是出于偏见，但不管他是什么意思，赫伯特爵士插进来解释道，他是从军情六处退休的大人物，他用老朋友的口气说：“查理在英国情报部门赫赫有名，下属们都怕他。是吧，查理？”
退休老间谍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笑。他梳理着秃顶上仅有的几根白头发，忧心忡忡地说：“告诉你们的贝京先生，当心后院着火。”
“您指的是哪个后院？”我问。
查尔斯爵士靠近我，神神秘秘地小声说：“首先发难的是伊拉克。还有伊朗的那些血腥狂热分子——阿亚图拉们。他们废黜了伊朗国王，如果我们不加以阻止，他们总有一天会在整个中东地区横冲直撞。”
穿着白色制服的男侍穿过一片扶手椅和盆栽向我们走来，贴心地端着两个酒瓶，为我们满上威士忌和白兰地。查尔斯爵士斟满威士忌后，继续往下说。
“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在千年来的历史战争中相持不下。我们以为可以凭借技术优势，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看看现在怎么样。
“原教旨主义者正在崛起，他们沉迷于神圣的圣战使命，从阿富汗向苏丹甚至更远的地方输出他们的伊斯兰主义。你们的贝京先生必须警惕。在我和班卓看来，以色列就是我们的前线。”
“准确地说，”赫伯特爵士沉思着说，“宗教狂热对于一个人的危害，就好比狗得了狂犬病一样。”
“伊斯兰激进派好战且具有煽动性，”查尔斯爵士说，“而且现在什叶派狂热分子接管了一整个国家——伊朗——他们也有能力让整个中东地区燃烧起来。”
赫伯特爵士听了这番话咕哝道：“那里有很多可燃物。几个月前，我和查理去了几个阿拉伯国家，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把自己社会的污点赖在以色列头上。他们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就是一场灾难——”
“贝京不能心存幻想——这不是人民之间的和平，它只是政府间的和平。”查尔斯爵士接过话茬道。
“——我们见不到任何形式的自省、自我批评或是道德探究——只有受害者文化，”赫伯特爵士总结道，“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正在蓄意煽动这种替罪羊的言论，因为他们需要借用一个外部的敌人来保留自己的权力。”
说到这里，我提起了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和贝京总理在唐宁街10号午宴上的敏感对话，赫伯特爵士回应道：“我完全知道外交部的那些家伙们都在想些什么。其中没有一个人，尤其是彼得·卡林顿，有能力理解我们刚才的谈话。我们谈论的是我们的未来文明，他们脑子里只有贸易和石油。”
“问题是，”查尔斯爵士说，“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情报来了解表象之下的问题。它不像北爱尔兰，我们可以如鱼得水一般展开卧底工作。只要施加一点点胁迫，或者花费点现金，即便最顽固的爱尔兰共和军民族主义分子也会发生动摇。但你们面对的任何一位伊斯兰狂热分子，即使他出生在这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杀，而且还要带你一起走。在狂热分子聚集的伊斯兰国家，我们最先进的技术简直一文不值。不管你部署动用多少卫星监视和计算机解密，都跟踪不了他们多久。跟踪他们的唯一方法是回到最基本的情报方式——人力情报收集、个人反间谍手段。”
赫伯特爵士神秘地补充道：“安拉容不得被人嘲笑。他逗弄我们那些聪明的小玩意儿，当众嘲笑我们。伊斯兰主义者只需要战胜我们的技术，就等于发动了圣战。”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名军情六处的老情报员说，“一流的人员——他们要看着像阿拉伯人，说话像阿拉伯人，还能像阿拉伯人一样思考。你们的人最擅长干这种事情。”
“您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人？”我问。
“你们以色列人——你们最擅长干这种口是心非的活儿。”
“您到底想说什么？”
赫伯特爵士赶紧插话调解：“你们的摩萨德和辛贝特中有很多这样的特工，能够让人相信他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出生在阿拉伯国家的爱国犹太人，他们把阿拉伯语当成母语，随时就能伪装成穆斯林。”
“你说得完全正确，班卓。”查尔斯打断了他，随即对我说：“你们的情报部门非常出色。你们每次都能打入阿拉伯人内部——通过渗透、伪装、欺骗。”
我开始感觉到，这次在雅典娜酒店邂逅查尔斯爵士恐怕并不仅仅是偶然。
“可是，英国也有许多说阿拉伯语的群体，”我肯定地说，“为什么不从这些人里面招募特工呢？”
“不相信他们。”查尔斯爵士一脸轻蔑的神色。
赫伯特爵士表示赞同。“伊斯兰教对其信徒有很强的控制力，招募穆斯林从事间谍活动相当困难。”
“那所有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问。
“你和贝京关系近。告诉他，我们可以靠他的情报资源做点事情，”查尔斯爵士放回酒杯，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你告诉他，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他们符合阿拉伯人的要求，能够赢得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任，理解那些人的心态，可以为我们收集到货真价实的情报。你能不能把这些告诉他？”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说着，准备起身离开。
“为什么不行？”班卓看上去有点恼怒。
“因为你们都知道，有专门的渠道可以传递这样的敏感信息，而我不是。此外，你们二人都退休了，没有权利提这样的建议。”
他们的脸沉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在这么个过时的地方，盯着两个一心要干点大事，满脸皱纹的遗老。
查尔斯爵士阴沉着脸，焦虑地说：“英格兰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安全问题。”在威士忌的作用下，他有点吐字不清，甚至在说话的时候也开始打盹。我收拾起东西，在赫伯特爵士的陪同下走下楼梯出门来到大街上。
“天哪，看那个！”赫伯特爵士大叫一声，停住了脚步。
只见附近墙上《伦敦晚报》的布告牌上映出一行字：伊朗人袭击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掳走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
赫伯特爵士气得脸色发白，鼓起腮帮大声说道：“天知道接下来怎么办。”说完他迈开大步离开了。
飞回以色列后，我向总理汇报了在雅典娜酒店的这次会面。他认真地听完后说：“至少，它反映出我们的情报队伍还是不错的。”然而，只要稍稍提及卡林顿勋爵，就会点燃他深藏的怒火。“这个人太傲慢了，”他咆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以为自己仍然是殖民地长官，而我们是他手里的土著。”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他评价道：“她是个信念坚定的女强人，对我们怀有好感。确实，她在大屠杀的细节方面相当无知，但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确实就是这样。”接着，他愁眉苦脸地说：“我想，我不会再去英国了。我给他们的安全人员造成了太大的压力。”
确实，不管贝京去哪里，他周围的保护和警戒范围总是空前地大。但这究竟是他下此决心的真正原因，还是仅仅是个托词——因为他不想和卡林顿一干人打交道——他从来没透露过。事实是，他确实再也没有去过英国。
1980年12月28日，贝京总理和伊弗雷姆·波兰将军（弗利卡）在一起
图片来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