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因为政策分歧辞职，总理接管国防部长职务。魏茨曼认为贝京过于固执，而贝京认为魏茨曼在与埃及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得太温和。最终，两人只能分道扬镳。
总理相当倚重波兰将军来帮自己熟悉新掌管的部门。6月的一天晚上，波兰将军带总理来到位于犹太山丘陵地带的一个装甲兵团基地，亲眼见证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地区部署了32天的坦克后备部队如何抵挡恐怖分子的侵犯。
除了弗利卡·波兰，陪同贝京一起前往的还有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中将，大家也叫他拉富勒（Raful），以及一名健壮结实、话不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和耶歇尔紧随其后，了解总理的新职责。
接待总理的基地指挥官阿萨夫（Assaf）40多岁年纪，和蔼可亲，身材粗壮，身穿邋遢的橄榄绿军装，一头卷发上戴着顶针织圆顶小帽。参军前，他是个成功的企业主，从军服的肩章上看，他是个上校。
首先参观的是一座貌似已经一个月没打扫过的窝棚。里面散发着一股来苏水的味道。屋里摆放着几朵花，让塑料贴面的桌子和晒褪色的窗帘有了一丝生气。除此之外，屋子里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幅从下到上占据了整面墙壁的地图，阿萨夫用它来指挥部队在岩石嶙峋的复杂地形中展开巡逻，寻找可疑的巴解组织恐怖分子藏身之地。接着，他领着我们来到外面的一片砾石地，十多辆坦克边停着一溜弹药车。在刺眼的车前灯照射下，后备役军人正在副指挥官警觉的目光下装载弹药。阿萨夫不苟言笑，严厉地命令军士们集合起来，马上开始演习。他向贝京汇报了一连串有关最高速度、火力、射程范围、军备、机动性的技术数据和其他细节。
“大家准备登上坦克！”他喊道，“大伙儿，上！”
巴顿M-60s坦克在我们眼前轰鸣着发动引擎，排出柴油废气，扬起尘土，叮当作响地出发了。阿萨夫跳进指挥吉普车，他旁边坐的是弗利卡，我和耶歇尔坐在后排。贝京先生坐拉富勒的四轮驱动车紧随其后。
坦克沿着崎岖的斜坡在灰色的石头上爬行，最终下到一条长长的、堆满岩石的山谷里。山谷延伸出去呈窄窄的V形，两边大多是陡峭的山丘，零星地长着一些树木。山谷尽头是一堆破碎的混凝土块、土砖和粉碎的泥灰碎石。这片废墟之上是奇形怪状如神龛一般的演习目标——一圈围成半圆形的空坦克和几辆已经损毁过半的装甲运兵车。
钢铁雄狮们浑身吱嘎作响，颤抖着，炮火齐鸣，发出霹雳一般刺耳的声音和闪光，让人联想起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在不知什么信号的指挥下，其中一头巨兽沿着山谷开始爬行，阿萨夫打开指挥系统，手持耳机对着我们，以便大家都能听到里面的声音。
“驾驶员，急转向右！停！左侧有障碍物。现在，向前！全速！后退！现在，再急转向右！走！炮手，作战范围！2000米！开火！装弹手，继续装弹药！驾驶员，快！小心，你左边还有一个障碍！炮手，作战范围！1500米！开火！好！直接命中！”
两个小时后，演习结束，队员们走出装甲车，摘下头盔卸下枪，到山谷边的一个营地围着篝火露营。大家一边大口嚼着大号三明治，一边听着贝京提出的问题。他不明白，坦克指挥员为什么要向驾驶员下达这么精准的指令。难道驾驶员自己看不见身处哪里吗？
“既是，又不是，”指挥员回答，“驾驶舱门关上后，实际上除了瞭望镜里看到的17度视角内的事物，驾驶员看不见其余的东西。驾驶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炮塔上的指挥员来引导。”
我脑子里闪过上周在CNN新闻中看到的一则报道。那名记者说，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以色列坦克关闭了炮塔在约旦河西岸小镇的巷子里行进，恶意剐蹭并破坏两侧的商店门面。
我向阿萨夫说起这条新闻时，他语带讥讽地笑着说：“我向您保证，驾驶员已经在尽力避免撞到这些店面。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稍稍一个角度的变化就能引起剐蹭，而驾驶员根本不可能觉察。”总理转向我，带着挑战和玩笑的意味说：“耶胡达，何不自己试试呢？”
“试什么？”
“爬进去看看，舱门关闭后，坦克驾驶员到底能看见什么？”
1980年6月，作者在犹太山体验操作坦克
我很吃惊，但又不好意思承认。这时一双又大又厚的手把我拉上炮塔，递给我一顶头盔，抓住我的腰部和腋窝，把我向下塞进一个窄小的舱门。我的肩膀被挤压着，身体扭曲着，两条腿无处安放，最后终于坐到了下面驾驶员的位置上。我往下继续蹭了蹭，让脊背贴在座位上，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狭窄密闭的钢铁容器中，周围布满了各种仪表盘、包装好的弹药，以及其他可怕的设备装置。空气中满是呛人的火药、柴油、燃油和汗味儿，简直要让人患上幽闭恐怖症。
头盔的耳机噪声中微弱地传来阿萨夫的声音：“我现在要把你关起来了——关上舱门。”
周围成了漆黑一片。我这个战士真的高兴不起来了。
在炮塔上探照灯诡异的光亮下，我分辨出有三个瞭望镜，一个在正前方，另外两个呈夹角位于两侧。我现在看到了坦克驾驶员所能看到的——一个狭窄的视野，既看不到侧面，也看不到后面。
我正准备爬出坦克，耳机的嚓嚓声里又响起阿萨夫的声音：“下面有个油门踏板。你现在处于空挡状态，踩一脚。感受一下引擎发动的感觉。”我照做了，感觉自己像坐进了打击乐器里。
感觉时间过了很久，阿萨夫才打开舱门把我拽了出去，总理为了抚平我不安的心情，带领士兵们善意地为我鼓掌。随后他与众人告别，表示晚些时候会再和大家见面，便和拉富勒、弗利卡和阿萨夫一起驱车离开了。弗利卡后来告诉我，贝京先生是要和他们商量如何应对后备役士兵在经济困难时期面临的挑战。在1980年的那段时期，以色列经济滑入低谷。
我后来得知，阿萨夫因为使用开创性的方法维持部队士气，而在高级军官中非常出名。他的许多部下都生活得很艰难，但只要听到召集就会前去报到。军官们纷纷向他请教成功经验，例如如何制定互助方案、就业计划，为提高士气举行家庭联欢等。
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群人愿意相互伸出援手：是极具感染力的同志友情让这支后备军——其成员年龄都在22～45岁——年复一年地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冒着危险到前线作战，组成一条无法言说、牢不可破的纽带。因此，弗利卡精心挑选了这个基地。他想让贝京见见阿萨夫，评价他的积极成效。
我和耶歇尔同士兵们一起坐在篝火旁边聊边吃，等待总理一行人回来。我先前以为副指挥官是个精明执拗的人，此时他自以为是地朝我一笑问：“坐在坦克里的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啊。”我撒了个谎。
“那咱们出去兜兜风；你看看它走起来是什么感觉。”
“好主意，”耶歇尔恶作剧地说，“把他放进去，他会很享受的。”
我还没来得及争辩，就有一帮说着俏皮话的士兵过来给我戴上头盔，穿上护具，把我塞进了装弹手的座位。我一抬头，副指挥官正从指挥员的炮塔上低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他迅速打开探照灯，通过耳机下命令：“驾驶员，带我们穿过山谷，上山，再回来。”
坐在坦克肚子里的人开动引擎。这个怪物摇晃着，轰鸣着，嘎吱作响地在山谷里的岩石地上东倒西歪地向目标区域出发了。它爬上斜坡时，我的脑袋像一个装在盒子里的玩偶一样在肩膀上摇晃不停。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实战中被塞进这个破旧的金属盒子里，在枪林弹雨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再加上混乱、疲惫和恐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等我们回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瘫痪，我的脸色肯定像我的头发一样是灰色的，面对四面迎上来冲着我哄笑和赞扬鼓励的家伙们，只能报以尴尬一笑。
时间已近午夜，贝京一行人回来了。他站在一片高地上，旁边是参谋长和指挥官，预备役军人列队在他们面前，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坦克的聚光灯映照出总理厚重的眼镜、高高的前额和有力的下巴，他的身后是漆黑的天空。他今年67岁，穿着干净利落的纯白色开领衬衫，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
“我今天是作为国防部长在这里给你们讲话，”他开口道，“我为你们的奉献和勇气，为你们彼此之间的互助，向你们致敬。”
后备军人们一起把晒得黝黑的脸转向他，微笑着表示赞同。他们喜欢得到这样的肯定。
“如你们所知，”贝京继续道，“以色列国防军在战斗也要恪守道德规范——犹太人的道德法典——即使要针对的是巴解组织的野蛮恐怖行为，而你们也即将在纳布卢斯地区遭遇这些。我们的军队要让受到侵犯的人权重见天日。惩罚那些虐待无辜平民的行为，并且伸张正义。”他转向阿萨夫轻松地说：“但是我认为，中校，有这样一支队伍，你们不会遭遇这些问题。”
“其实，”阿萨夫直视着贝京，好像准备接过话茬，“偶尔也会遇到那些问题。”
队伍中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比如什么呢？”贝京问。
“是这样，当我们采取行动搜捕潜伏在平民区的可疑恐怖分子时，经常会面临困难的抉择。”
“在场的有谁能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你是怎么做这个困难抉择的？”贝京问大家。
有人举起了一只手。“我做过。”回答的是一个笨拙的高个子，眼窝深陷，牙齿黄黄的。
“没当兵时，你是干什么的？”贝京问。
“我是个卡车司机，但我失业了。”
贝京同情地点点头道：“给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那人耸耸肩，用一种毫无感情的声音讲述了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郊区，自己指挥的坦克与一辆拦路的奔驰车面对面遭遇的经过。奔驰车停在一座孤立的阿拉伯房子外。于是他命令驾驶员撞上去，把车推到一边，继续前进。
“你为什么不敲敲门，让车主把车挪到一边呢？”贝京尖锐地问。
“那我的坦克的安全呢？”
总参谋长迅速插话：“总理先生，常规的命令是，在可能存在敌意的环境下，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士兵都不得离开坦克。”
“我明白。”贝京这个国防部新手回答道。
“而且，”一名长相齐整，曾经当过历史课讲师的坦克手补充道，“我们那时候已经筋疲力尽，睡眠严重不足。我们已经36个小时没合过眼。天气很热，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已经痛失了两名战友，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走出坦克之后遇难的。”
阿萨夫脸色阴沉地解释说，在之前一次执行任务时，一枚小型爆炸装置在杰宁的小巷里撞到了坦克边缘，造成了轻微损失。两名队员违反命令走出坦克去检查损毁情况，被枪击中。
“我明白了，”贝京脸色忧郁，“不简单啊。”他停顿了很长一会儿，挺起肩，用一种确凿而权威的口吻说道：“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是什么。传统的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是给敌人施加压力，让他失去斗志。反恐战争有同样的意图，但有一点非常可怕的变化——敌人可以是任何人，存在于任何地方。他不穿制服，无法识别身份。他的目标是随机的。他的武器相当可怕。他做事没有底线。他全面伪装，通常打扮成受害者的样子。他渲染当局无力保护人民，以此从精神上折磨人，瓦解士气。他用妇女和儿童当盾牌。他试图激怒防守者，迫使他们采取更严厉的对抗措施，引发普遍的仇恨。他竭力播种绝望，残酷地对待紧张不安的心。与此同时，他想尽办法通过战斗压力、瓦解士气、疲劳战术、无聊厌倦和过度杀戮来破坏防卫者的军事专业精神和纪律，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东西。哦”——他加快了语速——“没有哪个敌人能摧毁我们的心灵，他们无法破坏我们的军事专业精神和纪律。以色列国防军有一种人性的传统，打击没有人性的敌人。我们是一支捍卫道德和正义事业的犹太军队。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帮助下，消灭那些企图毁灭我们的人。”
说着，他微微鞠躬致意，大家欣喜地为他鼓掌。
1980年6月，在耶路撒冷希尔顿饭店举行以色列筹款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