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耶路撒冷希尔顿酒店，梅纳赫姆·贝京站在装饰着国旗的讲台上，台上挂着一面广告牌一般大的横幅，上面写着：“以色列债券——耶路撒冷团结使命——1980年6月。”拥挤的宴会厅里传出欢呼声，近两百名美国房地产大亨和企业家正在展示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情谊。他们满怀赞许地听取以色列总理的发言，听他严厉批评联合国最近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以色列议会提出立法提案，要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永久首都；联合国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决议，谴责这一提案。让听者大为崇拜的是，贝京大无畏地宣布，作为回应，他打算将自己的办公室从西耶路撒冷搬到东耶路撒冷——联合国坚持主张那里是被占领土，而不是以色列的合法部分。
他满脸鄙视，义愤填膺地面对电视摄像机挥舞着一根手指怒吼道：“厚颜无耻！简直傲慢！联合国有什么权利敢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首都应该在哪里？谁授予他们权利来告诉我们，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应该在什么地方？难道伟大的美国的国家创始人在定都华盛顿之前曾经征求谁的同意了吗？他们这么做了吗？”
演讲者炯炯有神地扫视着下面的听众，人群中爆发出笑声和响亮的鼓掌声。稍稍安静后，贝京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他暗笑着说：“顺便提一句，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首都，那我们的首都在哪里？难道是佩塔提科瓦（Petach Tikva）？”
大厅里充满笑声。
“就像华盛顿的建设者在首都的名字里加入了两个字母‘DC’，耶路撒冷的建造者也在首都的名字里加入了‘DC’——‘David’s City’（大卫之城）”
大家哄笑着拍起手来。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让联合国这么恼火？”
他走出来站到台前，用低低的声音说道：“我悄悄地告诉你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我们至高无上的议会勇敢地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是我们的首都。是啊！单方面！没有经过联合国允许！这是多大的罪名！”
他跃回到讲台上，举起双手攥成拳头，用响亮而颤抖的声音喊道：“我们犹太人并没有单方面选择耶路撒冷作为我们的首都。是历史单方面地选择了耶路撒作为我们的首都。大卫王单方面地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我们的首都。所以，重聚到一起的、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应该作为犹太人永远的首都。”
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贝京再次提高声音重复道：“是的，永远，永远！”接着他讲述了1978年在他与吉米·卡特和安瓦尔·萨达特的戴维营会谈尾声，签字仪式开始前几分钟，美国总统要和他谈一谈“最后一个正式问题”。卡特说，萨达特要求贝京在一封信上签字，要他承诺将耶路撒冷放到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桌上。
“我拒绝接受这封信，更不用说签字了，”贝京声音低沉地说道，“我告诉美国总统，‘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瘫痪。情愿我的舌头粘在嘴上！’”
古老的箴言在空中回荡，欢呼声更响亮了，总理总结道：“我的犹太兄弟们，耶路撒冷是一部史诗。它是文明的源泉。没有耶路撒冷的文明，世界的精神历史将会停滞不前。有谁曾经听说过，萨拉丁[29]的后代会为了纪念古代耶路撒冷的痛苦而每年斋戒禁食？一个都没有！有谁曾经听说过，十字军的子孙会为了纪念古代耶路撒冷遭受的折磨而在婚礼上打碎玻璃杯？一个都没有！整整3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耶路撒冷一直不是别人的，而是犹太人的首都。它过去是。它现在是。因此，它永远都将是。”
在晚会主席萨姆·罗思伯格（Sam Rothberg）带领下，所有人欢呼雀跃，站起身长时间鼓掌。萨姆·罗思伯格长得棱角分明，是个直言不讳的慈善家。他和总理一样出身艰难。他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瑞亚，和其他著名犹太社团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更器重久经考验的联合犹太求助会，而他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国债运动的发起人和自愿领导者。梅纳赫姆·贝京非常尊敬萨姆·罗思伯格，有时会把他当成当然的内阁部长，请他为国家的发展预算提供帮助。同时，贝京还邀请身为希伯来大学校董会主席的罗思伯格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满足学校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
1980年7月29日，贝京总理为《耶路撒冷法案》投票
图片来源：尼诺·赫尔曼、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总理说完刚坐下，罗思伯格便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在一片喧闹声中大声道：“梅纳赫姆，太棒了！你到底哪来那么多能量来对付政府里最累人的两桩差事——总理和国防部长，而且到晚上这个时候还能保持这么精神？”
“我努力向拿破仑学习，”贝京笑着，再次起身向鼓掌的人群鞠躬挥手，“拿破仑说，他把头脑分成几个主题区域，当他需要在一个问题上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关上其他几个区域的门，今天晚上，我把其他所有的门都锁上了，只留下耶路撒冷，在这个问题上，上帝给了我巨大力量。记住关于上帝的这句古话，‘Hanoten l’ayef koach’（疲乏的，他赐能量）。”
“您一天睡几个小时？”罗思伯格在一片议论声中问道。
“虽然我昨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但上帝的力量让我度过了这一天。所以，现在我得回家了，和我妻子安安静静地聊聊天，看看最新的急件，休息几个小时，这是上帝的意志，为明天重新开始做准备。”
第二天，总理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哈达萨医院急救。还好，这次的病情相对较轻。他和其他八个病人同住在冠状动脉病房，医生出于照顾，允许他在病房一角拉上帘子稍微干点儿工作。我被他召到床边，发现他正在看电报。他身穿睡衣，肩膀弯着，两颊凹陷，但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锐利。
“Hosht du gehert aza meisa？（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他故意用最通俗的意第绪语问我，“卡林顿勋爵居然问我，我想在自己的首都干什么？我从今天早上伦敦的报纸上看到的。”
此时，英国外交大臣和以色列总理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了一种长期敌对的僵局。“我要给他写封信！”贝京说着，马上向我口授了一封愤怒的谴责信，主要内容是告诫卡林顿勋爵管好自己的事情，重复他拜访撒切尔夫人时在唐宁街10号门口向一位记者所说的那番话。
“卡林顿勋爵，请您翻开《圣经》，”他口授道，“读一读《列王记上》2：11，您会发现大卫王从统治了7年的希伯伦迁都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又统治了33年，而那时候，文明世界还从未听说过伦敦二字。”
十天后，贝京出院在家养病，他似乎并不担心13家外国驻耶路撒冷使馆中的11家——其中包括最先在耶路撒冷开张的荷兰使馆——为抗议议会法案，搬回特拉维夫的事情。他还收到了萨达特总统写给他的一封14页的信，其中对耶路撒冷法案提出了尖锐抗议。埃及总统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病情。这并不是虚情假意，这两个过去说不到一起去的人，现在已经真正喜欢对方了。
当天晚上，贝京用同样私人的语气草拟了一封回信，在其中强烈地感叹了一番人心的脆弱。他写道：
请允许我跟您说一说，在我突然病倒期间产生的一些想法。医生把我放在一个庞大的机器下面，它是以色列制造的，其复杂程度可谓独一无二。他们给我拍了片子，并让我看。那么，人类的心脏是什么样子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泵。我心里想，万能的上帝，只要这个泵还在工作，人就能有感觉，能思考，能写字说话，爱家人，会哭会笑，会享受生活，会生气，会交朋友，收获友谊，能祈祷，能做梦，能忘记，能记忆，能影响别人，也能被别人影响——这是生命啊！可一旦这个泵停止工作，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宇宙太神奇了，人类的躯体如此脆弱，但没有它，意志将荡然无存。因此，只要这个泵还在跳动——每个负有使命的人，就该尽其所能，为他的人民、他的国家，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付出。
发完感慨之后，他切入萨达特来信的主题，温和地指责对方，暗示其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受到了误导：
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个算不上哲学的开场白，但它是有来由的。我们两国都渴望和平。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为了清楚起见，我必须纠正您来信中的几个有误之处……您也会承认，我们之间的会面都不是你或我的个人独白。我们举行的是相互之间的对话。您说，我回答了。我说，您回答。所以，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初说过的话。
您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您应该记得，（在阿里什）我曾经同意通过内盖夫向耶路撒冷供水。然而，您误解了其中的意思，竟然认为贵国人民的民族愿望是不可以收买的。”
总统先生，我相信，您只要回想一下在阿里什的那次短暂对话，您就会同意：第一，您向我建议，把尼罗河的水引到内盖夫沙漠。您从未提及把水引到耶路撒冷；第二，我从没说过，我国人民的民族愿望是不可以收买的这样的话。我不会在和您谈话时使用这样的语言。您主动提出了一项双重建议。您说，“我们采取行动时必须有远见。我准备让您从尼罗河引水灌溉内盖夫。”您还说，“我们得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因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对此，我回应说，“总统先生，从尼罗河引水到内盖夫沙漠——这真是个好主意，确实非常有远见。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分清，耶路撒冷是关乎道德和历史价值的问题；向内盖夫引水是关乎物质进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一边是耶路撒冷；另一边是从尼罗河向内盖夫引水。”
他接着详细地罗列了他一向强调的原则和一贯拒绝将耶路撒冷放在谈判桌上的做法，并且反对有人暗示，在犹太主权下，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他喜欢谈这个话题，于是信中写道：
我们知道，从宗教信仰的观点来看，耶路撒冷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是神圣的，但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三千年的历史，他们的心，他们的梦想，是他们国家救赎的具体象征。
1980年8月3日，贝京在给萨达特总统的信中回忆了最近犯心脏病的经历
安瓦尔·萨达特当然不会接受这番说教。两周后，他写了一封35页长的反驳信，其中大部分是对他之前的书信的概括，只不过这一次他冗长地讲述了促使他进行所有谈判的宗教使命。他写道，他在一次访问西奈山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贝京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于是邀请副总理伊伽尔·亚丁（Yigael Yadin）、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内政部长优素福·伯格到他家，听取他们对萨达特来信开头部分的印象，他读道：
我此刻与你们分享的想法，是我在西奈山山顶上，在这块见证过伟大使命诞生的埃及的神圣土地上，背诵着《古兰经》敬奉神的时候想到的。当我在这个无与伦比之地背诵《古兰经》时，我更加确信自己以前曾经说过的一个事实，我的和平倡议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以色列人的故事始于埃及之地。显然，神的旨意是，这个故事也将在埃及结束。
优素福·伯格是个虔诚教徒，睿智且平和乐观，他的确感到很困惑。“他真的相信自己能直接和神通话，”他觉得有些好笑，“他这是从西奈山顶上向我们布道呢。”
伊扎克·沙米尔是个脚踏实地的强硬派现实主义者，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让总理给他看看这封信的开头，并且逐字逐句地把它慢慢翻译成希伯来语念了出来，温文尔雅的亚丁在一旁琢磨着那些模棱两可的措辞，确保没有产生歧义。三位部长知道，贝京喜欢法律，擅长华丽的风格，因此建议他在回信中明确阐明要点。那天晚上，总理耐心地研究了那封信，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他提到，“我已经尽我所能，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将一切都告诉了您。耶路撒冷是我们的首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城市，我们保证让所有的宗教徒都可以自由出入各个圣地。”
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陈词滥调，于是接下来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
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丰富，法赫德王子号召他的阿拉伯兄弟向以色列进军发动一场圣战。我们并不在意。总统先生，到目前为止，您已经了解，我从灵魂深处厌恶战争。我热爱和平。我和同事们为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如果任何地方存在忘恩负义的人，故意忘记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为神圣的和平事业作出的牺牲——那就让他们买石油，卖武器，和暴君交朋友，举个例子，就像伊拉克的统治者一样。那就让他们出卖原则和尊严。事实无可辩驳，他们无法改变。
接着，他又大谈了一番历史：
是的，我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但我要说，任何时候，如果有人为了抢夺我们的首都、我们热爱和为之祈祷的耶路撒冷，而对我们使用武力，我们犹太人将为耶路撒冷而战，自马加比家族的时代以来我们还从未如此做过。犹大·马加比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战斗获胜的，每一个学习历史和战略的学生都很清楚。我们根本不关心法赫德王子的威胁。他不了解——他怎么会了解？——这一代犹太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劫难和前所未有的胜利，他们有能力保护人民、国家和耶路撒冷，不畏牺牲。他可能拥有数十亿石油美元；我们拥有意志和无条件自我牺牲的准备。
显然，对埃及总统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一周后，他写来一封简短的确认信，建议俩人什么时候找个地方举行峰会见个面。但梅纳赫姆·贝京发誓不会在任何一个论坛上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召开什么峰会。联合国仍旧很固执，拒绝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即便1967年前的西耶路撒冷也不行。根据政策，所有大使馆仍然位于特拉维夫，包括美国大使馆，尽管在国内选举时，美国人并不是这么承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