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总理一踏进会议室便受到大约30名美国青年的热烈鼓掌欢迎。他们隶属于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是刚刚崭露头角的犹太社团积极分子。贝京绕桌一圈，以他那老派的魅力亲吻年轻姑娘的手，和小伙子们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和家乡。他的开场白中不时夹杂着咳嗽声，他抱歉地清了清嗓子解释说，那是因为在最近参加大屠杀纪念日开幕式时感染了轻微的支气管炎，那是一年一度纪念命丧纳粹之手的600万犹太人的日子。
负责这个访问团的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执行副主席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是个不服输的人，他直截了当地问：“请告诉我们，贝京先生，大屠杀的记忆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了您如今对待德国的态度？”
每个人都直起身子，只见总理把脸埋进双手中。他透过指缝看着大家，告诉他们，这个话题太容易让他激动。他悲痛地轻声说：“我知道我的母亲、父亲、兄弟，两个表兄——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他们都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是布里斯克犹太社团的秘书。死亡来临的时候，他走在500个犹太同胞的最前面，他带领着大家高唱《希望》和《坚信不疑》（Ani ma’amin），宣告救赎即将来临。敌人用机枪向他们扫射，鲜血染红河水。他们的遗体顺河漂流而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的母亲——她老弱患病住在医院里——他们把她和其他病人赶出医院，就地处决。我一直背负着这样的创伤。它影响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直到死都不会忘记这些。”
贝京两眼空空地盯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沉思恢复了镇静，微微一笑：“如今，baruch Hashem（赞美上帝），我们犹太人有了保卫自己的方式。我们有自己勇敢的以色列国防军。”
“可是，永远都不会原谅了吗？”一个名叫鲍伯，来自丹佛的年轻人问。他是个认真的小个子，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会不会到了某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的事情抛在身后？”
“不，鲍伯，我不会那么做，”贝京回答，“我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德国人对我们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每当我见到那一代德国人，就会在心里思忖，也许他就曾经对犹太人作恶。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罗马参观梵蒂冈图书馆。我俩都在学生时代学习过拉丁语，正在那里看拉丁语的《圣经》译本，把它和希伯来语原文作对比。这时一对夫妇走近我们，用英语询问我们的母语是哪种语言。‘希伯来语。’我们回答。‘那你们一定是从以色列来的，’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崇拜和敬重你们的国家。’他们说。‘你们来自哪里？’我问。‘德国。’他们回答。‘您多大年纪？’我问那位男士。‘45岁。’他说。于是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您应该差不多20岁。’他说，‘没错。’我和妻子立刻本能地往后退，我们再也没和他们说话。我心里想，也许这个男人就参加过对我父母，对我们犹太孩子的屠杀。我所说的父亲，是指所有遭到杀戮的父亲，我所说的母亲，是所有被杀戮的母亲，当我提到我的弟弟和表兄时，我指的是所有被杀戮的犹太人孩子。有多少犹太天才被闷死烧死？有多少人遭到了活埋？谁能算出来？对我们来说，大屠杀的损失永远无法得到补偿。”
房间里笼罩着悲哀的气氛，贝京咬紧牙关继续道：“德国人对这样的恐怖行为负有集体责任，因为上帝创造人，人又创造了撒旦。只要所有邪恶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给他们带来胜利，德国人就为他欢呼。只有当他大势已去时，他们才开始背弃他，即便到了那时候，背弃他的也只是极少数人。所以，不，我永远不会和德国人握手——绝不！”
“可是作为总理，如果您必须正式接待德国人时，您怎么办呢？”提问的是个身穿花连衣裙的年轻姑娘。她长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名叫希拉里，来自美国克利夫兰。“即便在那种场合下，您也不和他们握手吗？”
“哦，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贝京打消了她的疑虑，“作为总理，我必须尽我的职责。德国代表来见我的时候，我会礼节性地接待他们。那是我的公民义务。我们需要讨论重要的问题。”
“您用德语和他们交谈过吗？”
“不，我虽然会德语，但我不会去使用他们的语言。我们用英语交流。”
“可是，有传言说，”一个声音沙哑、肌肉发达的小伙子开口道，他叫托尼，来自底特律，“最近，您拒绝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说话，您还羞辱了他，在德国差点儿引发一场危机。这是真的吗？”他盯着总理，眼神里充满好奇。
一阵沉默。
贝京坐回到椅子里，双眼盯着天花板，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重复着托尼刚才的问题，一边思考着。只见他脸颊微微抖动着，用诚恳的语气回答道：“托尼，你显然没有注意到德国总理最近说的话——他践踏了我们人民的尊严、荣誉和历史的正义。”
托尼耸耸肩。“是的，我可能是没注意到。”
“好吧，那么我来告诉你，”贝京神色严峻地说道，“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最近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德国对许多人欠下特殊的债务，这些人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可是他丝毫没有提及德国对犹太人欠下的债。他们国家消灭的犹太人数量超过了瑞士的人口、挪威的人口，几乎和瑞典人口一样多，而他却只字不提他对犹太人所负有的责任。哦，是的”——他语气中带着辛辣的嘲讽——“他要把最动听的话说给沙特人听，他想卖武器给他们。他竟然把沙特阿拉伯这个从头腐败到脚的社会说成是继美国和欧洲联盟之后，德国最重要的伙伴。”
总理双眼直盯着托尼，提高嗓门接着道：“这还不够丢人吗？难道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该感到羞耻吗？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不禁自问，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有意识地省略掉德国对犹太人所欠下的债——而且是在沙特阿拉伯？所以，是的，我发表演讲表达了我对他的看法。”
“您是怎么说的？”
“我公开谴责了他。我指出，他的讲话是对德国人在二战中灭绝犹太人的行径的漠视。我提醒他，他曾经是德军的一员——至少也是一名军官——他曾经坚定地效忠于希特勒直到最后。他既在俄罗斯前线打过仗，也在西线上过战场，直到1944年被英国人抓获。”
“他有什么反应？”
“他要求我道歉。”
“您道歉了吗？”
“当然没有！我告诉他，我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说出那番话的，我忠告他，我是一个曾经为自己人民的生存和解放而战斗过的人。我对他说，施密特先生，拿你的前任维利·勃兰特（Willie Brandt）举个例子。他去过华沙。去了犹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并且他为你作为德国国防军军官曾经效忠过的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下跪并请求原谅。我建议施密特先生也这么做。”
贝京的声音里透露些许不安，他略微有点羞愧地接着道：“但是，托尼，我得承认，我犯了个错误。”
“什么错误？”
“我得知，施密特中尉被挑去观看由绞死德军军官的录像制作而成的影片，这些军官参加了1944年7月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叛乱。然而，我后来获悉，施密特先生虽然被请去观看放映，但却没有出席。不过，他确实参加了”——他的声音里再次出现了先前那种蔑视的语气——“一场可耻的，针对反对纳粹者的审判，由德国柏林法院的臭名昭著的‘绞刑法官’弗莱斯勒（Freisler）主持。弗莱斯勒参加过1942年的万湖会议，那次会议决定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您因为那个错误向德国总理道歉了吗——关于看电影？”托尼问。
“不，我不会。我选择了告诉写信给我的某个德国联邦议会成员，我当然愿意承认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搞错了，但即便如此，施密特先生还是参与了第三帝国最可怕的法官弗莱斯勒主持的臭名昭著的法庭审判。那本身就是一个第三帝国德国军官身上擦不掉的污点。”[30]
接着，贝京出人意料地笑起来，就好像听见了什么有趣的传闻一样。“最讽刺的是，”他说，“我听说，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的父亲竟然是一个犹太人公开承认的私生子。”
“还有这样的事！”托尼诧异极了。
这时，耶歇尔·卡迪沙伊进来提醒总理，下一个会议要开始了。
“总理，在您离开之前，”欧文·伯恩斯坦急切地想让贝京在分别时给他的团员们留下几句至理名言，“能不能为这些美国犹太社团未来的领导人们说说，对他们来说大屠杀意味着什么？”
梅纳赫姆·贝京环视着围绕在他身边的年轻人，摸着下巴沉思了好一会儿，从椅子里探出身子道：“我全心全意地祈祷你们能够永远享受宁静与安全的生活。然而，你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的犹太人有一种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集体的民族经验。根据这一经验，我相信大屠杀的教训是以下这些。第一，如果敌人说，他想要毁灭我们，相信他。一刻也不要怀疑。不要轻视他的话。尽你所能，阻止他的邪恶行径。第二，当任何一个犹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尽你所能，去帮助他。不要驻足犹豫，想别人会怎么说怎么想。这个世界不会同情被杀戮的犹太人。这个世界也许不喜欢战斗的犹太人，但他们不得不顾及这样的犹太人。第三，犹太人必须学会自卫。他必须时刻准备好应对随时现身的威胁。第四，要在任何情况下保护犹太人的尊严和荣誉。毁灭犹太人的根源在于犹太人被动地接受敌人的羞辱。只有当敌人将犹太人的精神践踏成生命中的尘埃和灰烬时，他才能把犹太人变成尘埃和灰烬。大屠杀期间，敌人羞辱了犹太人，践踏他们，分离他们，欺骗他们，折磨他们，让兄弟反目，只有到了那时候，敌人才能毫无阻力地把他们送进奥斯威辛的大门。因此，自始至终，无论以任何代价，都要捍卫犹太人的尊严和荣誉。第五，在敌人面前保持团结。我们犹太人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但是生活中还有比生命本身更珍贵的东西。有时候，人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当少数人为了众人的利益去冒生命危险时，他们也获得了拯救自己的机遇。第六，犹太人的历史有一种模式。在我们长长的民族历史记载中，有起有落，有回归，有放逐，我们遭到奴役，我们奋起反抗，我们解放了自己，我们再次受到压迫，我们重建，我们再次遭受毁灭，我们在最痛苦的灾难中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点——大屠杀之后便是犹太国家的重生。所以，是的，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了整个循环，随着以色列国的重生，我们终于打破了历史性的循环，不再有毁灭，不再有失败，不再有压迫——只有犹太人的自由、尊严和荣誉。我相信，这些就是我们应该从无法言说的大屠杀悲剧中汲取的教训。”
大屠杀的阴影一直像块裹尸布一样笼罩在梅纳赫姆·贝京身上。它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确实，如果不是因为在梅纳赫姆·贝京身边工作的那些激情岁月，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那么鲁莽地在担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期间，因为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总统，而一反常态地在白金汉宫引起轰动。
事情要从1986年7月的一天说起，那天我收到一封王室来信，它摸上去像夏天的奶油一样又软又厚。信封里是一张用女王封印密封的烫金卡片，上面用优雅的花体字通知我：
王室事务长接到女王陛下的命令，邀请大使阁下和阿夫纳夫人出席由女王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殿下在白金汉宫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von Weizsacker）及其夫人举行的国宴。
那天，在站立着的王室贵族、政府要人、市政要员和外国使节——其中许多人都佩戴着耀眼的地位勋章和家族徽章——的鼓掌声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丈夫陪同德国总统夫妇步入白金汉宫辉煌的宴会大厅。当他们走过红地毯时，女士们穿着晚礼服行屈膝礼，男士们系着黑色领带纷纷鞠躬，天花板的枝形吊灯洒下令人愉悦的光亮，照在庚斯博罗（Gainsboroughs）、雷诺兹（Reynolds）、霍尔拜因（Holbeins）、霍格思（Hogarths）和康斯太布尔（Constables）的画作上，那是维多利亚女王1856年为庆祝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而悬挂在那里的。
系着银纽扣的男侍忙着为我和妻子准备豪华的犹太洁食，它们在每个细节上都和其他客人的餐食极为相像：清炖肉汤、香草比目鱼、罗勒味鸡肉配卷心菜、烤土豆和沙拉，以及香草果仁糖和咖啡冰激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堆得有其他人的两倍高。
随着击鼓声，一队穿着短裙、身披华丽格子呢披肩的苏格兰皇家风笛手过来了，哀怨而尖厉的笛声中夹杂着桌边传来的一串串笑声。随后，身穿红色制服的宴会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安静……”闪闪发光的大厅里安静下来，女王起身为贵宾敬酒。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铜管乐队演奏起德国国歌，所有人起立举杯。
我的妻子米米坐在英国反对党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身边，她犹犹豫豫地起身，勉为其难的样子相当显眼。我也作势要站起来，但两条腿不听使唤。它们不愿意直起来。宫廷管家、女侍和其他尊贵的客人向我投来反感的目光，我心里迟疑着。但这时，梅纳赫姆·贝京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我不能为这首国歌起立。虽然歌词确实改了，但音符没有变。它的旋律中仍然回响着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胜利欢呼声。
王座室的晚餐之后是白兰地、利口酒、咖啡和雪茄，在客人们高声谈话的同时，一支五人弦乐和竖琴乐队旁若无人地演奏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一片喧哗声中，一名身材高大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胸前扣着军用绶带的王室侍从向我们走来说，德国总统阁下想请我过去私下说几句话。总统正站在房间另一头拱门下方华丽的王座旁，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话。
冯·魏茨泽克总统一头银发，身材清瘦，胸前的绶带使得原本就仪表堂堂的他看上去更加不同凡响。当侍从报上我们的名字时，他向我妻子略微鞠个躬，握住我的手说道：“我刚才注意到，演奏我国国歌的时候，您没有站起来。”
我无话可说，只能说实话：“我不能——”
他从中间打断了我：“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并不生气。”
“我不想冒犯您个人，先生。”
“历史无法倒退，”他说，“大屠杀永远不会被人忘记。记忆就是一切。”
他那略带口音的英语中带着真诚。这位德国总统因为曾经公开质疑那些声称对大屠杀一无所知的德国人而名声在外。在去年10月对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公开承认德国的罪行。
“抱歉我插句嘴，我刚才在旁边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开口的是撒切尔夫人。她语气坚定，像是在说祝酒词：“我们应该为所有的人感到骄傲，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今天我们为了友谊一起在这里——您是德国总统，您是以色列大使，而我是英国首相，这里曾经是丘吉尔的伦敦，我们都是女王请到白金汉宫的客人。此时此刻，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证明，虽说人不该忘记过去，但我们决不能让它决定未来。”
“上帝啊，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那我就还得和苏格兰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继续战斗。”说话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脸上带着随和的微笑。她和冯·魏茨泽克夫人一直在附近，女王穿着皇家蓝的豪华礼服走近前来，徽章闪闪发亮，表现得既威严又随和。
“夫人，”撒切尔夫人接着这个诙谐的话头继续道，“那么我们女人就仍然没有选举权。”接着，她转向我：“我还得谢谢您，大使先生，感谢您的国家给予我们的盛情款待。”
一周前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的陪同下对以色列进行了正式访问，她是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英国首相。
“耶路撒冷怎么样？”戴安娜王妃问，她刚才悄悄加入了这个圈子，身穿简洁优雅的红色时装。“我听说那里非常迷人。”
“确实，”撒切尔夫人热情地大声说，“可是如果要实现和平的话，那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后还有贝京先生挑起的定居点问题，当然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那老式的爱国主义确实值得让人称道。他们为世界动荡地区的利益和保护做了很多工作，比北约的任何一个部门做得都要多。”
德国总统说了一些有关和平进程的话，他认为，由于风险太高，以色列狭小的地理环境已经成了和平进程中的一个复杂因素。与此同时，他的夫人正在向戴安娜王妃打听，威廉和哈里两个小王子的近况。戴安娜王妃坦率地笑着说，四岁的威廉和两岁的哈里已经成了“一对爱各种各样恶作剧的捣蛋鬼”。
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走过来。他正在和德国驻英国大使吕迪格·冯·韦希马尔男爵（Baron Rüdiger von Wechmar）聊天。德国大使身材高大，一头银发，他是个高度专业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坚持让我称他吕迪。他想和我成为朋友。
“你俩是朋友？”公爵用他那典型的直来直去的方式问道。
大概是出于多年的无聊生活，女王的丈夫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毕竟，除了在妻子身后背着手，毫无意义地闲聊几句，行使一下官方职能之外，他还有什么工作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看见我按照既定顺序，站在伊拉克和伊朗大使之间准备递交国书，他就一定会抛出几句俏皮话，比如，“你们三个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是吧？”或者“是不是准备相互之间干一场，是吗？”我们三个都会向他报以勉强的微笑，同时继续保持相互之间的无视状态，那是宿敌之间的习惯性沉默。
此时，爱丁堡公爵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战争期间冯·韦希马尔男爵曾经在西部沙漠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打过仗？这是他刚刚告诉我的。”
贝京的形象再次出现在我脑海中。一想到眼前这个友好的德国大使穿着国防军制服的样子，我脸上便不由自主地露出厌恶的神情。大使赶紧试图安抚我，连连自我贬低地说：“别担心，耶胡达，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跑，怕被蒙哥马利将军抓着，直到最后落在美国人手里。后来，战争期间我一直待在战俘营攻读学位，准备加入新德国的外交使节团。”
“多有意思，”公爵打了个哈欠对妻子说，“亲爱的，该休息了，你不累吗？冯·魏茨泽克总统夫妇已经忙了整整一天。”
“是的，确实是，”女王回答，“咱们不走，大家都不会离开。好吧，大家都该休息了。”
王室侍从、宫廷大臣和侍女们立刻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准备护送大家离开。身穿红衣的宴会主持人再次高声宣布：“请大家安静 ……”大家纷纷鞠躬或行屈膝礼，女王陛下和她的丈夫，以及衣着华丽的王室客人们一起缓缓穿过镀金大门，庄严地向大家点头致意道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