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总理接见犹太联合募捐协会青年领导者代表团，与他们分享他从大屠杀教训中得到的信条还不到一周，一天早上，总理和内阁成员便得到一个坏消息。他们严肃而紧张地听取了陆军情报主管和摩萨德负责人对巴格达附近法国人建造的奥西拉克（Osirak）核电站的评估。无可推翻的证据表明，这个伊拉克所谓的核电站是个基本上已建成的核设施，它能迅速转变成核武器制造厂。
三周后，正值七七节前夜，我在家里忙着做节日前的准备，电话铃响了。是波兰将军打过来的。“我们遇到紧急情况了，”他听起来压力很大，“不管你现在正干什么，赶紧停下，直接到总理官邸来。他在等你。”
“发生什么事了？”我心里一紧。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过来就行了。”
我喘着气穿过贝京堆满书的门廊，只见他正穿着衬衫坐在书桌边埋头看文件。他敷衍地瞟了我一眼，冷静而简短地说了句：“让弗利卡告诉你来龙去脉。”
我从他的语气，他下沉的肩膀，以及他眼睛周围的灰色眼圈可以判断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大事。
红色的紧急电话突然发出刺耳的铃声，把我们吓了一跳。贝京站起身，眼神犀利地紧紧盯着抓起话筒的弗利卡。国防部长一边听，一边点头。“再重复一遍。”他再次点点头，放回话筒，面无表情地对贝京道：“飞机刚刚起飞。总参谋长亲自通知了飞行员。他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取得胜利，我们也许就会遭到毁灭。”
“Hashem yishmor aleihem（愿上帝保佑我们）。”总理虔诚地说了一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脖子上的静脉在不停地跳动。
弗利卡把我叫到一边，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刻正在执行的是世界上首次空袭核电厂的任务。我们的战机已经飞往巴格达准备炸毁奥西拉克核电厂。根据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评估，核电厂即将启动，有能力生产出一颗甚至多颗原子弹。这次代号“歌剧行动”的空袭风险很高。我们的飞行员要在敌人领土上方飞行1100公里，以密集队形近空飞越沙漠，以躲避约旦、沙特和伊拉克的雷达防线。他们要在5点之前完成任务。弗利卡说，我的任务是协助总理写一份英文的官方公报，并获得内阁通过。
“内阁知道这件事吗？”我问。
“大多数人一无所知，”弗利卡说，“这件事非常保密，贝京让我用电话单独通知每个人5点准时过来。他们都以为是过来单独会面。有几个信教的成员还抱怨5点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了，要过七七节。”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贝京递过来一份他正在看的文件，“看看我们要针对的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暴君——巴格达的屠夫。”
这是一份摩萨德提供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心理描述报告，我刚读了第一段，便感觉胸口遭到一记重拳。其中写道：“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固执的自大狂，他狡诈、世故而且残酷。他愿意冒高风险，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实现他自我膨胀的野心。拥有并使用核武器有助于他威胁和打击以色列，从而赢得在阿拉伯世界的霸主地位。他准备尽早伺机采取行动，即便明知会遭到报复也在所不惜。”
贝京僵硬地站起身，脸色凝重地低着头，背着双手在房间里徘徊着。他的嘴唇在蠕动，显然是在自言自语地祷告着什么。走到一半，他痛苦地咆哮道：“我们在这里等待决定以色列生死的消息，而西蒙·佩雷斯（仍是工党领袖）却鲁莽地让我停止采取行动。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抖落出信纸递给我们。“你们自己看看。”
信上标记的日期是5月10日，签着“私人”“最高机密”的字样，信中写道：
1980年12月末，您把我叫到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您当时没有征求我的反馈意见，而我自己也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反应（尽管那么做违背了我的直觉）。然而，经过郑重考虑，在权衡了国家利益之后，我认为出于最高的公民职责，我要劝告您放弃这件事情。我是作为过来人跟您说这番话的。我们所说的最后期限是不现实的。（我非常理解大家焦虑的心情。）物质之间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的本意是阻止（灾难），但结果却可能催生（灾难）。到那时，以色列就会成为沙漠里的一株蓟。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贝京把信揣回口袋说：“我们马上就要举行选举，我相信佩雷斯会说，我发动袭击的目的是为了大选（后来事情确实如此）。我会为了大选而拿我们任何一个飞行员的性命去冒险吗，我问你们？我相信，如果我在大选中落败，佩雷斯是没有能力做出空袭决定的，到那时，我就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采取行动。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我们肩膀上。”他瞟了一眼手表，严厉地问：“还要多久？”
“他们将在十分钟内结束任务。”弗利卡轻声回答。
“该通知内阁了。”他大踏步走进隔壁的休息室，里面坐满了一脸疑惑的内阁部长们，大家正不解地面面相觑。当他宣布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一时间大家惊得哑口无言。随后便是各种刺耳的问题。有人要求立刻讨论，如果行动失败，该如何抉择。但贝京坚持认为，进行这样的讨论为时尚早。
“我正在等待总参谋长的电话，到时候我们再争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下一步最好怎么办。”他说。
他回到自己的书房，走到窗前拉开那扇出于安全原因整日合拢的窗帘，说：“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再过一个小时就是七七节。我不想把内阁一直留到节日开始，但是任务不结束，他们就不能解散——无论如何也不行。必须万无一失。”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房间里极度寂静。没有一丝动静，甚至连轻声细语都听不见。贝京的表情让人无法捉摸；丝毫看不出他的感受。此时此刻不适合谈话，更适合一个人做祷告。
接着，丁零零！
梅纳赫姆·贝京沉着地慢慢从窗边转过身子，弗利卡冲过去拿起电话。
“是吗？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你们确定？你能百分之百确认吗？”弗利卡的嗓音都尖了。说完，伊弗雷姆·波兰将军手臂僵硬地转身面对梅纳赫姆·贝京总理，立正并汇报：“先生，我代表总参谋长向您汇报，我们的空军战机刚刚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核反应堆，奥西拉克，直接命中。我们的飞机正在返航途中。这次空袭总共历时不到一分半钟。”
“摧毁到什么程度？”总理问。
“完全摧毁。”将军回答。
“Baruch Hashem（赞美上帝）！”贝京大喊一声，欢呼着鼓掌。“哦，感谢上帝！哦，感谢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们有这么优秀的飞行员。”接着，他冲我说：“请帮我接通美国大使。”
塞缪尔·刘易斯的电话通了，我不假思索地打开分机记录对话。
“山姆，请你帮我向总统转告一个紧急消息，”贝京极力控制着自己兴奋的口气，“我们的空军刚刚摧毁了奥西拉克。请把这条消息尽快转告白宫。”
“完全摧毁了？”刘易斯听起来对这次大胆的行动及其成功感到十分震惊。
“是的，直接命中。”
“好的，我知道了，总理先生，我马上联系白宫，”刘易斯稍稍停顿了一下，“关于这件事，您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现在没有，山姆。我们军方会给你们军方发一份详细说明。”
“我明白了。我会忠实地向总统传达您的信息。谢谢您，总理先生。”
贝京又开始在房间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不过这次比刚才的速度慢多了。他向弗利卡询问，战机在回程途中会遇到什么危险。
“沙特、伊拉克或者是约旦的防空炮火，萨姆地对空导弹，也许还会发生技术性故障。”弗利卡像看购物单的家庭主妇一样，冷静地罗列着。
贝京不慌不忙地来回踱着步子，神情变得越来越忧郁，直到他渐渐变得坚定起来。我能分辨出，此刻他已经开始在脑海中组织语言，准备向世界汇报关于这次袭击的情况。最后，他平心静气地向我口授了公报，以供内阁批准。
“7月7日，星期日，”他开始说道，“以色列空军向巴格达附近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空袭。我们的飞行员圆满完成了任务。反应堆被摧毁。该核反应堆有能力制造核弹，无论其原材料是浓缩铀还是钚，它们的威力可比广岛核弹。因此，它已经逐渐成为对以色列人民的一个致命威胁——”
红色的电话再次响起尖锐的铃声。
“太棒了！”弗利卡听了几秒钟后，冲着电话说。他转身对总理道：“我们所有的战机都已经毫发无损地着陆了。”
“把这个加到最后一段，”贝京对我说，“你写‘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已经安全返回基地。’”然后，他继续探讨这次空袭在军事、道德和司法方面的正当性，并在结尾警告此种做法将成为一种原则。“让全世界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允许敌人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我们的人民。一旦出现这种威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保护以色列公民。”
消息发出去之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据说，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从刘易斯大使那里收到贝京的消息后，简直“遭到了雷击”。他在日记开头这样写道：
6月7日——得到消息说，以色列轰炸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我敢说，大决战即将来临。事情发生后，贝京总理通知了我。他坚持认为，核电站正在准备生产用于以色列的核武器。如果等到法国的“热”铀运达时，他就无法下令轰炸，因为到那时放射物会扩散到整个巴格达。我能理解他的恐惧，但我觉得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他本应该告诉我们和法国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消除这个威胁。[31]
贝京早已告诉美国人，局势变得非常危险，但即将离任的卡特政府并未将此事告知即将接任的里根政府。美国新政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贝京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美国大使，“要么美国出手阻止这个反应堆，否则我们就会被迫动手！”
而刘易斯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以非官方的形式和华盛顿取得了联系，以确保过渡小组可以就此事准备一份完整的文件。我后来得知，文件准备好了，可是它的保密级别太高，分发范围限制非常严格——无论是指定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还是下届白宫重要官员，谁也没见到它。这次政府交接过程中出现了真正的官僚‘故障’，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人向里根总统汇报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以色列采取行动后他会感到震惊和‘被蒙在鼓里’”。[32]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以色列，美国暂停向以色列交付军用飞机，理由是这些飞机本来应该仅用于自卫。美国的律师和高级官员纷纷质疑，以色列的攻击行为是否属于这一范畴。如果不是自卫行为，那么美国将依法暂停向以色列输送所有军用物资。
梅纳赫姆·贝京对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予以蔑视。让他恼火的是，“西方的善人们从来没有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谋杀意图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一天早上，他在详细查看媒体报道后告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听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怎么指责我的。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武装袭击是不正当的；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啧啧——我是个多么调皮的孩子。”他的声音很尖刻。“这儿还有一篇《纽约时报》社论说，‘以色列发动偷袭’——请注意是偷袭——‘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目光短浅的进攻行为。’还有，《时代》杂志告诉他们的读者，我‘大大加剧了和平解决中东对抗的难度’。哦！都是我的错！但其中最棒的是法国外长克洛德·谢松（Claude Cheysson）。他说，‘法国认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不利于地区和平事业。’好，好。真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利于地区和平！那么”——他往上撇了撇一边的嘴角——“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率先向伊拉克提供了核反应堆——他的所作所为倒是有利于地区和平了？”
他啪的一声合上文件靠近我们，降低嗓门像密谋什么事情一样，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说：“我给你们透露一个个人秘密。每当我必须在拯救我们孩子的生命，和获得安理会以及那些所谓好朋友的批准，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我宁可选择前者。千万别把这个说出去。现在我要给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写一封信，我听说，他特别热衷于惩罚我们。耶胡达，记下来。”
尊敬的部长先生，我觉得在道义上我有责任问您，您在做出任何行动和判断时，是否考虑过以下问题：您的孩子和孙辈会一直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大国，而我的孩子和孙辈会一直生活在小小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许多敌人，他们想看到她遭到彻底摧毁并完全消失。难道因为这些，以色列就必须受到武器禁运的惩罚吗？……您读完这封信，当您看着你的孩子和孙辈的照片时，你可以想想，有一百万和他们一样的人生活在以色列。我在写信就是为了这些人。
秘书从门口探进头来通知我们，马克斯·费希尔（Max Fisher）已经到了。
贝京起身迎接这个器宇轩昂、身材魁梧的老人，他比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要高出一头。他做石油和房地产生意赚了数百万元，为人慈善慷慨，是犹太事务局理事会主席。但那一天，对贝京而言更重要的是，费希尔在华盛顿的共和党圈子中很有影响力，最明显的是在白宫，他是长期捐款人，他是自艾森豪威尔开始，历届共和党总统在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上一个很受信赖的顾问。
“请坐，马克斯。”总理殷勤地招呼着，指着角落里一张舒适的扶手椅。
“我想和您单独聊几句，如果可以的话。”客人身着裁剪考究的西装，坐到椅子里。
除了他们，屋子里还有三个人：耶歇尔、新来的新闻秘书什洛莫·纳克迪蒙（Shlomo Nakdimon），还有我。
“我们现在就是单独谈话，”贝京说，“我完全信赖这几个朋友。您可以畅所欲言。”
“既然这样，那好，”费希尔用他那典型的不慌不忙的语气说道，“我个人认为，您在巴格达取得的成功很了不起，但我不用说您也知道，您在华盛顿捅了多大的马蜂窝。正如您所了解的，他们认为您做得很过分。”贝京一点儿也不生气。“哦，我当然知道，”总理说，“在伊拉克的反应堆什么时候变‘热’这个问题上，美国朋友和我们的专家意见不一致。但坦白地说，这和我没关系。我们掌握的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个反应堆迟早会致命，核武器一旦掌握在伊拉克这么残暴的敌人手里，我们成千上万的孩子就会被毁于一旦。伊拉克孩子又会怎么样呢？笼罩在巴格达的放射性尘埃将毁灭、污染好几代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贝京停顿了一下，再次张口时，他内心的愤怒通过言语激动地爆发出来。很难判断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情绪爆发，还是一种希望通过客人传递给里根总统的刻意表现。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苟且偷生地过日子，马克斯，”他厉声说，“几个月来，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日复一日地扪心自问，做还是不做？如果我不采取措施，我们的孩子会怎样？如果我做点什么，我们的飞行员又会怎样？我无法把这种焦虑说给别人听。妻子问我，为什么心烦意乱，可我不能告诉她。我也不能告诉儿子，虽然我一向对他很信任。我得独自承担这些责任和负担。”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好像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快重整旗鼓，挖苦讽刺道：
“我听说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禁运方面施压最狠。从他的名字来看，难道他有犹太血统？”
马克斯·费希尔的眼神里掠过一丝笑意：“我知道他父亲的祖父因为和捷克犹太教堂发生争执而放弃了犹太教，成为一名活跃的圣公会教徒。不过那只是传闻而已。据说是这样的，卡斯珀·温伯格年轻的时候，失去了一个成为加州州立检察长的机会，当被问起原因时，他回答，‘因为犹太人知道我不是犹太人，而异教徒认为我是犹太人。’”
贝京听了得意地笑起来，但笑意很快就消失了，他问：“可是这样的人依靠什么道德标准活着呢？他想惩罚谁——是实行自卫的以色列，还是企图把我们从地图上抹掉的残暴的刽子手伊拉克？”然后他愈发愤怒地说：“温伯格有没有听说过，150万犹太儿童被扔进毒气室，因吸入齐克隆B（Zyklon-B）窒息而死？萨达姆·侯赛因企图利用核力量让以色列屈服，屠杀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基础设施，毁灭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不让我们生存，就这样摧毁伊拉克的核潜力还不是一种自卫行为吗？”
马克斯·费希尔呆呆地坐着，看上去可靠而充满力量。他慢慢地试探着问道：“您是个有信仰的人，是吗？”
这句话让贝京大吃一惊，浇灭了他的怒火，他回答道：“如果您的意思是问我，我是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那我告诉您，我不是。但至于我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是不是信仰以色列之神？那么我绝对是。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当我们的飞行员进出巴格达上空时，敌人搬出所有武器来对付他们。他们被迫面对高射炮、地对空导弹、战斗机——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保卫奥西拉克的——但却毫发无伤。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帮助我们胜利完成使命。”
“我之所以这么问，”费希尔慢悠悠地说，“是因为总统也是个虔诚的人，他对以色列生来有好感，我觉得您和他一旦相互认识了，渐渐地就能相处得不错。”
“您是什么意思，他对以色列生来有好感？”
费希尔投入而得意地笑了笑：“好吧，我自己曾经听他说过，尽管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分歧，但我们崇拜同一个上帝，所谓圣地也是我们大家的圣地。他说，我们所有美国人的祖先都来自世界的其他地方；除了以色列，没有哪个国家和我们更相像了。他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熔炉，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到这两国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是这么说的，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还有，他看上去对大屠杀的恐怖印象很深，我相信他有某种道德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保护以色列。”
贝京没说话，费希尔继续道：“战争期间，里根在军队的电影部门服役。一次，他洗印了一批有关纳粹死亡集中营暴行的保密影片胶片，那些影片显然让他受到了震撼，后来他选取部分最有表现力的胶片制作了一部彩色影片，名叫《我们不能忘记》（Lest We Forget）。他自己留了一份副本，这么做可能是违反规定的。不管怎么样，他还留着那电影，他说自己偶尔会私下里拿出来放映。据说，当他的两个儿子罗恩和迈克尔长到14岁时，他让他们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所以我说他的感受很深刻。”
贝京仍然一言不发。
“当然，您知道，里根政府和卡特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意见大不相同。”
一提到吉米·卡特的名字，怒气便在总理身上蔓延开来。他刻薄地说：“卡特先生在帮助我们与埃及达成和平条约这件事上，当然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然而有时候，当我认为有必要拒绝他那些可能置我们于险境的、过分单方面的让步要求时，他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还带有偏见。戴维营会谈之后，他甚至毫无理由地指责我在冻结定居点的问题上食言。这纯粹是误会，但他从此记恨上我了。”
“好，我想一旦厘清了目前伊拉克的这团乱麻，您会惊喜地发现，我们这位新总统是怎么看中东的。”
“您说，他会让我惊喜？”贝京问。
“首先，他仰慕您强硬的反共立场。他几乎完全通过冷战这面透镜来观察这个地区；非黑即白。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站在我们的一方，而许多阿拉伯国家是苏联的盟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比如对于黎巴嫩局势，他就是这么看的。”
总理半开玩笑地说：“我听说他出身好莱坞，有的时候会把电影和真实生活混淆在一起。”
费希尔笑了。“有些人确实说，在他心里，历史就是传奇故事，是善良勇敢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努力做正确的事情。据说他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草原上的小木屋》。”
屋子里再次陷入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贝京坐着沉思。关于里根总统对以色列的好感，他从别处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要是这些说法是真的，那么，举例来说，如果里根对逐渐恶化的黎巴嫩局势看法与贝京相同——叙利亚占领军在苏联的支持下支持巴解组织接管黎巴嫩南部地区，同时袭击了马龙派基督徒社区，制造了一块国中之国的武装飞地，以便不断骚扰以色列——如果里根总统确实也这么想，那么未来美国与以色列正式结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这意味着，华盛顿将不再把以色列仅仅看作是一个凭借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获得帮助的，有价值的小地方或附庸国，而是当作与美国肩并肩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真正盟友。因此贝京想，这就推动两个国家之间展开全面战略合作谈判。
马克斯·费希尔打断了他的思考：“巴德·麦克法兰（Bud McFarlane）那边有什么进展？”
巴德·麦克法兰是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里根总统派他设计出一份类似美以联合声明的文件，以便结束或者至少暂时平息双方因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而产生的争议，这样美国就可以继续向以色列交付美国飞机。
贝京表情阴郁地回答：“今天上午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但我们还没有在语言上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晚上会再次见面。”[33]
“您觉得他怎么样？”费希尔问。
“他看上去是个正直的人，但我感觉他并不十分喜欢这项使命。”
“您是指什么？”
“或许是他缺少经验，或许他很清楚正义在我们这一边，因此觉得把我不能接受的语言强加给我，并且暗示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受到谴责，这样做让他很尴尬。”
“我想，他的工作平息您的怒气，继续完成未竟的事情。”费希尔乐观地说。
“我希望您是对的。”
的确如此。当天晚上，俩人努力地寻找在法律上既能让以色列免除责任，同时又能让华盛顿乐于接受的语言，其间巴德·麦克法兰拿着一张贝京用铅笔写成的修订建议离开房间给白宫打了个电话。他很快就回来了，竖起拇指，脸上洋溢着笑容。“总统说，好极了！”他大声说。
1981年7月13日，双方一致同意的美以联合声明上写道：
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就以色列对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该核反应堆为伊拉克政府提供了发展核爆炸装置的选择。讨论是在朋友和盟友之间坦率而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两国政府宣布，上述行动之后可能出现的任何误解已经得到澄清，结果令双方满意。[34]
两国议员纷纷对此表示赞赏，而那些一度将矛头对准贝京的外国媒体则开始道歉。对贝京而言，让他最受感动的是一封由100名以色列议会成员——包括伊扎克·拉宾在内——签名的信，他们为他在袭击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领导力向他致敬。
直到十年以后，“歌剧行动”才画上最后一笔。199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送给在当年空袭时担任以色列空军司令的大卫·伊夫里（David Ivri）少将一张伊拉克反应堆被炸毁后的卫星照片。他在旁边的题词是：“感谢并赞赏1981年针对伊拉克核计划达成的杰出成就，它为我们的‘沙漠风暴’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尽管如此，梅纳赫姆·贝京在和马克斯·费希尔密谈时，除了解决与美国在巴格达突袭中的分歧之外，总理脑海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大幅提升以色列与美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得知美国新总统将以色列看作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伙伴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寻求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正式协议。为此他准备亲自到华盛顿与罗纳德·里根总统进行第一次会晤。
1981年7月13日，以色列炸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后，贝京总理草拟的美以联合声明，他希望以此结束和华盛顿之间的争论
1981年9月9日，贝京总理和里根总统在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