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里根总统特别喜欢夹心糖豆。他从60年代初戒烟的时候开始嚼糖豆，入住白宫时，他在总统办公室的书桌上、内阁会议室的桌上、客房里都放了透明的糖果罐子。“空军一号”上还有个特制的容器放糖果，以防飞机起飞、降落或遇到气流时糖果掉出来。有小报报道称，参加罗纳德·里根就职舞会的客人总共吃掉了4000万颗糖豆，其数量几乎等于他在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总和。
“我在开会或者做决定之前，先要把糖豆罐子传一圈，”1981年9月初，里根第一次见到贝京时打趣地说，“你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他拿的糖豆是同一种颜色，还是随便抓一把。来，拿一些。”
贝京咧嘴一笑，抓了一小把糖豆。“我刚加入议会的时候，有时候遇到特别无聊的辩论时，”总理愉快地告诉里根，“就会溜出去到电影院看您的电影，您可比我那些议员同事们有意思多了。为您的演艺生涯，我欠您一个情。”里根笑了。“您知道吗，”他说，“有些人问我，演员怎么能成为总统，我回答他们，总统怎么就不是演员呢？”
这个玩笑逗得俩人大笑起来。毫无疑问，里根和蔼的语气，颇有感染力的好性情让梅纳赫姆·贝京备感轻松。里根诚恳地要求，“请叫我罗恩。我可不可以称您梅纳赫姆？”——他说成了“梅纳克姆”——贝京听后开怀大笑起来。贝京假意推辞表示反对，“哦，不，总统先生，”他说，“我只是个总理，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所以，无论如何，请您对我直呼其名，但我不能这么称呼您。”
“您当然可以，梅纳克姆。我愿意。”总统说。
“既然这样，罗恩，那好吧。”总理很兴奋。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总统办公室的印花长沙发上，在场的还有两名做记录的助理——我是其中之一。长窗外是阳光明媚的玫瑰花园，总统旗帜的一侧是著名的托马斯·杰斐逊肖像，房间里到处点缀着纪念品、奖章和签名照片——这些都是总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小摆设，他曾是二流电影明星，也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州长。这个夏天，贝京在国内政治上获得了成功——击败西蒙·佩雷斯赢得了第二次大选——然而在国际上，以色列最重要的对美关系却更加紧张了。里根和贝京最早在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之后不久，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先进的军事设备再次导致双方产生分歧。贝京无法确定，里根的殷勤和蔼中有多少演戏的成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真诚的；然而他知道里根对以色列的钦佩之情是真的，而且他自己也因为选举胜利而深受鼓舞，因此他告诫自己要轻松看待里根的洒脱。
最高规格的接待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总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包括红地毯、仪仗队、飘扬的旗帜和乐队演奏等所有环节。里根总统衣冠楚楚、风度帅气，看起来比实际的70多岁要年轻十岁。他对受邀的上百名客人说：“我非常期待有机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总理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们会对以色列的安全和福祉恪守承诺。过去几年，中东在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道路上达到了里程碑，您强有力的领导、巨大的想象力和熟练的政治才能在其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接着，里根转过身直接面对贝京，嗓音几乎带着沙哑：“我知道，您把整个一生献给了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非常不简单。您从年轻的时候，就尝尽了饥饿和痛苦，但正如您所写的，您很少哭泣。有一次您却哭了——在您最热爱的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天晚上。您说，那天晚上您流泪了，因为‘那既是获得拯救的热泪，也是悲伤痛苦的眼泪’。好，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共同努力，也许总有一天，所有的中东人民将不再有悲伤痛苦的眼泪，只有获得拯救的热泪。愿平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与近处的人。”[35]
这番动情的致词触动了总理内心最核心的部分，他善意地回应：“总统先生，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中所有的牺牲、伤亡和苦难。最终，人类粉碎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奴役人类灵魂的暴政。”贝京以纳粹主义作为开头，接着猛烈攻击极权主义，用这样精心设计的措辞来吸引这位反共十字军的兴趣。他要让里根相信，在对付苏联的持久战中，美国完全可以将以色列作为忠实盟友：“二战后，人们相信我们已经终结了人对人的暴政。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又一个国家已经沦陷在极权主义手里。因此，自由仍然受到威胁，所有自由的男男女女都必须团结一致捍卫它，确保后代继续享有自由。”然后，他满怀感激地柔声说：“总统先生，感谢您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您提到了我的国家和人民，还有那些关于我人生的感人之语。我只是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中的一员，他们在漫漫长夜中遭受痛苦，战斗着，坚持着，直到看见太阳升起。”[36]
两国国歌响起时，所有人都立正站立。如果贝京此时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场奢侈华丽的欢迎仪式，他八成能猜到，这一切得归功于他十分信任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塞缪尔·刘易斯。大使说服总统身边的人，告诉他们一定要用最高的礼仪规格接待贝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国家的首脑看待，而不是一个顽固执拗的食客——总统身边的一些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随后俩人在总统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闭门谈话，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姿态。在贝京看来，总统有意通过公开展示俩人之间的友情打破僵局，以便让他有个难得的机会在闭门密谈中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可是，当他刚想张嘴谈谈美以关系、和平的希望、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黎巴嫩局势升级、巴勒斯坦自治谈判止步不前时，里根总统却打断他。可想而知，贝京有多吃惊，甚至还有点慌张困惑。里根说：“必须请您原谅，梅纳克姆，但我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得去内阁会议室和大家一起谈。所以我想说明”——他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盒小卡片——“几点。第一是……”
贝京直盯着里根，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总统竟然用呆板的口气给他念了一系列“谈话要点”，其中大多是标准地重申了美国在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上的已知立场。
里根是继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之后，我见到的第五位美国总统，他是其中唯一一个需要使用提示卡的总统。他中间停顿了两次，贝京以为是让自己发表意见，但并不是。里根只是停下来确认自己有没有念错而已。
这难道是因为里根不学无术，所以只能像个三流演员一样照本宣科地读卡片上的那些要点？其他所有总统都能全盘掌握材料；他们不需要教练，也没有提示卡。显然，里根的顾问们并不希望他毫无准备地就复杂的问题和别人交换意见，他们担心他迷失在错综复杂的议题中。因此，贝京只能坐着洗耳恭听。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色列在数百年间辩论家、谋略家、健谈者、诡道者辈出，在这个文化背景下，贝京是个天生的激情辩论家。而罗纳德·里根注定要成为一名历史上杰出的沟通者，他在吉米·卡特乏善可陈的执政岁月后唤醒了美国人的活力，恢复了国家自信，他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最终击败了共产主义苏联。但在他和贝京初次见面时所有这些并未显现，总统把卡片放回口袋说：“梅纳克姆，美国人就是这么看事情的。”贝京亲切地回答：“谢谢你，罗恩，说得很全面。”
“现在我们去内阁会议室吧。”总统说着，在前面带路走进隔壁的房间。会议室是一个殖民时期风格的房间，白色的镶板墙，黄铜枝形吊灯，金色的窗帘，巨大的橡木会议桌边摆放着真皮高背椅，高级助手们恭敬地站在椅子后面。贝京径直朝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走去，握住他的手假意道：“啊，温伯格先生，终于见到您了！认识您太高兴了。”
卡斯珀·温伯格身材瘦小，一头油亮的黑发，面无表情地报以彬彬有礼的回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他是贝京的崇拜者，军人出身的他体格强壮，热情地表示了欢迎。东道主把大家带到桌边，里根特别欢迎了最近刚刚获得任命的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内政部长优素福·伯格，伯格现在是处理长期停滞的巴勒斯坦自治谈判的以方谈判小组负责人。
里根坐到桌子中间面对贝京的位置，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卡片，以老练的深夜脱口秀主持人风格，温文尔雅地用最简短、最亲切的措辞介绍并欢迎贝京一行。他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份战略资产”，然后邀请总理再说点什么。
贝京答应了这个要求，他全面回顾了美以关系中所有相关问题，并且提到以色列是“美国对抗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主义，最可靠、最稳定的自由世界的盟友”。然后，他用极其谨慎的措辞补充道：“总统先生，您刚才说我的国家是一份战略资产。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我发现，其中有一点点高人一等的意味。我们拥有共同珍视的价值观，我们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利益融合，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是否可以公开确认，以色列不仅是一份战略资产，而且还是一个全面的战略盟友。”
贝京的这番话如果放在吉米·卡特的内阁会议室，必然会招来冷淡的目光和冰冷的拒绝。卡特曾经给所有助手发出明确指令，在描述美国与以色列关系时不得使用“盟友（ally）”或“联盟（alliance）”这样的字眼。实际上，此刻里根总统桌边有些人听了这番话确实有点不安起来。温伯格竟然还皱起了眉头。然而总统仍在全神贯注地听贝京发言，听着听着还轻声地笑起来，只听客人说道：“您知道，总统先生，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那首著名的诗，柏林的资产阶级绅士恳求情妇在这座城市最时髦的大街上散步时不要和他相认，他乞求她，‘不要在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上跟我打招呼。’我担心今天有人会对以色列说出同样的话。”
桌子四周的美国人要么一脸困惑，要么恼怒不快，但总统毫不在意。他满怀敬意地看着总理，肯定地说：“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会非常骄傲地和您相认的。”
里根说话的方式让贝京有一种直觉，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个心态开放的聆听者。要是每次出现政策分歧时都能和里根单独谈一谈——必然会出现政策分歧——两人必定能找到共同语言，解决问题。可是当他扫视了一遍坐在对面的一张张面孔之后，他知道总统身边的人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贝京受到鼓舞，继续道：“当然，在这样的同盟关系中，以色列资历尚浅，但我们毕竟是伙伴。而且，我敢说”——他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容，轻描淡写地低声说——“过去几十年中，以色列一定做过一两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有利的事情。我们非常感激这些年来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的帮助，但我想说，这并不是单向的——恕我直言，它不是一种慈善行为。”
他终于说了：他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以色列总理这么做过——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收受者，而且也是给予者。贝京发言的时候注意到，里根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总统环顾四周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但大家看起来都相当沉默，于是贝京抓住时机继续道：“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拟一份协议——关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我这里所说的‘战略关系’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防御。我们在五次战争中保卫了自己，我们从未要求任何国家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牺牲士兵的性命。如果战争再次爆发，我们会继续保卫自己，但愿上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说的是，在中东地区为保护我们共同的利益进行战略合作，这个地区是苏联扩张主义的目标，自二战结束以来苏联从未表现得如此咄咄逼人。”
卡斯珀·温伯格一双灰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贝京。他似乎有所保留地嘟囔了几句。相比之下，亚历山大·黑格倒是友善得多。
里根总统说：“我觉得总理的建议是个好主意。我们来研究一下。”
梅纳赫姆·贝京听到这里倏地站起来，浑身充满能量。美国总统给予以色列一个全面战略同盟的地位，这一刻他已经等待很久了。因此他说：“总统先生，请您允许我邀请国防部长沙龙给大家说几个想法，他或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个概念。”
“当然可以，”里根回答，“请讲。”
沙龙因为粗壮的腰围、专制的作风及其军事胆识，经常被人称作“推土机”。此刻他站起身，拿出一套地图，详细介绍了以色列和美国在战略上可能展开合作的方式。温伯格一直对美国与主要阿拉伯国家——最主要是沙特阿拉伯这个他在加入里根政府前曾有过密切接触的国家——的关系非常敏感，沙龙来势汹汹的风格让他涨红了脸。美国方面的其他代表则相互交换着不安的眼神，但沙龙继续不为所动地说着。他提出，这实质上是一个广泛的共同防御条约。贝京感觉到桌子周围的人情绪越来越不安，于是建议总统授权两位国防部长进行商议，以便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好主意。”黑格说。
“那你们二位何不在一起研究下，看看能不能在这个领域想出些解决问题的办法？”里根对温伯格和沙龙说。
温伯格看上去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他显然很恼火，没想到总统会要求他和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人商议一份他完全反对的协议。[37]
第二天，总理接受了以色列电台的采访：
问：您刚才提到和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并且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原则性协议。这份备忘录有什么深远的影响？
答：我听说国内有些人认为，整个战略安全合作备忘录归结起来就是一点点物资储备，盖几座医院。并非如此。我们谈论的是真正的合作。我们目前还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但我们已经就此在原则上达成一致。这其中有很多细节，难度很大。我们谈论的是陆地、海上和空中的真正合作。
就在以色列电台播放贝京讲话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嘱咐他的高级助手们：“我不想公开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不提就不提。以色列当然会大张旗鼓。他们想要一份包含大量细节的，具有约束力的公开文件。我们根本不会同意这么做。无论签署什么，它都得是一般性的，内容空洞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在阿拉伯世界面前为它进行辩护。我想让谈判在华盛顿举行。清楚了吗？我要亲自掌控整个过程。”[38]
他确实掌控了整个过程。
初步会谈后不久，几周之内，以色列国防部向五角大楼的谈判人员递交了一份29页的小册子，其中包含一份关于军事合作建议的全面清单。这催生了更进一步的反反复复的谈判，就像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人所说，“就像在洗衣机里，有时候进行得很顺滑，水是暖的。然后突然之间，凉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你被调转了方向，不知怎么一下就撞到了头。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一方面，事情在沿着总统的方向史无前例地行进着；另一方面，他的国防部长在拆台。”[39]
沙龙很快就对整个概念失去了幻想，他想洗手不干了，但贝京让他继续坚持。如果实在达不成什么结果，贝京就要寻求一个联盟的象征。他最后得到的是一份700字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内容。1981年11月，沙龙和温伯格在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晚宴上悄无声息地签署了这份备忘录。在刻意操作下，整个签署过程十分低调，没有邀请新闻界，五角大楼甚至没有在事后向媒体做例行的通报。温伯格与沙龙也没有留下签署文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