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贝京对掺了水的战略合作协议心怀疑虑，但1981年10月6日下午这一切都被抛到了脑后，因为他得到一个惊人的坏消息。贝京的和平伙伴——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去世了，他在开罗的一次阅兵式上遭到伊斯兰狂热分子刺杀身亡。
“你确认他死了？”贝京倍感震惊，猛地吸了口气，“这个消息绝对可靠？”他问电话那头通报消息的波兰将军。那天，总理通知我到他的住处记录材料，我听见这个消息僵直地坐在那里，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中。
弗利卡的回答显然有点含糊，因此贝京说：“我需要完整的，最终的确认。”接着，他嘱咐我：“打开收音机。听听国外电台是怎么报道的。”
我摆弄着他书桌上的收音机，开始搜索短波频道。美国之声正在说，萨达特受了伤，但并没有生命危险。蒙特卡洛电台说，萨达特的两名保镖当场死亡，但他毫发无伤地被带走了。然而英国广播公司毫不含糊地宣布，埃及总统遭到了暗杀。
贝京的表情非常痛苦，就像他自己遭到了枪击一样。“如果BBC这么直截了当地宣布了，那就是真的了。”他说。然后他又发话道：“请帮我接通弗利卡。”
“弗利卡，”他用命令的口气道，“立刻联系总参谋长。我们必须全面警戒以防发生任何意外。谁知道开罗到底怎么了。这也许是场政变。”
国防部长向他保证所有的预防措施已经就位，贝京连连点头，“好，好，好。”
他回过头对我说：“我要跟耶歇尔说几句。”
耶歇尔告诉他，终于打通了派驻开罗的大使摩西·萨松（Moshe Sasson）的电话，大使目睹了枪击过程，并且确认萨达特已经死了。
“告诉他，”贝京下指令道，“让他通知埃及人，我想带一个以色列官方代表团参加葬礼。”
这个想法仿佛触到了某一根神经，他好像刚刚听到这个灾难性结果似的，整个人突然紧张起来，脸色愈发阴沉，他痛苦地叹息一声，重重地靠在椅背上喃喃道：“天知道这件事情会对和平条约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本来打算几个月之内在西奈完成最后的撤军，拆除那里的定居点。”
“您要不要发布一份吊唁声明？”我小心翼翼地问，生怕惹他更加心烦意乱。
“是的，是的，当然。”他回答着，于是口授道：
萨达特总统是被和平的敌对者谋杀的。他做出了访问耶路撒冷的决定，并且受到了以色列人民、以色列议会和以色列政府的款待，这一切将被铭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作为埃及总统和我作为以色列总理共同签署两国之间和平条约的时刻。我们在一次次的会面中建立了个人友谊。我不仅因此失去了和平的伙伴，而且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们希望将和平进程继续下去，这也正是萨达特所希望的。[40]
然而每个人都在疑惑，和平进程真的能继续下去吗？
随后一周的星期五，梅纳赫姆·贝京与三位高级部长一起飞往开罗出席国葬，他们的到访令埃及当局面临双重困境，感到非常不安：一方面是这次访问必须具备的安全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众多与以色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出席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礼宾难题。而且，葬礼被安排在周六——安息日——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以色列人拒绝在这一天乘坐装甲车，而是坚持要从住处步行至葬礼现场。以色列人的胆量令人吃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体力付出，但对埃及人来说这绝对是一场噩梦。
1981年10月10日安息日，贝京总理带领包括伯格、沙龙和沙米尔等部长在内的以色列代表团赴开罗参加萨达特总统的葬礼，他们为尊重安息日习俗，一路步行加入了送葬队伍
图片来源：尼诺·赫尔曼、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然而，一切都很顺利。周六晚上，一身疲惫的总理向等候多时的新闻界发表讲话。他告诉大家，他和同僚们感觉参加这场葬礼非常重要，此举一是向和平伙伴表示尊重和敬意，二是向吉安·萨达特夫人及其全家表达个人慰问。“那些前去表达慰问的人，”他说，“都反过来得到了她的安慰。她对我们一行人说，‘我一直担心失去他。但上帝比那些杀死他的人更强大，他把生命献给了和平，和平必须继续下去。’”
“总理先生，”一名记者问，“和平进程真的能够继续下去吗？”
贝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相信它会的。我和候任总统穆巴拉克私下里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们主要就在谈这个问题。我们俩毫无疑问地认为，这即将成为事实。”
“总理先生，以色列人非常关心埃及政权的稳定。您刚从那里回来，能对此说几句吗？”
“没有理由相信埃及的政局不稳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痛失亲人的政府，他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几天之内，新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就将宣誓就职。”
“您能不能谈谈，您和候任总统穆巴拉克的关系？”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见面时出现了非常能体现人性且戏剧化的一刻。我们俩相向而行，向对方伸出手，而且我们俩绝对发自内心地同时开口说了句，‘永远和平。’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任何事物能永久保持。但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两个人会致力于建立一种可以让子子孙孙继承下去的和平。”[41]
萨达特遇刺几周后，11月的一天晚上，梅纳赫姆·贝京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滑倒了。他试图站起身，却浑身疼痛难忍。他疼得直皱眉头，大声叫妻子来帮忙，可是卫生间里收音机的音量太大，淹没了他的叫喊声，妻子听不见。
幸好贝京夫人很快凑巧来到卫生间。一打开门，她就看见丈夫俯卧在地板上。
“梅纳赫姆，出什么事儿了？”她惊慌失措地问他。
“我摔倒了。”
“那你起来。”
“我起不来。”
他们的女儿利亚听见之后跑过来问：“爸爸，你怎么了？”
“我摔倒了，爬不起来。你们让我在这儿躺一会儿，我再试试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妻子和女儿略微商量后，决定最好还是把他轻轻扶起来，抬到床上去。
“别动，”总理的表情很痛苦，“你们没力气，只会让我更疼。我可能什么地方骨折了。把警卫叫来。我告诉他们怎么扶我。”
几分钟后，两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来到总理身边，等着他发指令。“把手放在我背后，一鼓作气把我抬到床上去，”他交代他们，“但是请你们不要拉扯我的四肢。”
一辆救护车把总理送到哈达萨医院，给他做检查的是三名高级医师，其中包括他的私人医生默文·戈茨曼（Mervyn Gotsman）。X光检查的结果是左股骨骨折，医生很快给他动了手术。事后，由于认为公众有权利知晓有关他们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每一个细节，贝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生动的细节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以及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眼前被屏障挡住动手术的大腿，麻醉药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心中的所思所想：
手术开始了。而我并不知道。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我在跟旁边的戈茨曼教授说话。突然，我听见了锤子砸钉子的声音。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我却没有感觉。我没有去数到底砸了多少下，但我认为锤子断断续续地敲打了九下或十下。过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手术就快结束了，一切都非常顺利。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说手术完成了。[42]
18天后总理出院，开始了漫长的恢复期。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有时候疼痛把他折磨得几乎动弹不得，药物又让他疲乏不堪。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四处活动。他无法在办公桌上舒适地工作，只能坐在办公室角落的沙发上管理政府运行。而比身体不适更让他焦虑的是国家和家庭：经济一直处于低谷，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一些内阁成员为一点小事的争吵也让他失望不已；而最令他忧虑的是，他心爱的妻子阿莉扎已经患哮喘很长时间，身体变得非常虚弱。
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独自坐在公寓里，陷入了深深的忧思。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晚间新闻，他似听非听，房间里像地窖一样安静。然而，突然之间，他的耳朵竖了起来，播音员正在引用科威特报纸上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发表的一份声明：
即便巴勒斯坦人愿意屈尊让步，他也不会承认以色列。只要战略平衡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就不可能达成和平。他呼吁阿拉伯国家坚持拒绝主义的立场，直到获得必要的力量，以便按照阿拉伯人的要求向以色列提出和平的条件。
贝京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突然冒出的一层汗，沉思起来。叙利亚的局势恶化了许多。叙利亚人几乎占领了黎巴嫩，并在其领土上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牵制了以色列的空中自由。更糟糕的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控制了黎巴嫩南部，正从那里向以色列北部更频繁地发动致命袭击。这样的局势反过来也损害了以色列-美国的关系，因为里根总统明确表示反对以色列为清除巴解组织入侵黎巴嫩。
总理拿起电话拨给耶歇尔·卡迪沙伊。“耶歇尔，请找一份戈兰高地的人口资料，马上给我回电话。”
半个小时后，耶歇尔打回电话。“戈兰高地大约住着一万至两万德鲁兹人，还有几千名以色列定居者，其余就没有了。”他汇报说。
贝京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忍着痛去思考。戈兰高地高于农田肥沃的胡拉山谷约600米。这块地方如果掌握在友邻手里，无关紧要；可一旦落在敌人手中，那就是个战略噩梦。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了戈兰高地，因此结束了叙利亚对山谷中村庄城镇的连年轰炸。“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几乎占据了戈兰高地，叙军推进到通向海法的公路。哈菲兹·阿萨德是所有阿拉伯领导人中最难对付、最不肯妥协的一个，他屡次扬言，叙利亚绝不会承认以色列。那还等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烟稀少的重要战略高地置于军政府的法律边缘，而其实，只要通过一项简单立法，它便可以被纳入以色列的主权范围内。现在正是绝好的时机，国际社会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危机和阿根廷的动荡上了。在波兰，共产党人正在镇压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而阿根廷即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英国开战。
贝京明确地安排行动。“耶歇尔，”他吩咐，“明天上午首先在我的住所安排一次特殊内阁会议，提醒议长下午晚些时候安排一次立法会议。还有，告诉司法部长给我打个电话。”
耶歇尔·卡迪沙伊是最称职的总管，他没有打听这一切的原因。
第二天上午，总理对倍感震惊的部长们说：“先生们，我要向你们提议立一部《戈兰高地法》。”他笔直地坐在轮椅上，部长们在他身边围成了一个半圆。
“什么法？”一位部长问。他事后告诉我，当时他心里在想，是不是药物对贝京的大脑产生了影响。其他人则被这个突如其来、野心勃勃的想法怔住了，他们坐在那里一个劲地琢磨，他们的这位领导人到底怎么了。
“我和司法部长商量过了，我希望再仔细检查一遍我所说的‘戈兰高地法’的措辞。”总理回答。他引述了这部法律的几个条款，然后解释道：
“以色列独立后，叙利亚人控制了戈兰高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能对高地之下，我们的村镇平民做些什么。叙利亚人把成千上万的人投进地狱。他们怀着深深的宿怨从高地上开火，在整个地区实施血腥恐怖统治。他们的目标是男人、妇女和儿童，袭击造成大量死伤。据说，那些在那山谷出生的孩子都被称作‘避难所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每次警报一响——次数相当多——他们就要奔向避难所逃命。毫无疑问，在戈兰高地这一问题上，以色列全国实际上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不能从戈兰高地上撤下来，把它交还给叙利亚人，永远不能这么做。”
“那么您有什么建议？”有人问。
“我提议将以色列法律用于戈兰高地。”
“这是不是相当于吞并？”另外有人问。
总理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故意不想听见。“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无限期地等待，寄希望于有一天，叙利亚统治者会表现出和平谈判的意愿。我个人对此不存在幻想。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议会呼吁叙利亚总统访问耶路撒冷，或者，他邀请我到大马士革进行和平谈判。近15年来，他拒绝了历届以色列政府的各种提议。但最重要的是，我昨晚听到了他最新的一次拒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详细说明了原因。”
“他是什么意思？”刚才提问的那位部长满腹狐疑地问。
“内阁应该知道，我们从极为可靠的消息源获得了有关最近召开的非斯会议[43]的情报。叙利亚外交部长在会上宣布，”——贝京拿起一份标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整了整眼镜——“他宣布，我来引用一下他的原话，‘我们阿拉伯人绝不能提出任何和平建议。我们必须情愿等待一百年甚至更久，直到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衰落，然后我们再采取行动。’”他把文件放在轮椅旁边的一张小桌上，又拿起另一份。“就在昨天，阿萨德总统还公开说了同样的话。我从收音机里亲耳听见，而且今天的阿拉伯媒体的评论中也出现了这些话语。”他语气确凿地引用了科威特报纸的内容。
“所以我要问问你们，既然知道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既然他们只有到了感觉自己变得很强大，或者我们变得很衰弱（但愿不会如此），他们具备足够的资本开列条件时才会谈和平，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难道以色列还要再徒劳地等着叙利亚来和谈吗？与此同时，叙利亚正在黎巴嫩扩大控制范围，杀气腾腾的巴解组织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南部。我们还要等什么？”
有人担心地问：“您认为，联合国对您提出的‘戈兰高地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很明显，我的提议是个大胆的动作，我毫不否认，它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其一，我预计会有一项安理会决议对我们进行严厉谴责。”
“那么美国呢？”另一位部长问道，“您认为里根会怎么回应？”
“十有八九，美国人会支持这样的联合国决议，而且美国人自己还会提出直接抗议。我们的美国朋友会说，‘戈兰高地法’是一种单边行为，他们不会承认。美国国务卿黑格或者里根总统自己就会用这样的语气给我写一封信。我们会在回信中告知我们的真实想法——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认为在当前面临的环境下，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有效的。”
坐在贝京身边的不少人依然面露不安之色，于是他激动地继续道：“出于对我们伟大的美国朋友的尊重——我们最近和他们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的政府是民选政府。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奇想，也不是一时的任性；我们讨论的是国家的生存和未来。‘六日战争’后，我们已经足足等待了15年，在这个地球上，谁也没有权力倚仗权势强行要求我们在‘六日战争’结束后去和叙利亚谈和平，我们一次次地遭遇阿拉伯人的拒绝主义。”接着，他更加坚定地说道：“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会在这件事情上尽可能地支持政府。因此，我建议今天下午将经内阁同意的《戈兰高地法》提交议会立法通过。”[44]
接下来的部长讨论并没有总理设想得那么顺利，但最终所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下午，所有人到议会落座，总理请求议长允许他不站上讲台，而是坐在轮椅上原地做了开场白。
“议长先生，出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请允许我今天在这里发表讲话，”他用庄严的议会发言语气说，“而且请允许我破例坐着发言。”接着他重复了之前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当天议会以63对21的多数通过了《戈兰高地法》，这立即在华盛顿引发了一场风暴。
“你要知道，”里根总统对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说，后者曾经与卡斯珀·温伯格意见相同，“相比伊拉克的反应堆，这个《戈兰高地法》更让我心烦。我现在发现，以色列的单边行动将中东和平进程大大地复杂化了。”
1981年12月14日，贝京总理在议会
图片来源：尼诺·赫尔曼、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坦白说，我觉得被出卖了，”黑格生气地表示赞同，“我没想到会这样。我赞成您让温伯格去谈谅解备忘录，因为我以为，无论备忘录的内容多么模糊，确立了正式的伙伴关系后他们就不会再做出类似轰炸奥西拉克那样让我们吃惊的事情了。我当时还想当然地以为，从现在开始，以色列在采取如此激烈的单边行动之前会和我们充分商量。”
“备忘录中要求他们必须和我们商量了吗？”总统问。
黑格耸耸肩，他微微眯起眼睛，眼神犀利地回答：“备忘录中说得没这么具体。确切地说，以色列从未许诺会和我们商量，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作为战略盟友不该对影响如此之大的行动事先一无所知，这件事显然影响了双方的利益。”
“那你有什么建议？”总统倒出几颗糖豆放进嘴里。
黑格字斟句酌地从容回答：“好吧，总统先生，我认为不能再像上次那样，采用延迟交付军机的方式，万一伊拉克发生战事，那会削弱以色列的防御能力。但我们必须向贝京先生传达一个信息，明确地让他记住，不能再让我们毫无准备地陷入被动。”
“怎么说呢？”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澄清双方之间的基本规则，这样我们就知道以后该如何相处。不能再搞意外举动！因此，我建议推迟签订贝京很想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而是先共同复审一下双方对协议内容的解释，以及以色列这次行动的影响。”
总统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亚历山大。这就对了，就这么办。”
“那我通知大使，总统先生。”国务卿答道。[45]
第二天，塞缪尔·刘易斯大使给耶歇尔·卡迪沙伊打来电话：“耶歇尔，我要约见总理。事情非常紧急。”
“什么事情这么急，山姆？难道是耶路撒冷这里有人让华盛顿头疼了？”
向来随便的耶歇尔喜欢和美国大使开玩笑，大使深知这一点，兴致勃勃地接了招。
“算是吧，”他回答，“我老板让我带信儿来了。”
“好吧，我觉得总理也有消息要带给你老板。”耶歇尔说着，似乎在玩味贝京先生要对刘易斯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总理在住处接待大使。总理坐在椅子里，一条腿架在板凳上，旁边的桌子上堆满报纸。
二人都很欣赏对方。贝京欣赏刘易斯彬彬有礼、细腻老练的外交艺术，因此大使和他极富魅力的夫人莎莉成了以色列精英社交圈的常客。事实上，刘易斯在任驻以色列大使的八年间，经历了卡特和里根执政时期，他在以打下了很广的人脉，而且很受信任，不管持何种立场的政客，在他们心烦意乱的时候都会不时向刘易斯吐露一番心声。
“山姆，来。”贝京见刘易斯和一名记录员出现在门口，便招呼道。
“您感觉怎么样了，总理先生？”大使跟他握手，一边热心地询问。他注意到总理的颧骨和下巴看上去比以往更突出了，且眼里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好多了，谢谢你，”总理努力用轻松的口气回答，“现在的麻烦是，我的腿不能弯曲。山姆，你知道的——犹太人只对上帝下跪。”
刘易斯猜不透这到底是一句戏言，还是一句反抗宣言。
刘易斯和屋子里的另外两个人握了手——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和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俩人生硬地嘟哝了声“Shalom（您好）”，便只是瞪眼看着他。总理请刘易斯坐下，伸手从旁边拿过一叠纸，绷着脸语气强硬地开始了长达几乎一个小时的演讲。他从头至尾没有停下来看手里的材料，声如洪钟地列举几十年来叙利亚种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们从戈兰高地对胡拉山谷的居民发动无休无止的进攻；“赎罪日战争”期间叙利亚几乎占领了戈兰高地，以色列为打退他们做出了巨大牺牲。最后他说：“大使先生，我个人有个非常紧急的消息要告诉里根总统，请您立即转告他。”
“当然可以。”刘易斯之前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
“大使先生，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政府惩罚了以色列三次。6月7日，我们摧毁了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我们丝毫不怀疑，那个反应堆总有一天会启动。因此，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拯救行动。然而，你们却违背了交付F-16战机的书面合同，宣布以此惩罚我们。”
“那不是惩罚，总理先生，只是延迟——”
贝京急急忙忙地继续往下说，刘易斯听得出来这场暴风雨时间不会短。“不久后，我们轰炸了巴解组织在贝鲁特的总部——出于自卫，巴解组织屠杀我们的人民，其中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令人遗憾的是，那一次造成了平民伤亡，于是你们又惩罚我们。你们推迟交付了F-15战机。”
“对不起，总理先生，它不是——”
“你们凭什么在有平民伤亡这件事上教训我们，大使先生？我们想尽办法避免平民伤亡。我们有时候为了避免伤亡，还要让士兵们去冒险。我们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使先生。我们知道，在我方军队和敌军打仗时，平民会遭遇什么。我们也都熟悉越南战争，我们知道你们所谓的‘敌军死亡人数统计’是什么意思。”
“总理先生，我必须澄清——”
“一周前，在政府的建议下，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戈兰高地法》，你们再次宣布要惩罚我们。这是什么话——惩罚我们？我们难道是附庸国吗？我们难道是香蕉共和国[46]吗？我们难道是犯了错误就要挨揍的14岁小男孩吗？”
“这不是惩罚，总理先生；这只是推迟，直到——”
“我告诉你，大使先生，这个政府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过，他们遭受过苦难。你们的惩罚不可能，也不会吓倒我们。我们不会理睬各种威胁。但我们愿意服理。你们没有权利惩罚以色列，我抗议你们使用这样的词。”
“可是我们没有用这个词。我们的意图是——”
“对不起，大使先生，你刚才宣布，你们打算推迟签订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至于它什么时候继续推进，现在取决于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治谈判的进展，以及黎巴嫩局势。”
“根本不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你们想让以色列受制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我把你们的声明视为，美国政府宣布放弃达成谅解备忘录协议。我们不会让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以色列人民在没有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已经生活了3700年，我们还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继续再过3700年！”
“请允许我解释——”
“另外，在对我们实行经济制裁这件事上，你已经违背了总统的话。国务卿黑格在这里时，他向我们宣读了一段美国总统的话，内容是美国将从以色列采购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和其他装备。现在你说，这项承诺不算数了。这违背了总统的诺言。这合适吗，大使先生？够了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是想从经济上打压我们？”
“您要是让我解释——”
“1946年，就在今天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生活着一个名叫贝克的英国将军。今天，住在这座房子的人是我。在我们和他作斗争时，他称我们是恐怖分子，但我们还是继续斗争。当我们摧毁了他设在大卫王饭店的总部时，贝克说，‘你只有从经济上打压，才能严惩他们。’他向英国军队发布命令，禁止他们进入犹太人的咖啡店。他说的是‘从经济上打压’，这是贝克的逻辑。好，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参议院为赢得多数席位而同沙特达成的军火交易，要搭配上一场丑陋的反犹活动。”
“并非如此——”
“就是如此。一开始是喊口号，‘要么贝京，要么里根！’——意思是，反对和沙特做交易就等于支持我这么一个别国的总理，也就意味着对美国总统不忠诚。难道像肯尼迪、杰克逊、莫伊尼汉、帕克伍德，当然还有博希威茨（Boschwitz）这样表达反对意见的杰出参议员，他们都是不忠诚的公民？他们是吗？接着，又有口号称，‘我们绝不允许犹太人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好，我告诉你，大使先生，没人可以恐吓伟大而自由的美国犹太社区。反犹宣传吓不住他们。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这是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支持它。”
“总理先生，您当然不会相信——”
“有人说议会通过的《戈兰高地法》最终会被放弃。‘放弃’这个词，大使先生，是宗教裁判所传下来的概念。我们的祖先宁可走向火刑柱，也不愿意放弃信仰。我们现在不用走向火刑柱，大使先生。感谢上帝，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独立，捍卫我们的权利。放弃《戈兰高地法》——”
“我们只是建议做一次复审——”
“放弃《戈兰高地法》，这才是你们想让我们做的事情，这并不取决于我。它取决于以色列议会。我坚定地相信，没有哪个人能够让以色列议会放弃这项法律。所以，请你转告国务卿，《戈兰高地法》继续有效。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能够废除它。”
刘易斯显然已经忍无可忍。他甚至顾不上客套，反击道：“总理先生，您还没有允许我作解释。我当然会把您个人的紧急消息转达给总统。但与此同时，我也有消息要告诉您，朋友和盟友之间不应该存在意外。在影响到另一方利益的事情上，一方应该与其进行协商。”
“你说得对，但是在这次的事情上，之所以存在意外，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难堪，免得你们在面对阿拉伯朋友时陷入窘境。如果我们提前告知我们的意图，你们必然不同意。我们不想在被你们否定之后继续立法，所以就只能这么办。”
在大使看来，这接二连三的质问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点偏执，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于是起身告辞，开车回到特拉维夫的大使馆，把电报发了出去。在驶离耶路撒冷的途中，他打开收音机，完全被听到的内容搞糊涂了。
“我真不敢相信，”他满面愁容地对记录员说，“难道这就是贝京要传递给美国总统的私人紧急信息？天啊，华盛顿方面对此肯定会有话说的。”
他从收音机里听见的是，以色列内阁秘书长正在贝京的住所外，逐字逐句地用英语向外国记者们重复贝京刚才长篇大论中言辞最激烈的那部分内容。
白宫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美方认为总理的措辞非常过分，语气很不恰当，认为以色列此举公然冒犯了美国大使。当天，里根读着报告，看上去非常困惑。他挠挠头喘息着说：“好家伙！贝京这家伙，真的很难和他做朋友。”
没过多久，刘易斯大使陪同一名资深参议员同贝京见面，评估当下骤冷的形势。见面结束后，大使开口道：“总理先生，我有些话想告诉您。是有关我个人的。”
贝京亲切地看着他：“说吧，山姆。你有什么想法？”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欺骗和狡诈。
“是关于您让我转达给总统的私人紧急消息，”刘易斯说，“那天我刚离开，您就立刻授权媒体发布了消息。说得客气些，这么做违背了外交惯例和实践。您这么做，让我觉得您把我当成了傻瓜。”
“但是当然，你会发现我所说、所做的并不针对个人，”刘易斯的怨恨让总理感到意外，“我考虑的是贵国政府的行为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必须当场向我们的人民充分告知我们的立场，我们需要澄清，我们也是有红线的。”
“是的，但我还没离开耶路撒冷，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您的发言人在逐字逐句地引用您对我说过的话，而我以为那是要转达给总统的私人消息。”
贝京抿着嘴沉思着，然后说：“我只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山姆。我想到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戈兰高地这一事关我们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如此大的意见分歧——而且目前也是如此，我感觉我的公众有权利知道你我之间都谈了些什么，以及我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如果我冒犯了你个人，那我向你道歉。请原谅。”
总理悔悟的语气让山姆·刘易斯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困惑。他从未想过这个最骄傲的人，竟然会如此谦卑地向别人道歉。[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