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巴解组织直接违反美国主导的停火，持续不断地进行恐怖袭击，就表明战争的警示黄灯已经亮起，那么1982年6月3日他们企图暗杀以色列德高望重的天才外交家——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Shlomo Argov）即暗示着战争的红灯已经亮起。当天大使在伦敦参加一场宴会，他在离开多尔切斯特酒店（Dorchester Hotel）时头部遭到枪击。一名专家称，自从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还从来没有哪个暗杀小组——这次是巴勒斯坦人——采用如此类似的手段制造战争。
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早，总理找到国家宗教党党首优素福·伯格博士，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紧急商讨。他要劝说伯格支持国防部长沙龙制定的一份计划，允许以色列国防军大举进入黎巴嫩南部赶走巴解组织恐怖分子。贝京了解伯格是内阁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对此类计划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但他希望这份计划能够获得内阁的一致同意。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打击他们，”伯格说，“但是不要搞全面的地面入侵。”
优素福·伯格生性机智诙谐，胖胖的脸颊上一双眼睛亮闪闪的，目光相当敏锐。他同时还是个受命担任圣职的拉比、哲学博士，掌握八种语言，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担任议员。他曾经在六任总理麾下领导过多个政府部门。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深深了解，黎巴嫩的灾祸一旦爆发，就很难收场。
美丽的黎巴嫩曾经是一个平静的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种族和宗教纷争之后，陷入严重的宗派分裂。浩劫、屠杀和背叛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什叶派反对逊尼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德鲁兹派；基督教派反对逊尼派和什叶派；德鲁兹人和基督徒反对叙利亚人；简而言之，黎巴嫩已经成为一块被诅咒的土地，巴解组织发现，在那里可以轻易地建立一片强大的武装领地——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
“我们已经开始空袭他们在贝鲁特的基地，但他们还在沿着边境线持续不断地轰炸我们的村镇。这是绝不能容忍的！”贝京对伯格的告诫回应道。
“但是，全面战争让人更加不能容忍。”伯格很坚决。
“优素福，我们绝不能让大使白白受袭，”贝京不耐烦地反驳，“阿尔戈夫大使是他们精心挑选的目标，因为他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是这个国家的象征。袭击大使就相当于袭击这个国家。”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不是在谈国际协议。”伯格的话音里带着辛辣的讽刺。
贝京严肃地看着他：“那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使用武力回应，不把这些杀手除掉，我们就会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伯格的想法看起来出现了点变化，他的眼神黯淡下来。“如果我支持这个计划，”他问，“大约会造成多少伤亡？”
贝京忧心忡忡地望着他：“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不安，相信我。我们会有伤亡。只有傻子才会说，这是要打一场胸有成竹的仗。巴解组织的暴徒手里有苏联提供的先进武器，他们会奋力打仗。但我们的国防军会更加勇猛，我们会击败他们的。”
“是的，我们会赢。可我还是要问，代价有多大？”
贝京用缓慢而庄严的语气回答：“我们会尽一切可能防止人员伤亡。鉴于这次行动性质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的村镇转移到恐怖分子的火力射程之外——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边界，把敌人往回赶40公里——我确信伤亡率将相对较小。但不可否认，军事行动意味着损失，损失意味着失去亲人和成为孤儿。如果‘加利利和平行动’——预期行动的代号——成功地将加利利北部地区从永久的威胁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将是一桩有价值的成就，即使这种平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可是一旦我们撤走，恐怖分子就会重新集结起来，回来骚扰我们，你怎么能管这个叫成就呢？”
贝京的眼神坚定起来。“我告诉你，尽管我无法作出任何最终的承诺，但现在发起这项行动，我们可以确保摧毁并根除大部分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如果能消灭成千上万的恐怖分子，那也是一桩成就。”
“那么叙利亚人呢？”伯格问，“他们在黎巴嫩北部和东部部署了3万人的部队，还有地对空导弹。”
“我们的目的，”贝京语气谨慎，“是尽量避免和叙利亚人发生正面冲突，除非他们非要和我们正面交锋。”
“很好！那么‘加利利和平行动’结束后呢？我们去哪儿？”
“我们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不是江湖骗子，当然不可能保证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们介入之后会使黎巴嫩基督徒获得上风。也许这次行动能一并摧毁巴解组织背后的靠山。现在我只能说，我们一旦结束‘加利利和平行动’，就可以考虑如何巩固战果。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不会留在黎巴嫩。以色列绝不寻求黎巴嫩的一寸领土。”
伯格苦笑着问：“你通知我们的美国朋友了吗，免得他们再抱怨我们让他们措手不及？”
总理愤愤地叹了口气：“有，也没有。沙龙上个月在华盛顿，他基本上就已经对国务卿黑格和其他人警告说，如果我们对不断发生的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剧烈反应，他们不应该感到诧异。”
“他们有什么反应？”
“黑格当然同情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毫不怀疑我们固有的自卫权。但他没有给我们开绿灯。他也许是亮起了黄灯，但我也不会指望他。”
伯格一言不发，凝视着贝京书桌旁墙上的地图。地图最上方深棕色的区域是加利利山脉，它那崎岖的斜坡、深深的沟壑和干涸的河床延伸进入颜色更深的黎巴嫩南部。也许伯格此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阿夫朗姆，他是一名预备役伞兵军官，几乎肯定会被征召上前线，到这片令人生畏的断裂地带投入战斗。
贝京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动情地说：“优素福，现在的问题是，谁会占上风——是禽兽压倒我们，还是我们压制禽兽？这个决定得我们来做。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犹太人不畏惧任何势力。我们不会坐等美国人或联合国来救我们。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如果我们不愿意自我牺牲，那就会出现另一个奥斯维辛。如果我们必须为自卫付出代价，那就来吧。是的，战争会流血，会夺走亲人，会产生孤儿——这些事情想想都可怕。但是，当我们的人民正在加利利流血，而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流血，此时难道还有谁会疑惑我们该怎么办吗？”[50]
6月5日周六晚上，总理召集内阁为第二天一早即将打响的“加利利和平行动”进行最后的投票。一共有三人弃权，其中就有伯格的一票。次日，塞缪尔·刘易斯大使赶到耶路撒冷向总理递交了里根总理的一封紧急信：
亲爱的梅纳赫姆，
阿尔戈夫大使遭遇枪击以及随后的暴力升级之后，我相信您已经了解，我们正在努力与欧洲和中东各方接触，敦促他们不要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在我们持续努力的同时，我希望您将……尽一切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行动，以免扩大冲突，甚至给以色列带来更大的伤亡。
……
我希望您认可，各方有必要共同努力达成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将重新创造出一个稳定、安全的黎巴嫩，并最终给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确保局势不会在最近几个小时的暴力基础上更加恶化。如您所知，以色列的安全一直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谨致问候
罗纳德·里根
总理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总统先生，我的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您的同情、友谊和理解之词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直在与给阿尔戈夫大使动了手术的外科医生保持联系。他是一个出色的医生，昨天晚上他刚从伦敦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尚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预后。然而，似乎已经很清楚，大使即便在这次暗杀行动中能够幸存下来，他也会瘫痪。至于他的心智功能，那更是无法确定的事情。
在过去的72小时里，巴解组织恐怖分子用苏联提供的重炮和喀秋莎火箭，持续袭击了我们在加利利的23个城镇村庄。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日日夜夜藏身在避难所。我们遭遇了伤亡……敌人的目的是杀人——杀死犹太人。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容忍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自卫的固有权利）不就适用于我们吗？所有的规则都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难道只有犹太国家是例外？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包含在问题本身之中……
我们的军队受命将恐怖分子向北击退40公里，以便我们的公民及其家人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不用在时刻存在的死亡威胁下过日子。
总统先生，我非常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们的特殊处境：恐怖组织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以色列国内国外令我们的人民流血，他们一次次地向我们发动侵略。
我们将尽我们神圣的义务，请上帝帮助我们。
此致
梅纳赫姆
一周后，以色列国防军大举推进并占领了黎巴嫩大片领土，总理准备前往美国。他此行的目的是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他要与里根总统会晤，希望解决他们在黎巴嫩战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就在我忙于打磨总理的裁军讲话时，他正与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深入地探讨黎巴嫩战事。显然，这场战争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叙利亚人卷入了战事，战斗扩大成为激烈的遭遇战，伤亡越来越多。正因如此，当他准备登机前往美国，在贵宾休息室门口被一群以色列记者拦住时，表现得很不高兴：
“贝京先生，眼下黎巴嫩打得这么激烈，国际舆论谴责以色列国防军造成了上千名黎巴嫩人伤亡，您不考虑推迟访问美国吗？”
“不，我根本没考虑过要推迟。我受邀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裁军问题发表讲话，我认为对以色列总理而言，在这样的场合发表这样的讲话是一个极好时机。此外，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邀请我访问白宫。我们有很多事要谈，需要澄清，特别是被严重夸大的黎巴嫩人员伤亡情况。所以，是的，这是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
另一名记者上前问道：“总理先生，我们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贝鲁特，而且——”
“纠正一下，我们的部队不在贝鲁特，他们是在靠近贝鲁特的地方。”
“抱歉，是在附近。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加利利和平行动’官方宣布的40公里安全线——行动目标本为沿我们的北部边境，将巴解组织的火力推出我方的村镇范围之外。”
“没错。但这是挫败敌人的必要军事手段。这不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可是现在，敌人已经被驱赶到北部，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们设在贝鲁特的众多基地和指挥中心？”
梅纳赫姆·贝京低头盯着自己的鞋想了想，谨慎地回答道：“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不喜欢回避问题，但这其中涉及一个安全问题，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
“您打算如何应对里根总统对这场战争的指责？”第三个记者问。
“是的，的确如此，我们在一些细微的方面存在分歧，但我们之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黎巴嫩不能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现在请你们原谅，6月18日我要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发表讲话，那是明天，而且我不想让以色列航空的乘客们一直等我。谢谢，再见。”
梅纳赫姆·贝京之所以决定在战争期间出席纽约的会议，并非出于对联合国地位的尊重——主导联合国的国家不辨是非，而且花费了大量时间谴责以色列。他学历史出身，酷爱研究温斯顿·丘吉尔，他熟知这位传奇的战争领袖在1946年联合国成立前夜发出的告诫：“我们必须保证联合国的工作取得成果，收到实效而不致沦为虚饰；成为行动的力量而不仅只是口头的空谈；成为一座真正的和平殿堂，令各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在此解衣卸甲，而不仅仅只是巴别塔中的座舱。”
多年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深陷战争的泥沼，正因如此，贝京才很珍惜这次机会，他要在联合国告诉大家，是以色列的先知第一个设想出和平的世界。他准备的不是一篇雄辩的演讲，而是一次以《以赛亚书》为基础的布道。
贝京走近讲台时，阿拉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如事先预想的一样，纷纷离开会场。然而，联合国大会偌大的会场中依然坐着各国总理、外交部长、大使以及其他高官，在场的人数比平时在以色列议会听他演讲的人还要多，他对此感到很满意。
总理把讲稿捧到眼前念道：
“以色列有两个知识渊博的古代先知，耶沙亚胡·本·阿默兹（Yeshaul Ben Amotz）和米哈·哈默拉什迪（Micha Hamorashti），他们提出了与彻底裁军和永久和平虽不完全相同，却十分类似的愿景。以赛亚的愿景与之相比则更为久远。在此，我引用一下预言书的第二章，其中说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再学习战事。’”
贝京凝视着来自秘鲁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沉思着说：“秘书长先生，早在我们召开裁军大会的数千年前，以赛亚就预言了世界裁军和世界和平的非凡景象，难道不是吗？”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抿嘴沉思着，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
“那么，这样的世界和平——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总理扫视着在座的各国代表，整了整眼镜，好像研究一份博物馆手稿一样，再次凑近准备好的讲稿。“尊敬的代表们，请注意希伯来语原文中是这么写的，‘vehaya b’acharit hayamim’，这在经典的英文翻译版本中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in the last days）’或者‘在末日（in the end of days）’。”
听众们仔仔细细地听着他那详细的翻译。“难道这个说法是在暗示，我们必须等到末日——或者末后的日子——才能获得世界和平以及裁军之后的宁静吗？然而众所周知，随着末日——或者末后的日子——到来，冰雪将覆盖泥土，火山岩浆会覆盖大陆。那么”——他的声音里突然出现一丝讽刺——“神圣的和平到底在哪里？哪里有安宁？哪里有援助？如果末日来临时，地球上充斥着冰雪和岩浆，那么以赛亚的愿景能给苦难的人类带来什么慰藉呢？该拿什么来治愈人类的苦难？”
会场里响起一阵困惑的嗡嗡之声，但那很快就随着演讲者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而消失，“各位代表，希伯来语中有很多同义词，还有很多响亮的同音异义词。它们经常在翻译的时候被会错了意。然而，对那些熟悉《圣经》原文的人来说，这些词句简直就是诗歌。”
他微微一笑，满意地发现这个偌大的会场里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圣经》原文，于是说：“在希伯来语中，我们把‘末后的日子’或者‘末日’翻译成‘B’ACHARON hayamim’。然而，以赛亚用的并不是这几个词，而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B’ACHARIT hayamim’。虽然‘b’acharon’和‘b’acharit’读音类似，但它们的意思大相径庭。‘Acharit hayamim’不是‘末后的日子’或者‘末日’的意思。完全弄反了！其中的关键词是‘acharit’，它意味着光明的未来。它的意思是‘tikva’——希望，正如《耶利米书》29：11中写的‘latet lachem acharit v’tikva’——‘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或者‘要叫你们未后有指望’。‘Acharit’还有子孙后代的意思，《以西结书》23：25中提到——子孙后代中也存在希望。因此，‘b’acharit hayamim’真正的意思是希望的日子、未来的日子、救赎的日子，到那时候，人类的子子孙孙就可以享受永久的和平。这才是先知以赛亚的真正愿景。”
梅纳赫姆·贝京站直身体，用一种高昂、骄傲、坚定中带着犹太使命感的语气大声宣布：“如今距离以赛亚提出不朽的词句——‘vehaya b’acharit hayamim’已将近三千年。数千场战争摧毁了土地，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正如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显示，许多民族到了灭绝的边缘。犁头变成了刀剑，镰刀变成了矛枪。先知的愿景去哪儿了？我们人类该不该绝望？”
我坐在代表席上环顾四周，心里估量着人们对这篇裁军演讲的反响。中国大使看上去谜一般的神秘莫测，日本代表完全就是个身心疲惫的官僚。在座的还有充满小资情调的法国人和一脸不自信的印度人。英国代表一脸冷漠；意大利代表满是困惑；奥地利代表则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埃及代表——唯一在场的阿拉伯人——让我捉摸不透；只有美国代表坚定支持的眼神让我深受鼓舞。
“当然不能，”贝京自问自答，洪亮的嗓音中略带颤抖，“犹太人经常沦为无人性和残暴的受害者，对我们而言，以赛亚的话语仿佛就是昨天说的，一直言犹在耳。犹太人说，千万不能绝望！他的愿景就是北极星。它遥远但却明亮，它给我们指引道路。的确，未来光明的那一天‘b’acharit hayamim’到来时，世界当然就实现了和平。所以，是的，让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要有信心。”
说到这里，总理把话题转到了政治主张上，如对全球核不扩散条约、建立无核区，以及对延长《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具体建议。提完这些建议，他总结道：“各位代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不管我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仇恨，我们相互之间如何指责，以及是不是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都能彼此谈谈吗？以色列的答案是响亮的，‘是的！我们必须谈！我们可以！’”
他用拳头捶击着讲台，说起了他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故事，两个持续数十年的宿敌最终实现了和平。“所以，是的，我们可以做到。是的，光明的未来——vehaya b’acharit hayamim——一定会到来，到那时，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孩子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他走下讲台时，一些太平洋岛国的代表奔过去和他握手，公众旁听席上传来零星的掌声，那里坐着的是一群犹太人。
随后，总理坐飞机去了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