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提到了他对以色列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和以色列领导人——虽然没有提到名字，但料想应该是梅纳赫姆·贝京——打交道时，那些让他感到恼怒的事情。他写道：
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过许多事情。但是在我所持的信念中，最坚信不疑的莫过于，我认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我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保证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遭屠杀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文明世界对这个在希特勒的疯狂行动中蒙受最大牺牲的民族欠下了债。我决心维护以色列，这种心情在我离开白宫时，像我进入白宫时一样强烈。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这个在民主以及其他方面同我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小盟邦一直是我极其关注的对象。[52]
里根的“极其关注”事出有因。1982年8月31日，他发给塞缪尔·刘易斯大使一份绝密电报，并要求大使将其中包含的信件立刻交到贝京总理手中。贝京当时正在黎以边界以南几英里处的一个海边小城纳哈里亚（Nahariya）度假。
里根写这封信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不但已经将巴解组织清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剿灭了西贝鲁特巴解组织的最后一支残余势力，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部下全部赶出了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迫使他们逃散到以突尼斯为主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双方在美国总统密使菲利普·哈比卜的斡旋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曲折的谈判才取得了这些成果，且任务刚完成，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之间便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以前一样，总理与总统的意愿是相互抵抗的。里根总统认为，正如他在俩人最后一次会晤中所指出的，“加利利和平行动”的目标已经达到，现在该由他来实现自己长远的中东和平计划了。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里根计划”。
刘易斯大使知道，这封信必然会打扰贝京在经历了战争的紧张和压力之后，好不容易得来的闲暇。他犹豫再三拿起电话准备约时间，但心里感觉不是滋味。他并不赞同之前接到的指令，可是他又有什么权力去质疑总统的命令呢？
“您好，我是美国大使，”刘易斯拿起电话说，“请原谅，但是——”
“啊，刘易斯先生，您好吗？”接电话的是声音沙哑的阿莉扎·贝京夫人。
贝京夫人虽然仍在病中，但已经能够正常起居了。
“我很好，谢谢您。非常抱歉打扰——”刘易斯开口道。
“我猜想您要找的不是我，而是我丈夫。稍等，我去叫他。”
他从电话里听见贝京夫人正在告诉丈夫接电话，感觉脖颈微微冒汗。
“山姆，下午好。有什么事儿吗？”
总理听起来身体状况不错。他当然有理由轻松一下，虽然战争比之前希望和祈祷的更血腥，但对他来说，结果是完胜：以色列国防军不仅将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而且还给了叙利亚一个难忘的教训，新当选的黎巴嫩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个亲西方的基督徒，看起来很愿意和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
“请原谅，总理先生，”刘易斯说，“我本不该打扰您，但我刚刚接到通知——”
“说吧，山姆，这条电话线通话质量不太好。”
“我刚刚接到命令，总统有一封紧急信件要我亲手交给您。”
总理叹了口气。“我听见了，山姆，可是请你理解，这几个星期压力太大了，我得休息几天。我希望不管什么消息，都先等几天。”
“恐怕不行。”
贝京听上去有点不快。“山姆，我上一次休假还是四年前。我只是需要个假期，我肯定总统会理解的。”
“我明白，可是——”
“我之所以选择到纳哈里亚来，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北部边境已经再次恢复了平静。所以，我建议你打电话给耶歇尔约个时间，我几天之内就回去办公。”
刘易斯的双手变得又湿又凉。“平时我会那么做，总理先生，但这次真的不能等。总统本人亲自给我下的指令。”
贝京咕哝了一声让步了：“要是那样的话，你就不得不照做了。”
“谢谢您，总理先生。我现在就从特拉维夫出发，几个小时后到您那里。”
“我等你。”贝京心烦意乱地答道。
塞缪尔·刘易斯即将执行的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不快的任务之一。他要去和总理商讨一份美国总统认可的中东和平蓝图。他要告诉贝京，里根打算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向全国公布其和平计划，因此时间很匆忙。虽然一方面他要向总理保证，将向美国国内汇报俩人谈到的关于总统计划的一切内容，但另一方面他还不能让总理以为，这份计划本身还有修改的余地。
信中提到，美国迄今一直担任调解人的角色，但现在要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即是，为实现持久的和平，一直以来深受冲突影响的各方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只有一个参与者更广泛的和平进程——最迫切的是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才会让以色列相信其安全性和完整性将受到邻国的尊重。因此，里根在信中写道，至关重要的是找到办法，“将以色列的合法安全问题与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协调一致”。美国首选的解决办法不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因为那是不可行的，而是按照《戴维营协议》所设想的，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为期五年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并逐渐将其演变成为约旦王国的一个政治团体。此外，“美国不支持在过渡期间以定居点为目的使用任何额外的土地。事实上，各方需要足够的信心才能更广泛地参与和谈，而在这方面，以色列立即冻结定居点，比其他任何行动都更有效。”
美国驻利雅得、开罗和安曼大使在同一时间展开了完全相同的外交活动，和在耶路撒冷不同的是，那些活动实际上都是摆摆样子而已，因为华盛顿方面早已和他们沟通过了。
汽车沿着海岸公路向纳哈里亚行驶，刘易斯一路上把总统的信件及其附带的和贝京的谈话要点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研究得越仔细，心里越生气。举例来说，他对谈话要点和信件的风格和内容感到不舒服。他感觉其措辞不当，更像是他的约旦、埃及和沙特大使同僚写信的口吻（他后来也学会了）——似乎用那些为阿拉伯人及其利益量身定制的条件就能够说服梅纳赫姆·贝京参与谈判。
刘易斯只能假设，接替亚历山大·黑格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目标远大但做事墨守成规。因此这位新任国务卿错误地认为，在中东诸国的大使们必须采用同样的稿子，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指责他是两面派了。
另外，让刘易斯大使颇感懊恼的是，他只是被敷衍地征求过对这份和平计划的意见。相比之前美国提出的任何计划，这份计划要解决的是最复杂的政治和领土问题，它包含的细节要多得多，但甚至都没有尝试征求问题中涉及利益最多的一方——以色列——的想法。
汽车一路向北驶去，刘易斯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场棘手的会面，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困惑是：这份计划如此意义深远，为什么筹备期间他竟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并不反对其核心内容，但让他生气的是，自己竟然已经被排除在新任国务卿的小集团之外——而他曾经宣誓要对此绝对保密。他是最有资格为以色列相关事务提供想法的人，最具能力向总统和国务卿建议应该在何时，用何种方法将该计划交给梅纳赫姆·贝京的人。在他看来，整件事情都犯了策略性错误，注定要失败。外交和生活一样，时机和要旨同样重要，而在这件事情上，眼下的时机实在是糟糕透了。如果之前有人来请教，刘易斯一定会敦促他们保持谨慎和耐心：黎巴嫩战火尘埃尚未落定；以色列国防军仍驻扎在该国，时局依然一团乱麻；以色列举国仍在为死者哀悼；以国内左右两派正在为战争的生命代价、拖得过长的战争时间以及战争的政治获益争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时候让以色列接受这项计划，单方面做出巨大牺牲，冒险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个时机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现在，这份计划无论怎么修改，在贝京看来，只要接受这份计划就意味着投降，彻底背叛了他的政府所代表的一切。
塞缪尔·刘易斯的心里被这些想法困扰着，与此同时，汽车离贝京所在的度假公寓越驶越近。它坐落在纳哈里亚海边一条未完工的马路上，是一栋正面被漆成浅浅的芥末色的小屋。刘易斯向总理的警卫们露出一贯的微笑，不过那是装出来的。当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贝京夫人穿着家常便服和拖鞋热情地出门招呼他。她愉快地解释说，没住大型海滨酒店的好处是，她丈夫可以躲开那些带着吵闹的孩子的度假者。
“啊，山姆，你来了。”大使进门时，总理从扶手椅里站起身和他握手。这是个看上去相当舒适的大房间，又软又厚的椅子上放满了针绣花边的靠垫。
“总理先生，我真的非常抱歉打扰您——”
“别说了，山姆。这是你的职责，如果你的任务不能等，那我就必须执行。”
刘易斯从没见贝京总理这么放松过。总理没有身着平时的西装领带，而是穿着运动衫和长裤，那发自内心的款待——再加上贝京夫人刚沏的茶和饼干——让刘易斯觉得更加不自在了，因为他即将执行一桩令人不快的任务。
“好吧，山姆，”寒暄一阵后，总理说道，“总统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等不及？”
“总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总理先生。”刘易斯面色凝重地说着并递过那封信。
“我可不可以当着你的面读这封信？”贝京问，还是带着他那老式的礼节——大使非常了解他那套礼仪。
“您请吧。”
贝京整了整眼镜，把信拿到眼前，全神贯注地研究起来，琢磨着每个单词的意思。看着看着，他皱起眉头，脸沉了下来，等他看到总统的签名时，他已经满脸怒容，很不愉快地抿起了嘴。
“山姆，”他说，“这是我当上总理以来最难过的一天。你就不能让我们享受一两天胜利的愉悦吗？你非得现在就把它给我送来？”他突然激动起来，眼神和脸上的表情一样坚毅，“大使先生，就这些了？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补充吗？”
“是的，总理先生，确实有。”刘易斯暗暗咽了口唾沫，开始念那份谈话要点，总理一边听着，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焦虑，转而又回到怒气冲冲的样子。当大使提到，华盛顿方面正在同时和约旦、埃及、沙特商讨总统的计划时，贝京已经怒不可遏，他咬紧嘴唇，从牙缝里挤出话道：“难道你是说，你们在和沙特商量？沙特和以色列的和平到底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是要告诉我，你的那些华盛顿上级正和反以色列的伊斯兰狂热分子勾搭在一起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
“我接到的指令说——”
“我听得清清楚楚您的指令说什么，大使先生。你已经告诉我了。他们说，除了以色列政府，华盛顿方面已经和每个人都商量过了。他们说，约旦国王倾向于赞成总统的计划。和这份计划关系最大的是以色列，但我的政府对此是了解得最少的。”
总理一言不发地盯着信，脸色十分可怕。大使保持沉默。整个房间里静得像地下的坟墓一般。最后，贝京恼怒地瞥了大使一眼，痛苦地说：“请告诉总统，我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对其中的内容及其意图感到非常不快。我还仔细听了你带来的口信，对其感到相当失望。你可以告诉总统和国务卿，我感到震惊的是，贵国政府在制定这份计划的过程中竟然没有告知以色列政府，也没有同以色列政府进行商讨。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整个计划完全违背了我们与贵国达成的所有谅解。它不符合《戴维营协议》；事实上，它违反了协议。当然，我会和内阁商量，然后给你答复。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与贵国政府认为适合商讨的那些国家不一样——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给你正式的答复。”
“我理解，”刘易斯回答——他确实理解——“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总统打算在72小时之内公布他的计划。”
“既然这样，那请你代表我问问总统，能不能把他的讲话推迟五六天，以便我回到耶路撒冷召集内阁做充分的辩论。”
“我当然会汇报您的要求，总理先生，但我不知道总统会不会等那么久。他很在意过早泄露消息。”
贝京带着疲惫的庄严，用充满恳求的语气说道：“山姆，这份计划是强加给我们的。它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我认为里根总统至少应该给我们的政府提供时间，让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给出回应。”
“我保证会尽力，”大使说着拿起笔记本轻轻放进公文包里，“我已经记录下了您所说的每一件事，我现在马上回特拉维夫，把您的反应和要求发电报回去。我再次请您原谅。很抱歉为了这件事情打扰了您的假期。”
“山姆，我也是。”总理心情低落地喃喃道。
第二天晚上，大使在鸡尾酒招待会上，接到了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封刚刚抵达使馆的紧急绝密电报。刘易斯来到一条偏僻的走廊里打开电报，他一边读着一边扬起了左眉毛，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嘴里喃喃地惊叹着。他接到的指示是，赶在第二天上午以色列内阁形成答复之前，立即将这一信息传达给贝京总理。刘易斯斟酌着最佳方案——是直接开车去纳哈里亚亲自传达信息，还是打电话接受无法回避的批评？他看了看表。太晚了——开车到纳哈里亚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找到司机，让司机带他回大使馆。“我得打个电话。”他说。他一路上都在考虑如何把这件事办成功。
“晚上好，贝京夫人。很抱歉再次打扰您。我是塞缪尔·刘易斯。我可不可以——”
“别挂，我丈夫就在这里。梅纳赫姆，拿起分机。是刘易斯先生。”
“你好，山姆。你有新消息？”
“确实是，总理先生。不过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
电话两边都沉默了片刻。
“总理先生，您在听着吗？”
“哦，是的，大使先生，我在，我正等着听你说呢。”他的语气中升腾出一丝责备。
刘易斯尽可能地用理性的口吻说道：“我接到的任务是告诉您，总统无法按照您的要求推迟公开演讲的时间。”
“无法推迟？为什么？”电话听筒里传来贝京的失望和痛苦。
“因为有些内容已经被泄露了，因此总统决定今天晚上发表演讲，华盛顿时间。”
“今天晚上？总统今天晚上就要公布——我的内阁甚至都没有机会在明天早上再考虑一下？”
“恐怕是这样的，总理先生，非常抱歉。”
“你确实应该感到抱歉，大使先生。”
贝京愤怒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嘲热讽。“你们难道就这么对待朋友？这就是你们对待盟友的方式？你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敌人沆瀣一气，而且在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无视了我们的意见？珍惜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之间难道就这么商量事情吗？这是实现和平的道路吗？我们不该被这样对待。”然后，他用强硬的口气说道：“大使先生，请向总统转达我刚才所说的话。告诉他，我真是伤透心了。并且告诉他，我们的内阁明天将按计划召开会议，然后我们将向贵国政府提供我们的正式答复。晚安！”[53]
以色列方面的回复对总统计划的每一点都做出了细致而全面的反驳。其倒数第二段中写道：“由于美国政府的立场严重背离了《戴维营协议》，与它相抵触，并可能对以色列及其安全和未来造成严重危险，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会在此立场的基础上与任何当事方进行任何谈判。”[54]
完成上述回复后，总理请我看下他随附的一封给里根总统的信。这封信是他离开纳哈里亚之前，在度假屋里写的。经过轻微的‘莎士比亚化’之后，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罗恩：
谢谢您1982年8月31日的来信，刘易斯大使根据政府的指令，把信送到如今已经平息战火的纳哈里亚并交给了我。
函内附件是1982年9月2日以色列内阁的一致决定。文中各段已经阐述得很明白，我毋需再做详细说明，但——请允许我效仿您的说法——以色列政府将全力支持它所做出的决定。
在我们进行内阁商讨的24个小时前，我读到了您的演讲。它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您的观点和决心。我同意，自我们6月在华盛顿会晤以来又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但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看法。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黎巴嫩并非为了征服领土，而是为了打击和摧毁以这个国家为基地，从事反对以色列及其平民的活动的武装匪徒。以色列国防军就是这么干的。您还记得，我们曾经非常遗憾地无法接受您的建议，在6月10日（星期四）6时宣布停火，因为那个时候敌人距离我们的北部边境迈图拉（Metula）只有18公里。然而24小时之后，我们迫使敌人北撤，并在6月11日（星期五）中午12时单方面提出停火。但此举遭到恐怖分子拒绝，故而战事继续。6月21日，我们建议所有恐怖分子离开贝鲁特和黎巴嫩，数周之后他们最终在菲利普·哈比卜特使的大力帮助下离开了那里。以色列在战斗中死亡340人，伤2200人，其中重伤100人。
当叙利亚军队——不顾我们的呼吁和恳求——加入战事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405辆叙利亚的苏制坦克，击落了102架叙利亚的苏制米格战机（包括一架米格-25战机），击毁了21座致命的萨姆-6、萨姆-8以及萨姆-9防空导弹群。然而，总统先生，您在写给我的信中及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中，甚至都没有提到以色列士兵的英勇及以色列军队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人们可能已经有这样的印象，即菲利普·哈比卜先生在以色列远征军的帮助下取得了成果。总统先生，我对此种疏漏感到震惊。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抱怨。
我尤其要对您在决定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提出您的建议之前未同以色列协商这一疏忽提出抗议。约旦是《戴维营协议》的公开反对者，沙特阿拉伯是该协议的局外人和敌手。
在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协商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竟然采取了让约旦河西岸重新与约旦联系在一起的立场。总统先生，那个被称为约旦河西岸的地方就是古代的朱迪亚和撒玛利亚，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很简单的历史事实。有人嘲弄历史，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嘲弄。但我将坚持真理，那就是：数千年以前，有一个由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组成的以色列王国，在那里，我们的国王都信奉上帝，我们的先知憧憬永久的和平，我们发展了使我们刻骨铭心的灿烂文明，我们在超过18个世纪的全球大规模迁徙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它，并且又带着它回到了家乡。
（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在1948年入侵并征服了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许多地方，在1967年由于遭到（约旦）侯赛因国王的进攻，我们在一场最为正当的自卫战争中，在上帝的帮助下解放了自己祖国的这块地方。
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再也不会是在法国军队把费萨尔国王赶出大马士革之后（一战末期），英国殖民主义建立的约旦哈希米特王国的“约旦河西岸”了。
我们在戴维营提出的建议是——是的，那是我们的倡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的居民实行完全自治，过渡期为五年。这份慷慨的建议中所提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最为广阔的自治范围……
地理和历史决定了，至关重要的是安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是山区，而以色列2/3的人口居住在三面临山的沿海平原。因此可以从山上打击我们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主要机场（本-古里安机场）就位于山脚下的平原上。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距海滨8英里的狭长地带。现在，总统先生，您又建议我们重新回到几乎是与过去一模一样的处境中。
您的确说了不支持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但当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在司法上归约旦管辖的那一天，这个巴勒斯坦国也就自行诞生了。到那时，你我会发现，这块中东的心脏地带将立即出现一个苏联基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此种会危及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出现。
总统先生，最近这两年里，我们两国选择成为“朋友和盟友”。既然如此，一个朋友是不会削弱其朋友的，一个盟友是不会伤害其盟友的。这是我8月31日得知有关“立场”将成为现实后，不可避免地得出的结论。
我不相信有关立场会成现实。
“L’ma’an Zion lo echeshe，u’l’ma’an Yerushalayim lo eshkot”——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以赛亚书》62）
梅纳赫姆[55]
1982年9月2日，贝京总理写给里根总统信件的第一页的草稿，其中总理断然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和平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