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雄心勃勃的计划包含如此缺陷，因此尚未实施就注定要失败。此外，随着一场可怕的灾难震撼了整个黎巴嫩，计划很快就被一连串事件压倒。1982年9月14日，一直被贝京锁定为和平希望的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作为报复，基督教民兵在贝鲁特西部的萨布拉（Sabra）及夏蒂拉（Shatila）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了数百名穆斯林。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发生在9月16日，犹太新年的前夜。第二天一早，贝京先生让我在他住处的走廊等候，陪同他一起前往犹太教堂。他脸上的表情像石头一般冰冷，突然问我：“Host du gehert aza meisa？（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基督徒屠杀了穆斯林，而那些外族人却都在指责犹太人。”
我目瞪口呆地回答：“我不明白。”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最开始是在BBC的节目里听到的。我向我们在当地的指挥官求证。他们告诉我这是真的。基督教民兵闯入贝鲁特西部的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清除残留的巴解组织恐怖巢穴，然后把枪口对准平民，屠杀了上百人。我们的人上前制止了这一行为，但可想而知，外国媒体都在指责我们。”他看了看表。“来，让我们走。我在路上告诉你。”
总理的髋骨尚未完全恢复。他撑着手杖，把装着祈祷披肩的天鹅绒口袋递给我，抓住我的手臂作倚靠。我们在保镖们的簇拥下，慢慢地朝着几个街区外的耶路撒冷大教堂走去，一路上不时地停下来和路人互致新年问候。贝京重重地斜靠在我的胳膊上，讲述着他所了解的过去几天贝鲁特发生的可怕事情。
报道中说，许多住满了人的建筑物被炸毁。两个难民营内的小巷子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匆忙挖就的大坟坑，小巷两边也堆着尸体。自1975年以来，黎巴嫩已经在内战中被消耗得奄奄一息，战争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几年里，黎巴嫩的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彼此间可怕的冲突不断升级；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以色列人直接参与最近的这些屠杀；但公众舆论仍然指责犹太人坐视并任由这场屠杀发生。
“没有谁比我更加尊重世界舆论，”我们接近大教堂的时候，贝京语带嘲讽地说，“但是当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报纸把我们当成侵略者，而对那些企图杀死我们无辜平民的人毫无非难之辞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面临的是公然的媒体偏见。”
“换句话说，是反犹主义。”我说。
他停下脚步忧郁地望着我，说出了心里话：“非犹太人中有许多悲天悯人者，他们会说，‘不可能。我们反犹太人？不，绝没有！我们只是反对以色列。’相信我，人与人之间未必能分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站直了面对这些人，不必急于道歉。我们必须经常提醒他们，当我们的600万同胞遭到屠杀时，他们的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他们从来没有努力向政府施加压力，去拯救哪怕是一个犹太孩子。所以我对这种天生的偏见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从来都是这样的”——说到这里，他咆哮起来——“异教徒杀了异教徒，他们却绞死了犹太人。”
这并不是总理在犹太新年这天感到悲伤的唯一原因。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与邻国签署和平条约的希望破灭了。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对以色列抱有好感，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要成为继埃及之后的下一个条约签署国。事实上，总理和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一直与杰马耶勒保持着密切接触，就细节问题进行谈判。但正当这位年轻的当选总统准备正式就职，并正式掌控难以应付的全局时，他遭到了谋杀，和平条约在他身后散落一地。
那天，我们俩一路朝着大教堂走去，让总理感到痛苦的还另有原因。尽管“加利利和平行动”已经结束，他对此感到满意，但事实上以色列军队仍然深陷黎巴嫩战事，伤亡数字一直上升，致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不断恶化的局势——原本构想的短暂行动从6月延长到7月、8月，甚至现在拖到了9月——引发愤怒和沮丧的情绪，以色列人几乎每天都在抗议和示威。一群反战示威者干脆在总理官邸前24小时不眠不休，巨大的标语牌上不断更新总计阵亡人数，到犹太新年这一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0人。每当贝京看见新的伤亡数字时，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注意到他那深切的悲痛。他的心在默默哭泣，无声的哀痛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我似乎再也没有家了，”一天，他在提到外面的示威者时，疲惫地对伯格博士说，“感觉就像住在大街上一样。”
“我把他们赶走。”伯格表示说，他作为部长有权这么做。
“绝对不行。”贝京说。
“可是，他们太扰民了。其他国家绝不会允许游行示威者在总理的家门口示威。”
“这是他们的民主权利，”贝京坚持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待着吧。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过于打扰到邻居们。”
也许贝京指责作为反对党的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加深了国内的裂痕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贝京曾经直指佩雷斯只顾把“国家的栋梁”拉下马，而不考虑战争的对错，使以色列出现了首次党派政治分歧导致国家分裂的情况。
佩雷斯（实际上贝京自己的内阁中也有一些人有同样的想法）最想拉下台的是国防部长沙龙。在对手眼里，沙龙就像鸡舍里的狐狸一样有着明确的企图。他长期以来凭借勇气、决断和战术能力声名在外，现在则被描绘成了一个邪恶的军国主义者。工党指责沙龙是每一次乱局的罪魁祸首，尽管他不可能预见到可怕的后果，但现在工党还是决定以战事处理不当、允许基督教民兵进入难民营为由，将沙龙解雇或辞职。
“不会有人辞职，也不会有谁被解雇。”我们登上神殿台阶的时候，总理说。踏进神殿，他立刻平静下来，仿佛臣服于它神圣的怀抱。他裹着披肩，满怀激情地默默做礼拜，用他年少在华沙时那轻柔的阿什肯纳兹口音读着一本破旧的祈祷书，那是他13岁的成年礼物。当唱诗班哀伤的祈祷达到高潮，众人唱响“U’Netaneh Tokef Kedushat Hayom（让我们来告诉你，今天是多么神圣，因为它是那么可怕）”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身体虔诚地前后摇摆。
领唱者缓慢而哀伤地唱到了令人心碎的段落：“它写于一年之始，它缄于赎罪之日：有多少人会死去，有多少人会出生。他要活着，他将死去。”梅纳赫姆·贝京附近的座位上传出叹息和抽泣的声音。领唱者的声音在痛苦中膨胀，他闭上眼睛，身体摇晃着向上伸出双手：“谁将被刀剑杀死，谁将被野兽吞噬，谁会饿死，谁会渴死……谁会获得和平，谁被穷追不舍。谁会得到安歇，谁将备受折磨。谁必被高举，谁必将消沉。谁将繁荣，谁将贫穷。”
作为这首挽歌中的结论部分，独唱者踮起脚尖战栗着，用最高音大声地唱出了狂喜的大结局，所有参加集会的人也加入雷鸣般的合唱中，其中有许多人都经历过大屠杀的折磨，遭遇过以色列历次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苦。“U’teshuvah u’tefillah u’tzedakah ma’avirin et ro’a ha’gzeirah（但是忏悔、祈祷和慈善能躲避严酷的法令）”。
这时我感觉到有人仿佛从天上伸出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但那是当天负责总理安全具体事项的扎布什（Zabush）。
“外面正在集结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他在我耳边低声道，“你得带着总理从后门出去。我们从后面的小巷抄近路，穿过马路就是他家。”
我悄悄地把这些话告诉坐在我前排的贝京先生，可是他没有做出认可的表示。他埋头看着祈祷书，沉浸于唱诗和诵读中，以一名信徒的热情喃喃地念着每一句祈祷词。祷告仪式达到了高潮，祈祷者们得到了乐观的回应，集会者蜂拥到总理周围祝福他“Shanah Tovah”——新年快乐。
贝京笑着和每个人握手，当他最终挽起我的胳膊准备离开时，扎布什轻声道：“跟我走。”我领着总理穿过留下来表达祝福的集会者，向教堂后门走去。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贝京走到一半停下来问。
扎布什连忙解释。
“我绝不会从这条路出去，”他生气地责备道，“我不会从教堂逃跑。我从哪扇门进来，就从哪扇门出去，不管有没有游行示威。”
扎布什紧急地拿起对讲机说话，提醒外面的警卫小组。当总理出现在教堂前院时，一大群示威者试图扑上去压在他身上。他们握着拳头，吐着唾沫高喊“杀人犯！”，破坏了这个日子的神圣氛围。焦急的警察和卫兵们一边推一边踢，推挤着叫嚷的人群，在我们周围开出一条通道，形成一道紧密的警戒线，成群的记者记录下了这乱哄哄的场面。
总理戴着眼镜，身形消瘦，但却充满胆量和魄力。他靠在我身上，手指紧紧地捏住我的手臂，我感觉到愤怒在他的心中升腾起来。他故意用缓慢的步伐一瘸一拐地走着，用来表示他的蔑视，而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
犹太新年这天，针对漫长的黎巴嫩战争的所有怨气似乎都在大教堂外面爆发了，抗议者一遍遍地大喊：“贝京是个杀人犯！”一些人拥到前面来到总理家街对面，那里驻扎着纠察队。贝京在警察和保镖们的层层护卫下，迈着蜗牛一般缓慢的步伐往前走，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我感觉胳膊已经麻木了。贝京刚刚安全回到官邸，抗议者便大喊着叫他出门。“出来，杀人犯，”他们怒吼着，“出来，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凶手！”
贝京瘸着腿独自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他生病的妻子正在等他。然后，我从一扇边门离开，迅速回到自己家。我的家人们从头至尾目睹了这场新年里的可怕事件。
果然，示威者要求成立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针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真相做出判决。由此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院长伊扎克·卡汉（Yitzhak Kahan）命名的卡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要用虽然礼貌，但同时也是最详尽的方式对包括总理在内的每一个人进行质问。
委员会于1983年2月发布报告，认为沙龙作为国防部长因为允许基督教长枪党成员（Christian Phalangists）进入难民营，而对萨布拉和夏蒂拉的暴行负有“直接责任”。此时就需要政府做出决定——是全盘否定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还是接受或部分接受这些结论。内阁为确定立场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每一位部长都被要求必须发言，阿里尔·沙龙不耐烦地等待着结果。表决的最终结果是，内阁以16票对1票的优势，赞成全部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1982年11月8日，贝京总理就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屠杀事件接受卡汉委员会调查取证
图片来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凭沙龙的脾气，他当然不愿意承认错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耻辱。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评论家和各党派人士之间针对卡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沙龙到底有罪还是无辜，以及梅纳赫姆·贝京对沙龙的真实想法展开了激烈争论。无可争辩的是，贝京接受了沙龙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但仍将他留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
尽管以色列在调查难民营事件真相时进行了严厉的自我审查，但却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海外的批评和谴责浪潮，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犹太国家的坚定支持者。其中一位名叫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的美国参议员在大屠杀发生几天后发表了一封致贝京总理的公开信，其中写道：
我没有谴责以色列最初进入黎巴嫩，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曾经声明此举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公民不再受到巴解组织反复不断的攻击。虽然我内心存在深深的疑虑，但还是对你们包围贝鲁特并进入其西部地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不愿意在军事斗争中去批评一个宝贵的朋友和盟友。但是，屠杀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妇孺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去调查清楚，到底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我们也许永远得不到真相。……也许，目前这场黎巴嫩冲突最严重的后果是，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曾经拥有一座鼓舞人心的道德灯塔，而现在这座明亮的灯塔已经渐渐黯淡下去。[56]
梅纳赫姆·贝京在愤怒之下拿起笔给参议员写了一封回信。他在这封一气呵成的信上写道：
对我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而言，将大屠杀的道德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这场谴责简直难以置信、不可思议，而且是非常卑劣的。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于9月14日遭到暗杀后，我们决定将以色列国防军调动到贝鲁特，以防基督教信徒对穆斯林展开报复。谁也没有想到，与之交手的黎巴嫩部队最后竟然闯入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实施了一场大屠杀。第一个可怕的真相是，阿拉伯人杀了阿拉伯人。第二个真相是，以色列士兵阻止了这场残杀。第三个真相是，如果正直的人面对目前这场针对以色列的诽谤没有做出愤怒的反应——是的，愤怒——那么在数周或几个月内，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认为，这场可怕的杀戮是以色列军队干的。[57]
他说得太对了。读者可以浏览互联网看一看。
贝京总理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刘易斯在一起谈话，作者在场
图片来源：雅各布·萨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