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该去见里根总统啦，”总理流露出听天由命的口气，“这场误会只有我才能澄清。要是能和他面对面坐下来谈一谈，我就肯定能让他相信，我们根本不该因为难民营事件受到谴责，黎巴嫩战争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正义行动。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美国和我们双方的利益——让黎巴嫩摆脱巴解组织的暴徒，剪掉叙利亚的羽翼。里根应该会明白吧？”
“根据我从塞缪尔·刘易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尽量让他振作起来，“政府当中有些人很气恼，但不——”
“那个我很清楚。”贝京用疲惫的声音插话道。
“——但不包括总统。他对这场战争不满意，对您拒绝他的和平计划感到失望，但他仍然把我们当作是阻止苏联扩张的一道屏障，仍然看重以色列。而且，他对您个人一直评价很高。”
“说得好听。”贝京阴沉着脸盯着前方，他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什么令人不安的景象。
“我必须和他们重新建立个人关系和信任，不仅是总统，还包括那些他身边的人，”他喃喃地说道，“而且，我还得和那些犹太人谈一谈。”
交流活动于1982年10月中旬举行。黎巴嫩难民营屠杀事件刚过去不久，卡汉委员会决定推迟数月公布调查结果。大屠杀事件后，我准备了一份有关离散犹太人对以色列态度的报告。在某些重要地区，状况令人担忧。贝京把这份三页的报告拿在手里看了几分钟，长叹一声。最后，他抬起头疲惫地再次说道：“是的，我必须得跟犹太人谈一谈。”
他的语气中没有自怜，但从他的说话方式可以看出，他的烦恼和疾病日益加重。他瘦了。他脸色憔悴，失去了平日里居高临下的神态。他的公开演讲成了敷衍了事。对手们因为黎巴嫩战争决策对他展开攻击，让他颇受伤害；黎巴嫩形势的变化意味着他失去了又一个签订和平条约的机会，这让他颇为沮丧；各种旧病积累——心脏病、轻微中风、髋部骨折——消耗了他的身体；最让他焦虑的是，他心爱的妻子、终身伴侣阿莉扎的健康。她的慢性哮喘突然发作，此时正戴着呼吸器躺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里。他每天一次，有时候两次，要赶到医院陪在她的病床边。他的批评者开始宣称，以色列总理因为严重的抑郁症已经没有执行力了。
考虑到贝京遭遇的种种，他确实似乎陷入了抑郁之中。耶歇尔试图让他振作起来，一直反复建议他去最喜欢的开发区走走。但是贝京不让他提起这个话题，并表示不想再听了。“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见到里根。”他反反复复地说。
耶歇尔听到这个意愿，仿佛抓住了以色列总理正在良好履行职责的铁证一样，表示要马上和刘易斯大使取得联系落实这件事情。
“但不要敲定确切日期，”贝京提醒他，“只要阿莉扎还没出院，我就不会出国。”接着，他恢复了往日的职业姿态，对我说：“你去想想，我应该到哪个美国犹太人论坛发表演讲。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他们，他们是我们自己人，这是最重要的。晚上你去大卫王饭店见以色列债券的领导层时，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告诉山姆·罗斯伯格，我真的很抱歉不能亲自去见他。”
大卫王饭店的那个夜晚非常重要。这是犹太世界里最重要的网络中心，大厅里鸡尾酒会上人们欢声笑语，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比相聚在这里更让人愉悦的事情了。大人物们一个个走进大卫王饭店的大门。饭店大厅的天花板高高在上，到处装饰着古老的闪米特图案，它们让人想起了传奇的大卫王所在的辉煌时期。这是个特别的夜晚，以色列债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重要人物在这里互致问候。
我挤过喧闹的人群寻找山姆·罗斯伯格，他是债券组织的全球主席，也是我亲密的私人朋友。在场的许多大佬都是我多年的相识，因此我只得一边往前移动，一边不停回应着“哈喽”并热情握手。当我终于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罗斯伯格时，他正愉快地和一位穿着讲究，上了年纪的女士开玩笑。那位女士身着闪闪发光的晚礼服，戴一副带翼边的太阳镜。“格洛丽亚，”山姆戏谑着说，“您简直太漂亮了！太好了，您没忘记戴墨镜，因为在耶路撒冷有时候晚上也会出太阳，而且很亮，然后还会下雪。”
那位女士毫不在意，和山姆一起大笑起来，但山姆一看见我，脸色立刻严肃起来。我们走进旁边一间没人的阅览室。
“他怎么样？”他问。
“他个人非常抱歉。今天恐怕你得和我这个替身凑合一晚上了。”
“那没问题，但他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私底下和我见面呢？”
“他谁也见不了。他精神状态不好。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医生说，他会迅速恢复过来。他以前总能渡过难关的。”
“佩雷斯告诉我，他不正常。”
“胡说！他是情绪不好，但他还是那么智慧。我刚刚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在会上决定要再次访问美国——去见总统，并且和犹太人对话。不正常的总理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很在意难民营事件后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这也是我今天晚上的发言内容。”
“太好了！他计划什么时候动身来美国？”
“越快越好，我想——一旦贝京夫人出院，并且和总统确定了时间。”
“告诉他来洛杉矶。”
“为什么是洛杉矶？”
“因为他总是去见纽约的犹太大佬们，而洛杉矶是美国犹太社区发展最快的地方，他已经很久没去那里了。我们正计划在11月中旬举办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盛宴——有2000人参加，包括好莱坞明星、政界大佬，等等。如果他作为嘉宾前来，我保证让他接触大量来宾，参加各种顶级会议。他会不虚此行。告诉他，这是我说的。”
“我会的。”
“告诉他，我想让他去。”
“我会转告你说的每一个字。”
这就是典型的山姆·罗斯伯格——固执而坚定。他一旦有了想法，就不会放弃。
第二天上午，当我把这个建议转告总理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能拒绝山姆呢？如果他觉得洛杉矶很重要，那就把它列入我的行程中。”接着，他轻轻地自言自语：“当然，还得等阿莉扎身体足够好了，我才能走。”
我把洛杉矶列入日程并告诉山姆，如果不出意外，总理非常乐意于11月13日星期六晚上作为嘉宾出席在洛杉矶世纪广场酒店举行的正式晚宴。按照行程，他将于次日上午飞往达拉斯，在一场基督教支持者的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然后前往华盛顿与总统会面。考虑到紧张的日程和复杂的后勤工作，我们决定租用以色列空军一架陈旧的波音707飞机，并向随团的大量媒体收费，以此填补使用飞机的费用支出。出发日期定在11月12日星期五上午，计划除途中加油之外直接飞往加州，多亏有10个小时的时差，使我们正好赶在安息日之前抵达洛杉矶。
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出发前几天，耶歇尔·卡迪沙伊在我门口探进头来抱怨道：“我们有麻烦了。”
“多大的麻烦？”
“大麻烦！贝京不想去了。医生为了让阿莉扎能够呼吸，给她做了气管切开术，贝京不愿意离开她。所有的安排都得取消。我跟塞缪尔·刘易斯以及达拉斯那边的人都说了。你去通知罗斯伯格。”
他转身走了，我简直要疯了。因为贝京要出席，山姆·罗斯伯格提升了整个宴会的规格，我该怎么把这一切告诉他？我让秘书诺玛接通他的电话，但随即又改了主意，让她放下电话。现在美国还是半夜，我至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缓缓。
下午耶歇尔又来了，笑容满面。
“有什么事这么高兴？”我问。
“你跟罗斯伯格说了吗？”
“还没有，我正打算说。”
“好吧，那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去。”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阿莉扎的坚持。他们给她插了管，她没法说话，只能用笔交流。贝京告诉她自己决定不去美国后，她给他写道‘你必须去。这是和总统见面。这对国家很重要。我不会有事儿的。’他真的很受煎熬，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和医生进行了商量，医生让他放心，阿莉扎虽然很虚弱，但她的状况相当稳定，他们认为他没有理由改变计划。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我作为整个行程的负责人，率先飞到美国，确保总理日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最终都已落实到位。到达洛杉矶时，山姆·罗斯伯格邀请我在宴会之前参加他为最大的债券买家们举办的一场鸡尾酒会。这次珠光宝气的聚会是在贝弗利山庄的一处宅邸举行的，有大约50位客人。我的任务是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当我完成任务后，女主人起身问道，1947年，我还仅仅是个18岁的男孩，究竟是什么吸引我离开曼彻斯特舒适而安逸的家庭，前往饱经战争摧残的巴勒斯坦。作为回答，我描述了大屠杀后备受折磨的气氛，以及我第一次从“爱琴海之星”号的甲板上看到海法时那种兴奋的心情。
“‘爱琴海之星’？你刚才说‘爱琴海之星’？”听众中有人打断道。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欧洲口音，非常吃惊的样子。
“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特别吗，杰伊？”女主人问道，并向大家介绍这位名叫杰伊·科尔（Jay Cole）的客人。
“你没开玩笑吧？”杰伊·科尔将信将疑，“我也在那艘船上，天啊！”
他看上去五十多岁，身材矮胖，从深棕色的肤色来看，他显然经常出入于高尔夫球场、邮轮和沙滩俱乐部。他一头稀疏的金发，身穿天蓝色短袖丝绸衬衫，一条分量不轻的金项链在衣领边作为装饰。不过，尽管他穿着时髦且染了头发，我仍然能看见他的眉毛上有几道伤疤。这些伤疤和他胳膊上的死亡集中营记号，让我确信眼前这个人就是30多年前的那个人。
“尤塞尔·科洛维茨。”我控制不住地兴奋大叫起来。
他得意地咧开嘴笑着穿过一片摆放成扇形的椅子，嘴里说着：“就是我。你是曼彻斯特来的那个孩子。”
“你们俩以前见过？”女主人一脸困惑。
整个屋里的人顿时对此充满了兴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杰伊·科尔讲述了尤塞尔·科洛维茨的故事——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侥幸活下来后，想跳船离开“爱琴海之星”号却失败了，他被英国人拘留了一段日子，之后加入了贝京的伊尔贡，独立战争期间他有过多次英勇的冒险经历，最后他说起了自己在Mishmar HaEmek基布兹的生活。
后来，在泳池边喝酒时，尤塞尔给我讲了后面的故事。他最终选择了去和那个在没有宗教色彩的基布兹的叔叔一起生活，而不是追随另一个在耶路撒冷犹太学校的叔叔。他在基布兹过得不错，学会了做管道生意，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是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军人，“六日战争”期间应征作战，负了伤。在美国休养身体期间，他决定留在气候宜人的洛杉矶，在那里当管道工并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后来，两个儿子追随他进入管道行业，他们做管道零部件生意发了家。
当我问起他的两个儿子喜不喜欢美国时，他开心得脸都红了。“他们让我当上了爷爷，”他高兴极了，“我有六个孙辈。我的大儿子和一个犹他州的姑娘结了婚，小儿子娶了个怀俄明州的姑娘。”
他肯定是注意到了我脸上迟疑的笑容，于是立刻凑近过来，几乎带着威胁的语气在我耳边低声地咆哮道：“当然，我也想让我的儿子跟犹太姑娘结婚。可是，我能怎么办，和他们断绝关系吗？这是美国，是吧？美国一天到晚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是吧？”
我想要避开他的痛苦，他却不管不顾地继续往下说。
“别以为我无所谓。我当然很难过。这里的人都叫我杰伊·科尔。这是一种伪装。我又重新玩起了在奥斯维辛时的老把戏。我穿上漂亮的衣服，摆出花哨的架子，在我自己的乡间俱乐部里逗大家开心。他们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内心深处我在哭泣，我永远是个幸存者。所以，保留你自己的意见，大能人，别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梅纳赫姆·贝京也是个幸存者。他会明白的。再见！”他说完这些，便转身离开了。
11月13日，贝京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下午，天气好极了，有阳光，有微风，很凉爽。酒店前的广场装点着喷泉和各种植物，冬日里的花朵从台阶上泻下，铺满花坛。快到酒店时，我发现耶歇尔·卡迪沙伊正来回踱步，眼睛四处搜寻着，像是在急切地寻找什么人。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
“你上哪儿去了？”
“和朋友去做安息日祷告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我在等戈茨曼医生。有急事找他。”
默文·戈茨曼是平常跟随贝京出国旅行访问的医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阿莉扎去世了！”
惊骇和悲伤使我的后脊梁自上而下一阵冰凉。耶歇尔虽然心烦意乱，但令人钦佩的是，他仍然非常冷静地讲述了总理的儿子本尼从耶路撒冷打电话来告诉他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的经过。耶歇尔的第一反应是马上通过寻呼机找到戈茨曼医生，但对方没有回应。他要和戈茨曼一起，把这个痛苦的消息通知贝京，以及这次陪同他一起出访的女儿利亚。
“看起来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直接飞回去了。”我大胆预测。
“是的，我已经通知机组人员做好准备晚上9点起飞。与此同时，这件事别传出去。”
戈茨曼出现的时候，已是黄昏。他去犹太教堂做午祷了，在背诵经文的时候传呼机响了起来。他立刻给总理套房所在的酒店19层以色列值班军官打电话，但对方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赶紧回来，听到消息便立刻抓起药箱和耶歇尔、哈特，以及贝京的老朋友西蒙娜·海斯顿（Simona Hasten）一起往贝京的套房走去。他们默默地鱼贯进屋，只见贝京正穿着笔挺的礼服坐在沙发上看书，准备参加晚宴。
“出什么事了？”他抬起头，顿时脸色苍白。
“阿莉扎走了。”耶歇尔悲痛地轻声回答。
悲痛一下子击垮了贝京，双眼立刻噙满泪水。“Lama azavti otta（我为什么要离开她）？”他恸哭起来，悲伤地前前后后反复摇晃着身子。他一遍遍地自问，谁的安慰也起不了作用。
耶歇尔进屋找利亚。当他陪着利亚出来时，女儿看见父亲便大哭起来：“妈妈！是妈妈！我妈妈到底怎么了？”听到阿莉扎去世的消息，她立刻倒在西蒙娜·海斯顿怀里。西蒙娜把她扶到沙发上，女儿倚靠在父亲身上抽泣着。
耶歇尔走出房门向我描绘了刚才的情形，让我通知山姆·罗斯伯格，我们要立刻出发回国。山姆就在走廊尽头，脸上毫无血色。他是在刚才去总理套房的路上碰见哈特·海斯顿时得知的，他本打算趁晚宴开始前陪贝京到大厅里走走闲聊几句。
一个多小时后，梅纳赫姆·贝京脸色苍白，眼神恍惚，踉跄着登上飞机，耶歇尔把他安顿在狭小的卧舱里。在前往特拉维夫的16个小时沉闷的航程中，贝京几乎一刻也没离开那里。飞机在纽约短暂加油时，机上的媒体记者纷纷冲向电话亭，往回发报道。我趁此机会伸展四肢，听到了几段记者们的电话报道，所有的人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
“这是一场简单、老式、一辈子的爱情……”
“总理对她十分依赖……”
“她是他唯一真正信任的人……”
“她掌管着他所有的个人事务……”
“他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彻底开诚相见……”
“贝京特别想要三件东西——奉献、宁静和陪伴，她把这些都给了他……”
飞到大西洋上空时，我问耶歇尔，打算把贝京夫人安葬在哪里。他说，离开洛杉矶之前已经谨慎地问过总理。
“我不想用‘安葬’这个词，”他说，“我觉得这个词很可怕。于是我用了‘葬礼’。‘梅纳赫姆，’我问，‘你想在哪里给阿莉扎办葬礼？’他说，‘和我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我说，‘可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他回答说，‘我在遗嘱里面提到了。我很早之前给过你一个封好的信封。’我说，我的确有这个信封，但一直没打开过，因为那要等到他去世以后才能打开。他好像曾经确信，自己会先走一步。他很理解我的窘况，于是说，‘我想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举行葬礼，尽量靠近摩西·巴尔扎尼（Moshe Barazani）和梅厄·范斯坦（Meir Feinstein）。信里就是这么写的。’”
摩西·巴尔扎尼和梅厄·范斯坦是梅纳赫姆·贝京从事地下活动时的两位英雄。他们被判处了死刑，但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英国刽子手绞死，于是俩人拥抱在一起用一颗简易手榴弹结束了生命。
62岁的阿莉扎·贝京安息在橄榄山的两位烈士旁，耶歇尔确保了旁边的空地为梅纳赫姆·贝京保留着。
1982年11月，贝京在阿莉扎墓前
图片来源：伊扎克·哈拉里（Yitzhak Harari）。
葬礼之后是为期一周的哀悼，痛失亲人的至亲们坐在矮凳上，穿着撕破的衣服，男性亲人们蓄须哀悼，总理悲痛地接待前来吊唁的人。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排成一行，表达他们的哀思：其中有商店业主、教授、政治家、犹太学校的学生、企业家、士兵、拉比、外交官、家庭主妇；甚至还有蹲过监狱的男男女女，以及有前科的吸毒者和妓女，他们都曾经暗中接受过阿莉扎·贝京的资助，过上了正常生活。而贝京此前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
正如我们所见，贝京尊敬那些沉浸于犹太经典的虔诚教徒，尤其钦佩他的同事优素福·伯格博士的学识。伯格博士于战前毕业于著名的柏林希尔德斯海姆犹太教学院（Berlin Hildesheimer Rabbinical Seminary）以及柏林大学。他在丧礼上所致悼词充分展示了其博学。
“卡巴拉（Kabbalah）告诉我们，”伯格博士说，“有一种经文无法记忆，无法书写。它不是用来研究或学习的，它无关才智也无关学识，它无法创新也无法争辩。它是一种无字的经文。它是灵魂的经文，它是最动听的。
“无论我们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足以公正地评价，或者真正彻底了解阿莉扎·贝京的灵魂——从她内心流淌出的温暖和爱，她日复一日对自己的要求，她为以色列的土地默默做出的牺牲，她为贫病交迫者、身心受创者所做的一切；她的勇气、她的活力、她的信仰、她的坚韧；她的爱和笑声，她为孩子们和丈夫甘愿付出一切。只有当我们走到一起，在这里默哀，提起她的美德时，我们才能领会到一点点阿莉扎·贝京高贵的灵魂。
“在犹太教中，记忆即是一切。律法中至少有169次提到，要求我们牢记过去。记忆的重要意义在于，过去可以凭借记忆成为当下的一部分。如果抹去记忆的力量，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觉。时间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犹太教中未来的存在即为永恒。对痛失亲人者而言，未来也是一种“慈悲的爱”（ma’aseh chesed）——一种仁爱的神圣之举。因为即便你忘不了爱人的逝去，悲伤的痛苦也必定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芳醇。
“犹太教中存在两种记忆：纪念（zikaron）和追悼（yizkor）。纪念是短暂的，它会渐渐消逝。追悼是永恒的。如果你失去一位远方的友人，就要承受记忆的痛苦，体会他/她过去的存在感。这样的死亡，最折磨人的不是它留下的空白，而是记忆会仅仅成为一种过往的回声。这就是纪念。
“但是，还有一种永远不会黯淡的记忆。它之所以不会渐渐消失，是因为我们追忆的这个人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basar m’basarcha，nefesh m’nafshecha’（你肉体的肉，你灵魂的灵魂）。逝者会永远活在你的灵魂中。这是追悼。
“在追悼时，我们承认死亡最终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用《传道书》中的话说，‘物各有时：生有时，死有时。’我们经常目睹万能的上帝采摘美丽的生命之花，在我们看来，这朵花开得正艳。于是我们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先知以赛亚给出了答案。他说，万能神的思想远非凡人能够理解。因此，我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并提出那些无解的问题，只有《申命记》32：4这样回答：‘Hatzur tamim po’alo，ki kol devarav mishpat.’（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这意味着在犹太教中，并不存在非理性的、无意义的命运。用著名犹太教学者优素福·贝尔·索洛维切克（Yosef Ber Soloveitchik）的话来说，犹太教拒绝接受生命随机的观点。犹太教不相信什么确定的运气或者盲目的命运。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相信命运，希腊人认为源自遥远未知的荒谬、不可改变且无情的天意影响了万物。这种信仰粉碎了人的梦想，没有考虑到个体的行为。对希腊人来说，这就是人类悲剧的根源。人在连众神都无法挫败、不可阻挡的力量的手中只是一个无助的棋子。”
伯格博士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直视着总理，以及坐在总理下方的儿子本尼、女儿哈西娅和利亚，最后道：“虽然犹太教试图去理解残酷地摧毁人类梦想的灾难性事件，但终究不能接受人类生活中最终非理性的存在。我们所谓的悲剧性事件属于更高的神圣秩序，人类鞭长莫及。世界不受制于命运的法令，而是由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所驱使。我们通过积累科学知识，对生命的物理性质有了深刻见解，但我们仍被排除在神的睿智之外。我们无法掌握个体之间的关系和人的遭遇。因此，虽然我们为你们心爱的妻子和母亲阿莉扎的去世而哀悼，但我们也承认，对上帝来说，这并不是一桩随心所欲的决断。所以，听说她去世的时候，我们要说，‘Baruch Dayan ha’emet！’（评判真理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在她的坟墓边确认，‘Hashem natan，Hashem lakach，yehi shem Hashem l’olam va’ed.’（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祝福是对阿莉扎·贝京永恒的纪念。”
总理脸色憔悴，像屋外11月的天空一样灰白，他起身握住优素福·伯格的手，但伯格让他坐下并说：“按照惯例，痛失亲人者不必表达谢意。”
“无论如何，我得谢谢你，”贝京说，“你的话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晚祷告时间到。”有人说道。本尼·贝京作为逝者的儿子是带领大家一起做晚祷的合适人选。对于当晚许多不知情的人来说，这场祷告就像一场嘈杂的低语和念诵，其间不时夹杂着一声响亮的“Oomeyn”（阿门）。有时候，不参加祷告的人会因为聊天的声音太大，引来“嘘嘘！”的责备。然而，当本尼·贝京背诵着哀悼的祷文，结束这场祷告时，所有的人都肃立。这场祷告以赞颂上帝的伟大开始，在祈愿和平中结束，所有的人一起赞颂“阿门！”
埃及已故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遗孀吉安·萨达特听到阿莉扎·贝京去世的消息后，立即从尼罗河边的家里拨通了以色列驻埃及大使摩西·萨松（Moshe Sasson）的电话。萨松对阿拉伯国家事务经验丰富，他准确地推测出，埃及前第一夫人请他喝咖啡，其实是希望和他私下里谈一谈。
尽管距离萨达特遭遇暗杀已经一年多，但吉安·萨达特仍然是埃及社会有影响力的圈子中很受欢迎的人物，这要归功于她敏锐的头脑、惊人的美貌，以及她一直以来代表埃及妇女采取的各种坦率且勇敢无畏的举动。考虑到阿拉伯社会的专制特性，以及吉安·萨达特的形象远胜穆巴拉克夫人的形象这一点，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确实有可能对她的一切动向保持警惕。
“我有一封吊唁信请您转交总理，”吉安一见到萨松大使便开口道，“如果您能尽快转交，我将不胜感激。”她递过一个信封。
“那是当然。”萨松把信装进口袋。
“咖啡？”见女佣进来，萨达特夫人问道。
“好的。”
吉安·萨达特和摩西·萨松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放松，这不仅是因为后者的阿拉伯语说得绝对地道流利，而且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经和萨松关系密切。
“我想贝京先生一定很难接受这个噩耗，”她充满同情地说，“他们俩关系非常亲密，我知道。”
“我听说，他因为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出国在外不在她身边，因此格外悲痛。”萨松回答。
“你知道，”吉安说，“我当时本能地知道我丈夫会死。我记得当时就坐在这里，孙子坐在我的膝盖上，看着电视直播里安瓦尔的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我感到很害怕。我知道他会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而遭到杀害。但我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也不知道那个扣动扳机的凶手是谁。我只知道，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大使放下杯子，用一种安慰并恭敬的语气说：“既然您提起这件事，请允许我分享一段插曲。在您丈夫遭到暗杀的大约两个月前，我们单独坐在一起时，他突然对我说，‘摩西，我觉得自己快要去见安拉了。’‘这是从何说起？’我问他。但他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斗并没有回答。”
吉安·萨达特微微地惨然一笑道：“我和他有过一场荒谬的争论。我知道他最初在遗嘱中写道，他想被埋在西奈山。他告诉贝京先生，他计划在那里建造一座清真寺、一座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多好的主意！不过，当他极其严肃地告诉我时，我对他说，安瓦尔，你的孩子——意思是埃及人民——中，谁会登上西奈山顶去看望你？他没有回答，但他明白我在说什么。问题是，他直到被暗杀时也没有改主意。最后是我坚持把他安葬在开罗的无名战士墓旁边。”[58]
萨松大使回到使馆便嘱咐首席安全官，让他安排信使当晚带着外交邮袋前往耶路撒冷，确保萨达特夫人的信能够尽快送到总理手中。因此第二天早上，当梅纳赫姆·贝京做完晨祷包起经文匣的时候，耶歇尔·卡迪沙伊递给他一封信。信上是吉安·萨达特粗大醒目的手写笔迹，其中写道：
亲爱的梅纳赫姆，
我可以想象，当你听到阿莉扎去世这个残酷的消息时，该有多么震惊和无助。你们生命中共享希望和失望，共同经历欢乐和悲伤的时光就这么突然间粉碎了。当然，只有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才能充分了解你现在的感受。虽然什么也无法真正抹平你心里的伤痛，但我还是要表达衷心的悼念。同情不足以发挥作用，还请接受我对这位我热爱并尊敬的了不起的女士，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在这个让人难以忍受、极度孤独的时刻，请接受我伸出的友谊和团结之手。
记得，一年多前我也被迫经历震惊和孤独的低谷，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当时对我的善良和真诚的同情。我也体会过你现在的感受，我也曾不得不寻找克服绝望的理由。我们都相信神的旨意，这是所有痛失亲人者最大的安慰之一。但是，你和我已故的丈夫共同对和平事业作出过深切的承诺，我确信，对亲人的思念将鼓励我们继续追求那些曾经激励他们的理想。我们要活下去，幸福的记忆让我们感到温暖，希望我们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更友善的世界。
放心，亲爱的朋友。我知道安瓦尔·萨达特对你的和平信念与人类和谐抱有极大的信心，他也许和你在达到崇高目标的手段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确信你们都致力于同样的和平理想。
吉安·萨达特
1982年11月15日
很快，12月8日，总理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披上睡袍，在幽暗的晨光中一丝不苟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吉安，
衷心感谢你的来信，对此我将铭记一生。我从你的话语中找到了真正的友谊、人性和深切的同情。自从和你见面，你便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钦佩。阿莉扎和我经常谈论到你。我们永远记得我难忘的朋友安瓦尔的勇气和远见，我们过去常对彼此说：吉安是个有个性的人。亲爱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你向每个人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看见你遭受痛苦的人都为你的尊严向你致敬。
眼下，我和至爱亲朋遭遇到丧亲之痛。我刚认识阿莉扎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除了在我于俄罗斯被捕期间我们分离过一段时间之外，我们俩已经在一起度过了40多年的光阴——一生的时间。她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做出了无止境的奉献。她时刻准备牺牲，在逆境中无所畏惧。事实上，她遭受的痛苦比她丈夫多：焦虑成了她形影不离的同伴。但她从未抱怨过。她在这种情况下照顾孩子们，支撑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阿莉扎帮助过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最近几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人道主义工作覆盖了多大的范围。在哀悼她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写信或者亲自来告诉我们，令越来越多的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和她有许多共同点。我知道这项事业加深了你和她之间的友谊。她曾经告诉我，你经常看望受苦受难的人，给他们带去安慰。
我们失去了很多。我必须谦卑地接受，甚至感谢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幸福岁月。
谢谢你的来信。我们要继续分享亲爱的人留给我们的记忆。你我都应永远对我们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正义的和平事业抱有信心。
上帝保佑我亲爱的朋友
梅纳赫姆[59]
阿莉扎去世后，吉安·萨达特于1982年11月15日写给梅纳赫姆·贝京总理的慰问信
1982年12月8日，贝京总理写给吉安·萨达特的回信
1982年11月，在长达一个月的哀悼期间，蓄须的贝京孤独地坐在议会里
图片来源：伊扎克·哈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