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扎去世后的几个月对梅纳赫姆·贝京而言是一段严峻的考验。虽然按照惯例，坐七结束后他可以继续日常工作，但他还是选择按照犹太传统在家度过三周的深度哀悼期。他无法离开住所。他脸上出了疹子没法刮胡子，只能情绪低迷地继续待在家里，因为他不愿意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办公室或者公众场合。1983年1月初，他回到办公室，接受的采访少了，会见的人少了，参加内阁会议的次数少了，介入的磋商也减少了，即便确实要参与，他通常也只是消极地提些宏观意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身边几个心腹，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我每周给他送几次需要批准认可的信件草稿，但他几乎连看都不看。他无精打采地在上面签上名字之后，我就不声不响地离开。耶歇尔让我们安排他参加些活动，希望能让他转移注意力，于是有人悄悄地说，刘易斯正计划去趟华盛顿。但很显然，作为总理，他的活力正在渐渐流失。
这一点在1983年6月15日，他决定亲自回应反对派的挑衅时暴露无遗。当时，反对派要求再建立一个有关黎巴嫩战争的调查委员会，这次是为了调查政府在整场战争中的决策有效性。
由于贝京先生登台阶有困难，一名工作人员托着他的胳膊肘扶着他走上主席台。上台后，他斜靠着熟悉的讲台，仿佛在聚光灯的魔力下又成为原来的那个自己，一如既往的那么机智、敏捷而无畏。
他轻松地开口说道：“议长先生，内阁决定采取‘加利利和平行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确保加利利的居民再也不必躲进避难所，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担惊受怕。我真的对反对派成员的声明感到不解，他们是想让人们忘记这才是真正目标。我们争论的”——他重重地砸了下讲台——“是一场合法的国家防卫行动。我们的谢莫纳城（Kiryat Shmona）、纳哈里亚正面临毁灭，但愿不会如此。危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加利利的居民已经成了敌人火箭弹下的人质。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
他停顿一下深深吸了口气，但当他继续发言时，音调越来越弱，他嗓音沙哑，话语不再那么豪放。“我们难道是第一次在战争中遇到挫折？”他向议员们发问，“即便最正义的、计划最周密的军事行动，也会出现各种复杂的状况。所以，我不明白，我的反对党同事们为什么总想造成一种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突然在黎巴嫩行动中成了侵略者？再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说着说着便忘了自己要说什么，翻动着手里的笔记，反反复复嘟囔着几个词，声音越来越小。“所以，是的……所以，是的……再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再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已经按照委员会所要求的，把一切都做了，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现在，反对党要求再成立一个？为什么？……这是出于什么目的？难道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民族士气？为敌人提供帮护，给敌人提供慰藉？当然……当然……现在……现在当然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成立什么调查委员会。”
他东拉西扯地说着，听者惊诧于他那疲惫的样子。他胸中烈火已经熄灭，曾经犀利的雄辩变得陈腐不堪，他的口才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越来越喜欢模糊的修辞和过时的玩笑，往日那种让支持者们激动不已，让对手们怒不可遏的热情早已烟消云散。
他忧心忡忡地走下讲台回到政府席的前排落座。虽然挫败了反对派的行动，但这个体弱早衰的老人需要坚忍的意志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他蹒跚着走出议会会议室，来到餐厅里他惯常坐的餐桌旁，挑选了一盘少得可怜的蔬菜，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享用妻子规定的午餐——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
没了阿莉扎的照顾之后，梅纳赫姆·贝京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妻子的去世让他感到极度绝望，再加上黎巴嫩和平政治梦想的瓦解，更是残酷地加剧了这种绝望的心情。未婚的女儿利亚和他生活在一起，尽心地照顾他的起居，但还是无法替代母亲。总理一脸深深的皱纹，有时候看上去非常憔悴。他的脖颈瘦得皮包骨。他的衬衫比原来大了许多，西装外套可怜巴巴地罩在外面。他看上去消瘦虚弱，脑袋显得格外大。70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像耄耋老人。
议会辩论5天后，6月20日，耶歇尔·卡迪沙伊兴冲冲地大步走进总理的房间说，塞缪尔·刘易斯大使要求和总理见面，重新商议总统邀请访问华盛顿的事情。贝京出人意料地突然打起精神回答道：“好啊，我一定去见他。定时间吧。”
第二天，刘易斯精神饱满地走进来道：“太好了，又见到您了，总理先生。”贝京从办公桌后摇摇晃晃地起身，热情地握手，大使掩饰得相当好，在看见贝京深陷的双颊，骨瘦如柴的身上松松垮垮的外套后没有显得太过吃惊。贝京振作起精神邀请客人入座，脸上热情的微笑掩盖了几个月来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种种不幸。在那一瞬间，梅纳赫姆·贝京又恢复了往日的魅力，而大使的一席话让这一刻变得更加美好了。“总理先生，里根总统让我告诉您，他盼望与您恢复黎巴嫩战争之前的关系。他非常渴望和您见面。”
总理真的很感动：“请替我感谢总统的邀请以及他的一片善意，我也一样。”
“我一定转告。真的很遗憾，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因为黎巴嫩战争而疏远了一些。”
贝京紧绷下巴，再也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感情。“山姆，你记得吧，去年10月我飞到美国。我当时的目的就是弥补这一切。但接着，你也知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妻子——”
他眼神里闪烁着痛苦，刘易斯同情地点点头，双眼盯着自己的鞋。
“——我当时真的相信，就像我此刻一样，”贝京继续道，“如果总统能和我一起坐下来，我们就能消除所有的误解。”
“所以时隔这么久，他还是真心希望和您见面，”刘易斯精神饱满地说，“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我们正在考虑，也许，7月中旬的某个时候，还有大概三周。”
总理心不在焉地冲大使点点头说：“我查看下日程表，然后告诉你。”
“太好了！”
沉默了一阵之后，总理又陷入了忧伤的回忆中。直到刘易斯提起处理地区事务的白宫高级官员即将有人事变动——巴德·麦克法兰将取代菲利普·哈比卜担任总统的中东特使。
“我知道了。”贝京淡淡地回应了一声，没有做出进一步表态。
这让刘易斯感到很惊讶。菲利普·哈比卜非常专业，他事务缠身，但不知疲倦，总理曾花费无数个小时与他一起深思熟虑、激烈谈判，偶尔还会发生一些争执，这使如今身为总统特使的哈比卜已经疲惫不堪。他在黎巴嫩战争中身处旋涡中心，勇敢地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置之度外，为了达成休战和停火进行了一次次谈判，最终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武装力量驱离贝鲁特。他还协助斡旋了一度接近达成的以黎长期和平协议。菲利普·哈比卜的介入如此之深，刘易斯理所当然认为总理对他的离职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我知道了”这几个字。刘易斯想知道，贝京特有的刨根问底的劲头上哪儿去了？这段经历是贝京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忙碌、强度最大、最具挑战性的篇章之一，而那句敷衍了事的“我知道了”却让他听起来更像是个被动的旁观者。
会议结束后，我送刘易斯上车，他跟我说了很多。“他变了很多，是吗？他看上去状态很不好。”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还用我告诉你吗，山姆，这段时间他过得很艰难。他仍然处于悲痛之中。谁也安慰不了他，但他很快会走出来的。他现在固定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出访美国会对他很有好处。”
刘易斯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他能应付华盛顿之行吗？”
“他当然可以，”我不屑一顾地答道，“你知道，他很看重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你自己也看到了，他在收到邀请时有多高兴。”
“没错，但你也知道，即便在情况最有利的时候，出访华盛顿也是件非常费劲的事情。我在想，他能不能应对这一次必须要面对的高强度曝光和压力。”
“你说的‘这一次’是什么意思？他是个游戏老手。他很享受这其中短兵相接的交锋。”
“是的，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他不一样了。他会遇到许多满腹怀疑的听众。他必须为自己在黎巴嫩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辩护，如为什么不在距离边境40公里处罢手，而是一直打到了贝鲁特。他得去见那些一肚子疑问的国会议员，其中有些人还是某些重要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必须面对吹毛求疵的媒体。他还得解释难民营屠杀事件。另外，他还必须回答犹太团体提出的许多问题。”
“山姆，”我警觉起来，“你说得严重了。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经受过一次次诘问了。何况我们仍然在美国有许多朋友，对我们怀着极大的善意。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支持信件。”
“但无论如何，这次行程不轻松啊。”
他弯腰迈出一条腿踏进车里，嘴角带着微笑：“最重要的是，里根真的很希望他到访。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你们慢慢来，尽量保持轻松。别让他太辛苦。”
“我能不能引用你的这句话？”我轻松地问。
“当然。你知道我喜欢他。”[60]
6月24日星期日下午，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相当正式的口吻告诉我：“耶胡达，经我推荐，并征得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同意之后，今天上午内阁通过了由你替代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担任驻英国大使的提议。考虑到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将近一年”——史罗莫·阿尔果夫瘫痪在床，一直住在哈达萨医院——“如果可能的话，一旦安排好让哈里接手你这里的工作，你最好尽快到任。”
哈里·赫维茨（Harry Hurwitz）长期以来一直是总理的政治伙伴，当时正负责华盛顿使馆信息处的工作（他后来创建了著名的耶路撒冷梅纳赫姆·贝京遗产中心，并担任主席）。
贝京宣布的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几周前我就得知自己即将成为驻伦敦大使的候选人。多年来我一直被从外交部借调到总理办公室从事兼职或全职工作，但我仍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因此这次任命顺利获得通过。
正当我和总理谈论交接工作时，耶歇尔·卡迪沙伊一脸烦恼地进来说，塞缪尔·刘易斯又打电话来了——这三天他每天一个电话——要求以官方信件的形式确定总理的华盛顿之行。我明白，刘易斯一直在想尽办法让贝京下定出行的决心，因为他曾这么说过，而且贝京也确实对这次访问的前景犹豫再三。尽管如此，双方最终把日子定在7月15日，里根总统据此发出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我的任务是起草一封表示总理接受邀请的官方回信，耶歇尔闯进来的时候，这封信仍旧原封不动地在总理的书桌上。贝京伤感地看着那封信，拿起来看了一会儿又放下，他满是皱纹的手放在信纸上，遗憾地说：“我现在这副样子怎么能代表以色列呢？我现在这种状态怎么可能去见美国总统呢？”
他的样子让人同情，我心情沉重地悄悄离开房间，留下他和耶歇尔继续讨论这个可怕的话题——以色列总理因为身体太虚弱而无法担当起会晤美国总统这么重要的使命。
回到办公室，我的电话响了。是刘易斯大使打来的。
“耶胡达，出什么事了？”他问。
“哪方面？”
“你知道的——贝京先生出访华盛顿的事。”
“你想问什么？”我问。
“因为我听到有小道消息说，他不打算访美了。”
“什么人说的？”
“知情人士。”
“你问耶歇尔，”我回答，“这件事他管。”
“这是不是在暗示，他准备辞职？”
“你在说什么呢？还是去问耶歇尔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贝京花了好几个小时纠结于如何告诉美国总统，自己现在无法在既不损害官方形象又兼顾自我尊严的情况下出访美国。耶歇尔让我斟酌措辞，可是我根本想不出合适的词句。最终，贝京的意见占了上风，他决定直接给里根打电话说明情况。
“总统先生，”贝京说，“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因为我个人的原因——不是因公——而是因为私人原因，我这次无法到华盛顿旅行。如果您觉得可以，我愿意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接受您的邀请。”
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总统的回应，轻声重复道：“是的，没错，罗恩，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
他再次停下来倾听，然后说道：“非常感谢您刚才所说的一切，以及您的一片善意。至于让两位部长代替我出访，我会等待您的邀请信。再一次感谢您的理解和友谊。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
他放下电话，重重地松了口气，喃喃道：“感谢上帝，这件事终于结束了。”
欢送会上，同事们喜气洋洋地为我举杯，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感到莫大的荣幸。贝京满怀深情地举杯，把我这个助理夸赞成了“一个值得珍惜的朋友，一个不可缺少的同事，一个名副其实的莎士比亚，必然会成为一名骄傲的大使”。
虽然去伦敦走马上任让我感到兴奋，但难过的是，我即将离开身边的人，其中最令人难舍的是贝京总理，当然还有耶歇尔。同样让我难舍的还有这间办公室，这些年来，它的主人轮换得比家具还要勤。它们自我1963年第一次紧张不安地踏足这里以来一直保持着原样，当时迎接我的是列维·艾希科尔总理，他用意第绪式的妙语连珠让我放松了下来。
我在这里见证了许多事情。我曾经目睹一个最和蔼的人在上任4年后，在“六日战争”前夕被饱受惊吓的国民指责优柔寡断时，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他阻止了武将的草率行动，不仅在6天之内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还播下了与美国结成未来联盟的种子。我曾经目睹果尔达·梅厄在同一个总理座位上向奥里亚娜·法拉奇透露个人私事。1973年，我还曾亲眼见证年迈的她虽然丝毫不懂军事，却带领国家毫不妥协地扛住了恐怖的“赎罪日战争”。接着是直言不讳、善于分析的伊扎克·拉宾。我在华盛顿与他结识，升任高级顾问后，得以有机会观察他指挥人们记忆中最大胆的营救任务——恩德培突袭行动。眼前的是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在我怀揣委任状准备奔赴自己的出生地时，他向我挥手告别。
打包行李！
打包行李是搬家的一部分，绝不能在压力之下做这件事。之前整理得越充分，收拾行李的时候就越轻松，也不太容易丢三落四。1983年7月25日，我和家人准备启程前往伦敦的前一天，我们已经用集装箱运走了笨重的家具，但还需要打包一些个人物品。之所以临行前最后一刻还在打包行李，是因为我没有考虑到这期间连续不断的各种事情：祝福者的电话、往来告别的亲戚朋友——亲切的握手、大大的拥抱、砰砰的拍肩膀，还有各种亲吻——所以直到快半夜了，我还在打包自己的个人物品，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然而此时，电话响了，妻子米米接起电话。
“总理要和你说话。”她不耐烦地叫我。
“我的护照找不着了。”我们的小女儿雅艾尔哭起来，她最近刚服完兵役，打算去伦敦和我们住一阵子。
“您好，贝京先生？”
“耶胡达，非常抱歉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我刚才接到美国总统的一封重要电报，如果你能帮我回复一下，我将非常感谢。我的一个‘bachurim metzuyanim’（‘出色的小伙子’，这是他对保镖的称呼）会立刻把信给你送去，其中还有我建议的回复要点。”
“有谁看见我的护照了吗？”雅艾尔喊道。
“贝京先生，如果您希望我取消伦敦之行，我一定照办，”我几乎已经忍无可忍，“我明天不会走。”
“不，不。你走你的，那很重要……”
“爸爸，我的护照找不着了。谁来帮帮我？”雅艾尔还在抱怨。
“对不起，请稍等，贝京先生。”我捂住电话听筒。“雅艾尔，看看我的箱子。也许在那里面。”我又对着电话道：“您说，贝京先生……”
“哈里·赫维茨几天后就到任，所以你应该走。只是，我今天晚上就要给里根总统回一封电报，很紧急。非常抱歉打扰你。向你的妻子致以最深的祝福。一路顺风。再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总统的电报有一页半，而总理的回复要点只是琐碎而难以辨认的几行字。上面写道：
耶胡达——附上里根总统给我的来信。关于回信，我的建议是：
第一，表达感谢。
第二，向菲利普·哈比卜表达真诚祝福，对任命麦克法兰表示满意。
第三，关于两位部长出访——同意。
梅纳赫姆·贝京
我的第一反应是恼怒。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贝京上任第一天对我说过的话，他绝对不会在不是自己写的，或者并非根据自己口述记录下的任何东西上签字。而就在我急急忙忙即将赴任伦敦大使的紧要之时，此刻我竟然不是在打包行李，帮雅艾尔找护照，而是在拼命翻译总理潦草写下的字条。然而很快，一个更令人伤感的想法替代了我的恼怒：我意识到，过去六年里我热爱并钦佩的这个人已经变得如此虚弱，事实上他几乎已经没有能力以自己那独特的风格给人回信了。这着实让我感到心痛不已。
于是我坐下来，抓紧时间把字条充实成为一封完整的信。总理在信中向里根总统所表达的友谊致谢，高度赞扬了菲利普·哈比卜作为总统中东特使的专业精神和宝贵贡献，并对新任命的继任者巴德·麦克法兰表示满意。他感谢总统邀请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Moshe Arens）——二者在贝京相对不活跃的时候承担了许多工作——代替自己赴美商谈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同时他也为自己目前因个人原因无法前往而感到遗憾，信的落款处他祝福了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由于身边没有秘书打字，我迅速用清晰的大写字母重新抄写了一遍回信，打电话到外交部，请他们派人取走这封信并发出去，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继续打包行李。第二天，我和妻子、女儿启程前往伦敦。
1983年7月24日，作者在启程前往伦敦赴任前夜收到的贝京总理的字条
图片来源：西德尼·哈里斯（Sidney Harris）。
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受到热烈的欢迎，其中有使馆工作人员、英国犹太社团领袖，还有一队立刻将我置于其保护之下的伦敦警察厅保镖，礼宾司的一名陆军上校甚至隆重地称我为“阁下”。
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递交国书的日子到了，我必须穿上硬领衬衫，打着雪白的领结出席仪式。领子和领结用大头针固定在礼服衬衫上，我的胸前像戴着僵硬的盔甲。我穿着紧身白色马甲，外面是一件黑色的燕尾晨礼服。
我坐着一辆18世纪金黑漆色的礼仪马车，看上去一定很气派。马车的车轮和我个头齐高，身穿制服、头戴礼帽的皇家骑兵驾驭着四匹白马穿过海德公园向白金汉宫大门驶去。进入白金汉宫大门时，身穿红色制服的仪仗队岗哨向我列队致意，游客们纷纷兴高采烈地鼓掌、照相。我冲游客们挥了挥手但又自觉可笑，不由得汗流浃背。
我在一名穿着打扮很像惠灵顿公爵的王室侍从陪同下进入女王的宫殿，同时履行着礼宾司司长教我的，经过精心安排的整套礼仪：在门口点头致意，上前两步，轻轻鞠躬致意，再向前两步，再鞠一躬，然后到女王面前亲手递上一份压印着图案的文件，并说，“尊敬的陛下，我很荣幸作为以色列大使来到圣詹姆斯宫向您递交哈伊姆·赫尔佐克总统的国书。”
国书上写着：
致伊丽莎白二世陛下……我伟大的挚友，
为尊重贵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友谊和相互谅解，并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友好关系，我依照法律赋予我的权力，决定任命耶胡达·阿夫纳先生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往贵国。阿夫纳先生的性格和能力使我相信，他是个值得我信任的人，他将获得陛下的信任和认可，并圆满完成使命。因此，我请求陛下接纳我们的大使，并接受他代表以色列政府与陛下交流。请允许我向陛下表达崇高的敬意，并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愿您幸福，祝愿您的国家繁荣昌盛。
您的挚友
哈伊姆·赫尔佐克
1983年8月8日，作者登上马车准备前往白金汉宫向女王递交国书
女王点头认可，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接过文件递给宫廷大臣，用略显困惑的语气问道：“我确实是第一次收到出生在我国的外国大使前来递交国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料到会遇上这样的问题，因此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个相当高大上的答案。“陛下，”我说，“我虽然出生于贵国，但我的灵魂生于耶路撒冷，我的祖先两千年前在那里遭到罗马军团的流放。”
“真的吗？”女王道，“太遗憾了！”接着，她便谈论起天气来。
这是个值得玩味的场景。我在这边暗指犹太历史难题，她却在那边谈论天气。
当我介绍妻子时，女王再次好奇地发现，她也出生在英国。然而，她俩聊起了各自的母亲。我的丈母娘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妈妈——太后年龄相仿。
“我的母亲，”女王对米米说，“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所适从，感觉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她和我不同，今年83岁了，还不需要戴眼镜。她的腿脚也没什么毛病。她能站好长时间，走起路来也很稳当。所以，如果我胆敢告诉她我有点累了，她会立刻反驳‘一派胡言’，然后毫无疲态地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出生在马车时代的人，他们的体力就是比我们这一代人强。”然后，她叹口气双手合拢摆出全盘接受的样子。“他们好像比我们更懂得循序渐进，您认为呢？他们懂得如何保存自己的体力。”
这时候，宫廷大臣明智地暗示，我该介绍使馆高级官员了，之后，他谨慎地咳嗽一声暗示会见结束。我们按照理想中的编排或鞠躬或行屈膝礼，后退两步，再鞠躬行礼，再后退两步，最后一次鞠躬行礼，以完美的方式退出宫殿。
古老的马车咯噔咯噔地穿过海德公园驶回使馆，我的思绪却回到了耶路撒冷和贝京身边，我突然想到在自己慌慌张张地打包行李时，那封写给美国总统里根的信竟然未经总理批准认可就被我发了出去。不过，转念我又安慰自己，那封信肯定说出了总理想说的话，因为最近没听到什么相关的负面消息。
几周后，8月20日，我正在使馆的办公室里，哈里·赫维茨打来电话。
“哈里，你来电话真是太好了，”我说，“工作干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还有没有工作，”他回答，“贝京刚刚辞职了。”
“你在开玩笑吗？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前，在内阁会议上。他今天上午来办公室的时候，脸色看上去比以往更加苍白。他把耶歇尔叫过去。耶歇尔出来的时候，脸白得像纸一样。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贝京刚才告诉他，准备这就向内阁递交辞呈。然后，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只对部长们说了句，‘我坚持不住了。’”
“就这样了？”
“大家都很震惊，请求他再考虑考虑。然而他说，如果自己有什么拿不准的，肯定会接受大家的劝告，但既然他决心已定，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想法。”
“然后呢，他又干什么了？”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我叫进去，握住我的手说，‘哈里，对于你和我的其他朋友，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是坚持不下去了。’”
“可为什么选在今天？为什么不是上周？为什么不是下周？”
“我有个想法，不过你肯定不信。”
“你说说。”
“他对我说完那些话后，走到窗边站在那里盯着什么东西一直看。”
“那是什么？”
“德国国旗。”
“德国国旗？”
“对，就是德国国旗。他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自言自语，‘这样的话，那个问题也解决了。’”
“什么问题？”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明天要来正式访问。正常情况下，贝京要去机场迎接。可是你觉得他会站在那里听德国国歌吗？我觉得他不会。你能想象他在官方宴会上为德国举杯吗？我想象不出来。天知道，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多久。我觉得他挑选今天辞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就我对梅纳赫姆·贝京的了解，他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
1991年3月，梅纳赫姆·贝京经过第二次髋部手术后离开医院
图片来源：亚龙·莱维奇。
据我所知，梅纳赫姆·贝京确实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最终阻断他内心动力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决定辞职并隐居长达9年，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直到他人生的尽头。他离开总理职位时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全国讲话。他成了一个沉默的人。有许多关于他辞职的猜测——健康状况不佳、妻子去世、黎巴嫩战争损失惨重、调查委员会紧追不舍、对沙龙的强烈不满、经济状况日渐恶化。但没有人能够肯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他远离公众视线的那些年里，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1984年我从伦敦休假回家的时候。耶歇尔·卡迪沙伊给我回电话时我非常吃惊，他告诉我，贝京先生同意我前去拜访。我之所以出乎意料是因为，我曾听说贝京先生除了自己的家人、几个老伙伴，当然还有他忠实的总管耶歇尔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见。
贝京先生朴素且不大的住所位于耶路撒冷近郊绿荫密布的雅法（Yefe Nof），离他儿子本尼不远。耶歇尔在路上告诉我：“你会发现，他的头脑还是和以前一样犀利。”走进客厅时，我看见他穿着便袍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脸上毫无血色，并无愉悦地冲我笑了笑。
“听说警官伊芳·弗莱彻（Yvonne Fletcher）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被杀害，我很难过。你回伦敦的时候，请替我问候她的家人和她的上司。”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和我见面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
伊芳·弗莱彻是一名英国警官，几天前她在于伦敦市中心举行的反利比亚游行示威中执行任务时，被一颗从利比亚使馆内射来的子弹击中身亡。我眼前这个身体虚弱的人显然熟悉事件的细节，而且还为了这桩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人间悲剧，让我转达他的同情之心。我们之间接下来的谈话同样充满忧思。其间他问我，英国王室成员是否有可能接受邀请正式访问以色列。这样的访问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告诉他，就我的试探而言，希望很渺茫。
“赫尔佐克总统和夫人最近对伦敦进行了非正式访问，”我告诉他，“罗斯柴尔德勋爵动用他的影响力促成王室在温莎城堡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私人午宴。有媒体问我，赫尔佐克总统是不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女王和爱丁堡公爵访问以色列。我回答，他当然会这么做。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一个好像名叫汉弗莱的女王秘书打来的电话，他说，赫尔佐克总统绝不能那么做。‘在私人午宴上发出这样的邀请不符合礼仪。’当我把这件事汇报给赫尔佐克总统时，他笑了，他已经发出了邀请。而他得到的是一个礼貌的回复，‘谢谢，总有一天我们会去的。’”
梅纳赫姆·贝京听到这里笑了，而当我向他述说起时任总理西蒙·佩雷斯在伦敦的肯辛顿宫参加午宴的情形时，他是真的笑了。肯辛顿宫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住所。佩雷斯当时没有带夫人桑娅（Sonya），出席宴会的还有我和妻子米米以及其他客人。
这是个非正式的休闲场合，查尔斯王子身穿蓝色休闲西服、带领扣的衬衫，系着斜纹领带，戴安娜王妃穿的是一条漂亮简洁的高领长袖夏季连衣裙。客厅里装饰着大花壁纸和粉色窗帘，一派休闲而愉快的气氛。开场喝过几杯酒之后，温文尔雅的西蒙·佩雷斯微微一鞠躬道：“两位殿下，我从耶路撒冷带来了礼物。”他说着递给戴安娜一枚雕刻着狩猎女神戴安娜图案的罗马硬币，送给热衷于马术的查尔斯一尊古希腊陶瓦制成的马匹雕像，两件礼物都是从耶路撒冷出土的。
戴安娜王妃一脸喜悦地观赏着硬币，查尔斯略微尴尬地捧着他的马说：“这实在是太棒了！非常感谢！恐怕我给您的礼物就要逊色多了。”他说着从钢琴上取下两本书：“总理先生，您是个非常有文采的人，希望您对此感兴趣。这是我们的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S. Eliot）的最新传记，以及我已故的叔祖父缅甸蒙巴顿勋爵的传记。”
“强烈推荐。”生性活泼的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在一旁说，她是一位多产的历史传记作家，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妻子。
“它们能给您的藏书增辉，我保证。”著名的学术型贵族安南勋爵大笑着说道，他已经七十多岁，身形像个军人，秃顶的脑袋像台球一样光滑。
西蒙·佩雷斯表达了感谢之意，随后正式说道：“殿下，我很荣幸邀请您在方便的时候正式访问以色列，您将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受到热烈欢迎。”
戴安娜双眼闪闪发亮，她的丈夫回答道：“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愿意，”他随即又像平时一样有所保留地加了句：“在适当的时候。”
“午餐准备好了。”戴安娜王妃随和地微笑着带领大家来到一间舒适的餐厅，窗外是一座漂亮的带围墙的花园。11个人在枝形吊灯下围着一张圆桌纷纷落座，周围墙壁上是贵重的油画杰作。
“佩雷斯先生结婚了吗？”我刚在戴安娜王妃身边坐下，她便马上在我耳边问道。
“当然，”我小声回答道，“但是他的妻子桑娅不愿意介入他的公开活动。”
“我深有同感。”王妃轻声喃喃道。
戴安娜王妃一向以通情达理，做事能干而著称，据说温柔的外表掩饰了她内心的精明和率直。她说：“人一不小心，就会在这种毫不隐秘的场合枯萎。我喜欢出去走走，认识真正的人。听说你们以色列人不拘礼节，不会动不动就搞什么仪式。”这句话充分证实了外界的判断。
“我想是这样的。”我毫无意义地回应道。
“我记得上学时，”戴安娜继续调皮地说道，“我们这些女孩子，除了像期末成绩、气象报告那些实在藏不住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跟父母说。我们特别怕被爸爸妈妈当成傻子，所以我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灵魂，展示自己的感情。这样不对！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
“想起来，”查尔斯王子突如其来地对整桌人说，“我有一次差点去了以色列。那是去年——而且还是非法的。”
人们停止了高谈阔论，所有人都面带微笑期待着听故事。
“哦是的，确实，”王子用上层贵族的口吻继续道，“我当时在约旦，你们知道，作为侯赛因国王的客人在阿卡巴湾（Akaba Bay）滑水。突然”——他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丝恶作剧的语气——“我发现自己的快艇后面跟着约旦海岸警卫队。他们冲我大声地拉警笛，让我立刻掉头；要不然，我就会遭遇以色列海军，因为我已经接近了埃拉特水域——大概就是这样。”
“真遗憾，您掉头了，”佩雷斯诙谐地说，“我们的海军会在水上为您展开红地毯。”
大家不失礼貌地笑了起来，一名男侍从再次给每个人斟上酒。
“佩雷斯先生，我一直认为以色列是个有胆量的小国家。”戴安娜双手托腮，露出神秘的微笑。
“感谢您的夸奖。”佩雷斯回答。
“对我而言，总理先生，”查尔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总是发现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关系令人费解。您是否认为，您和您的邻居们终有一天会和平相处？”
“终有一天。”佩雷斯满怀希望地说。紧接着，他习惯性地充满诗意地说道：“一个人必须记住，就像鸟儿不能靠一个翅膀飞行，一个人孤掌难鸣一样，一个国家也不能靠一厢情愿实现和平。”
“当然。”查尔斯说着，开始高度赞扬洁食菜单，在席间引发出一番有关尊重传统美德的谈论。之后是餐后甜点，大家聊起了王室成员与客人们所遇到过的各国领导人的八卦和笑话。其间，戴安娜王妃的一双大眼睛恳切地注视着我的妻子，靠近她轻声说：“帮我个忙。告诉他们，我没得厌食症。看，我已经在吃第二块布丁了。”她自顾自地轻声笑着，接着加入了一场有关伦敦艺术界的谈话。佩雷斯先生正在说，他前一天晚上刚刚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悲惨世界》。
“哦，它在巴比肯（Barbican）首演的时候，我去看过，后来它搬到了皇宫剧院（Palace Theater），”戴安娜兴致勃勃地说，“皇宫剧院的问题是，那儿很难找到停车位。”
“您作为王妃，还会有停车的烦恼？”佩雷斯惊讶地问。
“不是现在，”戴安娜认真地回答，“我说的是，我还没当上王妃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见见两个小王子？”安东尼娅·弗雷泽趁机提议。
“他们是真正的小恶魔！”戴安娜热情的笑容很有感染力，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兼顾着王家气派和欢乐愉悦，“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把戏！威廉4岁，哈里2岁，昨天，在白金汉宫，我松开威廉的手让他自己玩。这孩子绝对是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他绕着王座一边跑，一边喊着‘砰！砰！砰！’”
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两个手指做出手枪的样子瞄准丈夫。
查尔斯王子僵硬地站起身道：“总理先生，朋友们，咱们离席？”他带着大家到后面的会客室喝咖啡或饮酒，很快一名保姆便领着两个小王子出现在众人面前。戴安娜伸出手深情地把哈里搂进怀里，威廉蹦蹦跳跳地跨过每一道障碍来到屋子中央，伸出一个指头对着秃顶的安南勋爵大声叫道：“妈妈，为什么那个大个子没有头发？”
“威廉，不可以这么说话。”戴安娜强忍着笑警告孩子，安南勋爵在一旁大笑起来。就连查尔斯王子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我的妻子看起来按捺不住身为母亲的本能，给了威廉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坐在自己腿上，轻声细语地教他用希伯来语说“你好”和“再见”。因此，告别时，这位未来的英国国王向西蒙·佩雷斯总理伸出手，在他母亲的鼓励下说了句“Shalom”。
当我向贝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往日那种调皮的神色。他是个了不起的历史迷，向我展示了一番他的传奇之处，讲起了英国王室的姓名起源。他回忆说这些名字最初来源于德国血统，并引用了许多王室近亲为纳粹担任地方长官，与包括党卫军在内的纳粹国防军共同作战的例子。然后，他详细列举了王室家谱，解释是维多利亚女王与艾伯特王子的联姻造就了温莎王室，而艾伯特王子是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公爵的儿子。
“所以，英国王室应该姓萨克森-科堡-哥达，而不是温莎，”他略微开心地笑着说，“然而，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火热，反德情绪高涨，乔治五世命令王室弃用萨克森-科堡-哥达，赞成使用听起来像英国名字的温莎。同样的，菲利普亲王、爱丁堡公爵虽然出身希腊，其实也都是德国血统，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桑德堡-格律克斯堡家族（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因此可以认为，其继承者应该姓这个，而不是目前所采用的蒙巴顿-温莎（Mountbatten-Windsor）。”
说到这里，他憔悴的面容阴沉下来道：“但是，这其中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爱德华八世国王。他崇拜希特勒，那简直就是一桩国家丑闻。他和一个名叫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的美国弃妇有染，并在1936年退位和她结婚。1937年他们去德国拜访了希特勒。分别的时候，爱德华称希特勒是个体面的人，而希特勒则恭维沃利斯·辛普森本有可能成为出色的王后。但爱德华放弃了王位，只保留了公爵头衔，乘船到百慕大群岛并成了那里的统治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二战结束，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在他滔滔不绝地说话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他此时此刻并不是在和我交流，而是在锻炼大脑，检验自己的记忆力。他结束这番洋洋洒洒的朗诵之后，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和我道别，并交代我替他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问好。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梅纳赫姆·贝京。1991年他过78岁生日时，我和他通了最后一次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
我衷心地感谢你，在我生日之际送来的问候。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段我把你称作“我的莎士比亚”的日子，直至你将埃塞俄比亚移民迎接到埃拉特（意指我在国家最动荡的日子里，从外围参与了将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偷运出来的秘密任务）。我们的共同努力一直让我深感满足。向你的妻子和家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最诚挚、最温馨的问候
梅纳赫姆·贝京
贝京写给作者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1年8月1日
梅纳赫姆·贝京存放在耶歇尔·卡迪沙伊处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