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国库空虚、上上下下精疲力竭，它实质上已经无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失业率高涨，到处都在实行紧缩，每一样东西都要定量供应。酒吧因为没有啤酒只能早早打烊。两个英国人被绞死后，1947年8月极为闷热的一天，无所事事的酒吧常客们愤怒地谈论着这条可怕的消息。很快，一种想法就被人们传开来：要让犹太人看看，英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伙暴徒聚集起来，来到曼彻斯特犹太贫民区中心的奇塔姆山路（Cheetham Hill Road）。
“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去”、“痛打犹太人”、“打倒犹太人”，暴徒们高喊着沙文主义口号朝犹太人的商店、住房、教堂和其他公共场所扔石头和砖块。在其中一座教堂里，有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暴徒们像所多玛城的人到了罗德家门口一样[10]，野蛮地捣毁婚礼大厅的大门。惊恐的客人们在里面试图阻挡。好在警察及时赶到，这群暴徒暂时散去。但很快，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包围了教堂，隔着窗子威胁辱骂里面的人，往里面扔东西。
那天晚上，暴徒们大量集结，但这次他们遭遇到犹太退伍军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警察接到命令要下狠手结束这场殴斗。最后，混战终于结束，奇塔姆山路看起来像回到了几年前刚被德国人轰炸后的样子。视线所到之处，人行道上全是碎玻璃渣，鼻青脸肿的暴徒们懒散地在自己祸害过的地方四处游荡。
第二天在学校，有个家伙过来搭讪想欺负我，他的父亲当时正在驻巴勒斯坦的英国警察部队服役。他把我摁倒在地，准备挥起拳头朝我的鼻子打下去，这时，地理老师霍登（Hogden）正好进门。老师大喊一声“哈夫纳”——我最早的姓氏——“干什么呢？”
霍登生就一副矮粗的身材，红润的脸上长着连鬓胡子，每次给我们发下考试卷子就昏昏欲睡。他先叫的是我，并不只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信英国国教。霍登讨厌所有不信英国国教的人。对他来说，通向万能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他坚信这条路既不会经过犹太教堂，也不会穿过罗马。
“没事，先生，”我站直身体，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事也没有。”
“不，有事，先生，”那个坏小子突然开口，“哈夫纳的恐怖分子头领，那个贝京，把我们的两个人绞死了，接下来贝京会杀了我爸爸。”
“是这样的吗，哈夫纳？”霍登的语气中带着嘲讽，“你们的贝京先生会干这种事吗？”
“他不会，先生。”
霍登手里提着一根手杖，他经常用它指着墙上的地图告诉我们大英帝国的领土和殖民地有多大，在整个地球上占了多大的比例。他把手杖递给我，得意地笑着说：“我要你在地图上给全班指一指，你们的贝京先生到底是在哪里施暴的，我们的人正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他转身问全班：“孩子们，谁在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
“我们的人，先生。”
“没错！那么，来吧，”——他抓住我的衣领，提着我走到地图前——“指给我们看看，你的巴勒斯坦在哪儿。”
班里的同学一边窃笑，一边做着鬼脸。
“在这儿，先生。”我结结巴巴地指着地中海东海岸的狭长地带。
“太对了！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哈夫纳？孩子们，哈夫纳看上去像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
“像，先生。”
“那么孩子们，他看上去像什么人？”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先生。”
“你的妈妈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是吗？我猜，她说的英语还有待提高。孩子们，哈夫纳的妈妈说英语怎么样？”
“有待提高，先生。”
“好，那么你告诉我们，罗马尼亚是不是有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也是恐怖分子？”
霍登先生像动物学家给学生展示活的红毛猩猩一样，向全班展示着我这个罗马尼亚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知道我母亲来自哪里，因为她曾经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在一次家长会上做过自我介绍，这使我倍感难堪。
“现在，你在地图上指指，你母亲是从哪里来的，”他冷笑着。
我确实不知道我母亲从哪里来。我知道derheim——那是我们家的老宅，在一个叫内盖什蒂（Negresht）的地方——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内盖什蒂在哪里。
“别耽误工夫了，”霍登猛地发话，“整个班级都在等你。”为表示强调，他在我头顶上嗖嗖地挥舞着手杖。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完全解释那天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一股勇气无法抑制地窜出来，战胜了我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在Geh in drerd，先生。”我脱口而出。
“Gay什么，哪里？”霍登的嗓子嘶嘶作响。
“是Geh in drerd，先生。”我勇敢地重复了一遍。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我母亲的故乡，先生。”
“是吗？到底在哪儿？在地图上给我们指出来。”
“在这儿，先生。”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喀尔巴阡山。
他盯着我肩膀上方的地图。“我可没看见什么Gay什么的。”
“先生，是看不见。那是个小村庄，太小了，地图上没有的。”
霍登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上的喀尔巴阡山。“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Geh in drerd，先生。”
这个偏执的人摸着下巴，边想边大声说：“啊，是的，当然。这名字很有特色，带点拉丁味道，这是罗马尼亚语最大的特点，因为它主要是从拉丁语变来的。孩子们，罗马尼亚语是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拉丁语，先生。”
这时下课铃声响了，霍登收拾起东西走了，我心中一阵狂喜。因为我刚才把这个反犹分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在意第绪语中“Geh in drerd”就是“下地狱”的意思。我着实羞辱了他一番。
我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勇敢，也许是因为那之前我发现了一个名叫“Bnei Akiva”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宗教运动——它的意思是“阿齐瓦（Akiva）的孩子们”，阿齐瓦是一名学者兼战士，是古代犹太人中反抗罗马侵略，争取自由的英雄。如今，人们对每一种价值观都存在争议，有些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屠杀之后，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愚蠢到近乎支持神秘崇拜的地步，认为一种虔诚的新犹太人正在受到召唤。这种新犹太人是学者兼农民兼战斗者，致力于通过成立宗教性质的基布兹（kibbutz）定居点开发荒地，从而在应许之地建立乌托邦，尽快争取民族自由。
这种浪漫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一周后，我从学校毕业，去英国乡下参加了一个农场训练班，为让自己成为一名耕耘以色列土地的拓荒者做准备。鉴于我已经成为“阿齐瓦”理念的模范追随者，因此被选中到耶路撒冷的“海外青年领导者学院”（The Institute for Overseas Youth Leaders，常被简称为“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精英培训课程。那时候，获得去巴勒斯坦的签证非常难，我拿到签证后便暗下决心：此去再也不回来了。
1947年11月3日星期一，分别的日子到了，我在火车上向我亲爱的家人挥手告别。耳边的火车轰鸣声是出门冒险的年轻人所能听见的最动听的送别曲。当时我18岁，准备从马赛登上“爱琴海之星”乘船前往巴勒斯坦。
火车缓缓开动，哥哥姐姐们挥舞着的双手渐渐远去，忧郁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的兴奋劲儿凉了半截——这种感觉有点奇怪，让我紧张而不安。我正在离家的路上，很可能就是永别。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能重逢家人，更别提罹患癌症的母亲。于是我打开之前买来的日记本，在第一页上写道：
妈妈，再见了。她病得那么重。亲爱的上帝，请让妈妈快点好起来吧。今天早上我跟她道别的时候，她是那么真诚而高尚。她掉了几滴眼泪，尽管她身体那么弱，但还是紧紧地拥抱着我，用她特有的勇气祝福我。我心里特别不好受，但忍住了。接着，我跟父亲告别。我欠他太多，简直无以回报。他为我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他所做的无人能比。上帝，请求您保佑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受之无愧。
我就这样离开了。11月的清晨那么美丽。此刻我坐在这里，全身心地热爱并感激我的整个家庭。上帝啊，请保佑他们平安。我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它不是兴奋，而是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一种深深感激。
到达伦敦后，我用哥哥姐姐们送别时赠我的钱，买了块手表。
1947年11月，作者在海外青年领导者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