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海之星”锈迹斑斑，船长是个希腊人，他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身穿浆洗得雪白的制服，袖口、领子和肩膀上绣着镶金边的纹章。他站在船桥上向下俯瞰，脏乱的鹅卵石码头熙熙攘攘，正在为起锚做准备——满是绞车、起重机、板条箱、装卸工、滚筒、麻布袋和一队队穿着蓝色制服的搬运工，工人们举着旅客的大箱子往跳板上走。随着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远处驶来几辆黄绿相间的破旧巴士，一群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走下车，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衣冠不整。
没有任何人发命令，他们在几个穿制服的法国军官摆开的桌子前自动站成一队，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好像早已习惯了排队点名，眼神黯淡，看起来像是在领救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护照，只是紧紧抓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文件，那上面证明他们是无国籍、无身份的大屠杀幸存者。浑身肌肉的管理员把他们轰进统舱，船长眼神刻薄地从上面紧盯着他们。他也许在恨自己，只能靠运送些这里不欢迎，那里不想要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赚点犹太人的慈善捐款。
“你们听着，”船长手持扩音器，用英语向那些犹太人大喊：“在我的船上，凡是没有合法证件的人想去巴勒斯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后果自负。如果到了海法，英国人把你们抓起来，你们要听命令，乖乖地下我的船，不许抵抗。”紧接着，他又大喊一声：“不准在我的船上捣乱。”
难民们顺从地仰望着船长，显然他们早已习惯别人用各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从扩音器里对他们大声咆哮。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便来到下面的甲板上，只见那些犹太人正用意第绪语嘟囔着，想弄明白船长到底在说什么。
“Vos zugt der admiral？”——他在说什么？——一名正统的犹太男孩问旁边的人。
“Zol her ge’in brechen a fus.”——祝他好运。——他旁边的人窃笑着回答。
“爱琴海之星”是一艘破旧的老爷船。它抽动着、颤抖着、摇摆着穿过地中海，只有胆子最大的人，才敢在船上找乐子。最让人兴奋的是下层尾甲板上的乒乓球比赛，统舱的难民们在那里支起一张歪歪扭扭的球桌。在生锈的锚链、成堆的脏衣服和被扔掉的帆布椅中间，两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在打球。他们看上去像得了病，但挥拍时像两个战士。他们脸色凝重、浑身紧张，仿佛每一拍都能置对方于死地。
其中之一就是那个正统的犹太男孩。他身着传统服装，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只要猛地一挥拍，他的黑袍（bek sh）就会飞舞起来，露出掖在黑色马裤里的子。他每次用力挥拍，两鬓的边落（peyot）就会像马的缰绳一样飞起来越过肩膀。他头戴黑色天鹅绒帽子，从后面露出了里面的白色针织圆顶小帽（yarmulke），两条眉毛中间有几道深深的疤，下巴上的胡子软软得像棉花糖一样，身上松松垮垮地披着脏兮兮的衣服，活像一个憔悴的稻草人。
他轻而易举地赢了对手，崇拜者们叽叽喳喳地围着他，但他穿过众人径直走到我面前，摆出一副找人打架的样子。他慢条斯理地打量着我，用球拍扇着汗，无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大人物？你不是我们的人。你不是统舱的。你是谁？”
我说了名字，并告诉他，我从曼彻斯特来，准备去耶路撒冷参加一个学习班。他自称尤塞尔·科洛维茨（Yossel Kolowitz），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来，准备自告奋勇加入梅纳赫姆·贝京的伊尔贡。“伊尔贡会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他夸耀起来。接着，他得意地笑了，好像在说，我随时都能把你揍扁；然后他刺激我说：“我猜你一定不会下棋。”
“不，我会。”
“那么来，下一盘。我打赌，我肯定能在十步之内赢你。想不想试试？”他假装自信十足地说。
半个小时后，我在船舱里摆下一副棋，他没敲门就闯了进来。“我给咱俩拿了些点心，”他说着，从袍子下面拿出来一个黄金瓜，“从你们头等舱的厨房里拿的。”
“你偷的？”我心里一惊。
他轻轻一笑，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欺骗是我的秘密武器，大人物。我就是靠它从奥斯威辛活下来的。”他卷起袖子，苍白的胳膊上文着一个蓝色的死亡集中营编号。他从皮带内侧抽出一把匕首，切着厚厚的瓜肉，只见骨质的刀把上刻着纳粹党卫军标志。
“我走黑棋，”他说，“我从来都拿黑的。你先走。”
我们俩一语不发地下了三局，他每次都能轻松地赢我。
“这是我的‘塔木德’训练，”他骄傲地说，“它能让我的脑子保持清醒。在奥斯威辛的时候，我在心里背诵《塔木德》，也在心里下棋。我还参演了卡巴莱。”
“卡巴莱？”
“是的，奥斯威辛卡巴莱。”
他像个老谋深算的演员一样，给我讲了个可怕的故事。尤塞尔的父亲是传统犹太婚礼上的表演者，因此尤塞尔肚子里有许多关于婚礼的小把戏。在奥斯威辛，他常常给受苦的犹太人讲笑话、表演模仿秀，有时候还玩个小杂耍。一次，就在圣诞节前一天，他被几个守卫带走了。他料想，接下来不是枪杀，就是绞死，要不然就是被折磨死，但没想到他被带进了集中营指挥官的办公室。有人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独角戏，并且要他到德国人的圣诞晚会上去表演，在此之前，他可以在厨房干活，顺便把自己稍微吃胖点。
“好大一个晚会！”尤塞尔惊叹道，脸上扭曲着笑了，“我表演得那么成功！”
模仿秀、口技、魔术、喜剧，他把自己会的挨个儿演了一遍。他演得那么好，德国人要求他为纳粹刽子手表演更多娱乐项目。
德国人的条件是：“只要你让我们笑，我们就让你活下去。”
“可是我运气不好，”他接着说，“我得了痢疾，被赶出了厨房。几天后，我实在饿得不行，就偷偷溜回厨房偷了点剩饭，正好被一个纳粹看守抓住，他的步枪枪托狠狠地打在我前额上。所以我这儿有疤。”他指着眉毛中间的伤痕。“后来，集中营解放了，这个看守死在一个俄国人手里，我就从他身上拿走了这把匕首。”
他一手挥舞着纳粹匕首，另一只手摸着两鬓的边落，不自觉地拧着。突然他伤心起来，呜咽道：“你想不想知道我的家里人在奥斯威辛怎样了？他们用毒气杀死了我的父亲、母亲、哥哥，还有两个姐妹。全家除了我，都死了。”
我们俩沉默了，只能听见尤塞尔的哭泣声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和海浪的声音。我浑身颤抖。他经历过的噩梦，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同身受。
当我俩的目光最终相遇时，他露出一丝阴郁的苦笑，所有的故作姿态都不见了，他表示很信任我。尤塞尔一心要加入伊尔贡，因为在波兰的时候，他父亲就是泽伊夫·亚博廷斯基和梅纳赫姆·贝京的坚定支持者。他从父亲那里得知，只有靠伊尔贡的军事手段，才能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但无论如何，他得先去见叔叔和舅舅。他们两个都表示愿意收留他。只是，他不知道该去谁家。
“你看，”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封几乎快被磨烂的信。
第一封信是他叔叔写的，叔叔是耶路撒冷梅阿谢阿里姆区（Meah Shearim）的一名正统犹太学者。整封信用希伯来语写成，字斟句酌，像一卷《托拉》（Torah）一样无可挑剔。
“你那被害的双亲，”他的叔叔在信里写道，“活着只为了一件事——把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培养成为可敬而知识渊博，敬畏上帝的犹太人。现在你，尤塞尔，作为这个家庭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员，一定希望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自己的犹太家庭，延续对家人的纪念，有一个捍卫《托拉》和犹太性的堡垒。我以他们的名义，向你伸出双手，我会把你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拥抱你，请你回到属于你的地方来。和我们一起住在耶路撒冷。”
第二封信是他舅舅写的，舅舅住在耶斯列山谷（Jezreel Valley）一个名叫米什马尔·哈马卡（Mishmar HaEmek）的世俗基布兹里。信上说：“尤塞尔，你现在应该摆脱老式的贫民窟心态，抛开那些繁文缛节和痴迷犹太法典的拉比，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狂热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纳粹的死亡陷阱。重新开始吧，尤塞尔。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犹太人。忘掉过去，连同那些宗教迷信。脱掉那件犹太袍子，去争取自由。加入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基布兹。你属于这里。”
“诺，你说怎么办？”尤塞尔问我，他那双焦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能说什么呢？我两眼空洞地看着他，他阴郁地看着我，拧着两鬓的边落。最后，我含含糊糊地嘟囔道：“这事儿你得自己做决定。”
尤塞尔·科洛维茨倏地站起身朝门口走去，他很恼火，竟然在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他到门口转过身，虚张声势地咆哮道：“我会做点让你大吃一惊的事情，大人物。我没有证明，没有护照。我是个非法的人。我不会让英国人抓住我，把我关到牢里。我在集中营里待够了。到了海法，我会跳船的。”
“你去哪儿？去谁那里？”
“谁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学会开枪，加入伊尔贡。”他说着，啪的一声关上舱门，我心里一阵颤抖，心想要是我成了像他这样的孤儿那该多么可怕。
五天的航程即将结束，“爱琴海之星”马上就要在巴勒斯坦靠岸，人们纷纷挤在甲板两边，远眺海法的景色。尤其是统舱里的犹太人，他们看上去容光焕发。有一个人唱了起来，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后来越唱越响亮，直到整艘船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歌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之歌：
只要心灵深处，
尚存犹太人的渴望，
眺望东方的眼睛，
注视着锡安山冈。
我们还没有失去，
两千年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人，
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
以为自己已经流不出眼泪的幸存者们，在那里啜泣着。
“爱琴海之星”停靠在码头上，一营戴着红色贝雷帽，身着制服的英国士兵慢跑到船边站定。他们一副战无不胜的样子，身后站着好几群英国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腰扎镶铜皮带，头戴蓝色尖顶帽，脚蹬锃亮的靴子。他们像查验罪犯的狱卒一样自信，用眼神扫过下甲板上的大屠杀幸存者，仿佛只需要凭神色就能分辨出谁是非法偷渡者。
船上的一扇金属门打开，伸出一块沉重的跳板。一名英国军官大吼一声，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便迈着小碎步，挎着枪上了船。船长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带着英国上流社会口音、权威而冷静的声音：
“所有乘客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听我说！有票的乘客，请你们到大餐厅集中，在那里检查护照。统舱里有进入巴勒斯坦合法证明的乘客，请你们待在船尾，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到主甲板上去检查证件。其他人，凡是没有进入巴勒斯坦合法证件的，你们都在统舱里等着，等别的乘客先下船。请大家配合，谢谢。”
我奔进船舱收拾东西，然后拎起箱子往大餐厅走去。大厅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每个人都一边排队一边留心着自己的行李。弯弯曲曲的队伍的尽头是一张桌子，一名英国移民官正在军官们的监督下，忙着核实护照上的照片是不是持证者本人。
正在这时，一大群穿着肮脏灯笼裤的阿拉伯脚夫和穿着脏兮兮棕色短裤的犹太脚夫争先恐后地登上船，他们背着长长的打包带和厚重的绳子，运气好的人已经扛上了大箱子。他们一边相互间吼着不知所云的骂人话，一边抓起乘客的行李往海关走去。
持有证明的幸存者在英国兵的看管下，集中在通往散步甲板的陡峭铁梯旁。他们人贴人地紧挨着，母亲紧紧搂着襁褓里的婴儿，父亲紧紧抓着孩子们的手，抓着他们的肩膀，告诉他们不守规矩就会受到各种惩罚。人们紧张地抬头望着，脸上流露出焦虑而兴奋的神色，等待被叫到上一层甲板接受检查，然后得到放行。
非法偷渡者在船尾焦急地走动，没有任何证件的人只能等着被捕。
“天哪，他们真臭。”一个健壮的英国兵吐了口痰，他好像刚刚吃了个柠檬似的浑身抖了抖。紧接着，警报声大作。
一个瘦骨嶙峋、大眼睛、皮肤惨白、穿着黑色衣服的矮个子犹太男孩，从一个盖着篷布的救生艇里冲出来。他冲进统舱的人群，奔向船舷准备跳海。
一个英国兵在后面猛追，他一脸怒气，举着手里的枪。
“不许跑，”他吼道，“谁也不许从船上跳下去，回来。”他抓住尤塞尔的脚，把他拖倒在地。其他英国兵一拥而上，尤塞尔使劲用脚踢开他们，奔回尖叫着抛下行李、惊慌奔逃的难民中间。其他非法偷渡者看见尤塞尔这么做也大起胆子，冲进行李堆，推倒袋子阻挡后面追来的英国兵。“继续跑，尤塞尔！”有些人喊起来，“跳呀！”
尤塞尔一路躲闪，跳过散落在地上的行李，穿过惊慌失措的给他让路的乘客。追兵越来越近，尤塞尔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在甲板上四处乱跑。两个伞兵蹲在一边打算把他扑倒在地，但尤塞尔动作太快，根本抓不到。他像运动员一样巧妙地四处躲闪，拼命寻找逃跑的出路。但是他找不到，于是只好奔上楼梯朝船桥跑去，结果被怒不可遏的希腊船长一把抓住。船长使劲踢他的肋骨，直到他倒地不起。
尤塞尔不跑了。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鼻子淌着血。三个英国兵面无表情地举枪对着他，另外一人给他锁上了手铐。
尤塞尔·克洛维茨被英国兵推搡着走向跳板。“嗨，大人物，”他张开被打肿的嘴，冲我大喊，“贝京很快就会把这些英国混蛋赶走的，然后——”
那个健壮的英国兵一拳打在尤塞尔头部，让他住嘴，将他拖上一辆警用卡车。他们要把他送到某个围着带刺铁丝网、天知道在哪儿的拘留营。卡车驶离了码头，一名英国官员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我兴奋地走下“爱琴海之星”，坐上开往耶路撒冷的巴士。尤塞尔·克洛维茨马上成了我头脑中消失的记忆。那一天是1947年11月14日，星期五。
耶路撒冷！它的个性是那么独特。
走进耶路撒冷，我感觉内心有种东西在涌动。我当时不知道如何称呼这座城市，现在也不知如何形容它。它像一部古老的史诗，朴实的外表下藏着巨大的沧桑。它像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既古老又现代，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在其中同时唱出各自不同的音调，组成了一首不怎么和谐的大合唱。
然而，人们都说耶路撒冷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城市；人们在这里洒下的鲜血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几个世纪以来，有多少支军队想征服这里：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罗马人、撒拉逊人、法兰克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欧洲人，然后再是阿拉伯人。然而三千年来，只有犹太人把耶路撒冷当作都城。
大巴从海法一路蜿蜒穿过朱迪亚山（Judean Hill）中的曲折峡谷，天色向晚的时候，我终于第一次远远地望见了耶路撒冷。落日的余晖把天空染成了猩红色。我看惯了曼彻斯特的阴雨天，从未见过这样的天色。接近市中心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石头建筑看上去好像着了色一般，呈现半透明的、金闪闪的模样。汽车在接近雅法路（Jafa Road）和乔治王街（King George Street）的交叉路口时慢下来，一名健壮的阿拉伯巡警穿着白色短裤，戴顶羊羔毛毡帽站在台子上，用警棍指挥交通。突然，路旁传出两声叫喊声。巡警马上吹响警笛，胳膊摇晃得像风车一样，笨拙地试图阻断安息日前的车流，给两名持枪的英国警察让路。我们的司机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快看！——警察！他们正在追一个人。那人在撒传单，他准是个伊尔贡。”
传单在交叉路口上空飘扬，像洗过的手帕在风中舞动。有一张粘在我的窗子上。只见上面粗糙地印着贝京的口号：“犹太人站起来！解放祖国！”标语上边是一个徽章——一个紧握枪的拳头，下面围着一句口号“唯有如此”，它是伊尔贡的标志。
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司机把头探出窗外想看得更清楚些。“天啊，”他喊起来，“他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了。可怜的人，他倒下了。他们在打他。啊，我的上帝，他流血了。”
街上的人惊恐地看着那个人——实际上，他还是个孩子——脸朝下躺在对面的马路上，他的胳膊被铐在背后，不停地扭动着，脖子后面的伤口在流血，染红了灰色夹克的领子。深蓝色的贝雷帽歪斜着戴在他卷曲的黄头发上，身体周围是散落一地的传单。他像一头被制服的公牛，徒劳地踢着摁着他的英国兵。
两个拿枪的英国警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打着手势指挥堵塞的交通，大声吼着命令人们给警车让出一条小道。在他们把戴手铐的男孩扔上车后，路口迅速恢复了常态。
这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道谁是谁，没有人说情，一切都发生得这么快，我目瞪口呆，惊恐多过羞辱。我初来乍到还不足24个小时，就目睹了两起英国警察殴打、拘捕年纪轻轻、孤注一掷的贝京追随者的事件。最让我吃惊的是，英国人那种赶尽杀绝的高效率。这里好像到处潜伏着英国兵和英国警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猛扑过来。
大巴沿着雅法路驶过交叉路口，路过一个像是警察局的地方，墙上的一张海报让我感觉后脊梁一阵发凉：
捉拿梅纳赫姆·贝京
无论生死
凡提供有用信息者
抓获后
奖励一万英镑
海报上印着一张阴郁的脸，胡子拉碴，长长的脸上那双黑眼睛好像能看到人的心里。他戴着眼镜，脸上是逃亡者的那种绝望神情。
犹太学院坐落在拜特凯雷姆（Beit Hakerem）绿树成荫的郊区，我在拥挤的宿舍里迅速解开行李后，便直奔附近的犹太教堂去做安息日晚祷。回来后，我和同学们坐到一张放着安息日晚餐的桌子旁。我们一共24个人，都来自英语国家，每个人都非常渴望在这一年时间里亲密接触希伯来语言、希伯来文化、犹太历史、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知识，这些都是渴望成为一流战斗先锋的一流年轻领导者不可或缺的。
晚饭结束时，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这个国家越发动荡的局势上。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几乎代表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每一个分支，因此谈话很快就变成了争论。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来自利物浦，另一个来自克利夫兰，他俩为了哈加纳和伊尔贡之间的恩怨，争到几乎快要打起来的地步。这时有人突然生气勃勃地唱起了歌，吵闹声戛然而止，大家齐声用最高音量唱起了爱国歌曲。
晚上我躺在床上，眼前挥之不去的是海报上梅纳赫姆·贝京的脸。初到耶路撒冷，这种介绍方式虽然可怕，但代表了英国即将结束托管的那几个月里，巴勒斯坦的绝望处境。就像古希腊合唱队开始演唱最后一幕角色摊牌时的激情唱段一样，这部血淋淋的巴勒斯坦作品也进入了喧闹的高潮部分。暴力丑恶的报复行动极为频繁——深夜有枪战，路上有地雷，还有各种破坏、恐吓、绑架、汽车炸弹和暗杀。英国军队渐渐开始采取保护措施，限制自己人的行动。比如英国人外出必须四人以上，影院、咖啡店，实际上整个地区都禁止外人入内。大量犹太家庭被逐出自己的居所，给英国军人家属——女人和孩子腾地方，英国人住进了指定的封闭安全区，周围圈起高高的围墙。当局渐渐地把自己锁在了一个装着铁丝网的区域内。这就是我初到巴勒斯坦时见到的光景，正好赶上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绝望的英国人认输了，他们把巴勒斯坦的烂摊子扔给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29日，联大投票决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
11月29日是安息日，直到周日凌晨我们才从学院会议上听说这个消息。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方，用加粗的大字写下了“伟大的一天”，日记中写道：
凌晨1点半被叫醒，赶紧穿好衣服。要成立犹太国家了！人们跳起舞，吵醒了整个街区。大家一直忘情地跳着，直到清晨5点。酒是免费的，大家都喝醉了，然后进城。这是多么盛大的欢庆场面。人群朝着犹太事务局拥去。每个人都又笑又唱又跳。我们直到下午1点半才回到宿舍，5点躺下睡觉。晚饭后，我和同伴们去了丽娃咖啡馆，那里有好多英国警察。他们真不招人喜欢。9点半大家回来上床睡觉。
两天后，12月2日中午11点半，我在希伯来语课上接到一份从家里发来的电报。我悄悄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妈妈昨晚平静离世。”
我觉得嗓子一紧，好像无法呼吸一样，浑身麻木地走出教室回到房间。我好像在梦游，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关门坐到床上，浑身麻木。我想哭，却哭不出来，只是震惊地全身发抖。我不知道哪种哀悼方式是正确或错误的，但远离家人、独自坐在这里确实很痛苦。我感到非常内疚，三周前母亲病重的时候我离开了她，而且现在无法参加葬礼。于是我按照犹太悼念习俗坐七（shiva），独坐了七天。学院的同学们每天组一个10人的祈祷班（minyan）和我一起背诵珈底什[11]，其余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哀悼母亲。
其间唯一的干扰是，有消息传来说，阿拉伯人为了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正在到处武装集结。他们吹响武装的号角并且发誓，只要犹太国家一出现就马上搞破坏。渐渐地，小规模冲突变成了武装行动，行动变成了战斗，战斗变成了战役，战役变成了全面战争。当年年底，在我抵达耶路撒冷两个月后，这座城市陷入了重重包围。
1947年11月30日，作者在日记中描写联合国分治决议出台后的欢庆场面
1947年11月30日，联合国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分治决议出台后，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外的欢庆场面
从我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事件逐渐升级的过程以及我当时的反应：
12月28日星期天：一整天，附近的枪声越来越密，形势越来越严峻。伊尔贡袭击了阿拉伯人居住的罗梅马（Romema，大致在如今耶路撒冷国际会议中心的位置）。穿过罗梅马进城有点危险。阿拉伯人肆意攻击大巴。公交车上渐渐配备了护卫。
12月29日星期一：枪声太密了，没法进城去犹太教堂诵珈底什。
12月31日星期三：今年的最后一天，到处是死亡的景象。我不觉得害怕。我只希望自己能得到些训练，阻止这场悲剧性的屠杀。虽然苦难看不到头，但我还是相信上帝。家里没有来信。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最近这里的新闻，肯定会担心我的。
一个小时后：通知1月3日参加训练。万岁！
1月1日星期四：下午4点，罗梅马的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入夜，各处传来密集的炮火声。房后的河谷响起枪声。几声剧烈的爆炸后，火焰蹿了起来。进城的交通中断了。有人说，英国人走的时候会有一场大战。必须坚信上帝。我更加担心家里人收不到我寄出的信。我努力坚持我的犹太拓荒者（chalutz）的理想，并身体力行。生命的每一天都会遭遇威胁，但我并不害怕，上帝与我同在。我要像大卫一样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月2日星期五：晚上本来要听果尔达·梅厄森（Golda Meirson，即未来的果尔达·梅厄总理）的演讲。但她没来。早早上床睡觉了。
1月5日星期一：还是没法去犹太教堂。我们被动员起来挖战壕、筑工事。
1月6日星期二：去纪念摩西（Zichron Moshe，靠近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个社区）做祷告。进城路上穿过罗梅马时，发现哈加纳干得真彻底，不但将这里破坏殆尽，而且把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都清走了。我在周围没发现一个阿拉伯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许多店铺被出租给犹太人。在城里，我看见一支特拉维夫的护卫队，由两辆武装的巴士和几辆装甲卡车组成，后面的敞篷卡车里是犹太人区警察（可怜的家伙！）。
1月9日星期五：今天上午，我不顾劝告去了犹太教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在这里（学院）诵祈祷文是徒劳，每个人都在谈天、吃东西，丝毫不尊重戴圆顶小帽的祈祷习俗。他们懂的并不比我更多。我最近听到了更多有关英国人行动的报道。雷是一名合众通讯社的记者，他告诉我，1月7日伊尔贡在雅法门救了他们的人。当时那个人被英国警察抓了起来，雅法门外停着一辆装甲车。伊尔贡丝毫不惧怕这些，四个成员假扮成医生的模样，大模大样地从英国警察和装甲车的鼻子底下把伤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要赞扬伊尔贡。
英国人不愿意给留在老城的1500名犹太人提供补给，而且也不让其他犹太人提供帮助。我在脑子里把每件事串起来，清楚地发现英国人把这里搞成了一团糟。第一，这个国家的首都事实上已经被与外界隔绝；第二，人们无法去哈达萨（Hadassa）医院就医；第三，去希伯来大学的道路已经不通了；第四，因为无法安葬到橄榄山墓地，耶路撒冷的医院里停着上百具尸体；第五，法院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第六，英国人明显偏袒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他们走得越快越好。
1月10日安息日：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
1月11日星期天：挖战壕。
2月4日星期三：因为在学院凑不齐一个祈祷班，于是喝过茶，我准备去犹太教堂做午祷背诵珈底什。正要上车，我听见一个女孩叫我名字。一转头，我看见埃丝特·凯琳古德（Esther Cailingold）站在公用电话亭旁边。上次见她还是几个月前。晚上我们在本·耶胡达大街见面，一起去阿塔拉（Atara）咖啡馆聊天。
2月22日星期天：我好几天没写日记了，因为感觉情绪已经麻木。早上6点半，我被一阵可怕的爆炸声惊醒，赶忙穿好衣服去纪念摩西做祷告。犹太教堂的几扇窗户碎了，但我直到离开也没打听出来是怎么回事。公交站旁边炊具店的老人说是本·耶胡达大街出事了。我沿着雅法路奔去，离得越近，我看到的毁坏就越严重。最后来到乔治王大街，那景象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闪电战。我继续往本·耶胡达大街走。上帝啊！这是一派怎样的景象！完全是一片废墟。55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路过比古尔·奥利姆医院（Bikur Cholim）时，我耳闻目睹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呻吟状。后来的一整天里，我无法集中精力。这都是英国人干的。（实际上是阿拉伯人花钱雇英国逃兵干的。）群情激愤。伊尔贡贴出海报，上面写着要消灭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英国人。我听着哈加纳的地下英文广播，那是埃丝特·凯琳古德的声音。
1948年3月，耶路撒冷被围困时，作者在菜园里劳动
1948年2月，22岁的埃丝特·凯琳古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