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苏联大使一次有益的谈话
1934年9月7日
拜访苏联大使，询问他关于出售中东铁路的谈判，除已经见报的进展而外，是否还有其他特别的新情况或事实，能否相告。尤列涅夫先生答道，尽管日本宣称谈判只是中止，但事实上已经谈崩了。他说，谈判停止，至少也能把大桥先生赶下舞台。此人既无知又碍事，纯粹是满洲的日军当局硬把他塞进来进行谈判的。他认为若摆脱此人，广田先生或许会同样高兴。
我问尤列涅夫先生，出售铁路无法达成协议，是不是还由于彼此都怕丧失威信和想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而不仅是价钱的问题。因为苏联的要价和“满洲国”的出价现在只差四千万日元了。这根本不是问题。大使答道，谈到钱，日本人是锱铢必较的。广田先生当驻苏大使时，为了五百万日元的事就曾和苏联政府磨了很久。我问大使，有无迹象表明哪一方将会提议重开谈判。他只答现在还看不出来。
在这一点上，尤列涅夫先生对广田先生颇表赞许，说自己真是佩服他。他认为广田是个谈判能手，很机灵。比起之前的内田伯爵，和广田打交道要愉快得多，内田不过是日本军部的传声筒而已。
总体关系
大使说，他认为目前爆发一场苏日之战的可能性极小。苏联人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力量很强，且早有准备，足以防备万一。他认为即使发生什么令人动火的事件，也会局部化，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日军现在还不具备发动攻势的条件。他说他也认为日本军部的气焰比荒木将军当权时期收敛很多，天皇及其近臣的势力大有起色，比以前有很大的能力来为该国推行稳健政策。他认为，最近撤掉末次海军大将的舰队指挥权而代之以永野海军大将，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说明稳健派的力量确实已经增强，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在即将举行的海军谈判中日本愿意实行和解政策。末次大将会不会另有任用，尤列涅夫先生似乎还不知道。
尽管大使避而不谈对大局是悲观还是乐观，他的话仍给了我一种印象：展望前途，他现在并不特别担忧，而认为情况正在好转。
中东铁路职员被捕事件
问他大批中东铁路苏方雇员被捕意味着什么时，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这个事件。他当然说，他们完全无辜，加给他们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相反，有确凿证据证明，所控破坏行为都是其他方面的人干的。他说，装载日本枪炮和其他军用品的铁路车辆一点也没有遭到损坏，这就特别值得玩味了。
《洛迦诺公约》[35]
大使转而讨论欧洲局势，说《洛迦诺公约》肯定会成功订立的，但他对德国和波兰是否参加毫无把握。
英日同盟
大使问我，有英日结盟之说，我是怎么看的。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些谣言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从理论上很容易谈论这个话题，但我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相反，我甚怀疑英日之间是否进行过重修旧好的具体谈判。大使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但他认为英国目前在远东的处境的确值得其忧虑。他问我对英国派工业代表团到“满洲国”一事有无准确的了解。我答道，我没有理由相信此中含有任何政治意味。大使表示同意。
广田论1934年的海军会议
休假
将赴北平度假一月。行前拜访外务大臣，向他告辞并告诉他，在我休假期间如有事要和大使馆商讨，可以找内维尔先生，他随时都乐于效劳。
海军会议
外相主动提及海军会议问题，说日本已明确决定，大概会在1934年年底废除《华盛顿条约》[36]。海军中有许多人希望立即废除，但广田先生坚持要等到10月伦敦会谈之后，因为一个缔约国一旦废约，对所有其他缔约国来说《华盛顿条约》也将归于无效。广田先生是想在废约前同有关各方讨论此事，以免得罪其他缔约国，也免得在海军会议前夕造成不良气氛。如果大家不先有某种谅解就废约，是有可能造成这种气氛的。外相说，废约的事将分别同各国商讨，由于斋藤大使不在华盛顿，此事将由松平大使在伦敦与美国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团讨论。
广田先生说，同外国解决海军问题的困难固然很大，但还不如国内问题那么难，在国内他还得对付那些沙文主义者。他说希望在海军问题上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如此就可以使各国今后免于负担沉重的造舰计划，特别是因为日本海军的少壮派军官坚决反对建造大型舰只而赞成建造小型的。
“一定要为帝国海军雪耻”
1934年11月2日
“青年及在乡军人协会”[37]在神户开会，我们得到了有关此会的第一手报告。陆军第四师团司令官的参谋人员松本中佐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要点如下。
（1）海军会议结果如何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在日本所要求的那一级军舰方面，它现在已占优势，并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日本任何时候都能够打败美国，而且老实讲，也能打败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2）前几次海军会议上，美国耍两面派手法，致使日本的地位低人一等，一定要为帝国海军雪耻。
（3）归根结底，公道之所以得不到伸张，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总是从中作梗，必须消除来自这个国家的一系列侮辱。要把日本确立为公正世界的统治者，就必须打垮美国。
（4）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美国，由于奢靡浪费已变得虚弱不堪，现在是日本显示其大和魂所赋予的品质的良机。
（5）仗是一定要打的，一切都必须准备好，这样才能保证胜利。日本陆军现正伺机而动，退役和预备役军人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入伍，时间或许在今年年底以前或明年年初。凡退役军人皆不得离开所在地区，有最要紧的事也只能短暂离开。
（6）日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将来也绝不会被打败。
想到经常参加这类会议的年轻人易受影响的年龄及相当有限的眼界，上述那一类讲话看来确实有点危险，而且容易导致政治事件，特别是在人们因伦敦海军会谈而有点激动的这个时候。我将非正式地提请广田注意这个问题。
接待贝比·鲁思
1934年11月6日
驱车与贝比·鲁思、勒弗蒂·奥杜尔（Lefty O’Doul）和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冠军赤星四郎一道去朝霞打高尔夫球。尽管整场都有摄影记者缠着贝比，我们还是设法打完了大约十四洞。贝比的高尔夫球艺高超，和奥杜尔一样，两人都打得很稳，但因好些日子没有练了，并不是每一杆都准。贝比·鲁思说，我老是想猛挥（我常有这个毛病），和打棒球的原理完全一样，如果挥得太猛（你瞧，这位击球之王居然这么说），眼睛就无法始终盯着球。听他这样评论，我觉得有趣。之前倒没留意过贝比·鲁思在本垒准备打击时是否真的一眼不眨。
这天，我真觉得有趣的还是在来回的车上听贝比和勒弗蒂谈论棒球界的许多事情。当时要有个速记员在场就好了。因为要拍新闻影片，打完高尔夫球后，我们还得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继续谈话，球童站在后面。不料突然之间，又要我谈一点感想，我便说（现在记得是这样说的）：“贝比！总之能在东京见到你，太好了。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今天你的游伴都与众不同：一位是赤星先生，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冠军；一位是我，全世界最差的高尔夫球选手。”
贝比豪爽地答道，他绝不同意我给自己封的称号。因为在球场上他老是被引入该死的圈套。这倒是实情。但是，头一杆他就猛然一挥，结果每次他都能脱险，而我却办不到。不必多说，俱乐部的人员和球童都兴奋到了极点，我还给所有在球场上遇到的运动员介绍了贝比。他总是说：“很高兴见到你。”他这次来，当然全日本都轰动了，他才是一位显赫有力的大使，我根本无法跟他相提并论。
美国在远东为何必须立场坚定
1934年12月27日
在伦敦海军会谈中，不管日本的态度如何顽固，我国政府和代表团都应毫不动摇，坚决主张现行的海军比例保持不变。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决定，日本政府通告废除《华盛顿条约》这一行动，已自然地造成了一种会谈应当无限期中止的新局面，遂使日本人空手而归。对我们从所处位置观察伦敦会谈如何发展的人来说，这种结果令人特别满意。
首先，浮上我心头的想法是，美国现在和将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准备退出远东，也许是体面地、逐步地退出，但终归是退出，听任我们的条约权利被取消，“门户开放”原则被废弃，既得的经济利益化为乌有，商业活动丧失保障。有人主张走这条路，而且私下向我鼓吹过，理由是任何别的政策终将导致难免与日本一战。弗兰克·西蒙兹（Frank Simonds）就曾强调说，这种危险几乎是必然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冒这种危险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各种利益并消除未来的战争危险之后，还是照样可以过得很舒服。
另一条路是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意志坚决但不咄咄逼人，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积极地、循序渐进地促进这些利益的正常发展。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的现任政府想走第二条路。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抛开退出远东那个假设，在估计前景时可以相信，我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美国在远东的合法权利、既得利益、不受歧视而均享机会的特权和商业的健全发展。
就我们自己的态度而言，走这第二条合乎逻辑的道路，不会也不应该与睦邻政策有什么矛盾之处。既然决心支持和保护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利益，就难免时常与日本发生摩擦，但这个决策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绝不牺牲原则以及争取将美日间摩擦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办法来实现的。
日常执行这一政策就是外交的事了。外交有时很难办，但总归是重要的，因为政策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处理我们已经碰到的以及今后还会继续碰到的各种问题。日本人有明显的自卑感，在表现时又披着同样明显的优越感的外衣，因此会极为敏感，伴之而来的便是咆哮、恐吓、沙文主义、惧外、仇外和有组织的全国性宣传：由于这一切，处理悬案的方式方法就很关键了，其中大有讲究，尽管就争端的性质来说它们往往并不值得那么小心翼翼。我国政府完全了解这个事实，从现政府就职以来发给大使馆的训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而我们执行这些训令或相机行事时，也经常考虑到上述情况。
但在我们日常外交的背后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作为后盾，并以国家的军备来显示和加强这种支持。我认为，我国军备的基本要素应是在原则上维护现行的海军比例，最后在实际上、在与日本海军力量的对比上达到并保持现行比例。在这种背景下，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外交才能有把握做到说话有人听并言出必行。最近报纸报道，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38]将军说：“陆海军保持精锐，就可以给政治家的和平言论增加分量；危机临头才急切如狂，加紧建军，那就只能招致敌人进攻。”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不住在日本的人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目前的情绪。听说有位美国参议员最近建议，我们应当给日本同等的海军比例，以免将来发生战争。姑且不论这位参议员对我国在远东应奉行的总政策的见解如何，他公开讲这种话，就足以坚定日本的立场，助长扩张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而这种危险恐怕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日本报刊当然就把美国要人中诸如此类的言论挑出来广泛宣扬，以此论证日本的普遍信念，即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正占压倒优势，终将支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普遍倾向：把我国的外交声明说成虚声恫吓，认为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用担心后果。
日本人不停撰文高呼日本命中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世界（原话如此）；陆海军中某些人、爱国团体、狂热的国家主义者都要求举国一致。他们的扩张野心昭然若揭。关于这一切，那些赞同这位参议员意见的人若能听到和读到一点，若能有所认识，那就好了。日本人之目的是要在中国、菲律宾、海峡殖民地、暹罗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苏联沿海各省和海参崴取得贸易控制权，最后取得政治上的压倒优势，就像征服朝鲜和满洲那样。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巩固成果；然后，一见面前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来扫除，便又走下一步。眼看许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帝国梦，陆海军可以不顾东京政府稳健派首脑的约束而恣意横行（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满洲事变已是明证），而我们还要指望条约的约束力或国际间的规矩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即我们自己的财产，就是在自我催眠。这是不可饶恕的。
在与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的一次密谈中，这位久居日本、精明练达的同行说，据他看日本海军充满排外好战的狂热，且一心要与陆军争功，以免在公众面前失势，所以很可能会在危机时刻或实际上在任何时刻不计后果地攻占关岛。
我不认为现在就会有这么疯狂的一幕，可是，若从条约权利和国际法的观点来评判，陆军在满洲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没有理智的行动。重要的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今后也依然如此的情况下（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沙文主义的钟摆总是往复于强烈和暂缓的周期之间），这个国家的军人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
当日本人说日本是东亚的“稳定因素”与“和平保卫者”时，他们的意思是要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最后在经济上完全控制东亚。照某些人的想法，日本还要在政治上全面控制东亚。最近一期的《费城公报》（The Philadelphia Bulletin）引斋藤大使的话说，日本准备用战斗来维护计划中的和平，看来可能是误引。不过，这话也恰好道出了今天许多日本人的心思。日本国内有一种虚浮狂暴的氛围，这主要是军部的宣传培养起来的。这种氛围可以在今后几年或几代内把日本引向极端，让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除非政府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确能力挽狂澜，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
这种防止行为能有多大功效，始终可疑。经常有人在密谋反对政府。例如听说11月22日发现，有几个第三步兵联队的少壮军官和东京士官学校的学生已策划好要刺杀包括牧野伯爵在内的各种政府要员。[39]密谋被发现后，有几天不准士官学生走出校园。还有一桩类似的密谋，据称要在国会临时会议开幕时袭击政界人士，再来一次“五一五事件”，听说也被发现、被提前处置了。这类密谋的目标是要建立军事独裁。诚然，要证实这些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谈论颇多，无风不起浪。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出国来这里住一住，慢慢就会觉察到局势确实有潜在的危险和祸害，不要继续在一个自己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发表学究式的议论、写学究式的文章，徒为日本军部和极端分子提供炮弹。这些分子得势已非一日，现在则更有力量了。有人认为自1931年以来即暗中存在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只要外国稍予鼓励，他们就会强大起来，崭露头角，获得控制权。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由思想是有的，但他们无法畅所欲言，而且大都软弱无能，短期内多半还会是这样。
这么说也许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这些大使馆的人是在助长某种“反日”情绪。事实绝非如此。不喜欢、不赞成某家的一些成员，不一定就是敌视其全家。依我看，日本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我倒想把广田归入这一类，假如他能如愿以偿而不为军部掣肘，我相信他可以把国家引上较安稳的航道。
有位属于这一类型的朋友曾向我们哀叹说：“我们日本人做事总是慢手慢脚，又自高自大，错了连解释一下都不肯。”他们的外交一向是现在也还是“拙劣的外交”。他们的手段向来不高明。不错，日本“拙劣的外交”要由军部和极端分子负主要责任，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往往缄口不言，敏于行而拙于言。军部和极端分子又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在意日本和别国的关系，政府官员如白鸟、天羽之流则一味巴结军部，一心只想借此提高他们自己在国内的声望，保住他们的前程，许多麻烦都是这样造成的。也许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常常事先就在无意中泄露秘密的也正是这伙人。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少我们对日本生活中那些优良部分的好感，也绝不会使我们“反日”。日本是一个矛盾百出、爱走极端、大智与大愚兼而有之的国家，这可以在有关海军会谈的言论中找到恰当的例证。海军当局和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说，日本如果没有与美英同等的海军实力，就不能有效地防卫它的海岸；与此同时，报刊和公众又在文章、演说、交谈中大吹大擂，称日本海军今已强过美国海军，一旦打起来，轻易就能击败美国。在这种气氛下，一个外国人要保持超然冷静的态度就非常难了。我们使馆中人正力求冷静，但愿确能做到。在此期间，我只能做到不要惹起严重事端。建设性的工作目前是谈不上了。我们的精力正集中于反对破坏性的势力。
鉴于上述诸多考虑，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再次强调：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做好应变的准备乃美国当务之急。在国际裁军运动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带头限制和裁减军备。我们抱过希望，以为这个运动会有进展，但是，华盛顿会议后十二年来时局的发展却并未给运动的进展提供有利条件。除非我们准备赞成在远东实现日本统治下的和平，赞成日本所设想和解释的这种和平运动必然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否则我们就应该迅速把我们的海军加强到条约所允许的极限。《华盛顿条约》期满后若不继续签订，我们也应该不惜代价地继续保持美日之间现在的比例，这是为了控制和减少战争危险而在平时缴纳的保险费。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或抵消美国强硬派的好战言论，就像防止或抵消和平主义者的失败主义言论那样。这两种言论有许多都被日本报刊登出来了，因为前者可以用来煽动公众的反美情绪，后者则可以用来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美国软弱、踌躇，只会虚张声势。
我自己的看法——尽管只是猜测——就是日本绝不想挑起海军军备竞赛，它发现我们在比例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在《华盛顿条约》期满前的今后两年内，或在我们现在的造舰计划全部完成前提出另外的建议。据信，一旦美国的造舰计划确已完成而达到了条约允许的极限，那时候——大概不会在此以前——日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认真的，就会谋求妥协。我们认为，日本的海军政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即认为美国绝不会把海军扩充到条约允许的极限。过去两届政府的海军政策、美国和平主义分子的表面得势，再加上最近经济萧条的结果，更助长了这种想法。
不错，日本正在拼命制造和煽动舆论，即要求哪怕不是在事实上，也要在原则上拥有和美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但日本领导人也是善于用宣传改变舆论以适应新情况的高手。一旦日本确实看到争取同等地位已不可能，那就很难相信它会听任事态发展到非搞海军军备竞赛不可的地步。1935～1936年的国家预算共达2193414289日元，其中陆海军军费约占47%；到1936年，国债估计将为9亿8800万日元，几乎等于内阁统计局所估计的1930年的国民收入10亿6350万日元；在满洲的费用高昂，居民的税负已够沉重，很大一部分人民亟须拨款救济：在如此情况下，很难设想日本还能实行与美英并驾齐驱的海军计划。
只要我们的立场表现得坚定明确，就可以静观日方的下一步。我相信这一天指日可待。
关于最近伦敦海军预备会谈的情况，就我们在此期间所能猜想的而言，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成果是英美呈现出在远东加强合作的明显趋势。日本如此藐视条约权利，控制东亚的野心永无止境，如果我们能够指望日后美英结成坚强的联合阵线与之抗衡，而这恰是“拙劣的外交”的又一直接后果，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布过一项政策，叫作“说话和气，身携大棒”。要使我们在远东的外交有成效，要想把终将与日本一战的危险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这样的战争也许是不可思议的，真是不可思议，但它的鬼影总是在那里徘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还会是这样。把这一点丢到计算之外，就是可耻的鼠目寸光。最好的回避方法莫过于充分准备，因为战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日本的沙文主义者、军人、爱国者、极端国家主义者虽在叫骂美国的“挑衅性措施”，但是连这类人也能领会和懂得这个事实。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有个日本要人曾对他说，苏联沿海各省之所以得免于日本的进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加强了战备。我相信这是真话。我要再三敦促，我国也要做充分准备，以防远东发生不测。
上述各项意见，我当然已向我国政府呈报。
有关日记和函电的说明
1935年1月22日
回头重读这本日记时，我真不禁感叹：我竟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将其示人。它就是这么一个草稿本，一张用碎布缀成的褥子，其中有很多评论还是草草写成的，都需要进一步阐释或讨论。例如日美关系，这方面是很广泛的，绝非此种流水账式的记录所能容纳得了。我那样逐日论述，仓促行文，就很可能会给人留下错误印象。我们的正式函电，就其整体来说，也许还能涵盖这个方面，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还是必须以这些函电为准。日记的作用仅仅是给正文补充一点例证而已，在历史研究中绝不能只考虑这些例证而撇开正文。
我们的函电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并按一段时期来读，才能得到正确的观念。有些函电也许可以说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有一封讨论海军会谈的、据说是寄给总统的呈文（1078号），原是根据这样的想法写的：日本人就全体而论，对海军比例等问越绝无妥协之意，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举国一致的。这在目前来看是实情，千真万确，但两周后我又写了一封信（1102号），上报这么一个意思（仅属揣测，也声明是揣测）：当日本人终于发现我们真的是要保持现行比例，要把海军实力加强到条约允许的极限并付诸实践，即便这意味着海军军备竞赛也要继续实行此项政策时，他们就会谋求妥协而不敢搞军备竞赛。尽管他们已是背水一战，但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可以改变舆论和政策，甚至在条约期满前的两年内就会改变。正如我说的，这只不过是猜测，但包括参赞和海陆军武官在内的使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猜测。所以这两封信实际上并不矛盾：第一封是谈现在；第二封是预测在一定情况下将来会怎么样，即若我们用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决心要把我国海军建立起来并保持在5∶3的比例上，日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如果两封信总统都看见了，但愿他能领会此意。
美国为何不应撤销《移民法》
1935年1月27日
刚从美国回来的赖夫斯奈德主教夫妇和正在进行环球旅行的沃尔特·埃奇（Walter Edges）夫妇前来茶叙。赖夫斯奈德把他和赫尔、卡斯尔等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主要是谈废除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区别对待的条文[40]的问题。他在加州时曾想拜访赫斯特（Hearst），征询其意见，但赫斯特病了，不能见他。我认为现在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项法令固然一直招人怨恨，今后也一样，但是现在废除区别对待的条文，就会被许多人视为示弱，被解释为意在安抚日本的好战情绪，也许会出现几篇动人的社论，称赞此举，说我们有承认日本享有同等权利的雅量，但日本的政策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军部的宣传也绝不会因此降低调子。相反可预料的是，有些日本人一定会撰文论证说，美国既能在移民问题上承认日本的同等地位，那么在海军问题上承认它的同等地位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谁敢说某个法案一定能在参议院通过？我们就曾以为我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肯定会得到通过，政府也以为《国际法庭议定书》定能通过，然而两者都没有通过。提出废除《移民法》的区别条文而又废不成，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还是暂时不动为妙。
我国海军在太平洋演习为何有助于和平
1935年4月1日
新当选为“美国基督教科学派联合理事会”理事长的伊凡·李·霍尔特（Ivan Lee Holt）博士从上海回国，顺道来看我。我已为他安排好与广田会晤，他只是想带个表示友好的信给广田。他说，国内各教会正在要求取消预定在太平洋举行的海军演习，理由是对日本来说，这将构成一种挑衅和威胁。对这件事，他问我，他应该抱什么态度。
我竭力为演习辩护并告诉他，我认为反对演习的运动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还是危险的。演习纯系例行公事，大约两年前已做了部署，不会进入距日本海岸一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有两大洋需要保护，假若取消演习，那不仅是荒谬透顶，而且是示弱于人，自认害怕日本。如果我们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全是要为讨日本人的欢心，那就只会使他们更加趾高气扬，只能招致日方采取进攻的策略，还会使他们觉得我国所谓的和平主义者正占优势，他们日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侵犯我们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丝毫不必担心我方会采取防卫行动。若造成这样的印象，显然是有害的。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若奉行某些教会所鼓吹的软弱和失败主义的政策，肯定只会加速战争的到来。遵循我国政府的明智政策，备战而不犯人，保护我们的正当利益而不悖睦邻精神，这才是保证和平的上策。假如日本认为应当把我们例行的海军演习解释为武力威胁，那也只能悉听尊便。因为首先炫耀武力的正是它，我们越显得没有骨气，它就越要拔刀相向。东方人欺软怕硬，最能助长其凶焰的是软弱。
交谈时，我当然没有完全使用这样的措辞，但我的确讲得极其坦率，因为国内有些教会的态度使我非常不安，霍尔特博士作为联合理事会的理事长也许可以施展巨大的影响。他好像有点诧异我的看法竟会是这样。因为据他说我在人们心目中原是个教会利益的坚决支持者，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临走时，他至少暗示了他将按我的话去做。如果我真有侨居此地的教会工作者的好朋友和支持者（我确实是）的名声，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忠告或许会格外受到尊重。
德国重整军备，为何有利于日本？
1935年4月2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及帕布斯特相继前来漫谈政治。德国宣布重整军备，确实让时局陷入一片混乱，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除仍在关心远东的美国外，列强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那边去了。日本可以更加安心，不用担心外来干预，自英日同盟终止以来，像这样的时机还从未有过。若与别国进行政治谈判，它也就居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昨天，天羽否认苏日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声称并没有为此推进过任何工作。的确，在目前形势下，日本确实无此必要。事态发展正对日本有利。天羽说，日本除与波兰有过某种非正式的谅解外，同别国都没有联盟或协约的关系。我们还看到一些迹象：日本和德国正在密切交换意见和情报。但这一切还都不明朗，主要的事实是，日本现在可以“稳坐”一侧，并按部就班地推进其计划，它估计欧洲列强自顾不暇，不可能多为远东操心。这种局面只会使我们的外交更加难办。
一位伟大的日本绅士论日本
1935年5月22日
式部官长松平子爵和夫人在梅普尔俱乐部举行了日本式的盛大宴会，座中有牧野伯爵、林男爵、宫内省官员和全体外国使节（临时代办除外）及其夫人。有头衔的代办也在座。这真是一次盛会。
宴后与牧野伯爵同坐，交谈颇为有趣。其间他讲到他刚和巴黎《时报》（Temps）编辑杜博斯克（Dubosc）的一次谈话，此人正在日本旅行。杜博斯克明确告诉牧野伯爵，他认为日本的政局“险恶”，因为各政党互相倾轧，腐化堕落，国政既有走向军事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也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危险。
牧野对杜博斯克说（据牧野对我的转述），“您回到巴黎以后，无论做报告还是写社论，在讲到日本国内局势时，请把‘危险’一词从您的语句中删掉。在日本，我们有一种他国无法企及的预防设施，那就是皇室。只因天皇至高无上，永能独断乾纲，所以断不会有来自军事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危险’”。
这位老人说话如此刚劲，显出这么强烈的爱国心，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他热泪盈眶，不得不擦拭眼镜。他今晚说话的神态和语气顷刻之间便流露出日本人强烈的忠君思想。我觉得，全国这种忠君思想的力量（不管有多少争吵、政治骚动，甚至刺杀，或许正因为有这些）是很强的，比外国人通常感觉到的要强得多。总之，今晚我窥见了这位平素温文尔雅的牧野伯爵的内心。这瞬间的一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将永远把他看作世界伟人之一。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访日
1935年6月20日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到处拜访，今晨拜到大使馆来了。它们是两个和真人一样大的美国吉祥物，是纽约市市长送到日本来作“亲善使节”的。它们不仅身材如人，而且外形生动逼真。艾丽斯盯了一会儿这位年轻太太秀媚的眼睛，不禁说道，那双眼睛后面没有灵魂才怪呢。这次访问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形式是写公开信给《日本广告报》：一记者认为，这全是无聊之举，有损尊严，听说总理大臣和美国大使还向吉祥物敬过冰茶，他们都来接见吉祥物，简直不像话，把日美两国的人都置于荒唐可笑的境地；而另一些记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大概是这么回事：日本铁路的旅游部门向纽约市市长提出，送两个美国吉祥物来做“友好访问”，它们将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拉瓜迪亚（LaGuardia）市长接受了这个建议，便把这两个吉祥物派来了，在它们临行前还于纽约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据报道，在载它们来的日本邮船上，它们坐的是头等舱，现在则正在乘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渡轮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遍游日本。当然，此举不过是为日本旅行社做宣传，是一种噱头十足的广告而已，但当得到通知说这对吉祥物要来使馆拜访我们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接待，否则只会徒然得罪人，造成不良印象。不过，我还是很小心，特向美日协会的一个日方工作人员请教。他经过调查后，劝我放心接待。
之所以要接待，有几个理由：第一，首相、几个阁员和东京市市长都要接见这对吉祥物；第二，在日本，人们对吉祥物的感情深厚而普遍，这无疑起因于日本人热爱小孩，一年有好几次儿童节，还有各种玩偶社团；第三，我相信应该支持美日间的旅游业，来日本游历的美国人越多，对日美关系越有好处，可以防止某些意外事件和变故。因此艾丽斯和我便在后阳台接见这对吉祥物，大部分使馆人也在这里看热闹。美利坚夫人进来时掉了一只手，但很快就被修好了，它们被放在两张椅子上坐着，我们则在一群摄影记者面前和它们握手。按惯例用冰茶款待陪同吉祥物前来的日本人。不到十分钟就完事了。
后来又在日比谷会堂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小孩，东京市市长亲临致欢迎词，我至少得派个代表，于是便派三等秘书安德鲁斯（Andrews）去代我读了演讲词，说我很乐意赞助这次访问。为了添上一点轻松味，我的演说词有这么一句：“美利坚先生和夫人有一点比其他来日本观光的人强：它们说日语、懂日语的情况，就和它们说英语、懂英语的情况完全一样。”不幸日本报刊未能领会这样故作玩笑的真意，竟把我的话引成：这对吉祥物精通日语。
每天仍有人写信给《日本广告报》，有的很友善，有的很可恶。这事其实不值得这么重视。不过我确信，我也来凑热闹，尊重这个国家对吉祥物的感情，日本人是高兴的。
苏联大使认为美日关系前景不妙
1935年7月17日
今天拜访苏联大使尤列涅夫，他要去休假，即将启程。话题从苏日关系谈起。大使说，两国对某些困难问题虽有争执，但他毫不忧虑结果如何，因为日本人不想打仗，更没有准备好。他认为我要对付的日美间的问题远比他的问题棘手得多，日美关系的前景比日苏关系的前景更暗淡。他的意思是，未来的日美关系不容乐观。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使有所争论。我逐一列举了日美间的重要问题，略加论述，然后对他说，我确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即使得不到解决，至少也可以暂时搁置起来。
尤列涅夫先生说，关于苏联与“满洲国”的边界纠纷，自我们上次谈话后，情况已稍有改变。现在是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任务不是定界，而只是处理由边界问题引起的具体争端。正如他上次告诉我的，起初他主张委员会可以有日本人参加，也可以有“满洲国”人参加，但不能两者都有，苏联人不同两者一起打交道。可是现在他的政府已同意在对等的基础上和两方的代表会商。换言之，即苏方代表的人数必须与两方代表的总数相等。广田先生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预料谈判将会拖得很长，特别是因为在此种问题上日本军部是很难满足的。他认为在成立委员会之前，议事日程、开会地点等都需要多次商讨，而这些谈判又得由他本人主持，所以他觉得今夏出游轻井泽的希望不大。
向广田辞行
1935年7月18日
今晨拜访外务大臣，告诉他：鉴于驻日已有三年多，我国政府准我休假一次，明日即启航返美。我还说，但愿能在秋末回到东京。外相情意殷殷，说希望我一定要回来，因为换大使总不免要引起一些混乱，在新大使和所驻国政府彼此熟悉以前，又总会有一段不方便的时期，他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尤其不宜更换，这是最要紧的。我答道，据我所知，目前并无换人之意，我想定能重返东京。
我说，一到华盛顿，自然就要向总统和国务卿当面汇报，报告我对日本局势和两国关系的观感。外相若想表示什么意见，我非常乐意向总统和赫尔先生转达。广田便提醒我他刚就职时和我讲的那番话，大意是他认为美日亲善至关紧要，他愿以改善两国关系为其政策的基础。他说，虽然两年前关系不佳，但他觉得现在已有显著的好转，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继续友好下去。竭尽全力以获得最理想的成果是他的心愿。他还说，他觉得日本和某些别的国家的关系，比现在的日美关系更麻烦，还更不能令人满意。
接着，他谈到海军的情势，并说除非有一线希望能在今年达成协议，订成条约，否则他认为最好还是把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他说，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压力，只能激怒对方，最好能避免，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日本海军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很愿意暂时维持现状。他估计年底以前恐怕得开一次海军会议，但会议可能只是在形式上开一下，也可能休会一两年后再开，不一定会引起争吵。广田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日本海军当局的苛求之心似乎没有原先那样强烈了，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多说。观其大意是，假以时日，许多困难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
（驻日三年后休假五个月，使这本日记在这里中断了，但下面一条似乎还是值得收入记录。）
向白宫汇报
1935年8月4～5日 华盛顿
远东司大部分同僚都来迎接我们。我去了三次华盛顿，他们大家，特别是他们的领导霍恩贝克（Hornteck），都异常热情，大力协助。在卡尔顿大厦见到比利·菲利普斯（Billy Phillips）。与赫尔国务卿长谈，在此以前，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谒见总统，总统态度十分亲切。他给人的印象是极度乐观，兴致勃勃，精力旺盛。与总统谈话三次，使我非常惊讶：虽日理万机，他的注意力却能高度集中，对我职务上的问题也都了如指掌。他说，他不常写信给我其实就是一种表扬，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什么差错。国务院的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还办了很多事。去了两次波托马克河畔的露天音乐会。
重返东京
1935年12月17日
第二阶段的课程于此开始。第一阶段的课程始于1932年6月6日，止于1935年7月19日。
我既无暇也无意一开头就叙述或议论五个月假期回来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只想说，问题很多，以后自然会讨论到。
拜访比利时大使巴索皮埃尔男爵。他透露了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因为此刻正逢比利时新故王后的国丧，他从1月起又要去度长假，所以从现在直到明年9月将由我代理外交团团长。换句话说，我得一年四次按时在天皇御前致辞，还得参加许多仪节繁复的宫廷典礼。事实上，准备在1月5日宣读的献词稿已经在同僚中传阅了，已注明要由我这个副团长来读，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可怕的差事。
下午赴外务省拜访广田，只为告知他我已返任。简单的交谈中没有提到什么重要事情，只是广田曾眨一眨眼说，日本报刊骂人时惯用的连珠炮最近已将目标从美国转向了英国。他没有用那些字眼，但大意如此。日本人普遍认为英国访华财政代表团团长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爵士非常可疑，应对他们在中国搞的财政和政治阴谋负责，最近华北的动乱就是这些阴谋引起的。换言之，英国损害了日本在中国的“安定势力”，而中国则是一个所谓被引入歧途的国家。
怨愤的一年开始了
1936年元旦
生活给了我很多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莫过于制订新年计划。如果你明知自己会违反某个协定，那最好就不要签订那个协定。凭自己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违反我在1月1日所做的一切美好的决定，如今从哲理来看，在1月1日做决定就是不明智的。因此我便不再准备那些老表格（原想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填上花多少时间看书学习、练钢琴、运动，以及有节制地喝酒抽烟，等等，而是满不在乎地跨入新的一年，昧着我那颗新英格兰的良心，这颗良心我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把它压下去。我在1936年很可能仍将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甚至比1935年浪费的还多。但那又有什么可愁的呢？生活是美好的，但要不较真儿才好，我们新英格兰的那些先贤（愿他们流芳百世）的确是拼命要把生活变成地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这一行，除了一本正经的生活而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呢？
天皇举行觐见礼，这是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皇后因刚生第二子，没有出席，但并没有因此不让女眷参加，她们按部就班地鱼贯走过御前，行三屈膝礼如仪，非常得意。我作为外交团的代理团长，得率领一大队人。老实说，我们自己使馆的队伍就已经长得相当惊人了。我馆奉命参加的人员及其夫人共有三十五人，而名单上的大部分也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