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御座大厅的时间实在太短，不可能品评那个场面，但仍然可以说颇为壮观。天皇站在御座前，亲王、公主排成矩阵，分列天皇右边和左边，宫廷高级官员又排在这两列之后，服饰灿然，金光闪闪。同行中有抱怨者，因为他们和夫人按规矩穿戴整齐，也只是在天皇前一掠而过，前后都无缘与宫廷重臣接触。这种做法在世界宫廷中可谓绝无仅有的。我依旧认为，若论雍容华贵，哪里也赶不上日本宫廷。但我觉得，上次1933年的觐见礼完毕后，宫廷至少还款待了我们一点香槟冷餐，今年却连这样的款待也没有了。我本人还得去见皇后的式部官长，请他代外交团向皇后恭贺新禧，但也就是这么多了，我们出宫的时间比以往都早。
罗斯福的新年警告如何刺激了日本
1936年1月5日
总统在国会致辞的摘要发表了，摘录的范围很广，有大段引文，但日文报纸均未做任何评论。我想一定是外务省传话阻止了，目的是避免出现抗辩、谩骂之词，否则有些报纸确实会这样做。天羽等官员则推脱说没有读过这篇演讲词，借此敷衍过去。总统说，有些国家愿意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只有那双鞋子合自己的脚，那就让它穿吧。这话很巧妙。
有些话说得很直率，显然是针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例如：“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美国各族人民必须认识到敌意在增长，侵略倾向日益明显，军备在增加，火气越来越大。这种局面，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导致战争悲剧的因素。”“如欲通过和平谈判和主持世界正义的天良本性来达到合理合法的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而那些谋求扩张领土、企图纠正以往战争造成的不公平待遇、想为贸易和人口找出路的国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耐心。它们一向总是急不可耐，或恢复到武力统治的旧信念上，或退回到那种荒诞的想法上，即以为唯有它们才肩负天命，是注定要来完成天命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乃至必须听命于它们，受制于它们。我说这些话是经过再三斟酌的，我承认，在那种愿意挑这双鞋来穿到自己脚上的国家，我这些话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我要向你们指出全世界人民面临局势的严重性。危害和平的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威胁和平的是那些正在为私利而追求权力的人。”
能讲这番话，我认为是政治家有胆识的表现。这番话，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必然会深深影响他所指的那些人的意识和良心。此外还有助于通过总统要求的《中立法》和军备预算。他的话制止不住日本向中国步步进逼。因为除了日本战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制止它，但是要在日本人的行为手段和策略上起一点缓和作用，相信还是可以的，说不定还会暂时延缓他们的行动。以前日本人不喜欢史汀生，现在他们算是领教到罗斯福这个大海军主义者偏爱什么了。除此以外，罗斯福还公开发出警告说：“现在已到了美国各族人民必须有所认识的时候。”我想在美国下次大选时，日本人将为共和党祈祷了。
广田对罗斯福的答复
1936年1月21日
将广田在国会的演说电告国务院。他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在国会致辞的一种回答。他也不点名，只是批评“国外某些著名政治家”不了解别国的实情而又要在那里发号施令。日本人当然要给广田很高的评价，因为都认为他在同美国人斗智时占了上风。以下是他讲话中的有关部分：
非常遗憾，国外某些著名政治家好像总喜欢把他们关于世界大事应如何安排的个人信念强加于他人，动辄把不听命者斥为麻烦制造者。谁也没有资格奢谈世界和平，除非他不仅知道他本国的国民愿望与职责，还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要做到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又往往要从了解和重视那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入手。我们已经成功地增强了我们的国力，树立了我们的国威。这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将其发扬光大并使其适应我们自己的文明。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努力把我们的技艺和文化传到别国去，从而对增加国际谅解、丰富世界文明、增进人类和平与幸福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皮特曼参议员严厉谴责日本
1936年2月11日
收到国务院来电，电文中引用了国务卿对皮特曼（Pittman）参议员的演说的评语。皮特曼曾在参议院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称日本的侵略行为对美国构成威胁。赫尔先生说，此事没有人跟他商量过，他也从未插手这篇演说的草拟过程。当然是这样的。国务院的这类电报对我们核实新闻报道很有帮助。皮特曼的演说虽然是十足的好战言论，美国报纸社论似乎已在严厉批评它，当然这也是很对的，但我个人私下并不觉得这篇演说的发表是一个遗憾，相信其实际效果倒是有益无害的，或准确地说，反而是利大于弊。
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大量增加陆海军军费预算必将遭到和平主义者的反对，这篇演说却可以减弱这些人的鼓噪。在日本，这篇演说则可以向其政府和公众表明，我国并不是像此间的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由和平组织和妇女和平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如果被人屡次重打耳光，我们也有不肯把另一边脸转过来让人再打的时候，我觉得日本人总爱忘记历史。历史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他们忘记了1898年的怒潮，那时怒潮一来，犹如森林大火，几乎一夜之间就燎遍全国。尽管政府、国会和绝大多数国民本来并没有打仗的意愿，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还是爆发了。第一次大战以来，关于和平的言论及活动太多了，以至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我国在1917年的行动仿佛已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因此我确信，偶有皮特曼式的演说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促使日本人好好想一想，甚至还能刺激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损害我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权益得有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度，就会有面临报复的危险。
应该让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继续贯彻近年来所奉行的非常明智的政策，即一面稳步坚持立场，一面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刺激，但其间无论在国会还是报刊上，都要让舆论表达出这样的意向：我们绝无退出远东的打算，却有保护我们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的决心，乃至不惜对抗所谓日本在东亚的“绥靖势力”。这种“绥靖”即日本统治下的和平，也即由日本人独霸东亚。在满洲吃闭门羹，我们容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打一仗；日本再侵略中国其他部分，我们无疑也会容忍，但是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不用像“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足以在一夜之间就引发弥天大祸。
我不得不这样想，至少让日本人明白他们以为是死火山的地方仍然还有火，这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延缓他们的侵略进程，多少有助于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因此我反而一点也不生皮特曼的气。
[1] 1898年2月15日，在古巴执行护侨任务的美国战列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沉没。由于当时美西关系已因海外利益矛盾等原因日趋恶化，美国国内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班牙所为。同年4月25日，美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但是，“缅因号”爆炸沉没的真实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2]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9月6日参加泛美博览会时遇刺身亡。
[3] 指1899年至1902年间，英国与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后裔）殖民地之间爆发的战争。
[4] 1895年，英国南非矿业公司代表及殖民地官员詹姆森率领武装部队企图远征德兰士瓦，推翻当地的布尔人政权，结果却完全失败。
[5] 指低于标准杆一杆。
[6] 指低于标准杆两杆。
[7] 位于太平洋西部加罗林群岛，也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西的一个州。
[8] 1933年3月11日，美国加州长滩地区发生了6.4级地震。
[9] 松冈洋右（1880—1946），早年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留学。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后，转而加入南满铁道会社，曾任理事、副总裁。1930年当选议员，强烈批评“币原外交”。1933年作为日本代表在日内瓦宣布日本正式退出国联。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任外务大臣，积极推动德、意、日的三国轴心同盟，曾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但在审判期间病亡。
[10] 在石井子爵赴伦敦出席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途中经过华盛顿时举行。——作者注
[11] 指1899年5月18日到6月29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参加的有中、俄、英、法、美、日等二十六国。
[12] 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前来日本访问，这是它一系列常规任务中的一项。——作者注
[13] 帕夏（Pasha），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对高级官员的敬称，类似英文中的“Lord”。
[14] 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时任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1932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参加庆祝会时被炸伤。1937年退役后，曾短暂出任阿部信行内阁的外务大臣。因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私交，后被派往华盛顿任驻美大使，负责对美谈判。战后，出任过JVC会社的社长。1954年，在政坛复出，当选参议员。
[15]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Antony Hope）所著《曾达的囚徒》（Prisoner of Zenda）中的情节。
[16] 重光葵（1887—1957），历任日本驻华大使、外务次官、驻苏联大使、驻英大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小矶国昭内阁的外务大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再次被任命外务大臣，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了投降书。战后被列为战犯，判刑七年，1950年年底获释，并出任过鸠山一郎内阁外务大臣。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受重伤，终身跛行。
[17]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探险家，据信是最早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
[18] 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历史上最著名的球员之一。一共获得过七次世界大赛冠军、十二次美国联盟本垒打王、六次美国联盟打点王，也是美国棒球名人堂首批入选的五人之一。另外，由于棒球运动在日本同样流行，因此当时贝比·鲁斯在日本同样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19] 末次信正（1880—1944），日本海军内部反条约派的代表人物，强烈主张日本废弃《伦敦海军条约》。对美、中、英、苏皆持强硬立场，退役后曾出任内务大臣。
[20] 林铣十郎（1876—1943），在斋藤内阁、冈田内阁中担任过陆军大臣，1937年曾短暂任首相。“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擅自指挥日本在朝鲜的部队越境进入中国东北，后被称为“越境将军”。
[21] 应为朝鲜王朝的末代王世子李垠（1897—1970），高宗的第七子。早在1907年便被伊藤博文接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官至中将。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后，李垠名义上获得日本皇族的身份。
[22] 位于瑞士。
[23] 这次师团长会议定于3月26日在东京召开，为期五天。该会议不是每年都开，据说通常在新陆相就任后举行。——作者注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峰风级驱逐舰中的一艘。1940年被改为哨戒艇。之后，“岛风号”的舰名由1941年开建的新型驱逐舰继承。
[25] 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后升为公使。在其任内，曾与德川幕府签订了《安政条约》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26] 即杨桐树，在日本称“木神”，常用于神事中。
[27] 江川英龙（1801—1855），德川幕府晚期的名臣，一生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多次建议幕府加强海防。
[28] 天羽英二（1887—1968），曾任外务次官、内阁情报局总裁、驻意大利大使。1934年4月17日，天羽英二在与记者的非正式谈话上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要求欧美列强不应干涉中国事务，日本有维持东亚秩序与和平的义务。之后，这番言论也被称为“天羽声明”。
[29] 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承认”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成立的“满洲国”，因此也被称为“不承认主义”。
[30] 约翰·西蒙（John Simon，1873—1954），1931～1935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31] 日本昭和初年的极右翼国粹主义团体，成员都是退役、预备役的在乡军人，积极主张海外扩张。
[32] 小村寿太郎（1855—1911），1901～1906年、1908～1909年任日本外相。曾代表日本签署《辛丑条约》与《朴次茅斯条约》。
[33] 加藤高明（1859—1926），1899～1916年曾四次任日本外相。1924年发动第二次护宪运动并成功出任首相，任内改革了选举法，并起用币原喜重郎为外相。1926年病逝于任上。
[34] 冈田启介（1868—1952），海军大将，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担任过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20世纪20年代后，先后两次出任海军大臣，1934年接替斋藤实任首相。“二二六事变”中侥幸未死，但其内阁随之倒台。
[35] 1925年10月5～16日欧洲多国在瑞士洛迦诺商议的七项协议。同年12月1日于英国伦敦正式签署。通过该公约，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彼此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36] 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条约主要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总吨位之比为5.25∶5.25∶3.15∶1.75∶1.75。
[37] 日本预备役、后备役军人的组织，本部设在陆军省，在日本全国各地及海外殖民地都设有分部、支会。
[38]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年），1930年被从少将越级提拔为上将，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任远东军司令，却在1942年3月被迫从菲律宾撤退。1943年后开始组织、指挥盟军在西太平洋的反攻。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负责对日本管制、改造等工作，成为当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39] 即所谓的“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一批支持皇道派理念的青年士官企图刺杀重臣、元老，但由于消息败露而被宪兵破获。该未遂事件也成为之后“二二六事件”的一次预演。
[40] 1924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法》，严格限制（几乎等于完全禁止）日本人和其他东方人迁入美国，但允许欧洲人按每年规定的人数向美国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