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1937年4月18日）
日本追求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始于国内。自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无法为年青一代提供一个宣泄压力的出口，而这些年轻人类似于德国那些希特勒追随者。只有陆军才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政府当局总是力图约束陆军。1932年，叛乱的青年军官们刺杀了数位政界领袖，但还远不至于能就此夺取政权。1936年，这群人再度发难。这次他们试图发动某种形式的政变。夺权企图终告失败，部分领导者被判死刑并遭处决。然而，他们的失败却让这类人意识到比起在国内发动“革命活动”，对外征服才是更令人向往的美梦。
雷霆一击：值得载入史册的两封电报
发出电报
呈国务卿，华盛顿
第36号电，1936年2月26日上午10时
今晨，有军人占领了一些政府机关和东京的部分市区，据说还刺杀了几位要人。一切情况目前都还无法证实。新闻记者皆不许发电报或打电话到国外。
本电报原属试发性质，是想确认我们的密码电报能否发送。收到后，请密码室立即电复。
格鲁
发出电报
呈国务卿，华盛顿
加急
第37号电，1936年2月26日正午
第一部分
大使馆第36号电，2月26日上午10时
（1）目前可大致断定，前首相斋藤海军大将、前内大臣牧野伯爵、侍从长铃木海军大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将军均已遇刺。另据说大藏大臣高桥和警视总监遇刺受伤。
（2）军方已在各政府大楼和皇居周围的街区设立警戒线，若无陆军通行证任何人不得擅入。与政府部门的电话联系被切断。证券交易所已关闭。
第二部分
（3）现在据说首相冈田、内相后藤、前陆相林铣十郎均已遇刺。藏相高桥重伤不治。大使馆尚无法求证这些传闻。
（4）据大使馆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骚乱和巷战。叛乱部队仍严守军纪，未对百姓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没有搞清这场叛乱性质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前，使馆方面还是建议大家都待在家里。事变中未见有排外情绪的迹象。
第三部分
（5）今晨，几队士兵分头向各大报馆散发油印的声明。声明宣称，现政府愈来愈背离真正的日本精神，天皇大权旁落。签署《伦敦海军条约》[1]与真崎甚三郎[2]将军被迫退役皆为例证。据合众社译文，之后的声明大意如下：“如果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日本同中、苏、英、美的紧张关系就会一触即发。”声明是由野中大尉和安藤大尉签署的，两人都属于驻东京的步兵第三联队。听散发这份声明的士兵说，今天下午5点还会再发表另一份通告：那将会是“一部新的国法”。向使馆通风报信者认为，日本国宪法上规定的部分权力恐将被暂停。他把当前的局势比作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变[3]。
第四部分（简述大意）
（6）根据大使馆目前掌握的情况，此次事件确为一场政变，由陆军少壮派法西斯分子发动，旨在将作为天皇顾问的元老重臣集体一举铲除，继而实施所谓“昭和维新”。天皇本人应被软禁在宫中，无法与外界接触。这应是为了阻止有人能接近和控制天皇，以免妨害陆军政变组织的计划。之前，对刺杀永田将军[4]的相泽三郎的审判激起了陆军中法西斯分子的不满。最近的大选中，不料又有更多的自由主义候选人被选入国会。[5]以上种种看来都是这场叛乱的近因。最新的消息是，海军大臣大角大将已任代理首相之职，事变的领导人物正是真崎将军。这次行动的每个细节看来都是事前周密布置好的。（简述大意完）
（7）大使馆刚从非常可靠的信源获悉，牧野伯爵无恙。
格鲁
斋藤子爵之死
1936年2月27日
这是个可怕的时刻，我刚目睹了一个悲惨的场面。从斋藤家回来，昨天他就是在家里遇害的。我去时被引到停尸的那间小屋里，尸体就放在地席上，盖着被单，或许他就是在这间屋里被杀的。我先跪下烧香，然后转身看望死者家属，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正与敬爱的斋藤子爵夫人正面相对。昨天她也受了伤，进了医院。之后，为了能陪伴她亲爱丈夫的遗体，她必然是把受伤的手搁在吊带上，步履蹒跚地出了医院。
她问我要不要看看他的遗容，接着就把被单揭开，露出了一处弹痕（这只是三十六个伤口之一），斋藤子爵的遗容却很安详。我们是多么敬爱他、尊敬他。他总是面带微笑，且不说历居高位和一生行事所赢得的荣誉，单是那头白发，就已让人觉得他不同凡响。遇刺前几小时，他还在我府邸宴会上，坐在艾丽斯身旁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挨着我，我对面则是铃木海军大将，他也遇刺受重伤，命在旦夕。
今天吊唁时，斋藤子爵夫人与我面对面跪在遗体旁。她对我说，她丈夫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有声电影，他很喜欢在我们使馆看的电影。斋藤夫人又说：斋藤他一定会希望她代为道谢，谢谢我们带给他一个如此愉快的夜晚。我大受感动，除转达了艾丽斯的慰问外，竟一时无言。谁能想到他或许还有铃木将军昨晚一离开我们使馆，就径直迈向了死亡，在自己宁静的日式小屋中迎来子弹和刺刀？
这场暗杀让我们感到心惊胆战：斋藤、高桥、渡边皆丧命，铃木好像受了致命伤。谢天谢地，牧野伯爵幸免于难。因有人及时通风报信，他才能及时逃离当时所住的温泉旅馆，逃去别处避难。他刚走，一伙决心要残酷杀害他的叛军就破门而入。这是后来桦山从宫之下打电话告诉我的，牧野跟他讲了经过。西园寺公爵在兴津乡下，恰好躲过一劫，但那些待在东京的重臣们似乎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有件事值得一提：昨晚宴会时，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仆人，说斋藤一离我们使馆，就请通知他们。之后，我们查了来电号码，发现那是当地的警察局。警察局说不定当时已得到什么特别警告，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例行的安保措施。大概后者的可能性更高吧。无论如何，昨晚斋藤在我们家做客时是否有警察保护都无关紧要了。他早在午夜前就回去了，直到翌晨5～6点钟才被杀。要是凶手冲进我们使馆，就在席间把他杀掉，那才更恐怖。以他们的力量而言，这也并不难办到。至于这在国际上会引发什么后果，在这些少不更事的莽撞者看来根本无须考虑，只要能让他们更轻松达到目的就好。部分刺杀叛军（也可能所有）都装备了机枪。在刺杀首相时，有几名警察在叛军进门前就被射杀。在渡边家，他的全部家人和仆人都被干掉了。
拼凑起来的悲剧经过
1936年3月1日
如此来看，叛乱前发生的一切与这四天的事情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以致我也无心去摘引之前的日记。我得设法把2月26～29日所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此事的结果是冈田首相突然再度现身，我们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已经被杀了。没想到他却安然无恙，几乎让人感觉像是一出闹剧。这些叛乱者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在全世界，在日本也是笑柄，这倒是大好事。不过，令人悲愤的一面还是盖过了滑稽的一面。
整件事得从2月25日晚我们宴请斋藤夫妇说起。客人共三十六位，分坐两桌。为让这位老绅士和其他客人能享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款待，几天前我还去米高梅制片公司挑了几部电影。最后那个下午，沙森（Shathin）给我放了珍妮·麦唐纳（Jeanette MacDonald）和纳尔逊·埃迪（Nelson Eddy）主演的《淘气的玛丽埃塔》（The Naughty Marietta），我立刻判定，理想的片子已经找到了，因为片中既有老维克托·赫伯特（Victor Herbert）优美的音乐，也有漂亮的场景、美妙的浪漫故事，却毫无俗气，几堪与《一夜风流》（One Night of Love）媲美。
几乎一吃完饭就开始放电影。我们让斋藤子爵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以便他看厌了还能安睡一会。因为他告诉过内维尔，他在海军里服役时学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盹的本事。但我觉得他看得乐不思睡。电影放了将近两小时，中间安排有休息时间，大家吃了一点东西。贝特西·内维尔说，终场时日本女士们的眼圈都红了，所以我认为她们都已被浪漫故事感动了。后来还有夜宵，但斋藤老两口约在晚上11点半就走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算很晚了，因为他们平常总是到晚上10点就要离席。我送老先生出门，自1932年6月我首次拜会他（当时他是首相兼任外相）以来结下的友谊居然就戛然而止了。
想起来很有趣，他一生的大事业竟是从与美国人施莱将军的结识开始的。他当时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深造，却在美国大使馆赴宴后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温厚可亲，彬彬有礼，身在沙文主义纷扰的时代，却能以伟大智慧和宽广胸怀待人处事。我抱过希望，以为可以借助他的威望解决朝鲜学校的危机，因为地方当局要求信奉基督教的师生均须在神道教的神社做礼拜。这种要求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办的教会学校全部关门。他一向支持我们的传教士。如今他那开明的影响力消逝了，谁知道将来会弄成什么样子？
26日早上电话铃响，应该是内维尔打来的。他传来凌晨发生刺杀事件的消息，谣言四起，说叛乱者已接管政府和部分市区。谁已被杀，谁还活着，暴乱有多大规模，谁也搞不清。我们第一封电报是早晨发出的，国务院电复称收到，来去花了六小时。这四天事变期间，我们经常有侦察员在市内走动，特别是我们的陆军武官凯里·克兰（Carey Crane）上校及其译员，他们尽最大努力去观测事态发展。第一天早晨，内维尔就从叛军的警戒线前走过。他镇静自若，很客气地用日语说他要去外务省，对方倒也同样礼貌地允许他通过。我想他恐怕是唯一一位在事件发生当天去外务省的外国人，而且去了两次。
那天夜里，艾丽斯很紧张，生怕叛军还要执行新的刺杀计划，而美国大使很可能也在名单上。她坚决主张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睡，靠近小孩。我怕她根本没合过眼，又笑她过虑。因为我心中有数，叛军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找美国麻烦。第二天我们使馆外就来了卫戍部队，设下岗哨，办公楼下面堆起沙袋，警卫森严，还有三个密探（包括来自警察分局的我们的朋友饭田）和两个卫兵驻守在住宅内。我每次下办公楼去，他们都一定要跟着。
第一天，墨西哥公使由乡返城，连公使馆也回不了，打电话求助于我。我尽力请堀内帮助解决，但外务省完全无能为力。公使见我尽了力也没用，也只好作罢。叛军驻扎在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在这两幢大楼上升起他们的旗子，那里离我们很近。我们在屋顶上用望远镜注视着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暗中在做镇压叛军的各种军事准备，同时严格维持城内的纪律和秩序，并向叛军广播，用飞机向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场撒传单，用氢气球悬拉一条长幡，内容都是说天皇号召士兵返回营房，返回就会得到宽赦，因为他们是受骗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因想到他们不服从天皇命令而正在流洎，再不解散就格杀勿论。这样过了两天，他们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了。效果恰如所期，事件全部解决，除行刺时以外，即使开枪的情况也是极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并不野蛮。
现在我们知道，当最后一批士兵离开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时，发动叛乱的军官经过四天抵抗也终于投降了。政府给他们两小时，要他们切腹自尽。他们却不肯切腹，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援引之前的案例，能有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希望利用法庭作为讲坛，煽动人民反对政府。等受到军事审判后真被判死刑、被枪毙时，他们估计会非常惊讶。
有件事的情节感人甚深，那就是牧野伯爵遭到刺杀时的故事。当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半夜来刺杀他时，他正住在乡间的温泉旅馆里。据我所闻，情况（我相信是真的）是这样的：牧野伯爵的警卫枪杀了那个军官，士兵又杀了那个卫士，随即放火烧旅馆，希望迫使牧野伯爵跑出来。旅馆后面是一片峭壁，这位老先生由他的孙女和子及受过训练的护士带领着，爬到岩面的突出处，但再也无法往上爬了。不久后，火光照亮了他们，就像探照灯照着他们那样，士兵便端起枪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小孙女——那个可爱的姑娘也是我女儿埃尔西的好朋友——展开自己的和服，挡在她祖父的前面。士兵看到这种英勇姿态，深受感动，便把枪放下了。我始终觉得，小和子真算得是“二二六事件”中的一位女英雄，她果然救了她祖父的命。
日本新时代开始了
1936年3月1日
虽然叛乱只有短短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觉得，自上周二晚以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做客的那个欢乐一夜后，恍若隔世。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实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观。我们清早读报，感叹一声“多么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该干吗干吗去，心中并无多大波澜。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时，才真会感触至深且久久难忘。
把朋友们的叙述慢慢拼凑起来，现在可以一睹这次刺杀事件的概况。这些故事不仅足以提高被刺者的声誉，而且显示出日本妇女的优良品质。例如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在前，挡住她的丈夫，对袭击者说：“杀我吧，我替他。国家不能没有我丈夫！”并且真把手放在枪口上，直到受伤后才倒在旁边。又如渡边夫人，她把丈夫抱着躺在地下。凶手开枪时，只能先射穿她的身子，才能打到她的丈夫。
铃木将军的故事应永垂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枪对着他，与他讨论时局，谈了十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答道：“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你就开枪吧。”安藤便开了三枪。一弹擦破头盖，没有钻进脑髓，一弹穿过胸部打进肺里，第三弹射入腿中。胸伤最重，失血过多，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现在看来，他也许可以脱险。刺杀高桥的行径非常残忍。开枪还不够，还用刀劈。完了，刺杀者居然还向他的家属道歉，说“打扰了”。
我们还得说下去，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若不然正如相泽案中被告的律师所预言的那样：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我对广田有信心，但他所负任务之艰巨，实为前人所未遇。但他有极好的机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时碰到的时机有类似之处。若能有效地、顺利地解决问题，他何尝不能作为大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再好好思考，就不难理解了。书中充斥着这类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公，或表示对某一情况负责，真是荒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少壮军官们自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在为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谓恶势力。然而，后者却正是天皇自己选拔出来的。军官和这些人之间也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杀了斋藤、渡边、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误认作首相）之后，仍给死者烧香；在高桥家，因找不到香，还一定要在这个被杀的政治家身旁点上蜡烛。若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必须实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都应进行根本改造。
事变中也出现过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馆人员同心同德，在行动上和精神上都团结一致。包括海陆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在内，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继日，密切合作，彼此互通所掌握的信息，只求有利于全体，毫无部门本位思想。累了四天，虽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谁也没有表现烦躁或发生龃龉。当然，东京和伦敦、巴黎不同，在这个地方让这群人融为一体比较容易，而我们在这里也确实是团结的。我们的班子是由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组成的，但彼此意气相投，融洽无比。我想，此中奥秘之一就是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也就几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
冈田首相是如何幸免于难的
1936年3月2日
首相到底是如何逃脱的，现在似乎已完全搞清实情了。2月26日清晨，官邸警钟齐鸣（约四年前艾丽斯和我赴当时首相斋藤子爵之宴时，也曾误发警报，甚至有我们当时正遭暗算的传说）。冈田将军看表，对睡在同屋里的妹夫松尾说：“看来我是死到临头了，但我不想穿着睡衣去死。”松尾答道：“您的生命太宝贵了，不能死。”冈田换衣服时，松尾便跑到楼下花园里高呼“万岁！”在晨光熹微中，他被错认作首相，被追击，结果当场毙命。
门口守卫的警察中有五个遭枪杀，一个受伤。冈田被人推入仆人的房间，关在厕所里。他在那里躲到第二天晚上，当松尾的遗体被抬走时，他便化装混进送丧的人群里，径直走了出来。松尾可以说是整个叛乱事件中真正的英雄，因为虽有许多忠勇的警察不惜牺牲以救其所护之人，但那毕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松尾的行为却是自愿舍己救人的义举。
广田改组内阁
1936年3月5日
电告国务院，广田已奉御命组阁。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个坚强而又稳健的人，他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若能赢得国内各派力量的支持，他还是会尽量明智地处理外交事务。我还认为，他是想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并将朝这个方向努力。换言之，他至少不会比其他任何日本首相做得差。如果由我来挑选首相，即便为美国利益考虑，大概也会选上广田。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谁更合我的意了。挑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来干，反而会更糟，因为在眼下这个时候，任何人来当首相都必须取得陆军和海军的绝对信任，否则他的内阁从一开始就会一筹莫展。
令人惊讶的是，广田立刻就宣布新阁组成，选择吉田[6]为外相。报上说，吉田还是他的组阁参谋。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在向军部挑战，因为吉田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牧野伯爵的女婿。陆军当然断不会赞成，不久便传说广田已陷入困境，组阁困难重重。他选定的陆相寺内将军迟迟不肯就职，除非广田彻底更改他的阁员名单。
广田为什么要宣布新阁名单？我实在想不通。因为他明知道吉田无法过关，也知道按陆军要求抛弃吉田、修改内阁人选会削弱他的地位。但既然这样做了，其中必有深意，可能是想把干扰广田外交政策的责任径直接推给军部。为了占一点先机，广田又花了四天来弥合他和陆军的分歧，然后才向天皇上奏了最后的名单，由他自己暂兼外相。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听到海军有什么动静。当然，这只是指公开的言行。听说海陆两军之间并无好感。叛乱期间，海军方面曾调了几艘军舰直接到东京，然后对陆军当局说：“赶快解决这个事件，否则要么由我们替你们解决，要么我们就不再过问，概不负责。”结果，他们几乎立刻就把军舰撤走了。其实，我听说他们因陆军应对整个事情负责，也深感惭愧。据说叛乱的头一天，大角海军大将就曾去过皇宫，有大批水兵随护，还带了两挺机枪。这故事恐怕也值得深思。
广田阐释何为“积极外交”
1936年3月13日
下午3点，广田先生在首相宫邸接见我。等候会见时，现已被任命为首相私人秘书的岸道三[7]带我看了冈田睡过的房间，松尾就是从那里去花园替死的。广田单独见了我，不带译员。他开头就说，他当外务大臣时奉行的政策将持续不变。如今既然他当了政府首脑，这种政策更将贯彻始终。他说，他已得到全体阁员的支持，终将选择一个认同也会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做外相。
我问他，可否定义一下报上现正盛传的作为新政府纲领的“积极外交”。广田说，此语只适用于中国和苏俄，意思不过是全面加速推行既定的政策。就苏俄而论，因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和日本在满洲的军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陆军颇为不满。陆军希望把后者称为“边防军”，加强到和边境那面的苏军力量较接近的水平。不过，他又说，打一场苏日战争是愚蠢的，因为双方都没有取得实际战果的希望。他向我保证，只要他在职，就不会有战争。
至于中国，广田说，已宣布的三原则将成为今后中日谈判的基础。这三点已大体上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经我请求，他将这三点说明如下。
（1）中国的抗日活动和宣传必须停止。
（2）毋庸置疑，中国要在现行法律上承认“满洲国”是有困难的。但日本也没有要求它这样做，中国只要默认“满洲国”的实际存在，就能使关税、交通、运输等已有的关系合法化。
（3）要求中日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蔓延。
我对广田说，他如果允许我关照我国政府放心，日本在中国推行其政策时不会损害包括“门户开放”原则在内的外国权益的话，将是有益的。首相说，日本绝不至于损害“门户开放“原则。在他看来，将来某个时候，日本也许会放弃其治外法权，唯有在那种情况下，日本政策才可能会间接影响外国的权益。
告辞前，我找机会向首相阐述了自己的而非奉命传达的意见。我说，由于廉价的日本商品越来越多地涌入美国，这让华盛顿政府颇感为难。我又说，国务院和日本驻美大使馆正在共同努力，希望能在公平切实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难题，但不管怎样朝这方面努力，我国工业界还是在对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恐怕最后会请日本政府采取更有限制性的措施才行。
顺便一提，广田在这次谈话中还说，正如他在我们初次会面时说的，促进日美亲善乃是他政策的基石，今后仍旧一样。
按神道教仪式举行的皇室葬礼
1936年3月26日
偕艾丽斯参加了北白川宫太妃以神道教仪式举行的葬礼。和1933年我们参加过的朝香宫妃的葬礼一模一样。得穿大礼服去，寒风天气中站在户外，却不许穿大衣。为小心起见，我穿了两件内衣，鞋里加衬垫，硬胸衬衫里加毛衣。虽然活像一条肚子塞胀了的蟒蛇，但确能保暖。
神道教葬礼分三部分：先在灵前献供，有米饼、鱼、蔬菜、水果、茶等食品；之后献衣箱，内藏供亡人穿的衣裳，献食献衣皆由五六个神官恭行其事；接着主神官向死者之灵读祭文。最后天皇、皇后、太后的代表们依次献榊枝，亲王、王妃、外交使节、首相和其余政府官员都相继各献榊枝。诸般仪节俱十分动人，行事从容庄严，尤其令人感佩。日本宫廷中从无匆忙之态，一切都不会错乱无序，因为每个步骤事先都已布置妥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各人都心中有数。
两封寄到使馆的信
1.“我想要六十日元的薪水”
美国大使馆
亲爱的先生们：
抱歉如此打扰。我明白这样做并不太好，但我没有其他办法。我非常非常崇拜美国。我希望能在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生活，但我只能待在东京。我钻研日本各类事务。请您听我讲讲自己的悲惨遭遇。1914年9月30日，我出生在东京。我十五岁时，父母离婚了。我父亲丢了工作，没了房产。母亲带着其他孩子过活，离开了我父亲，却扔下了我。尽管我父亲非常糟糕，也并不爱我，但照日本的规矩，我终究还是他的家人。他后来再婚了，爱他的新妻子胜过我。我父亲今年六十一岁，我目前四十五岁。我有六个兄弟姐妹，还得照看母亲贫穷的家庭。我虽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但不喜欢这个群体。
我希望能为美国人当汽车司机。我开车非常安全小心，也非常健康。请行行好吧，帮我介绍一些美国主顾。
我想要六十日元的薪水。
请回信给我。
您忠实的纯一郎
2.密探给大使馆内维尔总领事先生的报告
【信封上的地址】
致内尔维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驻东京的代表总管
东京、日本
致内尔维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的最高法官
亲爱的先生：
抱歉冒昧来函打扰，请谅解我的行为。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三十八岁。
我能流利地讲英语、德语、日语以及几种中国方言。
我来日本已有一年，从事过各种职业。
对日本各类意见以及日本战争谋划、秘密地带都几近了解。
现在我准备寄一张标有日本陆海军重要地点的地图。
不过，我此时此刻处于破产状态，钱财散尽。
我现在躲在一家日本旅馆里，由于无法使用真名，所以用一个日本人的假名字。
现在，先生！请您好好保守这个秘密。不然，我会被日本陆军逮捕。
求您给予仁慈的帮助，借我一些钱来渡过危机，解决所有事后，我会把地图寄到美国。
我现在就需要钱，立刻就要两百美元。等我回上海以后，会通过上海领事馆将情报发往美国。我必须秘密且小心地做这一切。
我非常抱歉无法直接寄给您，因为在这通过邮件寄送，一定会被日本人发现。
请借给我两百美元的现金。
待我回上海后，一定奉还。
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来跟您面谈。
请尽快回复，我无法在这里待太久。
我的时间紧迫，没法在这封信里写太多，但我们面谈时可以给您一些好消息。
请帮我这一次，我期待着。我无法去别处，因为已经没钱了。
您回信时请写我的日本人名字。
祝您健康，敬礼！
期待您的回复。
非常感谢！
您忠实的H.田中（回信时请使用这个名字）
荷兰公使预言日本要“南进”
1936年4月25日
荷兰公使来访，他最近听到一些谈论，声称日本海军的活动范围和场所将扩大到南海诸岛一带。他问我关于这方面是否有所耳闻。狄考福最近就此事问过海军次官长谷川将军。长谷川坦率地答道：那只意味着日本会尽力向南方扩展日本的贸易，海军则自然要保护这些新的贸易航线。
我对帕布斯特将军引了一个日本高级人士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讲的一段话，未提当时在场人的姓名，也未提针对国家：“日本有一个举国一致的主张，即我们一定要扩张。但向何处扩张，则有两派意见：一是大陆派，一是海洋派。目前是大陆派占上风，恐怕今后几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一旦在这方面受到阻碍或挫折，那么……”
前一派意见显然是陆军的想法，后者则是海军的打算。帕布斯特将军深知这种情形，但鉴于最近日本海军人士大谈向南扩张，他认为假如欧洲老是处在目前这种形势，以致英国舰队不得不留在本土或附近海域，那么日本海军也许会在六个月内突然出击，以占领新几内亚或婆罗洲或一些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岛屿为目标。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性各占一半。
正如我常说的，帕布斯特将军根本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作为一个关心荷属东印度群岛安全的荷兰人，他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正是他，早在两年前就告诉过我，他觉得日本海军很有可能会袭击关岛。他似乎很爱用“可能性各占一半”这个说法。最近谈到日苏在今年夏天会不会打起来时，他也用过这个说法。就我所知道的日本国内对“二二六事件”的普遍反应和许多方面显示出来的对暴动分子的盛怒来看，在最近的将来，我想无论日本海军还是陆军，都不会突然袭击南海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不过，在发表这类意见时，我总是有一点保留：对这里的任何事进行明确的预言都是危险的。
意大利大使庆祝新的罗马帝国
1936年5月9日
赴意大利大使奥里蒂在东京会馆举行的宴会。他邀请了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大部分人员。据他说，这是因为他的正式宴会是优先邀请那些没有对意大利宣布制裁[8]的国家的使节！顺便一提，这天晚上偏不那么美妙：食物不易消化，意大利酒都很差劲，房间丑陋，还加灯光刺眼。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也显然不能把钱花在修理破旧使馆这类琐事上。宴后奥里蒂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国际联盟的罪行及其导致的后果，说这些罪行已驱使日本宣告“满洲国”独立，又驱使意大利变阿比西尼亚为其殖民地。反之，假如国联不来干预，意大利很可能只要取得阿比西尼亚作为委任统治地也就行了。此外，国联还导致英意、法意关系恶化，将欧洲推向战争，实际上也毁了它自己的威信。
自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获胜后，奥里蒂便面目大变，我还很少遇到这种人。几个月前，他似乎还垂头丧气，现在却得意扬扬，谈笑风生，几乎要在我们面前挥舞意大利的国旗了。在我们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发现他饭后竟嬉皮笑脸地去拥抱斯托伊切斯科夫人，我自然就对正在旁观的斯托伊切斯科先生说意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亚还不够，现又在打罗马尼亚的主意了。斯托伊切斯科颇为赞赏这个评语。我的双关语虽不高明，但未必是牵强附会。墨索里尼这个政治自大狂的意识深处未必没有潜藏着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迷梦。谁敢说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摩擦最后不会酿成战争呢？而南斯拉夫被征服后，罗马的战车又将在哪里歇脚呢？
日本拒绝我国海军访问其委任统治岛屿
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
（大意）
华盛顿，1936年6月13日
几年来，日本政府每年都请求美国政府在阿拉斯加沿岸领海内给两艘日本政府船提供方便，允许它们驶入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港口。这些港口通常是不对外国商业开放的。这两艘船中，一艘之所以要来这些水域和港口，据称目的是研究有关保护提供毛皮的海豹的问题；另一艘的来访，却没有提出要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间的哪个条约或正式协议为依据。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日本政府的上述要求。
前些时候就已存在一种强烈的暗流，猜测美日两方各在其太平洋领地上扩建港口和加强防御工事。我国政府不反对日本政府船只常来阿拉斯加领海和不开放的港口，就是因为相信这样可以给日本船只提供观察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消除日本政府可能产生的疑虑，使它不至于怀疑我们在改进什么设施而有违反1922年2月6日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条文或精神。
我们认为，不幸的是，尽管盛传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上改进设施，违反不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条约义务，日本政府迄今却未采取像我们那样光明磊落的态度。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说，日本政府未必是背后的支持者。尽管我们能对此报以理解，但日本政府必定与美国政府抱有同感，即让这方面的猜疑继续下去，就会引起相互不信任，因此应当消除这种疑团。
按海军部的计划，不久将派“奥尔登号”驱逐舰赴亚洲。如此，正好有一个机会让日本政府也能在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较大的不开放港口款待一下我国政府的船只，与在开放港口一样。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若能邀请“奥尔登号”访问这些海港，从两国关系来看，将有很大助益。
上述意见，请细加周密考虑。若上述意见没有问题，就请向外务大臣非正式地口述这些意见，即作为您自己的意思而提出上述建议。
望及时电复国务院。
赫尔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
（大意）
东京，1936年7月8日
今天我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向外务大臣提出邀请“奥尔登号”访问太平洋日本委任统治岛屿开放和不开放港口的建议。
外相对我所述情况显然十分关注，但他声称，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他表示先了解情况后，才能知道处理的办法，尽量在7月20日以前把结果告诉我。
格鲁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
（大意）
东京，1936年7月28日
大使馆参赞应外务次官的邀请，前往讨论一些大使曾与外务大臣提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奥尔登号”可否访问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港口。参赞的这次拜访是7月8日大使拜访外相以来得以讨论此事的唯一机会。
次官说，大使的建议已提交拓务省，迄今没有回音。他又说，拓务省可能还要同政府其他部门商量。在参赞的追问下，他表示外务省恐怕无法催促其迅速答复。
次官的态度是友好的，但这也表明外务省是无能为力的。
格鲁
代理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
（大意）
华盛顿，1936年8月7日
复7月28日下午1点大使馆第163号电。有关“奥尔登号”的建议，国务院断定，要日本当局采取友好行动已属无望。在此期间，日本大使馆曾要求允许日本政府的训练船“进德丸”进入夏威夷的一个不在开放之列的港口。今天国务院正给该使馆回信，拒绝此项要求。
菲利普斯
德国在苏日之间制造摩擦
1936年6月18日
某某在今天的谈话中秘密地告诉我，他明白所有在日本的德国新闻记者都奉有柏林的训令，要他们不仅在新闻电讯中，而且要通过直接、间接的阴谋，竭力挑拨日苏关系。因为苏俄若忙于远东事务，就无暇在欧洲找德国的麻烦，这才符合德国的利益。某某说，他还知道，法国驻苏大使则正在采取恰恰相反的行动，力求缓和苏日关系，以便苏俄在德国进攻法国时能够大力援助法国。
二月的叛乱者被判死刑
1936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陆军省今天凌晨2点宣布，对“二二六事件”中被起诉和接受审讯的共犯，即十九名军官、七十五名军士、十九名列兵和十名民间人士已做出如下判决：
十三名军官和四名民间人士被处死刑；
五名军官被处无期徒刑；
一名军官、十七名军士、六名民间人士被处两年至十五年徒刑；
二十七名军士和三名列兵被处十八个月至两年徒刑，延期三年执行（即缓刑）。
宣判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与刺杀罪行有关的内容。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的大罪。有些军士和列兵被断定为有意识地主动参加这一事件，其余的则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军官的命令。被判者皆不许上诉，死刑以枪决执行。
与此同时，由于禁令解除，报刊遂登出事件的全部情节，读起来有趣极了。就我们所知，处死陆军军官一事在日本还是前所未有的。如此严厉，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尚无法预断。报刊当然是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对这些判决几乎一致赞扬；但这些犯罪军官一死，在他们的许多朋友看来就将成为烈士，而按日本的传统，复仇是一种美德。依我看，更多的“事件”还在后头。
（回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日记和通信在此中断。）
返回东京
1936年11月27日 东京
又回来了，工作继续，事务繁杂，但经过那样一次休假后，又有干劲了。其实，回到日常工作上来，我感到十二分的高兴。狄考福说，能卸下重任，他也非常高兴。这种感觉，我们已经有过多次。就这样又干起来了，又能继续写日记了。
向广田求证
1936年11月30日
今天拜访首相，度假归来，特往致敬。话题首先是关于美国最近的大选。我告诉他大可放心，现政府总的外交政策，包括睦邻政策在内，还将持续四年。我还说到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庆典以及在波士顿举行的日本美术展览会。
当我问到日本近况如何时，广田先生答道，目前他最难办的事是处理征税问题。他说，苏俄扩军的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的军事体制，日本陆海军对此深感不安。陆海军都正在要求进一步扩充日本的军备，主要就是由于苏俄的军备日益增强，而扩充军备又必然要增加赋税。
广田先生既然主动提到外交事务，我便问他报上所传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协定是怎么回事。他答道，没有什么协定，实际情况不过是意大利将在“满洲国”开设一个领事馆，日本早晚也会在阿比西尼亚这样做，仅此而已。
首相又说，至于中国，谈判进展得很慢，所谈仍旧是以他从前宣布过的三原则为基础，特别是要中国停止排日活动，采取反共措施。我问他，听说日本的要求还包括关税问题，还要派日本顾问到上海，真相如何？广田先生说，这几点也提出过。关税问题已解决，至于派日本顾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别国也都有许多顾问在中国，日本却一个也没有。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强烈要求派遣顾问。广田先生明确表示，即便要派也全是经济顾问，不会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他说，中国政府显然难以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因为中国本身就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
有位大使察觉到德日可能结盟
1936年12月3日
今天有位大使同行告诉我，他心中毫不怀疑，德日条约一定附有秘密军事协定。他对此事的猜测是，谈判一直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9]进行的，其间外务省并不知情，大概德国外交部也不知情。换言之，谈判完全是通过军事渠道进行的。
他说，有一个事实让他更坚持这种看法，那就是秋天德国驻日大使尚在柏林时，德国驻日陆军武官奥特上校突然被叫回去，后来又恰好在协定签字前重返东京。他认为，与军部非常接近的日本驻瑞典公使白鸟也可能插手过这件事。这位大使说，他觉得由于去年商订的德“满”贸易协定试行效果不大，这次的德日秘密协定很可能还设想到由德国运武器给满洲，以偿付由满洲运去的大豆和其他商品。
苏联大使论德日协定
1936年12月3日
今天和苏联大使谈到日德协定时，后者颇为愤慨。他说其中必有秘密军事协定，他的政府握有确凿证据，他认为军事协定的矛头无疑是指向英国的。我问究竟是怎样指向英国，他说其中必有这样的设想：如果发生战争，便由日德两国瓜分英国的海外属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说，这既切合日本的“南进”计划，又符合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谈到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时，他语带讥讽。大使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德日协定，苏日关系大受损害。
日本准备与全世界为敌
1937年1月1日
就日本的国际关系来说，新的一年是在不祥的气氛中开始的。去年，它既在世界上名誉扫地，又与英、苏、中不睦，最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更趋恶化。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关系有所改善。在其近邻中，只有跟美国算是尚能维持现状，但由于日本寸步不让，以致《华盛顿条约》期满后未能续签。这导致两国间存在防务和海军军备竞赛的危险，展望未来，眼下确实没什么值得乐观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