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此种不幸局面，首先要怪日本自己。因为它手段拙劣，现在只是自食其果。问题就出在外交政策受双重控制，这是老问题了。在这方面，政府中的文官，连首相和外相在内，都受制于军人，听命于陆海军，陆海军既不懂也不关心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没有他们的支持，内阁的寿命又长不了。德国就有过同样的情况，在1914年闹出多大的事来，我们已经见过了。
美国
一两年前，荒木将军曾对英国大使说，要是没有1924年《移民法》的排日条款，日美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不错，目前是没有什么重大争端足以严重妨碍到日美关系，但我们不应对问题熟视无睹，目前的一些争执之后一定会尖锐起来，其中蕴藏着危险。
首先是海军问题，随着《华盛顿条约》期满，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这方面今后会闹成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恶化成造舰和军备竞赛，由此而产生的猜疑和不安必然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会损害两国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有损害美国利益的可能。再就是，日本廉价商品在美国市场泛滥。长此以往，我们将不得不出于自卫而予以抵制，这就必定会引起国际上的愤恨和倾轧。
菲律宾群岛对日美关系来说也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根源，虽然眼前还不至于立即有危险。
中国
讨论或细述过去一年中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其他种种活动，看来都没有必要。只用这么说就够了：日本军部公开策划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尽管费尽心机，但大部分均告失败；日本军部支持的大规模走私行为，不仅酿成国际丑闻，而且让美、英等外囯都纷纷谴责日本；中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遍及全国，日本人非但未能与南京合作，尽力抑制此种情绪，反而凶相毕露，手段蛮横，致使反日情绪不断加剧。
当前新年伊始，由于少帅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随后又将其释放这一事件造成的新形势，日本在中国，不论有何种计划，似已暂时停止执行。日本人显然是在停步观望。新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都还有待观察。
中国人展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突如其来，又出人意料，以致日本全国似皆有晴天霹雳之感。它就像一个迷茫不安的人那样，摸不着头脑，不知今后如何是好。报上已有一些议论，提到要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迹。一向最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已发生改变的情况的，看来倒是日本：这很奇怪，却是实情。现在日本已明白，用军事压力讹诈是无效的，那它也许就会试用某种别的侵略方法控制华北。经济合作，强调其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自然是军部的一个老计划，其代言人正在加劲鼓吹，此法或许可以给日本扩张主义活动提供一条出路，而南京政府也不会太反对。看来日本暂时还不热衷于向南京政府主动发起正面进攻，更有可能的是从四周渗透，并在华北地区和蒙古边境固守已得的利益。
去年年初我对日本面临的大势所做的评述，其正确性已无可置疑，当时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我大致是这样讲的：
采取什么行动，用什么方法，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扩张主义的贪欲是根本性的。人们将会看到，从今以后不露声色地逐步推进也好，明目张胆地侵略也好，不论用哪种方法，日本都将坚决致力于巩固它对华北和满蒙的控制。对此，我毫不怀疑。
苏俄
在现阶段的时局下，日苏亲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事情是明摆着的：一方面，俄国有充分理由担心，日本终将扩张到蒙古和西伯利亚；另一方面，日本也害怕共产主义在邻国蔓延。这两点凑在一起，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立，更不用说边境事件以及纠纷了。不过，到去年11月，双方经过外交上的努力，已达成一项公平的临时协议。在此情况下，苏日关系或可暂安，一时当不致酿成太大的危机。组织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考虑边界问题的意见在原则上被接受。而明显对日本有利的渔业条约也已草签，并准备在11月20日正式签署。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防务，加上西伯利亚铁路铺成双轨，其效率之高已足以使莫斯科几乎可以对于关东军的咆哮和威吓一笑置之；而日本人则还在忙于使其军队现代化，加强其满洲驻军，争取和北面的苏军达到平衡，根本谈不上继续寻衅以求早日开战。
然而，这种苏日关系的暂时改善又被日德防共协定的缔结粗暴地打断了。虽说协定表面上的目的只是共同对付共产国际的活动，反对它在各地散播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行动，因此并不是公开针对苏联政府的；但是，两国参谋本部间存在秘密谅解或协议乃是公认的事实，苏联驻日大使坚称莫斯科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日本内阁的政敌认为，假如关于协定的内容在11月20日以前未泄露出去，苏日渔业条约就可以签字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因此他们责备外相，指责他让消息泄露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如果说莫斯科没办法在那个日期前探知日德在柏林的情况，那才是难以置信的。假如有什么错误的话，恐怕不是在于在某个日期以前走漏了消息，而是根本错在缔结这样一个协定。
道理很简单。这个协定及其可能附有的一切秘密协议都是日本军部制定的，与德国的谈判主要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进行的。进行这次谈判是否得到日本外务省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外务省长久以来对改善和稳定日苏关系不断做工作，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大政方针，我们有理由这样问：日德协定对日苏关系的破坏作用事前是否十分明显？对于与日本外交的政治方向如此背道而驰的事，东京政府是否会表示赞同？协定确实已招致全国各方的非难。
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政策受双重控制的又一次表现。不管怎样，如今是木已成舟了，日苏关系明显已大受挫伤，在最近的将来也难以挽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政府必将依旧按这样的原则行事：只有用武力说话，日本人才听得懂。苏联秉持的上策是：一旦日本来犯，不论是边境袭扰还是较大规模的侵略，都应立即以加倍的力量回击。
德国
如果说日德协定含有某种假设，一旦战端开启，就会使协定具有军事互助条约的性质，那也未必。据说，日本曾竭力拉波兰参加日德协定，但未成功。波兰既置身事外，法国又会让德国有后顾之忧虑，要德国承诺在苏日作战时进攻俄国，是不大可能的。不过，说是有某种协议，如交换军事情报、向日本提供武器弹药和技术援助以换取满洲商品等，就比较合理了。不管所缔协定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明显的是，日本政策已有新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德国的关系势必加强，不论有意无意，这种新的倾向不仅对改善日苏关系不利，而且对改善同英国等民主国家的关系也必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意大利
还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日本正蓄意与一个法西斯集团结盟，但它最近几乎同时与德、意订立协定，自然会引起此种看法。其实，日本撤走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馆，代以领事馆，意大利则在沈阳设总领事馆，从而表示在事实上日本承认意大利据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也承认“满洲国”的所谓“独立”，这看来都不过是着眼于建立互惠的贸易关系，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
英国
日本倒想跟英国亲善，但正如英国大使最近对我说的，它希望的亲善是建立在“只取不予”的基础上。日本人的热情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而且只是出于一种顾虑：日本陆军已终于醒悟，认识到万一日苏开战，英国或许连善意的中立也不肯保持。在这种现实面前，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患，由于满洲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贸易问题及其他种种争执，今天的英国人民中反日情绪日渐浓烈。
另一方面，英国同苏俄的关系在这三年中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逆转。英苏关系不算亲热，但至少也还差强人意。苏联人知道，在英国搞共产主义宣传不会得到宽容。有关海军和贸易的协定也已订立。如此一来，两国以往的敌意大部分都已消散，而英日关系却一直在恶化，日本陆军已终于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将意味着什么，因而正开始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日本陆军军官特意来和他们的英国同行表示好感，也不必大惊小怪。
潜在的危险还在于日本有控制中国各地的打算，这将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控制迟早会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和其他日本对华政策声明，都未能减弱英国维持和发展其在华利益的决心。可以推想，如果英日各自的对华政策都贯彻到底，二者就定会发生冲突。
同时，双方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还有贸易之争，又有石油问题，这些一向都是麻烦问题。在基隆事件中，据说英国水兵还被台湾的日本警察打伤，关系自然更糟糕。由于日本政府迄今仍不肯为事件做出适当的赔偿，局面闹得很僵。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已推迟原定的对日正式访问，英国议会中则有人提出窘人的质询和各种议案。皇弟秩父宫亲王虽已准备代表天皇前往伦敦参加即将于5月举行的英王加冕礼，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恐怕不会受到怎样热烈的欢迎。这将与几年前的情况非常不同。
在日本国内，也能听到许多坦率的批评，提出批评的人不喜欢日德协定，他们宁愿英日重修旧好，而这种老交情现在显然过时了。
日本国内
日本政治中有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即来自人民的抗议。1937年新年伊始，人民对政府政策的反抗更加突出，其鲜明程度为1931年以来所未见。以往历届内阁均受到过反对派的压力，但像这样直接发自人民自身的反抗，多年来还未曾有过。
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公众舆论已有取得支配地位之势。远非如此。不过，民间确有一种情绪在蓬勃滋生，认为人民在当前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应有更多发言权。这种情绪是军人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困难刺激起来的，目前还缺乏统一和领导，但运动有望最终发展为一种阻力，可以抑制军人当政并引导这个国家的好战态度。观察家常常感到日本的政治制度易于发动并非出自民意的战争，这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人民要求有受到咨询的权利，凡属这样的倾向总是有益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政治经验方面多么先进，要达到对战争的代价有成熟认知，都要走很长的路。不过，最近日本国民对那种以既成事实强加于全国的秘密外交的抗议极为强烈，这表明他们至少已在这条路上开始走了几步，尽管也很难说以后会不会倒退。国民已认识到，日德协定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严重威胁。抗议还迅速延及其他问题。日本的舆论常常自行烟消云散而一事无成，当前的抗议运动也可能会是这样的结局，但新年伊始，这事还是引人注目的，也有现实性。
除与德国订立协定、与南京谈判失败、处理对苏关系失策均遭非难而外，内政方面的一些因素也让广田内阁不得安宁。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广田组阁时，军部显然逼他做过承诺，要在阐明国策、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和奉行积极外交方针等方面采取行动。后两点，广田已在履行：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缔结陆军所喜欢的反共协定，当然也就是所谓的“积极外交”。但对另外两点，广田却延宕了。对于第一点，军部有人提出改革行政部门和议会的各种方案，广田却总是推给一些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回避。如此拖下去，最后等到其他更紧迫的政治问题冒出来，他就能转移视线。对于第二点，即改善人民生活，那就连装模作样的样子也没有了。物价飞涨，债台高筑，赋税激增，皆与许下的诺言背道而驰；意在逐步管制电力工业的那些措施也得不到人民的理解，更难说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看来只要军部想倒阁，就随时都可以把广田撵走，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干，理由也是现成的，说内阁未能实行其政纲就行了；但迄今尚无迹象表明，军部已一致认为换一个内阁就会干得好一些。军部依旧是操纵政府的太上皇，1937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由于军部统治所造成的祸害层出不穷，反对这种统治的情绪同样随之增大增强。财界和工业界中也有显著的反对派，对政府管制政策的法西斯倾向，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示不满。
同时国会也要开会了，众议院的席位中民政党占44%，政友会占36%，社会大众党、其他小党、无党派人士共占其余的20%。在广田内阁中，代表民政党的是递信相和通商产业相，代表政友会的是铁道相和农林相。广田内阁最重要的大臣都没有政党关系。
要言之，在1937年开始时，日本内政的特点是：人民非议政府（尤其是它的外交政策），公众不满于生活费用上涨、预算增高和税负加重。在反对声中，广田内阁仍有争取留任的有利条件：第一，军部（仍居支配地位）还没有判定改换内阁就能改善现状；第二，各政党还不能联合起来进攻政府。
陆军
毫无疑问，由于去年的“二二六事变”，日本陆军在公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但后来的情势发展足以消除那时的不良观感，使陆军的势力和人望得以恢复，甚至比过去还高。陆军当局兵不血刃就迅速镇压了叛乱，有效地恢复了秩序，因而博得了公众的赞许。此外，应对事变负责的将领引咎辞职，被宣判有直接罪责的军官受到严惩，军部宣布决定清洗陆军中的“直接行动分子”，整饬全军的纪律：这一切都给广大国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陆相寺内将军镇压“直接行动分子”、在陆军中确立更严纪律的措施无疑是有效的，也比较成功地抑制了现役军官的政治活动。而且陆军还被认为有决心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推行各种造福于农村和其他各界人民的社会措施，这也有助于提高它的声望。
对于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军部要负主要责任。报刊责难之声正甚嚣尘上，但这种宣传大部分是一些政客搞的，他们正扬言要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上猛烈抨击内阁。可是，在广大国民眼中，这些政客早已声名狼藉。总的来说，国会同样如此，因为许多丑闻正是源于这些议员们的贪污腐败。议员当选后，极少有人做一点事来实践他们的竞选诺言。如今竟允许国会议员在报上肆意攻击内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军部对自己的力量和声望有充分的信心。那些政客此时在报上点燃的凶焰，到国会真正展开辩论时，很可能大部分都将烟消云散。
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国会上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的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什么影响。
针对外交上各方面均遭遇明显的失败，人民一般倾向于要外务省而不是要陆军负责。反之，少数有识之士则大概比以往更清楚地感觉到，日本之所以现在面临如此恶劣的外交形势，陆军要负责任。
有个重要事实不容忽视：在1937～1938年度的预算中，高达727965556日元的陆军军费已得到内阁的赞同，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庞大的陆军军费，比1936～1937年度的数目多219648856日元。看来国会也不会对这个数额做出多大的削减。
总之，陆军对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
海军
随着1922年《华盛顿条约》和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期满，日本进入新的一年时，便与世界主要海军强国处于无约状态。它面临着与美、英进行无止境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面临着美、英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大增防御设施的可能性。这种局面当然是日本自己一手造成的：①它在1934年12月发出通知，表示要废除那两个海军条约；②它退出1934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以后便不再遵守三国条约；③它听任这些条约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既未就海军的质与量的限制问题也未就太平洋和远东设防的限制问题与其他海军大国达成任何协议。
驱使日本退出海军条约和拒绝再承担义务的主要原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受法律和契约的约束而使自己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概述之，在日本人心目中，5∶5∶3的比例实在是有辱国体，有伤自尊，无法忍受下去，因此大概在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便下定决心，将不惜任何代价消除这种屈居人下的耻辱。
还有一点，恐怕也是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本相信《华盛顿条约》订下的比例不再是能给它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了，尽管在订约的那个时候它觉得是可以的。无法否认，1922年以后，情况变化很大，特别是在航空技术方面，新的情势无疑已减弱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加之近年来日本还以东亚的安定因素自居，那么就更有必要摆脱各种限制以免妨碍新政策的有效推行了。
在估计日本废除海军条约而与列强处于无约状态这一行动的后果时，姑且先看日本可能会得到哪些好处，其中有几项可以列举如下。①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属地和本土都有岛国性质，港湾、内河航道等很多，形成天然屏障，它便认为，如果海军摆脱了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限制，即便所能依靠的资源相对贫乏，也能够建立起一支足以确保安全的海军。②日本认为它已用行动证明自己不甘屈服于西方大国强加的限制，如此一来，它在东亚特别在中国面前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总之，它希望在中国人面前赢得“面子”。③日本海军专家深信（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通过提升质量，即建造新型军舰或大型军舰（45000吨至60000吨），安装大口径主炮，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海军大国并驾齐驱。因为与之相比，现有的主流战列舰就显得陈旧了。他们吸取了德国的经验：当1906年英国建成“无畏舰”[10]，而使自己以前所有的战列舰都变得陈旧时，德国以此为契机大大提高了自己与英国海军实力对比的地位。
不过，对日本来说，无约状态恐怕还是弊大于利。首先，《华盛顿条约》是一系列政治性条约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废约，也就破坏了1922年以来维系着太平洋和远东的集体安全体系。为了补救这种局面，它也许不得不设法订一些新的、可能属于双边性的政治协定，以保障自身安全。但从前的英日同盟[11]恐怕永远不能恢复，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安排可以代替英日同盟或刚被它抛弃的集体安全体系。
其次，日本对待海军条约的行动已使它完全孤立，而这种孤立始自1934年3月它退出国际联盟之时。除此之外，现在日本还将面对美、英可能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增加防御设施的威胁，这种威胁即使不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至少也会成为一个代价高昂的谈判条件，将来要是日本被迫谋求订立海军协定或其他政治协定，美、英就可以在谈判中抓住这一点跟日本讨价还价。
至于要在中国面前赢得“面子”，最近的时事证明这种期望已经完全落空了。日本不仅在去年秋天与南京政府谈判中受挫，而且现在还碰到前所未遇的顽强抵抗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团结的中国。
其他结果也并不如意。去年已明显地看得出来，有人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在战时，孤立才是真正的危险。因此过去六个月，日本已在认真想办法，力求摆脱这种处境。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日德反共协定和日意协定，日意协定至少意味着彼此在事实上承认了对方用非法手段征服的领土；此后不久又公布了同波兰订立的增进文化交流的协定，而波兰则是德俄间战略上很重要的缓冲国。莫斯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结果日本同这个拥有强大武装的邻国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张。
现有迹象可以证明，从政治意义上说，日本不与列强续订或另订海军协定，并没有使它的地位得到改善。但仅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并主要从防御上来考虑，也可以说日本也许是得利者，虽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奎松和麦克阿瑟访问东京
1937年2月1日
昨晚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奎松（Quezon）在赴美途中顺便访问了东京。我在车站欢迎他，驱车把他和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接到大使馆，他们将在这里做客一宵。设宴为奎松和麦克阿瑟洗尘。
今晨陪同奎松总统去见了天皇，会见后共进午餐，在座的有高松宫亲王、松平夫妇和其他贵客。天皇和奎松随意叙谈，谈到达沃地方的问题和一些别的问题。席间，我也对天皇讲了许多关于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和波士顿日本美术展览会的盛况，他似乎很感兴趣。我们还畅谈高尔夫球，我告诉他我打过二十四处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我觉得日本简直是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他听了好像印象颇深。我还很少见过天皇如今天这样平易近人。由于政治风潮，不知道到奎松总统来访时将是何人执政，所以我没有预先安排正式的招待会，但今天下午还是举行了一次相当大的非正式茶会。晚上奎松赴有田外相的宴会。
席间的演说很有意思：有田向奎松致欢迎词时只字不提美国，奎松的答词却通篇都讲到美国，并且非常庄重地说，菲律宾应该感激美国为它所做的一切。有田建议日本和菲律宾将来应发展最密切的文化经济关系，对此奎松答道，在将来建立那样的关系时，菲律宾共和国的首要责任和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要考虑美国，但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达成一种三方的谅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大意如此。他这篇答词第二天发表了，我非常高兴。他的话，特别是谈到日菲未来关系时说的，“行动胜于言辞”的那一句，含有断然回绝之意，但我不敢肯定日本人是否听得出来。麦克阿瑟将军对我说，他认为奎松是世界五大政治家之一，我看他说得对。我发现他很能激发人，有他做客，颇感欣幸。
日美关系从未这样好过
1937年2月12日
艾丽斯患感冒，觉得不舒服，今天下午留在家里，由我代表全家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确实不虚此行，因为我在那里得到了和天羽促膝长谈的机会。天羽说，他认为两三年来日美关系已经大变，日本对待美国的态度和三年前迥然不同了。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真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悬案。他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外务大臣就要在这几天内发表演说，声明深愿与美、英两国均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对美国，外相将说到现在的状态已经甚为满意；若谈到英国，则还要谈各种悬案都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换言之，天羽说在谈到美国时不附说明，这就表示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问题。
我说，自己认为能有此局面，主要应归功于广田先生，他曾尽力约束日本报界。过去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报界对美国大放厥词，所以才引起那么多麻烦；这些言论被新闻记者传到美国，美国报刊自然要应战。于是，两处都发生恶性循环。天羽便告诉我，他在这方面也出过力，在和日本新闻界代表人物见面的每周例会上，他都尽力开导社论作者，希望他们不要再和美国争吵。这点他做得相当成功。我对天羽说，我虽把改善关系归功于广田，但我亦深知他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我提到报上传说白鸟可能出任外务次官，天羽却把白鸟排除在外，说此人想和苏俄打仗，因此必定与现行体制不相投。我说，自己觉得日本此刻正处在紧要关头，正站在十字路口；天羽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时期成立一个温和内阁的缘故就在这里。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义，因为天羽明确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现任内阁是温和的。就目前来看，情况似乎真是这样。
当心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1937年3月19日
一个月来的政局别有意味，因为滨田、尾崎和另外一些质询者在国会猛烈攻击政府，首相和其他阁员的答辩却比较温和。特别是有迹象表明，至少在目前，政府确实想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采取较稳健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执行多久，能执行多久，还无法确定。毫无疑问，陆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军纪整肃后，军官们现在发表议论都非常小心。年轻军官心里都明白，谈论政治或批评政府者一经告发，很可能就会在下次整肃时被撵到不如意的职位上去，所以他们得步步留神。眼下状况几乎有恢复“币原外交”之势，长期以来稳健派说话都没有现在这样响亮，他们的影响也可能比以前大了。
不过，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意思，天真地以为这种新倾向会持续很久。这很可能只是一段插曲，或者说，只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我常常谈到这类模式，并认为它恰似海滩上的浪潮，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会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因此，在制定我们的对日政策时应该非常谨慎，日本政府似已在政策和策略上永久地改变主意，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要因此而被引入歧途。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仍将如此。现在国会已被解散，因为政府所要求的许多法案它都不肯通过，内阁无意与各政党再吵下去，我们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后几个月国家施政动向究竟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后几个月一定有好戏看。在这里，总觉得有点像是坐在火山上，不知道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我确信的是火山爆发的日子绝没有过去。
日本欢迎海伦·凯勒
1937年4月18日
今天下午在东京会馆欢迎海伦·凯勒[12]。大会之后，还有盛宴款待。这次大会让深藏在日本人民品性中的真实感情都显露出来了，这是其他任何场合都达不到的效果。除有教养的家族而外，日本人的传统礼貌一般只是一种客套；那种礼貌，一点也没有关切体贴别人的内容。内心感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的客人是一位没有一官半职的妇女，她全凭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完全失明、聋哑等极端的困难，献身于帮助盲人的公益事业，现在来到了日本，在这里传播她的福音，开展她助人至善的工作。此事让日本人非常感动，为我五年来所仅见。
在大会讲台上就座的有首相，他大概是以兼任文部大臣的身份出席的，还有外相、内相、东京都知事、东京市市长、德川公爵和盲人基金会会长大久保侯爵。大厅里挤了五六百人，座无虚席，我注意到其中有币原男爵、芳泽先生和许多高层人士。官员们依次发表简短的讲话，赞扬凯勒女士的功绩。她通过汤姆森（Thomson）女士致答词，然后大会送给她一个美丽的日本香炉。
最后轮到我讲话时，我因为太感动，便索性脱稿，尽量向会上众人表达我对这一切的真情实感，代表凯勒女士感谢他们。艾丽斯和几个客人在大使馆，从收音机听到了我的讲话。她说，我的话确实充满了感情。这的确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相信凯勒女士也必定同样深受感动。《朝日新闻》报道称：“假如他们（指政府和人民）把献给凯勒女士的殷勤分一点点来增进盲、聋、哑等残障者的福利，那就会使她更高兴得多，胜过首相、阁员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来欢迎她。正因为她的到来可以提醒人们关注那些私人办的慈善机构，它们是在怎样增进盲、聋、哑等残障者的福利的……但愿政府能制定政策并付诸实行……”
[1] 1930年4月22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意大利在伦敦正式签署了《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俗称《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冻结了美、英、日三国战列舰的建造数量，同时对各国巡洋舰、驱逐舰的总吨位、排水量、主炮口径都做出了限制。该条约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右翼人士认为条约阻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步伐。
[2] 真崎甚三郎一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皇道派的精神领袖。1933年6月晋升为陆军大将，次年出任陆军教育总监，但不久后因受统制派将领排挤，遭到免职。发动“二二六事变”的大部分青年军官都来自真崎甚三郎曾担任师团长的第一师团。
[3] 1933年8月，古巴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政权被推翻。9月，陆军中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又发动政变从临时总统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手中夺取了政权，成为古巴实际的统治者。
[4]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刺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永田铁山生前被称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致力于所谓“总体战”的战略规划。遇刺身亡后，被追晋陆军中将。
[5] 1936年2月20日，第19届日本众议院选举正式举行。一个月前，立宪政友会提出了对冈田启介内阁的不信任案。于是，原海军大将出身的冈田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是立宪政友会大败，议席也从第18届的301席猛跌至175席。选举结束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传统政党的力量将持续衰落，而冈田治下“举国一致内阁”的根基将因此愈加稳固。
[6] 指吉田茂（1878—1967），侵华战争前曾任奉天总领事，是外务省内最强烈反对日德结盟的代表之一，也是牧野伸显的女婿。二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与麦克阿瑟关系亲密。
[7] 岸道三（1899—1962），先后担任广田内阁、近卫内阁的秘书官，战后曾任日本道路公团第一任总裁。
[8] 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吞并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申诉，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国联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为侵略国，对它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和德国没有参加制裁。因为德国已在1933年退出国联，美国自1935年8月起实施《中立法》，对被侵略的埃塞俄比亚亦不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
[9] 大岛浩（1886—1975），时任日本驻德武官，后任驻德大使，德、意、日三国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保释出狱。
[10] “无畏号”（Dreadnought）为1906年下水的英国战列舰，因其在武装、动力、防护等各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成为海军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
[11] 1902年，英日曾签订同盟条约。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为了拆散英日同盟，加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提出另订新约。1921年12月，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宣布废止英日同盟。条约规定四国彼此尊重在太平洋的属地和领土的“权益”，并为维护这些“权益”而采取共同行动。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集体安全体系”。
[12]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国女作家，两岁时又聋又哑，七岁起被教会说话、读书。一生致力于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和提高其受教育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