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1939年10月10日）
陆军的极端分子在日本国内夺权未遂，之后便把他们的国家拖入大规模的对华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团结了国民，使之支持极端分子，而且使整个国家走上了全球性的军事冒险。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来以为占领中国所有主要港口，就可以控制全中国，但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随后而来的是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它为希特勒进攻波兰铺平了道路，日本几乎和欧洲一样感到震惊。《反共产国际协定》是那时联结德日两国的最重要纽带，因此连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同苏联做成交易。所以，对日本军人来说，欧洲爆发战争未必是一件好事。新形势使他们能够更放手地“南进”，但东面的忧患则出现了。
中国事变开始了
1937年7月8日
中日两军在距北平城不远的卢沟桥打起来了。谁是肇事者，还不清楚，不过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说，从日本人常在中国驻防军附近举行演习这个事实来看，这种事件早晚都会发生，不发生才怪。
日本各界一致赞成开战
1937年7月13日
电告国务院，在当前危机中，内阁、军部、外务省、报界和工商界都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不容有任何削弱，看来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不用说了，当首相与各派政客、金融家、工商界领袖商量，问他们是否支持政府时，他们岂敢说不。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论，我们感到各方的一致性比满洲事变时大。
美、英表达意见
1937年7月14日
昨天日、中两国驻美使节均拜访了国务院，我国乘此机会表示，希望双方均能保持克制。我国的行动已告知英国政府，国务院随即发布下述新闻稿：
今晨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馆参赞分别来访国务院，通报有关华北时局的消息。在随后的谈话过程中，我们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事业及世界进步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日本尚未派遣增援部队。
“去问游客吧”
1937年7月17日
下面有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当前的情况。某次远东危机期间，有个美国商人问一个久居日本的侨民，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今后又将如何。侨民答道：“不知道。”商人说：“什么，你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竟还会不知道？”老侨民说：“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去问问来到此地旅游的人，随便哪个都行。他们会告诉你的。”现在在日本，有很多人坚信，目前这次危机乃是日本人早已策划好了的勾当，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华北。他们举了许多证据：近卫内阁上台如此顺利；前一两年各方面的事态已在发展，终于导致最后一击；他们认为苏俄已被内斗削弱，无力干涉；英国在欧洲处境危殆，不能把海军用于远东；日本已与德国达成谅解。凡此种种，虽也言之有理，但我还是必须与那些老侨民持同样态度。我不知道，“去问游客吧”。各种说法全是猜测，我们能做的只是注视事态发展，搜集真情实况，再尽力去分析这些材料。
赫尔先生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的正当手续、对国际法的尊重，还申明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是否于时局有益，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更好，抗议不仅无益，而且会刺激愤怒情绪。日本人不会喜欢这个声明，因为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公然发怒的理由。
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回答
1937年7月20日
中国政府已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四点：
（1）两国应商定一个日期，届时双方军队立即停止行动，返回原驻地；
（2）以外交谈判解决争端；
（3）当地达成的任何协议均须经南京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4）中国方面愿意接受为国际法和条约所承认的任何解决办法。
日本人显然希望知道，这个备忘录是否就是对之前他们送去照会的答复。如果是，那又为什么对他们提出的各点不予答复。日本报刊当然说中国的照会“没有诚意”，今天的几家晚报还暗示大局已无可挽回。在我看来，南京既已向日本提出停战，并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日本人现在如果还是要开战，那在世人面前难以自圆其说。可如果同意进行外交谈判，照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他们一直认定这次事件是个局部问题，应当就地解决。
今晨有报告说，苏军又在袭击满洲边境。中日开战后苏联会有什么行动，我看日本至少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未知的因素。
“既然你们拒绝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之间如何才能妥协呢？”
1937年7月21日
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个军官告诉凯里·克兰，从昨天须磨[1]同霍恩贝克的会谈可以看出，我国的态度是亲华的，并说我国完全不了解华北的情况。日本人会有这种印象，一定是霍恩贝克向须磨表示了审慎均衡的观察建议，凡属此种意见，都必然会给日本人留下那样的印象。这事让我想起荷日海运会议时日本代表团说的那句天真的话：“既然你们拒绝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之间如何才能妥协呢？”
到处都有军队在活动
1937年7月31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该事妙不可言，而且确有其事，得用牛津式慢条斯理的语调来讲，才能让人领略它的妙处。有那么一位英国太太，相当高贵傲慢，最近路过日本，离船上岸之后她就对她的东道主说：“啊，这就是神户。请告诉我，我们的哪一位总督管理此地？”
今天电告国务院，日本越发下定决心，将动用重兵打击任何进入华北的中国援军。昨天开过五相会议后，近卫公爵立即谒见天皇。还有报道称日本已做出重大决定，并说这是日本对华计划的“第二步”。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出兵的迹象。
美国仍想维持和平
1937年8月6日
英国政府除重申7月28日对我国驻英大使提出的意见外，现在又建议由英美向日中双方提出调停，愿提供中立地点以便谈判代表会晤，协助解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随时安排撤军。但英国政府在行动之前，还想听听多兹（Dodds）[2]和我关于日本对这个建议大概会有什么反应的意见。
今晚在我书房里同多兹、英国使馆的桑塞姆（Sansom）、接替内维尔任我馆参赞的杜曼进行一番长谈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1）我们觉得，日本政府或人民都没有热衷于同中国打仗的明显表现，军部当然不在此列。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对日本屡表敌意，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和民众虽愿意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但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他们也将支持。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军费就得追加四亿日元，战事若扩大，军费必然还得继续猛增，这就必然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实的支持。
（2）日本人坚决认为，不论是和是战，现在都必须由中国决定。在这方面我虽同意约翰逊的意见，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实际上已失去了在北平地区的控制权，中国人恐怕是不会主动求和的。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开往河北，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全面冲突。
（3）我们应当想尽办法制止战争，这一点我看极为重要，为此美英政府欲尽最后努力，以英国政府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基础，出面斡旋。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反对。但我只是认为，提出建议时应十分清楚表示，这一行动绝不会构成干涉。我们觉得，东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理应注意不要张扬，成败多系于办事的方式、方法。两国政府若决定进行，我想那就由多兹和我分别求见广田，要在他的私邸而不要去外务省，极为秘密地提出此项建议。问他觉得怎么样，在日本看来这项草拟的计划是否有用。在向日中两国政府试探时，如果认为不宜于先此后彼，那也可以同时在南京如法办理。
（4）至于东京将如何看待此举，我相信只要采用我刚才说的那种秘密的、探索的方式，就不至于引起什么反感。种种迹象表明，此类可以试探调停的渠道，只要想走，现在和今后都会是畅通的。
（5）我经过仔细推敲后的判断是，找广田就英国方案进行一次口头的、试探性的、半正式的、秘密的会谈，要比正式的“外交手段”好，可以避免“干涉”之忧，可以收获更好的结果。总之，千万不能张扬。
（6）我充分意识到，我先前已经表示过，凡能促进局势好转的事我们都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美国在此远东大局最关键、最危急时期中的行为日后能被历史记录为不遗余力的、公正无误的、慷慨助人的义举。
多兹和桑塞姆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中国人误炸上海
1937年8月29日
近来好像大都是在炎热的周日早上写日记。今天是8月29日，也不例外。身边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山里度周末去了。艾丽斯和埃尔西在轻井泽，其余使馆人员有的去轻井泽，有的去中禅寺，只有本周末值勤的克罗克（Crocker）、文书人员和我还留在这里。杜曼建议他和我轮流出去度周末，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外出。现在事情发生得太快，有时出了什么事，只能由大使处理，或应当由大使处理。我们当外交官的不缺悠闲的时节，消遣的法子也有的是。我们的工作总是一张一弛地循环着，紧张的工作真的来了，我衷心表示欢迎。哪个专业人员不想得到施展本领的机会呢？所以此时此刻，我不能放松。艾丽斯热得难受，我赶紧把她和埃尔西送到轻井泽去，孩子们早已送去了，住在凯里·克兰家。我本人则干劲正高，精神旺盛，所以又在继续工作。不，这话我说得有些夸张。我想说的是，我们将继续工作，一切在所不惜。
8月14日上海发生了误炸事件，这是当代最可怕的惨案之―。[3]炸弹是误扔的，击中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炸死了聚在外滩等处的数百名中国平民。有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鲍勃·赖肖尔（Bob Reischauer）在汇中饭店门口受重伤，美国人可能还有死伤的。我已写信给住在轻井泽的赖肖尔博士及其夫人。后来我们从逃难者口中听到了第一手的叙述，真是不忍卒听。
与英国新任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首次晤谈
1937年9月8日
英国新大使罗伯特·克雷吉（Robert Craigie）爵士虽然要到周六才递交国书，但还是先来拜访了我。我们谈得很愉快，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希望我们之间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和克莱夫[4]（Clive）谈过，我想我们初见就能这样坦率友好，也许就是因为克莱夫跟他提过我们两人的关系。
警告广田
1937年9月20日 川奈
又打了十八洞的高尔夫球，三天共打了六十三洞。最后打第六十三洞时，我比标准杆少打三杆，极为得意。烈日灼肤，身子困乏，精神却很爽快，这就很有意义了。
杜曼来电话说，今天我恐怕还得去见广田，所以午餐后就赶回来了。得悉日本有轰炸南京的计划，需要立刻提出意见。下午6点见到外相，我措辞强硬，与往常迥异。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讲最重的话的时候了。在交谈时，我讲到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1898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想同西班牙打仗，可是“缅因号”一炸，战争就制止不住了。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和平、最有耐心的人民，主张国际和平、裁军、维护条约的尊严等，都是我们带的头；但遇到挑衅，我们又可以变成世界上最易动怒的人。最好不要忘记历史。
这些意见显然产生了影响，因为广田第二天清晨便去觐见天皇，后来我们又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说明政府正在为滥炸的结果感到不安，正在采取措施约束空军人员。不用说，闯祸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冒失鬼：他们一闻到血腥味，就狂奔乱撞，不管炸了谁，炸了什么东西，都觉得“毫无关系”。大概是由于我们提了抗议，他们也渐渐明白了外国的反应，所以政府后来派了一个海军将领到上海，同总司令长谷川商讨此事。现已传出话来，9月25日以后将不再轰炸南京。当然不炸了，到那时候他们要摧毁的都摧毁完了，还炸什么呢？在此期间，代理国务卿穆尔（Moore）也和斋藤谈过，随后我还奉命在这里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现在绝不是抱骑墙态度的时候。
对无能的政府提出强硬的意见
1937年9月20日
今晚6点与外务大臣在他的官邸谈话时，我首先感谢日本当局在9月22日和26日美侨撤离期间特对避免轰炸粤汉铁路做了安排。外相问我曾否收到他关于轰炸惠州美国教会医院事件的照会。我回答说收到了，并对他的道歉和愿意考虑赔偿再表谢意。
我把话题转到现已宣布的日本海军将从明天中午起轰炸南京的计划，向他表示最有力而强烈的意见：假如实施这种计划，外国外交机关和人员以及其他非军事人员就有严重受害的危险。我说，倘若因此种军事行动而发生事故，就会对美国政府和人民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又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反感正在日益增加，这是日本自作自受，它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给自己留下了难以信任、猜疑、普遍遭憎恶等观感，还可能会弄到被逐出国际大家庭的下场。我告诉外相，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几年来他和我一直培养起来的日美友谊正在迅速瓦解；美国人民虽有耐心，但如有涉及他们海外合法利益的严重事件发生，他们同样容易激动；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如果造成某种严重事故而使美国人民觉得其尊严受损，那就肯定会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我时常担心的。我接着又诚恳地对外相说，日本海陆军在中国的行径正在迅速使日本失去世人的好感，几乎弄到举世共愤的地步。他应该负起责任来，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约束日本的军人。我说，陆海军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其在国际上的处境，因此他应责无旁贷地领导现行的对华行动。我的意见和呼吁强硬而直率，没有给广田先生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我竭尽全力要使外相确信，轰炸南京时如果发生涉及美国利益的严重事件，就必定会在美国产生反响。
广田先生一点也没有试图反驳我的意见，从头至尾都在严肃静听。我讲完后，他才说，四小时以前，他已从东京下令给在华海军司令部，轰炸时要全力避免损坏南京的外国外交机关，避免伤害平民。我说，根据下午的报纸报道，昨天已经炸了南京。外相却说，那个微不足道，而且离外交机关很远。关于日本海军发出的要在9月21日中午开始轰炸的警告，外相主动表示意见，认为警告距执行的日子未免“太短”了。
我今天和外相的谈话虽然语气极为沉重且极为坦白，跟我到日本以来的常态截然不同，但他亳不见怪。他的神态自然也比平时沉重，听我讲话时看来也相当难堪，但他未做任何强力反驳。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在当地的个别问题上，他已经在告诫陆海军了，总是力求不要得罪美国，可是我们仍旧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总的目标问题上，东京政府对军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亲善使节
1937年10月5日
松方幸次郎起程赴美之前，特来一谈。尽管我劝过桦山、副岛等人不要派什么亲善使节去美国，他们还是有一批人要出去：松方、芦田、高石、铃木文史郎赴美，石井子爵赴英、法，伍堂海军中将赴德，大仓男爵赴意，等等。在美国，他们是不会获得什么成果的。
他们的基本论调是，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自卫，然而美国人谁也不会听这种胡话，无论他们怎么说。美国人对中国有天生的同情感，向来如此，而且对受压迫者几乎都会持同情态度。日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这还有什么好讲的呢？这些使节都将碰一鼻子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但松方说，他此行不是去当亲善使节，而只是去进行商务联系，购买石油、废铁、卡车之类的必需品。我警告他：他将会看到，美国舆论并不接受日本所谓的中国要对当前战争负责之说，日本最近的许多行为已使睦邻政策难以继续实行，美国政府在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时，一定会考虑国内舆论的动向。他还认为，现在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最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促使这场战争停下来。
（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芝加哥演说”，号召对侵略国实行“防疫隔离”。此后，比利时政府又邀请承诺尊重中国政治和行政完整的1922年《九国公约》的缔约国到布鲁塞尔开会。）
九国会议还能有什么用？
1937年10月9日
在军事和政治形势方面，日本人正在上海周围发动强大攻势，无疑是想影响九国会议。他们似已肃清了大片地区。但我们要问的是：就算日军能够占领和控制一切想占的领土，就算中国军队部分被歼灭，全部被打乱、被瓦解、被驱散，那又怎么样呢？日本人或别的什么人能迫使中国求和吗？假如谈和不成，日本人能撤回大量的军队吗？
他们必须守住已侵占之地。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长。在经常遇到游击战、实力不断消耗的情况下，这支在中国的大军能够维持多久？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相应被削弱之后，苏俄会怎么样？据我看，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会不会垮呢？会不会人心消散、陷入一片混乱呢？那当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他们之所以不断轰炸无防御的城市，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着许多耗费心力的问题，以上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另外，九国会议又能取得什么结果？强迫交战双方议和，然后被断然拒绝？试行经济制裁，然后像在阿比西尼亚问题时那样可耻地失败？或者是仅满足于道义谴责，打一阵大雷，而效果只等于在日本下一场小冰雹？
在这篇并不准确的独白送回美国的时候，也许上述问题的一部分或全部将会有比较清晰的答案。
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1937年10月21日
有位外交界同僚说，他昨天曾向广田再度强调，重申10月15日提过的意见，力劝日本政府参加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他的论点是，国际联盟开会时，日本因为没有到场而错过了陈述自己看法的机会，此次布鲁塞尔会议将给日本再提供一个说明其立场的机会，这种立场可能会得到与会各国的慎重考虑，因为它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促成中日冲突的和平解决。外相答道，上次这位大使和他谈了以后，他请教过很多重要人物。这些人特别是政党领袖们的意见几乎一致，全都反对参加会议。但是，由于尚未收到正式邀请，所以就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1937年10月22日
吉泽昨天告诉杜曼，从外务省的角度来说，日本肯定不会接受九国会议的邀请，除非邀请中表明会议并不是根据国际联盟决议和10月6日美国政府声明[5]而召开的，否则就不要指望会有好的答复。
谣传和谈，但好战气焰日甚
1937年10月30日
今天国务院来了三封电报，对报上所传日本准备讨论和平条件一事表示关切，希望听取我们对形势的评论和预估。谣传之一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竟当了调停人，正在上海跟川越谈判。为了弄清这个传言，我们坦率地同德国参赞内贝尔（Noebel）谈了此事。他说，关于上海谈判，这里的德国大使馆一无所知。由于日本人认为陶德曼有亲华之嫌，又由于中国聘请德国人当军事教官[6]，川越和陶德曼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很融洽。陶德曼最近到上海，还想借此机会和川越搞好关系。
我把最近报刊上的一般评论告诉了国务院，这些言论都集中在这么一点：如果真的发展到与中国谈条件的时候，日本不会容许任何外人的干涉。于是，我又表示：若真要探明日本政府的意向，唯一的办法是由我去找广田“试探”一下。我说自己可以这样行事：最好是请求到他私邸去拜访，以免张扬。开头先提旧话。8月6日我对他说过，如有用得着我之处，只管告诉我。然后，再把话题渐渐引到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讲明这次找他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而非奉命。这样一来，即使消息泄露出去，也不致拖累或牵连到美国政府，而且说不定还能从广田那里套出一些话来。事实上，他自己恐怕也会欢迎这样给他提供的由头，以便把日本国内不赞成死战到底的人动员起来。总之，办这样重要的事，我不赞成用“中间人”，这种人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或者弄得面目全非。
关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迄今只有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这三点的含义又极其广泛，几乎怎么解释都可以，完全可以视日本人在某个时期的自己需要而定。我记得这三点大致是：要中国人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停止反日活动和宣传；镇压共产主义。不管最后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讲，无论包含什么内容，其中肯定会有这么一点：日本要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实际上完全控制华北。我想，除那含混不清的三原则而外，广田是不会向我提出什么具体条件的，恐怕连非正式地透露一下也不会，但毕竟试试无妨，以便打开谈判之门。我曾经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停战尽过力；若能促成日中停战，也是一件大好事。
国务院立即回电，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具体由我酌情处理即可，只是提议最好不要专为这个目的去求见，而要在因别事去见广田时见机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允许我行事，并且几乎总说是“建议”，而不说是“指令”，我当然心存感激。
发出上述专电后，即与克雷吉连续开会，有时在我们使馆，有时在他那里，我们草拟了一封电报，由杜曼参加定稿。此电拟写成一式两份，分呈我们两国政府，希望有助于布鲁塞尔会议。简单来说大致意思是，假如会议的结果是要进行斡旋或调解，那就必须当心，不要越出会议“以协商谋和平”的任务，不要对冲突的根源或所涉及的责任表达意见。会议越能保持不偏不倚，调解终能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此外，如真要调停，就应由一个国家担任，最好是由美国或英国，而不要委托几个国家或让美英一同出面。因为那样就有施加压力的味道，而外来压力或任何类似压力的东西都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会议还应当慎重考虑到它的行动可能会对日本国内的政局产生什么影响。广田地位不稳，军部和沙文主义者想用松冈代替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只能坐视日本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待中国，美英在此间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这里的好战情绪显然在与日俱增。
克雷吉和我已就这份措辞相同的电报中的基本部分达成一致，并且对最后的定稿都满意，遂于晚间7点将电报发出，但愿此电能转送到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诺曼·戴维斯[7]和艾登[8]的手里，并能影响会议的策略。我们的法国同僚也同意给巴黎发一封大意相同的电报。我觉得我们这一天工作得不错。
今天克雷吉心烦意乱，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上海又死了三个英国兵，很可能是被日本炮弹打死的，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建了一支新的舰队——第四舰队，这也使他焦虑。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封锁香港。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蓄意挑起一场英日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日本海军的攻击目标确实已从美国转到英国。我们还知道，日本海军极不愿让陆军单独出风头，所以也在那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帕布斯特也同样担忧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会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他和克雷吉还担心会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两人都认为有此可能。
但我们又问自己，这批军人和沙文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来搞类似的刺杀呢？的确，看来陆海军已为所欲为，政府或保守派根本没有干预他们。西园寺、牧野、汤浅、松平等人如今似俱已销声匿迹。再搞刺杀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向来兼具武士传统和流氓习气的日本军人和沙文主义者，在此时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广田指责美国企图组织反日阵线
1937年11月16日
广田对我讲的话，大意如下：根据布鲁塞尔传来的报道，看来最后的决议草案是想用联合行动来对付日本。外相只见过决议的初稿，还不知道通过时有无变动或修改。但他担心，若真是号召各国采取联合行动，那就会对日本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联合行动”之意似乎是要实行某种制裁，如经济断交之类。这种行动不仅无助于停止战争，而且只会使中国人得到鼓励，进而无限期地延长战争，据“某国”外交官传来的消息，美国不仅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而且正在会上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广田说，这些传言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在日本报刊上，必将产生很坏的影响。日本公众向来认为，拼凑反日联合阵线的首要国家是英国，但如果报刊现在报道说布鲁塞尔会议的领导权是美国所掌握的，那么反日的大部分责任就会移到美国肩上。正如外相常对我说的那样，与美国友好是他的基本政策，所以他颇为上述情况即将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忧”。直到最近，日本人依旧以为，在这次中日冲突中，唯有美国的公正态度是真诚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正态度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而美国的立场则不同，所以人们还以为它对促进实现和平可能会起重大作用，就如同日俄战争时那样。因为它是日本的友邦中最公正的一个。由于总统的芝加哥演说，这种情况开始有点变化了。但后来总统向国会致辞时避而不提远东，这又使日本公众感到，美国的态度也许并不完全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严峻”。
接着广田又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他们认为需要的话，日军完全可以继续前进，但他们也许并没有长驱直入的必要。现在促成和平解决，对中国只有好处。中国政府若从南京撤走，那将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有些将领已在组织与蒋介石对立的反对派，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如果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日本不会占据中国一寸领土；但如果战争长期拖延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牺牲既然增大，条件就会比较苛刻。美国要对大局有所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劝蒋介石同意议和。如果中国政府拿出愿意谈判的表示，广田便会派代表去上海和中国代表谈，或公开或秘密，任何方式都可以。
广田讲完后，我把他的话逐点重述一遍，问他我是否已经正确理解了他所说的一切。对此，他做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他，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述他的这些意见，在此期间，希望他尽力约束日本报刊，有关美国态度的报道，凡未经证实的消息都不要发表。我告诉他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实际上是怎样讲的，并说国务院已断然否认我国政府曾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还向他重述了召开会议的缘由。广田说，他同意我的意见，让日本报刊保持冷静是要紧的，他将尽力而为。我又指出，中国大使仍在东京，议和的外交渠道看来还是存在的。广田同意，但没有发表意见。
广田曾提到我国在日俄战争中起过的作用，并暗示如果蒋介石撤出南京，和谈将更难开始，这两点也正是昨晚杜曼对吉泽提过的，这很值得注意，一定是吉泽立刻把话传给了外相。
赫尔否定广田的指责
1937年11月17日
国务院来电，传来了布鲁塞尔会议11月15日通过的宣言全文。
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报告说，哈瓦斯通讯社发了一则东京专电报道，其内容据说是日本想要强使中国接受的条件，问我们对此有何看法。我们回答国务院：11月15日外务省发言人称，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
国务卿给我的电报中提及我和广田的谈话，他说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宣言中绝无“联合行动”一语。赫尔先生猜想，广田也许是指宣言的最后一段，那段是这样措辞的：
尽管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各国期望日本不要坚持拒绝，但现在的局面是国际条约的一个缔约国与所有其他缔约国的意见相反，坚决认为它所采取的行动不属于这个条约所涵盖的范围，把其他缔约国认为对当前局势有效的各项条款均视为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与会各国就必须考虑它们的共同态度应该是什么。
国务卿还托我转告广田，凡谓我国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的任何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赫尔先生还知道，在会上各国政府不过是履行了交换意见的共同职责，谁也没有做过超出这个范围的事——不论哪国外交部，只要它握有可以公开得到的情报，都不会对这些事实有误解。如果有，他将感到惊讶。他要我告诉广田，他很感激广田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五年来，他赫尔也是一直在为此尽力，但也不得不坦率地、纯粹出于善意地表达忧虑：发展和增进这种彼此友好关系的事业都永记于心，不应该因当前的远东局势受到损害。
广田为何误解赫尔的意思
1937年11月20日
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吉泽私下告诉我，11月18日我转达的赫尔先生致广田先生的口信中有些词句和精神其实被误解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按照电文传达赫尔先生的信息，我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见广田，实际上是念给他听的，并没有插入临时口头传达的内容。口信说，赫尔先生衷心感谢广田先生愿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为了这个目的，五年来赫尔先生也在不断努力；但赫尔先生仍不得不善意地、坦率地表示忧虑，深恐建立和发展这种彼此都关心的友谊的事业会因目前的远东局势而受到损害（大意如此）。
口信末尾的这句话是带刺的，可是广田听了非常高兴，并请我向赫尔先生致谢，所以我当时就有点诧异。广田问我可否把我写的和念给他听的这一份留给他。我推托说，这张纸所记的只是一份粗略的记录，我回使馆后将立即给他送一份较整齐的抄本来。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不能把原本留给他，因为那是照密码译出来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些我不想给他看的附注。我一回到使馆办公楼就给他送去一封私函，附上一份非常符合电报原文意思的译稿。
今晨陪马慕瑞[9]去访广田时，见面我便问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他说没有，还想打电话找我要。我说，两天前就已寄出，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会晤之后，我要查一查。我们刚走出广田的办公室，便碰见吉泽拿着我的信走进来。他说信先送到了档案局，所以给耽搁了。吉泽要杜曼下午来找他，并说广田先生对信息有不同的理解：他以为赫尔先生是说，尽管远东局势如此，他还是在为美日亲善做工作。广田显然是误解了“忧虑”一词的意思。
按广田自己那样理解，这个信息曾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忙着将此事电告一些驻在外国首都的外交使节。现在收到了我的信，就看出来他的理解和信息的真意之间的显著差异了，他便感到有点为难：要不要向外再发文件以更正错误呢？吉泽认为不必，也许听其自然还要好一些。这一切都只怪广田先生对英语掌握得不够，也说明绝不能相信纯粹的口头转达。但至少有一点值得我欣慰，出此误会，不是我这方面粗心大意造成的，因为我是据原文逐字逐句念给广田的。
给一个日本开明人士的信
东京，1937年12月3日
私函，机密
某先生：
感谢您于11月19日寄给我您11月11日致英国朋友的通告信函的拷贝件，已认真拜读。信中颇多宝贵内容，为此尤当感谢。
目前寄到我处的“解释”日本的态度和行动的材料甚多，来源各异，形式多样：有书信、备忘录，还有其他各种文件。然而，其中态度客观、实事求是而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均不值一看，因所据论断极为片面且未经证实，也没有证据以检验其准确程度。当此时局纷扰之际，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抱持客观态度，应先对所获资料的准确性有十足的把握，然后才下判断、提建议、做决定。否则我们的判断并无多大价值，例如对相关前提的可靠性不能肯定，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论断视为存有偏见或纯属宣传。
正因您本人抱着开明、无畏的态度，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又是一位爱国者，常把贵国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我才不揣冒昧，要对您的通告信函提几点意见。请您相信，我是作为挚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您的朋友，而且是日本的朋友。我向来认为，一个碍于情面而不肯直率进言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1932年我在美日协会上做首次演讲时就说过这个话，以后也总是力求如此行事。不过有时作为朋友可以说的话，作为外交官就不能说，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
首先，您在通告信函第16页上说：“……是中国向日本挑衅，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第18页上又说：“一支中国大军平白无故向我们正在演习的一小队驻屯军开火。”显然，如今彼此都会说是对方先挑衅，但中立的观察者大都认为，指中国先侵犯的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此点。究竟是哪个肇事，恐怕谁也不知道，但一般有这样的看法：日本人既然在中国土地上，并且就在距中国驻军那么近的地方频繁演习，要不出乱子才怪呢。其实，早就该出事了。除日本军部的一面之词而外，如果您还另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您的论点，我非常乐于领教。据我看，要辩明这个问题，单凭一面之词是不够的。
其次，我知道确有其事（第一手而非第二手情报）：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提议于7月17日停战，表示愿意将部队撤至卢沟桥事变以前的阵地，在所涉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只要日本政府也采取同样行动即可。停战期间，双方均不得试图占据战略要地。换言之，即订立一个“君子协定”：不利用停战期间谋取优势，听候和平解决。这个建议于7月16日送达日本政府，却未得到理睬。我很担心，这个事实如果载入史册，将不会是什么光彩的行为，但这的确是事实，绝非谣言。
再次，关于日本轰炸中国，您只在第19页提到一个事例（炸广州），说偶然炸死了一些平民（您所谓的人数不多）。我们根据中立观察者的目击，掌握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轰炸不设防城镇、医院、传教机关和教育机关的事例是很多的。日本飞机是在远离中国军事设施若干英里的地方大肆投弹，因此并非偶然，而被炸死的平民为数众多。这些轰炸事件即使在日本报刊上有所报道，也没有几件。美国报刊却报道了，也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绝对可靠的观察资料。我国之所以举国愤慨，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这些报道。附上一张清单，内列我们正式了解到的一些轰炸事件，供您私人参考，并请保密。
我非常愿意承认中国对外宣传的效果一向比日本的宣传好，但上述各点并非根据宣传，而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确实证据。如果追溯到以往若干年前的历史，日本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向世人辩解，但若以当前的敌对行动和作战方式为依据，日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了。在我国，日本宣传人员常用“自卫”一词，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普通美国人会很客气地听您讲，然后只问您一句就够了：“哦，但你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吧，难道不是吗？”要在这种责难面前辩明自己有理，需要追述许多历史背景，选用“自卫”一词是不恰当的。
我相信，您从这一切将会意识到，我国出现反日情绪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有正当理由，绝不仅仅是因宣传而起。我经常热切期盼的是，无论已经发生的还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损害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为达此目的，我始终努力不懈，这点我想您是明白的。
此信乃私函密件，我已经强调过了，请您也做同样处置。不过，既然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我觉得您还是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权利。
约瑟夫·C.格鲁 谨上
一个日本极端分子的来信
1937年12月4日
下面这封今天收到的信，可以说明这里的普遍情绪：
〔译文〕1937年12月2日
美国驻日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打倒英国！
由于英国怂恿，中国才会对日本采取挑衅态度，所以才爆发了目前的日中冲突。随着在中国的战争发展，香港现已成为反日活动的中心。日本海军坚决主张日本应占领香港，否则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将归于无效。
我们认为，日本应当首先占领香港和新加坡，由此消除日中冲突的根本肇因。尽管英国援助中国，日本还是占领了中国南方的五个省，如江苏、浙江、安徽等。为了维持东亚和平，从今以后，应在中国永久驻扎一百万日本人。
今后日本中学和其他学校的英语课理应裁撤。只有志在专攻英语的人，才去学英语。
上述内容已于11月15日送呈日本陆海军当局。
【签名】某某
（退役日本海军大尉）
我们接到“帕奈号”沉没的消息
1937年12月13日
今天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里的周一通常比较轻松，因为这里的周一是华盛顿的周日，那里还在休息。我们打算跟几个外国同僚及其他一些人去竹之台打一天高尔夫球，但一看早晨来自中国的一连串电报，就打消了一切出游的念头。我立刻换了衣服，上午11点半前去拜会广田。日军正在炮击从南京经长江撤退的中国残余部队，不分中外船只，一律射击。据说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根据我们的消息，载有我国使馆人员的美舰“帕奈号”（U.S.S Panay）和三艘载有美国难民的美孚石油公司的船正从南京溯江而上，其间在至少有两英里长的一段路程中遭到炮击，炮弹正落在这些船的四周。我提醒广田注意我12月1日提出的关于“帕奈号”的照会，把大使馆获悉的一切事实告诉了他，给他留下一份备忘录和詹森[10]的四封电报的摘录。其中有一封讲得很清楚，日本炮兵队奉命行事，不加区别地炮击一切船只。我向外相呼吁，一定要设法制止这样滥轰我们船舰的行为，并向他指出，如果发生杀伤美国侨民的事件，就会在美国国内产生极坏的、严重的影响。广田只是说，已预先通知过所有的外国人，要他们撤离南京一带的战区。不过，他还是会请军事当局注意我的抗议。我的这次行动是自发的，并没有听奉命令，后来我觉得做得对，哪怕只是留下记录也好，所以很高兴。
我还借此机会向广田致谢，因为“胡佛总统号”（President Hoover）在台湾附近触礁，可能全毁了，日本政府曾派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去援救。我又请求允许我们把“奥古斯塔号”（Augusta）也派到那里去。外相说，要去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需要有正式照会，他会通知我。
以后一直无事。下午3点，艾丽斯告诉我，广田刚才来电话说他就要来大使馆找我。我当即对她说，外务大臣亲自跑到使馆办公楼来是没有先例的，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自然立刻就想到“帕奈号”。当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广田已经在那里了。一见面他就说，据报道“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已被日本飞机炸沉。他一点也没有试图抵赖的意思，没有推说也可能是中国飞机炸的，并且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抱歉与遗憾”。广田看来确实很激动，面露日本人在最激动时常有的那种表情。他说：“对这件事，我真说不出我们心里是多么难过。”我陪他下楼，送他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