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拜访广田的经过已在中午电告国务院，广田下午3点的来访也报告了。电报中还提到海陆两大臣也都分别向使馆海陆军武官表示了歉意。
这时国务院已发来“特急电”（12月12日夜11点45分发出，12月13日夜9点15分大使馆收到），说国务院已从汉口得到关于事件的报告，命我去见外相，探查消息，要求日本人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要让广田明白局势严重，亟须采取一切措施，以防美国船只和人员再遭袭击。我于晚9点45分回电说，国务院所示各要点已在预料之中，今晨已经先办了。我们迄今尚未接到关于“帕奈号”被击沉的美国官方消息，鉴于国务院电报的传送需费时九小时，我建议凡属急讯均用无线电拍发，不要用绕经马尼拉和上海的海底电缆。
日本最初禁止报刊刊登此条消息，但不久即收回禁令，外务省也发表正式声明，暗示“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船只是和许多运载逃出南京的中国残余部队的中国船舶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事件纯属意外。美联社的莫林、合众社的汤普森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莱彻都来探问我们有什么消息。我非正式地对他们说，为增进日美友谊，我惨淡经营已五年，但由于这次事件，恐怕会前功尽弃。说老实话，此刻我很担心两国邦交会破裂，甚至已经开始考虑万一要撤离时如何赶紧收拾行李的细节。这一切就像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击沉后，我们在柏林开始马上整装待发那样。我无法预知美国政府和人民是否能够忍受这类自称非蓄意的、无理的侮辱。
“帕奈号”沉没以后
1937年12月20日
在此紧张而又疲累的时候，又有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实在很难及时更新日记。我们一直在艰苦工作，不分昼夜，不计周末。“帕奈号”事件造成的危机，更容易使人感到烦躁和气恼。这次事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战争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仁慈的事业，但对“帕奈号”先施轰炸，继而又用机枪近距离扫射，甚至在伤员和其他幸存者爬进岸上树丛以后仍继续扫射，必欲斩尽杀绝——日本海陆军的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
日本人数次轰炸医院、教堂、大学等非军事目标，总是拿“可见度小”和误差来做辩解，但就“帕奈号”事件来说，这种托词再也不管用了。情况很像是这样：飞机从一定高度炸沉该舰后便俯冲下来，陆军的汽艇还开过来一齐扫射幸存者。即便轰炸时或许知道是美国炮舰或许不知道（虽然船篷上清楚地画着或盖着美国国旗），但之后绝对不会看不见美国国旗。而扫射的目的很像是消灭亲见炸船的证人。我们从可靠方面得知，至少陆军当局——很可能还有海军——曾下令击沉长江上的一切船舶。尽管他们早已获得确讯并且清楚地知道那里有我们的船，甚至连船的准确位置都是知道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结果可能会导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斋藤将领回他的护照，我将被召回，因为我“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当详情传到国内，国民开始了解到其残忍程度竟如此骇人听闻时，我更认为可能会断交。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断交就是肯定无疑的了。但是，广田立即亲自来访，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抱歉和遗憾”，日本海军当局也采取类似步骤，此皆前所未有之举，且绝无推卸责任的意思。这一切，似又暂时平息了公愤。就这点来说，日本政府倒是非常聪明。然而本地报刊至少还想否认有机枪扫射等情况，外务省发言人也有这种倾向。在此期间，亚内尔（Yarnell）将军正在上海搜集证据，此间的陆军也已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美国海军将开调查法庭，询问证人，录取证词。同时，我们还听说，日本海军当局已将那个应对轰炸负责的海军将领召回，命他退役。现在真是一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刻。
然而，存在“两个日本”的这个事实也在此刻表露得最明显。自“帕奈号”遇难的消息传来之日起，便不断有代表团、来访者、书信、捐款向我们涌来，上至高级官吏、医生、教授、实业家，下至小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都想通过某种方式为其海军的行为表示羞愧、抱歉与痛心。有位衣着整齐的日本妇女从使馆办公楼的侧门走进来，剪下一大绺头发，连同一朵石竹送给我们。这是哀悼亡夫的古仪。还有个日本人为这个国耻而痛哭流涕。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来道歉。有些贵妇人、官员的夫人没有跟丈夫商量便直接来拜访艾丽斯。总之，事件的这一面还是感人至深的，表明日本人心中还留存一些骑士精神吧。
事件究竟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还很难预料。当国内得知详情，国会与公众日益愤激之时，我们或许不得不断交。但如果我们能够挺过这次风浪，那这一事件也许正可以提醒日本政府，使其认识到，除非它能抑制陆海军，否则断交就必不可免。而断交及其一切后果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说不定可以因祸得福。但还是那个问题：他们能够抑制军部吗？假如采取压制措施，东京就很可能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政府自身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也知道，天皇本人是想干预局势的，但他会被允许这样做吗？日本有许多矛盾现象，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个：陆海军是天皇的“孩子”，为他效忠，唯命是从，但又像疯狗一样四处乱咬，而这非天皇之所愿，亦非其所批准的。
英国人的境遇和我们一样，他们在长江上的船也遭到袭击，也有人被炸死。
大使馆致“帕奈号”沉没事件日方调查人员的声明
1937年12月22日
兰登写信给总统，答应在外交政策方面支持政府。这封信发表了。还有另外一些人，但愿他们也能和政府同舟共济。我只希望，他们那套要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即使不是国家的荣誉）的主张，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认为共和党可以从政府的远东政策和行动中捞到多少政治资本。
大使馆同山本海军大将[11]及其他军官讨论“帕奈号”事件的会议今天在我的书房里举行了。地板上铺着地图，大家就围着地图而坐。参加的有海军省次官山本将军、高田海军中佐、柴山大佐、西中佐、吉泽先生、杜曼先生、美国新到任的海军武官比米斯（Bemis）海军上校、新到任的陆军武官克雷斯韦尔（Creswell）少校，会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日本陆海两军都显然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能查明事情的真相。如果不是有很多原因，他们是不会轻易这样做的。我以如下发言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简单地谈点意见，可以吧？各位将校懂不懂英语？（译员告诉大使，他们都懂，不需要翻译。）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并多承指教，非常感谢。感谢大家为查清整个事件的真相而做出的努力，感谢高田海军中佐和西中佐汇报的现场调查的报告。这些报告我都很留心地听了。我国驻上海的海军司令亚内尔将军正在召开调查会，即海军的侦讯法庭。我还没有得到该庭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接到该庭搜集证据的最后报告。不过，我知道它已经在听取证词，尤其是幸存者的证词，已在尽量深入地进行调查，希望不久后就能接到报告。不过，我还是收到过一些证据，我们的侦讯法庭搜集到的这些证据与今天两位中佐所列举的事实有许多相符之处，但并不是各方面都一致，某些地方仍有出入。关于谣言的问题，已经讲了很多。我很愿承认，有些谣言虽到处流传，或许是无稽之谈；但我又觉得，有些传说将会被最后的证据证明是有事实根据的。
现在来回顾一下吧，我只想略微回述一下我国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看看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12月1日，我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外相，那里停有“帕奈号”，我国驻华使馆人员要坐那条船，请采取措施，以免不测。之后，接到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报道，称炮弹正落在“帕奈号”周围。我又在13日早上11点30分去见了外相，告知有此类报道，请求采取措施，以免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威胁。那天下午3点，广田先生来访，通知我发生了“帕奈号”被炸事件，表达了日本政府的歉意，表示深感遗憾，陆海两相也这样做了。
随后日本各界人士来访或来信，向我表示歉意。这对平息由事件激起的美国人民的愤慨有很大作用。14日，我接到训令，要送交一项陈述我国政府态度的照会。当天下午4时，我求见外相，那时他没有空。到晚上8点30分我才见到他，当即递上照会。
其间吉泽先生曾于下午5时送来日方照会，我方照会中有几点已在日方照会中得到回答，但并非所有各点均已得到答复，所以我们至今仍在等候回音。
17日，我们的消息表明，事件要比我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因为我们陆续从上海得到了证明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船被炸之后又遭机枪近距离扫射，逃入苇丛的人也无法幸免。至少有一架飞机低飞下来扫射他们。又有证词说，“帕奈号”还被陆军汽艇扫射。这些证词，以及上海侦讯法庭得到的其他材料，说明事件要比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国政府不想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同日本政府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只会混淆主题。在主要问题上，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无可争辩的，更是毋庸置疑的。我国船舶在长江上航行，合法合理。日本军事当局也知道那里有我们的船以及大概的位置。船上标有美国国旗，横竖都有，一目了然。船只除了遭到日本海军飞机低空轰炸外，日本水面舰艇还抵近向它们射击。“帕奈号”上的人员逃生后，逃生者又遭到日本飞机扫射。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日军犯了罪，根据这些罪行，我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尽数赔偿，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也是不容置疑的。
我想再说一遍：你们赔礼道歉，尽力查清事实真相，再来向我报告调查结果，保证赔偿，这些我都非常感谢。不过，我认为采取最严厉措施来保证这类事件绝不会再发生，才是最重要的事。若再发生一次类似事件，后果恐怕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等候日本当局对我们的正式照会答复，看上海侦讯法庭的调查结果如何。在那以后，才能明确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帕奈号”事件告一段落
1937年12月26日
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它显示了两国政府的明智和卓识。尽管一方数次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保全面子”，尽管另一方横遭侮辱，但两国政府并没有感情用事，贸然准备诉诸武力。日本政府为击沉“帕奈号”谢罪，卑躬屈膝；我方则立即接受了道歉。我国政府的照会，在我看是一篇杰作。我们已满意地看到，日本政府自认有责，表示悔恨、提出赔偿都很及时。我们承认日方的行动是对我方要求和期望的回应。在细节问题上，各自都信任本国的证据和结论。我方表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真能奏效，足以防止日本军政当局再攻击或非法妨害中国境内美国侨民的利益或财产。
日方办事同样巧妙，他们把照会安排在圣诞前夕送达华盛顿，使其能在圣诞节当天得到我们政府的处理（我方的答复于圣诞节下午3点自华盛顿发出）。日本人不会不知道，我国洋溢着圣诞精神，“和睦处世、善意待人”的思想必定会浸润、影响我国的决策。无论如何，有这样的结果，我感到万分庆幸了，因而中午去见广田时一进门就笑容满面（与12月17日拜访时的姿态截然不同），告诉他我带来了好消息。当我向他念完我方照会时，他确实热泪盈眶，充分表露出日本人的激动状态。他说：“听到这个决定，衷心感谢贵国政府和您本人。我高兴极了，您给我送来了一件绝佳的圣诞节礼物。”想必他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和我一样。我们又算暂时渡过了一关，甚为艰难的一关。
可展望未来，我丝毫也没有万事大吉的感觉。可以肯定，还会出现难关，也许还会更加艰险，美国人民的忍耐并不是无限的。仅是损害甚或摧毁我国在中国的有形利益，或侵犯条约权利，或破坏我们所维护的原则，尚不至于引起日美战争，但再有某种侵凌美国主权的行为，或者屡次三番的公开侮辱，战争就很容易被挑起了。危险就在此处，这是现实的危险，日本军部与日本政府不同，他们并没有责任感。凡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在展望前景时都无法排除这种危险。我离开外相官邸的时候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因“帕奈号”事件解决而感到满意，只不过是畅快一时。五年来，我总是想建成一幢坚实的日美友谊大厦，但这幢大厦的基石早已瓦解成流沙了。
日本教师、小学生寄来的信和诗
亲爱的先生们：
听说贵国的伟大军舰沉没了，您的同胞还遇难了，我深表同情。
消息传来，才晓得发生了惨案。我们日本人震惊的程度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要知道，我们并没有丝毫害人之心，造成这么大的损害纯属偶然。
请向丧失亲人的家属们转致我们真挚的同情和吊唁。
附上用日文写的挽歌一首，还望接纳。
当中国事变发生时，我有个兄弟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叫作通州的一个村子里被杀了。当时他住在金水楼旅馆，那里的边防军突然向手无寸铁的日本人开枪。
之前几个月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他是生是死。
每天挂念，悲伤难平。
海外素不相识的朋友也来信勉励，邻近的人也会来看望我们。
在忧患中听到温暖的话语，实感莫大宽慰。
尽管我们的境遇同样艰难，但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深表同情和吊唁。
谨向全体美国朋友致意。
您忠诚的某某
悼“帕奈号”及死难船员
（某人写的日文挽诗）
恶浪翻滚，
战火纷飞，
沙场纷乱迷离。
英雄腾空，奋勇追敌。
炸弹落下。啊！炸的不是敌船，
误中了友邻的舰艇。
船沉了，还有几位水兵。
都因那致命的一击，
举国哀悼，无限哀伤。
（附注：原文语带双关，难以直译成任何外文。上面所译，只是略表诗中大意。译员最上。）
［译文］ 东京，1937年12月12日
美国大使阁下
亲爱的大使：
日本战机向贵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舰误投了炸弹！妈妈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这个消息真把我吓坏了。我相信，发生这种误会，一定是由于江上弥漫着浓雾。如果日本战机知道那是美国船，肯定不会那样做。日本空军没有任何理由要把美国军舰当作轰炸的目标。这次不幸事件也许会给船上官兵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最担心的，但愿他们都平安无事。
亲爱的大使，我衷心希望您不要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要宽大为怀，原谅那些日本海军航空兵，毕竟责任不在他们身上。我还恳切希望，能允许我为日本战机的严重错误向您道歉。我非常喜欢贵国。美国万岁！再见。
五年级学生 某某
东京世田谷区
森山小学
日本开始发现中国事变意味着什么
1938年2月10日
在不祥的迹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由于发扬了真正的、罕见于国际事务的圣诞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由于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了可佩的英明睿智，“帕奈号”事件才暂时得到了解决。但祸事仍旧还会发生，前景依旧十分暗淡。一方面，东京政府无力控制在华日军危害美国人生命、利益、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虽有和平主义的倾向，渴望和平，但在屡受侮辱的情况下，不能以为我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无限的。
如果上面两个前提都没错，那么剩下的似乎只是忧虑了，全无安心的可能。有个事实或许最能说明我自己的忧虑：最近我曾把这套日记和五年前到日本以来的私函装订本整理了一下，订购了两三只书包式的皮箱，以便突然要离开日本时一接到通知就可以把这些文件装好，并且马上就可以送上船。我觉不认为这样的变故不可能发生。
“帕奈号”事件引起的反响刚开始平息，就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肆意妄为的消息，他们抢劫美国人住宅，亵渎美国国旗，多次将美国国旗扯下来、烧掉，不然就撕碎，如此等等，恣意侵凌美国的权益。显而易见，中国人遭到了几乎见人就杀的屠杀，许多中国妇女则被强暴。当然，日本人对这些事情都会狡辩。关于污辱美国国旗，他们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连我国总领事签署的、张贴在真正美国财产上的日文证件也无人理睬，这又怎么解释呢？至于强奸的事，他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妓女从妓院逃出来，日本兵只是把她们带回去重操旧业。又说我们得到的消息都来自传教士，他们不过是转述他们的中国雇员的话，并没有亲自看见过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事。
有人对我说，日本人的真意是想要逃难的中国民户和店铺老板能回来安居乐业。我说，中国居民，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人，听到那么多关于大批处决、屠杀、奸淫的消息后，如果不敢回来，恐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听我这么回答，来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便无言以对了。事实上，他还是说了，而且竟然还说他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日本反对英国、观望美国
1938年3月31日
在现在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些身在使馆的人来说，生活就好似摆着一排排跨栏的煤渣跑道。每跳过一栏，都有一阵快感，但是我们没有自欺欺人，认为已经跳完了最后一栏。新栏正在不断出现。要是在以前，还要难跳得多，如今稍好一点。但这只是因为日本政府目前亟须避免同我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它明白自己要应付的困难已经够多了，而且以后也许还会如此。它不想在军部给它带来的麻烦之外再去惹是生非。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日美关系保持平稳，所以眼下我们才在外交谈判中有了一点力量。
日本政府抱持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在感情用事。有此意愿，纯粹出于政治常识。他们知道，日本必然会和英国发生持久的、日益激烈的对抗。虽未明说，他们打仗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步骤或许是渐进的，但终究还是一定要取而代之。而他们目前最不想干的事就是过分刺激美国，使其一怒而转与英国合作，以至于在远东建成有力的联合阵线。他们向来认为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实在太强烈了，不允许政府这样做。然而，除军部逼着要干的以外，他们（日本政府）还是不敢冒险。我觉得，日美间的纠纷之所以大都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形势。今后很可能还会是这个局面。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的职务虽然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说是轻松的，但如果不能如刚才说的那样因势利导，那就会更难办许多。我们的外交成果——如果还能称其为成果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政府处理各种问题时态度都很开明，这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国内，政局很不太平。政府在国会受到各政党的猛烈诘难，颇有法西斯管制意味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和《电力管理法案》都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不过，在国会里，最后仍将是政府如愿以偿，就跟以往一样。在政府内部，在对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看来也意见不一：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粹靠武力来结束战争；一派则不赞成使用过激手段，认为最好还是先巩固已占之地，靠时间和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倒是首相和广田领导的众所周知的文官派更倾向前一种方法，陆军头目反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够，不足以征服和守住更大的地区。
3月底还没有向汉口进兵的迹象。日军正在山东和山西进行“扫荡”，据外国新闻广播，他们的“扫荡”并不顺利。实际上，最近还有消息说中国人打了一些胜仗。日军受挫，这里的报刊当然是只字不提。不过，看到报上说日本人已占领某一城镇，过几个星期又看到还是那个城镇被占领，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陆军武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插着各种颜色的针，战局近况如何，一清二楚。
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有被侵之忧，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显著优势，英国和意大利会谈，张伯伦抱骑墙态度。也许正是他的政策解除了眼前的战争危险，但是，从远处望大局，我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对前途表示乐观。各国，特别是英德两国，都不过是又在为“那一天”做准备。至于德奥合并，我们这些热爱过那古老的“舒适的维也纳”的人，一想到那座可爱的城市和昔日风光明媚的乐土即将纳粹化，不禁感慨系之。在纳粹制度下，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怀念帕德雷夫斯基
1938年5月15日
看了最近放映的关于帕德雷夫斯基[12]的影片。其中，有个情节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和这位音乐大师的交往中也有件与此极为相似的事。我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当时的美国，他的名字（当然读音是错误的）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其为当代首屈一指的钢琴家。艾丽斯记得，她是在波士顿的布伦斯威克饭店见到他的，对他那光亮的金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和他接触是在1917～1918年大战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兼管美国人捐助给敌占区朋友或教友的救济金。这种救济金的数目当然要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以免“援助和慰劳”了敌人。
帕德雷夫斯基常常捐款给德占区的波兰人，通常是五六万美元。相对来说，数目是不大的；他总是在其所处位置上以合适的方式为波兰人抗辩，常泪流满面。他出来抗辩，波兰人便有了理想的代言人。
我第二次碰见帕德雷夫斯基是在巴黎和会上，又听到他在为波兰人发声。不过，这次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独立，结果也很好。后来他当了波兰的第一任总理，是这个新建国家最理想的名义首脑，但这一角色他当得并不成功，因为他那慷慨无私的心肠不适于政治舞台：他跟毕苏斯基[13]合不来，1919年年底便辞职了。
1924年我任驻瑞士公使时，又曾偕艾丽斯赴莫尔日参加一年一度为帕德雷夫斯基举行的生日宴会。通常他会放烟火，但那晚下雨，晚餐就在屋内。饮香槟酒时，我提议为他的生日敬酒，讲了几句话，提到这位大师在美国深受爱戴，又说我一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大慈善家、大演说家，但他作为音乐家的一面我们就无所知了，因为他主要是在美国演奏，而我们却是在国外生活，所以他的演奏会我总是未能躬逢其盛。帕德雷夫斯基起来致答词，对我那点颂词也照例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把夫人叫过来，对她说：“最近哪天晚上有空，就专请格鲁先生和太太来同我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弹上一整晚！”
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我相信他当时是真心实意的。但不久后，我就奉调回华盛顿任副国务卿，还未实现莫尔日之约就走了。后来我们的长女伊迪丝去世，艾丽斯在关闭伯尔尼的公馆后，带着其余的女儿乘船回国，一路上伤心极了。在她们到来的前一晚，我赶往纽约，看报知道帕德雷夫斯基也到了这里，而且那晚就要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便独自去听了。奏完后，我又像《月光曲》影片中那对夫妇那样走到钢琴下面去听他重奏。帕德雷夫斯基看见我在那里；他一定已经得知我们的丧女之痛，大概也还记得他曾经约过我们。总之，他重奏了大半个钟头，而且是弹给我听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
首次会晤外相宇垣将军
1938年5月31日
今天新外务大臣宇垣将军[14]分别接见外交使节。他显然不懂英语，谈话只能通过译员。
他说，他要尽全力增进日美邦交，还说他素无外交经验，不习惯于外交这行的错综复杂，因此他将始终有话直说。我答道，我正因为有三十四年的外交经验，所以越来越深信不诚实是愚蠢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将以至诚相见，这点他永远可以放心。因此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我问，关于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不知他的态度如何？如果我能在这方面对我国政府有所报告，那将会是有益的。外相明确回答，他保证将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如果这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就告诉他。
广田外相为什么丢官
1938年6月21日
有位日本政府要员，以深知政情的身份透露，对最近内阁改组的目的和现在这样组成政府的意图做了以下论述。近卫公爵和政府其他成员已意识到，要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并避免和英美发生严重摩擦，就必须把纯军务以外的一切政治领导权从陆军手中拿过来，交给政府的文职部门。广田倒台，就是因为他虽无力对抗陆军，却又坚决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由外务省控制。这不是陆军所能容忍的，军方现在筹设所谓“中国机关”以专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缘故。
宇垣将军和池田藏相答应就职，都是有条件的，即军部不得控制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事务。这也说明为什么要让板垣将军[15]当陆相，原因就在于他既享有陆军少壮军官的信任，又主张陆军不应过问政治，只尽其作为有力的军事机器的本分。宇垣和池田都认识到，若不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就不可能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问题。所以宇垣提出，一定要尽力使英美的利益得到保护。要夺军部的权，说服他们遵从政府文职人员定下的政策，显然不会那么容易，能否成功，令人怀疑。日本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其目的就是要使在华经济事务脱离军部的控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五相的意见完全一致。以上关于政府立场的论述，都“直接来自当事人”，可认为是绝对可靠的。
中国事变演变为中日战争
1938年7月1日
6月间发生的大事是日军对广州的狂轰滥炸和日本准备进军汉口。此外，由于中国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日军的进攻计划不得不大幅度修改。还有就是日本内阁改组。
轰炸广州，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加上不久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都败坏了日本的名声，致使外国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和日本人自尊心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些罪行给日本带来的恶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广州遭轰炸后，英法大使和罗马教廷使节都向外务大臣提出正式抗议。我国则采取另一种做法，由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在国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严正谴责。6月9日，我因斯科维尔（Scovell，美国传教士，被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枪杀）事件拜访日本外务次官堀内，借此机会对他说，我想就日军在中国轰炸平民一事非正式地说几句话，先声明我不是在正式提出抗议，事实上也没有听奉要我这样做的训令，而是出自己的意思，并且是从美日关系着眼。我说，六年来，为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自己始终努力不懈。因此凡出现我认为有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情势，我就觉有义务，非得向日本政府指出不可，至少也得非正式地指出。
我说，今天我不想探究空袭的法律问题，也不想谈什么设防区或不设防区的法律问题。我只想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就会对美国舆论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大屠杀必然会败坏日本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声誉，是不是只要能在军事上占一些便宜，就值得这么做？我说，依我看，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务省要干预，因为它要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负责。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应要牢记，轰炸平民一事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只要关乎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深为关切。
次官对我这样以友好方式来商讨问题表示感谢，并称宇垣将军亦必与他有同感。他说，我的意见将会得到充分考虑，事实上外务省此刻也正在和军事当局商谈这个问题。
这种交涉方式似乎还起了一点作用。无论如何，之后我们听说，政府已派了一个联络军官去前线，要对狂轰滥炸的行径加以约束。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甚至东京俱乐部也在议论），正因为我国的抗议是用上述方式提出，所以才能说服日本政府。日本人尽管在军事上残暴，却还是一个易受感动的民族，在此地办事的方式、方法，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明白这类事，得靠经验，靠长期的经验。拍桌子在这里一点也没有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们分析过这次内阁更替。这次改组表明，日本当局已认识到日本正进入艰难的阶段，表明战时心理和战时经济正在形成，自开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上次大战时德国的情况。食品还没有怎么管制，但许多物资现在对国民来说已经在禁止持有之列，皮革也在禁用之列，结果将是不再制造皮鞋，而鼓励人民重穿旧时的木屐。他们终于真正开始过苦日子了。高尔夫球因是橡胶做的，所以也不准制造了。在我看来，在不远的将来，高尔夫球这玩意儿即使不被全部喊停，也一定也会衰微，最后球场恐怕也会全部或大部分关闭。这一切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使许多日本人切身感到他们的国家确实已处于战争状态了。
日苏爆发冲突，但避免了战争
1938年8月1日
7月间的大事就是在苏联和“满洲国”接壤处的张鼓峰爆发了苏日冲突：苏军在有争议的地段占领了一座有战略意义的山头。据本地新闻报道，日军又将苏军赶了回去，双方伤亡颇众。我们到日本六年以来，那一带总是时常发生类似事件，但这次有点不同，似乎比以往都严重，使我们想起了去年的黑龙江岛屿之争。那时似乎是日本人想试探苏联的实力。眼下这一次，则可能是俄国人在试探日本的实力和决心，要不就是与中国人遥相呼应，发动这么一个事件，以牵制进逼汉口的日军。假如真是为了这个目的，看来他们至少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据传有大批日军已北调，而日本现在也确实无法忽视那个地区，不能不以防万一。
我确信苏联人此刻并不会同日本打仗，也确信日本人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所以对这次事件没有深感不安，并且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势必会局部化。与日本高级将领交往甚密的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告诉我，这些将领曾对他说，他们现在并不想同俄国发生麻烦，因为中国的事已经够他们忙了，所以他们不会让事件扩大。我想，奥特不会骗我，因为我们私交不错；若不发生意外，事件定会很快得到解决。幸运得很，事件果然以停战的方式解决了，那里虽始终存在冲突的导火索，但张鼓峰事件仍有可能变得同其他许多事件一样：虽然喧闹一时，但接着又沉寂下去。
在其他方面，这个月的要事是我们坚持努力，要日本保证尊重我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结果略有所获，但也仅此而已。我曾与宇垣将军长谈过三次，第四次约见时他没空，改与堀内会晤。第一次会见时恰好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谈了约两个半钟头，我详述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各个方面。这次会见绝不是去碰碰运气，所有要讨论的议题事前都仔细研究过，花了几天工夫，为的就是要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我说到的一些事情和说话的强硬语气大概会让他发火，我也等着他发火。可是他没有动怒。他甚至感谢我能够同情地看待局势，而且是在听我明确说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日战争的总的看法如何，特别是对轰炸平民如何憎恶的态度之后，还表示感谢。
这次会谈是否有用，不得而知。也许在某几点上有些帮助，但不能指望会有多大效果，除非日本人有理由感到美国将会采取某种行动。他们可以给保证，给多少保证都行，但又总是会这样说：“请别着急。军事方面的情况使得我们暂时还履行不了诺言。”英国人和我们处境相同，而困难更甚，因为他们的利益比我们要广泛得多，日本人又正在加紧排挤他们。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已忍无可忍，极想发作，但只要日本人仍料定英国因困于欧洲纷争而无法动武，那他们就会继续对它嗤之以鼻，但说话则又相当客气。
慕尼黑会议前夕的日本
1938年9月30日
9月28日是个繁忙而又重要的日子。欧洲正在战争边缘瑟瑟发抖。我们都围着收音机，听伦敦、香港和悉尼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新闻，详情还不清楚，只听报道称有总动员，张伯伦寄最后信息给希特勒，请他放心，英法保证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履行其交出苏台德地区[16]的承诺。罗斯福总统直接致电希特勒本人，再次呼吁和平。此电文措辞有力、观点开明。不过在德国，这些呼吁当然是一篇也不许发表的。
我还没丧失信心，觉得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除非希特勒真是疯了，否则到最后关头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如果说希特勒也许真的发疯，我也会同意。希特勒在国内发表了几次演说，把话说得太绝了，现已很难打退堂鼓。若现在打退堂鼓，他的威信将受重创。
随后华盛顿来了特急电，命我去见外相或别的外务省官员，建议日本响应总统的倡议，也向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和平。下午1点，电文译出，打好字。值此危急时刻，理应分秒必争，1时5分，我便命杜曼携电赴外务省，交给负责人，等候宇垣将军按约定时间即2点50分接见我。订此约会时，岸曾说，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无法接见我，但我告诉他，我的事极其重要而紧急，非见外相本人不可，这才做了安排。使馆秘书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随我同往，由他核对外务省译员土屋的翻译，确认翻译完全准确。开头我先对外相说，现在是文明史上最紧要的关头，此刻采取什么决定和行动，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今后文明的发展方向；随即传达美国政府的信息，除口述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记录，以求明白无误，还附上一份总统致德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呼吁书的转抄本。
消息译成日语，科维尔在旁边注意着，外相听完后做了回答，大意如下：
对于美国总统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中所采取的行动，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完全赞同。如您所知，日本向来是渴望和平的。虽然现在不幸地处于对华战争中，但仍希望在那里恢复和平状态。我们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不过，在此有一个问题：即使日本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是否有效？从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看，采取什么行动为益，必须慎重考虑。但我们还是坚决赞同总统所表达的信念。
下午晚些时候，吉泽建议道，若由外务省将美国的电文和宇垣的答复发表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我立刻同意，他也获得了宇垣的许可。国务院并未授权让我这样做，但即使吉泽不来问我，外务省也很可能会发表，即使不发表，也几乎一定会泄露出去，说不定还会走样。而且我认为，纵然日本不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若把它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事公布于众，显然也是有益的。正如堀内当晚对克雷吉说的，他们自己就正在作战，却要去呼吁别人不要大动干戈，这确实有点尴尬。晚上10点，外务省公报发表了。我对公报的形式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确实反映出宇垣对我讲的话，即宇垣对总统的态度和行动都表示赞成，公报只说宇垣赞成总统的“愿望”，但也总算是说了这么一点，聊胜于无。我猜一定是吉泽起草后，那个沙文主义的发言人河相又给稿子的调子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克雷吉于晚7点15分来访，长谈时局。
临近午夜时，有个消息把我惊醒了：“汉堡美洲轮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而英国“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则命其船舶于24小时内离开日本海域：这都不是什么好信号。我立即将此讯电告华盛顿，此刻在华盛顿肯定有类似的函电如潮水般涌来。
深夜，杜曼、科维尔、译电员瓦伦札（Valenza）和我在我书房里审核我草拟的各类电报，又听收音机的最新消息。在花了约一小时应付午夜传来的关于轮船的消息后，我还是睡不着觉。
29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古德塞尔（Goodsell）博士来访，告诉我他拜会外相的结果。宇垣曾给他几封致日本驻华官员的介绍信，他是去致谢的。原以为五分钟就够了，不料外相竟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细问他日军当局是怎样对待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古德塞尔便单刀直入，把日军的暴行、屠杀、奸淫、野蛮、残忍都如实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下一长串早已编好的笔记目录。外相并不因此见怪，古德塞尔再三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随时结束这次会见，但他都继续谈了下去。这天正是外务大臣辞职的前一天，他这样做，的确值得注意。古德塞尔还给宇垣讲了一个故事：在爆发中国事变的卢沟桥附近，他亲眼看见城墙上刻着“东洋和平诞生之地”几个大汉字。古德塞尔说，外相喜欢这个故事，轻声笑起来。
在巴索姆皮埃尔处用午餐，有巴西大使韦洛索斯（Vellosos）、瑞士公使图恩希尔（Thurnheers）、帕布斯特等许多同僚在座，一同接待佩尔策（Peltzer）夫人，她是我们以前的同事佩尔策先生的遗孀，佩尔策当过比利时驻柏林、驻伯尔尼使节，后来又去过巴西。在座者谈起欧洲危机时都没有什么乐观的调子，晚上艾丽斯和我待在收音机旁，一直听到将近午夜都没有听到什么重要新闻，因为慕尼黑会议要到此地时间晚11点才开场。第二天（30日）早上6点半起来，却发现时局真的有了希望。上午10点45分，喜讯传来了，“协议已经达成”。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以久违的舒畅心情迎来10月。
两晤有田外相
1938年11月7日
今天首次拜会新外务大臣有田先生，因他采取消极态度，会谈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作为老朋友寒暄一番之后，我便说到他的前三任外相曾先后向我保证，在他们各人的在职期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在中国的权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得到支持。然后，问他愿不愿重申这些保证。
有田先生答道，他上次做外相时，日本人民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友好，今天也依然是友好的，但其间由于发生中国事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已大变。他想，只要看看最近日本报刊的评论，我就可以明白日本人民目前在这方面的态度如何了。外相说，考虑到国内的舆情，他不得不循序渐进，“十分谨慎”。
外相提到首相11月3日的演说，认为已经说明了日本的政策。我立即答道，我们仔细研究过那篇演说，觉得有些部分仍需要澄清，我特别问他能否将下面这段话解释一下：
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也没有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如果这些国家能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
我问，首相所谓“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指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有田先生答道，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就所有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等他任职稍久一点，准备得好一些，然后才来谈。他反复说，他得循序渐进，局面“非常困难”。他今晚要去伊势神宫[17]报到，我问他可否一回来就接见我。外相答道，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希望下星期内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