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形势紧迫，我国政府也认为事不宜迟。有田先生便劝我耐心，并说倘若我们硬要日本立即答复我方10月6日的照会，这种答复恐怕也不会令人满意。他老是强调“耐心”二字。
于是，我便告诉他，有个问题我得特别提请他注意，刻不容缓。那就是上海至汉口这一段长江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我提了强硬的口头抗议之后，又给他留下一份标着今天日期的照会。我对外相说，我国政府不会满意含糊不清的答复。我逼问他，要他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包括确定日期，尽早取消对汉口以下长江航段航行自由的限制。外相仍闪烁其词，不做明确答复。
1938年11月21日
今天下午与外务大臣长谈。我说，美国从未企图“剥削”中国或在中国谋取任何势力范围，历史可资证明。我相信外相也会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愿望历来是、如今也依旧是避免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我们对“门户开放”的解释同那些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外相对这些话表示同意。
接着我便从原则问题转到实际问题，指出外相曾要求我们耐心，但在我方看来，美国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国政府必须倾听国内的舆论。我说，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外相和我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如现在这样烦恼过。我觉得，补救之道莫过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一些较明显的措施，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证明，那些不断从日本各方传到我国的、要把一切外国权益逐渐赶出中国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我说，在明显的措施中，首要的一步就是应立即停止轰炸，立即停止以其他方式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美国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证据确凿。此外，破坏行为的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日本政府仍推说是偶然事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的一些暴行不仅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还侮辱美国国旗。
我还口头反驳了日方11月14日关于长江航行的照会。
我再次请求外相解释近卫公爵在11月3日广播演说中讲的那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我说，我很想知道这里提出的合作如何实行。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对他们说，美国商界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我问，外相所设想的“合作”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日本在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推行这种办法。
外相回答时先感谢我这样坦率。他同意，我们之间最好是开诚布公，即使难免会说出一些不堪的话。他托我转告国务卿，他断然否认关于美国人将来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做生意的说法。他说，日本希望并力求保证自己获得某些原料，但美国的贸易和其他事业仍有广阔的甚或更大的活动范围，它们都将是受欢迎的。
我再次吁请立即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迫切要求，再次强调这对缓和美国舆情至关紧要。正式谈话到此结束。
我给外相留下一份我的陈述的非正式记录，标上“口述”二字，并指出这绝非外交文件。只是把我的话准确地记下来，给他一点帮助。外相对这个做法表示感谢，并说以后和我谈话时他也要效仿。我们一致认为常常见面对彼此都有益处。
回复日本对我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异议
（向有田外相口述意见的书面摘要，谈后留给外相）
1938年11月21日
首先我想说，星期六承蒙阁下接见杜曼先生，又得到一部分关于日本如何看待它在中国造成的新形势的说明，对此我颇感欣慰。您对杜曼先生说的一切，我均已获悉，因此若您愿意，我们会谈时可以先假定我已熟知那次谈话的内容。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您曾向杜曼先生表示，为了尽量消除我们两国政府间现有的意见分歧，您希望以后能和我谈几次。我也要尽力而为，凡向我表述的日方观点，我都要尽量准确地向我国政府转达。
另一方面，您将会发现，我也必须尽量明确地阐述我国政府的观点，因为彼此若无彻底的了解，是不可能调整今后的关系的。
我认为今天的谈话将纯粹是探讨性的，还需讲明，我此次来不是想答复日方11月8日的照会，因为我国政府还得花时间仔细研究那个照会，意见如何，到时候我自会接到指示。
不过，有几点我还是想立刻提出来。
阁下曾论及“剥削”中国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历史记载可以证明，美利坚合众国从未谋求“剥削”中国或在该国取得“势力范围”。关于此点，我想您也会同意。我们的愿望历来是、今天仍然是避免由任何一国或在任何一国划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
我们对“门户开放”所做的解释同那些做法全然相反。自美国建国以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就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美国参加的、载有体现此项原则的条约中有关远东的条款，无一不是为了减少和避免远东国际关系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摩擦。
我们认为，遵守这些原则和条款，就能促进和平与普遍繁荣。凡采取相反的方针，就必然会引起摩擦，结果不仅贻害各国，而且就是奉行此种方针的国家同样无法免受其害。美国政府和人民坚信，那些原则和条款乃是为所有有关国家的利益着想的。
我国政府亟欲采取措施来阻止当前国际上逐渐呈现的“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真心希望对改善国际关系和恢复国际秩序做出贡献。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共同协商和信守国际协定来解决，这正是我国政府的主张。
我国政府奉行的贸易政策则是要促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取消和减少对商品交换的限制。我们相信，对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结果只会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物资更加丰富，邦交更加融洽。
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历来是美国人民和政府的信条和指导原则，美国舆论认为，任何国家如果力图在另一个国家为自己谋求优先的地位，那就同建立、保持美国及全世界的繁荣不相容。
我国政府还认为，无论哪国政府，都不能自以为世界上一个广袤而重要的区域该它独霸，要由它独断专行；任何政府要这样做，不管其动机如何，到头来都必然是误国害己，也危害别国。
上次与阁下会谈时，我曾请求解释近卫公爵11月3日讲的一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
我很想知道，日本打算如何实行这里所说的合作。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旅华日侨说，美国商人只有通过日本当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您心目中的“合作”也是这个意思吗？日本如今在中国正在逐渐推行这种办法。
阁下曾要求美国政府方面要有耐心，但我显然有责任指出，不论美国政府抱什么态度，美国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国政府亦不能不倾听国内的舆论。
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和政策，你我二人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如现在这样烦恼过。在我看来，不论今后我们会商和谈判的结果如何，日本眼下应毫不迟延地开始采取明显措施，以防止日美关系的持续恶化。
首要步骤之一应该是向美国航运和商业开放长江下游。我们知道，现在除给日军输送军需品外，事实上还有日本商人在长江上来来往往，他们正式做生意，公开登广告，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阻止美国进行贸易的理由。
最近日本政府声称，它绝无蓄谋妨碍长江航行和贸易之意，现在它已在专心致力于尽早恢复正常状态。我国政府注意到这种保证，但同时还是认为，现状迟迟不改变，歧视外国权益的严重性就会与日俱增。
对日本政府来说，另一个明显的重大步骤应是立即停止轰炸和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源源不绝。暴行如此猖獗频繁，若推说事出偶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这些暴行不但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辱及美国国旗。
我方照会和日方11月18日复照中提出的其他各点，留待以后讨论。
外交的核心
（摘自1938年11月22日我在美日协会日本新任驻美大使堀内先生饯行宴会上的讲话）
我觉得，外交的核心就展现于此处。在外交中用书面形式的语言办的或能办到的，恐怕都只是很次要的一部分。能阐明书面上的词句背后的精神，才算是真正的外交工作。而在当今世界上，则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书面文件可以反映舆情，但绝不可能充分地、准确地阐明舆情，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将制定那些文件时的真正精神表达出来。
因此，这就成了大使的最高目标的和任务之所在。他首先必须是个讲解员，这种讲解的职能要在两方面起作用。他先要了解驻在国，了解它的境况、心理状态、行为和行为后面的动机，将这一切向他本国政府解说清楚；然后反过来，又设法将他本国的意图、希望和要求告知出使国的政府和人民。他是两国相互调整各自行事思想和动力的执行人。的确，国际间的摩擦往往不是根本性的，而是起于未弄清的误会和猜疑。这类问题很少能单凭书面语言而不经口头商讨得到解决。对此，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明白。记得六年半前，我在这个协会热情欢迎我的妻子和我的宴会上曾说过，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包括一切口头和书面的语言——时常都显得空泛浅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一种类似X光的语言，它在表层下面振动，往往比任何写得出来或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效。而此种情景产生且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可见，一个大使因错误诠释而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他能做好事的机会也同样不可胜数。
一位提供情报的意大利人预言日本海军将挑起战争
1938年11月27日
昨天有一位和我私交甚密的意大利使馆要员，以极机密的方式告诉我，日本海军已断然决定宣战，大概在不久后的将来就要实施。这将成为同苏俄作战的第一步。
这位向我提供情报的人还强调说，香港是保不住了，“五分钱卖给我，我也不要”。他说这些话的理由是：日本海军认为自1931年以来，陆军独享威名，它则仅仅是给陆军当牛做马。因此它越来越不甘于充当这种角色，所以决定要乘此国民好战情绪高涨之际，扫除东亚所有的敌手，完成日本在这个地区的霸业。据说，英国由于过去十五年间扩军进度缓慢，现已势单力薄，日本海军原本还摸不透美国海军的动向，唯有此点尚能使它有所顾忌。然而在上周，这点顾虑也被消除了，因为美国显然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卷入远东纠纷。
虽然此人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还是可以这样设想：他所处的地位消息灵通，而其消息的出处又非别人所能接近。我的看法是，他的话也许反映了日本海军少壮军官的主观愿望。
罗斯福总统出手干预
1938年11月30日
9月世界大事的重点在于欧洲危机。如今，对我们来说，重点又转到日本来了，但我写到这方面的时候已是11月底，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又那么多，实难一一记录下来。大事自然是汉口、广州相继陷落。日军突然在大亚湾登陆，直捣广州，几乎畅行无阻。日本公众当然以为战争将就此结束，精心炮制的提灯游行庆祝在东京搞了几天。虽很难说蒋介石的军队能存在多久，但至少还存在，有些撤退了，但没有被歼灭，只要那些军队还存在，就无法想象日本敢于削减它的前线兵力和占领军。
10月初，我国采取了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刚开始是国务院发来一封长电，日期是10月1日，要我找机会向外务省提交一份长篇照会，内容几乎涉及有关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全部问题，包括“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人对各种企业的垄断、外汇管制、关税率、电话和电报通信、码头和航运、长江贸易、对要求回中国去管理其资产的美国人的种种限制、对铁路运输的干扰、邮电检查等内容。
摆在我桌上的电文是这样讲的：总统根据上述情势，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履行它许诺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损害美国利益的保证；美国政府相信，从美日关系着想，尽早答复将是有益的。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来自总统的。以前为了另一件事他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想这次要提的抗议既然如此重要，用他的名义、以他的威望提出，也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我还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请求立即谒见首相。他仍暂兼外相，只是还没有接见过外交官。
其实，这封电报根本不是总统发的。之所以出现“总统”二字，纯粹是因为译错了电码。
但当时我还是立即求见首相，理由是我要向他转达来自合众国总统的信息。近卫公爵当然无法拒绝，如此我就无须冒僭越外相之嫌而又能在他这个首相面前将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和盘托出，这方面的情况他很可能还了解得很少。最初他们说首相整天不得闲，经我坚持，终于答应给我半小时，即下午1点至1点半。那正是在他因别事要去觐见天皇之前，这就更好了。为免惹人注意，他们派挂上普通牌照的首相专车来接我，引我穿过官邸花园，从屋后暗梯进入他的办公室。
我的口头抗议，近卫公爵全都听了。我说，这还要写成照会并送外务省；为准确起见，又照例留给他一份我的谈话的非正式记录。近卫公爵听完后说，感谢总统发来此讯息，他感到荣幸；又说，虽然换了外相，无论对中国之事或对其他国家，日本的政策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日本将坚守已经向我们做过的关于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保证。（奇怪的是，在一个月以后的11月3日，他就改取新政策，背弃他做过的一切保证。国际间的诺言原来不过如此。）
首相说，由于中国的战局，恐怕一时还难以满足我国的全部要求。但他明确保证，这种延误不会太久。他说，他将一如既往地希望并打算继续尽力改善日美关系，他是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他还说，我提出的各点有许多他还不甚了解（当然不了解），但他愿意研究。后来我听说，这次谈话后，近卫公爵即命外务省就我提出的各个要点和争执问题写出一份报告。
向国务院汇报时，我称国务院电报来得正是时候，还说明了为什么正是时候。未料想三天后国务院又来一封急电，称总统根本没有发过什么信息，这可把人吓了一跳。不过，国务院也猜到，肯定是前电有弄错之处，但它自然不希望减损已经获得的效果，因此已向总统讲明，而总统对我利用他的名义也表认可。要不是他认可，我的处境真不堪设想。但我揣测，当总统听到这个故事时，眼里想必还是会闪出一丝喜悦。至于日本外务省，我相信他们仍会觉得那次会谈有可疑之处，吉泽在私下谈话时就曾对杜曼说：“我们有点不大理解，为什么大使的口头抗议说是来自总统的，而10月6日补来的照会却又只字不提总统？”至于我们那个以为“总统”一词无误而不做复查的译电员，我对他说：“这次算是上帝保佑你，下不为例。”
关于照会，我们向国务院提过一条建议，大意是，照会说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垄断企业时，应只将其作为例证，而不要使人觉得正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实施《国际联盟盟约》制裁条款之际，我们又来重新争论整个满洲问题。换言之，就是要讲清楚，我们只是担心在满洲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华北重演。国务院说，它提到此点也纯粹是举例而已，准予修改，照会便在10月6日送去了。现在，这个照会已经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件。因为有关各国都看到了，这次交涉必然是要在中国“门户开放”这个问题上摊牌。有几个同僚还对照会的内容表示称赞，认为措辞也很巧妙。这是国务院草拟的，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跟我们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切盼日本早日答复，后来直到11月，我们才接到日方的答复。
早在10月4日我就告诉过国务院得有思想准备，日本人很可能在汉口陷落前先攻取广州。这当然就会切断从香港把军需品运进中国的补给路线。
10月间发生的事很多，我无暇在此逐日记述。和克雷吉谈过多次，我们之间一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除照常不断抗议日方轰炸和侵犯美国在华财产外，我还在外务省进行过几次重要会谈。问题堆积如山，当解决的日子最后到来时，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又有个美国教堂被日本飞机炸了，据我们所知，那里和中国的任何军事目标都相距甚远，传教士尼许斯（Nyhus）的幼女菲比（Phoebe）被炸死，菲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这件尼许斯事件使我比往常更加悲愤：目击者叙述日军兽行的报道不断传来，还有照片为证，让我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要不是在东京还有一些同样为此痛心的、善良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起——或许他们更难受，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本国和他们自己的脸面——我们真会感到很难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待下去。有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几个日本朋友发泄不满。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受了中国宣传的蛊惑，难免夸大其词，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无从得知实情。外国杂志如《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之类，即使能收到，其中如有犯禁的文章，审查官也会在投递前把这些文章统统撕掉。他们只有亲自到外国去，或者找归国的日本人谈，否则就没有任何门路可以得知真相。而真相又是那么令人作呕。
向日方转达总统提出的各项问题
（口头声明的记录，交予近卫公爵）
1938年10月3日
兹因需就合众国总统亲自关心的一个问题略做商讨，特拜访兼任外务大臣的近卫公爵阁下。
深知阁下公务繁忙，故不欲以过多细节打扰，拟所谈只限于问题之梗概。其必述细节将以照会形式详录，容后送交外务省。
需谈问题皆与日美邦交有关，以美国在华利益的问题为主。
总体而言，曾与前几任外相，特别是广田先生和宇垣将军谈过多次，他们都再三向我明确而恳切地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可是遗憾得很，美国政府不得不说，侵犯美国权益，包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事仍不断发生，依然如故。
鉴于上述情况，合众国总统特要求日本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改变下述局面，以履行其早已许下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侵犯美国权益的诺言。
1938年4月12日，我曾请求外相保证日本政府不会赞成歧视美国在华北贸易的那些金融措施；外相虽声称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门户开放”原则，但对我所提的抗议，迄今并未做出具体的答复。
现在美国政府获悉，日本当局实际上已在青岛实行外汇管制，擅自规定出口汇票要卖给横滨正金银行，否则不准货物出口，出口汇票又只能按远低于天津和上海公开市价的汇率出卖，否则该银行就拒绝收买。
烟台也在实行类似的措施。
美国政府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久后还要在整个华北建立全面的外汇管制制度。
控制外汇交易，必然导致控制贸易和商业。无论直接或间接，外汇管制一旦强制实行，日本当局就可以任意破坏机会均等原则，阻挠日美两国在华北地区的自由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从美国进口什么货物，向美国出口什么货物，以及由哪些商人来经营，都将完全听命于日本当局。
美国政府早已向日本政府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行政当局所进行的并正式得到日本政府赞成的对中国关税率的改变是专断的、非法的越权行为，对此日本政府难辞其咎。
无须多讲，只要管理贸易、征税或禁止贸易的最后决定权是直接间接由一个外国当局来行使，以谋一己之利，在中国就无“门户开放”可言。
要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原则，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该国经济生活中，不得存在直接间接偏利于任何外国或其侨民的特别优惠和垄断权，这已是不言而喻的。
7月4日我曾对外相说，在中国开办特种公司或垄断企业，就可能会使美国贸易受到限制和阻碍，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造成这种局面。外相慨然答应：中国“门户开放”将予保持，美国政府可以放心，日本政府将充分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在远东，美国侨民和他们的利益已遭受重大损失，这应直接归因于当前的日中冲突。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不能指望美国对华贸易早日复兴。
因此，美国政府感到更难安于这样的现状：美国侨民还得对付日本在华当局对他们权利的层出不穷的无端侵犯，对付日方旨在使美国对华贸易丧失同等机会的行动和政策。
美国政府对待日本侨民及其贸易和企业，不仅总是遵照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条文和精神，而且总是以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依据，美国对待各国侨民及其权益的政策基础就是由这些原则构成的：日本工商企业至今仍在美国享有机会均等。
阁下不能不承认，日本当局在中日两地给美国侨民及其工商企业的待遇与美国政府在其辖区内给日本侨民及企业的待遇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而且日益悬殊。
鉴于刚才提及的情势，总统特请日本政府履行其早已做过的一些保证。总统要求，为了维持“门户开放”和不干犯美国权益，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1）撤销日本在其控制下的中国境内强制实行的、直接间接歧视美国工商企业的外汇管制和其他歧视性的措施；
（2）取消势将剥夺美国国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工商业的权利的一切垄断权和优先权，取消旨在为日本企业界在中国各地发展商业和经济建立全面优势的一切措施；
（3）停止日本在华当局对美国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侵犯，包括诸如检查美国邮电、限制美国人的居留和旅行、限制美国贸易和航运等各种形式的干扰。
限制和侵犯美国在华权利的事例还多得很，我今天没有时间列举。不过有几桩我还是想特别提一下：日本军事当局正在设置种种障碍，阻止美国公民到中国内地旅行；在上海检查和干涉美国邮电；成立华中电信机关，公开宣称目的是要控制华中的通信事业；创办日本控制下的轮船公司，要独占上海一带的水运。
兹向阁下恳切呼吁，望以日美邦交为重，鼎力相助，使这许多问题得到解决，两国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由日本是否履行其多次明确做过的保证而定。
日本关上了开放之门
1938年12月5日
11月，我国同日本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在此以前，历届外相都向我们保证，中国“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予保持，美国权益将受到尊重。11月3日，政策却发生突变。这并不是指实际执行层面，而是说官方口头上的政策也变了。直到10月3日为止，广田、宇垣和近卫公爵还相继向我明确保证要维持“门户开放”，那时他们都真真假假地试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他们的口头禅是：“请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的。”
有田说，做出这些保证并非欺诈。他的前任们只不过是徒劳地想调和原则与现实而已；他则不然，他晓得那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直话直说。因此他不肯确认以前做出的保证。他向我表示的以及政府公开宣示的态度不再是“请忍耐一下”了；现在讲的实际上是：“东亚已出现新的形势；日本出于自身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考虑，必须支配中国的某些原料资源，把握某些工业上的机会。你们外国人不能再享有这些特定的东西了。但在贸易、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都还留有很多机会，就这方面来说，门户依然是敞开的。请看，自‘满洲国’成立后，你们和满洲的贸易倒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但这还不是政府中极端分子、工商界和陆军的政策。他们一心要把外国势力和外国贸易全部逐出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市场、日本经济和工业独霸的基地。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懂经济规律在实际上如何运转，也看不到若无外国人合作和外国资本，要恢复和发挥中国为工商业提供的巨大潜力将是极为困难的，日本甚至连开始都开始不了。等他们吃了亏，到后悔莫及之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
在概括上述变化时，还有个小小的因素恐怕也要考虑在内，那就是在此期间西方搞了《慕尼黑协定》，日军攻下了广州和汉口。
日本报刊经常指责美国和其他外国不懂得、不了解“东亚新秩序”。有田本人也对我抱怨道，美国报刊在这方面冥顽不灵，不理解日本做出的无意（完全无意）向外国对华贸易关上大门的保证（这话是12月26日讲的）。我答道，日本政府的官腔每次都要套上一些限定语，使人如堕雾中，搞不清日本政府的真实意思。而其所谓的保证，不仅美国报刊，而且连美国政府、公众和我本人也感到很难评价。
作为实例，我请他去看他交给我的一份文件中的两段，其中在讲到留给外国工商业的机会时，限定性的词语就至少出现五个之多，如“某些工业”“在既定计划范围内”“一般而言”“任何特别歧视”“不应有的歧视”等等。我说，我们当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效果比表示意图的言辞更重要，何况言辞外边还附加如此多的限制条件，使日方在解释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外相也发觉此种情状确是荒唐，不禁哑然失笑，问我可否让他把我从他自己的备忘录中标出来的词句抄下来。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大致就是这样。首相正式宣称：“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也没有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如果这些国家能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这些话真是高深莫测。何谓日本的真意？什么样的政策才算符合新形势？如此的官方声明简直是儿戏。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议论纷纷：有的说美英可能向蒋介石提供财政援助，有的说可能对日本采取经济措施。日本是那样对待我国和我国在远东的利益，我也希望能以牙还牙，但不管我个人多么想报复，我还是一直不赞成采取所谓经济措施，除非我们准备坚持到底而承受其必然结果——也许就是战争。因为制裁总是隐含刺激，终究不免一战。英国人，至少有一些英国人相信，只要英美实行经济制裁，日本马上就会屈服。我不同意这种论调。对日本和日本人，我知之甚深。他们是一个不怕吃苦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也曾饱经忧患，对灾难早已习以为常：“以死相拼”就是他们的精神，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甚至几乎胜过其他任何民族。他们将勒紧腰带，一勒再勒都可以。他们能以稻米为生，必要时就靠稻米打仗。虽然当大量储备物资告罄，石油、橡胶和其他军用必需品又被剥夺，可能会让他们受到一些约束，但要迫使他们投降，还得花很长时间。至少我是这样看的。至于外国援助蒋介石，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并不需要官方出面，尽可以非正式地去做，而辅以官方支持。
11月底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大战之年开始了
1939年1月31日
近代史上很少有哪一年能如1939年这样在险象环生中开始，局势如此险恶，因为以极权主义国家为一方，以民主国家为另一方，都在迅速摆出阵势，准备厮杀，很可能又酿成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危如累卵的一年，没有无任何理由可以乐观。
12月就已预料到的内阁危机在1月4日爆发。近卫公爵辞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组成新阁，除更换首相外，只有藏相池田和内相末次大将下台算是重要的变化。我们经过多方探查，得到的结论是：这次危机集中在末次身上，他主张全国只成立一个政党，鼓吹按极权主义路线采取严厉措施。这些过激的观点使他很难为国会所容忍，但要单独排除他又在政治上行不通。在日本，遇到这种情况，照例是采取折中办法。末次的离职也可以用这类例子来说明：要赶走这个极端分子，就必须同时去掉另一个公认的自由主义者。
除末次这个因素外，大家都知道，近卫公爵一向健康不佳，很久以前就想辞职。拿下汉口和广州以前，突然发生内阁危机，就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良影响，他无法冒这个险，但现在不同了，对华战事进展顺利，这种变更估计不会引起严重反响。关于这次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公众对中日之战已感到失望，人心确已松弛下来，为了提高国民的劲头，也需要更换一下领导人。简言之，需要“打打气”。平沼说，在一般政策上他将继续贯彻之前的方针。他一向被视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据说随着年事增高，他已经圆滑得多了，虽仍对极端分子抱有信心，但不一定就会奉行极端政策。有人甚至认为，他将设法与民主国家和解。留任原职的有田还保证说，事实也将会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眼下我还是看不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美国大使与“满洲国”使节互访
1939年2月23日
里普利（Ripley）先生，信不信由你，我居然接待了正式按约来访的“满洲国”使节。五天后，我也如约正式回访，戴大礼帽，穿晨礼服，一应俱全。不，诸位读者，美国并没有因此就承认了“满洲国”是个正常国家。这只不过是作为外交团团长的我尽自己的本分而已，承认一个被正式派到日本朝廷来的使节而已，确定其身份合格、可以正式成为外交团成员的是日本朝廷，而不是外交团团长。阮先生[18]殷勤致意，但只能讲汉语，由另一位吴先生负责翻译，团长也一样客气。我们不厌其烦地畅谈东京的天气和美景，但谈话真正的主题是猎捕中国东北虎的问题，它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不过，话得讲清楚，我们两个使馆之间没有交换过任何照会、柬帖或别的正式文件，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关系，送过的文件都落款为“外交团团长”，都是属于外交团而由外交团发出的，也是为外交团的事而发出的，绝非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美国人。
斋藤大使骨灰引发外交问题
1939年4月3日
希特勒撕下了假面具。以前还说什么他只是要收回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别国住有德国少数民族的地区），说什么他在欧洲不再有领土要求，他如今什么都不说了，这个国际强盗已不再用这些诺言来欺骗曾经相信他的世人了。假面具已经扔掉，全凭大炮威胁，他侵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为这个国家的成立出过一份力。匈牙利实际上已成为附庸；罗马尼亚垂危；默麦尔[19]被兼并；波兰受到威胁；立陶宛、丹麦、荷兰、比利时眼看就要遭殃。是不是还要在亚得里亚海域夺取一个港口？这是否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我不相信墨索里尼会欣然同意。而英国这头恬然昏睡的老狮子，现在也好像终于有点不安而动起来了，上月底居然怒目圆睁，轻吼了一两声：别碰那根骨头（波兰）。[20]
在此期间，我被一个问题缠住，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碰到的最繁难的问题之一：美舰“阿斯托里亚号”（USS Astoria）载着已故大使斋藤[21]的骨灰即将到达日本，要为此安排程序。
美国政府建议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确是前所未有，因为斋藤是在卸任后死的）。当我将此意向日本政府转达、日方表示接受和感激时，我只是被告知“阿斯托里亚号”可在横滨停留九天，即4月17～26日。此间却立刻就有反应，而且照例是政治性的。日本人将此举解释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反响随之而起，感情上政治上都很强烈。朝野上下都以为日美关系已翻开新的一页，亲美热潮席卷全国；热情化为决心，人们一定要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日本的感谢之情。游艺、宴会、午宴、招待会、广播、游园会、观光旅行等节目都安排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说是3月26日，我们接到了国务院的首次告诫，他们要我们谨慎。这次告诫显然是由一篇发至美国的新闻专电引起的，那条消息说，有二十串珍珠项链要送给“阿斯托里亚号”军官们的夫人，大使馆已经收下了。实情是这样的：有个大阪珠宝商跑到东京来，拿项链交给我们的海军武官比米斯上校，声称这是对美国政府的义举略表谢忱，还说，只恨不能拿出六百条来，让“阿斯托里亚号”船员每人都可以有。在日本，要是拒绝这样的馈赠，就会被视为非常失礼，而且送礼者又须立刻赶回大阪。于是。比米斯上校便说，他可以把项链暂时保存在他的保险箱里，待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Turner）商量后再说，海军条例并没有禁止收受这类礼物的规定。
但比米斯并没有收下项链，他讲得很清楚，只是暂为保管而已。我们不相信特纳舰长会收这种礼，当时的想法是可以等他来了以后，再把项链悄悄地退回去，这比断然拒绝要好一些，不致使人太难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事也会变成宣传材料。不料那个珠宝商却向报界讲了此事。这就很清楚了，不管他送礼时是何心情，事实上他是在借此机会替他自己和他的商店打广告。我们便赶紧派了一个海军译员到大阪去退还项链，他成功做到了。这段插曲算是到此为止。
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亲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广泛，竟发展到要开群众大会来表示谢意。一百一十七位知名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年迈的金子伯爵为主席（他久负盛誉，号称是美国的挚友。虽然根据1932年的惨痛经验，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精心筹划，要大搞演奏国歌、挥舞国旗、组织学生队伍、发表演说等活动，再继之以柔术和其他日式武术的表演，下午还要同“阿斯托里亚号”船员举行大型田径赛或棒球赛。
我立即感到，这样的集会肯定不符合我国竭力避免的大肆宣传之意，也违背“阿斯托里亚号”来访的本旨。如此大张旗鼓的行动将会使美国人民十分恼火，他们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废话少说，用行动来表示你们的谢意吧。”
因此我就赶紧处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要应付这种新局面必须尽量巧妙，得给日本人先铺上了某种缓冲器，提前泄掉他们集结在心中的情感，否则就只会引起气恼和怨恨，我们的义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就会再遭损害。自然免不了要打许多通电话，开许多会，但我至少做到了推迟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打算要去那里把计划告知金子伯爵。
在一次与吉泽的大使馆午夜会议上，杜曼也参加了，我们暂时接受了一个折中方案：举行一场不加渲染的运动会，只由金子一人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第二天早晨（那是个星期天），便把委员会的几个人硬从床上拉起来，在使馆开了一个会，我对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一件严肃的事，任何招摇性的举动都应当避免，大肆宣传只会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觉得日本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请千万不要那样做。这次会是在我彻夜未眠之后开的，那晚我通盘考虑了这个问题，早上5点钟起来后也一直在忙。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些成员，听了我的话以后显然有所感动。植原是日本最有才干的法学家之一，他明白了此中道理，向我保证定要再开一次会，传达我的意见，提出修改方案，然后送给我看。在此以前，他们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此便至少延缓了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是要在星期日清晨去向金子伯爵报告原定的计划，我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开会的缘故就在于此。
这是今天即4月3日的情况。明天我还要去找日方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泽田，私下“非正式地”把整个问题在他面前摊开来讲清楚。我想，要制止这次活动，有些话恐怕就得开门见山地讲。我愈加确信，即使只举行“一场只有一个人致辞的不事张扬的运动会”或任何一种群众集会，也会损害我们当初的好意。持国旗、唱国歌、游行等场面照例是会有的，这些情节定将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还是会给人一种在政治上大肆宣扬的印象。只要在这里不致太得罪人，我都要尽力阻止所有这一套，最低限度也要使其一切从简，挥舞国旗、学生游行等一概免掉，除金子伯爵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外，不再有什么演说。如果要我允许“阿斯托里亚号”官兵赴会，就得给我明确保证，一定要做到这几点。事关重大：我只希望我国政府以美国巡洋舰送回斋藤遗骸这样的举动能产生好结果——在日本和在美国国内的结果都一样好。在这点上我确实处在两难境地。这个问题不容易应付。不过我总觉得，日本人要对我们的义举表示谢意，至少要按照上述精神来做，否则都是事与愿违的。
斋藤大使的骨灰运抵日本
1939年4月17日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场面动人，充满深情，艾丽斯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使馆下半旗志哀。“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到了。下午1点半，在横滨山下码头举行接灵仪式。汽艇准时驶离“阿斯托里亚号”，该舰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舰齐鸣礼炮。（昨天艾丽斯去看过斋藤夫人；这位夫人真是了不起，这两日尽管悲痛却能够自持，始终是那样温雅肃穆，实在令人敬佩。）
当美国水兵将装着骨灰瓮的日式灵柩抬上岸时，我们全体排队随行，来到设在码头上的灵堂。一言以蔽之，堂前礼仪极为庄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讲词后，接待委员会主席泽田方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手里接过骨灰。众人随即走到灵前，依次鞠躬，然后排成送殡队伍，由美日两方水兵组成仪仗队，日本乐队奏着出殡进行曲，经过列满人群的横滨街道，向停在另一个码头上的灵车行进。
总统送的花圈排在前头，外务大臣的随后，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国水兵抬着。按我的提议，美侨由赖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鲁斯（Dick Andrews）和伊格尔哈特博士（Iglehart）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为代表。比米斯上校充当我的随员。场面之庄严，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个步骤都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
艾丽斯和我乘丧车随行至东京，外务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齐集在东京车站迎候，此后日方人士即随柩车赴斋藤家参加祭典，我们则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搅扰人家的私事，遂在此处离开送殡行列。刚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坛上特别摆了一瓶老帕尔牌（Old Parr）威士忌酒，那是斋藤最喜欢的牌子，有照片为证，香炉里还点上三支他爱吸的香烟。在美国人眼中，这似乎是旁门左道，但在日本看来，这却是最虔诚、最合适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规，祭坛上应陈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爱喝威士忌酒，就要想尽办法让他得享。
艾丽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国驻横滨领事博伊斯（Boyces）及其夫人在“阿斯托里亚号”上与特纳舰长安静地共进晚餐。
总统寄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拍个电报告诉他：“此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总统的信息未必有效，但我觉得，在当前危机中应该最充分地发挥美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要是1914年我们就能这样做，那场世界大战说不定可以避免。现在若能这样做，想来还是可以防止战争。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会算的话。不过我不相信他会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