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8日
我让使馆再降半旗一天。葬礼在宏大的本愿寺举行，比以往任何祭礼都壮观。日本最高层人士全部莅临。首先由高僧大德诵经，然后有田、我和堀田（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学）依次走到灵前致悼词。有田的悼词文情并茂，他本人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结尾时念道：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您却一去不复回。感念于此，满腔悲痛。哀伤无限，无法言表。寥寥数语，敬祈来闻！
随后便是众人依次烧香，第一个是作为斋藤法定继承人的十三岁长女，接着是他的母亲、遗孀和幼女，再次就是有田、艾丽斯和我，依次下去。我们没有去墓地，也是因为不便去打扰别人的家事。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们家族的地上。我所见过的最感人的丧礼到此结束。自“阿斯托里亚号”到达之时起整套仪式之庄重严谨，确实令人难忘。
特纳舰长偕其部属来访。
宴请特纳舰长。艾丽斯是座间唯一的女性，她当女主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事后，出渊说，我连陆军大臣也请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后一刻才灵机一动想到请他的。外务大臣、宫内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同时坐在一个外国人家里，这在日本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艾丽斯备办了一桌有甲鱼的美餐，我也把各种好酒都端出来了，席上的确是佳肴美酒，可与一切盛宴相提并论。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举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遥祝总统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亚号”期间，恐怕就只有这次宴会没有人演说了！对日本人说来，正式宴会而无演讲是不可想象的，但美国大使馆也就是美国地界，而且这一夜是由我当独裁者。不过，我们还是得屈服于摄影记者，这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必要去得罪报界。无论如何，使馆里的场面总算得上是漂亮的：凉廊的桌上樱枝吐芳，餐桌上则有小菊花装饰。宾客分坐两桌，每桌各十八人。席间，各类事物井然有序而又毫无官方场合正式、拘谨的气氛。大使馆以及这次宴会确实值得好好表扬。当然，和往常一样，这都要归功于艾丽斯。我对有田说，家庭主妇在男子宴会上抛头露面的现象在日本恐怕不多见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这种年纪，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风俗。
1939年4月19日
外相设午宴招待特纳舰长及其属员。餐后坐在草坪上，大家讲故事，新闻记者便乘机给有田、特纳和我拍了一张很好的合照，还将其登在报上，加上“日美间的微笑”这样一个标题。
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在水交社[22]大摆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风景照片分赠舰长、“阿斯托里亚号”军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给军官餐室的那一张旋即挂在屋内的显眼处，25日舰长举行告别会时已经挂在那里了。水交社的这次宴会上，餐后还有美女玩杂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节目。海军军官总是比陆军的人善于交际，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常在国外游历。席上的气氛亦极为欢畅。
餐后，米内大将把杜曼拉到一边（海相的英语不甚流利），请他转告我：他已经注意到我曾担心日本有卷入欧洲纷争的可能。他想告诉我，不必多虑，因为“日本的政策是确定的，国内图谋实行法西斯主义因而与德意结盟的势力已经‘受到抑制’”。海相说，为了保持和睦，无论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日本都要与之合作，但又必须置身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两者都不同。
我们后来向吉泽重述了这次谈话。他说，暂不与德意结盟的决定，想必是刚做出的，因为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海相请人转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不愿卷入欧洲的旋涡。吉泽知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海军的意见举足轻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反共协定就再也不会加强了。
在谈话中，米内大将又说，他们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当他被告知，两国之间的纠葛，例如轰炸我们在中国的财产，并不难解决时，他答道这类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他都知道，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现在正在调查。
接着，海相又转到限制海军军备的话题上，为目前还不可能实行军备限制表示遗憾。他说海军是一个“危险的玩具”，海军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只能造成财政破产，或引起一场大爆炸，因此终归要达成协议才行。他反复地说：“一定要裁军。”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谈话，我认为它标志着日美关系已出现新的趋向，甚至可以视之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米内是可以信赖的。
日本离开轴心国的航道
1939年5月15日
到启程返美休假为止，5月上半月的大事是尽力阻止日本与德、意全面结盟。到出发时，这方面的努力已见成效，我已得到明确的正式保证：不会有全面性的联盟，虽将有某种安排，但那也只是强化反共协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苏俄。但是，我很清楚有人仍将对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假如英国与苏俄缔盟，政府就将被迫参加极权主义国家的联盟，要不就是倒台，而由南将军、木户侯爵或米内海相来取代平沼。这并非不可能。不过，若由米内组阁，则仍意味着日本不至于会参加独裁国家的联盟。
我觉得，日本目前的政局火药味很浓，新的刺杀事件可能发生，尽管可能性没那么高。在中国的战事看不见议和的前景，国民感到厌倦，希望能有具体的结果，而收效却遥遥无期。这并不是说日本正在软下来。恰恰相反，一切都证明它是决心干到底的，而且没有什么即将发生财政或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尚未取得最终成果就结束了中国事变，人们的怨气很大，人心非常不安定。
我跟日本上下层人士谈过话。我有充分证据可以肯定，我的论点已为首脑人物所注意，我都是按这样的意旨来讲的：欧洲若爆发全面战争，美国绝不会置身事外，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必然会发生激怒美国人民的事件，历史已经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到那时，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也会站在战争支持者的最前列，至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这样做。要是德国轰炸伦敦和巴黎而炸死很多平民，只此一点便足以使美国人民大为激动。即使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后几周内即席卷欧洲，美国的决心和无穷的资源也会最后赢得胜利，绝对有把握，就像1918年那样。那时，假如日本因全面军事同盟的关系而被绑在德国阵营内，要美国仍与日本和平相处，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日本应当看清未来，为它自身着想再来选择盟友。由于对华战事造成的一些困难，日美关系暂处于紧张状态，但困难终究是可以克服的。日本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不应只顾眼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经济、财政、商业、感情——美国都更适合做日本的朋友，且为其他世界各国所不及。当然，前提是日本也遵守友好之道的话。打一场日美战争，不管从什么观点来看，都是愚蠢至极的。再看另一面吧，德国和意大利能给日本什么好处呢？跟它们做朋友，到底能得到什么实惠？这些利害得失，都值得趁早好好想一想。
以上论点，正如我刚才说的，看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我有理由相信，这些话天皇也能听到，一些高级人士已在鼓动，希望考虑我的意见。有些人，包括采取主动态度的海相在内，则谈到我的“忧虑”，劝我不用多担心，因为形势的发展，最终将如我所期的那样发展。
这样，我们就离开日本了，要去度几个月的假。心里感到，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为了把日美关系引上正轨，至少已经尽了人事，这毕竟是我的本职工作。
（因返美休假五个月，日记在此中断。）
[1] 当时是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的参赞，1940年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作者注
[2] 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作者注
[3] 1937年8月14日，中国战机在上海上空与日军激战，轰炸日军据点及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其中一架因弹架损坏，有两枚炸弹意外坠落，坠弹位置正是上海著名的娱乐场大世界附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4] 罗伯特·克莱夫爵士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前任。——作者注
[5] 1937年9月12日，中国正式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侵略行动。10月6日，国联大会由于不愿采取行动，便决定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愿意信赖《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将要通过的决议。
[6] 自1928年开始，德国就开始向南京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并进行贸易与军火合作。抗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外交政策倒向日本，军事顾问团在1938年被撤回。
[7]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1878—1944），曾在威尔逊总统时期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
[8] 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也是英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
[9]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1881—1960），历任美国驻华参赞、公使、副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正式承认南京政府。1936年至1941年间，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10] 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1887—1954），1929～1941年先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大使。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是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主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珍珠港事件后，转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11] 日本海军当时负责善后的是山本五十六（1884—1943），之后因被陆军极端分子列为刺杀对象，被从海军省调任联合舰队，任司令长官。
[12] 伊格纳西·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Jan Paderewski，1860—1941），著名波兰钢琴家，政治活动家。
[13] 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1867—1935），波兰独立运动的最大功臣之一，后也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元首。在波苏战争期间，成功率领波军击退了苏军。
[14] 宇垣一成（1968—1956），先后三次出任陆军大臣，却因大力推行裁军而遭陆军内部的嫉恨。1937年在重臣会议上曾受命组阁，但因为陆军强烈反对，组阁流产。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出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战争末期，曾积极参与反对东条英机的倒阁运动。战后，免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1953年高票当选参议员。
[15] 板垣征四郎（1885—1948），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总司令、第七方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16] 苏台德地区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境内有日耳曼少数民族。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公开要求将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协定，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17] 位于三重县伊势市，被认为是神道教本宗。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政府推行的“国家神道”中，伊势神宫被赋予了特殊的国家宗教地位。内宫祭祀天照坐皇大御神（即天照大神），外宫祭祀丰受大御神。此外，伊势神宫也保存着象征日本皇权三神器之一的八咫镜。
[18] 阮振铎（1893—1973），早年曾在东京大学研习医药化学，回国后曾任奉天公立医院院长。“满洲国”建立后，先后出任奉天省公署秘书长、“文教部”大臣，1937年出使日本。之后，还担任过所谓“交通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二战后，被苏军俘虏，后引渡回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也是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1962年获特赦。
[19] 现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又译“梅梅尔”。
[20]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15日）后，英国政府的对德政策开始趋于强硬。1939年3月31日，英国向波兰提出保证：波兰的独立若受到威胁，英国将给予援助。
[21] 斋藤博（1886—1939），出身外交世家，1934年起任日本驻美大使。1938年夏肺结核病情恶化，以健康理由辞去大使之职，由时任外务次官堀内谦介接任。但未及回国，斋藤博就病逝于华盛顿特区。
[22] 即海军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