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10日～1941年12月8日）
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所有日本人都惴惴不安。不是害怕德国，就是害怕俄国。有些人曾重整旗鼓，试图弥合日美之间的裂痕，但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都在暗淡下去。法国崩溃后，局势更变得无法挽回。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坏。英国似乎已濒临失败。南面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处于无防御状态，虽守中立但仍加紧扩军备战的俄国日益关注东方。于是，日本人便决定暂时专心致力于向南扩张，唯恐落在德国人的后头。1940年9月底，日本作为正式的一员加入了轴心国集团。此举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促进向南扩张；二是借此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向德国开战，也将导致美日开战。美国没有被吓倒，依旧保持其坚定的立场，反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如此一来，两国终究难免一战。于是，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危险期开始
1939年10月10日
重拾工作，已有充分准备。感到身体很好，渴望再度投入工作。
乘“龙田丸”返日，据船长说，此次航行是他在太平洋上遇到过的最平稳的一次，最后那几天，大海更平静得像内湖一样。
大使馆显得比平常更漂亮，到处摆满了别人赠送的鲜花。忠实的使馆人员在门前微笑相迎。回馆后，艾丽斯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夫人德罗默（de Romer）太太，请求能前往探望她。夫人说，她近来一直没有会客，但艾丽斯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点激动。我也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对他说：在所有同僚中，我要先拜望他。
波兰大使发现日本有反德情绪
1939年10月12日
告诉波兰大使德罗默先生我要最先拜望他之后，便在今天早上去了，向他表达同情之心。[1]他显然很感动。他说，美国政府承认波兰新政府[2]，对他在这里很有帮助，因为日本人在对苏关系上有困难，正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如今美国既有所行动，他就可以说服日本人继续承认他这个大使而不必再有顾虑。
大使说，日本人至今还记得我在春天离日返美前所表达的意见，即一旦欧战爆发，美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他们不知道我现在是否仍旧这样看。我答道，这次归国后我才认识到，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甚至几乎是普遍的不愿参战的心态。这与1917年所见到的态度迥然不同，尽管还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事，但我现在觉得我国不参战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德罗默先生说，他认为，春天我向许多日本要人发表的议论对阻止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起过显著作用。日本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与美国友好。他说，除为数很少的一派人而外，日本人现在有强烈的反德情绪。
“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发表的演说
1935年10月15日
整天准备即将在美日协会发表的演说。经过新罕布什尔山区老家几周的沉思，我决定进行这次演说。很幸运，总统和国务院也都赞成这个主意。此事真做起来，还感到颇为棘手。远东司已拟了一个初稿，我在华盛顿时又加以补充，回程中又几乎每天都在修改。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内阁及其支持者平沼和近卫公爵显然是真想同美国改善关系，发表原拟的演说内容就会使他们为难，如此就未免太短视了。我现在深信，如果找团体和个人做非正式的谈话，效果倒会好得多。因此我必须在左右两难之间走中庸之道，既不要让人低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在中国行径的愤慨，又要尽量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言辞或把演说变成“诉状”，越过日本政府而径直诉诸国民。
我很理解，要是日本大使在华盛顿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也是会恼火的。我讲话的语气很重要。现在需要的是斩钉截铁地讲实情，呼吁停止轰炸、侮辱、限制贸易和其他侵犯美国权益的具体行为，可大原则也不能忽略。使馆人员都觉得现在拟的稿子很得体，我也有同感。虽然演说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响，但其中真冒犯人的话是极少的。究竟如何，以后自见分晓。所幸国务院已给我来电，其指示非常英明：我可能会发现日本另有倾向，如此就不宜再用原稿，若因此而使我个人已有的影响力受到损害，那就不好了。虽然原来提出要做这次演讲的是我自己，但国务院的来电仍使我有如释重负之感。
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摘自1939年10月19日在美日协会上的讲话）
英语中有个俗语——“直接出自马口”[3]。我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单挑这种动物来做比喻，尤其是因为马大都不爱表达感情，不过这句话的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今后几个月我在日本讲的话就是“直接出自马口”，因为这些话将准确地表述和阐释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和远东的一些看法。在归国期间，我还有幸同总统及国务卿商谈过多次。
5月赴美前，有位日本朋友曾请我把他所想象的日美关系的现状转告我在美国的朋友，其大意如下。
由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美国在华权益正受到一些轻微的无关紧要的干扰；日军当局总是想尽办法预防侵扰美国的利益；美国发表的有关日军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报道都是故意夸大其词，目的是要煽动美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方有些行动之所以遭到美国人反对，多半是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由于美国墨守法规，美国政府对中国日占区内美国权益受损所持的那种态度，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国内的政局；中国日占区的情况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好转，将使美国再也无法埋怨。
这就是我那位日本朋友的观点。
然而，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美国政府对其了解得很准确。美国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为今后的日美关系计，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才能了解目前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并采取有效步骤去改变这些事实，才能改善日美关系。日美关系必须改善。
今天讲这些，并不是想详述引起我国反感的各种原因。这里也不是列举详情的地方。那些事实，我们两国间的那些纠葛，是要由两国政府去考虑的事。实际上，其中有一些也就是两年来我一直在和日本政府讨论的问题，而且我还要继续交涉下去。但我相信，对于那些事实和困难，你们也一定知道一个大概。有些问题是严重的。
此刻，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这么想：“每种情况，都有正反两面。我们在日本也有我们的舆论需要加以考虑。”不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在美国时，就曾将日本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尽量告诉大家。但在日本这里，我也要尽力说明美国的观点。不细心考虑双方的观点，要建立友好关系，只会徒劳无功。但愿你们都能体会到我是多么热切地期盼达到这个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多么由衷地、以客观的立场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尽一分力量。因此就得让我来消除一些我认为今天存在于日本的纯属虚妄的对美国态度的错误看法。
错误看法之一是，美国处理东亚事务的方法是囿于一种纯属“墨守法规”的态度，这是当今日本广泛流行的看法。何谓“墨守法规”？假如是指尊重条约、尊重正式承担的义务和国际法，那就说对了；尊重这些，正是并将永远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我在日本听到的常用的“墨守法规的态度”似乎是指一种见树不见林、不能高瞻远瞩的立场。那就让我简略地谈一谈决定美国政策和目标的几个基本原则吧，这些政策和目标是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制定的，的确主要是以“守法”的应世态度为基础的，但是据我看，它又远远超越了纯粹“墨守法规”的态度。
美国人民渴望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也希望各国之间都保持和平关系。这种和平愿望不是我们独有的，但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即在整个历史上，仅仅是作为两次战争间的一个插曲的那种和平，并不能够稳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甚或连保存文明不行。我们相信的是，要依照我们国务卿所谓的“适当程序”来处理国际问题，才能维持国际和平。
美国人民要求尊重别国人民的主权和权利，也希望自己的主权和权利同样受到尊重。我们凭经验得知，解决国际纠纷的有效办法，与其说是在于仅仅放弃使用武力，倒不如说是在于断绝一切立即或终将使用武力的念头。请那些好讥诮人的人好好想一想，视要挟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使全人类共有的良知得到明智而实际的运用，是纯粹的“墨守法规”吗？
美国人民认为，可以把战争的影响限制于交战国之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国民经济还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时，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它们主要是靠自己种植或制造的产品过活。今天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各国要获得自己不出产的商品，要卖掉剩余的产品，都日益有赖于他国。由于各国都自有其特产，能够比他国更有效地或更经济地种植出或制造出某些物品，遂逐渐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商品交换制度。各国都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工艺成就和自然资源。
正是这种交换制度不仅提高了各地的生活水平，而且使那些在简单的自给经济时一个人也难过日子的地方变得可供两人甚至三人过舒适的生活，使易于失调的、复杂的世界经济保持平衡，这不仅和我们高级文明的利害有关，而且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根本生存之所系。战争不但破坏交战国的人力和物质财富，而且干扰世界经济的妥善调节。因此，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成了其他所有国家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么，即使单为世界经济着想，以适当程序解决国际纠纷，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力劝别人照做，这样的“墨守法规”的思想，又有什么愚谬可笑呢？不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国际交往中的这些现念又怎么能够树立呢？
美国人民信奉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从来不曾实行这个原则的国家，甚至是日本，虽然日本把美国坚持“门户开放”称为所谓的“墨守法规”的最主要表现。甚至日本也曾坚决主张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并得到过好处，我们只是被告知，这个原则不适用于中国，除非经过修剪和阉割。我刚才说的那个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体制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国能够随意在各地做买卖，如果有人要在某些地区专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索取先买权并维护这种特权，这些地区便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条件。
不用说，我刚才表述的思想是普遍适用的。
还有一个时常听到的错误看法，我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指责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了解“东亚新秩序”。对不起，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一点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指教。何谓“东亚新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一清二楚的，绝不比日本了解得差。日本官方曾给“东亚新秩序”下了一个定义，叫作安全、稳定和进步的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切望自己享有，而且切望世界各地区的一切国家都享有安全、稳定和进步。但是，“东亚新秩序”的含义之一，却好像是要剥夺美国人在中国的长久以来已被确认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要反对的。
有事实为证。日军现在在中国的那些做法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此美国人民已愤慨到什么程度，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不知道。绝不是说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但可以这样说，对日军在中国的狂轰滥炸，美国人民的确深感震惊，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随着美国公民被炸死炸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直接威胁。他们越来越看重在华日军侵犯和损害美国权益的问题，认为这是在蔑视美日两国所订的条约和协定，蔑视有日本参加的多边条约和协定。美国人民知道，那些条约和协定是日本自愿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的条款构成一套指导实际行为的规范，是用来维护大家的利益，以及国家主权和经济机会均等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原则的。
经济机会均等，本就是日本长期以来曾多次明确赞成并一再坚持的一项原则。美国人民还不仅是因其机会均等和待遇公平等久经确认的权利横遭剥夺而感到忧虑，而且觉得如果远东目前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使他们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衷心希望归于破灭。由于日本驻华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正在被削减或被消灭，美国的财产正在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侨民正在遭受危险、忍受侮辱，如果我认为今天适于把全部事实都一一摆出来，你们就一定会感觉到美国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有充足理由的。大概你们也能明白今天我已经是如何艰难地克制自己了。
总而言之，美国人民根据他们得到的一切绝对可靠的证据，有充分理由相信，日本是在为一己之利而力图控制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内强力推行一种排外的经济制度。正是这个看法，加上轰炸、侮辱以及种种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美国人民的对日态度。至于我自己，我会说日本当局已做和正在做的许多伤害美国的行为，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信念。我们相信，日本若不侵犯美国的任何权利，也能够获得远东的真正安全和稳定。
以上就是我力求给予准确说明的美国舆论，我在回国期间对它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太宝贵了，有意无意的损伤都不能容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经济、财政、商业、贸业利益、旅游、科学、文化、感情——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永做互相体谅的朋友。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总难免发生争吵，就跟兄弟之间一样。但在困难时刻，美国也多次对日本表达过真诚的同情，希望能对它有所帮助；而对日本的成就则表示赞赏，对结成互助的关系亦曾寄予热切的希望。
我今天讲得极其坦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的动机。我之所以抱此态度，首先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忠于我国的利益，但也是因为我深爱日本，并且确信，两国的真正利益，即根本的和永久的利益，要求我们在交往中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该协调。我对日本有感情，这是和你们在这里相处七年、在愉快的交往中培养起来的。知道这些的人一定能看到，我的言行是一个挚友的言行。
我刚从美国回来时，有家日本报纸曾表示怀疑，称不知我怀里藏的是匕首还是鸽子。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除了一腔希望继续为美日友谊全心、全意、全力工作的热情外，我怀中别无他物。
今天我列举一些事实，单刀直入，据实反映。但我也是在恳求，为我们两大民族悠久长远的友谊考虑，彼此要有善意的了解。值此乱世，但愿现在以至于长久的未来，两国邦交能保持稳定。如果这种稳定关系能保持下去，对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都只有好处。
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说的背景
1939年10月19日
下面是我回东京后给杜曼、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史密斯·赫顿（Smith Hutton）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这次演讲的背景：
我回国期间，美国公众舆论对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几乎普遍赞成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要求冬天即对日本实行禁运。政府目前的态度是，不容许美国权益被排挤出中国。假如美国实行禁运而受到日本的报复，我国政府亦很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报复。
我曾指出，一旦采取制裁政策就必须贯彻到底，而贯彻下去又很可能终将导致战争。可是现在政府或国民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软弱的迹象。总统和国务卿似已下了决心，要维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海军秋季演习定在夏威夷水域举行。还有增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上海之说，但就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此事已决定缓议。不过，毫无疑问，如果在华日军继续侵害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如果他们步步进逼，定要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我国政府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后果不计，绝大多数美国国民亦将支持政府。“收起帐篷，体面地撤出难守之地”这样的高论现在很少听见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正被视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想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态度，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把日本政府同日本军部区别开来，一心信任其善意和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身在大使馆的人一向以慎于言行、避免激怒军部这样一种策略为原则。如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既如此坚定，我认为现在的上策就应该是将这种态度谨慎地告知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免他们总是以为（至少在我5月离日以前日本人普遍是这样看的）到最后美国终究还是会让步。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会退让了，我觉得大使馆现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实情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中去。让日本人总是停留在那种误解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执行大使馆的这些任务时，还必须慎重。
今年夏天，国务院已认真考虑再写一份强硬的照会给日本，但杜曼先生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支持他，理由是这种照会于事无补，只会激怒军部，况且我们的立场早已充分记录在案，无须再做补充。不过，我又主张，还是应该做点工作，把在华日军侵犯美国人和美国权利的事实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
据我了解，甚至有影响的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知道那些事实，因此他们总是觉得，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和日本的政策、反对“东亚新秩序”，一方面是由于硬要死守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属陈腐的法律细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贯同情中国。要想由有影响的日本人（我想到枢密院议员之类，他们该是有影响的）出来发起一个制止军部排挤美国在华利益的运动，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民的坚决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那样的误解存在一天，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为改善关系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他们能否采取建设性措施或有效措施以约束军部固然值得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
在阐明我们的态度时，一定不能用威胁的口吻，因为对日本人施加威胁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只能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出来，事实俱在，所以日本制定政策时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因此我认为——总统和国务卿也同意——我回东京后对美日协会做首次演讲时，应当尽力把美国的真实感情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向日本人讲清楚。我只不过是报告我过去四个月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这次演讲格外有力，我觉得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后的演说不会再有这种有利条件了。我的想法是，以尽量友好的态度陈述国务院原想在那份拟写而终于未写的照会中提出的观点。美日协会大概是我们仅有的讲台了。我的演说定会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即使只有《日本广告报》登载，也将会引起日本朝野许多实权人物的注意。万一有人抱怨，说我是要撇开日本政府而直接诉诸日本国民，那也可以用事实来答辩：日本要人以往又何尝没有利用过这个协会来阐述日本的观点（1932年我们到日本后首次参加这里的宴会时，石井子爵就曾在这里讲过话，可以比较），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享受同等权利。
演说之后，有些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听众的反应时用上“发愣”“震惊”之类的字眼。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合众社的汤普森，他抢在别人前头了，其他人以为这次要讲的仍将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可是美联社的莫林，还有休·拜厄斯，很快就陆续接到纽约的电话，要他们详细报道。日本报界的反应则果不出我所料，有些报纸骂我傲慢、粗鲁、大失外交礼仪。总的倾向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仍旧咬定美国人民完全不了解实情，总爱小题大做，把一点点偶然“事件”看作大肆侵夺，再就是认为我们依旧不了解“东亚新秩序”。但也有几家报纸，特别是《读卖新闻》，开头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傲慢，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含糊地说，美国的观点似仍有可取之处，应细加研究。在此间的一般人看来，这类态度当然是十足的邪门歪道，但是这也表明灌输思想的工作已开始奏效。
有些日本人警觉起来了
1939年10月25日
有个开明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自从我做了那次“划时代的”演讲以后，他就一直在同最高层的官员们讨论，其中有首相、外相、汤浅（天皇的近臣之一）和牧野伯爵等，大家都在仔细研究这篇演讲。他说，他跟他们每个人都谈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又说，演讲已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已经开了一个头，而且非常及时，现在上述诸人，加上陆相畑将军[4]和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将军[5]，将组成一个班子，推动局势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他说，还不太有把握能解决东亚新秩序同《九国公约》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确实决心要采取措施重新营造气氛，以期转变美国的舆情，展现日本的亲善愿望。他说，他相信西尾将军（已被派往中国统一指挥，制止南北日军当局的不断争吵）也一定赞同这个计划。以往日本没有什么建设性行动，听任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对骂不止，现在是结束这种放任政策的时候了，我的演讲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说，和他谈过话的那些高级人士都一致认为，我提出的两百多件抗议照会，不是尘封在外务省，就是只得到一些空谈采取适当行动的保证，现在应该积极处理。新外相野村海军大将不久就会约见我，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将洗耳恭听。他说，我一定还能够与首相一谈，他也准备倾听我的意见。
关键性的两个月
1939年11月1日
我的演讲词立即发给了美国各通讯社，却没有发给日本报界。有位日本名人劝我发，我并未照办，因为我想要外务省明白，不应背着日本政府擅发文件，这点起码的规矩我还是遵守的。这点我们也告诉了吉泽，当时他和外务省的岸、三谷俱在场，一起听了演讲。我预料公众一定会要求刊发演讲词。果然，两天后外务省就主动请我把演讲词发给本地报界，我们立即照办。这也许是件小事，但这类事情在日本显得很严重，很快就会被人注意到。
据我看，今后两个月将是美日关系史上最关键的两个月。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得到具体结果，使他们不仅以消极措施还以积极措施向美国人民显示，日本确有尊重美国在华权益的诚意，否则要求在冬天对日本实行禁运的压力就会增大，国会就可能提出这项要求。所谓消极措施，我是指停止轰炸、侮辱及其他公然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谓积极措施，则是指向外国贸易开放长江那样的措施，作为向美国公众表示诚意的实证。以上论点，我对凡是和我交谈的人都说了，以后仍将这样做，毫无保留。这不是威胁，而是讲明客观事实。一旦实行禁运，那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美日关系一直坏下去，怎样想挽回都来不及了，这就是说今后两个月紧要的原因。
美国在对日关系上的抉择
1939年12月1日
最近有个日本人说，日本当前最需要的是出一个像伊藤公爵[6]那样的政治家。然而这种人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将要出现的样子，由于缺乏优秀的治国人才，日本注定要倒霉。政府软弱，在挣扎中胡乱地进行战争。而在今天的日本，要控制住五花八门的各派势力并把它们联合起来，却又非得有一个特具超凡之才的政治家不可。
日美关系的症结在于，政府可以给我们安慰性的保证，可是全国就没有一个力量够大的个人或集团能确保那些保证得到充分的履行。几乎毫无疑问，稍了解外交的日本人，不论在朝在野，绝大多数都想对美国友好，但是他们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才谈得上掌握决策权并采取有效措施。然而，若非如此，也就无法获致友好的邦交。邦交的增进，不能单靠表达善良意愿的言辞。这点我已经告诉过他们，而且一直在说，但收效甚微。现在看来美日关系的前景并不美好。
前景究竟如何，正是我们此刻需要好好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两大任务
在进一步申述意见之前，我想先讲明以下几点。我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职责，也就是大使馆的职责，包含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第二，保持和增进美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即使在遇到这两个任务互相抵触时，也不能推卸对二者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尽可能将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时，必须经常把这两个主要任务放在心上。今后我国政府应奉行什么方针，当然不能由大使馆决定，而是要由政府根据更宏观的政治去决定。
在制定今后美国在远东的方针时，我认为我们政府应当经常清楚地考虑到两点：首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我国外交政策是以自己尊重法定的义务，也希望别国同样尊重为基础的；其次是现实感，即注意客观实情。当原则与现实冲突而又无法协调时，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以让步求协调，我们能够或应该妥协到什么程度？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在原则和现实之间谋求妥协？我国自身是一个统一的实体，现在我们充沛的国力都已达到了预期中的巅峰。国际道义，包括尊重法定义务和永远不以武力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既是口号也已成信仰。
美国曾庄严地（借用威尔逊有些夸张的说法）承担义务，要维护《九国公约》的原则，即主旨是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及“门户开放”。这就是前面说的原则问题。
而情况的另一面是，日本并不想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毫无此意，只有将它彻底打败，才能使它这样做：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比此点更确定无疑的了（假如说国际事务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定的话）。使“门户开放”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现在和将来都面临一个遵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就要靠施展手段，而不能靠原则。这就是前面说的现实问题。
能打败日本吗？
欧洲的现状不变，现在就看不到打败日本的可能性。无论哪个国家，无论置日本于何种境地，军事、社会、经济、财政无论哪方面的困难，都无法打垮日本。日本在军事上也许会遇到暂时挫折或出现僵持局面，由于中国人增加向日本施加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日本甚至会如军事家所说“在战略上撤退到预定阵地”。换言之，即退回华北、控制华北，这本来就是所谓中国事变的首要目标。日本也许会遇到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要勒紧裤带，或许会困苦不堪；国内还可能发生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现在还看不到日本会全面崩溃的前景。
我早已指出过，日本已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以后我还要谈到公债消化率下降、纸币发行量大增、物价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的物价管制措施，等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试图管制大米供求的措施正在激起广大农民的骚动。然而我的意见仍是，即使局面坏到不能再坏，日本人还是会固执己见：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已经豁出去了，就得坚决干到底。使馆中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相信美国一实行禁运，日本就会衰弱到不得不放弃其侵华计划的地步，禁运即使扩大到断绝美日之间的全部出口和进口，也不会收到这种效果。
统计学家为了使自己满意，曾经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外来的经济压力可以击败日本，但统计学家一般未能把心理因素估计在内。日本人是一个耐苦尚武的民族，至今仍在接受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教育，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内核。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一直在应付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地震、飓风、洪水、瘟疫、农作物病虫害和几乎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由于饱经风霜，他们惯于吃苦，对严密的组织纪律亦习以为常。每次都克服了困难。单凭统计数字来下判断，很容易使人迷误。
“东亚新秩序”
由美归来后这几个月，我仔细全面地研究了日本的舆论，包括政府、陆军、有影响的非军界人士、实业界和民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可以肯定地说，有一点是各方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所谓“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这个词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也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中国的满洲、内蒙古和华北永远归日本控制。在陆军中，在政府和国民的某些人当中，这个词的含义还要广得多：这些人是要控制中国全境，或者说，要保住但凡现在或将来能够夺占的地方，包括过去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和各国租界在内。对满洲的控制，因有了“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已经实现了；控制内蒙古，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扶植王克敏和汪精卫两个政权，以控制华北和华中，则是其所希望和期待的。这些计划当然含有日本长期甚至永久驻军的设想，这样才能强迫这些地区屈从日本。很少有日本人认为“东亚新秩序”的含义比上述最基本的概念还要狭窄。
苦药丸需要包上精心制作的糖衣，日本人正是给他们的欲望和企图裹饰糖衣的高手。他们说，有许多日本人居然也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旨在给中国带来持久和平，是在为中国人着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他们还说，也有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日本本土。这又未免太贬低了公认的日本警察管制和根除国内“危险思想”的能力了。他们会告诉你，也确是这样说的，一旦汪精卫政权完全稳固下来，好斗的、无法安分守己的中国人不再闹乱子，美国的利益就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都将得到履行，天下也就太平了。这一切美梦据说都一定能实现。等着瞧吧，只要稍微耐心一点就行了。但我们可不吃这一套，我们没有必要受这个骗。
日本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概括，也许比许多日本人还要概括得好一些。他们要的是：
（1）战略上的缓冲地带，以防备苏俄来袭，特别是后者对满洲的进攻；
（2）控制日本缺乏但中国出产的原料，以保障经济上的安全，日本在经济上是脆弱的；
（3）根除中国特别是华北境内的抗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宣传。
当然日本极端分子向往的远不止这些，但上述要求可以说是1931年满洲之战以来日本进行侵略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目标。
等着日本陆军和军事体制有朝一日会在国内信誉扫地，就等于期待“千禧年”降临。日本陆军可不像狗尾巴，别以为砍掉这部分就可以防止狗摇尾巴了；它是和整个国家的结构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它盘根错节，既切不断，也不会因丧失信誉就萎缩。诚然，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喜欢陆军的行事方法并因此感到不安：强征大批健壮的青年前往中国作战，造成大量伤亡；军费日增又给日常生活带来种种恶果和不便。但是，如果说可以把陆军诋毁到某个地步，使其权力和威望就此一蹶不振，以致不再能掌控国策，或至少失去对决策的强大影响，那就是一种臆断。我相信任何熟悉日本和日本人的人都断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使人不禁感到主观愿望往往会变成信念，持这种臆说则不幸确是一个实例。在日本，如因社会动乱而发生政变，任何政变都会立即导致无情的军事独裁，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便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问题——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这个问题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当原则与现实彼此对立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不认为我国政府能够或者应当或者将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也难以想象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这样做。而且我推断，对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来说，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须这样做。除非《九国公约》的条款经“正当手续”进行了修改，否则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和履行我们自己在那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是否需要把日本孤立起来？
常有这样的论调：应该而且可以把日本孤立起来，这样它就会屈服。由此又推论出，除非在经济和财政上损耗它、孤立它，把它降格为二三流国家，否则它就会在大陆和海外继续扩张，席卷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方在远东的其他属地，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正是遏制它扩张的时候了。
对这个论点，我提出下述意见。凡是要对违法国家采取某些孤立它们的办法时，都必须预计到最终还是得使用武力。如果制裁开始后不贯彻到底，就会使宣布制裁的国家丧失威信和影响力。制裁若贯彻到底，又可能导致战争。这点我觉得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争论的。在我看来，除保卫国家主权外，动用武力，就无异于自认：第一，缺乏善意；第二，缺乏富于智谋和想象力的、建设性的治国之才。谈到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人会说，只有单方面的善意和才略是不够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也有这些因素，尽管它们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潜伏状态，但总是存在的。外交的职能之一就是促使这些因素茁壮成长。币原外交曾经出现过，也可以再度出现。
到外交上无计可施之时，再谈制裁也还不迟。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外交谋略还没有用尽。我生性不是个失败主义者。我相信外交手段仍然可以制胜。
与野村外相的三次会谈
1939年12月4日
外相野村海军大将约我今天下午2点半去他的官邸见他。因忙于和首相密谈，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为此深表歉意。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
外相说，11月4日我们谈过一次，现在再谈，他很高兴。会谈中断了这么久，他又感到抱歉。他说，我上次提的意见以及留给他的文件他都仔细研究过了。我对他提过，必须停止轰炸美国财产、侮辱美国公民和侵害美国在华商业活动，日本当局若有制止之意，最好是拿出直接证据来。他认为这些建议很有价值。野村将军知道，美国有这样的印象：那一系列暴行是蓄意为之，日本当局有驱逐美国在华利益的意图。他向我明确保证，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印象完全是一种误会。规模空前、遍及广大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中国进行，我们所控诉的一切事件和案件都是意外。日军奉有命令，要尽力注意保护和尊重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和公民。外相说，他和主管阁僚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个事实可以告诉我，为了保证执行这种保护和尊重的方针，还在人事上对驻华各指挥部特别做了安排。
野村海军大将又说，强加于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那些限制，则是包括管制占领区在内的军事行动的结果，军事行动同安享太平的普通商业权利之间不可能没有抵触。不过，这些限制也只是特殊的、暂时的，待和平到来，我们的权利就能恢复。根据一时的状况来下判断和预测将来的情况，只会引起误解与纠纷。
他说到这里时，我便把正在损害美国商业权益的各种做法列举了一些，如建立垄断组织，这种做法使得各种美国企业无法营业。我觉得很难把这些垄断组织和其他限制性措施解释为出于军事需要。外相说，既然现在是战时，就需要管制商品，独家经营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我则反驳道，有许多措施已给美国政府和人民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们自始即有成为永久性措施的意味。若事实并非如此，我欢迎他能提出具体的证据。
野村海军大将重申他的历届前任给我的保证：在华日军毫无排斥美国利益之意，相反，他们奉有极严厉的命令，要尊重美国的利益。他说，我国的对华贸易问题应在东京和战地同时处理，他要求战区内的美国官员和当地日本官员保持密切接触。
野村海军大将说，轰炸美国财产和侮辱美国公民的事件正在逐渐减少，例如在北海和南宁，他就没有听到那一带的美国财产受到任何损失。而且他们还正在采取促进美国商务的积极措施，例如可以从汉口装运桐油，从汕头装运花边和抽绣品。因此，他可以说，按照我上次提的宝贵建议，能做的都在做了。他知道我抱有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为了感谢这种态度，他此刻正在和有关当局研究采取一些适当办法。
野村将军感到遗憾的是，他和我虽在共同努力改善关系，美国的重要人士却不时大放厥词，甚至说可能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认为这是在损害我们努力的成果。
在这一点上，我请他注意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我说，经验告诉我们，对报刊或个人的言论采取压制的办法，往往会激化那些言论，反而事与愿违。我又说，政府以外的人公开发表意见，即使那些人可能和政府有密切接触，也不一定就代表政府的观点。外相笑答道，日本也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报界。
接着外相又说，他想提出几项统计数字，以答复我上次所提的一些抗议和解决悬案的具体建议。他说，我上次交给他的事件清单，他们已经仔细分析过了，而且根据可以得到的文件写了一份摘要。他随即递给我一份非正式的日文文件，并说恐怕我还希望能得到译本，于是他便向我宣读下面这份摘要：
A.所提抗议业经告知收到或已答复者：179件
B.所提抗议未告知收到或答复者：203件
（1）不需要告知收到或答复者：22件
（2）虽未告知收到但其内容已转交在华有关官员者：27件
（3）虽未答复但已就地解决或已处理者：8件
（4）仍在继续调查而尚未答复者：110件
（5）其他诸种情况：36件
野村海军大将表示抱歉。由于办事疏忽，我们所提的抗议中有些没有收到或答复，但他向我保证，我们提过的一切抗议和意见都正在受到关注，主管官员正在设法解决。
有一些事件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这类案件共有39件。这些事件都已调查完毕，日方官员正与我方在上海的官员接触，寻求解决办法。外相说，吉泽先生将向杜曼先生或我本人说明他刚才交给我的非正式文件的细节，并且还乐意随时讨论各项悬案。他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同吉泽先生定期会谈，他建议外务省和大使馆的官员组成一个类似常设委员会的机构，以便处理这些悬案。如此，这些问题就能够迅速解决或在解决办法上达成协议，日美关系就可能由此趋于稳定。
外相提到，新闻报道竟说待解决事件有六百余宗。他认为报道如此失实，只会给公众造成误会，损害我们的关系。他觉得最好是把实情公布出去，建议由吉泽先生和我们联系，共商有关公布的事宜。
接着外相便说，现在他很想“非正式地”谈一谈。他谈到我们的通商航海条约，认为“尽管条约期满，我仍然希望关系保持正常，两国人民都没有理由为此表现激动”。日本的对美贸易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对美商务倘若受到削减，日本显然就要另谋出路。
我觉得这话既含有要挟之意，也可以说是在暗示要谈判订立新约或临时协定，于是我便把11月24日赫尔国务卿对日本大使谈话的释义念给外相听，特别强调最后一段所包含的意见。其大意是，对消除两国亲善的障碍，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自己有主动提出具体办法的义务。
随后我便要求外相处理下列各事。
（1）8月1日日军再次袭击河南省桐柏县的“路德派兄弟布道团”（尼胡斯事件）。
（2）日军侵犯新乡的天主教会的财产。
（3）我向外相宣读了10月20日北平来电中有关暴徒袭击陈留“独立卫理公会”的电文。
（4）为了能直接收到华盛顿政府发来的消息和新闻简报，克罗克先生正与铃木先生商讨大使馆安装无线电收报机的问题，我请求外相亲自注意和关心此事。我说，我国驻外外交机关多已设有此类收报机，驻日机关却仍是一个重大的例外；我们若能与华盛顿保持密切而又迅速的通信联络，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我并不想请求日本政府允许大使馆设收报机（因为这是外交权利，我们可以正当地行使此项权利，无须别人允许）。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安装前得到外务省的明确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