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给外相讲了塔克（Tucker）事件的实情和此事在美国引起的普遍关切。我说，我曾收到国内许多重要人物的电报，他们都关心此事，我国政府亦正式表示关注。我说，塔克先生虽在监禁了大约六星期后被释出狱，但仍要在此后两周内受审。据我了解，日方说塔克先生犯了擅自传播某种违禁文献的罪；案子的结果定会在美国发表，势必将对美国公众以及塔克先生的朋友们产生重大影响。我又说，我并不想干涉日本的正常司法程序，因此没有就此案提过正式抗议，但我希望外相知道，此案已在美国引起普遍关切，包括官方的关切。外相说，连他也很难干预此事，案子是司法省经管，他相信塔克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同意发布新闻公报如下：“今天外务大臣和美国大使双方都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就日美关系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会谈。”
1939年12月18日
野村将军今天在外务省约见了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他通过译员井口先生向我读了一份备忘录，然后交给了我，我随即送给了国务院。
外相明确地通知我，日本政府打算“在大约两个月内”将长江上一般航运的范围开放到南京为止。外相又说，由于在中国的战事，大概暂时还得对这种航运施加一些限制。
外相明确提出缔结临时协定，以便现行通商航海条约满期后继续维持日美通商关系，并表示，鉴于条约即将期满，剩余时间不多，希望很快就能开始进行订立新约的谈判。如有可能，最好在圣诞节前就开始。我答道，我没有收到有关此事的训令，问他是否要我将此话转告我国政府，算是由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谈话还包括下列几点。
（1）外相把我们的问题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我答道，我们两国间存在一些事关根本原则的意见分歧，若照外相的分法，这恐怕很难归入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2）我不记得在我11月4日和外相的谈话中，是否曾提到有可能使美国舆论“迅速”转变一事。
（3）在野村讲完他的声明和我对日本政府力求改善两国关系表示赞赏之后，我便按照我国政府的训令，把国务院对12月4日外相所谈各点的反馈非正式地、全面地告诉了他。其中包括：国务院认为，日本有关当局迄今所做的努力只不过是“刚刚触及问题的边缘”而已。
（4）关于那两个所谓“公司”和其他垄断企业，野村表示为了克服国防问题上的种种困难，已有必要在“满洲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些“经济集团”。但是他宣称，日本并无排斥他国的意思，而且“很愿意接受外国资本”。我问外相，“是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吗？”对此他只答道：欢迎外国资本加入这些企业。
（5）关于货币问题，外相认为，他们“不得不为军队筹措经费”，但对外币的差别待遇“待战斗停止，中国的新政府成立以后，就可以有所改变”。
（6）会谈结束时，外相“非正式地”说道，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必须防止欧洲的战争扩大到远东。为了防止这种意外，日美合作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1939年12月22日
今晚与外务大臣会晤时，我向他口述了两个彼此独立的声明，大体上依照国务院昨天来电的两段内容。我还引用了国务院12月18日训令中的话，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这个训令交给了外相。
野村将军用日语做了口头答复，后来译员又将原话的译文交给了我，译文如下：
美国政府已决定，即便在《日美航海通商条约》终止生效以后，还是会采取措施促进正常的通商关系。对于这个决定以及阁下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深表感谢。不过，商约问题，并非只以两国通商关系为限，而是在许多方面都涉及我们两国间的总的关系。例如，没有具体协议，即使通商关系能在大体正常的基础上维持下去，此种关系中经常在变动的情况亦不可能预测。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景象。有鉴于此，并从改善日美关系的大处着眼，我热切恳求贵国政府对缔结临时协定的问题细加考虑。
我可以告知阁下，正如美洲局局长吉泽先生业已通知贵大使馆参赞杜曼先生的，日本政府依上述观点对此问题细加研究后，已准备临时协定草案一份，并已将此草案电送驻美大使堀内；已经告诉他，可以在会谈中适当的时候将草案提交华盛顿的国务院。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再三讲明，日本现在必须切实履行它做过的保证，即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尊重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及合法利益。
双方基本上同意了下述新闻公报，我还得到明确保证：外务省绝不另做超出公报的宣传。公报如下：
外务大臣和美囯大使今天下午就两国关心的问题继续会谈。外相和大使都对解决讨论中的问题展现了互助的态度。讨论已有进展。会谈还将继续。
米内海军大将领导新阁
1940年1月14日
内阁总辞，米内海军大将组成新内阁，有田为外相，我的老友藤原为商工相。米内就是去年春天曾阻止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那个人。我是在“阿斯托里亚号”运送斋藤的骨灰来日时结识他的。他曾来大使馆赴宴，我又在海军俱乐部的盛大宴会上和他一起吃过饭，餐后他请人转告我，我不用再担心日本会与德国结成同盟。
有田重返外务省
1940年1月18日
有田接替了野村将军，就职后分别接见各国大使。他对我说，他已派堀内前往拜访赫尔先生，共商条约期满后“依约进行贸易的商人”应处于何种地位。他希望我支持此事，以免两国侨民遭受损失。我只是把谈话中述及事实的部分呈报上去。国务院是知道我的观点的。后来国务院发来电报说，堀内病了，来见霍恩贝克的日本参赞被吿知，关于商人地位的会谈应在东京进行，因此现在有田很可能要见我，我也只能将他的建议电转华盛顿。这有点像打板羽球，拍过来拍过去。不过，我想国务院把会谈集中在一处是明智的。我简略地对有田提到，东京有一种宣传使公众误以为我曾向野村将军保证不会出现无约状态，这真令人遗憾。不过，现在报上已在正确反映情况了。
英日事件将美国大使挤到暗处去了
1940年1月23日
有一艘英国巡洋舰截住日船“浅间丸”并带走了二十一名德国人，说他们似乎是在德国海军服役的。这个事件当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特别是因为事情就发生在几乎看得见日本海岸的地方。有家日本报纸说：“这是污辱了大和魂。”当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在公开声明中指出日舰也曾在香港附近扣留和搜查英船不下一百九十一次时，日本报界更是勃然大怒，先骂大使失礼，说他根本不该发表任何辩解性的声明，后来又怒斥他竟把崇高的日本同香港那样的小殖民地相提并论。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激情汹涌全国。
顺便一提，当我今天去约克雷吉同往参加美国俱乐部的午餐会时，他笑着向我道歉：现在他已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而把我挤到暗处去了。我答道，我十分欢迎他占据这个活动中心，并请他就这样待在那里，以便让我能在暗处安静一会儿。
得到罗斯福的赞许
1940年2月14日
今晚邮袋来了。我曾以私人身份给总统寄过我11月日记的序言，注明写于12月1日，谈到了我觉得应该推行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我还对他说：“本来不打算拿这么多阅读材料来打扰您，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文件，您的慧眼定能一下子就抓住它的要点。”罗斯福给了我一封很令人高兴的回信，还加上这么几句：“您处境困难，面对棘手的工作却还能应付自如，我非常高兴。谨向格鲁夫人致候。与您共同努力之人。”
更多的迹象表明日本在犹豫
1940年4月10日
国会循例开了会，又渐渐无声无息了。汪精卫的店铺开张，不知能开多久，又要失去踪影了。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保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了。如今看来，除非日本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长期驻扎大批武装力量，否则他就无法继续自信还能站住脚跟。预言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徒劳的。远东的事情向来都很难说，因为这里确实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因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日本绝大多数有识之士正越来越认识到，从大局来看，对华战争就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
上述这个判断是根据许多观察材料并与日本要人谈过许多话而得来的。日记只能述及这些材料和谈话的极小一部分，但诊断病症也只是以一些症状为根据。我觉得最近同一位有影响力的日本著名时事评论家的谈话就特别具有发现症状的意义。他是写广播稿的，近年来常以尖酸刻薄的话肆意攻击英美，拼命宣扬日本的沙文主义。在两次长达几小时的交谈中，这个日本人却特别申述了两点意见，听起来实在令人惊讶。第一点是，他曾经仔细研究了日本对华开战以来赫尔先生发表的全部言论并已得出结论：赫尔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极为正确，日本则错了。不要以为此人是在别有用心地说奉承话，他是真正讲求实际的那种人，这个事实足以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他说的第二点更有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中国事变绝不可能解决，除非日本决心做到：①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②允许有利害关系的第三国出面干涉（我猜意思是调解）；③给“东亚新秩序”下个定义。一个尊奉国家主义思想的日本人，竟对美国大使说这样的话，我看颇有象征意义。
我相信，假如我们能让事情按正常趋势发展而不受阻碍，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所谓阻碍，我指的是带制裁性的那类措施。长期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讲的，现在我更加坚持这种想法。今天我分别同两个美国人谈过，一个是《资源战略》（The Strategy of Raw Materials）的作者布鲁克斯·埃米尼（Brooks Emeny），一个是吉米·扬（Jimmine Young），后者最近曾因被控传播有关日本陆军的谣言而遭到关押、审讯和定罪。这种情况本可以使他对日本不抱客观态度，但两人不约而同地、真诚地完全同意我的论点。
二人中的埃米尼最近问过一位日本知名人士：如果美国正式宣布对日本禁运，他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人答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禁运是怎么执行的。假如在做法上有伤日本的“面子”，它就会断然进行报复，不计后果。明令禁运而又不伤日本的面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即使辩称禁运的目的在于保存美国的资源，那也瞒不过日本人。道理很简单，要出台一个惩罚性禁运令的说法已经传了很久，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危及日美关系的情况出现。
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向美国宣战的可能，美国许多写文章、发议论的人总是低估这一点。他们看到日本正忙于对华作战，就更加忽视这种可能性。他们不了解军部重要人物以及民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能强烈到什么程度。这种狂热不仅可以立刻阻止现任政府和开明人士朝亲美的方向努力，而且还能采取行动，使日美关系即使不处于危险的状态，也会陷于严重的紧张状态。如果两国打起来，那很可能不是因为双方事先做过慎重的权衡和周密的筹划，而是某种煽动性的行为促成战火的自燃。美国人民不想跟谁打仗，美国某些知名人士也轻视战争的可能性并告诉人民没有战争的危险。虽已有人——包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发出反对此种论调的呼声，但其他的人似乎还是认为可以太平无事。
前首相阿部将军被任命为参加汪精卫政权成立仪式的使节，即将于4月15日前往南京，表面上是要去和汪精卫谈判日本承认该政权的基本条件并议订和约，但他真要做的是同当地日军当局会商。他能够实现多少近卫计划中的原则和具体项目，尚待判明。日美关系的前途将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
今后几个月可能很重要，甚至可能是个关键时期，但我以前也时常这样说，这都已变成老生常谈了。我现在还不晓得今春是否应该回美国度假。如果真出现好机会，能在这里做些建设性工作，我就不回去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对日本政府再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国的立场已经充分阐明过了，我们只能静听下文。回到国内，也许倒可以做点较有益的工作。此外，还可以近距离倾听我们政府和人民的声音，增长见识，就如去年夏天那样。这是很有好处的。我要找有田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到4月底5月初，再向华盛顿请示。
有田终结了始于野村的会谈
1940年4月26日
今晚有田先生来到大使馆时，我问他，他希望我们这次谈话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答道，“完全是非正式的”。接着他便说，他先要道歉：1月间他就职时曾向我表示，要把他的前任野村开始的会谈继续下去，殊知未能实现。对局势经过一番研究，他已得出结论，由于我们两国在原则问题上分歧太大，在这个时刻为准备议订新商约继续会谈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同意有田先生说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两国政府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不过我又说，美日间的纠纷还有更尖锐的方面，集中表现在日军继续侵犯美国在华权益，且最近变本加厉，我觉得应该先消除这种状况，然后才有可能妥善解决有关原则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便向外相出示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二十多页的声明，并把标题读给他听，声明中罗列了今年年初以来继续发生的轰炸和人身侮辱等事件，以及通过垄断措施、外汇管制、进出口限制等损害美国对华贸易和工商业的大量新事例。
我说，轰炸和其他侵犯美国权利的严重事件再度发生；日本政府虽向我屡做保证，愿意实行机会均等原则并尊重美国在对华商业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仍未对实践诺言做出显著的努力：这实在令人泄气。外相答道，谷先生已把我最近对轰炸美国侨民和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抗议告诉了他，他正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他希望对天津租界的封锁不久就能解除。一俟对华战争结束，我们关于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进出口限制的控诉至少可以解决一部分。外相还谈及赔偿我们在中国的损失的问题，说他曾经尽量设法解决，结果虽不一定能使要求赔偿者完全满意，但也表明他为满足这些要求做过真诚的努力。我感谢他出过力，但接着还是对他说，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仅仅是触及整个问题的皮毛而已。
外相随后又谈到据传我将返美休假。我答道，休假是每年都有的，今年尚未确定有何打算，但老实说，这几个月来我都在等日本改善美国在华权益，看它有无一点履行诺言的迹象，殊知始终是白等，看到的只是侵犯美国权益事件的重演和加剧，因此我越来越怀疑我在此是否还能有所成就，并觉得此时回去和我国政府亲自联系一下，或许要比留在东京更为有益。我说，我已经向日本政府充分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现在我们是在耐心地等待结果，但显然是空等了。
外相说，他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日本，因为日本国民现正为日美关系恶化而深感不安，可能会把我的离去理解为部分绝交，公众的反应也许会“非常严重”。我答道，我将根据外相的意见考虑此事，不久可以告诉他我将如何决定。假如我决定放弃休假，那就希望美国在华利益的境况确能有所改善，这才不辜负我做此决定。
随后是漫谈欧洲的战争。这次长约一小时的会谈中虽夹有一些刻薄话，但仍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用如下调子结束了这次谈话：经世治国者，必须放眼于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只顾目前，日美友谊自有其深厚的基础，最后必能战胜一切困难，道理很简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美国的友谊，日本就不能进步。
日本与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0年5月1日
假使荷兰被德国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将处于何种地位，现已成了一个重大议题。4月15日有田正式发表声明说，若该群岛的现状有任何改变，日本均不能漠然置之。我们有根据认为，其之所以做此声明，是因为欧洲各中立国都曾传说美国正打算在荷兰被入侵后把这些岛屿纳入自己的保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是一个德国人散布的。有田的声明使赫尔先生也回敬了一个声明，谓我国亦甚关心该群岛的命运。有田对一个走漏消息的人叹道，他发表声明时，绝没有料到美国政府会把它理解为日本暗示自己想要“保护”这些岛屿。不管怎样，这样互相打趣，实际留下了我国政府也参与了这场重大争端的记录。
“可以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支持者”
1940年6月10日
现在推测共和党将推选谁作为总统候选人还为时尚早。要让我来选，当然是选温德尔·威尔基[7]。前些时候当我读到他的第一次演说词和关于他的经历、人品和性格的记述时，我曾对艾丽斯说，他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她满可以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支持者。他还没有冒出头来，但我想他一定会的。我希望并相信罗斯福将再次参加竞选和重新当选，因为他能认清并正在有效地处理当前攸关我们民族利益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做好准备以防纳粹向西半球“渗透”。姑且不说“入侵”这个问题是超乎一切国内问题之上的大事，我推测假如罗斯福重新当选，他就会在内政上迅速向右转而全力加强战备。但假如罗斯福因某种预料不到的缘故而不再竞选，或者与现有迹象相反，他竟然落选了，那么我就希望威尔基当我们的下届总统，虽然我是从远处观察，不过我总觉得他诚实有魄力而又富于经验，有眼光而又具行政才能，尤其是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我是根据他的言论做出这样评价的，我读到的这些言论很少却很重要。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切谋划都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英国海军可能被毁。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这个现实，据我对威尔基的观点的了解，我想他也懂得这一点。
1940年6月18日
近来有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6月中旬已过，局势发展如此惊心动魄，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坐下来记述我们在这里的琐行趣事。不过历史总是一件件事凑成的，在七巧板中，连碎片也有一定的位置，因此我还是要勉力把这种零碎记录坚持下去。欧洲的事变必然会对远东产生重大的甚或剧烈的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后果深远的变化。在此关键时期没有离开本职工作，我深感欣慰。
日式葬礼使人想起另一个日本
1940年6月11日
今天德川公爵的佛教葬礼一如日本所有同类仪式，感人至深。私祭长约两小时（下午1点到3点），外国人中唯有艾丽斯、杜曼、我和泰国公使在场，其他外交官和众宾客只是3点以后才排队到灵前来烧香。在日本住了八年，我今天感到自己已不是外人，而是这群人中亲密的一部分，俨如在波士顿与家人相聚而不是在东京。坐在我们周围的日本人士和他们的夫人皆出自名门望族，很多人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德川、近卫、松平、松方等家族仿佛就是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塞奇威克（Sedgwick）、皮博迪（Peabody）等家族。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地位、权势、声望、人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我们深知波士顿的类似人物的情况一样。我们还感到，他们也把我们视为自家人。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趋炎附势，实则毫无此意。假如不拿世家而拿两国的张三李四来比喻，意思也完全一样。这不过是在说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悼念一个去世的朋友，和其他日本朋友亲密地在一起举行佛教丧仪，此中意义之深，气氛之隆重和亲切，都使人觉得好似在参加一个亡友的基督教式葬礼，恍如置身于波士顿的伊曼纽尔教堂一般。
德国的胜利搅乱了日美关系
1940年7月2日
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尚未减退，反见日益加剧。德国连胜，法国崩溃，普遍预言英国必败，都必然对这里产生影响和作用，对陆军、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分子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军部在咆哮，政府则用稍微温和的语言要求外国停止从印度支那、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要求英军撤出上海公共租界。同时，他们还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定额和需求，而保证无限制地供应日本所要的商品，在移民和实业开发方面与日本合作。
言外之意是，这种种要求通通都得答应，不然就如何如何。此时尚难断定若是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是否就会使用暴力。日本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谨慎，可是极端分子正越来越嚣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内阁很快倒台在内。若不是和平下台，那就是通过如“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变。公众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大部分人也反对美国。谣传内阁如果倒台，将由近卫公爵继任，但据我们看，他未必愿意接管政权。我们猜的是平沼男爵。近卫据说正忙于筹建他的一党制。
我在6月10日、24日和28日私下同有田会谈过，没有什么具体结果，但至少起了敞开两国政府间的谈判之门的作用，这也是他们的本意。由于都是在共同朋友的住处会晤，虽不免泄露风声并至少有一家报纸提到会谈正在进行，但我们还是基本上避开了公众的注意。
显然，不能指望单是外相和我这么争辩一阵会有多大的结果，虽然从可靠方面获悉，首相米内将军曾责怪有田没有给我较大的鼓励。美日关系已陷入恶性循环。我们这方面认定，改善两国关系有三大障碍：①日本以使用武力为推行国策的手段；②日本不履行按条约所承担的义务；③日本以各种方式侵犯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日本则坚持说，只要对华战事还在进行，这些障碍就无法排除，即便在战事终止以后，我们所指控的问题也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能全部解决。另外，它还认为美日间没有商约这件事本身对改善两国关系就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封得死死的，如何突破，真是一个令人绞尽脑汁的难题。
与松冈外相第一次会谈
1940年7月26日
新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今天循例分别接见各国使团团长，接见纯是礼节性的。他留我谈了将近半小时，而不是按常规只谈五分钟。
外相开头说，他还来不及制定政策，不过他还是要说，当报界问他，与广田政策、有田政策及其他外相的政策比较而言，他的政策将是什么样的政策时，他曾答道，不必寻找什么松冈政策了，只讲日本政策吧。
外相表示，他对赫尔国务卿极为敬仰，要我转告，请国务卿相信，他一向都非常重视日美关系。松冈先生说，他从来就是个说话很坦率的人，在我们今后的交往中，他可能会常说一些不像外交言辞的话，但他相信，直话直说，收获还会大一些。接着他便引述他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说到倘若美国和日本终于非打不可，它们也应该明确知道打仗的原因和理由，如果打起来了，亦不应该像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因误解而让战争扩大。我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旧式外交，也赞成说话直截了当，我相信，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谅解上，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料想我们也许还能把“战争”一词排除掉呢。
松冈先生说，历史主要是被一些盲目势力所推动，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这些势力并不总是控制得住的。我承认盲目势力在历史上是起过作用，可我又说，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要把这些力量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我希望不久即能和他一起探究美日关系的现状，坚信我们二人若均以正确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就必能适当引导他所担心的盲目势力，取得重大成就。
我问松冈先生想不想看看我上次和他的前任有田先生会谈的非正式记录，会谈中我陈述过美国政府的各种观点，我希望这份记录可以为我们下次谈话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外相说他很乐意看，便将记录收下，放在衣袋里。
松冈寄语罗斯福
1940年7月26日
今天我和日本帝国新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先生首次正式会见时，他特请我代他个人寄语罗斯福总统，大意如下：
几年前松冈先生离开日内瓦回国路经美国时，虽仅是国会议员而未担任别的官职，但因为与罗斯福先生是老朋友，所以也曾赴白宫拜会他，表示友好，兼致敬意。现松冈先生特请我向总统转达他个人的一点意见：他极为关切且终生向往维护世界和平；不过，他已终于明白了，世界局势既然在不断演进、变化和发展，就不能靠固守现状来保卫和平。他说，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成员国没有勇气执行盟约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情况如有发展变化，即应做相应的调整。世界必须建立新秩序，世界和平必须以适应发展变化为基础。
罗斯福总统答松冈外相
1940年8月3日
罗斯福总统对松冈先生的私人寄语做了非正式评论，我口头转达如下：
松冈先生既明确表示了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关切和期望，又表示还需适应世界局势之发展变化，其陈词坦率，闻之令人欣慰。因此我也以同样直率的态度答复松冈先生：我认为，真正的、持久的世界和平，只有靠循规蹈矩的行事方法、公平合理的待人方式才能取得。这又首先需要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权利，允许一切国家都实现其合法愿望，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均有追求进步和安全的愿望，这都是常理。为达成这些目的，并采用的上述方法，那随之而来的变化才会是正当的，美国也无憾于此种变化。日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热忱，并且当然是真心诚意的。这一事实就提供了一个可以积极探求如何增进日美两国政府和人民间关系的机会。
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
1940年8月1日
若谓在米内内阁存在期间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对美日邦交有所建树，那又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我们至少已经打下了一个尚属可用的基础，假设那个政府延续下来，我们会有一点建树。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因为一看近卫内阁便知，它在解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即已表露无遗：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奔轴心国，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肆意践踏美英的权益、原则与政策。
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支持此种方针的日本人，尤其是陆军中人，是占大多数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他们都把现在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主义夙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绝不会受到据说已是残废了的民主国家的妨碍。法国已不足挂齿，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只能进行微弱的防御；英国被欧战绑住手脚，它的海军都集中于西方；至于美国，在这些扩张主义者看来，当那个日益危险的希特勒正大谈其终将征服西半球之际，美国也一定不敢与日本纠缠。德国的战争机器和体制，以及德国耀眼的胜利，如烈酒一般，已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这是日本的新姿态。其实际行动如何还有待观察。一方面，天皇和元老重臣们的态度可以推想，反映这种态度的近卫公爵至少在英国的胜败尚未判明之前，很可能要适当约束一下那些“激进分子”，尽量把步子放慢一点、慎重一点。可是另一方面，那些“激进分子”在某些报刊的支持和怂恿下已在制造事端，想借此煽动反对美英的舆论，并以误报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夸大那些事件。从以往历次反美反英的运动来判断，可以设想，这次运动定会愈演愈烈。这类反美和反英运动，通常总是在不同时期分别进行，意在把这两个民主国家拆开，但是现在我们这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已被视为处境大致相同的人了，今后想必亦会受到大致相同的对待。
国务院通过最近一次邮袋寄来的美国报刊剪辑影印本很有意思，我发现里面的社论和文章都反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纽约《每日新闻》的社论，其论点被“中国信息服务”作为攻击的靶子而引述。因此很明显，假如可以把这些剪报看作美国报刊和舆论的横断面，那就说明赞成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声音并不多。剪报所反映的几乎是相反的意见。
“绥靖”一词的意义自“慕尼黑事件”后已经改变了，已经从贤明政治家的词典中消失了。它所象征的那种态度绝不是我采取的态度，我断然否认自己同这种态度有什么关联。这个词意味着失败主义。三年来我屡次提出劝告，就是希望避免我国对日关系的任何方面出现必须实行“绥靖”政策的局面。赞同剪报所述观点的人也许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并不喜欢别人对它实行“绥靖”政策，就跟美国厌恶这种政策一样。我们汇报日本报刊言论的一系列电报都没有忘记强调指出：如果美国因受欧洲战局的冲击而采取权宜之计或有其他考虑才提出调整关系的建议，日本是不会响应的。我面前就有一篇社论，是评论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克雷吉曾问松冈先生，英国能否期待和日本改善关系，这篇社论便就这个问题写道：
我们知道，英国是在欧洲打了败仗，所以才渴望与日本改善关系。我们也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才来求日本改善关系，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
看了这些我假定其为美国报纸的横断面的剪报后，我有一个印象：美国报界以及美国公众往往分不清什么是“绥靖”政策，什么是调整两国间关系的方式。既做到调整两国间的关系，又不牺牲我们的荣誉、利益和对第三国承担的义务，并不是人的智慧和善意办不到的。
松冈和斯坦哈特聚会
1940年8月24日
我到日本八年了，第一次碰到一个外相直接打电话给我！这位外相是松冈，他不过是为昨晚的宴会向我致谢，称赞这顿饭如何好，并说他今天早上和我们的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Laurence Steinhardt）谈得很高兴。昨晚宴会后，松冈已邀请斯坦哈特今晨去看他，说他很想再谈谈。他们谈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谈些什么斯坦哈特当然都告诉我了。斯坦哈特特意避而不谈日美关系，他说那是我的职权范围，他不想越权。他们主要是谈苏俄。松冈打电话给我大概不过是要表白一下：他并没有背着我讲什么话。
还有一件趣事：松冈叫他的私人秘书来对我的私人秘书说，他即将派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陪送斯坦哈特去北平，一直送到西伯利亚边境，这仅仅是为了确保他途中不会受到侦探和海关人员的为难。但更有趣的是，我再次会见松冈时，他说，他曾叫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的私人秘书，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斯坦哈特觉得这个日本人送他的目的是要监视他，他都可以辞退此人，撵他回东京。这还不算，最妙的是，松冈的私人秘书把这段意味特殊的话删去了，未曾传达。他显然是感到他的上司说得太不聪明了，以至于必须自作主张删掉。
日本加速建立“新体制”
1940年9月1日
8月是日本在近卫政府主持下建立“新体制”的时期，外务上则有点踟蹰不前，还要看“不列颠之战”[8]的结果如何。世界各地似乎都在等，有好多事都会取决于此。
建立“新体制”一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正在急速变为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国家，尽管从大体上看这种做法还不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也不能被称为纳粹主义。它和两者都差得很远，不准备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搞单一的政党，相反是所有政党都不得存在，要靠人人各自效忠天皇而把全国团结起来。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集中营，但警察和宪兵已在忙于严厉镇压一切违犯“新体制”原则的人。这些原则还包括生活要节俭，反对很多娱乐方式，如日本人最喜爱的鲜艳颜色、游戏、运动以及通常的娱乐，“危险思想”更不待言。我担心，日本人那种传统的愉快精神将会越来越淡薄。报上每天总有什么禁令公布，所禁者有大有小，累积起来，影响就很可观了。
我们正在草拟一封急件，其中将列述一些禁令。禁令五花八门，从有关衣、食、举止行为的通告，再到情妇不得装电话这样莫名其妙的规定，应有尽有。这对风流浪子该是多么大的打击！有些高尔夫球俱乐部已经宣布今后不得举行锦标赛，不得雇球童，不得在平日打球，二十岁以下者不得打高尔夫球，不得乘汽车至球场，在火车或电车中不得穿着灯笼裤，成员保有的银杯均须上缴，熔化后上交国家。俱乐部的通告还强调说，今后打高尔夫球的目的只在于增强体力。我常称日本是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如今这样一来，对这个天堂有多么大的打击！一切形式的赌博也都在被禁之列。音乐倒还没有被禁，可电台比以往更爱播放军乐和爱国歌曲，加上那种日本式的鼻音唱法，难听至极，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都是什么鬼日子啊！
美日关系没有进展。我发现在最近的训令中有迹象表明，我国政府可能正在准备展现强硬的态度，对这类训令我非常赞成。日本军部向政府施压，要立即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但已被制止。不过，一旦判明“不列颠之战”将是德国取胜，那么可以预料，日本就不仅会尽早向印度支那，而且会向香港乃至最终向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军。我想，日本若要入侵东印度群岛，就必然会使我国和它正面冲突，但我又不认为现在马上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首先，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怀疑过英国终能胜利；其次，近卫政府很可能要在悍然入侵之前先通过外交施压，对这些岛屿尝试进行长期的和平渗透。当然，这是在假设政府能够约束陆海军的前提下说的。如果约束太紧，到一定时候又可能发生行刺事件，因为日本政府虽已实行极权主义和严密管制，终究还是控制不了军部和那些狂热分子，不能和德国、意大利相比。
和新外相松冈谈了三四次之后，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讲话太随便，但显然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按他的处世标准来说，也还算是诚实的。我觉得他真心想同美国搞好关系，愿意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但是他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还有待观察，我们只能根据事实和行动来判断。不过我总算在日本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可以和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外相。在松冈身上看不见有田所惯有的“谨小慎微”的样子，若与内田伯爵那种谜一般的人相对比，就更显出不同外交手腕的两个极端。
至于近卫公爵，我看他是一个体质差、不健康、意志也薄弱的人，他之所以极勉强地被突然捧到现在这个地位，依靠的是他的家族声誉和传统，也是不可抗拒的形势造成的。他肩负的任务繁重，看他将如何应付，倒是挺有趣的。
8月底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一个不为日本重视的警告
1940年9月2日
有位开明的日本友人说，他刚在叶山见到金子伯爵，这位老先生虽身患肾病和皮肤病，但不久后还是要来东京参加枢密院的会议，那时就要来拜访我，答谢我去年夏天对他的访问。我对这位朋友说，不敢让金子伯爵劳神，我去看他就好。
我的这位朋友说，金子伯爵听到一些谣传，说美国商人现在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了。他料想这种传闻并不准确，但原口将军即将赴美了解真相。我告诉这位朋友并请他转告金子伯爵，日本军人在中国危害美国商业和其他利益的情况日趋恶化，而不是在好转。春天时，我请他向金子伯爵转述的一般情景迄今仍无丝毫改善。我又较详细地描述了现状，告诉他美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是经过几代人经营起来的，日本人却用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其他非法的手段使之毁于一旦。这是因为日本人要在经济、金融、政治各方面把工商业领域全部控制起来。我的朋友表示惊讶，并说金子伯爵万万想不到情况竟是这样。我请他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金子伯爵。
我这才详细谈到日本当前的政纲，指出依靠轴心国，日本只会沦为附庸。如此行事，目光极为短浅，甚至连筹建东亚经济集团也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用许多话说明，在任何事情上信赖希特勒都是愚蠢的，告诉他何以德国绝不会支持日本在中国取胜；又告诉他德国人为什么要在德国和英美的纷争中想方设法将日本拖下水。我说，作为日本的挚友，我为它的前途叹惜，担心它按现在的路发展下去，最后就难以成为一个大国。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即使单从实际情况，从商业、经济和财政上着眼，也应该采取同美国增进友谊的方针。但是，只要日本继续侵犯我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两国关系就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这位日本朋友显得颇受感动，说要立刻回叶山，向金子伯爵转达我的意见。我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枢密院会议上，这位老先生能在那个场合将我的意见转达出来。他知道我是作为日本的朋友讲这些话的，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并且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的确很难说出口。我深深感到，日本若仍坚持目前的政策，就等于朝礁石直接撞过去。
松冈解释日本何以就印度支那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1940年9月20日
收到并译出国务院9月19日电报后，便与松冈约定于9月20日下午会晤，我准确地按照国务院的指示行事。
松冈先生说，西原将军的确已向印度支那总督提出了最后通牒，只是内容略有改动。至于改的是些什么，他却没有说。此事是如何发生的，松冈做了如下说明。
8月30日，法国大使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与日本政府在东京签了一个协定。协定特别规定日军调动可以经过印度支那并暂用飞机场。印度支那总督本应在9月6日签一协定，以实施8月30日在东京签的协定，可是不知是何缘故，他拒绝了，并对东京协定的执行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迫不得已，只好去问法国政府：总督竟如此坚决不合作，他的行动是否还受法国政府的节制；关于东京协定，法国政府是否会守信实行。法国政府说，它是守信的。然而总督显然没有履行协定的诚意，据日本当局了解，他还向驻印度支那的外国领事们夸口说，他是在实践阻碍战术，因此日本人感到有必要提出最后通牒。
松冈说，采取那些措施的目的是便于日军攻打蒋介石，给中国带来和平。他又说，战事一停止，日军就立即撤走；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不会打破东亚的现状。外相说，他和近卫公爵以及政府其他成员代表日本少数派的意见，他们有决心不让日本搞压迫、剥削，或损害他国的领土完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极端分子的斗争。听到此处，我打岔了一下，说日法协定还订有关于印度支那的商业和经济的条款。松冈没有否定我的话，只是向我保证不会有剥削。
外相说，8月30日签订的日法协定的条款是保密的，缔约国只要有一方泄密，条款便会无效。他又说，但他可以私下告诉我，订约一事是法国先提出来的，它要求恢复从前日法两国相互做过的保证，后者大约是在缔结英日同盟的同时议妥的。他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只记得协定已经生效，并向国际联盟备案过（想必就是1907年6月10日订的法日协定）。我又打断松冈的话，问他，法国希望保证不受哪个国家的侵犯。松冈先生说，这个问题还要讨论；然后继续说，日本则要法国允许日军跨过印度支那并暂时使用飞机场，作为答应其要求的回报。他叮嘱道，这些情由是秘密向我吐露的，以后外面如有传扬，即须斥其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