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相的话又长又乱，但我还是尽量准确记下大意，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当时外相说完就走，要赴另外的约会，我都来不及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日军如进入印度支那，我国政府即断然视之为破坏现状的行为，而这是日本政府曾经允予保持的，至于如何进一步说明我国政府的态度，则要等研究了我的汇报后才能决定。
日本成为轴心国的正式伙伴
1940年10月1日
9月是日本史上和美日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看来已是必然，自近卫政府成立之日起，日本政策的倾向即有可能产生此种结果，但这么快就订成盟约，实在是意料之外。签约进程一直被严格保密，主要是由德国特使冯·施泰默尔（Von Stahmer）在东京进行，自然有人做出种种揣测，但知道谈判进展得如此迅速的人为数极少。有些美国新闻记者甚至到了签约的那个下午的5点还仍旧以为条约是要在东京签字而不是在柏林，我的某些同僚则直到签约的那天都还在轻视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如在黑暗中摸索，但我们还是根据自8月3日以来的报刊评论呈报过我们对此事的推想，我在9月20日发出电报称，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在前一天历时三小时的会议上，已当着全体阁员和陆海军最高当局的面批准了与德国缔结防御同盟。可是，这个消息总是不能得到证实或进一步说明，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依然什么也不能肯定。
同盟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签署的。对于这件事，我尽量从各个角度来思考，29日便有了如下一些想法。
显而易见，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条约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使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后顾之忧，但日本能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实际上，这一条约似乎也真有点受惠不均，除非三方已就下列一点或几点订有秘密条款：
（1）支持日本控制或开发法属印度支那及荷属东印度群岛；
（2）由德国在重庆斡旋，调解中日冲突；
（3）同苏俄合作，以解除日本的北方之忧。
就第（1）点来说，只要德国掌控维希政府，日本就可以在印度支那畅行无阻；同样，德国如在荷兰逞威，日本就可以对巴达维亚施以高压；而后面这一点，我觉得是三国同盟最危险的隐患之一。论到第（2）点，只有苏俄合作，才能对蒋介石施加有效的压力。至于第（3）点，情况还很不明朗。有个同事昨天听见苏联大使很干脆地表示，他事前也不知道盟约的内容，但人们又在议论纷纷，认为苏日终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有位向来同情美英的日本人在盟约公布后悄悄地表示，美国何不派一个舰队访问新加坡，民主阵营要采取报复手段，最有效者莫过于此。此举一定能产生影响，迫使日本的激进分子有所顾忌。若由英国出面宣布它愿意让美国军舰使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
显而易见，订下这个条约，日本就是把很大的赌注压在英败德胜上。最近遇到外相，在不供发表的、非正式的谈话中，我表示这样的意见：日本走现在这条路，无异于向礁石撞去；日本与德国结伙，无论欧战的结局如何，都只能落得一个当附庸的下场；不管德国许下什么诺言，它都不能也不会给日本提供有效的支援。我觉得，为了建立一个经济上不健全的东亚集团，就牺牲世界贸易和商业上的自由交流，日本财政和经济的前途必将毫无希望。松冈先生没有和我争辩，只是说，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看，还有一件要事，那就是9月间曾给华盛顿拍了一封我只能称之为“绿灯”的电报，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出使日本八年来发往华盛顿的最值得注意的电文。将来记录上会表明，在7月间米内内阁倒台以前，我提出的劝告都始终是属于“红灯”一类，并非主张“姑息”，而是建议不要用强制的手段，而是用和缓的手法，以便施展积极的政治手腕。日本损害美国权益，特别是在华权益的行为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谈和解了。不过，我明白如果直接实施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变得无可挽回。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使日本脱离极权主义国家而倒向民主国家，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下功夫。放弃这种努力，我认为就等于自认失败……
尽管“后见之明”不难办到，但我还是觉得大使馆提出的建议中没有哪一项是事后看来应该改变的。外交败于国内外的一些倾向及势力，这些倾向和势力绝不是外交控制得了的。
米内内阁倒台、近卫和松冈领导下的所谓“新体制”建立后，我花了大约六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现将我对局势的判断于日记中概括如下。
已细细研究了《芝加哥每日新闻》（The Chicago Daily News）驻中国记者A.T.斯蒂尔（A.T. Steele）先生关于日本局势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很有根据。他认为，对美国来说，最明智最安全的海军政策是坚定不移，他认为美国有一种倾向，总是过分强调坚定政策会带来危险——他的这些基本看法颇有见地，值得下很大功夫思考分析而好好评论一番。
制定美国对日政策，必须依据华盛顿政府较为全面的观点，依据我们大使馆也许还看不到的许多因素，在阐述我此刻对这个大问题的意见时，我始终牢记这一点。
毫无疑问，不管日本现政府是怎么想的，反正军部和此间的其他极端分子都是把当前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野心的理想时机。德国的连战连捷已如烈酒一样，使他们陶醉如狂。他们直到最近还坚信英国会垮台。他们深信德国很快就会得胜，应趁德国还在默许日本扩张的时候，赶在德国海上实力终必加强因而可能阻碍日本扩展其东方霸权之前，先巩固日本在大东亚的地位，如此方为上策。这些人尽管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美国的态度，但他们总是严重低估美国，认为它不会做出什么有效的反对。无论在朝在野，开明人士又都一直没有约束极端分子的能力。
不过，现在我发觉，新政府就职时突然出现的那种乐观情绪慢慢冷下来了。政府、陆军、海军和日本国民现已开始觉察到，英国终究还是有不败于德国的可能性，我曾再三向我接触到的日本人明确强调这种可能性。除了逐渐有点认识而外，他们还看到了我国和英国在共同防卫的事业中日益团结，美国在大西洋英属领地上获得海军基地，并把五十艘驱逐舰让予英国以支援其海军，就是例证。有些消息正传到他们这里，说美国要赶建两洋海军，可能要加强太平洋海军基地，甚至说美国终将使用新加坡。
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正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着重指出，无论是英美合力还是美国单干，民主国家最终都将有积极行动，日本正面临着这种行动可能造成的危险。英美共同采取防御措施会造成什么危险，日本早有理解，它总是尽量避免同时得罪英美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又使某些集团更加振振有词，他们想把原料产地和市场统统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以确保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日本人正开始怀疑，即使德国战胜，他们在中国和在南洋的扩张计划是否会因德国得胜而遇到新的危险。同时，在他们的思考中，苏联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又还是个未知数。
上面概述的各种因素，正开始使日本人迟疑不决。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压力下的外交谈判将会继续下去。但东京政府竟能阻止军人执行其猛然入侵印度支那的计划（哪怕是暂时的），这也就是略趋于慎重的表现，我确信，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态度有关。看来，在弄清世界局势尤其是美国立场以前，日本很可能仍将继续实行斯蒂尔先生所谓的蚕食政策。
如果我国强行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江河日下——这个意见已经谈过了。我国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防计划现在固然可以为一些措施辩解，称其不一定属于公开制裁，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可能性：众所周知，美国盛产石油，如果严禁石油之类重要的产品出口，就会被日本政府和国民视为伪装得不巧妙的裁制，就可能或极有可能引起某种报复措施。要是日本陆海军认为他们的扩张计划被破坏应归咎于美国，那么，是否会发生斯蒂尔先生说的美国强调得太过分的那些危险，就不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深思熟虑，而要由陆海军的鲁莽性情来决定了。这种报复可能表现为由政府用一些措施来反击我国禁运，但更可能的是，陆海军不让政府知道或不先经政府批准就采取某种突然行动。这些危险是无法预计的，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准确估量的。可是，否定其存在，或者贸然制定政策和采取步骤而不充分重视这些潜在的危险，并决定直接对抗这些危险，那就是目光短浅了。
陈述下列意见时，我总是记着我出使日本的两个基本目的，即增进和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碰到这两个目的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重，乃是上级推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就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了。我的意图只在于就我们使馆所见，把时局中的主要因素讲清楚。强硬政策包含的危险已经谨慎地阐述过了，现在再来谈谈放任政策会带来什么危险。
不把日美关系看作世界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可能讨论直接有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这个问题。从全局着眼，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略述如下。
（1）美国和英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大批英语国家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另一群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令人惊骇的威胁。德、日、意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要用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国家。试图用外交手段与这类国家协商，一般是无效的。有时候外交手段可以延缓它们的攻势，但不能完全制止它们的进攻。只有武力，或者准备使用武力，才能制止它们实现其目的。现在必须把日本归入掠夺国家之列。它已经抛弃了一切道德伦理观念，已经成了供认不讳的、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它就尽量利用别国的弱点谋取一己之利。它的“南进”政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构成明显的威胁，对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2）可以说，美国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又得靠而且只能靠大英帝国来支撑。
（3）在目前这个时期支持大英帝国关乎它的生死，假如我们认为这种支持也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相关（事实正是这样，我的看法很明确），那么，至少在欧战的结果判明以前，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我认为单靠表示不同意和把意见仔细记录下来是不能维持现状的，我们的利益也不再能够得到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很明显，日本之所以还有点顾忌，没有用更蛮横的手段对待美国的权益，也只是因为我国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但是日本又往往相信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使用这种潜力，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的这种信心达到什么程度，它蔑视美国权益的行为也就干到什么程度：二者恰成比例。一旦这种信心被打破，外交手段就可望重新有效了。
（4）如果我们凭坚定的政策，能在英国赢得欧战胜利之前维持住太平洋的现状，日本就将面临一种形势，使它现有的机会主义观点不可能再占上风。那时也许就可以着手重新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使其符合美日双方的长远利益——当然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日本的观点未彻底更新以前，只有显示武力，同时下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有效地获得这种结果，才能保障美国未来的安全。
因此，考虑到日本的实际情况和它现在的观点，我的意见是，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美国若是继续运用耐心和克制，反倒会使美日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如能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信服日本确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终必失败，那么，钟摆最后还是会摆过来。这时，重建美日友好关系还是可能的：这是我的希望。除此以外，我看别的路都是绝路。
当我结束9月的日记时，心情很沉重。我过去所了解的那个日本已不复存在了。
有些日本人对与轴心国结盟心怀疑虑
1940年10月2日
很难准确估计日本公众对日、德、意三国条约的反应，理由有二：①现在的报刊审查和舆论控制很严；②我们原来那些与日本人联系的可靠而重要的消息渠道都不能再用了，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只要一和美英大使馆接触，就会有警察来找麻烦，另外，还因为大多数日本朋友似乎都对与美国改善关系感到绝望。（我们知道包括女性在内的几位日本旧友已经上了黑名单，正受到严密监视。有些以前经常来访的密友现在连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也怕人看见。最近有个喝得有点醉意的日本朋友把这一切令人遗憾的事告诉了我。）由于政府新近采取的背离美英的方针，那些与美英有利害关系的日本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新体制”特别是对与轴心国结盟深感遗憾，因而私下也强烈地表达过一些意见，但这些意见绝不能拿来作为准确衡量整个舆论的标准。
不过，就大部分舆论来看，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条约都明显地缺乏热情，其中包括海军，甚至有陆军和政府中的某些集团。我们知道，首相是拼命反对缔结这个同盟的，只因陆相和外相在御前会议上发起猛攻，他才输了，尽管天皇本人对此事也很不高兴。1937年签订“防共协定”时，曾有提灯游行、执旗游行、街上张灯结彩等示威活动，这表明民众至少还有一些自发的热情，而这次却什么也没有了。《报知新闻》实在天真，竟然写道：“必须想方设法使国民的血沸腾起来。对日本而言，三国条约正是激扬人心的进行曲，而不是挽歌！”天皇也觉得有必要下一道诏书。自1934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来，天皇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此中意味可以想见。诏书一出，就立刻把所有公开的反对言论压下去了。
日本报纸非常小心地转述美国的评论，避而不提美国大报的强硬社论，却常常用大号字着重宣传美国有些人士如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亚瑟·克罗克（Arthur Krock）、科尼利厄斯·惠特尼（Cornelius Whitney）等发表的温和言论，同时对萨姆纳·威尔斯[9]在克利夫兰的演说断章取义，专把调子温和的某些段落抽出来。关于美国希望实行“绥靖”政策的说法，竟在日本报纸上变成了大书特书的条目。
判断日本将来的策略必须谨慎，不要为大量来自空想的推测和意见所左右，必须静观事态发展。盛传日苏将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成功签订，当然会对时局产生很大影响。德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日，这是条约规定的。想到此事，我有点担心，因为代表团成员绝不会只谈技术援助和物资问题，一定还要在这里，特别是在日本军部中煽风点火，催促他们“南进”，驱使他们同美国开战。
有些同僚曾问外务次官大桥先生，日本与德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答道，这个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自从1924年的《移民法》以及满洲事变以来，日本进行必要的扩张时，美国都一直从中作梗；世界极权主义将代替业已破产并行将被扫除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日本不得不与另一阵营结盟，这个阵营并不是那么毫不妥协地定要维持现状。类似的话他也跟我讲过。
松冈说明日本参加轴心国的理由
1940年10月5日
外相交给我一份日文声明，题为“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大意是，条约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尽管大桥对我的同僚说过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如果美国理解“东亚新秩序”，日美两国间就不会有什么纠纷。我们大使馆将原文译出如下：
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
最近缔结的三国盟约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日、德、意联合起来，被另一国进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可以防止世界混乱蔓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同盟对世界和平是有助益的。通过这个盟约，日本也进一步表明了它要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意图。
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使日本能与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所有地区的各民族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与其他所有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日本就可以在大东亚各地自由地经营工商业并向这些地区移民，由此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发和征服这些地区，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日本早已试图通过移民、对外贸易和在外经营企业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但欧美各国总是把日本移民拒于其广大领地之外，给贸易和企业设置障碍，致使日本解决人口问题的种种合理、和平的努力皆成泡影。
大东亚共荣圈内，日本正在努力消除这些不自然的、强加于人类自由活动的限制。预计将尽可能用和平手段完成此项工作，尽量少对现状进行不适当的变更。
日本的对华政策构成上述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由于有些中国人对此缺乏理解，由于英美采取不承认“满洲国”的态度而使蒋介石怀有收复满洲的希望，不幸的武装冲突就爆发了。这场冲突，实际上就是战争，日军在其军事行动中就不可能不触动列强的在华权益。当这些权益妨碍日本对华作战时，类似情况更是这样。所以，若要终止对这些权益的触犯，最合适的办法应是鼓励和促进日中媾和。尽管事实如此，列强不仅仍搬用教条式的法理论据和因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的条约见解来抑制日本的行动，而且用限制向日本出口重要商品之类的手段来压制日本，同时又给日本的敌人蒋介石政权以积极援助。这些行为都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日本与德、意签订防御同盟，目的不外乎抵抗这种来自列强的压力，丝毫也没有出击他国之心。假如美国理解上述形势和情况，以及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用意，即使在订了这个盟约之后，日美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日本有决心解决日美间的一切悬案，增进和美国的友谊。
日本政府已经把我和日本现政府官员谈话时经常出现的一些要点记录在案，就我所知，日本政府以前还没有这样做过，这届政府直言不讳，在这方面以前不论哪届政府都赶不上它。有几点颇为突出，值得注意。
（1）“新秩序”现已延伸至大东亚，包含南洋在内。
（2）在这个大圈子里，日本“可以自由地经营工商业并向这些地区移民”，但他们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征服或开发，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
一看到这一点，许多想法就涌上心来。譬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办企业和移民，是不是要强加于人？如果是，不先征服，又怎么办得到呢？允许日本办企业和大量移民，都是违背荷属东印度群岛政策的。办企业和开发之间，若说有什么差别，差别也微乎其微。
一旦日本在这些地区站住了脚，要是日本人的本性不改，那么其他国家就将有好得不得了的“自由地经营工商业”的机会。
（3）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接对准我国的《移民法》，对准我国为阻挡廉价日货泛溢而规定的进口限额，以及我国的道义上的禁运和按战备计划实行的出口许可证制度。
那些责难，不值一驳，说一句就够了：要是日本处在我国的位子上，它也完全会这样做。
（4）日本将努力实现它的计划“而尽量少对现状进行不适当的变更”。
（5）中国事变爆发，既是因为英美不肯承认“满洲国”，也是由于有些中国人认识不足。
上面头一点倒是个全新的思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材料记录过这一点。至于中国人，其理解力恐怕真是太迟钝了。
（6）墨守法规的论点，过时的条约见解，以禁运压制日本，支援蒋介石……
这段没有什么新东西。
（7）“这些行为都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非常简单，我们要蒋介石打胜，是因为他合法地、正当地代表中国，此外，我们深知，蒋得胜后，不管我们的权益会有什么改变，反正不会比目前日本统治下正在发生的情况更坏。至于“消耗日本的国力”，日本的军事实力是要大大削弱，只有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部才会信誉扫地；在军部失势以前，远东绝不会有和平。
松冈谈话两小时十五分钟
1940年10月5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松冈外相，谈了两小时十五分钟，谈话绝大部分是非正式的、不对外发表的。和往常一样，谈话中约95%都是松冈在说，因为他那持续不绝的独白很难被打断，除非硬插话进去。尽管有时他也提出一些显属有趣的论点，但他说话总是如滔滔江水一般，一泻不止，要记录都很难。
这次松冈先生谈的主题是，当前的世界情势乃是旧传统同机械时代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此番会谈中只有一次我语气激昂，那是外相的话引起的。他试图为以战争实现国家的扩张辩护，认为这是出于迫切的需要，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对旧时的德国有亲身的了解，当它安处于国境之内时，它是一个幸福、自足的国家，进步而且繁荣。如今德国领导人把弱小的邻邦碾为齑粉，以满足其狂妄自大的野心，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用需要作为借口而予以宽恕，假若硬要这样做，那就十分荒谬了。至于日本，我个人很知道它经济上的需要。可是，日美关系走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境地，并不是经济上的合理要求造成的，而是由于日本要用武力来满足那种要求，不肯采用赫尔先生合理可行的计划中所设想的那些按合法程序以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谈到这里，松冈先生接话，他认为英美的特性是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处。对此我答道，我一直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日本人肯承认日本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条款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松冈先生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居然说，他非常愿意在我面前承认这个事实，但他又天真地说，当然，在政治上他不能承认，当年国际联盟会议上有人逼他承认，他就没有承认。
外相说，他曾经退隐很长一段时间。上届近卫政府邀他入阁，他三次拒绝。之后，反复思量，痛感国家多灾多难，这才前往敦促近卫公爵再度出山，因为他觉得，革命和混乱即将来临，唯有近卫这个人物能够救日本。近卫已不像上届组阁时那样是个游移不定的政客，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下定了救国的决心，国内至今仍有爆发革命的危险。我问他怕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松岛先生答道“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他认为危险并没有过去。接着他又谈了一阵前任外相如何优柔寡断、意志薄弱。
松冈先生说，与德、意结盟的事既已办妥，心中已无挂牵，他打算立即开始工作，竭尽全力解决我向他诉说过的一大堆事件。他要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这是他出任外相的先决条件，他说他无意让军部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少壮军官来向他发号施令。
谈话过程中外相还说到日本并没有把其他国家的利益逐出东亚的意思，而是欢迎别国合作，一同发展新秩序。我立刻打断他的话，我说，听到你这样讲，我很高兴，不过正如我多次讲明的，事情的真相是，美国经过若干代积累起来的许多合法权益已经被逐出日本了，驱逐的速度还正在加快。松冈先生的回答照例是，对华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一被打垮，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还照例呼吁，美国应当停止援助蒋介石。我也照例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重说一遍。
临走时外相恳求我力劝我国政府不要再进一步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说，这些禁运“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困难”，但会大大激怒日本国民。他又说，一想到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他就不寒而栗。（关于禁运，我看松冈先生也说得对，和长远的效果对比起来，眼前的影响当然不严重。）
日本害怕美国主动采取措施
1940年10月9日
数周来，今天是第一次外出。从东京驱车约七十分钟至霞关，参加美国俱乐部每半年举行一次的高尔夫球赛。外务省却偏挑这个时刻来找我，要我赶紧回去。大使馆说我下午6点即归，但大桥认为还是太迟了，要马上见我。得到消息时，所幸我已经打完了最后一盘，那时我也还是从容行事，5点35分终于来到了外务次官的官邸。外务省这么急别无任何理由，只不过是因为听说我国政府已“命令”远东的美国公民撤退，报上又传说美国政府已决定对日本宣布全面禁运，外相显然非常紧张，就叫大桥立即召见我。
关于禁运，我说我并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至于撤侨，我说我国政府并没有下过什么“命令”，只是提个建议，以防万一。当大桥谈到我国“禁止输出”废钢废铁时，我便把赫尔先生就这个问题对堀内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大意是，这是根据我国战备计划决定的，纯属内政措施，日本既然一直在不断损害我国在远东的利益，它就没有多大理由对此表示抗议。很幸运，和大桥会晤前，正好接到国务院发来的电报，其中论及与堀内的会谈。这封电报确实太有用了。
大桥还谈到日本希望与美国和睦相处，并无进攻美国之意；我答道，我们对日本亦同具此心，正如大桥先生所知，美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可是日本最高层政治家最近发表的煽动性言论，已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感到可疑，这些言论已在我国引起了恰如所料的反应。我还说，那些言论必然会对我国的战备计划产生影响。
这次会谈以及如此急迫地要见我，都清楚地表明，最近日本政府成员的挑衅性言论在美国引起的事态发展已使松冈深感不安。我以前在建议我国政府应在一定时刻考虑撤走远东的美国人时说过，此举将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强烈影响：这话现已得到了证实。
裕仁和近卫对三国盟约的真实想法
1940年10月22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他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和近卫公爵都激烈反对三国同盟，但是天皇发觉，假若不同意，他也许就活不成，他对近卫说：“唉，你我二人只好同浮沉共命运了。”这消息是间接从一个皇族成员那里得来的。经常有人在谈论，近卫将会倒台，将由一个军事独裁者取而代之，复活旧时“幕府将军”式的政体。不过，这显然代表偏激之见，如今三国同盟既已缔结，近卫也就暂时可以熬过困难时期了。
趋附亲日活动的美国杂志主编来访
1940年10月24日
日本报纸上登了一些谈话，据说是《当代》（Living Age）杂志发行人、《今日历史》（Current History）编委沃尔克·马西森先生（Walker Matheson）[10]讲的。我便邀请马西森先生今天拜访大使馆。我告诉他，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时常爬到我家客厅的大桌上去，发现上面有一堆杂志，期数虽多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当代》杂志。只有这种是我们当时买得起的杂志。由此产生了感情，后来我自己还订阅了好多年。我用这种方式把话引入正题，是为了向马西森先生表示，我对他的期刊有兴趣，因此自然也就关心期刊的主办人。我还觉得，讲了这段背景，就可以坦率地谈论今天想谈的问题而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过去八年间，我都一直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做工作，但遗憾得很，这种关系现已陷入非常紧张的状态，尤其是最近这个时期。为了了解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日本人对美国公民的言论特别注意，观察细致入微。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西森先生来到了日本，并对日本报界发表了谈话，这些话一经推敲，便会让人得到这样的印象：①美国人民普遍不了解远东；②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最近采取的那些措施都是出于国内政局以及此类政策和措施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有何影响来考虑的；③美国人民的想法与此类政策、措施并不一致。
我对马西森先生说，在美国我们非常珍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一个美国公民来到国外，又值国际政局紧张之际，在外国人面前非难自己的政府及其政策和措施，显然就是不忠诚、不爱国的表现。我说，报上报道的马西森先生的言论与我正在推行的工作截然相反，近乎是在拆台。因为这些言论所造成的印象和我正在努力传达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些言论会给美国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日本报刊常常误引外宾的话，我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但关于马西森先生的谈话，我没有听见有人出来否认，说报道不确。我向他呼吁，作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发表那样的谈话了。
马西森先生不否认报道的准确性。他说，他来日本是为了熟悉远东的情况，没有想过要跟报界谈话，但新闻记者老是缠着他，很难避开。他说，他承认我的态度是正当的，他对自己的行为极为懊悔。我告诫他今后不要再对那些需要考虑以及他以前没有充分认识的事公开发表意见。
重新考虑日本参加轴心国一事
1940年11月1日
事态发展太快了，我简直不敢回头去看以前的日记，因为里面前后抵牾之处甚多，这表明它不过是一种一天一天凑成的草稿本。但它至少可以显示我们在写日记的那个时刻的想法和所得的情报，有些情报是确实的，有些则完全不可靠。它可以显示我们是怎样时常在暗中探索和瞎摸。我们越来越无法知道幕后发生的事情了，只因可靠的门路多已断绝，即使身在幕后，这边也往往不知道那边在干什么。迟至8月，我还写道，德国人老是挑唆日本与美国为敌，日本政府已日益厌倦；现在读起这些文字很是难受。
许多政府中人，也许还有占大多数的在野之士，的确是感到厌倦的。可是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拖入了三国同盟，把德国人设想的使日美终必一战的目标定为同盟的目标。亲轴心的白鸟派胜利了。也有这样的看法：松冈真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他将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是的，他的确是想搞好关系，但他所希望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得先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在那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享受最舒服的友谊。当拥有松冈、大桥、白鸟在内的近卫政府成立时，我们得到的是一张还没有冲洗的底片。照片的概貌事先已知，但具体的轮廓如何尚不知道。现在底片洗得相当好，模样正在显现，就未来的日美关系来说，这可不是一张赏心悦目的照片。
三国同盟既已成立，我们就不能再把日本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看待。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的一员，我们的对日态度必定也就是对待那整个组织的态度。
另外，这里的情况正愈来愈糟。“新体制”不得人心，不满情绪正日益增长。前几天连陆相自己也不得不宣称：不必把新体制理解为要排除生活中的一切乐趣；他显然看到事情已经弄成什么样子了。政府内部争吵不休，莫衷一是，还有许多人在说，近卫已经仅仅是挂名首脑，日子也长不了。在日本，钟摆总是摆个不停，稳健派说不久就会摆回来，趋于正常，但我看未必，恐怕还会更朝那一端摆，摆到极端。倘若近卫倒台——无论是辞职抑或通过政变——继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军事独裁，甚至会是幕府一类制度的重演。
至于美日关系，我们现正等待大选结果，又要看大选后情况如何。日本人也在等。这次我们让他们猜。他们正在想，他们是否还掌握着主动权，对此他们已开始怀疑。
野村海军大将被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
1940年11月7日
今天在苏联大使馆庆祝苏联国庆的招待会上，松冈告诉我，他今晚要再找野村将军，劝他出任驻华盛顿大使，他认为这次可以成功。
1940年11月8日
松冈打电话给我，说他昨晚说服了野村将军，天皇已批准他出任驻美大使。我电告华盛顿，表示野村此人品格高尚，经过长期交往，我觉得他值得敬重。他以前当外相时，曾被认为基本上是对美友好的：因此美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个人选。顺便提一下，松冈曾再三对我说，若论驻美大使的人选，当然他自己才是最为理想的，但是东京离不开他。因此任命野村显然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松冈谈罗斯福和野村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和外务大臣谈了两小时，我陈述了一大批各色各式的事件，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外相说，他邀我来他的私邸喝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这样间或非正式地谈谈，可以保持联系；还想告诉我，关于我方指控的日本侵犯美国在华权益的事，他正在不断尽力消除我方抱怨的根源。
松冈先生首先请我在发回国去的电报中转告总统，他个人对总统的重新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外相说，这次请野村将军出使美国，野村两度拒绝，因为此去势必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保证，而一旦内阁更换，外相易人，新外相若不赞成松冈先生的意见，这些保证就会归于无效：他野村不愿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外相说，他那样坚决地劝说野村接受此职，并且终于能够打消野村的顾虑，都雄辩地证明了他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
外相说，他不太可能阅读大使馆和外务省之间的所有来往文件。他的日常工作有时竟长达二十小时以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他的最高部属，他不容许用官样文章答复美国的抗议，每个事件他都要知道全部事实，这样他才能够向我展示日本立场的真相，至少可以口头说明。他打算就这样做。他说，他承认有些做法很荒唐，例如，许多新事件竟说要由中国新政权负责而不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他要改正外务省方面的这种态度。
关于今后的演变，我告诉外相，要使美国有好的观感，行动和事实胜于官方声明。
我还告诉外相，大桥先生曾对我说，外务省很少从日本驻美大使馆得到关于美国报刊评论的材料，我对此表示惊讶，因为我习惯于把日本报刊的评论每天都全部电告华盛顿。我提出意见：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应当知道美国报刊，也就是美国公众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此点极为重要。
日本帝国庆祝其诞生两千六百周年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是日本帝国建国两千六百周年两天庆祝会的首天，好在这两天都是好天气，微寒中日丽风清。头一天是贺典日，第二天是庆祝日。几个月来，一队队男子和女学生一直在宫城前面的广场上干活：整平地面，竖立带上装饰的柱子，铺设无数的鲜花，最后搭起一座大篷，篷前设座位若干排，可供五万人入座，这些人都是特邀的，只有他们能亲临庆典，因为任何人都不许站在丸之内一带办公大楼的屋顶上和窗前，要不然这些地方就会变成场外千万人的看台，任何人也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我注意到那些屋顶和窗前确实空无一人。
这两日天皇和皇后、皇族大多数亲王和王妃（秩父宫患肺炎，病重缺席）、国内全体高级官员均到场。近卫公爵主持庆典，向天皇读贺词，领头呼万岁。
1940年11月11日
今天是全国庆祝的日子，我们在桌边就座。昨天就没有座位，一直站了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有得坐，也算不错了。今天得享日本餐款待，米酒及其他肴馔一应俱全，但不能当场吃喝，而是要我们拿一块叫作“风吕敷”的大丝巾包着带回家去的，我们自然就把这包东西转送给我们的日本仆人，对他们来说，得享“御膳”总是无上的荣幸。还有礼仪性的舞蹈、多次爱国歌曲的合唱和乐队演奏。高松宫向天皇读欢迎词，然后我还得代表外交团致辞。
致辞时稳步走过篷内全体来宾，又走过台下鸦雀无声的五万人，走到天皇面前，鞠躬，取出眼镜和稿子，宣读，再鞠躬，放回稿子和眼镜，再鞠躬，向后转，严肃地走回我原来的位置：这一套真是够呛。但我还是干得不错，又因为我决定慢慢地读，注意咬清每一个字，所以后来我听说，通过扩音器，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连美智等大使馆仆人也群集在收音机旁，每个字都听见了——会上的贺词播到全国。在其他节目中一直板着面孔的天皇，听我读祝词时每听到一个要点都点一下头，当我最后读到希望日本能对人类共同文化和幸福做出贡献时，他的头点得尤为起劲。第二天法国大使阿尔塞纳-亨利（Arsène-Henry）特意来告诉我，他曾注视天皇的表情，深信天皇那样频频点头赞许，是要帝国政府和最高官员们记住，他自己是渴望和平的，阿尔塞纳-亨利对此印象很深，特将此事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电告他的政府。甚至宫内省发的新闻稿也宣称，“陛下似乎非常喜欢”那篇祝词。不管怎样，事已办完，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的脸皮还不够厚，还不能不把这种差事看作一次严峻的考验。
顺便一提，祝词是国务院负责定稿的。在此政局紧张时期，我很小心，曾将原稿电呈国务院，经他们压缩精简后，成了一篇不卑不亢的佳作。他们任凭我再改，我却一点也没有改动。
今天我打电话给松冈，问他下午6点去不去东京俱乐部为两千六百周年祝酒。他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说：“喂，要是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他答道：“好，我去。”6点45分，他进来了，同几个还没有走的俱乐部成员寒暄后，便和我退入别室，进行了一次长谈。随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松冈，倒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是他自己建议这样做的，以前的外相肯定谁也不欢迎这种做法。
松冈是三国条约的幕后黑手
1940年11月18日
日文报刊皆盛传美、英和泰国已结成秘密军事同盟，有家报纸还说美国已给泰国一千万美元贷款。看样子日本似乎是要故技重演：开始制造借口，以便对泰国施加军事的或外交的压力，来索取空军基地和其他设施的使用权，供最后扩展“南进”范围之用。我想我们一定会看到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
关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最初只能推测，得自各方的消息又多属以讹传讹，后来我们才逐渐从这种混乱中挣脱出来。我认为，尽管原来有人说近卫公爵和松冈均非出自本愿，而是为极端分子所逼，但是现在相当清楚了，这事就是松冈搞成的，他还把近卫拖下水。我们从极可靠方面获悉，其他阁员要么只是略有所闻，要么就是完全蒙在鼓里，直到最后才被咨询一下。现在我从一个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人那里搞清楚了，天皇很不想批准三国条约，之所以终于同意，只是因为松冈对天皇说，他经过深思，确信如果不与轴心国结盟，同美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从松冈嗣后讲的一些话来判断，这种说法看来是真的。
日本向南看
1940年11月25日
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爵昨夜去世。考虑到他在日本社会上声名卓著、地位崇高，除向他的嗣子西园寺八郎和秘书原田男爵发唁电外，我还命大使馆降半旗。
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已向蒋介石提出某种和平建议。据信是德国怂恿的，蒋介石若不接受，日本就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几乎毫无疑问，日本的兴趣正日益转向“南进”方面，首要目标是控制印度支那。据信约有三个师团在海南岛集结，何时动用，视欧战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