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善使节”赴美亦徒劳无益
1940年12月7日
有个“日本经济联盟”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我称之为“Y先生”的日本知名人士的中间人，和我接连谈了几次，我因这事又和国务院通了几次信，并对当前政局做了一点简单的分析。Y先生胸怀宏图大略（或可说是计划），想要去美国。他相信，只要实施这个计划，美日关系就会立即好转。他没有把计划透露给我们，不过我猜一定还是老一套，即请美国从中斡旋，与蒋介石讲和。
我举出很多理由，劝Y先生打消他的念头，但后来他又修改了他的方案，说他还是想去美国，不过不作为什么“亲善使节”，也不搞宣传，只是去了解一下美国公众对日本的看法，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而向日本最高层汇报。我们知道他和最高当局交往甚密，且有影响力。因此我告诉国务院，我认为也许值得让他去走一趟，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只是附有一些条件。日本人，甚至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舆论了解之差实属惊人，所以凡是可以启发他们的事，我都完全赞成。
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还拿了一些美国大报重要社论送给这位中间人，其中包括沃尔特·李普曼10月8日文章的影印本，建议Y先生拿给他的朋友们看看。后来我听说，那些社论已经被翻译并转给了几个高级官员，他们发现自己那样不了解美国的态度，也不禁愕然。我觉得我这么做倒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我对政局的分析可以概括如下。
日本政府现正奉行危险的政策，终究要闯祸，有些日本人是认识到了的，Y先生的态度和他要去美国的愿望就体现了这些人近乎绝望的呼声。不过，他竟然自信他的“计划”能立刻改善美日关系，这也表明，他们还是根本误解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他和他的同道都不能理解，我们不会仅为权宜之计就转变方向，我们的立场是以植根于美国信念中的原则为基础的。
在气质上能够领会这些基本事实的日本人恐怕为数不多。在他们的构思中，理解力或逻辑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观点是长期以来被管制下的、沙文主义的报刊塑造的。他们把我们的政策说成是盲目坚持陈腐的法规观念，自私而又顽固地阻止日本进行正当的扩张，武断专横地不许改变现状。
这些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就在表层下面，有一大批持温和意见的人，如果美国表现出某种实际的友好姿态来支持他们，他们就随时可以冒出来，夺极端分子的权，而美国人却认为现在应该先由日本来做这种友好表示，他们觉得很难理解。
不错，日本是有一大批稳健派，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一如既往地既软弱无力，又表达不出内心的想法。一度很不稳定的近卫内阁，由于延揽平沼男爵入阁，陆海军两大臣又公开表示支持，现已相当稳固，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相信，在现内阁被推翻以后，继之而来的其他内阁也定然会以同样的决心贯彻早已定下的方针，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的地位，它视此为理所当然，因为它已经成了现代世界的头等强国，而领土上和经济上却依旧局处一隅。
至于日美关系，自从美国侨民部分撤出远东以来，驾驭这种关系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美国政策趋于稳固、从容却又坚定不移，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后所采取的渐进步骤就是这种政策的实施，日本现在正领略到其效果。对三国条约以及日本最高层政治家紧接着发表的挑衅性言论，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一片惊慌沮丧，他们现在发觉，算盘打错了，美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后美国便立即贷款给中国国民政府，就是明证。
事情现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日本人看到了现状，必须想点什么办法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可是他们仍绝不会考虑改变根本政策，但又只有改弦易辙，才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绝对不能设想，有哪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目前会出来主张撤出中国和放弃“南进”之梦。美日关系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任命野村将军使美，也许意味着日本当权者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以防美日关系严重恶化，但若指望这位新大使有回天之术，能满足美国的期望，那也是妄想。
关于这一点，我重复了我在9月12日电报中说过的话：坚定的政策固然不免会有风险，但放任的政策会在将来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危险。
“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
1941年1月1日
又有一年褪色成为历史了，那是可怖的、残酷的一年，但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区表现了人性最优秀品质的一年，人们为了最崇高的原则——自由、宽容、正义，而表现了英勇、仗义、自我牺牲，以及战斗和必要时不惜一死的决心。我对英国必胜的信念没有片刻动摇过。这种信念当然不是根据去夏那些黑暗日子里的事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事实，但在总统12月29日的广播讲话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祝词，他说：“我相信，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这种信念来自最新、最好的情报。”
我们固然希望美国不卷入战争，希望与一切国家特别是与日本和睦相处，但要是甘让自己受骗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就是愚蠢透顶。正在往战争道路上走的是日本，不是我们，但这条道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幸福具有同样的危害，因为日本走这条路时，打着“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冠冕堂皇的幌子。那些建议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人，要是能看看日本要人在最近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反映他们真实欲望和意图的文章，哪怕是略看几篇，这些爱好和平的同胞也会明白，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实行这种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有些好心肠的同胞也许会责备我，说我不提建设性的意见而偏要危言耸听，对这些人我偏要说，只有挫败日本极端分子的计划，使其声誉扫地，我们才能指望在东亚看到和平。癌症若得不到控制，就会逐渐侵蚀它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直至其恶性支配力再无敌手。但是，若在早期就控制癌症，使其不起作用，当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重占支配地位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恢复健康的状态。那时，正如我在呈总统信中说的，我们才可以着手同日本重建正常的关系，重新处理整个太平洋问题。
英国若在欧洲获胜，诚然会使目前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有所改观，并使其大为简单化，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坐待英国胜利，是否应该让日本在它现在觊觎的一切地区埋头干下去，恐怕还是一个终究要考虑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日本前进的速度，在此期间，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准备对付任何事变。
我看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假如希腊的参战不算，那么，总统12月29日的演说总该是转折的标志。我们从收音机听过这篇演说；我又看了演讲稿五遍，差不多能背得出了，自然又想尽办法使它受到日本要人的注意，因为日文报纸发表的只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摘录。这是一篇惊人的演说，假设我对重选罗斯福是否明智有过丝毫怀疑（我没有怀疑过），这篇演说也会把此种怀疑一扫而光。对那些想蒙头睡大觉的同胞，这篇演说是一服强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警告。
12月14日，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弗兰克：
……关于日本及其所作所为。在我看来，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总有一天得摊牌，有待决定的问题只在于对我们来说是早点摊牌有利还是晚点摊牌有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该问题的主要因素可能如下：
（1）英国在欧战中能否获胜，何时可望获胜；
（2）如果我们卷入对日战争，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
（3）我们自己的远东政策与我们的战备计划、同现在和今后的美日海军实力对比必须协调至什么程度。
由于我们此处情报有限，对这些问题，我即使想做概略的回答也是没有资格的。
从东京这里观察局势，我们的看法可略述如下。
我总希望在美日关系中能有一点永久性的建树，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发现，外交已被它根本无法控制的倾向和势力击败了。我们的工作如同遭到一场台风的猛袭，毁灭殆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外交成绩。日本已公开地、无耻地成了侵略国之一，成了那么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凡是美国要维护的，它几乎全要去摧毁。现在只有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防止日本人在中国永久盘踞下去，防止他们在已被他们划定的地区以经济控制为政治统治的先导而推行其“南进”政策。像美国禁运所产生的那类经济障碍，从长期看固然会给日本造成严重困难，但同时也有可能促使日本人孤注一掷，以求经济上自给自足。
历史可证明，日本的政策总是时而摆向过激，时而摆向稳健，但是从今天的情势来判断，我们认为较大的可能是更加摆向极端，而不是转为相反的方向。近卫内阁，特别是松冈，不久将会倒台，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不论一个还是一群——若要完全改变扩张主义的计划，就别想活下去。
我们自搞一套政策，日本有所行动，我们也在某方面进行应对，这种从容应对而又坚定不移的政策非常高明，而且已深深印入日本人的意识。不过，日本民众中虽有很多人确实在为他们领导人的现行方针感到不快，却仍旧无法说出他们自己的心里话，也没有什么力量，看来这种状况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另外，德国人又拼命在这里煽风点火，希望日本和美国打起来。我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松冈：他的国家正奔向灾难。他至少已经看到了，他为恫吓我们而做的那些行为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
由此看来，除非我们准备和休·约翰逊将军一起全部撤出“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地区（绝不会有这种事），否则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我方采取逐步强硬的政策确实要冒难以避免的风险，特别是如“帕奈号”被击沉那样突如其来的打击，那是会激怒美国人民的。但我认为，假如我们奉行放任政策，我们将来碰到的危险会大得多。
换言之，当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时候，我们若不采取积极措施以维护我们未来的安全，其危险就要比现在采取积极措施大得多。据我了解，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采取有力行动。我看主要的争论之点不在于是否必须阻止日本实行其计划，而在于什么时候去阻止它。
重要的是要经常牢记，我们采取“战争以外”的措施时，假如没有为贯彻实行这些措施而不惜一战的决心，就很容易被日本人看穿，他们就会继续放手大干，甚至由此得到更大的鼓励。只有当他们肯定我们是有当战则战的决心时，我们的初步措施才会有收效的希望，才有可能消除战争的必然性。这也是1914年爱德华·格雷爵士[11]说过的话。
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
概括起来，我对现在和今后局势的看法大致就是这些。我发回去的电报有些您一定已经看过了。在这些电文中，我们总想把这个岗位上所能见到的情景尽量描述清楚。如今，哪怕是日本人自己，右边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左边的人在干什么，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情报，我们不得不在暗中到处摸索。他们所谓的“新体制”搞得一塌糊涂，政府内部争吵不休，情况之糟令人难以置信。新增一项极权主义的措施，就新添一个响亮的口号来掩饰。一切都确实已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所了解和喜欢的那个日本了。
……您正在运筹帷幄对外事务，国家有您继续掌舵，不致失去您那英明的远见、坚强的决心和宏大的胆略，我深感庆幸。
总统对远东危机做出结论
总统复信如下：
白宫
华盛顿
1941年1月21日
亲爱的乔：
12月14日来函我已认真研读。
首先，我得说，您对时局的全面分析和论断，使我受益匪浅。这些意见来自直接的观察、长期处理对日关系的经验和高明的判断，三者结合到一起，实属难能可贵。您得出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此外，我重新当选，承您道贺并对我指导外交事务表示信任，我衷心感谢。
您希望我就我国对远东的事态发展应持何种态度的某些方面阐述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部是这场世界整体冲突的一部分；因此还必须承认，在欧洲和远东，我国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肩负的任务，是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些利益受到严重危害，就得去保卫。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统筹考虑到，凡有助于保卫我国总体安全的方式都要加以利用。
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视之为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如果我国卷入对日作战，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日本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英国战胜德国的可能性是否同样会因此减少。英伦三岛以及岛上的英国人之所以还能够存续和保卫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强的本土防御，而且因为作为大英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的英国本土能够调动雄厚的资源来维持战争，并能有效地对敌人施加世界规模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压力。他们靠输入世界各地的货物与利用庞大的海外资金为生。他们保卫自己，不仅是靠本土的防御措施，而且在远离本土的地区进行广泛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活动。这既可以保障他们自己的物资供应，又能切断敌人的一些供应来源，并使敌人不能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来攻击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英国人在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按大致业已确定的方针给予援助。而在远东，就美国的能力来说，这种援助当然是在“可能”范围之内。他们的防御战略必然是全球性的。我们在实施通过给予他们援助来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这一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在给英国运送物资的同时，还能借此避免世界各地之间的交通要道免于封锁，如此英国就不至于失去其他重要的供应来源而让敌方得到更多的物资。
您还提出英国在欧战中能否获胜、何时可望得胜的问题，并认为这也是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重要因素。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欧洲的战争。正如我最近公开宣布的那样，我坚信英国人在我们的帮助下一定能获胜。战争很可能要拖很久，但我们必须牢记，如果日本不受遏制，那么在战争的过程中，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区域的领土归属就可能发生变化。而要使这种变化再恢复过来就需要实力。然而等到英国胜利时，它的实力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从来信第四页下端和第五页上方的话可以看出，您也相当重视问题的这个方面。
一跟您谈我的想法，就写了这么多，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大、太错综复杂，即使想简单表述一下，也得从五大洲和七大洋[12]来考虑。最后，我还得特别指出，我们的问题既然是一个防御的问题，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制订得太死板，一旦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得根据当时的情势来确定何时、何地和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和使用我们的力量。
顺致热情的问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原口将军的节日问候
1941年1月1日
下面这段让人看不懂的祝词来自信奉基督教的原口初太郎[13]将军的圣诞节及新年贺卡，多少值得一记：
愿你们都期待清风低吟。
愉快的港湾轻易取胜；
轻快迈向无忧之海
愿你们的船启航！
节日的问候
祝美国有一个水晶般快乐的圣诞，祝美好的新一年快乐。
原口初太郎
感谢赐予我们团结
我等人民、永恒之民
团结不朽的美利坚子弟，以圣洁自由之姿立于自由之峰的大能之下。他们凭借高速的联络与交通来奏响音乐，开创美妙的艺术，又能全然理解上帝的旨意。他满怀热情地赐下宝石般的箴言，借此促进团结，并将宇宙机械般的奥妙交到人手上。光辉照耀在他们之上，他们犹如天上的明星。我感谢他们，他们迈出钻石般的一步，准备在他们神的名义下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尽管雅典人提供毒草，罗马人又使之确定。他们立于聚光灯下，信仰与勇气让精神上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能团结起来。我们相信他们能肩并肩一起出发，尽管欲求、种族乃至国籍不同。他们重现了其光辉，启发了各式各样的美利坚子弟。向他们广而告之，荣耀归于天上至高的神，愿良善之人能在地上永享太平。
罗斯福对林德伯格
1941年1月2日
我尽量向更多的朋友散发总统1940年12月29日广播演说的全文，以及我们每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采自美国各大报的社论。我还叫威尔斯把演说全文发表在《日本新闻周刊》（The Japan News Week）上，在日本约有三千两百人订阅该周刊，其中有高级官员、企业单位和教友，该周刊还在报摊上零售一千两百份。单是住友公司就订有一百份，分送其职员。这样一来，至少某些重要人士可以见到演说的精彩部分，注意到日文报刊删掉的段落。
于是日文报刊便对总统的演说再加评论，《中外商业》评道：“林德伯格等人都反对参战。由此可见，罗斯福的演说不过是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国民。”这里的报刊总是大登特登美国名人发表的反对派意见和孤立主义言论，极少刊载相反的意见。因此，日本公众得到的印象自然是紊乱的、歪曲的。
德国挑拨日本和美国断交
1941年1月3日
这段时间德国人正千方百计阻止野村大将赴美，唆使日本同美国部分断交或完全断交，并且还将加紧离间日美关系，策动日本“南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近得自某方面的情报更使此事明白无误。我遂提请日本当局记住下几点。
（1）日本如果听从德国的驱策，不仅会吃大亏，最后将一无所得，徒增耗费，而且会招来危险。
（2）日本如果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亦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战败；二是轴心伙伴得胜而日本也暂时捞到一点好处，即使是这个结果，那些伙伴也绝不会允许日本保持其战利品。
（3）全世界反对轴心国的浪潮正继续高涨，越来越明确；德、意胜利的可能性则日见减小。
（4）如果日本因为纳粹的奉承而卷入新的军事冒险，它就会得罪那些原无伤害日本之意却有打击日本之力的国家，假如日本硬要迫使它们采取自卫行动，它们就会使用这种力量。要是日本不让自己被引入歧途，那就有百利而无一害。
（5）轴心同伙能给日本有效军事援助的这一点是不足为信的。
（6）日本可以好好想一想：如参加轴心国方面的作战，或者公开侵犯美英的利益或与美英有重大关系的利益，要冒多大的危险，又到底有什么好处？
此外，我还告诉国务院，德国人拼命挑拨日本和我国作对，我们一清二楚，我一直在提醒包括外相在内的日本熟人记住上述各点。我还正在想方设法使各界有影响的人士注意总统12月29日演说的全文。
日本报纸预告日美战争
1941年1月7日
今天的《国民新闻》发表长篇社论，警告日本国民：由于英国崩溃，日美战争将不可避免，美国必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参战。社论又说，这样一来，主要战场就会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而这篇以日本和美国为“交战双方的两大势力”的社论，还引用东条陆相最近的言论以及松冈和里宾特洛甫[14]的来往文电，称里宾特洛甫表示，“英国最迟至今秋就会被消灭”。该报断言，轴心国已受够了美国的挑衅，有理由对美国宣战。
与松冈发生争执
1941年1月18日
今天在松冈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午宴上，我同他们两人都交谈了，并希望野村能发挥他的影响力（我没有说向哪里施加影响），以改善美日关系。松冈说“关系确实坏到极点”，说完转身就走开了。
席间，松冈实际上还是以战争威胁美国，我立即回答，大意是：“外相也在美国长住过，理应知道美国人民在根本上是爱好和平的，同时也主张正义和公道。他还知道，有些东西是美国人民要坚决维护的，其中有属于义务者，也有属于权利者。让所有国家都得享和平、繁荣、安全、稳定和幸福，乃是他们最深切的愿望。处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我们必然会认识到，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事实和行动就是具体的证据，至于这些事实和行动所披的外衣，不管多么漂亮，都是不算数的。国家就跟人一样，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派野村出使的唯一优点
1941年1月20日
在一连串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宴会上，我曾和他多次见面，今晚甚至在一张沙发上同坐了半小时。可是，问他认为此番出使前景如何、最近访华有何观感，他却只字不提。他的英语显然讲得不好。将来在美国碰到那些强硬的参议员、众议员、新闻记者或官员，要是争论起来，不知他怎样应对。但正在此间访问的卫理会主教贝克告诉我，他曾在野村家和野村长谈过，深觉野村善于选词，熟悉长音节的字眼。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了，在最近的将来，语言掌握得好不好也无关宏旨。我看野村大将此去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指望他老老实实地向他的政府汇报美国政府和人民现今的思想和言论如何。
日本的礼貌
1941年1月25日
今天“奇普”·波伦[15]（“Chip” Bohlen）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曾自敦贺发来电报说，“假如还活着的话”，他将于某时抵达东京。从海参崴出发的这段旅程相当可怕，可怜的波伦因感冒发烧，一到就倒在床上。他说，敦贺的日本官员和船上的职员态度都非常恶劣：他出示护照和其他证件时，证件总是被一把抓过去，船上更无服务照料可言。这就是波伦对日本和这个号称礼让的民族的第一个印象。威利[16]来时的最初遭遇也叫人忘不了：他从俄国一过境，便被日本大兵推出人行道外。前几天我在东京车站排队等候通过检票处时，来了一个日本人，他认为他应该占先，便猛然一撞，把我推到队外。幸而我忍了一下，没有还击，理智随即抑制了勇猛。每个国家都有粗暴的人，但今天的日本似乎正是这种人的天下。人家肝火正旺，你有什么办法呢？
说来真是有趣，最近美国军舰“棉兰老号”上有人对着一艘日本军舰拍照时被看见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便大吵大闹，又是要求道歉，又是要求交出胶卷。事情最后闹到哈特将军那里，他就叫格拉斯福德（Glassford）海军少将转告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岛田大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竟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哈特上将）非常惊讶。他本人就亲眼看见过日本军舰，特别是‘出云号’上的人对着他所乘的旗舰拍照，他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对这种举动提什么抗议。”之后，日方也就不提要求了。很明显，老岛田总算还有一点常识。
第一次有偷袭珍珠港之谣
1941年1月27日
谣言四起，谓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我当然向我们政府报告了。
日本人视美国为战争贩子
1941年1月31日
美国政府的国务卿赫尔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并联想到太平洋问题，曾经暗示：日本若有什么建议，美国愿予考虑。这种暗示实在是傲慢无礼，不值一听。究竟是哪个国家在制造紧张局势，导致太平洋不得太平？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正是美国一边标榜门罗主义，力主世界和平；另一边却煽风点火，引发了欧洲的动乱。它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还在加紧策划更凶险的阴谋，要把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假若日本要提出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请美国舰队立即从太平洋撤走。
《京城日报》（朝鲜的日文日报）
日美关系的前景暗淡至极
1941年2月1日
最近东京有个同僚形容日本当前的政局为“不稳定的平衡”。若说不稳定，我们可以完全同意；但要说平衡，恐怕就有点用词不当了，即使真有什么力量在制止倾斜，这种平衡亦非肉眼所能见。不错，稳健派是在不断做工作，以求保持平衡，特别是本届国会，开得很秘密，各委员会会议皆不许旁听，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方针不致受到公众的指责。我们晓得，有田连日来都在质问外务大臣；我们还知道，广田曾谓松冈是在奉行一种“置日本于死地”的外交政策；我们还从几个知名的国会议员那里获悉，政府曾暗中保证，要采取一种旨在避免与美国冲突的政策。
可是实际上军部在全力推动“南进”：他们违反与维希政府的协议，变本加厉地压制印度支那，同时还硬要调解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纠纷。据报道，其目的是要获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作为报酬：这就证明日本是要夺取最后进攻新加坡的跳板，志在必得。稳健派和极端派正处于“平衡”状态云云，似难讲得通。后者正牢牢掌握着政权，实际上还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纳粹分子的怂恿下，他们还打算猛冲猛打。他们要不是认为美国不会动，就是认为即使美国不甘沉默而进行干预，后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日美关系的前景已暗淡到极点了。
日本继续蚕食活动
1941年2月7日
下述新情况，无论是实情还是传说，都是具体的迹象，表明日本正在加紧推行其“南进”政策。
（1）谣传日军已在邻近马来亚北境的泰国基地宋卡登陆，金兰湾出现日本海军船只，暹罗湾出现一艘或几艘日本巡洋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数艘驱逐舰。
（2）日本正进一步侵犯印度支那，控制西贡机场、调停泰印纠纷便是明证。日本之所以要充作调停者，据说是想获得海军基地的使用权。
果不出我们大使馆所料，日本是在继续实行其蚕食政策，过去两年间，它就是用这种办法夺得了海南岛、湎洲岛、斯普拉特利群岛[17]和印度支那北部。实行这种政策，是朝要伸手的方向先试着猛冲猛打几下，然后停一阵，探明所用手段的效果和影响，接着再干；现在由于纳粹德国的怂恿，这项政策执行得更起劲了。
日本已经在东南亚取得了一个落脚点，再做一些准备，它就可以由此包围或进攻新加坡，可以给轴心国在印度洋的船舶提供物资了。进攻新加坡的计划，看来很像要与意料中的德国在英国登陆的计划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陆海军中的保守派显然不主张马上对新加坡下手，而是要等到欧洲形势有利时才动，但也不要忘记军部极端分子那种不顾后果、以死相拼的劲头也可能在英美能够干预以前就压倒了保守分子。
国务院1940年12月4日发出的非正式备忘录，论述了新加坡对保卫英国本土的重大作用，说得相当透辟，堪称定论。英国目前不能、最近的将来大概也不能分出大量海军部队来防守新加坡。依据我们既定的援英政策，我们绝不能坐视这个战略重镇落到敌国手中。
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国民政府和远东英国人的士气之所以尚能维持，大概是因为还抱有一线希望，相信美国终将援助他们。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正承受着巨大压力，英国人也有突然遭受日本重压的可能，那么道理就再明白不过了：一分预防等于十分治疗。如果没有荷兰人的坚决努力，那么很难说，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能够守得住。新加坡被敌国夺去，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士气，影响英国在近东和东地中海的地位。
美国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何时采取此种行动，非我大使馆所能决定，因为这是属于最高战略决策的问题。我们建议不要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这种措施不仅无益，而且后患无穷。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应否阻止日本“南进”，而是什么时候去阻止它。把美国海军部队集结到远东来，必然会有引发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会大到什么程度，很难估计，但无论如何，除非美国已准备好打仗，否则就不应当冒这种危险。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及时制止日本“南进”，固然要冒险，但若让它继续横行，将来的危险就会更大。我们认为，日本人正指望我国会消极被动。我们认为，若要采取断然行动，就要尽快。
昆明来讯称，江西鄱阳的美国天主教教堂于11月15日被炸，来龙去脉很典型：一架日本飞机俯冲至约三百英尺高，向教堂投弹，院子里有两大幅美国国旗做标记，所有建筑物都画有白十字，视野也很清晰，但都无济于事；随后，这架飞机还转回来观察破坏的战果，并用机枪进行扫射。该教会称，教堂附近一英里范围内并无任何军事设施。结果，日本又会说这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会，请原谅。
松冈愿做调人的内幕
1941年2月21日
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信源是否可靠还无法确定，消息内容大意是：一个有陆军重要将校参与的强大集团正在酝酿政变，要用“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暴力手段来推翻政府。这个集团认为，政府正把日本直接引向对美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将必败无疑。所传政变成功后主要执政人物的名单我也拿到了，但不想记在这里。虽无法查核消息确否，但我知道确有人对近卫和松冈不满，我还知道日本人会怎样行事。这个消息未必是空穴来风。
松冈向艾登先生提出要为欧洲和平居中斡旋的消息甚嚣尘上。外国报纸大量报道，英国下议院都有人质询此事。至于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我原有一个想法，后来证明我猜对了。2月26日，松冈把整件事的原委全都告诉我了。事情似乎很简单，鉴于日本调解泰、印纠纷的行为受到批评，松冈便通过驻在伦敦的重光给艾登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大段说明中有这么几句：
最后，外务大臣（松冈先生）还想讲明的是，对早日恢复和平一事，日本深为关切。所以不仅在大东亚，而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日本都愿意充当调人，乐于承担无论是调停事宜还是其他旨在恢复常态的工作。
此外，另有一个背景：情报部次长石井在外务省看到了这个备忘录，便把其中某些部分向报界披露了。这种做法犹如著名的天羽声明，当年天羽也是把广田给驻华公使的一封训令公诸报界，两件事如出一辙。他们透露消息，事先都未经外相知晓或同意。松冈告诉我，他很生石井的气，已对他发出“严重警告”，但在公众面前，当然还是要顾及石井的面子。无论如何，此事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且相当严重。松冈说，英国人已借此大做文章，暗示德国处境不妙，需要讲和。这种结果和他当初的意图完全相反。谈到这里，他非常激动，因强压怒火，两眼通红。
高尔夫球成了外交的晴雨表
1941年2月22日
在法国大使馆例行的周五“家庭式”招待会上，法国大使馆参赞费恩（Fain）男爵问我打高尔夫球的近况。我说：“每当外交界同僚或日本人和我谈起来的时候，开头几乎总是问我打高尔夫球的情况而不是天气，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亲爱的男爵先生？”费恩答道：“为什么？大使先生，您的高尔夫球可是测量外交团状况的晴雨表。只要您有一个星期不打高尔夫球，此事就会电传到世界各国的政府办公室，因为这表明局势确实严重了！”我说：“那好，明晚您打电话来，我会悄悄地告诉您我是否还能按现在的规矩，每周六下午打一场高尔夫球。”
回想与松冈的一次谈话
1941年2月26日
在讨论泰国与印度支那争端的谈话中，松冈外相特别指责了英国政府，称其在远东采取的措施直接刺激了日本，导致局势很难好转。他还顺便提到关于新加坡港口布设水雷和澳大利亚军队被调到马、泰边境的报道。
我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明明都是防御性的措施，日本人却说成是进攻性的。正如我在美日协会午餐会上对外相讲过的那样，我们行事总应该要以“事实和行动”为依据，与日本“南进”有关的那些事实和行动才正是不仅让英国而且让我国深感不安的真实原因。日军在相继占领涠洲岛、海南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其他地区后，现在又进入印度支那。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已占领西贡机场，日本海军也正在那一带活动。这些步骤，加上日本许多政治家和陆海军将领表示“南进”意图的公开言论，已经造成了一种氛围。对此，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且威胁到我们的属地。
松冈先生答道，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并不只有日本一国，关于这点他还提了几个美国人的名字。他否认西贡机场被占领，说一些有关东京（Tongking，越南地名）的事，又表示：日军驻扎印度支那地区，是严格按照与维希政府所订正式协定的条款行事的。我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日军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外相却答道，这不过是补充兵员而已。
谈过以后，我便将所涉及的问题分别写了十三份备忘录。即便如此，也还是无法把他谈过的问题全都包罗在内。能熬过这种会谈的人，恐怕就没有不头昏脑涨的。以我所见，要论饶舌的本事，只有当年的土耳其外长图菲克·鲁希迪·贝伊（Tewfik Ruschdi Bey）能赛过松冈，鲁希迪还全是讲法语。幸亏我当过副国务卿，有牢记会谈要点的诀窍，那时往往要短时间内接连接见七八个外交官，只有事后才有空口授备忘录，而且每份备忘的记录都不得有遗漏。因为如果是忘记一点，也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暴力分子在国内的行为
1941年2月28日
粗暴的日本人不仅对外国人粗暴，对本国人也同样如此。最近报载，电影院门前排队的人群常常发生推撞、吵架乃至斗殴事件。据说“大政翼赞会”[18]（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生活指导部部长喜多先生在被问到对此现象有何高见时答道：“照我看，这是因为民众缺乏训练。要是日常辛勤工作，每月消遣一两次，倒也无可非议；但即使是合理的娱乐，也没有权利在戏院门口互相推撞。”电影院的经理却说：“这表明一般民众是多么热烈地在追求娱乐。”实情却是，娱乐活动甚至一切生活乐趣现在都受到极大限制，结果人们的性情自然就越来越暴躁了。德国的口号是“快乐才有力量”；而在日本，这个口号应当改为“不快乐才有力量”。
有位日本政治家变得客气了
1941年3月20日
赴外务次官官邸参加大桥次官及其夫人主持的外交团宴会。大桥原本就待人和气，甚至可以说很亲切，而且就任以来似乎变得更加成熟老练。不管怎样，席间艾丽斯总是逗得他很高兴。餐后，大桥和我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长谈。我们谈到日本的教育、经典及其教育制度的缺点，这种制度只是教青少年死记硬背，而不是培养他们的辨识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讲得很坦率。随后，便谈到罗斯福总统最近的演说。他说他曾经绞尽脑汁，就想弄清总统所谓的远东独裁制度是指什么；这肯定不是指的日本，因为尽管日本有许多缺点，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处在独裁统治之下。后来，他明白了：原来罗斯福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个十足的独裁者。至于说美国是在支援民主国家，他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蒋介石的中国更不民主的了。
他还提到了野村大将同总统及赫尔先生的会谈。令他感到高兴的是，双方已一致认为打一场日美战争是荒唐的。他痛骂那些给外国人不良待遇的人。谈得很有风趣，妙语连珠，而且十分愿意议论他本国的缺点，尽管还不是所有的缺点！我们原以为这晚将遇到一个索然无味、面目可憎的场面，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本自欺欺人的例子
1941年3月26日
理智的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会犯违背理智的毛病，或者说往往根据被灌输的宣传而做出自以为老实的结论，始终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有鉴于当局不许他们知道事实，也许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们是无辜的，但像早稻田大学校长那样有才有学、长期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居然也写出下面这种文章来，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
正如不久前近卫声明着重指出的那样，现在日本作战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一点点领土……与之相反，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并在尊重它的主权的同时，建立东亚新秩序。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日本才不得不下决心进行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具有如此崇高理想的战争，在世界上恐怕都没有先例吧？故称为“圣战”，真是恰如其分……今天世界上那些最坚决主张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国家，正是最不愿意实行这些主张的国家。大家若都如此言行不一，如何能实现国际正义？
尽管如此，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还是有幽默感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最近登了这么一条新闻：
英国占领丹属冰岛是非法的，所以德国政府谴责这种行为，并已将该地区纳入潜艇封锁的范围。这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教训：非经正当的法律手续，不得擅取别国的领土。
德国人的脸皮实在太厚了，所以总是看不出这条报道背后的讽刺意味。有位日本人曾经这样批评德国人：“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仆从吗？”前几天他对我说，德国人那么强横，他认为这是出于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一个日本人能讲出这些话，也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上述的那家报纸又把希特勒演说中的一个词“Herrenvolk”（即统治民族）印成“the hairy horde”（意为“长毛的原始部落”，指巨猿）。我可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印刷厂的学徒搞错了。
向威尔基致敬
1941年3月30日
美国国内正就两个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一是关于《租借法案》[19]；二是考虑到我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我们给英国的援助应该只达到什么程度。我担心，在争论中，感情太强烈，有时就会妨碍客观地思考问题。例如，国内有个明智的朋友写道：
无论男女，如果一个人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却又因为顾虑到个人而保持沉默，那就是不正派的，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可是这同一个人在另一处又写道：
他（威尔基）似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已经成了一个只想在报上被曝光的人，一个政治投机家。正如某某人说的，“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甘让自己被政府利用”。
着重号是我加的。什么策略？当这个世界战火纷飞、美国又徘徊歧路之时，还要在党派政治上钩心斗角吗？威尔基在理智上和其他方面倒可能恰好是一个正派的人，而“无论男女，如果一个人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却又……保持沉默”，那才是“不正派的”，这样说难道不合理吗？
不错，我国是实行两党制。少数派构成一个健全的反对派，正是这种制度的重要部分。然而，难道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反对派的任何成员，特别是有名望的成员，对政府的任何政策——即使是那个成员衷心认为正确的政策——都不应当支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