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提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上引两段话自相矛盾，其中对威尔基的基本看法是，“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想必是我自己的资质愚钝，要不就是我对一个人及其动机的评价有错误。自去年春天，我首次读到威尔基的一些演说词后（我的意见已记在当时的日记中），就已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无论在良心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诚实的。我也深信，他现在已经远远背离了他在竞选演说中讲过的一些话，但我所谓良心上正直的人，并不是指那类在情况业已变化、视野已更开阔、思想已更成熟之后仍不敢修改自己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人。
就威尔基而论，关键就在于他在良心上到底是否正直。如果他仅仅是在沽名钓誉，只是“一个只想在报上被曝光的人，一个政治投机家”，那么我对他的品质的评价就全错了，那我也就退出讨论。但是，如果他真如我坚信的那样在良心上是诚实的，而面对他也认为真的最有利于国家的行动方针时却保持沉默或加以反对，那岂不是又沦为一个不正派的人了吗？像他那样大力支持他自己视为正确的方针，难道不应该吗？我自己的看法是，威尔基会逐渐脱颖而出，将来他定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南进”暂告停顿
1941年4月10日
这个3月，远东局势的发展陷入停滞。日本对泰国与印度支那争端的“调停”已有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人向法国人提出最后通牒而后者完全接受而已。法国人知道，印度支那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的入侵。如果硬来，则很可能丢掉整个印度支那，因此他们认为放弃一部分总比全丢光好一些。顺便一提，我们还听说泰国首席代表事后评道，这次按日本之命制订的解决办法“完全缺乏常识”。看来此事的最后结果是，日本掐住了印度支那，并且至少部分地控制住了泰国。将来日本人若认为时机成熟，准备进攻马来亚、缅甸或新加坡，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地方。不过，欧洲的事态仍在发展中，另外日本人至少还得瞧一瞧美国的动向，因此日本的“南进”暂告停顿。
在此期间，松冈已赴欧洲进行他那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众所周知，他曾经说，里宾特洛甫一向被认为是欧洲最有名的说谎者，他倒想去看看真相是否如此。至于他在莫斯科的情况，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在他和斯大林一小时的会晤中，他用了整整五十八分钟宣讲日本的意识形态，结语更是妙不可言：日本人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非共产主义者，但共产主义和日本的家庭生活颇有相似之处。据说斯大林随即答道，尽管俄国和日本意识形态不同，但他看不出两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朋友，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很想知道，松冈与希特勒会谈时，是否也同样有本事能够垄断发言。论饶舌，只有超人能赛得过松冈，但说不定希特勒是个超人。据传松冈曾对德国报界说（大意）：世间种种祸乱都是英美的阴谋诡计造成的。这类话我想他一定讲过。对于德国人，我是了解一点的，他们一定会过高估计自己的本领而对他尽施威胁利诱之术，这种惯用的伎俩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轴心国之间的纽带。等着瞧吧，不管怎样，松冈先生单挑这个时候来访问，真是再糟糕不过了。他一到柏林，就碰上德国将南斯拉夫拉入轴心国集团的计划从初步成功沦为彻底失败，他抵达罗马的当天（或前后），就传来意大利在马塔潘海战中惨败的消息。松冈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这本事大概连黑猫也比不过。
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在不断恶化，对近卫及其内阁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这种不满导致4月初的内阁改组，小仓、丰田海军大将和铃木将军被延揽入阁。小仓是住友财阀的首脑，碰巧又是关西美日协会（大阪）的会长。丰田贞次郎稳健明理。这两位我都认识，小仓跟我很熟，丰田也相当熟。这次变动无疑是平沼导演的，我们相信定是他在幕后操纵，希望给近卫公爵虚弱的内阁增添一些力量。改组的结果也许会是正面的，可以指望他们能对狂热的极端分子施加抑制性的影响力。事实上，也开始看到了一些征兆，至少亲轴心的情绪已有略微冷却的迹象。
但归根结底，正如我常说的那样，今后形势究竟会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欧洲事态发展，特别是不列颠战役的结果。
尽管勉为其难，也很扫兴，我还是放弃了今春请求休假的一切打算。举世烦扰，不是休假的时候，何况未来几个月既然很可能是欧洲的关键时刻，远东也同样可能出现危局。我原拟于6月返美接受一个名誉学位，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期间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别人也能胜任代理主持使馆工作。要这样劝服我自己很容易，但也可能会发生某种需要大使发挥其影响力的大事。我心里很难受，因为夜深时我曾经大胆地想过，说不定哪一天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现在请帖果然来了，而我却不能去接受。看来那颗守旧的新英格兰的良心又赢了。
盛传日本将进攻新加坡
1941年4月15日
在我去川奈期间，东京盛传不待松冈归国，日本在几天内就要进攻新加坡。谣言层出不穷，甚至有些新闻记者已拍电报回国，外交官也全都为之震动。于是，我们大使馆遂不得不将此说电告华盛顿。自12日至15日谣言传了三天左右，15日，杜曼午餐时遇见大桥，大桥却“矢口”否认。根据大桥的指点，我们请美联社的希尔去问石井康。石井说：“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日本绝无派陆军或海军进攻或前往新加坡之意。”他还说，正如近卫公爵最近声明中说的那样，日本对南洋所抱的目的完全是和平性质的，只限于经济方面。他称这次谣言为“战争贩子的作品”。石原将军曾因撰文主张进攻新加坡而奉令退役，至少他那里是谣言的出处之一。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4月17日
关于和苏俄签订的这个条约，日本报刊的总体倾向是给予谨慎的肯定，但无多大热情，而且指出，这不过是日苏关系走向稳定的第一步。有迹象表明，日本对这个北方邻邦还是没有完全信任，以至于还不能放心“南进”。
总的来说，反对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的势力似乎还是相当可观。政府亦仍在留心观察欧洲局势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但又必须承认，前两周东地中海军事形势堪忧，已在日本引起了显著的反响，舆情正趋于对亲轴心分子有利。
昨天日本政府就如何评论日苏条约的问题，向日本报界秘密发出了以下指示：
（1）报刊报道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日本对订成这个条约的反应并不热烈；
（2）不要提及日本国内某些反苏分子的反对意见；
（3）不要说苏俄订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有什么软弱之处；
（4）不要触及日苏两国相互提出的附有条件的具体规定。
这些指示当然十分重要：它们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我由可靠方面获悉并已据此电告国务院：德国在日本的第五纵队势力不断增加，确实使人觉得不安。据说盖世太保日益猖獗的活动已惹人注意，这些家伙正在把他们认为抱有反轴心情绪的日本人的名单报告给日本警察当局。
苏日条约的背景
1941年4月22日
我在3月的日记中已经写过，松冈在赴柏林途中曾与斯大林进行双方之间的首次会淡，在六十分钟的会晤中，有五十八分钟是他向斯大林大谈日本的意识形态，结尾时还强调共产主义和日本家庭生活颇有相似之处。后来松冈从柏林回国时，又对斯坦哈特[20]说，他本以为与斯大林订约的希望甚微。因为俄国人要求，要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就得做出一些让步，而他松冈是不肯让步的，日本公众也不会容忍让步。可是后来到最后一分钟，听说斯大林突然提出可以订一个中立条约，于是几分钟内便同意签订了这个条约，日本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如果没有秘密让步的话）。对此事最感到意外的显然是松冈。
这个中立条约是否附有秘密的承诺或协议，目前尚且缺乏这方面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分析了条约可能产生的结果，得到了如下结论。
（1）日本至少在表面上无须为订约付出代价，因此促成此条约便意味着松冈取得了一项巨大的个人成就。
（2）条约并未规定缔约国各应实行什么政策、承担什么义务。由此可见，缔约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利用条约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双方都认为可以借此影响对方和第三者（在苏联看来，可以影响德国；在日本看来，则可以影响美、英）。
（3）不管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保留，不管条文措辞如何巧妙，条约的倾向恐怕还是要结束中日战争，而非相反。
（4）就日本同苏俄的关系而言，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人有注重形式的心理，条约也有抵消轴心国三国同盟的片面性的意图。
（5）条约可能会助长主张推行“南进”政策的日本极端分子的气焰，因为条约保证，假使日本与第三国（即美国）开战，苏联将保持中立。
斯坦哈特曾宴请松冈，松冈在同他的谈话中透露了下述各点，我得知后便毫不犹豫地把这几点记下来了。因为松冈回来后若有时间，他还是会把他和斯坦哈特谈过的一切告诉我。
（1）无论在柏林还是罗马，松冈都没有做过任何承诺。
（2）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这是松冈的口头禅，在公私场合，他都经常这样叨念。
（3）只有当美国向德国宣战时，日本才必须同美国作战。除此以外，凡事日本都要先和德国协商。
（4）松冈不相信德国会对美国宣战，但若有万一，他希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要先给日本一点时间，让它表明立场。
（5）日本将严格履行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
（6）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对松冈说过他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7）他们还暗示，日本应停止反美的宣传鼓动。
（8）他们三个人都表示希望和平，但在英国投降以前，他们看不出有任何和平的可能。
（9）希特勒这个人给松冈留下很好的印象，松冈称其为天才。在他们的各次会谈中，希特勒都很讲道理，冷静沉着，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一般人所形容的那种暴躁的性格。
（10）里宾特洛甫赞扬英国正在进行的战斗，并且认识到，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它现在的力量比战争开始时更强。他还表示意见说，大英帝国恐怕是难以摧毁的。
（11）希特勒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入侵英国本土，他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飞机和潜艇上。
（12）松冈不相信英国能够离间德意两国，意大利几乎完全被德国控制住了，何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彼此钦佩的个人关系。但德国人被告知，“无论在态度还是言谈上都不要轻视”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并未因最近的挫败而泄气，自信不久后就能“卷土重来”。
（13）由于苏联开价过高，松冈同莫洛托夫（Molotov）会谈时几乎毫无进展。
（14）日本可以和莫斯科达成协议，也可以和苏联翻脸：它有选择的余地。
（15）松冈迫切希望尽早结束对华战争，并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能告诫蒋介石，若后者不肯接受公平合理的议和条件，美国便停止援助，那么战争就可望结束。可日本人还是不会让第三者来调停，和平仍只能通过两国直接谈判来实现。
（16）除非苏联大量削减它对德国的物资供应，否则德国人是不会侵犯苏联的，虽然他们已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认为，德国人放出可能要打苏联的风声，目的不过是要吓唬苏联人，使其继续供应物资。
（17）松冈希望总统和赫尔先生能信任他。
后来斯坦哈特为谨慎起见，将上述各点的记录念给松冈听。松冈证实，所记准确无误，他正是这样讲的。
德国会进攻俄国吗？
1941年4月22日
德国是否很快就要进攻苏俄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和高加索的石油，一时还无法断定。我认为终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德国人会时常散布即将进攻的谣言，目的是恫吓俄国人，使其增加货物供应量，乃至迫使苏联加入轴心国集团。德国人总以为入侵苏俄是轻而易举的，跟一次小规模的交锋差不多。这种看法也许对；但俄国人又是很难揣度的。诺门坎之役，他们确实教训过日本人，但那也许并不是一次大的考验。
松冈向黑龙会报告
1941年4月25日
听说松冈刚从莫斯科回来，反法西斯、反共的黑龙会便立即派代表去见他，要弄清他同俄国人签订的协议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据给我们提供可靠情报的人说，松冈十分明确地保证，条约中绝无秘密条款，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政府都没有做过任何性质的口头承诺。两国也没有讨论过削减各自在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兵力。
松冈说，日本是在研究了全部事实、客观而周密地估量了时局中的一切要素之后才做此决定的。这个政策背后有着远大的抱负，即最终要在地球上造成“八纮一宇”一词所设想的那种局面，但它的目的还在于实现日本赋予这个词的概念，那就是“天下太平”。在这种太平盛世，任何民族都不再遭受征服、压迫和剥削。松冈说，这个政策一经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但又得十分慎重，留心时局变化中的每个细节。（时局变化！这是一个借口，日本总是给自己留下这类借口。它将恪守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除非时局变化。只要它认为时局变化了，义务就成了废纸，“恪守”也就到此为止了。）
松冈的手腕耍过了头
1941年5月2日
松冈出访柏林、罗马和莫斯科归来后，红极一时。他和苏俄签订中立条约的成就，加上最近德国在巴尔干和利比亚的军事胜利，暂时巩固了他在民众中的声望。一般认为，他的野心是要当首相（倘若他真当了首相，那就请上帝保佑日本吧），他将利用他在外交上的成就来增加他个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他正在干一件逆风行舟的事。据了解，他一回来就在欢迎他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明嘲暗讽地攻击他的内阁同僚。他转弯抹角地指责他们蓄意破坏物资分配制度，他还提到日本中古史上一个图谋篡位而被后世唾骂的人物足利尊氏，暗喻有人在暗地里在拆大政翼赞会的台，这也应属于叛国行为。
此外，据说还有这么一件事：他回国后向近卫公爵汇报，内容包括他曾自作主张在订约过程中未经内阁授权便向苏联许下某种诺言。听到这话时，首相和阁员都非常愤怒。到底是什么诺言，无法确认，因为按新颁布的《国家机密法》，凡向我们泄密者都要吃官司，但也并非无法猜测：所做诺言大概和西伯利亚边境驻军的人数有关。
看来短期内松冈还不会被撤换，因为公众对他的评价太高了，但政府中人不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总想不惜与美国一战，所以还把他看作危险人物。我们知道，近卫公爵和内阁都不会让他去访问美国，尽管他有此愿望。
谒见皇太后
1941年5月10日
自从九年前我们到日本以来，还没有和皇太后接触过，所以艾丽斯主动提出要拜见她，先后经过松平夫人和式部官长松平子爵的安排，觐见定于9日举行。这次觐见是以祝贺太后之子即天皇幼弟三笠宫订婚，以及其孙女即天皇长女与年轻的东久迩宫亲王订婚为名，艾丽斯也只是以外交团团长夫人的身份被接见。因为若是作为大使夫人去拜见，就等于开了一个先例，类似的请求就会接踵而来：无论如何，此次安排也已经算是破格了。但对艾丽斯来说，她本人的确向来钦仰太后，确实希望能见她一面。
结果不错，接待非常热情，气氛极为融洽。她们坐下来畅谈了半个钟头，由艾丽斯的朋友——女官山中夫人当翻译，她还见到了老迈的西村，他自夫人去世后衰老得更厉害了。艾丽斯说，关于西村夫人的情况，太后了解得比任何人（除我以外）都多。太后感谢艾丽斯经常送时装书刊（《时装》杂志等）和爵士音乐唱片给秩父宫妃，艾丽斯答道这些礼物不成敬意，太后便说，不要小看这些唱片，秩父宫在叶山养病时就听过这些唱片，他喜欢极了。
太后又说到前晚秩父宫妃和她进膳时还聊起这些唱片，谈起秩父宫妃的兄弟去世时艾丽斯送的花。太后还知道艾丽斯很关心聋哑学校，并感谢她在这方面做的贡献。太后对艾丽斯的事情知道得这么多，令人感到惊奇，而那样的致谢又使她有点窘迫。于是，她便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来制造话题，逗得太后爽朗地笑起来，至少可以舒缓一下宫中那种礼仪森严的气氛。太后还详细问了我们儿孙的情况。
艾丽斯去时带了一些鲜橙、柠檬和葡萄，这是沃尔特·迪林厄姆（Walter Dillingham）从加州送来给我们的，后来听说太后又转送了一些给天皇和皇后。太后赠给艾丽斯一束采自御花园的漂亮兰花。后来山中夫人对萩原夫人说，这次谒见“极为成功”，太后非常高兴，她亲手向外国大使夫人送花还是史上头一遭。太后说，她希望不久后会有那么一天，能把所有各国使节夫人都邀请到宫里来赏花。艾丽斯道别时，太后拉着她的手依依不舍，送她到门外，行屈膝礼告别。
我之所以把这次聚会写得如此详细，是因为我觉得此事表明皇室非常希望与美国亲善，也将助力于促成亲善，因为这些情节肯定会从天皇一直传到臣民。虽然我们自己会极其当心，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些。
日本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
1941年5月15日
致华盛顿一封长电，述评日本驻南京大使本多和外务大臣松冈在中国问题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本多主张加强汪精卫政权，集合全力于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并试图创造出一种可以向日本国民以为中国事变已告“解决”的局面。报刊却奉命要大肆渲染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此后数周里，日本报纸上便充斥着日军大胜和连续歼灭中国军队的报道，这些报道与来自对方的报道截然相反。我对国务院说，本多的意见事关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按理应当由首相或外相来发表意见，可是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因此，外国的外交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实际上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1941年5月16日
因松冈对法国大使阿尔塞纳-亨利讲了一些话，大使本人又向我转述，前述政府内部分歧的情况就更清楚了。松冈似乎认为，诱使汪精卫逃离重庆，他自己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他感到应当尽全力支持前者。可从汪精卫对日本的态度来看，他觉得汪精卫已没有再求他支持的资格。据他看，无论如何解决，现在能够和日本合作找到解决办法的只有蒋介石。目前还没有委托任何第三国的人或中国人去找蒋介石联系，但是松冈已准备在适当时刻找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去向蒋提出某种符合日本要求的建议。
非正统外交的一章：对松冈的观感
1941年5月27日
关于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盟约，以及德美爆发战争时这个条约与日美和战问题的关系，作为非正统的外交的一章，外务大臣松冈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饶有趣味的。
引发我与松冈先生口头和书面交换意见的那些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相出访欧洲约六周后回到东京，我立即函请在外相得便时与他会面。他让我（别国大使也一样）等了约三周之久，最后才在外务省正式接见我。在谈话中外相表示意见称，美国既然对德国抱挑衅态度，就该公开对德宣战，这样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他还说，希特勒一直非常耐心、宽宏大量，没有对美国宣战，但不能指望希特勒会无限期地保持忍耐和克制。我对他的话提出抗议，他便收回原意，辩称不是暗指美国干了不算好汉、不够体面、不合情理之事。后来他又写信对我说，只因他的英语知识不足，所以错用了“decent”（体面的）这个词，他的本意是要说“discreet”（谨慎的）。
外相接着极为清晰地表述了他对三国盟约的解释，大意是如果美国为它开往英国的船只护航，如果德国击沉这些船只，如果美国因此便同德国开战，那么他就要根据盟约第三条的含义把美国看作“侵略国”。他相信，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美战争。他又说，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意见，真到那时不但要和他的阁僚，而且要和日本的盟国商议。而与盟国商议时，三票中日本又只有一票。［关于这一点，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据希腊公使波利蒂斯（Politis）先生说，今春德国攻打希腊时，松冈先生曾告诉他，日本在三国盟约中应尽什么义务由其自己决定，而其决定将以常识为指导；并且松冈先生认为，日本将做出什么决定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从没有提到过什么三票中日本只有一票。］
盟约第三条规定，只有当盟国之一被他国进攻时盟国之间才需要互相援助。我对于外相对日本在此条下承担的义务做如此解释表示惊讶。日本竟可以这样放弃它将来的行动自由，可以把它未来的命运交给三票中它只享有一票的情形去决定，让我尤为骇异。我阐述了美国对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的态度和美国要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并将为自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决心。
5月15日，我回复松冈先生5月14日的第一封来信，一面感谢他，一面对他讲，那天会谈中他有些话“含义重大、影响深远”，令人遗憾。17日，松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标明“纯系私函”，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知道如何当一名外相才是“正确”的，但那并不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他常常忘记他是外相，而时常又不得不意识到自己身处这个职位。对于许多外交家常抱的所谓“正确态度”，他实在是感到厌恶，这种态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成就”。他承认他自己总爱用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前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如果我认为这是他癫狂的表现，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至于5月14日会谈中他的那些措辞，他作为外相本来不该讲。在我们的正式交往中没有讲这些话的余地。他是把我当成一名世界公民才向我吐露真言的，他不仅将我看作一名大使，还将我看作他可以暴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意图的对象。不过，他仍然写到尽管美国那样挑衅，德国还是忍耐，写到如果美国因进攻或被攻击（被攻击这一点他认为“倒不足为虑”）而卷入欧战，可怕的世界末日就会降临到文明世界的头上。另外他还说，他不知道我信中所谓“含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什么意思。他想不起他有哪句话可以导致我做如此解释，所以他相信其中必有误会。他建议一两天内再会谈一次。
5月19日，外相在他的私邸接见我。喝过茶后，便在花园里散步，两人都抽着烟斗，无拘无束，随意闲聊。他突然谈到赫尔先生曾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告之14日我们会谈时松冈先土曾企图“恐吓”我。他对此表示惊讶。外相否认他有恐吓我的意图，更没有恐吓过我。对我将上次会谈呈报我国政府，他也感到诧异，他之所以会同我进行那次讲话，是因为把我看作格鲁先生而不是美国大使。我告诉外相，我在报告中说到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时用过“好战的”这个词，接着我便把他那些被我形容为“含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话背给他听。外相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只笑笑说，他的言辞或许可以说是好战的，但他的内心和思想是爱好和平的。
我对外相讲明一个事实：我在日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准确弄清日本政府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汇报，一如野村将军对待美国政府政策的态度一样，他在华盛顿也正是如此做的。松冈作为外务大臣，就是我能够了解日本政策的唯一的官方渠道。因此，纵使他是跟作为格鲁先生而不是作为美国大使的我讨论政策，我也还是有责任把他的观点告知我国政府，因为他是在代表日本政府讲话。在是否报告这一点上，外相不同意我的说明，但他还是承认了5月14日他向我发表过的意见。
在这次两小时的谈话中，我谈到美国不可剥夺的自卫权，谈到国际法在公海航行自由方面的应用，并表示意见说，如果日本真想同美国和平相处，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美国的自卫措施理解为侵略行为。我还向外相读了赫尔先生4月24日在美国国际法协会上演说的全文。松冈先生认真听了，对每个要点都点头表示理解；他认为这篇演说把美国观点陈述得很清楚，堪称一篇很好的演说，但又说除美国观点而外还有别的观点，他觉得我们美国人总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其他当事者想一想。我答道，我们只能依据事实和行动，这些事实和行动已经把其他当事者的立场和态度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仅仅是草草记下与松冈先生两次会谈和书信往来中出现的某些要点。他和我谈话、写信，是把我看作朋友而非大使，我本来不想加以利用，但我还是坚信，外相长时间出访归来在外务省第一次和我会晤后所交换的这一切意见，不管方式多么特殊，仍只能当作官方意见看。至于松冈先生表示的意见是否代表日本政府全体的观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我们打交道的一般情况而言，不妨这样说：我和松冈先生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我把他当作自己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在交往中我喜欢他的直率，至少从表面看上去他还算直率。讨论问题时，他的有些话用词过于强硬，有些话甚至逼得我非提出强烈的正式抗议不可，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候，我也尽量在言辞中少带情绪；作为外相和大使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攻其不备，迫使对方吐露实情。有些言辞虽可以解释为意在侮辱对方的国家，例如他竟说美国应该怎么做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但那是冲口而出、有口无心的，而且一经责难他便愿意收回，并没有背着人而耿耿于怀。
若问松冈先生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否诚实，我不想表示怀疑。在东京，政治把戏层出不穷，有时人家就引他的话，证明他在这个场合讲的是一套，在那个场合又完全是另外一套。他讲话的确太随便，滔滔不绝，若时间许可，能讲上几个钟头。在此情况下，要他说话一点也不自相矛盾，那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他跟我谈话时，我倒觉得他是在遵循着一个经过缜密考虑过的方针，即尽量把美国和德国开战的后果描绘得非常可怕。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误的估计，以为用这种手法就可以对美国政策施加抑制性的影响。
松冈先生就职后不久就暗示过，他的政纲是恐吓美国，迫使它对远东和欧洲都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态度。他自认为这是能办得到的，也应该这样去做。订立三国同盟，就是为了贯彻这个政纲。殊不知弄巧成拙，这一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刺激了美国舆论，成了促使美国舆论脱离孤立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计划是惨败了，但看样子松冈先生恐怕还是不会改弦易辙，而宁愿在一条充满极大危险的路上走下去。因为另外制定方针，就无异于自认完全看错了美国人的性格和气质，就必然导致他的外相位子坐不稳。
德国催逼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1年6月10日
有位对我们友好的国会议员因有亲美的名声，不敢来大使馆。今天他通知我，松冈正受到德国大使馆和日本某些极端分子两方面的强大压力，要他对荷属东印度采取有力行动；因为荷属东印度当局已答复日本的要求，送来的照会严正有理，婉言拒绝将全部财物奉送给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据说，德国人催逼日本动手，而以美国不可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作战为理由。日本的极端派则是想在德国胜利结束战争之前拿下荷属东印度，因为他们害怕德国也在打荷属东印度的主意。
那位报信者还告诉我，纳粹分子已钻进日本的文化团体及其他各种团体，其渗透程度比一般人知道的要深得多，他们正在煽动群众，挑起后者对荷属东印度的恶感，想借此迫使松冈行动。政府中也有人相信，美国舰队大部分已从太平洋调赴大西洋，这种认知对情势当然也有明显的影响。
关于上述情报，我向国务院评论道：日本袭击荷属东印度会冒多大风险，目前我还没有把握来做判断。从技术上来看，只要对华战争还在打下去，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恐怕就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事情又有另外一面，我们必须记住，松冈先生已是轴心国的掌中物，面对来自德国的压力，他往往俯首顺从。在日本国内，他还拥有一大批有势力的追随者。他的言行无不包含着对美国的蔑视，他总是以为，美国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无可奈何，不会有什么强硬措施。日本极端派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若低估实际上就是短视。
苏德开战前夕的日本国内情势
1941年6月19日
东京一直有传言称，内阁内部在大政方针上意见不一，尽管日本宣称忠于三国条约，但对极权主义，特别是纳粹型的极权主义，仍有人持强烈的抵制态度，这种态度越发明显。现在东京之所以笼罩着一种“停滞不前”的气氛，上述情况也许就是原因之一。此外，美国政策的趋向还摸不准，德国有进攻苏俄的可能，以及国际上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或许也与造成这种气氛有关。
日本国内这种意见分歧的有些迹象也许还会使人感到有趣。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反映就是日本给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答复极为温和。
根据从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消息，代表们在讨论中并没有把松冈先生5月28日在日比谷的演说内容列入议题。在那次演说中，外相曾拼命为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辩护。他论说日本的经济结构远不如德国，又骂日本政府领导人和日本实业家缺乏责任感，全是无能之辈。很可能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加上那种十足希特勒式的腔调，虽然松冈先生本人提供了演说全文，印了二十万份小册子，内务省却禁止发行。
听说近几个月来，司法大臣柳川将军已下令逮捕了四百四十名基层官员，理由是这些人的极权主义言论触犯了《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法案》。该法规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者，均应受罚。现在我们又知道，6月11日农林大臣石黑先生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农林省的农政局局长盗用公款用于极权主义宣传，最近被关押。
6月17日，报上宣布，内阁将新设一个“思想对策协议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压制官员中的危险思想。
对日本政策的不满，对纳粹和法西斯思想倾向的反抗，在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代表们的发言中同样有所流露，这值得注意。会上好几个发言者都承认，日本国内亲美亲英者大有人在，另外至少有一个发言者还力主日本不要模仿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制度。
国内意见不一致，既强烈表现在上述迹象中，也表现在报纸社论谨慎的评语中。这些现象都说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尚未最后确定，突然改变方向也并非全无可能。
德国进攻俄国：初步印象
1941年6月22日
今天传来德苏开战的消息。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但这样突如其来，仍令人惊异。我原以为德苏战争还要再迟一点才会爆发。自欧战爆发以来，我只敢做两个有把握的预言：一是英国不会战败，二是德国和苏俄早晚会打起来。一个预言已经成为事实；另一个到一定时候也将证实。
这个消息似乎证明了两点：第一，德国人已经放弃了今夏入侵英国的打算；第二，德国人越发迫切追求补给品，尤其是石油。我不知道苏军的潜在战斗力如何，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能有准确认知。
俄德开战后日本陷入窘境
1941年6月23日
德苏战争使日本左右为难。它对轴心国做过保证，对苏俄也保证过要保持中立，现在到底该执行哪种政策呢？有个日本高级人士说，在他看来，日本将先抱骑墙态度，到交战双方胜负判明时才会进去捡便宜。不管此说是否正确，反正内阁几乎是在连续不断地开会，陆海军将领也在开会，另外还有御前会议，日本人忙得不亦乐乎（此后还忙了许多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是日本采取新的方针、与美国和解的时候了。如果日本能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政治措施，和解是大有可能的。这个时刻正是改变方向的可能性甚大之际。
荒木将军那帮人向来认为，若不夺取海参崴和沿海州，日本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目前这种局势一定会使他们陷入焦躁状态。我对这个消息是有理由相信的：有个做过首相的日本政界高级人士正打算责备松冈，说他的政策已将日本拖入以下境地：
（1）关于德国，由于与轴心国缔下盟约，日本被绑住了手脚；
（2）关于苏俄，中立条约也把日本束缚住了；
（3）关于和中国的冲突，解决遥遥无期；
（4）与荷属东印度的谈判并未得到公众因听信官方宣传而日久期盼的那种结果；
（5）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急剧恶化。
我们别忘了一点，德国缔结防共协定之后，又和苏俄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曾经出卖日本。那时的平沼-有田内阁曾因此引咎辞职。现在正有人这样看：近卫-松冈内阁现在也应当效法那时的内阁总辞，至少松冈本人应该下台。
日本采取观望政策
1941年6月26日
我们获悉，6月24日苏联大使确实问过外务省，日本对苏德之战报以何种态度，所得的答复是日本的方针尚未确定。松冈说，哪一方应负开战的责任，这对日本的决策将有很大影响；又表示，日本的根本政策是以轴心国为基础，因此日本尚需判明，苏日关系现在是否仍能与日本的根本政策相协调。
显而易见，当初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是假定德国和苏俄的亲密关系将继续下去。苏德战争一爆发，也就把这种亲轴心的根本政策毁掉了。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讲。我们则静观其变。
日本否认有反苏企图
1941年7月5日
今天收到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寄来的、要转交给近卫首相的信件。信中表示：近来听闻日本有意进攻苏俄，美国但愿此说不实；美国政府希望能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更加可靠和稳固，深知日本也同有此心。如果日本有攻苏之意，那么这些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总统说，若能从近卫公爵那里得到维护和平的保证，他将深感欣慰。
我立即写信，由可靠的人送交首相私邸，问他我可否向他当面递交来自总统的信件，并请他指定会晤地点，只要能避免引人注意就行。不久，他的私人秘书牛场来了，称首相很乐意见我，但又恐我去他的私邸仍将被人注意，遂拟寻个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相会。可是不巧碰到星期日，所有高尔夫球场里都挤满了人，第二天也是假日。因此近卫公爵认为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实难会晤。我说，这事很紧急，不能耽搁，但为免使首相为难，我想就由牛场本人把总统的信带去。于是，我便把信交给了他，并对他说，我将整天待在大使馆，等候回音。晚上，回话来了：先为传信表达谢意，然后就说等外相自御殿场返京后，近卫公爵的回信就立即尽快由外相交给我。
这种做法有点欠妥，牛场先生在传达回话时为此表示抱歉。然而，他又说，在外交事务上，首相同外国大使直接打交道，在日本是没有先例的。我便委婉而明确地提出意见，请牛场先生替我转告近卫公爵：如果以为我是故意撇开外相，那就错了。我的办事程序与野村大使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并无二致，总统甚至对野村大使说过，随便什么时候他都乐意会见后者。我毫不含糊地对牛场先生讲明，如果近卫公爵认为不能直接答复总统的来信，我深感遗憾。
我告诉国务院，我绝没有把近卫公爵的态度看作故意拒绝答复。这不过是日本的先例和传统发挥作用的案例而已。想当初比尔·卡斯尔来日本时，身负特殊使命，以订成海军条约为目的。尽管兹事体大，他也只是同外务大臣交涉，并没有谋求直接接触当时的首相。
为了讲完这件事，这里还得记下：7月8日，松冈约见了我，把首相的复信交给我，请我转交总统，信中大意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考虑对苏俄作战的可能性。他还给了一份他在7月2日向苏联大使发表的声明，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加了这么一点：日本将来的政策主要取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我问松冈，他认为所谓今后的事态发展会有哪些。他答道，可能连带发生的事非常多，例如苏俄会不会与英国结盟，美国会不会设法经由海参崴向苏俄运送军用物资，用以对付日本的盟友德国。松冈说，日本国内的实权人物正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逼着要同苏俄开战，如果真发生上述他所想到的那些情况，极端分子的政治资本就会大大增加，他苦心为维持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就会遇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松冈还说，他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呼吁过，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希望不要增加他的困难。
经过这次和松冈的谈话，我告诉国务院，我觉得很难相信此刻日本已经决定要和苏俄打仗。
顺便一说，在交给我的回信中，外相已按捺不住，竟问总统和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的打算。7月11日，我接到国务院的回信，除别的话而外，还叫我告诉外相，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将纯属防御性质。至于是否有参战的打算，希特勒先生最能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只需要他能把今后打算采取的侵略步骤透露出来就行了。
然而，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因为7月17日大桥又把我请到外务省去，交给我一份外相的口头声明。其中提到，日本政府不想就我方回信中所提论点进行讨论，但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别国政府若暗示可以滥用所谓自卫权，日本政府便不能置之不理，它既不能赞成美国回信中暗含的对德国的指控，也不能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看法：任何国家只是向美国暗示它应停止其自卫政策，就意味着把自己归入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侵略国一边。
当时称病卧床的松冈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辞职了，他的后任很快就接替了他。这样看来，上述声明也很可能就是他在外相生涯结束时发出的最后声音，其语调很尖刻，跟一年来我们大部分交往中他那种敌视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政治上死了，作风至死不变，他的最后言辞结束了这个时代极为有趣的外交中一个有趣的时期。
罗斯福总统要求近卫首相否认日苏即将开战的传说
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给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公爵阁下的信，1941年7月4日
美国政府从各方面的报道得知，日本政府可能有与苏联开战之意。
正如日本政府所深知，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一向是美国政府诚挚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美国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近几个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大将在会谈中向国务卿赫尔先生所做的陈述，以及日本可靠官员的言论中，美国政府看到希望，相信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是日本政府的愿望。现在美国政府得到的报道与这些陈述和言论却完全相反，以至于美国政府觉得这些报道难以令人相信。
美国政府一向希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仅不会被进一步破坏，而且会有更加巩固和得到保障的可能。据了解日本政府也同有此心，但是如果日本走上军事侵略和征服的道路，那么这种行动就必然会使美国政府所抱希望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