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峙先生又代表外相向我着重指出，日本政府已与美国政府坦诚相见，已向美国保证：中国事变一旦解决，现驻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就会撤退；驻印支日军不再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只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日本也将遵守这个条约。他还说明，这些都是目前日本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保证和承诺。日本政府既已尽其所能做了这些保证，外相认为美国政府方面也应尽最大努力，做到上述三点，协助首相贯彻其现行方针。由于美国方面的泄密，这个方针现正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寺崎先生说，外相是在向我呼吁，希望我向总统和国务卿充分说明首相的处境，恳求美国政府不要从法理而要从心理的观点来对待日方所提出的让步。
寺崎先生说完上述要点后，我首先把刚收到的国务院8月28日来电第一段的实质内容告诉他，阐明国务卿对日本政府就运油给苏联提出异议一事的看法。我趁机强调，国务卿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符合逻辑的，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了使日本大使关于他最近在华盛顿谈话的报告不致被曲解，我还向寺峙先生口述了国务院通报这些会谈的电报的内容。
谈到相互冻结资产的现行规章时，我再次向寺崎先生强调：美国执行冻结法规时对待日本侨民是很宽大的，和日本对美国公民及美国利益那种苛酷的待遇大不相同。寺崎先生在答话中只是重申外相的要求：这类问题应当从在日本人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来考虑，因为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这一时期，心理上的影响特别强烈。于是我又请寺崎先生注意，日本报刊的反美情绪正在高涨，对此寺崎先生答道，他可以极机密地告诉我，管宣传事务的内阁情报局的某些人员抱有明显的亲轴心国情绪，日本政府感到这个问题真是难以应对。
与寺崎先生讨论到上述外相提出的三点时，我没有让他抱什么幻想，无论是第二点还是第三点，美国政府绝不可能同意里面那些荒谬的要求。
与近卫公爵餐叙
1941年9月6日
今晚首相邀我以朋友身份赴私邸餐叙。在座的只有杜曼先生和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先生。谈话三小时，极坦率地论述了两国的基本观点。首相请求把他的话以私人信函的方式转告总统，相信这些话可以解释和阐明他命野村将军在华盛顿通过外交途径所提的建议。
近卫公爵，即日本政府，明确地、全心全意地同意以国务院宣布的四项原则[28]作为改善美日关系的基础。
近卫公爵承认，两国关系沦落到现在这样可悲的地步，他确实要负责。他也认为虽然自认能力有限，但也只有他能够促成两国关系得到恢复，不负各方的期望。他若失败，以后就没有哪个首相至少在他在世期间能办得成这件事了。所以他才下了决心，顶住一切反对势力，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他现在的计划。
首相希望，丰田将军向我传达的、日本政府准备承担义务一事，已经为总统和他本人的会谈打下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不过，首相也已意识到有几点恐怕还需要澄清并进一步做精准的说明。他有信心，双方的意见分歧定能得到彼此都满意的圆满解决，特别是因为日本海陆两军的首领都抱有善意，不仅赞成他的建议，而且将列席计划中的会谈。首相还讲明，对于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陆海军两大臣都曾表示完全赞同。
从日本大使向首相汇报的大使与美国总统及国务卿会谈的情况来看，首相觉得，美国政府对日本现内阁的力量十分怀疑；它无法确定内阁若采用和平计划，是否能够挡得住反对派的攻击。近卫公爵告诉我，自从在华盛顿举行非正式会谈以来，他自始即得到陆海两军负责人的大力协助。就在今天，他刚和陆军大臣议妥，陆相已答应派一位大将随同首相去和总统会晤；海相也同意派一位海军大将跟首相同去。近卫公爵还秘密表示，他估计海军方面的代表很可能是前海军大臣吉田将军。另外还将有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及其他陆海军高级将校随行，这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他承认，军部中是有人不赞成他的政策，但是他确信，既然有陆海军负责人的充分支持，那些人即使兴风作浪，他也可以制服他们。
近卫公爵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制定出全面解决方案的一切细节也许需要一年半载；由于日本国内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压力的愤慨情绪正不断增长，一年半载后是否还能执行这类和解计划，他就不敢担保了。不过，他确能保证在目前这个时刻，他可以带领日本人民走向他所选择的目标，在拟订他可能承担义务的细节时，如果遇到困难，这些困难也可以被顺利克服，因为他的政府已下定决心，不完成它现在的努力誓不罢休。
在讨论过程中，我概述了我国政府以往的惨痛教训：历届外相都曾信誓旦旦向我许下承诺，但日本政府均未能兑现。结果美国政府终于得出结论：不能信赖日本的诺言和保证，只能看行动和事实。首相没有试图反驳这话，他只是强调他的政府现在希望实现美日关系的彻底重建。他向我保证，他将承担的义务绝不会像以前我们得到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保证那样，他不许诺则已，一旦许诺就言出必行。首相说完这一点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只要有成事之愿就总能找到办法。
近卫公爵说，如果总统有什么机密建议想向他个人传达，他很愿意另做安排，与我秘密会晤。不过，他仍表示，切望能尽早安排拟议中的和总统的会晤，考虑到日本国内的现状，自是越快越好。近卫公爵相信，一切问题和悬案一定能在与总统的会谈中得到彼此满意的圆满解决，并以此结束了今天的会谈。他决心顺利完成重建日美关系的计划，不惜代价，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大使馆参赞与近卫私人秘书的谈话
1941年9月18日
我馆参赞尤金·杜曼与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谈过一次话，下面是他今天送来的报告：
牛场先生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可否让他立刻来访。我对他说，我因感冒已卧病在床，若他不怕传染，我也愿意跟他谈一会儿。下午5点多，牛场先生来了，到将近7点才走。
牛场先生问，大使关于最近与首相会谈的汇报是否已得到华盛顿的批示。我答道，国务卿已发来电报，对近卫公爵的态度和见解表示赞赏。然而，野村将军于9月4日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却把事情打乱了，所以大使认为他没有足够材料来要求再次会见首相。
牛场先生说，关于野村将军的行动，格鲁先生已告诉丰田将军。内阁听到以后，深感不安。他说，野村将军是收到过近卫公爵的一份草案，那是回答美国6月21日草案的，但因当时日本发生内阁危机，野村将军就没有把文件送去。他另外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务卿，这封信毫无补益。牛场先生推断，野村9月4日送去的文件并不是得自东京的那份草案，因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想通过总统居中斡旋，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而野村将军9月4日的文件却显然没有提到请总统斡旋之事。
我便向牛场先生解释道，华盛顿难以准确解读日本政府立场（例如9月4日的文件）的原因不止一个。我希望我们正在解开缠到一起的一团乱麻。不过，为弄清问题又浪费了一周多的时间，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牛场先生以惊人的坦率说道，他绝没有责怪美国政府的意思，在决定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会晤这样重大的行动前，美国当然先要准确了解日方的目的与意图。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在中国。他认为，日本政府早已很清楚地表示它愿意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明确提示过为解决中日冲突它将向中国提什么条件。华盛顿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国务卿也已一再明示，在预先知道日本的议和条件之前，他不打算让美国政府在任何决定中承担义务，而且条件要符合他为调整两国关系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如此，他才会满意。
牛场先生建议，美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透露议和条件。因为他可以向我保证，对于任何这样的要求，日本政府都会立即答复。我说，我并不明白他的意见：正如牛场先生自己所讲的，美国早已表示过希望知道日本议和条件的性质；在我方6月21日草案的第三节中，我们曾插进一个短语，目的就是想暗示：日本政府本来应该先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政府，这样总统才好去跟中国政府交涉。因此我断定，我方之所以终未得到通知，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肯向我们透露议和条件。
牛场先生说，他不十分清楚是什么造成目前这种情况，但他可以向我保证，日本政府非常乐意把议和条件告知总统，并由总统转告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的各国政府。讨论后，两人认为，最好是日本方面采取主动，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牛场先生将向近卫公爵建议，由近卫将条件告知格鲁先生，以进一步证明日本政府抱有诚意，有与美国政府开启正式谈判的意图。我们还同意，如果近卫公爵觉得可以由美方采取主动态度的话，那就由格鲁先生向近卫公爵表示，希望知道日方议和条件的性质。
后来我们又讨论到美日两方对欧战的态度。牛场先生说，日本不可能预先就向美国承诺：美国对德国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美德战争的行动，日本都将视之为防御行动。他认为，丰田将军送给格鲁先生的那个方案可以大致表明在计划中的两国首脑会晤之前日本政府能够承诺到什么程度。不过，他又说日本各派势力已经达成谅解，这将使近卫公爵能够直接向总统就日本的态度做出口头保证。他相信，此项保证肯定能完全符合总统的要求。
此方面还有一个问题令他非常担心，那就是与美国就此点达成协议后，日本政府又将如何向德国解释。我说，素来拥护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美国，绝不会要求日本背叛它的条约义务。不过，在我看来，同盟条约的权利义务与各盟国制定自己的政策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盟国固然应奉行为共同目标服务的政策，但是三国盟约绝不会产生一种义务，一定要日本奉行单方面只能为德国服务的政策。日本可以通知德国，日本虽准备履行盟约第三条规定的义务，但它已做了保证，要实行与美国政策相符的政策，这难道不可以吗？从法律层面来讲，三国同盟终究是一个防御性同盟；签约时天皇颁布的敕令表示得很清楚，日本政府当时是把盟约看作一个和平工具。松冈先生从莫斯科回来时曾告诉驻东京的某国大使，如果德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会拿事前的情况与其盟国磋商。他确信，日本是否站在德国方面参战，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将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
牛场生表示惊讶。他说，松冈先生解释过盟约第三条，而且与近卫公爵的解释截然相反，这个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松冈先生还向外国政府的代表者透露过他自己的解释。顺便一提，他还说，松冈先生告诉过首相，格鲁先生曾向华盛顿报告，上次内阁改组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我告诉牛场先生，我们从来没有那样报告过。我说，我可以私下对他讲，我们的报告是说内阁改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进攻苏俄，推翻了日本签订三国盟约时以为德苏将保持和睦的预估；第二，关于三国同盟的适用范围和含义，首相和松冈先生两者的解释有矛盾。牛场先生表示，我们完全正确。
谈话最后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牛场先生强调，美国政府应尽快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善意的答复。他认为这点非常要紧。牛场先生反复提到三国盟约签订一周年的日子即9月27日即将到来。
日本提出了与中国媾和的条件
1941年9月22日
今天下午应邀拜访丰田外相。他用日文读了一份文件，随后译成英文，又发表一份口头声明，大意如下。
（1）关于总统与近卫公爵会晤的建议，已包含在首相致总统的函件之中。
（2）日本政府的意图是，计划中的会晤将讨论两国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推敲细节，以保障在执行上能达成谅解。可是美国政府另持一种意见，要等初步非正式会谈中出现的问题谈妥以后，再举行首脑会议。
（3）外相解释道，他已在9月4日向我做的声明中回答了美国政府所提出的全部问题，9月4日的声明是扩大而非缩小了日本政府愿意谈判的范畴。
（4）随后外相便把日本拟订的与中国议和的基本条件交给了我，请我转交国务卿。外相着重说明，这些条件不应被视为新的建议，它们是同9月4日声明连为一体的，应视之为声明的补充。当时他曾确认，日本政府仍希望总统从中斡旋，结束日中冲突。
（5）丰田将军告诉我，由于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的消息在国外传开了，国外电台报道中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日美会谈。一个月来，日本国内已发生巨大变化。幸亏日本政府尽力，日本公众和报刊大都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国内有些势力听到了国外的宣传，反对日美谅解的分子已在加紧活动。
（6）9月27日将是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日本政府将设法防止发生事变或特殊事件，将只允许私人团体进行庆祝活动。不过，如果27日后美国还是迟迟不表态，那些反对日美谅解和得知日美会谈的分子可能就会乘机煽动舆论，导致会谈很难继续。
（7）丰田将军指出，日本政府迄今为止还在等待美国回答他在9月4日声明中提出的各个要点。他相信在那份声明里，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毫无隐瞒地展示它的目的和期望。
当外相问我华盛顿有无新消息寄来时，我便把国务院9月20日来电的内容讲给他听，电文是我来见外相前刚译出来的。丰田将军特别留意国务卿向日本大使讲的一句话：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见完全相同，也希望尽快推进。外相认为，美国政府还想就所议之事同别国政府商量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免耽误时间，进而也就可能会导致极坏的结果。
谈到日本驻美大使对9月27日这个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的日子不大上心时，丰田将军表示，野村将军对日本国内现在的情势相当不了解，所以觉察不到这个日子的危险性。我对外相说，他竟没有把他自己对此事的担忧告知驻美大使，这令我感到惊讶。
谈到日中议和条件时，我告诉外相，在美国政府有机会审议这些条件前，我不想做任何评论，但为弄清问题，我仍想知道第三点中所谓“现存协定和惯例”的准确含义。外相答道，这些词语必须按本意来了解；不过他由此还提到美国在中国驻有海军陆战队，只作为一个实例，用以说明这几个字。
我答应立即向国务卿转达上述声明，包括他交给我的日中议和条件。但我又讲明，从日美两国政府间来往的函电来看，要在9月27日以前就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做出决定，我无法表示乐观。
1941年9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提交美国大使的日中议和基本条件的文本
一、睦邻友好
二、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日中联防
日中联防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活动和其他颠覆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会对两国安全及维持中国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根据现存协定和惯例，在必要期间，日本可在中国领土内的某些地区驻扎陆海军。
四、撤回日军
除第三点规定的驻军外，为应付中国事变派赴中国的日军在事变解决后即撤出中国。
五、经济合作
（1）日中间应实行经济合作，以开发和利用中国国防所必需的资源为主要目的。
（2）上条之意，并非限制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但这些活动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六、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
七、不兼并领土
八、不索赔款
九、承认“满洲国”
日本重述罗斯福与近卫会谈的条件
1941年9月25日
寺崎先生今天下午要求来访，向我传达了一篇口头声明，基本内容如下。
丰田将军不止一次地、详细地告诉过我，日本政府目前的态度就是随时等候美国政府答复日本政府提出的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的建议。因时间紧迫，丰田将军又不在外务省，美洲局局长才主动来见我，目的有二：第一，他想问问关于上述建议，我国政府有无信息下达；第二，他有个文件要交给我。
文件乃是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6月21日草案内容和议事准则的答复，同时也是给9月4日外相交给我的建议所做的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新建议，不过是把外相9月4日建议和另外几次说明中阐述的日方立场归纳在一个文件里，以便参考之用。这个文件不应视作条约一般的正式文件；其文本是“完全灵活的”，所以美国政府要怎么修改都可以，但要改变文件的实质，日本政府就不会欣然同意了。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1941年9月29日
提及在华盛顿和东京举行的预备性会谈时，大使指出：重读一下今春以来关于此事的来往电讯，便可发现为安排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日本政府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更是加紧努力，以求不再耽延。大使承认，在会谈中，他只是起一个传信人的作用，但他自然还是希望做一点建设性的贡献，尤其是想尽量正确估计日方对会谈有直接间接影响的那些因素和情况，供总统和国务卿参考，并设法促使日本政府采取美国政府视为达成两国谅解或协议所必需的措施和政策。自1940年7月米内内阁倒台后，日本的对美外交一度暗淡失色。不过，今年7月近卫-丰田内阁成立后，对美外交又获重获新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大使迫切希望，虽然新的基础还不够稳固，不足以使人坚信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楼房能够长存，但还是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
大使记得他以前说过的话：在日本，钟摆总是在稳健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摆来摆去；在目前的情形下，任何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要改变扩张计划，就休想能够存续下去；只有设下无法逾越的障碍，才能阻止日本人永久盘踞中国和向南推进。大使还记得他有这样的看法：采取积极措施维护美国未来的安全，固然要冒风险，但不那样做，危险就可能要大得多；只是因为顾虑到美国的潜力，日本才不敢更放肆地侵犯美国的利益；只有显示武力和表明决心在必要时会使用武力，才能制止日本执行其暴力扩张计划。大使还记得他说过，美国这样做，若能使日本领导层最终丧失威信，日本最后就可能发生一场思想革新，日美关系也就可以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将随之得到重新调整。
大使指出，美国已在非常英明地实行前面设想的政策。这种政策，加上世界局势的发展，已在使日本领导层丧失威信方面发挥了作用。松冈外相下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大使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日本缔结三国盟约，二是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德国一进攻苏联，便打乱了三国盟约的基础，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原是为了防备苏联，获得这一面的安全，以避免受苏美夹击的危险。目前日本正欲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以修正原先的错误。大使记得他曾向国务院报告，大意是由于国外事变的冲击，日本的外交政策必然要改变；由于世界局势转向，到一定时候日本的稳健派可能会占上风。他认为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认为，如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宣言所预示的那种重建世界的纲领能够实行，现在倒是一个机会，可促使日本同走这条路。美国多年来的政策总是克制的，既耐心辩论、努力说服，又加上明示决心，必要时也会采取积极措施，已使日本的政治土壤适宜于播上新的种子。大使认为，假如细心栽培，新种子就可能开花结果，促成预想中的日本思想革新以及日美关系的彻底调整。
美国政府无疑也注意到，某些方面曾提出一种看法，在这个时候达成日美协议只会让日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借这个喘息期间，日本将先借美国的协助从日中冲突中解脱出来，然后恢复和加强力量，日后一有机会又会继续执行其扩张计划。这种看法不一定能被驳倒。这派人又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恶化，由于美、英、荷逐步加大经济压力而导致日本的财政、经济、社会都有崩溃的危险，日本也将会被迫放弃扩张计划。大使则进一步说，如果这个论点被视为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为达其目的，就只能在两种方法当中择一而行：一是日益收紧经济制裁的绞索；二是谋求建设性的和解，但这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大使认为，自华盛顿预备性会谈开始、罗斯福总统原则上接受日本首相关于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建议以来，美国政府采纳的是第二种方法。大使说，诚然美国始终没有背离与日本谈判一切问题的意愿，尽管那时日本已经在从事武力扩张。他觉得，从远大的战略来看，美国如此明智的选择看来是无可挑剔的。即使积极和解的方法现在或以后归于失败，但也随时可以改用另一种方法，即逐步加紧经济制裁。根据大使的意见，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向不论是好是坏，今后美国显然必须长期保持备战状态。英国在世界大战中终将获胜，那时许多问题将会自动解决。想到这一点，就有理由感到莫大鼓舞。
大使承认，无论实行哪种对日方针，都必然会有风险，但他经过仔细研究后，仍相信如果讨论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能沿着预备会谈的路线最后达成协议，就将大有希望，起码可以防止远东局势恶化，甚至还可以确保今后取得积极的成果。大使提到他以前表示过的意见：关于美日关系主要的争论点并非美国要不要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而是什么时候制止的问题。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美国是正逢良机，可以不经一战便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还是即刻就得冒战争的危险？不利用现在的机会，美国是否将会遭遇更大得多的战争危险？大使坚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前者。
某些方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什么行动，日本都不大可能故意采取将会导致日美战争的对抗行动。大使说，日本和美国都会有人采取易于激怒对方舆论的行动，致使战争不可避免，他无法同意若放任这些行动——不论是胡来的还是经过考虑的——之后不一定会发生战争。在这点上他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和“帕奈号”事件。
大使强调了解日本人心理的重要性，日本人的心理根本不同于任何西方人的心理。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无法估计日本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也不能用西方的任何计算尺度来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使觉得，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尽量正确解释日本人的心理。他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呈送国务院的许多报告中，他都是力求这样做的。大使总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不怕赘言，特提出以下需要考虑的各点。
在现在的预备会谈中，如果美国希望或期待日本政府同意明确承担义务，而这些义务又在原则上和具体细节上都能满足美国政府，那就几乎可以断定，会谈必将无限期地、无结果地拖下去，直至希望与美国恢复亲善的近卫内阁及其支持者终于确定协议已属无望，美国只是在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日本那种异常的敏感，那种丢了面子就不得了的古怪心理，不难想象日本的反应必将是强烈的。结果将是近卫内阁丧失威信，反美情绪突然高涨，这又很可能会导致激烈行动。这些行动究竟会造成多大损失尚难估计，其性质却很可能会激怒美国人，同时报复措施和反报复措施又将会造成一种使战争难以避免的局面。逻辑上必然的后果将是近卫内阁倒台，日本建立军事独裁，其倾向和气质都不是要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问题在于，这种情况甚至比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谈——如果按计划举行的话——不能达成十分满意的协议更严重。换言之，问题仍旧是真诚谈判而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比起美国显得不愿进行这种谈判的严重性是不是还要小一些。
大使继续说，他曾无数次强调，他认为这些宣言必须按其表面意义来理解，在罗斯福与近卫会晤和正式谈判以前，日本政府不可能把它将做的保证和将承担的义务讲得比之前各类表述更具体。大使解释道，日本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据他私下得知，原因之一是前外相松冈在7月间辞职以后，曾向德国驻日大使详述华盛顿会谈到那时为止的全过程。由于有许多松冈的支持者仍留在东京的外务省，恐怕无论有任何消息，这些人都会毫无顾忌地泄露给德国人和国内极端分子，这就会使现内阁的地位难以维持。
日本政府虽已暂时接受某些原则，但在预备会谈中提出的关于日本未来目的和政策的定义和模式，以及对这些定义的补充说明很抽象、很含糊、可做宽泛解释，以致不仅不能阐明日本政府准备承担的义务，而且反而造成混乱。大使同时又说，他已被告知，近卫公爵既然要与罗斯福总统直接谈判，就能够向总统提出保证，由于会谈具有深远影响的性质，这些保证不会满足不了美国。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大使无法肯定。不过，他指出，特就日本与轴心国的关系而论，日本政府虽始终不肯保证它将公开抛弃三国同盟成员国的身份，但它既然表示想与美国进行正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表示愿意把日本的三国同盟关系化为一纸空文了。因此大使认为，近卫公爵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保证或许比预备会谈过程中答应的更为明确和令人满意，这并非不可能的。
基于上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正确的观察，大使认为，在预备会谈中坚持或继续坚持要日本做出只见于最后正式协定或条约的那种明确而具体的许诺，是达不到美国的目的的。大使认为，美国应对近卫公爵及其支持者公开表示的诚意和善意给予适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按他们准备接受的基本原则制定日本将来的政策，能随即采取措施，逐渐却忠诚地履行这些原则，不用说，美国亦将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履行其义务；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实现转变方向，改弦易辙，从而全面改善日美关系，一场终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才有可以避免的希望。要打垮日本军事机构和陆军的威风，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大使看不出现在有这种可能。另外就只有一个可取的办法（在大使看来也是唯一明智的办法），那就是按美国现在努力的方向，通过积极的和解，促使日本发生一场思想和观点的更新。大使问道，在美国努力的势头尚未消失，因此尚能克服大使断定会不断加强的日本国内反对势力以前，是否应该把大部分智慧和谋略用于贯彻这种努力，使其获得成果？
呈报上述意见时，大使十分尊重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高瞻远瞩，而且完全明白自己是在驻日大使馆视界的局限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的。
日美最后会谈的背景
1941年9月30日
至9月底，若要再为美日间自初春以来即已进行的所谓预备会谈严守秘密，那就有点像鸵鸟了，因为这事现已传遍全世界，近卫公爵关于“在太平洋某地”，其实是在美国领土上与总统会晤的建议，在日本军政界也是众所周知。这类事是不可能保密的，至少在日本是这样，因为听到消息的人太多了。但我们自己绝对保密：国务院关于此事的来电只有杜曼和我本人能启阅，我的回电亦标明只交国务卿。
据我揣测，野村将军处理他那一头的事务时却不怎么内行，他曾多次延误执行训令，而且至少有一次还对工作起过阻碍作用。那次他竟自行提出一个新的协议草案，被华盛顿视为是在倒退而不是促进谈判。等到我们得知此件并非东京所拟、东京并不知情，应予撤销时，几个星期已经被浪费掉了。据丰田将军说，由于语言有困难，他想把会谈移到东京。不过，国务院虽同意可以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但考虑到总统直接关心此事，仍非常希望主要会谈依旧在华盛顿进行。因此现在会谈多在华盛顿和东京两地重复着，彼此电告情况，如此至少可以保证核对信息是否正确和完整。在华盛顿，总统和赫尔先生，有时是韦尔斯、霍思贝克、汉密尔顿或巴兰廷同野村将军或其助手若杉会谈；在东京，则由杜曼和我同近卫公爵或丰田将军或寺崎会谈。
若把这些会谈的背景分解为一些简单的事实就一目了然：日本人发现，松冈（当然是在近卫公爵和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下）引导他们加入三国同盟，是下错了赌注；果不出我所料，纳粹分子在日本趾高气扬，结果适得其反；美、英因日本进军印支南部而分别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政府终于开始看到恶果，不仅认识到与德国结盟，无论德国胜败，日本都将一无所获，而且感到英、荷、美施加的经济压力之重，绝非日本的经济体制所能承受。
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会谈实际上已开始了。一批有影响的日本人士曾劝说当时的大多数阁员与美国和好是符合需要的，松冈本人则长期坚决反对此举，最后还是被劝说便不再激烈反对。尽管他仍旧对我说，根据他自己对三国盟约第三条的理解，美国若与德国开战，也就肯定会有一场美日战争。但之后，与松冈在柏林得到的所有保证相反，德国竟进攻苏俄，由于估计极端错误，松冈被赶出了内阁，以丰田将军为外相的新内阁不久便加紧活动，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
把国家引到了现在这种境地，近卫公爵要负重大责任，但既然有松冈当了替罪羊，首相也就继续留任了，并且显然并非不愿支持和推动方针的转变。日本正在迅速滑向与美英交战的边缘；我们还知道，天皇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大臣们，不管实行什么政策，都绝不要使日本陷入与这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战争。我看毫无疑问，天皇对三国盟约并没有好感，之所以允予批准，不过是因为松冈诈称日本即将在经济上被民主国家扼杀，德国必将战胜英国，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宣传机构精心培植起来的支持极权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军部的意见，当时占压倒性优势。
无论如何，反正新内阁成立后，近卫公爵和丰田将军便开始全力以赴，争取尽早与美国达成协议，声称愿意满足美国的一切要求，要把预备会谈提升到高峰层级，由首相亲自出马，与总统在美国领土上举行正式谈判。就我所知，首次暗示要举行这样的会晤，是日方4月送来的早期草案中提出来的；后来又提出，预备会谈达成谅解后，美日双方的代表便尽快在檀香山开会，由罗斯福总统和近卫公爵揭幕。[29]不过，作为日本政府的明确建议，这个计划是由外相在8月18日两个半小时的长谈中向我传达的，据我们的记录，此件又于8月23日由野村将军提交总统。一个日本首相，在这个崇奉惯例和传统的国家，竟能如此打破惯例和传统，并且可以说是卑躬屈膝，甘愿到美国领土上去拜会美国总统，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要消除给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已经得罪并逐渐激怒了一个强国。
现在正是9月底，尽管日本政府声称自信已经全面满足了我国的要求，会谈却几乎毫无显著的进展，预期的目标也并未清晰。之所以会如此，只因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致使日本政府不能让自己把自称准备承担的义务用简洁清晰的语言表示出来。他们提出方案，其措辞总是给争论留下可以做最广泛解释的余地，不是澄清问题而是让人更糊涂，然后要我们接受这些方案，若不全盘接受，即表示惊异，并又着手安排，希望两国政府首脑立即会晤。近卫公爵乘坐的军舰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他去檀香山或阿拉斯加[30]或总统指定的其他任何地方，随行的高级文武官也挑好了，只待出发。
在此期间，我竭尽全力向我国政府描述日本国内形势的实情。9月29日发的电报长达十五页，可算我发过的电报中最长的一封。目的就是要对日本国内有关当前会谈的情势进行一个清楚的并自信是准确的陈述，但也讲明我只是从日本使馆的角度看问题，我呈上的意见完全服从于总统和赫尔先生广阔的视野。他们得考虑似乎日益倾向于赞成对日本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美国舆论，当然还得考虑整个世界形势，远东虽与全局紧密相关，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刚才有机会重读了几封我以前写的函电，我曾在里面指出，那时和解的时机已经过去，主张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我现在仍然相信我当时写的每一句话，后来我还说过，日本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变方针，包括与美国和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政府极明智地完全执行我所主张的政策，当时我提的意见，结语是这样的：“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松冈的失势和倒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进攻苏俄的问题上估计错误，但间接促使他垮台的正是美国的强硬政策，日本每采取一个侵略步骤，就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步骤来对付它。我认为，现在有了一个促使日本思想革新、恢复日美正常关系、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的良机。要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是否感到我国的经济措施真会使它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但也绝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继续施展妙腕的话。
我现在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绥靖政策，而是“建设性的和解”。“建设性”一词很重要。它有构建之意，要建一幢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不会那样傻，竟想把它建在不牢固的地基上。与日本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目的就是找到一块牢固的地基，要打下这样的地基，就绝不能在美国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上妥协。其次，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我所主张的强硬政策，所以才造成了有可能实现建设性和解的形势。
对付这些困难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不要忘记，外交实为国防第一线，我们的海军只不过是第二线，我们的陆军则可以说是第三线。如果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奏效，其他两线就不需要动用了；而作为前线后备军的其他两线一出现，又可以大大增强第一线。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必须负起责任，做到无须动用这两个后备军，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在日本这里的职责的。我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也没有哪个人知道，但在我的人生观里没有失败主义。
日本对和平的渴望仍在增加
1941年10月1日
有个地位很高的日本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从黑龙会中的密友处获悉，首相拟赴美国地界会见合众国总统一事，东京政界现在都知道了。人们考虑到经济形势，都认为与美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实属绝对必要，所以一般赞成这个建议，连军部中也有人赞同。各重要政治团体的代表均见过首相，并已向他保证，他争取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努力将得到日本全国的支持。这些团体虽显然认为日本政府早已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但仍进一步断言，如果首脑会议得以进行，很难想象近卫公爵会让自己陷入无法完成使命、失败而归的情境，因此首相必然会接受美国的条件。上述团体很重视下列事实：警察现正严密监视日本境内的德国人；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时，首相故意离开东京；周年庆祝活动的规格降至最低级。
只有近卫公爵能拯救和平
1941年10月3日
另外一个日本人告诉我，当前的日美会谈若不迅速获得成果，肯定就会因日本极端分子及亲轴心分子日益加剧的反抗而被破坏，那时近卫内阁很可能倒台。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哪个日本政治家能够做到与美国达成谅解了。我认真听着，然后对他讲，通过外相，我和日本政府经常有接触，他考虑到的那类情况，外相也当然随时在告诉我，我当然也经常把日本的实况和我对情况的估计呈报给我国政府。
沈阳的白俄被动员起来为日本效命
1941年10月6日
10月3日，沈阳的白俄[31]都被警察叫去开大会，会上他们被告知，凡属白俄，不论男女，年满十八岁至三十五岁者，均须立即领取一定式样的制服，很快就要受体育训练，须随时听候下达任务，至于是什么任务以后再说。会上还有个日军特务机关的军官向他们训话，对他们说，六十天内满洲将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必须静候为国效忠。驻沈阳的美国领事说，他将尽力在几天内送点评论来说明这个异常的行动。
杜曼再晤牛场
1941年10月7日
今天我馆参赞尤金·杜曼再度会见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杜曼关于此事的报告照录如下：
牛场先生昨天来电话求见，我提议请他今晨来我家和我共进早餐。牛场先生按约定时间准时到来。由于进餐时有仆人在场，谈话中需要记录下来的内容不多，实质内容如下。
牛场先生说，由于日美预备会谈毫无进展，首相处境困难。近卫公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反对派现已有了一些具体材料，可以用来攻击内阁，前景相当暗淡。他说，除非我们充分理解首相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提议会谈的，否则就不会懂得局势的全部含义。陆军很想结束日中冲突，但绝不肯来负责倡议结束这场冲突。当近卫公爵负起责任时，陆军便给他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他的崇高愿望若无法实现，他就得为此“负责”，以后谁也不会有他那样敢冒风险的勇气了，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声望和政治地位，足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日中冲突这样的国家重大事务，同时还能得到陆军的支持。
牛场先生继续说，美国政府方面一张牌也不肯摊出来，这就加深了日本政府中人的悲观情绪。诚然，美国政府对其原则已做了充分的说明，但它没有明确说明过要日本政府承担什么。会谈开始已经几个月了，美国政府显然还是步步留神，不让日本人知道任何细节，真是令人失望至极。自收到美国上次的备忘录（10月2日）以来，日本政府中有更多的人认为，日本已落入陷阱，论点大致如下：美国本就没有与日本达成协议的意图；现已使日本暴露了它的政策和目标；这些政策和目标与美国的政策和目标不符，因此美国有正当理由拒绝与日本达成协议，应继续对日本保持敌对态度。
我对牛场先生说，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我记得，10月2日的备忘录曾提到美国公众对关于正与日本进行会谈的报道是怎样反应的，并曾讲明美国政府对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渴望并不下于日本政府，但美国的舆论既然是这样，就需要在开正式谈判以前先就一些根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牛场先生问，我们曾否收到这个备忘录的文本。我给他看的摘要（10月4日我让他看过备忘录的摘要）简单明了、陈述客观，但据他说实际上备忘录的文本“令人极不愉快”。里面充斥争辩和教训，寸步不让，没有一点旨在推动日本政府满足美国政府愿望的暗示或迹象。他还举出涉及对欧战的态度的那段内容作为例子，反问道：备忘录为什么不暗示一下到底期望日本政府做出什么承诺？
最后牛场先生表示意见称，日本政府只剩下一个请求，那就是美国究竟要日本做何种性质的承诺，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清单，这个请求若得不到明确答复，那就终止会谈。[32]
与此同时，我于今晨应邀拜见外相。一开始他告诉我，这里已经收到了国务卿10月2日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正文，正在细加研究。外相问我对备忘录有何看法，我答道，大使馆只收到一份摘要，在我有机会研究全文以前，我想还是不表示意见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