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将军接着又告诉我，他已被告知我与首相9月6日私下会晤的情况，且已获悉我已将近卫公爵在会晤时讲的话作为“个人密信”通过国务卿转给了总统。外相说，他希望我明白，他绝无反对我同近卫公爵接触之意；相反，他倒期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可以很好地交换意见。丰田将军说，首相关于9月6日会晤的私人记录表明，近卫公爵虽已“在原则上”接受了国务卿一直强调的四点，但仍表示，在将这四点应用于实际情况时，还须进行某些修正。可是，10月2日美方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却说首相“完全同意”那四点。因双方记录有异，所以就命令野村将军告诉国务卿，若认为这话是首相在那次私人会晤中讲的，就应该把“完全同意”改为“在原则上”。
外相声称，首相在9月6日讲的话纯属私人的、非正式的性质，目的不过是让我知道在日本政府决策中居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的私见而已。托我将他的意见的要旨作为私信转致总统，是近卫公爵在会谈当中才想到的。丰田将军说，因此万没有料到，首相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讲的话，竟会被收进一份正式公文中，这份公文是要在许多并不知道我和近卫公爵会面过的日本政府官员中传阅的。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既然出现了有关首相意见的错误记录，事前外相和我又没有彼此核对过关于9月6日近卫公爵和我会晤时的谈话的记录，所以有必要把首相谈话的日方记录拿出来澄清。（首相用日语说的、经杜曼译给我听的意见，在我汇报那次会谈的电报中叙述得很恰当、很准确，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上述所谓日方记录，一定是把首相后来说的两句话搬到前面去了，这两句是：“他确信意见分歧是可以很好地调和的”“他明白，有几点还需要阐明和澄清”。）
谈到这里，丰田将军说，他希望研究完毕后，即可对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提出意见，在此期间，最好不要讨论那些他所谓“技术性程序”引起的事项。他指的是某些分歧，例如对近卫公爵9月6日的谈话和日本大使提交国务院的一些材料曾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东西有的并非正式文件，有的颇不完备，日本大使9月4日提出的草案就属于这一类。丰田将军觉得，费力去澄清这类由技术性程序引起的细节，只会使讨论复杂化。不过，一旦会谈真取得进展，他还是准备处理这类问题。
外相说，至于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他想先提个简单的意见：他有个印象，美国政府是要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自那时以来，日本已经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日本国民忍受困苦和牺牲，日本国民是受过教导的，他们把经受这些考验视为尽爱国之责。日本政府愿意并准备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但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理解，实际上要在顷刻之间就把以往四年做的事一笔勾销，这是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丰田将军问道，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概述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可否非正式地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见。我答道，美国政府是想把远东情势放在一个稳固耐久的基础上，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就不能做任何持久性的安排。我告诉他，我个人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的反应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是在力求得到保证：日本将真诚地、不折不扣地遵守那些原则；若不是这样，就不能为太平洋区域的持久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
1941年10月8日
因得到外务省的特许，自颁布冻结令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可以把薪俸支票存入花旗银行并提取现款，用以支付一些账单和家用账目，包括欠轻井泽万平旅社的账。然而，馆员们仍旧取不到钱。不过，就快要有个协议了。英国人在冻结令发布后几天内就有了协议，所以这事全解决了，我们的协议却一拖再拖。
伦敦电台今晚广播了伦敦《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说我昨晚在一次宴会上表示相信美日之间将会达成协议。我确实曾经在美国协会的年会上做过一次非正式的、不供发表的讲话，会员全是美国公民，我恳求他们不要外传。在讲话中，我重述了赫尔国务卿在9月13日记者招待会上论及预备会谈时讲的话，另外还说道：“如果能把几年来极度紧张的关系调整好，那将是皆大欢喜，我们何尝不想，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必先解决许多悬案，而解决悬案，又取决于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变得异常复杂，困难重重。结局如何，我无法奉告。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后来我又说：“我从来不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破裂，现在也没有这样想。我们要有撼山改地的信心，说不定我们真能够移山倒海。我认为这终究是做得到的。”
我详述了日本这几年来把两国关系弄到现在这种境地的政策和行动，也讲到美国政府的观点：任何国际架构都必须把地基建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些根本原则上，涉及这些原则，就绝不能妥协。
冻结信贷使日本濒于破产
1941年10月9日
据我一个属员从可靠方面获得的情报，日本政府现在可以利用的外汇总数约为两万德国马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付外汇的契约到期时，日本政府势必拖欠。美、英、荷属东印度实施的冻结令已经完全切断了用这三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用南美诸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也大大减少了。据提供情报的这个人说，他手里的契约就要付总数约为五百万瑞典克朗的外汇，近几个月来，日本买瑞典的货物主要是由柏林供给资金，大概是用德国提供的信用贷款。
最近日本接到德国的通知，这些信贷已被冻结，只能用来买德国货。据这个人说，德国人采取这个行动，可能是预计到日本将退出轴心国集团。来自另外一处的消息则说，瑞典因扩充军备，欠德国的债甚多，所以现在德国人要求瑞典用货物偿还，不要瑞典克朗。坊间盛传，日本现已欠了德国八千万马克的债。
从国际金融的观点来看，日本现在的处境之窘迫实已与日本国内某些被指名的外国人一样了。
丰田将军又想促成罗斯福-近卫会谈
1941年10月10日
今天下午外务大臣约见我。
他在开头便说，他虽然仔细研究了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但其要旨仍然有点难以把握。但他已得出结论，美日两国政府有争议的点大致集中于三个问题：①日本在中国驻军；②美日两国对欧战各有各的态度；③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外相又表示，10月3日他曾命日本驻美大使去问国务卿，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可否用明确的话语描述要日本政府承担的义务。日本大使没有回报。10月6日，他又再叫他去问。10月9日，日本大使电复外相，那天他已见到国务卿，但外相要问的事，他无可回报。丰田将军说，命日本大使去探询，原是想获得一些消息，结果却白白浪费了一周的宝贵时间。如果能获得消息，可以促进一下当前会谈的进程。外相今天又向野村将军发了训令，命他继续努力，取得回音，但为避免再有拖延，他又特请我转告我国政府，盼以答复下述声明的形式给他一个回信：
日本政府曾就某些问题向美国政府提过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显然未能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若想美国政府满意，日本政府要承担哪些义务？现在美国政府可否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供其考虑？
谈到这里时，我趁机回应了日本报刊对当前会谈没取得进展的批评。我向丰田将军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决定和执行其政策时，总要考虑和权衡美国舆论的发展和现状。丰田将军说，即便在日本，也不能无视公众舆论。不过，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如能实现，从而达成协议，控制日本的舆论，倒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外相向我保证，在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有可能承担广泛的义务，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能在会前将它愿意承担的义务全盘托出。他一再表示担心，事态如果老是如现在这样悬而不定，政府就会抑制不住日本国内的极端分子。
谈话开始时，外相曾对我昨天将日本拟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的报道函告他表达了谢意。所以我又回到这个问题，向他强调指出，日本在我们两国政府正进行会谈的这个时增兵印支，将会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局势。而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对会谈产生严重的、恶劣的影响。我告诉外相，我已请他注意日本当局最近在印支的行动，例如威逼要接管电报、邮政、海关，要求更多的空军基地之类。此时此刻，又增派日军到印支，这就必然会使人抱极大的怀疑，不知日本对印支是何居心。外相答道，他正在仔细研究我谈论这个问题的非正式的私函，且已与陆军大臣商议过，希望几天内即能给我回信。他又说，他还和陆相讨论过我请他注意的印支日本当局的行动，已请陆相尽快采取措施，改善局势。
外相还告诉我，他觉得日本驻美大使明显已经非常疲劳，所以正在考虑派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去华盛顿协助大使将目前的会谈继续下去。丰田将军说，他已经想到一个有大使级身份的高级外交官，但尚未与此人联系，所以还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担负这个使命。如决定派他，不知美国政府能否为他在马尼拉至旧金山的班机上订个座位。此事若能确认，对外相将有很大帮助。丰田将军说，这位官员不是向美国政府委派的，而只是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个临时的、非正式的属员。我向外相表示会向我国政府转告此事。
谈话结束时，外相再三叮嘱：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加快会谈的进程。
近卫内阁倒台
1941年10月16日
今天下午5点近卫内阁倒台，8点15分已正式宣布。巴西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就来电话告诉我，我们刚结束为杰克·柯蒂斯（Jack Curtis）饯行的晚餐，十几个人正聚在我的书房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我虽知道日美会谈没有进展迟早会拖垮近卫内阁，但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
与近卫公爵通信
1941年10月17日
近卫公爵今晨寄来一封私函：
1941年10月16日
大使阁下：
非常遗憾而又失望的是，由于国内政局，我的同僚及我不得不辞职，日后或许有机会向您说明详情。
不过，我确信继任的内阁定会竭尽全力把我们坚持至今的会谈继续下去，直至取得成果。因此我切望，您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又或只凭新内阁的概况或一时的印象而过分失望或气馁。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尽心竭力协助新内阁去完成我的内阁曾力求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崇高目标。
一直以来，有幸获得您的协助与合作，我趁此机会表示衷心感激，无论继任者为谁，均切盼您赐予他同样的恩惠。
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近卫文麿谨上
我的复信：
1941年10月17日
总理大臣阁下：
您友善的来函奉悉，承蒙夸奖，万分感激。您深信新内阁将尽一切努力，务必使两国政府间的会谈以竟全功，这让我十分鼓舞，特向您致谢。您说您本人也将帮助新内阁完成您和您的同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这令我十分欣慰。毋庸赘言，您的继任者当然可期待我的真诚合作、同心协力，将两国政府已做的努力继续下去，直至获得成果。
请允许向您表示一点希望：在长期为贵国操劳，屡建功勋后，若能暂卸重任，则可寻得宽舒，稍事休息。
向您，亲爱的近卫公爵，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约瑟夫·格鲁谨上
同时，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来见了杜曼，对导致内阁倒台的情势做了极有趣的说明，并称首相曾经力争并终于获得保证，日本将会任命一个能将日美会谈继续下去的继任者。他是奉近卫公爵之命来告诉杜曼，要杜曼转告我。所述情节妙得很，将来也许可以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之一。这种种情况将导致什么结果，尚难预料。
上午10点，我们电吿国务院，现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将军很可能是首相候选人。下午5点，我们又获报告，被选中的是前陆相东条将军，他将以首相身份兼任陆相和内相。东条是今年春天不顾松冈反对、最初支持与美国举行会谈的五大阁员之一。这点至关紧要。
我们获悉，前德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希特勒的亲信弗里茨·魏德曼（Fritz Wiedemann）正在来日途中。后来又听说，魏德曼很可能是要去天津当总领事，他将以那里为基地，管理德国军事谍报网的远东组，他本人的特长是搞破坏和进行恐怖活动，拥有进行这些活动的大笔秘密资金。据信他将从天津指挥远东各谍报组织和盖世太保机关，现驻上海的迈辛格（Meisinger）和驻曼谷的许伯尔都归他统辖。据信这个远东组的主要目标是印度和缅甸，它的任务是充当在远东搞“钳形运动”的前哨，是要与德国伸入西亚的另一支钳子配合，从两面威胁印度。印度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所有最大征服者都要夺取的目标，据说希特勒也非常重视这个目标。
美国大使馆里的西部风情
1941年10月19日
我将这个周日的时间留下来，打算用来仔细重阅美日预备会谈自春天开始以来的全部材料，写一份要点概略。若用一张曲线图来表示会谈的进展和退步，就会看出会谈起伏特别大，最近则一直是在倒退。我是想熟悉会谈的全部情节，以便在会见新外相东乡并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可以应付裕如。
如今真有重返昔日美国“西部世界”之感。一个多月来，特别是9月18日近卫公爵遭到袭击以来，我身边总是带着一支手枪。9月18日那天，近卫刚离私邸外出，就有四个手持匕首和短刀的汉子跳上汽车踏板，要刺杀他，所幸车门是锁着的，刺客也很快就被私邸的便衣警察制服了。9月27日是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我整天都严阵以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那些刺杀事件迭出的日子里，卡梅伦·福布斯就曾被列入一个所谓“爱国社团”的刺杀名单，只是因为那次他碰巧不在东京，所以才幸免于难。我知道，我同样在现在的一些黑名单上榜上有名。在大使馆官邸的入口处，警察主动加强了守卫，办公楼入口附近也设立了警卫室，但使馆的围墙很长，夜间几个持刀者随便都可以从某处翻过墙来，破窗而入。这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不喜欢充英雄，但更不喜欢没有好好回敬一下这群暴徒就束手待毙。
某次跟一位日本官员谈话时，他拿着我的手去按他的胸膛。我原本猜他是想表示他的心态摆得很正，可是他的“心”摸起来硬邦邦的。我马上就明白了，那个硬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心，而是一把实实在在的手枪。与我们无异，很多日本人也同样受到军部极端分子的威胁。
对东条政府的分析
1941年10月20日
鉴于美国报刊和广播几乎普遍认为，日本新政府的成立是一个预备中的步骤，下一步就会是进攻俄国，要不就是采取某种必然会导致日美冲突的行动。我便根据事实与合理的推断，列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表明，那些关于这次更换政府含义的看法虽似已为美国公众所接受，但不见得就是正确观察形势而做出的恰当预估。
近卫公爵的一个心腹告诉我们，近卫决定辞职并在辞职时要求保证继任的首相将是一个能把前政府开创的政策继续下去的人选。换言之，继任者要能谋求与美国重修旧好并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曾认为，要是探索性会谈破裂，或拟议中的正式谈判失败，近卫公爵就会被迫引退，继之而来的就将是军事独裁，而不会是文官政府。会谈还没有破裂，从这个事实来看，与上述预测相关联的条件并没有出现。我们觉得，前政府辞职的动机应该是：近卫公爵相信，美国政府若是与一个得到陆军支持、处在支配地位，即能决定大政方针，从而具有权力的首相打交道，而不是同一个中间人交涉，日美会谈就会取得较快的进展。尽管不出所料，接替近卫首相的并非文官，而是一个军人，但有迹象表明东条内阁愿意按上述政策继续会谈。这就意味着，给东条内阁戴上军事独裁的帽子，认为它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推行势必引起日美武装冲突的政策，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东条将军与日本以往的军人首相有别，他不是退役军官，而是一个现役大将。这就是说，最近若干年来，日本陆军第一次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公开承担责任，以前它是坚决不肯的。由此又可以推想，东条将军既保有现役军衔，就必能对陆军中的极端分子施加较大程度的控制。
我有个馆员曾在莫斯科结识新外相东乡先生，近几个月来又在东京与东乡先生的夫人和小姐见过几次面。他告诉我，新外相当驻苏大使时颇受苏联政府敬重，被视为近年来日本派往莫斯科的使节中最受欢迎的一位。据可靠的人说，东乡先生曾主持日苏间在莫斯科进行的旨在签订一项政治条约的会谈。由于主持得很好，1940年秋他被解职时，苏联政府曾明确表达失望的态度，还为他饯行，给予他异乎寻常的礼遇。此外，不要忘记，去年有一批外交官被松冈解除第一线职务，东乡先生亦在其中。据信，解职的原因是，他不赞成松冈所推行的那种极端的外交政策。
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刚才发表声明，大意是，由于近卫内阁已经定下了日本的根本国策，东条内阁将不另定新政策。
评外务次官西春彦
1941年10月22日
今天报上宣布，西春彦被任命为外务次官。西春彦近年来专管苏日关系，两度被派往莫斯科执行任务。在那里他与东乡共事，东乡之所以挑选他，无疑是因为个人关系，现在外务省的两个枢要职务俱由这两个人担任了，他们都有处理对苏事务的直接经验，且均被认为是对苏友好的人士。我认识西春彦这个人，也很喜欢他，他并没有多大学问，也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但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正直，可以信赖。他接替的是天羽的职位。
“妥协、妥协、再妥协”
1941年10月24日
有个日本朋友对美日会谈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主张，美国应同日本发表一篇联合宣言，声称美国无意“渗透”印度支那。他还如往常一样地说，美国如要会谈取得进展，必须妥协才行。我严肃地回答，指出没有妥协的余地，并且说明，发表他所建议的那种联合宣言简直是荒谬绝伦。我给了他一份我9月1日写给某某人的长信的副本，请他阅读、做记号、记住并深刻领会其内容。我虽然很喜欢这位朋友，但很难和他辩论，因为不管你讲什么，他总是又回到他原先的论点，要我们妥协、妥协、再妥协。
天皇是如何干预决策的
1941年10月25日
有位给我们提供情况的可靠的日本人士告诉我，就在近卫内阁倒台前，天皇曾召集枢密院和陆海军的要员开会，问他们是否准备推行一种保证不会同美国爆发战争的政策。参加会议的陆海军代表皆不回答。于是，天皇便讲起他祖父明治天皇实行过的进步政策，并破例命令陆海军要服从他的愿望。天皇的立场既如此明确，那就需要挑选一个能够有效地控制陆军的人来当首相，东条将军就是这样受命组阁的。东条依旧是现役军官，同时又负有责任，要尽力使当前的日美会谈取得成果。
提供情报者向我强调指出，日本各阶层，特别是现在的政治领导人，都有一个愿望，即日美关系必须实现调整，怎么做都行；日本报刊最近的反美论调、亲轴心分子和某些派别的过激言论并不代表这种愿望。关于这点，他又说新外相东乡先生接受这个职位，其具体目标就是要尽力完成当前的会谈，若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辞职。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日本领导人大都认为，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但他们又都确信，如果美国不那么坚持，一定要全部日军立即撤出这些地区，置日本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那么部分撤军还是办得到的。
这位与最上层有联系的报信人还说，现在的形势和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是十年来第一次使日本的政策和行动有转变方向的可能。
华兹华斯时代的英国和丘吉尔时代的英国
1941年10月27日
一百三十五年前，普鲁士覆灭后，仅剩英国孤悬海外，独自对抗着拿破仑独霸下的欧洲之时，华兹华斯[33]写道：
又是一年！又一次致命的重击！
又有一个大帝国被打倒了！
我们没有盟友，也可能不会再有盟友，
我们是敢与敌人斗争的最后一个国家！
那好吧！从此我们明白：
能保卫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
凭自己的右手打败敌人；
靠自己站稳脚跟，要不然就趴下！
据英国《重击》（Punch）周刊的报道，1940年又有两个老水手以散文的形式表述了同样的心境，一个望着英伦海峡对面仍硝烟弥漫的法国北部港口说：“嗯，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另一个答道：“是啊，我们共有四亿个血肉之躯。”
德国人对东条内阁的反应
1941年10月29日
下面是某国驻东京使馆人员搜集的材料，描述了这里的德国人对当前政局的反应，据信相当可靠。
德国人对新内阁并不热情。近卫公爵一辞职，他们就以为一定会成立一个力主参战的内阁，但新内阁使他们大失所望。新内阁就职后，又马上逮捕了两个德国人，这就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一旦美德开战，日本将做何反应，自大使以下的德国人都感到捉摸不定。他们把日本人看作不能信赖的机会主义者。
德国人现在主要是尽力挑拨日本人进攻苏联。德国商界的重要人物最近被德国大使馆叫去，并被告知，尽管生意清淡，他们的薪水仍将照发，条件是他们应自视为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特定任务是在日本人当中散布流言，怂恿日本人既反对美日会谈，也反对俄国，鼓吹现在正是进攻俄国的最好的时机。德国人这样做，据信是反映以下两点：①德国统帅部急切希望赶快打垮俄国，特别是因为在冬季战役中，德军的冬装很难供应得上；②希特勒本人想转移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注意，他自己想要这个地方（不过，为了牵制民主国家，德国又想怂恿日本“南进”，因此要是没有第一点，第二点就会被抵消）。
这时，在德国侨民中则继续搞战备，德国陆军武官除从事某些航运活动外，又在东京德国会馆组织战前训练，所有适龄德国人每周都须参加一次。据摇传，德国人还打算成立一支“自由军团”，一旦日本参战，即与日军并肩战斗。
这里的德国人一般虽仍保有胜利的信心，但对时局的某些方面也还是担忧，例如俄国战场伤亡甚大，德国国内粮食不足，美国可能参战，特别是法国时常发生的刺杀和处死人的事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谓的“新欧洲”并不太平。
有个一向可靠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下述情报：
由陆海军联合占领泰国的详细计划已拟订完毕。计划以德国攻打比利时和荷兰的作战方案为蓝本。要求用空降部队和伞兵同时占领所有机场、港口和战略要地。二百五十架运输机集结在台湾和海南岛，或者准备着随时调用。只要一声令下，即可执行此项计划。
东乡外相接见各国使节
1941年10月30日
今天下午3点，东乡新外相分别接见各国大使，公使则将在明天被接见。候见时区别对待：英国一边的使节、德国一边的使节、中立国使节分在三个不同的等候室。我是外交团团长，又是最先到的，却被引入一个小小的休息室，那个我们常在那里聚会的大客厅无疑是留给轴心国使节了。我看见驻日年资次于我的阿尔塞纳-亨利驱车到来，但没有进我那个房间；我不知他们到底把他归入哪一类。克雷吉没有来，因为昨天他已被外相紧急约见，不过可以想象，我们定会被划在一起。
一进外相的房间，迎面就是一列常见的排得密密的新闻摄影机和电影摄影机，我与外相合影，只用了几分钟。此后，这些摄影记者便被“嘘”的一声赶出去了，因为只准他们拍摄外交团的团长。翌晨，《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照例登出我们这张照片，大大地放在头版。对此，他们亲爱的盟友奥特将军恐怕会不大高兴吧。
丰田将军与东乡多么不同啊。前者轻松愉快，非常友好，谈正事前总要先开开玩笑；后者则冷漠无趣，毫无笑容，沉默寡言。东乡的英语说得还可以，但声音太低，谁也听不明白，我则更是一脸茫然，他要是用个译员，我反倒高兴。加濑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口齿清楚，英语又极好，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听不见的。尽管白忙一场，我还是怀念自己和丰田将军实在而愉快的交往。丰田是那种无论所办之事如何麻烦，但你总是乐于与其打交道的人。
交谈时，东乡先生说道，几年前他在外务省时，美日关系已经不大妙了。自那时以来，每况愈下，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若再恶化下去，就充满极大危险。谈到从春季持续到现在的日美两国政府非正式会谈时，外相声称希望会谈仍继续下去，并能毫不拖延地顺利结束。他请求我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东乡先生说，为了取得进展，美国应当正视某些现实和事实。他随即举日本在中国驻兵为例。他说，别国现在也仍有军队驻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例如外蒙古就驻有苏军。外相没有再提到预备会谈，只是说，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和我谈谈。
我先请外相相信，自己也很想跟他合作，接着向他说明，我们国务卿希望会谈仍在华盛顿进行，因为总统对会谈十分关心，而且还会积极参与。不过，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也是有帮助的，可以提供一个互相核对的机会，使美国政府的意见得到较完整较准确的了解，所以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常常将国务院直接电告我的有关华盛顿会谈的内容转告外相。之后，我便把国务院通报10月24日副国务卿与若杉先生会谈的来电的释义交给东乡先生。
我对东乡先生说，外相当然不可能一一亲阅美国大使馆致外务省的函件，所以我以前总是把特别重要的信件另送丰田将军，请他亲自关注。这个做法是得到他允许的。东乡先生同意我继续这样做，这次会谈到此结束。
告辞时，加濑先生对我说，他已被任命为外务省美洲局第一课课长，乐于充当外相和我之间的直接渠道，只要我愿意。我感谢加濑先生，并提起我们以往的交情，又对他说，再次见到他在我和外相的会谈中发挥译员的作用，我很高兴。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东京，1941年11月3日
大使向赫尔国务卿及威尔斯副国务卿汇报如下。
他引用《东京日日新闻》11月1日的社论（已以同日第1729号电报呈报），又称该报还在“帝国濒临最大危机”的头号标题下发表了一条来自纽约的专电，摘要报道了据说是日本大使馆交给《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必须结束美日经济战的声明。据信，所引社论和评语都是当前日本人情绪的准确反映。
大使引述了许多电文，那些都是他数月来对日本国内影响政策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并表示他已没有补充，也不想进行什么实质性的修改。他认为，以下述各点来观察现状和最近将来的局势，也许就可以对日本的立场做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
（1）日本不可能把日本或日中冲突同欧洲的战线及其变动分割开来。
（2）日本的政治思想，从中世纪思想到自由主义思想，应有尽有。因此，其公众舆论是一个变量。任何一派思想占优势，都可以随时对国外事件和形势的冲击产生决定性作用。（民主国家则不然，由于影响和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同属一类，由于引起意见分歧的多半只是方法而非原则，舆论形成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例如，去年德国在西欧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的便是亲轴心国分子在日本得势；后来德国未能入侵英国本土，又让日本对德国的最后胜利产生怀疑，而这个因素又有助于增加稳健派的力量；最后，德国进攻苏联，推翻了苏德将保持和睦的预估，这又使日本人认识到把日本拖进三国同盟的人其实犯了大错。
（3）近卫公爵力求调整日美关系，并希望借此来促成与中国媾和，东条内阁也答应继续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想纠正1940年的错误。如果此举失败，如果德军继续得胜，那么日本就会同轴心国结成最终的、更紧密的联盟，这在意料之中。
（4）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推断，由于财力物力有减无增，以致最终枯竭，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很快就会崩溃，但驻日大使馆从来不相信这种理论。这类预测是不自觉地以一个假定为根据，即日本必优先考虑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没错，日本的商业大部分的确已遭重挫，工业生产量锐减，国内资源消耗殆尽，但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并没有出现。相反，使国民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已在严格实施中，若不是如此，日本就真会如预言的那样崩溃了。由此可见，至此刻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证明那种推断，即对日继续实施禁运便是有效的，必要时还能进行封锁（有人提议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远东作战。
大使谈到他1940年9月12日发的第827号电（报告日本军部把德国在欧洲得胜所造成的形势视为扩张的“绝好机会”）。他的电报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当时美国若采取和解措施，看来既不明智又徒劳无益。电报中建议的强硬政策随后即为美国所采纳。这种政策，加上世界政治事件对日本的冲击，迫使日本转而谋求与美国和解。大使推断，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摆得更远。这又会导致日本进行他所称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据每天在感受日本国民气质和心理的观察者的认知，毫无疑问，这种事故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若认真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和气质，就会明白：逐步加紧实行严厉的经济措施即可避免战争之说完全是一个靠不住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和措施是危险的。据大使馆的意见，采取这一方针并不能避免战争。不过，每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因此大使馆也认为，把任何一个观点定为绝对正确，并据以确立政策，都是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也是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如果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工作失败，与日本开战是否符合美国国家的目标、政策和需要。这显然是首先要决断之事，因为只有在这个决断的基础上，罗斯福政府才能够奉行一种尽量不会因摇摆不定、见风使舵、意见纷纭诸因素所影响的大政方针。大使并不怀疑，由于一经做出便不容轻易改变，这种决断一定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落实，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使特别强调，他在对这个重大问题发表上述议论时，并不了解政府的意图和想法。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府正在实施一种考虑不周的政策。他也并不是想主张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或者从作为指导和调整国际关系包括美日关系的基础的根本原则后退一丝一毫。方法可以灵活，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能妥协。日本有可能贸然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大使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防止美国因误解这一点而遭到日本袭击。诚然，若遵循正常的治国安邦之道，日本是不会采取那种行动的。然而，不能用美国的推理标准来衡量日本。
大使认为不必过分担心目前日本报刊的好战腔调和报道内容（几年来都在猛烈攻击美国，时起时伏）。但他又指出，日本显然已有准备，一旦和平计划失败，便执行另一个计划。如果对这点估计不足，就是短视。他还说，认为日本的备战不过是炫耀武力，目的只在于给日本的高压外交以精神支持，并根据这种看法来制定政策，也同样是短视。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使日美武装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也许还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爆发。
民族切腹大有可能
1941年11月4日
我对日本国内涉及美日关系的一般情势的看法，已在11月3日电报中说过了。如果爆发战争，我希望历史不要忽略这封电报，尤其不要忽略那几句话：如果我们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日本为了使自己不受外来经济压力的损害，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殊死斗争，甚至不惜实施民族切腹。在最近的日子里，我们与此类气氛直接接触者都能认识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对于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无法用任何西方的计算尺度来衡量。有些人以为，我国的经济压力并不会把日本推向战争。若以这种想法来制定政策，将是危险的。和平计划一旦失败，日本就要打仗，它已经准备好了。无视或低估这点，或把此类备战行为仅视为日本在外交上的虚声恫吓，都是目光短浅的。日美间的战争可能会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那封重要电报已永远记录在册。
来栖准备起程赴美
1941年11月4日
中午12点10分，加濑来访，传达外相的话：外相要派来栖赴美协助野村将军进行会谈，但美国的航班定于明晨从香港起飞，他要是赶不上这一班而搭下一班，须等两周，那就太晚了。“出于技术性原因”，他必须在13日以前——这当然是指必须在15日日本国会开会以前——到达华盛顿。如果航班不能停两天等来栖，而是先飞往香港，那么就只能让来栖先飞塞班岛，然后乘驱逐舰至关岛，在那里赶上班机。我很清楚，我国政府是不会欢迎第二个计划的。
杜曼打电话到华盛顿给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一定是汉密尔顿工作得力，因为几小时后他就来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航班飞离香港的时间将从5日延至7日。我立刻用电话告知东乡，他似乎高兴极了。
晚上9点，来栖因为将于明日清晨动身，前来辞行。他说，昨天下午东乡才把使命交给他，当时他感到惊讶。此后他一直在研究有关会谈的文件，这才明白自己碰到了一个难题。他说，自己此行只是要为会谈增加一个新观点，并尽量设法达成协议。看样子他口袋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新方案。假如飞机上能多找到一个座位，他还想把外务省美洲局的结城带去当秘书。
以前与石油公司进行长期谈判时，来栖曾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后来先后在罗马和柏林当过大使，签订三国条约的就是他，但我没有理由认为他现在对纳粹德国比对美国还好。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女儿弥惠是埃尔西的好朋友。我们进行了坦率的长谈，听我讲美国的立场时，他没有激动，只是平心静气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追溯到币原外交时代以及币原外交失败的原因时，他提到中国人皆把这种外交看作软弱的表现。
日本新闻界破坏会淡
1941年11月5日
《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今天发表一篇恶毒攻击美国的社论，列举美国应当主动采纳的七点，作为向日“赔偿损失”的方案，内容如下。
（1）停止所有外国对重庆政权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停止军事代表团现在试图使重庆继续同日本作战或保持内乱状态所做的宣传。
（2）完全不干预中国与日本进行的交涉，以求结束战争，建立经济合作。美国可以劝重庆政府与日本议和。
（3）停止用陆海空军基地和经济壁垒来包围日本。不再以国防为借口在西太平洋调动陆海军。
（4）承认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对“满洲国”、中国、印支、泰国、荷属东印度及其他国家和保护国各自与日本建立政治经济关系，不加任何干涉。
（5）如果“满洲国”希望得到承认，即应采取显属必要的步骤来予以承认。它是一个由皇帝当政的国家，已经存在了，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即便没有伟大政治才略，只要稍有政治常识，就应该明白理应给予其外交上的承认。
（6）立即无条件停止冻结日本和中国在美、英、荷属东印度及一切实行此项挑衅性措施的地方的资产。
（7）恢复通商条约，取消对航运和商业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借和平之名行备战之实的恶劣措施，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
昨晚将近午夜时，美国新闻记者预先被告知将发表此社论，他们立即赶回各自的分社。据我了解他们已将社论全文逐字电告美国，此文一到，定会成为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假如有什么东西能使美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全成泡影的话，那恐怕就是这篇社论了。谁不知道这家报纸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关报。我想美国人民将不会赞成再进行争取和解的努力。这种烂文章既令人泄气，又愚不可及。它即使不预先就毁了来栖的使命，也对他绝无任何好处。
这件事最能说明日本人的幼稚：他们希望也需要同美国达成谅解，却在为此继续努力的时候，仍不断在他们的报刊上发表这类充满敌意的文章，这些文章只会使谅解成为不可能。当然，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表示他们是多么爱国，但同时也是想恐吓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孤立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迫使美国政府按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妥协。日本报纸将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言论用大标题展示在头版，无怪乎日本国民皆以为孤立主义者是代表美国舆论的多数派。日本照例追随它的德国盟友，总是错估外国人的心理，尤其是英美人的心理。
对华盛顿会谈能取得什么进展，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如果谈判之门能够继续开着，避免彻底破裂，也许我们还能渡过难关。直到德国及其军事力量的必然崩溃开始显现，那时问题将会逐渐自然解决，目前最乐观的设想也只能这样了。
10月31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又发表了一篇非常恶毒的社论，煞有介事地说，作为以《租借法案》向重庆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美国曾提出实际上相当于以中华民国为“抵押”的要求：①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亦将保持此种权利；②由中国采取经济措施，如取消贸易限制、无差别地听任外国使用原料等，其结果实际上将造成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社论说，这些“要求”，是马格鲁德代表团倚仗武力提出来的，已为重庆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作为商讨的基础。
社论指出重庆政府并不能代表中国，又以所谓美国的“要求”与日本对华方案那种“合作”“互惠”的性质相对照，最后下结论：由此可见，按《租借法案》给重庆提供的援助，并不是要帮助“贫穷的中国”，而是在增加美国的财富。
我对国务院说，一般而言，对日本报纸这类虚妄恶毒的攻击，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不过，我认为这篇社论所提出的指责非常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我问国务院可否准我发表一篇否认的声明。国务院答道，它赞赏我不理睬那些错误言论和攻击的克制态度，但这次情况特殊，授权让我发表否认的声明。因此我写了下面这封信，11月5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在“美国大使馆辟谣”的标题下把它登出来了：
编辑先生鉴：
虽然对于报刊上出现关于美国政策和行动的错误报道，美国驻日大使馆公开予以关切并非常例，但10月31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社论提出的指责性质特殊，在目前情势下，大使馆不得不为此破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