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社论说，美国曾在重庆提出一些要求，若被接受，就会把中国变成“抵押品”。详言之，这些要求是：①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也将保持此类特权；②中国将采取某些经济措施，其结果实际上会使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
美国大使馆正式发表声明，这些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东乡和重光尚可理喻
1941年11月7日
在今天苏联大使馆庆祝国庆的招待会上（它是现在唯一还在举行这种招待会的使馆），对于上述《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即列出七点作为美国向日本“赔偿损失”的方案的那篇社论，凡有跟我谈话的日本人，我都乘机向他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指出这篇社论造成的危害是如何严重，特别是在来栖衔命赴美、力求胜利结束当前会谈的这个时刻。我说，当前大家都在盼望得到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结果之际，舆论却制造敌对气氛，又给美国公众留下恶劣印象，真是愚蠢极了。我坦承自己并不是妄加干涉日本的舆论，只是想如实地指出，众人皆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是受外务省控制的，社论自应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这类社论在美国翻印出来，必然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外相东乡对社论似乎毫不知情，声称肯定不是外务省授意写的。不过，他答应调查，并且马上就把该社社长乡敏叫来，把我的话告诉了他。我也和乡敏谈了。他说，社论应由他一人负责，是他自己写来说明日本的最高要求的，这些要求肯定要比政府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高得多。我说，他也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造成多大的危害。别人告诉我，乡敏反对秘密会谈，他发表这篇社论就是对这种秘密状态的抗议。
我也和重光[34]谈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表示他将尽力制止这种事。同盟通讯社主编松本[35]则向我保证，日本报刊的调子和内容即将有所改变。他很守信，报刊的论调果然立刻就有了好转。看来我的激将法相当成功，他们全都行动起来了。在苏联大使馆的那次聚会显然很有用。
后来再访东乡时，我又重申上述抗议。他答道，外务省从来没有控制过《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但若从现在起能加以控制也是件好事。不管乡敏怎么说，社论仍说不定是外务省指使写的。有个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说，乡敏的确是奉命而写。不过，我想若真是如此，那多半是部下瞒着外相干的，我相信外相的确是一点也不知情。
也许我过分强调了社论对美国公众的影响，但我猜测它一定已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广播评论员总是大谈这件事。
讲到宣传问题时，我发现当年詹姆斯·加勒廷（James Gallatin）（我正在重读他那引人入胜的日记）在《根特条约》[36]签订前尽力促使英美两国媾和时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而且很有趣的是1814年4月21日，他从伦敦寄了一封信给陆军部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William H. Crawford），信里写道：
他们（英国人民）期待“惩罚美国”。美国有什么正当理由要和英国打仗呢，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是这样看的：美国以为波拿巴正在得意，英国则危在旦夕，所以赶在此时与他合作，希望趁火打劫。这里的大多数人普遍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为了取得这种效果，从而使对美战争得到民众的支持，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翻印和传播美国联邦党的言论和报纸。如果说皮克林（Pickering）、昆西（Quincy）、斯特朗（Strong）、汉森（Hanson）等人[37]未能把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争取到他们这边来，至少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完全成功了，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使得那些从政治刊物上了解消息的英国人确信，美国（加入1812年的战争）并不是有什么缘由，只是充当波拿巴的盟友而已。
若把皮克林、昆西、斯特朗、汉森等人的名字换成当今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相似之处就很明显了，因为日本报纸头版大登特登的正是这号人物的言论，日本人自然就把他们假定为绝大部分美国民情的代表者。
总统今天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撤走现正驻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等中国口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日本为何宁可静观而不愿与俄国开战
1941年11月7日
关于日本可能进攻苏联远东各省的问题，其真实计划如何，显然无从得知。
只能说，自东条内阁成立以来，毫无迹象表明，进攻苏联是该政府最近的意图之一。最近出现的一些尚难确认的迹象显示，东条内阁反而试图与苏联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也许还希望利用苏联目前的处境，通过谈判来满足日本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在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外相和外务次官两人都有与苏联政府进行善意协商的直接经验，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到日本在这方面新近意图的一些蛛丝马迹。
人们已经注意到，自新政府成立以来，新闻界对苏德战争的态度一般比以前慎重和客观。10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论提到苏日关系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评论道，虽有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却仍继续支援蒋介石。这种态度对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个障碍，因此请求新外相利用现在的机会解决这些问题。此外，素称有外务省喉舌之称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前两周撰文评论德苏战争时，已大体上倾向于强调这样的观点：即便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内的俄国欧洲部分全落入德国人之手，苏维埃政权也并不会垮台，因为苏联政府还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工业基地，可以继续打下去，另外还有英美通过西伯利亚提供援助。
如果苏维埃政权有任何即将瓦解的征兆，形势显然就会顿时发生变化，但仍有迹象表明，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将在苏联远东国境线上保持过往的静观态度。据现有的最可靠估计，日本在满洲的兵力为50万至80万。在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看来，这支军队用以在苏维埃制度崩溃后西伯利亚处于解体状态时进行袭击则有余，用以在远东苏军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对西伯利亚发动正式进攻却不足。
据说有艘叫“气比丸”的日船被苏联水雷击沉。[38]到目前为止，报上还没有企图利用这个事件的任何迹象，日本的反应只限于向苏联大使抗议，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要判断此事会对苏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还为时尚早。这次惨案是在日本多次指控苏联在日本附近水域布有浮动水雷之后发生的。
日本新闻界谨慎了一些
1941年11月8日
上周，日本报刊仍有许多专论美国和外交政策的文章，照样大放厥词，但从今晨的报纸来看，那种连篇累牍的恶骂却好像突然停止了。这点变化很有意思。除《都报》有一篇评来栖出使和日美会谈的社论外，其他报纸都只限于评论一些在我们看来实属无害的问题。
丘吉尔保证立即宣战
1941年11月11日
丘吉尔发出声明：“如果美国卷入一场对日战争，英国随之立刻就会对日宣战。”英国首相这种无条件的、不给日本留丝毫幻想余地的声明，听来令人高兴。
“狗一受惊就会狂吠”
1941年11月13日
这个星期《日本时报周刊》的社论头一句就是：“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间正在实行的政治经济计划，提供了一个日本关于共荣圈的思想的横断面。”印度支那的现状如何，日本今天对印支的控制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日本又明确承认了自己的计划如何，听来真是使人神清气爽。
日本人的天真实在是惊人的。他们总是爱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公式和口号来掩饰自己的企图，意在使他们的计划带上最纯正的正义性，甚至用来自欺欺人，使他们自己也真的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是正义的。“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及其“永远不变的”政策等就是这样来的。前几天有个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本来还是小孩，应被当作小孩对待，你们却视之为成人，待之如成人，你们英美人的毛病就在这里。一句鼓励的话，一点鼓励的表态，就可以使他们产生信心。德国人懂得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并利用了这种心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还可以顺便说一点：假如真是这样，那就算我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德国人也懂得外国人的心理。
当我说到日本报刊、撰文者、演说者的恶意言论贻害无穷时，这位朋友答道：“狗一受惊就会狂吠，越吓它，它叫得就越凶。今天的日本人都处于惊恐中，就连军人也一样。不要理睬日本新闻界。”
我只得对这位朋友说，如《东京日日新闻》那样重要的报纸竟然也在前几天发表文章，说美国的行为“犹如一个娼妓在阴暗的角落窃窃私语”。让一个美国人和美国人民连这都不要计较，就有点难了。
东条在国会致辞
1941年11月16日
今晨我参加了有天皇驾临的国会开幕式，使馆人员特纳和费尔里陪同前往。轴心国外交官大批出席，中立国使节来了几个，克雷吉没有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同我商量过，他们都来了。我知道，如果自己缺席，就会被人注意，而且没有什么理由要让轴心国使节独占会场，或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我觉得日美关系已处于危急状态。在天皇面前，尤其不应留下这种印象。在接待大厅中，大家仍聚在一起，我也照例同德国大使奥特、意大利大使因代利（Indelli）握手，但在外交官专席上，我们却首次被分开了：在式部官长大久保的小心引导下，土耳其、泰国使节和我在左边坐下，德国和意大利大使则移到右边就座。大久保护卫着外交团，眼睛很尖：他赶走了一个人，因为那人只穿短上衣而没有按规矩穿晨礼服；还有个来给上司当译员的，因为名字不在外交官名册上，也被他发现并赶走了。
第二天是首相和外相演说，我们使馆有四个人坐在外交官席上。东条讲完后，我们的海军武官史密斯-赫顿（Smith-Hutton）探过身去对我馆秘书本宁霍夫（Benninghoff）耳语道：“还好，他总算没有宣战。”《朝日新闻》评道：
有四位美国使馆人员第一次出现在贵族院的外宾席上，首相在院里发表首次施政演说。首相的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往常在这里，即使是最好的演说也没有人鼓掌。美国使馆这四个人突然乱成一团，交头接耳，随后又都大摇其头。此种举动究竟是何用意，谁也不晓得。外宾席上其余的人都凝视着他们。
首相和外相的演说主要是讲给本国国民听的，但传到我国也不会留下好印象，尤其是东乡提出的要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三点内容。这三点是：
（1）如何顺利结束中国事变，日本自有考虑，第三国不得阻碍；
（2）帝国周围的国家不仅不应对本帝国施加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应取消经济封锁之类的敌对性措施，与日本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
（3）应竭力防止欧战和各地动乱波及东亚。
这就是日本“永远不变的”政策。
和平能否维持，取决于美国
1941年11月18日
今晨《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有这么一段：
正如格鲁大使所言，日美间有数以百计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目前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似乎是美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给予日本安全感的极端重要性。美国联合英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重庆国民政府，在日本周围设下以海空军基地连成的巨大的包围圈，构成了对日本帝国的直接威胁。这种战略形势存在一天，日本就一天不会有安全或安稳的感觉。如果美国希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不要再有战争，就应该懂得，解决全局的钥匙就在它自己的手中。
这种观点在这里很有代表性。威胁别人的永远是美国；潜在的侵略者永远是美国，绝不会是日本。接着，又推论出：美国完全“误解”了日本构建新秩序和共荣圈的和平用意，“包围”（纳粹德国也很爱用这个词）无辜无害的日本，这才导致双方不可能调整关系。
重新考虑近卫公爵
1941年11月21日
常常想到在近卫公爵内阁倒台时我回复他的那封信，特别是信里说到他为国操劳、功绩卓著的那段话。这话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挑剔，他们会指出正是他本人导致国家陷入困境，包括与轴心国结盟在内，都是他领导的结果。这些我全都承认，但我觉得这一切更应该归咎于松冈的恶劣影响，松冈的过错要大于近卫本人，因为近卫还得应付军部和极端分子。
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功绩，主要理由是只有他还想扭转车头，而且为此努力不懈、无所畏惧，甚至愿冒生命危险，事实上他也几乎丧命。不管他以前在指导日本政策上犯过多少错误，他至少是有理智、有勇气去承认错误的，并且试图把他的国家引上与美国修好的新方向。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他已应得到某种程度的善意对待。在华盛顿会谈期间，正值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不是生活在日本的人、不了解日本国内充斥着各种势力和压力的人，实在很难理解近卫的处境，但我理解，所以才会在信中讲到他的功绩。假如我再来写这封信，我不会改掉那段话。
来栖：德国对他赴美深感不安
1941年11月20日
今天是感恩节。在美国联合教堂做礼拜，为让我们能在中午12点参加埃辛-泰克的婚礼，礼拜提前在上午10点半举行。克雷吉、奥菲瑟（Officer）、波利蒂斯、福尔托姆（Forthomme）夫人等外国人士也来参加礼拜，意在对我国表示感谢。阿克斯林（Axling）博士做了很好的讲话，我听完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但没有料到他要讲那么长，克雷吉和我们只好在礼拜结束前退场。照例读了总统的感恩节公告。柏林来电颇有趣，称来栖赴美，日本驻德大使馆深感不安。有怨言称，大岛大使向德国人坚决表示，不管华盛顿出什么事，日本都将一心一意地推行其“南进”政策。听说大岛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日本若进攻荷属东印度或滇缅路，美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所以现在的形势比将来有利。
纳粹分子正尽力使在柏林的日本人认为德国在俄国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大岛的这些看法可能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但也很可能是由于大岛深知，日本的政策如果真转向稳健，那么他自己在柏林和东京都会陷入窘境。大岛将军在思想上属于白鸟派，是个彻头彻尾的亲纳粹分子。
美国的十点建议传到日本
1941年11月29日
我国政府已将调整远东全局的十点建议草案提交日本当局。这是一个客观的、宽宏大量的、有政治眼光的文件。这个文件几乎给了日本它自称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一切，只要它不再实行侵略政策即可。采取这种新方针，它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必需的原料，自由地进行贸易和通商，得到财政上的合作和支援，资产冻结令也将解除，并且还有与美国商订新商约的机会。如果它仍想在政治和经济上宰制东亚各国（美其名曰“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共荣圈”）——日本极端分子大都确有此意——如果它动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很快它就会同ABCD四国处于交战状态，那就会必败无疑，沦为三等国家。但要是聪明一点，应对得当，它就可以不用再战斗而得到它自称不惜发动一场斗争而迫切需要的一切，即战略、经济、财政、社会等各方面的安全。
日本的舆论总是可以在较短期内改变。政府现在有个巧妙的办法可用，那就是劝国民相信，政府在华盛顿会谈中已赢得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可以不用武力而得到它一直在力争的安全和“自由”。
此后两三天里，我常在东京俱乐部，依照上述道理同几个日本知名人士攀谈。后来我听说，自己那些慎重讲明纯属私人和非正式性的谈话已引起东乡、近卫公爵、松平、木户侯爵等人的注意。和我谈话的那些人，看来大多数是知道美国建议的草案内容，并因此显得非常悲观，但话被传到东乡等人的耳里，想必还是有用。但愿我的话能一直传到天皇那里。这些话确实有说服力。
不过，在此期间，日本人又在把大批军队和补给品运入印支南部，显然有入侵泰国的企图。此外，在此紧要关头，首相还借庆祝防共协定签订五周年的机会发表演说，称美英为了攫取远东霸权，正在挑拨东亚各民族互斗，“为了人类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必须把这种惯常伎俩都彻底清除出东亚”。
总统中断了在佐治亚州温泉的短期访问，提前赶回华盛顿。我相信，总统如此急促的原因之一至少是东条的好战演说。在此危急时刻发表这样的演说，真是愚蠢之极；尽管主要是讲给国内听的，但也明确显示了大多数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把武力威胁的分量加足，就可以吓倒美国；日本政府即使真想同美国保持和睦，也继续给国内的反美舆论加油，看来真是糊涂透顶。有个日本朋友说过，狗一受惊就会狂吠，越惊恐，叫得越凶；又说，日本人就像是小孩，应被作为小孩对待。我再次感到他的话确实中肯。我看首相的演说真是非常幼稚。日本昔日甚为自负的经国之才如今都藏在哪里呢？
日本对美国的建议反应悲观
1941年12月1日
几天来，我同一些日本知名人士谈过，其中一些人是与外相有直接联系的，大多数也都好像了解我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十点建议草案的内容。他们虽希望华盛顿会谈继续下去，但都表现出一种悲观的反应，认为弥合两国的立场实有困难，似乎都认为我国提案的“调子”毫不协调，并且很在意这一点。
在每次谈话中我都着重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国草案着眼于一个客观的、广阔的计划，是一个有极高政治家风度的方案，因为它所提供的实际上正是日本所谓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它还提供了一条和平的、合乎逻辑的途径，使日本可以不再通过武力而得到它挂在嘴边的、迫切需要的东西。同时，我又毫不含糊地表示惊讶：在此危急时刻，首相竟会觉得适合发表那样的演说，这篇演说无论调子还是内容都只能被认为是好战的。我还讲明，这篇演说必将在美国引起可悲的、严重的反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必定会有这种反应。
我还说，日本政府现在可以改变舆论，使其相信政府已在会谈中赢得外交上的胜利（如果非要保全面子的话），可以不战而达到它当初所谓不惜为之动武的目标。
今晚报纸报道，内阁今天决定，不管达成调整关系的协议有多大困难，会谈仍将继续下去。
今晚在东京俱乐部遇见一位日本老友，他容颜苍老，面带愁容。他告诉我，内阁已决定中止会谈。我说，要是那样的话，恐怕什么都完了；看来不久后，我就会离开日本。可是报纸随即宣称，会谈将继续下去。然而，这位朋友的精神好像已经垮了。
东乡感到失望
1941年12月3日
参加贺阳太妃的葬礼，全部仪式都按照皇室丧礼的惯例。天气很冷，因不能穿大衣，我只得穿上两套内衣裤和一件毛衣。列队等候灵车时，发现靠近我的是德国大使，我只问了一下奥特夫人可好。他答道，她在神户。我率领外交团来到祭坛前，献上榊枝，出来时恰好走在首相东条将军的后面。等车时，东乡外相对我说：“我非常失望。”我答道：“无论如何，还是继续会谈吧。”海军大臣岛田将军向我问候，倒显得非常殷勤。
华盛顿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
1941年12月5日
昨天收到一封与政府人士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名人的亲笔信。部分内容如下：
放眼时局，令人沮丧。至于我有何感想，您是知道的。您的心情，我大槪也能理解。现有许多心里话，请允许我坦率直言。我和朋友们谈过，仔细考虑了他们的感想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觉得美国11月26日文件的实际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华盛顿的确是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非常遗憾。所以，我认为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美国先同意把日本方案视为商讨另一个临时协定的基础，以后再按美国方案制定最后协议。我只希望事情善始善终，故不揣冒昧，特致此函。
我看这封信真可以说是当前日本舆论的典型。
更多的日本人疑心美国在拖延时间
1941年12月6日
据一个素来可靠的、向我们提供消息的日本人说，东条将军11月30日演说的讲稿是首相和其他阁员事前都没有看过的，据信是大政翼赞会的人起草的。所谓演说不过是由代表者照读讲稿而已，其内容和语调与东条将军过去所有的演说都不太一样。
有人密报，根据相当可靠的人传出的消息（但尚未证实），魏德曼领导的纳粹恐怖组织正在拼死活动，力图破坏华盛顿会谈，最近轰炸西贡美商油库和美国领事馆的事件就是这个组织的三个德国特务干的，目的是要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这种袭击是日本人主使的。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不久后很可能还会有所活动。
罗斯福向裕仁呼吁
1941年12月7日
今天的广播宣称总统曾寄信给日本天皇，但没有报道内容如何、通过什么渠道传达的。直到深夜，赫尔先生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简短电报，表示正在译制一封电报，内有总统的信息，让我收到后必须尽快送交天皇。我立刻叫杜曼到大使馆来，打电话给东乡的秘书友田，请安排我和外相在午夜左右紧急会面。换言之，信息一到我就去见他。在译码时，杜曼就得打电话。据电报上所注的收报时间，这封电报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日本邮电局了，虽属急电，却直到夜里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这两封电报是国务院分别在12月6日晚上8点和9点发出的。我这么晚请求约见，友田似乎很不安。他问杜曼，事情是否急到连明天都不能等。第二天，杜曼感到那时的友田一定还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
不过，友田还是安排了会面，我们的司机早已回家，我们就找本宁霍夫帮忙，于午夜12点15分把我送到外相官邸。东乡立即见了我，我请求觐见天皇，面呈总统的信，随即朗读此信，给了东乡一份副本。国务院让我自行斟酌这封信如何送才合适，我觉得最好是请求面见天皇，这样才能极大地加重这封信的分量，并确保交到他本人手上。起初，东乡说他还要研究一下这份文件。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能替我请求觐见。他答，还不能肯定，他要先将此事奏明天皇。他又说了一些话，评论华盛顿会谈。我说，关于12月5日的会谈，我自己还没有接到报告，如果要我把他的这些评语向国务院重述一遍，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他便说，没有必要汇报。我约在午夜12点30分告辞。
国务卿的指示和总统致天皇的信如下：
十万火急
第818号，12月6日晚9点
机密
请尽快以您视为适当的方式将总统的信送交天皇，内容如下。
日本天皇陛下：
近一个世纪前，美国总统曾致书日本天皇，向日本国民献上美国国民的友谊。这一提议得到接受，在此后美日持续和睦友好的悠长时期内，依靠双方国民的德行、治国者的贤明，两国俱日臻昌盛，对人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唯因兹事体大，在对两国至关重要的紧要时刻，我才需要直接致函陛下，商讨国事。我认为现在“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影响深远的紧急事态看来已在酝酿之中。
我们两国间的长期和平，对两国、对全人类都产生过有益的影响，现在太平洋地区却正在发生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影响的事态。这些事态也可能包含着悲剧。
赞成和平及各国皆有权存在并让他国存在的美国人民，一直在热心地注视着数月来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会谈。我们希望结束目前的日中冲突。我们希望太平洋的和平能达到这样境界，即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各个国家都能并肩共存而免遭侵略之害，各国人民都能摆脱难以负荷的军备重担，各国都能恢复既不歧视任何国家也不垄断在任何国家的通商关系的状态。
我相信，陛下一定和我一样明白，要追求这些伟大的目标，日美双方就应该赞同消除一切形式的军事威胁。若非如此，就无法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一年多以前，陛下的政府与维希政府缔结协定。据此协定，五六千日军被允许开进法属印支北部，以保护更北面正在对中国作战的日军。今年春夏，维希政府又允许日军开进印支南部，共同防卫印支。实际上，从未有人攻打印支，也没有人这样策划过。我想我这样说是正确的。
这几周来，全世界都发现，派到印支南部的日本陆海空军数量庞大，致使别国有理由怀疑，这样不断在印支集中兵力并不属于防御的性质。
在印支集中的兵力规模既如此之大，现已遍及印支半岛的东南角和西南角，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的成百上千的岛屿、马来亚、泰国等地的人民当然会产生疑问：这些日军是否正在准备或计划朝这许多方面发起一路或几路进攻？
我深信，陛下将会理解这些国家人民的担心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宁和国家存续。对于日本建立陆海空军基地，拥有大量人员和装备，组建能够发动攻势的大军，美国也有许多人正报以怀疑的眼光，我相信陛下也是能理解的。
显而易见，很难想象这种局面能继续发展下去。
上述各国人民，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或永久地坐在火药桶上。
如果日本陆海军撤出印度支那，不留一兵一卒，美国就绝对不会有入侵印支的想法。
我想，从荷属东印度、马来亚、泰国等地的政府那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保证。我甚至可以出面要求中国政府做出同样的保证。如此一来，日本从印支撤军，就可以确保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我致书陛下，就是希望在此危急时刻，陛下能和我采取一致行动，想方设法驱散战争的乌云。我深信，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个大国的人民，而且是为了邻近地区的民众，我双方都有恢复传统友谊、防止世界上再有更多死亡和破坏的神圣职责。
富兰克林·D.罗斯福
这里的报界仅得到这样的通知：总统已致函天皇。
赫尔
[1]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了侵略战争。
[2] 指波兰在伦敦成立的流亡政府。
[3]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意为“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4] 畑俊六（1879—1962），1938年2月起接替松井石根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同年12月，被召回国内，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1944年6月晋升为陆军元帅后调回国内。战争结束前，在广岛任第二总军总司令。1945年8月14日，曾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日军无力正面阻止美军登陆。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保释出狱，1962年去世。
[5] 柳川平助（1879—1945），曾作为第十军司令官率领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导致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淞沪战场。第十军所辖部队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制造者。1938年出任占领地管理机构兴亚院的首任长官，之后也担任过司法大臣。1945年病亡。
[6] 伊藤博文（1841—1909），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积极参与倒幕运动，也成为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之一，曾先后四次出任首相。甲午中日战争的策划者、实施者，日俄战争后成为首任韩国统监，推动对大韩帝国的吞并行动。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遇刺身亡。
[7]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194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8] 指1940年7月至11月，纳粹德国对英国本土实施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由于英国空军的顽强抵抗，德国空军始终无法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战略轰炸也未能迫使英国屈服，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9] 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1937～1942年任美国副国务卿，也是《大西洋宪章》的主要起草者。
[10] 1942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为外国势力非法充当代理人的罪名正式逮捕了沃尔克·马西森，随后他被起诉判刑。根据调查，沃尔克·马西森曾在1938年7月靠日本驻纽约领事馆提供的一万五千美元买下了《当代》杂志，之后日本每月向他提供两千五百美元的经费。
[11] 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1862—1933），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曾留下一句名言：“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
[12] 指南北太平洋、南北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
[13] 原口初太郎（1876—1949），原陆军中将，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后任日本驻美武官，出席过华盛顿会议。退役后，以对美非战论的政治家形象活跃于国会，但也因此与东条英机交恶。
[1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1938～1945年任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15] 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任罗斯福总统的俄语译员。——作者注
[16] 美国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作者注
[17] 即中国南沙群岛。
[18] 1940年6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开始实行所谓“新体制”，解散各政党。同年10月，效仿纳粹党、法西斯党，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由首相担任总裁。
[19] 1941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向“其国防对美国国防十分重要的”国家出售或租借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
[20] 劳伦斯·斯坦哈特（Laurence Steinhardt，1892—1950），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1] 指从1941年4月起，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围绕“美日妥协”与“中国问题”进行的一系列会谈。
[22] 1941年6月英国为了保障中东殖民地的安全，主动出兵占领了当时仍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
[23] 1941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野村时提出：由美、英、中、荷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印度支那为中立区，如果日本政府同意这个建议并撤出该区域，那么日本有可能自由地从美国等国获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
[24] 指美、英、中、荷四国。ABCD是四国英文名字的首字母。
[25] 即《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上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反对与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摧毁纳粹暴政，解除侵略国武装。
[26] 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即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维持大国和平等主张。
[27] 指野村吉三在走出白宫时向美国报界宣布他刚才向总统递交了一封日本首相的亲笔信。——作者注
[28] 第一，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第二，拥护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第三，拥护机会均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第四，除可能用和平手段改变的情况外，不得改变太平洋的现状。——作者注
[29] 此项建议是在未经日本政府确认的纯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作者注
[30] 战争爆发后，美国流行一种说法，称计划中的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晤将在日本军舰上举行，日本人的意图是要绑架总统。这种揣测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近卫公爵是建议在美国国土上会晤，在檀香山或阿拉斯加，或在总统提出的别的什么地方。——作者注
[31] 指在俄国革命后和俄罗斯内战期间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他们大多反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
[32] 要对日记从东京角度所述形势下美国政府的立场有个清楚的概念，须研究国务院1942年5月19日的备忘录，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page 325。——作者注
[33]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拿破仑主宰欧洲大陆时（1804～1814年）曾对英国实施封锁政策，英国则处于孤立状态。
[34] 前日本驻英大使，1943年4月继东乡任外相。——作者注
[35] 松本重治（1899—1989），祖上有日本著名实业家松本重太郎与元老松方正义。曾作为同盟通讯社的记者常驻上海，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战后，参与创建了日本美国学会。
[36] 结束1812～1814年英美战争的和约，1814年12月签订于比利时的根特。加勒廷是当时谈判和约的美方代表之一。
[37] 皆为1812～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反对美国与英国开战的美国政治人物。
[38] 1941年11月5日，日本客货船“气比丸”在朝鲜半岛清津港东南水域触苏联水雷沉没，造成一百五十六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