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1942年5月31日）
日本对美国的进攻绕开了我们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直接不宣而战。这导致美国驻东京使馆人员及处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官员都发现自己对这一系列震惊世界并将美国卷入全球总体战的大事全然不知。1941年冬季至1942年初春，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香港、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与缅甸，全都落入日本之手。至5月底，美日交换外交官的手续安排妥当时，日本人不仅已达到这一年来扩张的极限，而且已在珊瑚海吃了第一个败仗，东京也遭到了一次轰炸。美国正经历自内战以来最黑暗的几个月，不过战局已开始出现转折的征兆。
战争
1941年12月8日
早上7点，被加濑打来的电话唤醒，他叫我尽快去见外相。他说，从早上5点起一再打电话，都打不通。我急忙更衣，约7点半来到外相官邸。加濑很亲热，东乡却一脸严肃、态度拘谨。他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该声明现已纳入我呈报国务院的报告。接着他又交给我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写明日期是12月8日。他说这份备忘录今天已由野村将军交给了国务院，通知国务院停止会谈。下面是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继续谈判将不可能达成协议。
东乡说，他已觐见过天皇（我听说在凌晨3点）。这个备忘录也就是天皇对总统来信的回答。他还讲了几句道谢的话，感谢我在会谈期间的合作，随即送我下楼，在门口道别。他只字未提珍珠港的事。
我返回使馆后即洗漱剃须，吃早饭。然后，向国务院发去报告，但此电未必成功送出。随即得知，大本营[1]已宣布：日本已向美英开战。这是《读卖新闻》今天清早的一篇报道的内容。报道虽全带官方口吻，但初读时仍令人难以置信。不久后，外务省的大野来拜访克罗克，拿着正式通告，两手发颤向他读道：两国的武装冲突已经开始了。
随后，使馆的大门被封锁。我们则被告知，任何人都不能出入。外务省的职员增尾被任命为联络官，充当我们与外务省之间的通道。我们又被告知，不得拍发任何密码电报，所有电报均须先送外务省批准。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看我，却在门口被警察挡住。他走下车，表明他的身份，可是警察仍抓住他的两膀。他推开他们，找到一个负责的警官，这名警官把他放了进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倾谈，为我们的合作互致谢意。他说，我们的这种合作是他驻日数年间少有的乐事。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Tillitse）夫人也来看望艾丽斯，回去时遇到刁难难以返家，最后是在一位便衣警官的帮助下才得以返家。我们的最后来访者是清晨前来的希腊公使波利蒂斯，以及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德·比戈（de Vigo）夫人，她是来看艾丽斯的。
一群日本无线电技师在使馆办公楼和职员宿舍进进出出、仔细搜查，把所有的短波收音机都拿走了。他们很有礼貌，却查得非常彻底。来到大使官邸时，我说我只有两台收音机，他们也就相信了，只拿走收音机并没有搜其余的房间。他们都非常客气，陪同前来的外务省的大野尤为谦恭，特为打扰道歉。
一听到开战的消息已经证实，我便下令烧毁全部密码和机密信件。
同时又交代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应该留在使馆院内。拟好一封明码电报，告诉国务院使馆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事，但暂未发出，因为核查人数时发现漏了兰德尔·琼斯（Randall Jones）。原来他今天休假到横滨去了，还没有回来。大家一度担忧，最后见他穿过院子走进使馆，这才松了一口大气，而且有点惊异。大致是这么回事：他在横滨听到开战的消息后，便乘头班火车赶回来，并没有出事。之后，又从新桥站坐出租汽车来大使馆，也一切正常。到达后他才发现使馆的门都被封锁起来了，不许进出。他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有个便衣警官走过来，指了指隔壁海军武官住的院子，建议他用史密斯-赫顿武官的花园墙边的梯子爬过使馆围墙。那梯子几年来一直放在那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安全回来了。
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记述今日之事的日记中有两段也应该放在这里，以便留下记录：
我的男仆每天早晨都在7点半叫醒我。今晨他却提前叫醒了我，说美联社记者马克斯·希尔先生有电话来。我听希尔先生说：“我得问问警察是否允许我同你讲话。”我可以隐约听到希尔先生在电话那一头和某个日本人谈话的声音。我明白了，希尔先生的话意在向我透露信息。过了好一阵，他的女仆才在电话里说，希尔先生已不得不离开寓所。我答道：我完全明白。
我立即打电话给本宁霍夫先生，请他立刻去希尔先生家查明实况，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已被警察逮捕。约8点半，本宁霍夫先生来到我家，说刚去看过希尔先生。他称：希尔先生被软禁在家，正在用早餐，餐后就要去警视厅，他将在那里受审。美联社次席特派记者戴南特（Dynant）先生和合众社记者罗伯特·贝莱尔（Robert Bellaire）也在希尔先生处，但本宁霍夫先生报告说，警察不许他们同希尔先生交谈。后来提到的这两位记者显然没有遭到逮捕。贝莱尔先生找到几分钟的机会对本宁霍夫先生说，大本营已宣布，日本舰队已在西南太平洋某处与美英舰队交战。贝莱尔先生还说，他听说今天清晨日本飞机已轰炸檀香山。本宁霍夫先生和我共进早餐，随即回去洗澡，准备做今天的工作。
日本人采用了德国闪电战的策略，在会谈尚来破裂时就这样干，实属卑劣之举。我还不知道袭击的准确时间，但是我非常怀疑在轰炸夏威夷、战争开始以前，野村将军是否已通知赫尔先生会谈决裂。日本人要是仅限于在远东扩张、只进攻菲律宾，美国国内本会有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跳出来说：远东的事横竖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们一旦进攻了夏威夷，美国人民肯定就会群情激愤，团结一致。电台援引惠勒（Wheeler）参议员的话：美国必须“狠揍日本人一顿”。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力量充分施展之前，我们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必败无疑，因为美国人民一旦愤起，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由于美、英、澳、荷属东印度，甚或苏俄、中国都终于起来反对它，不久它就会应接不暇。
我在最近的一封电报里说过，日本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全力以赴、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压力，即便意味着民族切腹亦在所不惜。其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我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现在发生的事果然是这样。
禁止出入时，幸好我们的其他所有馆员，包括非受任命的人员在内，都在使馆院内；只有琼斯在横滨，但也平安地回来了。在被关在屋里之前，我已经禁止馆员外出。纷传日本国内境况严峻，甚至说东京已宣布戒严，我却不相信。但也很可能有反美的示威游行，我馆一等秘书兼总领事梅金森（Makinson）报告说，他透过办公楼的窗子看见约有两百名日本人正向大使馆走来。不过，他们显然是绝对到不了使馆这里的。
今天马克斯·汉密尔顿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却似乎很难听清我的话。他说，国务院正在考虑委托谁来照管我们在日本的利益，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阿根廷和巴西，尽管我认为后者可能会参战。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利益委托给了阿根廷人。后来，我又在电报中提出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不知他能否收到此电。我说，我们已非正式地向外务省建议，“龙田丸”仍应继续驶往美国，接载日本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人员，日本人也可以将另一艘船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当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还不知道政府的意见如何。“龙田丸”上有许多美国人和外交人员，因此我料想我们不会阻碍它的行程。但也许它不管怎样已经折返日本了。汉密尔顿代国务院全体同僚向我们致亲切的问候。
下午6点45分，我们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全体人员请来举行酒会，共约六十人。杜曼发表了一篇关于艾丽斯和我的短小精炼的讲话，使我们深为感动。住在馆外的科尔斯（Coles）小姐、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库珀（Cooper）和埃斯皮（Espy）俱已迁入使馆，床铺全由我们供给，也多与我们共餐。在宿舍有房间者则为需要床铺或地铺的人提供临时床位。我们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又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此种时刻更体现出这一点。就我所知，日本是历史上唯一先对美国宣战的国家，今晚在与日本开战的第一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8日凌晨我见到东乡时，他当然已经知道战争爆发了，可是他只字不提。如果说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进屋后把日方对我国新建议的复文“啪”的一下丟在桌上的那种态度，等于说：这是最后的回答。但和往常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冷静，谈完后站起来时，他还和颜悦色地地讲了几句感谢我合作的话。离开他的官邸时，除知道会谈已经破裂外，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战争已经爆发了。东乡想必也觉察到了我没有起任何疑心。以前日军开进印度支那时，会谈也一度破裂，但后来还是恢复了。我在11月3日预言过，战争恐将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除了这点感觉外，从大使馆的角度来说，这次闪电战确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意味深长的是，国务院12月6日晚9点发出的传达总统致天皇书的第818号电报，其实是在7日正午到达东京中央电信局的，可是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电报上打印的收报时间的日语记号表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俘虏
1941年12月9日
今晨，警视总监留冈幸男带着一个副官兼译员来找我（仍由特纳当翻译），说他会尽量使我们感到舒适和方便。他非常和气。后来警察却擅自闯入使馆办公楼和宿舍，甚至闯入大使官邸，对我们从馆外购进食物和衣着用品的行为百般刁难。即便不把我们当作阶下囚，他们也完全把我们当作俘虏来看待：这种种行为和态度无疑是出自下级警官的命令，出自看守警察的愚昧无知，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地位就按自己揣测的上意来行动。这些情况，总监恐怕还一点也不知道。
外务省欧洲局的太田也来过。他说，外务省美洲局的加濑今天本是要来的，但不巧太忙。太田说，他刚去过英国大使馆，看能做点什么来改善那里的境遇。为了改善这里的境况，他很想听听杜曼的意见。杜曼便把本宁霍夫叫来，一起开了一张很长的必办事项的清单，交给了太田。供应新鲜食品、来这里的日本官员彼此之间互不协调、供给燃料油等问题都列在上面了。太田说，所有这些事项他都会加以考虑。本宁霍夫走后，太田谈到周日晚杜曼与友田通电话的事。杜曼问太田，外相表示不愿太迟就寝，所以不大想见他，这是否意味着外相试图避免在开战以后和他再见面。太田有点急，提高嗓门道：“绝对不是。袭击夏威夷一事，外相一点也不知道，是到第二天清早才听说的。”无须深究，日军将要采取战争行动，天皇陛下的外务大臣却似乎对事态并不了如指掌。
史密斯-赫顿一家暂时还能继续住在使馆隔壁的屋子里，还可以给大约十六人提供食宿之便，用梯子（此梯久负盛名，“二二六事变”期间就已用过）翻墙，就能进入使馆院子，所以他们又可以给我们带报纸来。警察当然晓得爬梯子的事，起初并不反对。后来，我们的一个领事未经与杜曼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商量就去找他的中国仆人，叫他越墙而入；仆人抱着一包鸡蛋，在黑暗中掉进反光的水池里，引起一片喧嚷声，警察跑来了。这又招来了调查：梯子被拿走，史密斯-赫顿全家及其宿客不得不长久地住进使馆来，使馆得多供养十六个人的食宿，以致办公室里也铺上了床，史密斯-赫顿一家三口则迁入大使官邸，一如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艾丽斯的秘书科尔斯小姐等。我们还每天都摆下可坐十四人的餐桌，轮流邀请其他馆员和办事员来用餐。
为了留下记录，特将8日早晨外务省美洲局第二课课长大野交给克罗克的信函照录如下。拟了一电，向国务院呈报此件，交外务省代表增尾代发，后来听说已经发了，但无法肯定国务院究竟能否收到。
第136号——绝密——调查5
外务省
东京，1941年12月8日
阁下：
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
我就此机会向阁下再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
致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大野读完后，克罗克说：“现在是一个很可悲的时刻。”大野答道：“是的，我的这项任务令人生厌。”
大野接着又念了下述声明的译文，这是日本当局拟定的有关大使馆及其职能的几项规定：
1941年12月8日，大野先生向克罗克先生宣读了下述声明：
（1）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职能自今天起停止。
（2）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人员将按国际惯例获得保护及生活上的便利。
（3）为获得上述保护和便利，建议使馆全体人员集中住在使馆院墙内。
（4）与外界的通信，包括电话和电报，一律停止。凡有人外出，均须通过即将派驻使馆的增尾联络官向外务省取得许可。他已随我来到此地。
（5）代表贵国利益的国家确定后，即允许贵使馆与该国代表建立为代表贵国利益所需要的联系。
（6）对于保护美国公民将给予应有的关切。
（7）立刻交出所有无线电发报机。
（8）不许再保有短波无线电接收机，无论公私，一律交出。
（9）关于战争状态的通知，可用明码电报转告贵国政府，电报可通过联络官拍发。
表扬大使馆日籍雇员
1941年12月12日
我馆日籍雇员的品格值得一再表扬。他们全都表示希望留下，直到我们启程回国，但因为不允许他们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期间外出，也不许与家属联络、回家，所以我们只得解雇一些担任非必需任务的雇员。预计早晚还是会全部解雇的。防止房屋庭园损坏，维修机械和设备，仍旧需要相当多的人手，盼望将来代管美国利益的使馆能做出安排，继续雇用我们的日籍雇员。
我恳求国务院允许我为这些雇员做担保，在极困难的境况下他们仍怀有异乎寻常的忠诚和责任感。同时，我还请求政府支付被解雇者足够的补偿，并设法在战争期间继续雇用那几个老人。负责送信的那位在使馆工作了近四十年之久，还有好些人也已受雇十年或十年以上。
苦中作乐
1941年12月13日
这个周六晚上，馆员们想在馆内公用室开舞会。尽管我也希望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来维持士气，但还是否决了舞会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开舞会可能会给馆内转来转去的警察造成一种印象，即以为我们这些使馆的人在面对局势时态度轻佻。这是很不明智的。我明白跳跳舞本身并无害处。但不幸的是只要有跳舞的念头，就总会给外人留下心情愉快的印象，而我们此刻的心情绝非轻松愉快的。其他一切消遣和保持士气的办法我还是都赞成的。
由此，在露丝·凯利（Ruth Kelley）的布置和得力管理下，公用室便成了著名的“游乐场”，给馆员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聚会场所。这里有敞开的炉火、大安乐椅，有可以演奏的钢琴和留声机、可打桥牌和扑克的桌子、麻将牌、象棋，还有图书杂志。艾丽斯午饭后几乎每天下午都来这里打桥牌。
此外，我们的助理海军武官斯通中校还在低处的院子里巧妙布置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可以玩“推击”和“轻击”，让我们有机会练习和消遣。启用球场时，我们还正式举行了开幕式和比赛，波伦赛获胜。球赛被命名为“大东亚黑硫温泉高尔夫球锦标赛”。因为听说驻华盛顿的日本人被拘留在白硫温泉，我们如此命名确实有调侃的意思。
瑞士使馆负责代管
1941年12月14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Gorgé）先生于9日接到他政府的通知，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将由他照管，但直到昨夜（13日）他才被允许与我会面，于是他今天早晨便来我们使馆。我们却看见他的车在门口被警察拦住，他只得转赴外务省，要求外务省打电话通知警察。外务省与警察当局之间互不通气。这类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门终于开了，公使的车也开进来了，警察还是禁止杜曼与公使讲话。但是杜曼马上给馆员们传了话，馆员们来到庭院，当公使下车时，他们向公使欢呼。警察气坏了，试图制止，欢呼却反而更加热烈，警察束手无策。杜曼用手指碰了一下嘴唇，向公使暗示他不能讲话，公使就在一大批警察的簇拥下来到大使官邸，一个警察在其前，两个在其左右，一两个在其后面。把我们视为囚徒，当作罪犯对待，这显然从一开始就是警察当局的态度。约近三周后，由于公使抗议，警察们才被撵到馆外，并被告知不得如此苛刻，这时他们又恼羞成怒，进而想拿我们出气，搞了许多小动作。只是因此他们丟了面子。
之前即最初三周，警察就在使馆院内走来走去，随意进入办公楼和私人住处，在大使官邸窗前窥视。有一次还走进客厅，监视打包行李，经请求才退出。各处设立岗亭，有一次我挟着一包东西去办公楼，就看见一个警察在他的笔记本上登记。文明世界的国际外交惯例就这样被全然无视了。还有种种刁难，幸亏被拘留前刚好收到旧金山“联合食品公司”寄来的一大批罐头食品，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提供给我们的取暖用油少之又少，为了节约，我们几乎冻僵了。
起初，警察还不准杜曼参加我和瑞士公使的商谈，但不久他就冲破了障碍，时常列席。公使每两三天来一次，他条理清晰兼具组织意识，非常清楚依照外交惯例我们应享有什么权利。我们随之庆幸有这样一个坚强人物来当我们的代表者。凡有抱怨的事，他都记下来，向佐藤或西提出抗议，且终于收到显著效果。前外相佐藤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但他优柔寡断，令人大失所望。西外务次官则较能合作，也比较明事理。在对待我们的问题上，外务省和警察当局各行其是，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
日本下级官吏的行径
1941年12月16日（摘自杜曼的日记）
今天还算平静无事。不过，有件事值得一记，因为它正暴露了日本人的优柔寡断、易变以及幼稚。现在我们的值日官已在使馆大厅里支起一张办公桌，工作了两天，效果甚好。除了能充作一个极有用的信息中心，兼顾传达室的职能并办其他事而外，还立刻起到了加强大家的秩序纪律观念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二十四小时才能匀出够开两小时暖气的燃料，所以正门必须经常关上，为此还特意贴了一张用英日文字写的大纸条。值日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醒未随手关门者，记得回身去关门。今天白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军刀在腰间当啷作响，砰地把门打开，阔步穿过门廊，朝外务省联络官增尾的办公室走去。值日官很客气地对他讲，请把门关上。警官停在原地，显然踌躇了一会儿，才转回去关门。当时我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但约六小时后，我们却不得不又再记起这件事了。晚上10点，大使馆译员藤本跑来找我，有点慌张，说首席警官叫他来告诉我，必须取消值日官的设置，撤掉办公桌，理由是日本政府已下令停止大使馆的职能，因此任何馆员均不得执行任何职务、不得公然行使任何权力。那位被请回去关门的警官当时是吃了一惊，无法做出拒不听从的决定，所以去把门关了。可回到办公室一思量，另一个想法便浮上心头：他居然被一个馆员指挥，这岂能容忍？他很可能又想到布告板上的通告，上面列有值日官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监督整理（Policing）馆舍的内务。”熟悉美国军队习语的人都知道，“policing”一词，不过是指打扫、整理内务而已。但这个日本人必然认为我们授权给值日官，要他监督日本警察的任务，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还有一种可能，晚上10时以前，这个警官自己左思右想，想必还跟气愤的同事们谈过，折腾了六小时，大概又喝了两杯，这才把心一横，一定要废掉这个值日官制度。但他行动时又不通过正当途径，即通过外务省联络员给大使一份书面文件。真要这样办，就必须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又不想这样做。于是，他就耍了一套非常典型的日式把戏：施以威吓，再看是否奏效。
无论是什么手段，内德·克罗克都请藤本去回答，在请示大使以前，什么也办不到。我们的打算是置之不理，静观其变。不过，克罗克还是把布告板上的通告取下来重新写过，把“policing”改为“cleaning”（打扫），改了措辞以免再有会引起日本人反感的字眼。
结果值日官还是没有被取消。
平安夜和圣诞节
1941年2月24～25日
这个平安夜令人难忘。吉恩·杜曼（Gene Dooman）为晚餐贡献了一只弗吉尼亚糖腌火腿，这是他一直留着在特殊时节用的。内德·克罗克则带来两瓶1933年的贝恩卡斯特尔葡萄酒。简和汉克·史密斯-赫顿夫妇、科尔斯小姐、威廉姆斯、特纳、本宁霍夫、波伦、克雷斯韦尔等均在座。我代表艾丽斯和我本人以香槟祝酒：一是向全体受委任和非受委任的馆员，感谢他们在现在这个艰难时刻所表现出的杰出的组织能力、首创精神、深思熟虑和广泛的帮助，并表示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二是祝他们留在国内的夫人们，希望她们早日能与丈夫欢聚，愿上帝保佑她们。杜曼致答词，情意感人。
有些朋友陆续送花来，法国大使的夫人约朗德·阿尔塞纳-亨利（Yolande Arsène-Henry）送给艾丽斯一封漂亮的书信，还有纪念品，西外务次官的夫人晚餐前给艾丽斯送来两只火鸡，这是西表示私谊的一种方式，此举值得深谢。全体馆员也向艾丽斯和我赠花，多好的属员啊！
但这天真正动人的事发生在晚饭之后，馆员几乎全馆出动，约三四十人走上坡来，为我们住在官邸的人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他们先在大厅里用拉丁文唱《齐来崇拜》（Adeste Fideles），然后唱着德文的《平安夜》（Heilige Nacht）慢慢走进凉廊。这是自发的行动，因为他们只练习过一次，但在本宁霍夫的指挥下唱得极为美妙。艾丽斯和我都深受感动；她甚至失声痛哭，可怜的老伴，我却得抑制自己。他们继续唱了一阵，最后慢慢离去。出去时，他们以最轻的声音再唱了英文的《平安夜》（Holy Night），下坡时再用英语唱《齐来崇拜》（Oh Come，All Faithful）。这是我们将永志不忘的一夜。后来馆员们仍继续在馆舍的公用室里唱歌和弹钢琴。我相信，这一晚一定能给他们久被压抑的感情和那些士气正受着严峻考验的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排遣机会。
圣诞节
天气晴朗宜人，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气温和暖如春。艾丽斯这几天都膝关节痛，今天好了一些，我们照常带着萨沙和米基两犬在草坪上散步，她觉得很舒服。被拘留已经十八天了，第一次收到几份《日本时报和广告报》。虽然读起来不是特别令人高兴，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日本人传来的那些陆海军的所谓捷报。我仍旧坚信德国终必崩溃，一旦德军开始瓦解，最后结果的预兆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德国退出舞台后，力量不断增强的美英海空军就可以全部用来攻击日本，后者终必败亡，这将是显而易见的现实。那时恐怕连那些目空一切、凶猛好斗的日本人也不会看不到。尽管这是主观愿望，但也是言之有据的，因为我深知德国人的特性。1918年的景象很可能重演，希特勒打错算盘去进攻苏俄，这将被证明是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证实这个预言。
一如平安夜，正是因为有现在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激发起来的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度过了一个在东京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圣诞节。阿诺德小姐及其共炊伙伴斯库兰太太（Skouland）、加德纳小姐（Gardiner）、普莱费尔太太（Playfair），以及约翰逊（Johanson）和斯图尔特（Stuart）两位军官都前来官邸参加酒会，下午1点又共进圣诞大餐，菜肴有西夫人送来的火鸡和内德·克罗克贡献的泡了热白兰地酒的葡萄干布丁。大家互赠礼物，我通过一个友好的警察给艾丽斯弄来两盆优美的兰花，看来他是找遍全城才买到的。
下午4点，我们的仆人下田、深谷、船山和加藤接到通知，准许他们的家属进使馆，他们这才能在馆舍前欢聚，那是十分动人的场景。自从我们被拘留后，他们就不能同家人通话了。
此后我们便在公用室的圣诞树前聚会。我们有两棵圣诞树，一棵摆在官邸，一棵摆在办公楼，这原是下面院墙边挡住房屋光线的两棵树，吉恩·杜曼叫人砍来，挂上往年剰下来的装饰物。开头是副领事戴维·托马森（Dave Thomasson）和我弹钢琴，然后大家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最后是古尔德上尉扮的圣诞老人出现，向大家分赠礼品，朗诵优美悦耳的诗句。他表演得很精彩，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会。
圣诞庆祝到此结束，这事我们永远都会记忆犹新。
交换外交人员的事宜已在安排
1941年12月30日
瑞士公使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已接受我们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2]交换外交官的建议，现正将说明细节写成照会并译为法文。公使说他立即经伯尔尼将这个照会电转华盛顿。这样看来，事情似乎终于有了进展。根据杜曼的好建议，我马上召集馆员开会，把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一闻此讯便高声欢呼；这将有助于维持士气。日本外务省已放弃（其实它自己都从未认真对待）在横滨和旧金山两地直接交换外交官的建议，因为日本陆海军当局断然拒绝考虑让一艘美国船开进日本水域。
我把一只装外交团团长文件的金属大箱交给公使，请他交给新团长阿尔塞纳-亨利，在转交以前，须先去外务省，请木内检查这些文件，让他们放心，我们没有把别的文件夹在里面偷送给法国大使馆。还得由一个日本官员偕戈尔热一起坐车去外务省。警察对我们施加的隔离措施无以复加。
轴心国的外交官不大乐意让法国大使当外交团团长，比较喜欢资历浅一些的巴西大使。阿尔塞纳-亨利能否侥幸当选，还得静观其变。
有些日本朋友忠实如故
1941年12月31日
有位日本朋友来看我。他说两国间爆发战争时，他痛心疾首，所以未能早来。他代朋友们向我转达关心，还捎来两封日本友人的信。他说，拘留的头两周警察苛待我们，是由于战争来得太突然，他们没有制订过任何应付这种紧急情况的计划，所以起初政府各机关之间毫无协调可言。我说，现在已有显著的改善，但我们所受的待遇依旧是囚犯的待遇，与日本驻美大使及其属员和领事馆人员所受的体恤和宽待一点也不相称。
下面是那两封信：
东京，1941年12月17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与夫人：
尽管近年来发生了很多不幸事件，但谁也没想到两国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我记得很清楚，您常对我说，增进我们两国的友谊将是您的终身事业。我还知道，为使华盛顿会谈不致破裂，直至最后一刻，您仍在认真努力。您那样的不懈努力也无法拯救和平，着实令人痛心。但您可以永远相信，您对我国和我们的情谊，我们绝不会忘记。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得说一件事。夏季时，每天我都在自己妻子的病榻前对她讲华盛顿会谈的进展情况，那时她都是尽量绷紧她脆弱的神经，认真倾听，不想有一字遗漏。她生前没有见到我们友好关系迎来悲剧般的结局，反倒成了她的幸事。
感谢您对我和我全家的深情厚谊。
某某谨上
东京，1941年12月30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
我带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尽管我们为防止两国关系破裂做出了真诚不懈的努力，但可怕的事变终究还是发生了。我不想多说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形势，我只希望目前的斗争也许只不过是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史上一个短短的插曲，两国很快就能重修旧好。
您与格鲁夫人，凭你们长达九年的精明能干的工作，已在我的同胞中结交了很多朋友。正如您所深知的那样，轻易忘却朋友，尤其是如你们那样令人敬佩的朋友，并不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性。请您相信，我们中有很多人对你们的艰难处境深怀同情。
毋庸多言，能收获您那宽仁厚道的友情，是我的莫大荣幸。但愿我们还会有为增进两国关系而再次精诚合作的一天，我只切盼这个好日子很快到来。
我已调职，日内即动身赴任。恭贺新禧，并祝归途平安。
某某谨上
新年前夜在办公楼用自助晚餐。晚11点59分，把灯关了，齐唱《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灯再亮时，古尔德上尉扮作“时间老人”出现在人群中，他简单致辞，大家又手挽手地再唱《友谊地久天长》。艾丽斯和我却在10点半左右就走开了，没有等待新年的到来。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守候的，没有那种心境。
新年伊始
1941年1月1日
天气晴朗。早晨去馆舍给馆员们拜年，又向负责保护使馆的巡查部长清河及其属下九个警官拜年。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清河也保护过使馆，后来还曾和我坐车出去游玩。他向我提起那个时候的经历，说那时我送过他一只银烟盒。清河说，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战争，但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
瑞士公使来访，他马上就要去皇宫参加新年招待会。今年的招待会，就外交团来说，我想规模一定会比往年小一些。戈尔热说，日方虽已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但他们有些人又想改在塔希提岛，因为去那里的航程要短得多。戈尔热说，他也会将此作为日方的建议转吿华盛顿。外务省已写了一个照会给他，详述交换事宜，他给了我们一份照会的副本。
一杆进洞
1942年1月4日
在使馆的高尔夫球场上打球，我一杆进洞。在这里打球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球场长四百二十二码，有九个洞，洞边还有小小的轻击区，一应俱全。有一杆得翻过或绕过住房，若想平直打过屋顶，就有危险。不过，迄今为止只打坏过一个窗子。池塘里的鱼现在快活了，假如它们喜欢玩球的话。
每餐总有十至十四人同桌，所幸我们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不和我们一同用餐的职员和其他馆员也经常轮流上来吃一餐，如此保持彼此的联系。艾丽斯也常去馆舍看看供应部门或公用室，去拜访各处的公寓。
“让自己忙起来”
1942年1月9日
昨夜外务省失火，房屋差不多烧掉一半。有关我们最后撤退的那些文件想必也烧毁了一些。虽然瑞士公使可以按他自己的记录提供复本，但这样一来，本已经耽延的事恐怕又要推迟了。不过我们还算过得舒适，只是屋里太冷，因为必须节约燃料（直到傍晚才敢开暖气）。日子过得很快。早上我从早餐后一直工作到11点半；然后打一小时左右的高尔夫球，为的是运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晚上早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刚看完克罗宁的《天路历程》[3]，这真是一本好书。
交换
1942年1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了日方对我国政府关于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的答复。日方接受了交换地点，但对波伦所拟备忘录中提及的两项提案有许多异议。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把谈判取得的进展告诉他们，对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和衷共济精神再次表示赞佩。
1942年1月18日
听从艾丽斯的建议，这周日的早晨我们有许多人在馆舍的音乐室聚会，唱了好几首大家最爱唱的赞美诗，琼斯弹钢琴，本宁霍夫当指挥。玛丽昂·阿诺德清亮的嗓音十分悦耳。
因闲时较多，有了大量读书的机会。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曙鸟》（Bird of Dawning）已看完第二遍，这是古今描写海洋的最伟大史诗之一，不可不读。又看完了达格代尔夫人（Dugdale）写的鲍尔弗（Balfour）传记的第二卷，现在正在看杰塞普教授（Jessup）写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4]传记。西奥多·罗斯福处理远东问题时，鲁特曾参与其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关于他的言行，读起来别有味道。
1942年1月19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和他的夫人终于被允许来看艾丽斯。今晨来访，两位夫人聊了约两小时。其间，许多日本朋友和另外一些人送来鲜花和水果，共二十二批，还有一些人想送，但未能获准。有几个外交界的同僚也送花来。
1942年1月20日
现在日本报纸那种得意忘形的自吹自擂，读起来真令人作呕。我正准备带两整套12月8日以来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回去，一套送国务院，一套留给自己。
1942年1月22日
在高尔夫球赛中略胜斯通一筹，但不久就被鲍勃·费尔里（Bob Fearey）打败了。本宁霍夫在一场紧张的羽毛球决赛中战胜了拉姆。此外还有桥牌、象棋、跳棋等比赛。我们总是搞得很热闹。
我为我的私人秘书鲍勃·费尔里感到自豪，他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主教的孙子，非常称职。由于缺乏洗衣设备，每个馆员，不论男女，都是自己洗衣服，半个大院看去就像后院一样，晾满了衣服和寝具。费尔里却在官邸阁楼上找到一台旧洗衣机，于是他便在拉斯塔德（Rustad）的帮助下每天为全体馆员浆洗两次。他还是他那座公寓的防空监视人兼体育指导员，另外还轮流当值日官和主持整理办公楼的内务。顺便一提，他还是个电学家、无线电专家和飞行员，曾做过五百余次跳伞。这些本领都是他在哈佛念书时利用暑假学的。费尔里真是个精明能干而又热心公益的青年，前途未可限量。
1942年1月24日
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因心脏病于今天在圣路加医院去世。他从1923年起当驻日公使，在此以前早已任公使馆的陆军武官，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外交家。一如克雷吉和罗默，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僚之一。他有荷兰人典型的固执，但为人谦和，与我意气相投。我将永远怀念他，把他看作我在日本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之一。他的突然去世令我非常难过，但对他来说，这倒是个幸福的解脱，因为我想他没有什么亲人，又是鳏居，战争造成的事态必定更加深了他的愁苦。
1942年1月25日
星期日又唱了赞美诗，现在这要成为定例了。这类聚会颇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日子过得很快，星期日与星期日之间的间隔似乎很短。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厌烦，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特别是那些可以做点学问而以此自娱的人。
杜曼正忙于写一本很有趣的书，根据网球球友堀田伯爵提供的日本文献讲一些汤森·哈里斯出使日本的逸事，堀田是一个在哈里斯那个时代相当于外务大臣的日本高官的后裔。那时日本官僚特别是警察当局的心理和今天使馆中我们这些人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这一点显得格外有趣。
在馆员中，我确实感到遗憾的只是极少数馆员。这些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极少或毫无常读有益书籍的念头。大多数人都忙于馆舍和院子里的日常勤务，甚至得承担离职打杂女工的活，每晨轮流擦洗和打扫。但有些馆员恐怕是太离不开纯粹的社交活动了，这种人必定有感到厌烦的时候。
帕布斯特将军的丧礼
1942年1月29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了。他通常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每隔几天总要来一次，以便保持联系。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照管我们的利益的人了。他善于观察形势，办事讲求实际，性格坚强，又十分谨慎，力求避免因采用不适当或非正统的办事程序而事倍功半。同时，他的助手豪斯赫尔（Hausheer）也常来。他是个务实的人。他们的态度让我清楚地想起了1917年和1918年照管德国利益的瑞士驻美临时代办，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他常来国务院找我，几乎每天都要讨论一大堆问题。
今天在圣路加医院附属教堂为帕布斯特将军举行丧礼。日本政府已做了安排，每个敌国使馆可以派一人参加。在外务省官员增尾和巡查部长清河的陪同下，五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走出使馆。我从挂有丧帘的侧门走进圣路加医院，马上就被领进教堂，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的机会。我想悄悄坐在后排，但正在当招待的岸热情招呼我，把我引到右边第二排靠通道的座位上。在右边第一排就座的是照管荷兰利益的瑞典公使巴格（Bagge）和荷兰临时代办勒赫林（Reuchlin）夫妇及荷兰公使馆的其他人员。我们这一排也有一些荷兰使馆的人员，另外就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夫妇，我们后面是比利时大使福尔托姆夫妇，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希腊和其他现正与日本交战或已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使节。
左边第一排是西外务次官、广田、佐藤和币原。币原迟到了，走路时拄着拐棍，摇摇晃晃，显得老态龙钟。他们后面是阿尔塞纳-亨利夫妇，他是以外交团团长的身份坐在那里的，再后是蒂利茨夫妇、戈尔热夫妇、智利公使、阿根廷代办和所有非敌国的外交官。还有很多日本人。礼拜全用日语进行，只有荷兰牧师致辞时用荷兰语，又用英语说一遍。结尾时有一位荷兰人来到风琴前，奏荷兰国歌。
巴格公使和勒赫林夫妇先走；我随即被引出来，恐怕所有敌国外交官都是这样被带出来的，以防彼此交谈。我和巴格及勒赫林夫妇握手后，立即上车。临走时，克雷吉夫妇出现了，我只和他们说了一句话，不过寒暄而已，另外就是说了一声“船上见”。本想停下来聊一聊，但警察表示过，任何谈话特别是和克雷吉交谈，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只得作罢。艾丽斯虽也接到外务省的邀请，但没有去参加葬礼，后来我们间接听到日本朋友说，她的敏感可以理解，亦应感谢。
新加坡陷落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现称“昭南”——陷落了。这新名字兼有“昭和时代”和“南进”之意。这是个沉重打击，但我仅视其为一时的打击。日本人终究会撤出一切非法占领的地区：日本列岛本身易遭攻击；他们的海军和有限的商船经不起消耗，早晚会被削弱，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效地封锁日本，把它的本土与南方占领区完全断绝开。到其在海上决战遭遇失败，或者俄国参战，或者德国垮台，或许要等很长时间，但在任务完成以前，我们绝不会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