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一份最新的我国政府关于撤退外交人员的照会。照会是通过西班牙渠道寄来的，从华盛顿发出的日期是2月5日，已经迟误好几天了。看来定是外务省的太田把它扣了五天后，主管此事的佐藤才晓得有这份文件。戈尔热非常气愤，认为谈判不让他过问，至少没有经伯尔尼通知他有照会寄来。看样子，必定是日方要我国政府把谈判渠集中于西班牙方面，可是佐藤又对戈尔热说并无此事。我猜想，这不过是外务省惯有的缺乏协调的又一次表现而已。
一件事就足以说明日本人想问题、进行交涉是多么拖延：瑞士公使为替我们把汽车、酒等什物卖给外交界同僚，曾与日方多次商谈，皆无结果，这点小事竟拖了两个多月才终于做出安排。
今天日本人正忙于庆祝新加坡陷落，一大群队伍来到我们使馆前示威，英国使馆门前想必也有人示威。助理陆军武官巴布科克少校（Babcock）跑出去站在阳台上向示威者挥手。示威者也欢笑着挥动手帕回敬，领队者尽力制止这种友好的表示，大家反而大笑起来，走过去以后仍笑声不绝。
尽管大搞战争宣传，民众对美国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日本虽取得一些初步战果，民众仍在自问，美国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究竟是否真能打胜。
必须彻底打败日本
1942年2月17日
今天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将谈判撤退工作目前的进展告诉他们。我还对他们讲，我绝对相信，目前的日子纵然暗淡，但我国终将获胜，我给他们念了下面这段日记：
我们即将回国参加工作，不论是受到适当的要求，还是自发找到机会，我们应接手一切对美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赢得胜利有所贡献的工作。我们是带着坚定的信念回国的：轴心国虽获得初期胜利，但终究会失败，终将受到严酷无情的清算，这是必然无疑的，其必然性犹如引力定律。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和幸福，为了世界文明的安全和幸福，就必须彻底打败日本。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的军队、军事机构、军事体制声誉扫地并接受清算，才能使日本民族永远走上和平的道路。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不管需要美国人流多少“血、汗、泪”，都必须最终地、有效地完成这个基本职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太平洋地区，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无法共存。
任驻日大使十周年
1942年2月19日
十年前的今天，领命出使日本。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归于失败，但即便是为了经历这些事件，我现在也不愿舍弃这十年的经验。
历史的教训
历史当然以事实为根据，以当时的有助于阐明这些事实的评论为根据。可人类若不汲取历史教训，在治国方略上得到积极的指引，那么历史研究就是无益的。文明的某些方面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科学、经济、交通和运输的发展，已使一国的闭关自守成了时代错误。世界各国已紧密相连，结为一体，以至于正如我国政府近年常说的那样：两国或数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扰乱世界经济，进而引起其他所有国家的关注。世界各地一出现势必或即将导致战争的局势，我国政府会立即表示关切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对这类局势在道义上或实际上进行干预的权利，必然会产生另一种义务：我们当然不能一方面以事关我国利益为由，对国际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局势进行道义或实际的干预；另一方面却对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漠不关心。今天各国互相依存，这已经是事实，不只是理论：在现在这样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每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会产生波及世界五大洲与七大洋的影响。用征服的手段夺取和抢先占据本应由大家共同利用资源的地区，是不能被允许的。然而，只要任何一国实行排斥别人、保护自己、增进一己私利的政策，不热心于帮助解决别国问题——别国的福祉也是现存世界经济运转必需的——那么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就会因无益的战争迭起而不断受到阻碍。
在现在与将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只顾自己”，因为邻国，包括所有邻国的问题必然会变成它的切身问题的一部分。明智的治国理政者就必须承认“光荣孤立主义”或集团孤立主义的实际效力早就永远消失了。在我国未来外交、政治、立法等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中，要是我们不能领悟历史的教训，认识不到过去曾经失掉的许多机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必定还会错过良机，不能运用我们物质上的、道义上的无限国力去发展文明和增进我们本国人民的福祉，却将生命财富耗费在无益的战争中。
名副其实的拦路抢劫
1942年2月21日
瑞士公使今天又来过。他告诉我们，变卖汽车、酒等物件的事现在要全盘重新考虑了，因为大藏省坚持要瑞士公使将卖得的钱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另立账户，与他的公事费用的账目分开。现在同意我们取款，应付日常开支，但我们一走，这笔钱就要冻结。不许公使取用以支付公务开支，以便转入我们各人在华盛顿的账户。正如公使向木内指出的那样，这等于就是没收。我决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变卖我的汽车或美酒，我请公使暂缓办理此事，只将实情报告华盛顿。
这是名副其实的拦路抢劫。大藏省、内务省、陆军省都已决心擅作主张，不与外务省商量，更不考虑国际惯例。据说，外务省并非从未得到过主持外交的机会，但都失败了。简直是太丢脸了，现在它只能靠边站。有个日本外交官的太太告诉戈尔热，她的丈夫很郁闷，想离开，因为他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受权向公使做了一些保证，后来由于别的部门擅自改变决定，导致他不得不收回之前的保证。例如在大藏省看来，照管大使馆及其人员的财物的应是大藏省而不是瑞士公使，一切事关这些财物处理的事都得由它决定。这当然是荒谬的，戈尔热十分正确地向木内指出，如果真是那样，大使馆人员就没有什么被保护的合法权利了，因为他们不能诉诸日本法院。可是其他各部依旧独断专行，既不和外务省商量，也不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还有一件事，横滨警察当局拒绝瑞士代表去查看一个敌侨拘留营，只许侨民派两个代表来警察署见瑞士代表。这当然是违反一切国际惯例的，也意味着那个拘留营有问题。警察当然会警告侨民代表不要诉苦，否则就要对他们更不客气。上次大战期间德国并没有这类禁令，我们常去看设在鲁勒本的拘留营，至少每周一次，日本其他地区却又允许瑞士人单独和被拘留者谈话，不受警官监视。看来又是彼此各不通气，每个警官都可以自作主张、各行其是。
华盛顿诞辰日
1942年2月22日
华盛顿诞辰日[5]，星期六。唱完赞美诗，又唱了《共和国战歌》[6]，接着唱国歌。上午11点半，邀请全体馆员来官邸聚会，我提议为总统干杯。
日本必败
1942年2月28日
日本正在不断扩张其征服的疆域，同盟国的账上至今尚无收益，以至于同盟国最终胜利与日本最终失败的希望似乎正变得渺茫。但对于日本的失败，我没有丝毫怀疑。我已经说过，在我看来日本必败的道理犹如引力定律。
未经事实证明的预言，大多不过是痴人说梦。但对最后结果，我有我的想法，大致如下：或因经济解体，特别是石油匮乏；或因发生革命，革命可能在被占领国首先爆发，德国终将垮台。根据长期经验，我了解德国人的特性：志得意满时，他们是嚣张的恶霸；形势逆转，他们就会立马变成懦夫与哀声泣诉的失败主义者。食物和原料的供应紧张，且必将日益加剧。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别的地方，一旦军队不再连战连捷，破竹之势就会急转直下。士气将会垮下来，末日就不远了。来自俄国战场的伤亡名单将产生可以料想的后果，戈培尔的宣传谎言总会有不再能支撑士气的一天，民心总有涣散的时候，这一天说不定很快就会到来。丘吉尔最近说，胜利的到来，也许比原来预想的要快。如此乐观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非比寻常，因为他一向总是爱描绘局势的阴暗面，我想他说这话时考虑到了上述情况，而且很可能还真有德国军民即将解体的证据。
德国一旦退出舞台，意大利自然也就随之退场了，留下来的将是日本单枪匹马对付美英海空联军的局面，也许还要加上苏俄。那时如果苏俄参战，很难想象它会放过收复失地，进而让自己永久处于不败之地的良机。如此一来，那么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因为盟国海空军可以海参崴为基地，可以迅速封锁日本本土，轰炸它的城市，摧毁它的船舶，完全掐断它的生命线以及其同国外军队的联系，最后甚至可以占领日本。
即使苏俄保持中立，要等英美获得全胜后才来解决它自己与日本的问题，那么完全摆脱了大西洋战事的美英联合海军也肯定能推进至能够打得到日本的空袭距离，收复一些基地，潜艇和飞机仍旧可以由此截断它的航运，封锁日本列岛。
当然，德国退场后，日本政府也不会看不到战争的必然结果，为了挽救它的城市，为使商船不致全毁而只是有一些逐渐产生的损耗，日本很可能在轴心国垮台后就会乞降。但我们得警惕，不要过早地议和。
再谈欧洲，我看德国一开始有崩溃之象，被占领国人民，包括法国人民一定会爆发大规模起义。那时土耳其很可能参战，罗马尼亚则很可能背弃轴心国而去进攻匈牙利，以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也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
上述一切当然是把未来的图像想得很美，但我觉得这些假设并不是强词夺理。纵使结局不会来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轴心国倒台后，必然是我国全胜的进程，一切都将立即开始。
美国佬忆往事
1942年3月10日
父亲冥寿一百周年，他生于1842年3月10日。正餐时，我举杯祝酒以资纪念，并做了简短的致辞，提到一些陈年往事。其中说了我祖父的一件逸事，他临终时在病榻上总为一个问题烦恼，在快咽气时终于讲出来：有一天早上（我记得是个元旦，他要照例送书作为礼物），他从海德公园来波士顿时忘了带钱包，遂在火车上向列车员借了五分钱付马车费。他在临死前嘱咐，这笔债一定要还。其愿得偿。
大使馆杂记：社交及其他
1942年3月24日
有颗牙齿坏了，镶边脱落，去牙医小谷大夫处就诊。遇见英国大使馆的胡斯顿-博斯沃尔（Houston-Boswall）和肯尼迪（Kennedy）夫妇，谈了一会。我们称这个诊所为东京社交俱乐部，因为在这里常常会碰见一些外交界同僚。
我们有个叫藤本的译员，是一个纯粹的、非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7]今天竟被警察从大使馆拐走并被逮捕，据称违反了日本法律。究竟犯了什么法，我们不知道。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在送一个警察出门。一定是警察诈称有人找他，一到门外就悄悄把他抓走了。他的妻儿还在大使馆。他的家族要他留在日本，但他决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回美国的那个家。后来他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说他早已决定留在日本。我们却认为，这肯定是警察对他施加了压力。瑞士公使已提出强烈抗议，但迄今尚无结果。外务省说，它正在等司法省的报告。这不过是日本警察加诸我们身上的又一次暴行。
一个美国出生的日本人选择留在日本
1942年3月25日
杜曼的生日。开茶会，吃蛋糕，举杯祝他健康。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能干的参谋长、比他更好的行政官了。他日常所思的，都是如何为我们集体和个人谋福利。后来他对我说，他太感动了，以至于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简单讲几句来应付。
关于那位在美国出生的日裔译员愿意留在日本一事，杜曼的日记有所叙述，现摘录如下：
昨晚将近6点，本宁霍夫向我报告说，译员藤本失踪了。藤本是在美国出生的，原持双重国籍，几年前返美时已放弃日本国籍。后又回到日本，从此就一直是大使馆的一员。
据本宁霍夫说，最后看见藤本是在上午10点半。他妻子刚发现他不在时，还不怎么惊慌。到下午3点左右，她开始紧张起来，跑来报告本宁霍夫，说找不到她的丈夫。本宁霍夫和特纳马上到处寻找，找遍各房舍和场地，都没有踪影。本宁霍夫便去找驻使馆警察队负责人清河。他见清河正在批阅文件，问他否知道藤本在哪里。清河继续写他的公文，头都不抬，只问了一声：“他不在这里吗？”本宁霍夫把怎么找也找不着的情况讲了一遍，并说藤本显然不在使馆内了。清河一直在写他的文件，没有抬头望过一眼。平时有谁不告知清河而擅自离馆，他肯定会激动万分，可是这次藤本失踪，他却漠然置之。本宁霍先明白了，这事清河是知道的。
本宁霍夫来报后，我立即去见了清河，问他：藤本的失踪，他是否知情。清河直视着我，说他一点也不知道，但可以打电话问警视厅。他走进隔壁有电话的房间，我通过开着的门听见他在电话里说，杜曼正在询问藤本的事；又听见他请示，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很快又回到原来的房间，说这就去警视厅调查此事。我要清河马上打电话给瑞士公使，请公使来见大使。清河生气了，说他没有义务服从我的命令，讲完扬长而去。
晚饭后，大使给我一张条子，要请瑞士公使第二天一早就来，我拿着条子去找值班的警察，问他是否允许立刻送这张条子给瑞士公使。他又打电话问警视厅，然后告诉我，条子要到明早才能送。
早上清河一到使馆，我就问他藤本的事可有消息。当时清河说，他能告诉我的情况只是藤本已被捕了。我告诉清河，昨晚他矢口否认知道此事时，我就完全明白了，他是知道的，可能还帮忙逮捕了藤本。清河承认是这样，但又说当时我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问他，所以他才生气了。过了一会，他又冷静下来。之后，我终于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消息。看来大概是这么回事：藤本的母亲强烈反对藤本回美国，为了找个借口把他扣留下来，他的族人便跳出来控告他犯了某种重罪。
1942年3月27日
我为“大东亚桥牌马拉松赛”颁奖。史密斯-赫顿得头等奖，梅金森得二等奖，帕克斯得安慰奖或参与奖。
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夫人致函艾丽斯，称岸终于为我们安排停当，可以出外打高尔夫球，而公使自己也想和我打一回。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馆员们，然后写封信给蒂利茨夫人。我知道英、加、奥使馆的人去打过一次，但克雷吉没有去。
婉拒高尔夫邀约及理由
美国大使馆
东京，1942年3月29日
亲爱的蒂利茨夫人：
岸先生费心为我们安排打球，好像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艾丽斯都已告诉我了。他这样做，我衷心感激，您或公使若有机会向他转致此意，我将非常感激。岸一向是我在日本最值得尊重的朋友之一，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我对他的私谊和钦慕之心。无论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情都将永存不渝。他筹办球赛，如此体贴、仁厚，正是他经常助人为乐的体现，我认识他这十年来，他这种特性只有我最了解。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较愉快的场合重逢，继续我们的友谊，一如既往。
遗憾的是，我有许多理由不能接受打球的邀请。虽然岸先生已尽力，但这些理由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很久以前瑞士公使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断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请他不必费心。事实上，有位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干事就曾对公使说过，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将会使俱乐部的成员尴尬。我也决不愿意到任何俱乐部去而自陷于为难之境。尴尬的感觉是彼此都会有的。
我之所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除看病外，日本政府不许我们离馆外出已有近四个月之久了。现在撤退之日将近，日本当局才开恩允许我们去球场消遣。也许一次，也许两次，我不清楚。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现在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拘留我们的记录添上一点光彩而已。我很清楚日本宣传部门的伎俩。如果我接受邀请，他们就将大肆宣扬，借以表明在整个拘留期间我们都是受优待的。可是我们所受的待遇绝谈不上优越，在初期日本当局还违反了国际惯例的一切规矩。我们不仅被视为俘虏，甚至被当作罪犯，在整个拘留期间都不断受到警察的侮辱和压制。我不愿细说，以免增加您的精神负担，但这些事将来还是很难忘记的。
暂且放下在大使馆受到的待遇问题不谈，我也抱着美国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感，其强烈程度实难形容。
至于馆员们，我已做如下决定：不希望他们把这次邀请作为游乐或消遣来接受，不过假如他们出于身心健康的考虑，觉得需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他们自己去打球。部分馆员，特别是那些不像我那样在苦难中有妻室的人，被拘留久了，确实很不好受；他们希望也需要到空旷的地方去一下，我完全同情这种需要。他们会不会接受邀请，我不知道，但他们要去，我完全允许。
岸先生既有此美意，又如此尽力，我想他定会谅解我这种态度。这封信也可以给他看看。
谨向您和公使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格鲁谨上
1942年3月28日
瑞士公使来访。他今天来到使馆门口时，大门半闭，警察只是袖手旁观，瞪眼看着他，既不走过去开门，也不叫汽车司机自己去开。公使遂转赴外务省，将此事告诉木内。木内说：“这可太严重了。”他打电话给警视厅总部，但戈尔热坚持要个外务省官员陪他一起来。在外务省官员面前，警察也还是那个样子，司机只得自己下车来开门。我很高兴，外务省官员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况。这也许只是个别警察的态度问题，但故意侮辱的可能性则更大，其原因大概是公使来得太频繁，也可能是我们抗议藤本事件，把他们惹火了。戈尔热当然很气愤，很恼火，因为这是对他的直接侮辱。又一次无礼，我们身在使馆，无可奈何。
1942年3月30日
加濑来看我，替一位任高官的日本朋友给我带来一块羊肉和几个橙子。我和加濑谈到藤本事件及警察侮辱我们的种种行为，希望他转告东乡。
天野医师的夫人来到使馆，给我们所有人首次注射伤寒和副伤寒预防针。
1942年3月31日
瑞士公使来访。日本政府已向我国政府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前后乘船经上海、西贡，也许还有新加坡前往洛伦索-马贵斯，于5月20日到达。船可载客约一千一百人，因官员约有五百人，所以还有空位，大致可载六百名平民。戈尔热建议，这六百个舱位大致可分一百个给侨居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平民，给侨居日本和中国者各二百五十个。日方希望美方撤侨船亦同时开到洛伦索-马贵斯。
撤离计划依旧落空
1942年4月1日
我今天召集全体馆员开会，告诉他们日方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或其前后离日，搭载撤退人员的日船将在上海和西贡停泊，接运其他撤离人员，5月20日前后可抵洛伦索-马贵斯。这个消息给了大家很大鼓舞，情绪马上高涨。不过，这个提议至少现在尚未实现。
1942年4月5日
在馆舍内做复活节礼拜，唱了几首复活节赞美诗，有音乐伴奏：琼斯弹钢琴，蒂索（Tiso）和普莱费尔夫人拉小提琴，威廉姆斯小姐吹长笛。我还读了选自《约翰福音》的日课。警察问我们要不要请个美国牧师来主持礼拜，我们谢绝了，宁愿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集会。使馆里的天主教徒则被带往天主教堂做弥撒。
1942年4月8日
瑞士公使来访。现在看来，恐怕最早要到5月中旬才能走。想起来真有趣，去年12月，艾丽斯说最好还是把木柴保存起来，因为可能要到2月才能走，当时大家都笑了，以为是句笑话。我曾和内德·克罗克打赌，我认为情人节以前定能出发，结果输了十美元给他。他还和另外一些人赌哪个月能走，我想他也赢了。
吉米·杜立特[8]空袭东京
1942年4月18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午饭前他刚要告辞的时候，我们听见许多飞机飞过头上，看见五六个方向燃起大火，浓烟滚滚。最初我们以为是演习，但很快就知道了，这是美国轰炸机首次大举空袭日本。据报道，这次是先轰炸北海道，然后依次轰炸东京、横须贺、名古屋和神户。我们见到一架飞机，看上去似乎失控了，飞得很低，擦着屋顶向西飞去。起初，我们还担心它已经坠毁了，后来才明白这是有意实施的战术，以避开驱逐机的俯冲和高射炮的火力。在东面又看到一架飞机，尾部拖着一长道黑烟，显然被高射炮射中了；它的样子不像轰炸机，我们猜想，这恐怕是日本高射炮部队惊慌失措，把自己的驱逐机打下来了。
这一切都很激动人心，但当时很难相信这并非日本飞机在搞实弹演习。日本报纸自称击落九架敌机，我们却不相信有什么损失，因为即使只有一架被击落，报纸也一定会得意扬扬地刊登出有飞机残骸的照片。美机看去很大，不像是从航空母舰上来的，想必是从阿留申群岛起飞而前往在中国新建的空军基地降落。我们使馆中人皆大欢喜，而且深感自豪。后来英国使馆的人告诉我们，那天他们喝了一天的酒，向美国飞行员致敬。
巴丹和珊瑚海两役之后
1942年5月26日
日本的宣传实在是过于幼稚，简直是笑话。巴丹陷落后，《日本新闻》于4月15日（晚刊）登出一张照片，说那是被占领的基地的入口，但是，大油漆招牌上却写着“U.S.Navy Vase，Mariveles”，竟把“base”写成“Vase”。第二天，《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也登出这张照片，但显已发觉有错，因为“V”字已经给刮掉了，草草换成“B”字，刮痕犹清晰可见。那块牌子当然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用以向公众证明他们确已占领该地。
5月26日，《都新闻》和其他日文报纸刊登了珊瑚海战役的照片，有一张拍到了一艘船的尾波，似乎是一直通到一个水雾和烟的喷口。报上说，这里有一艘被击沉的美舰。但在报纸的另一页，又有一张显然是摄自同一地点的照片，只是稍微移向右边一点，却现出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正离开“爆炸”处，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显而易见，前面那张照片所照的，只不过是这艘船的航迹。
准备起程
1942年5月29日
召集馆员开会，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有望于6月18日起程回国。一片欢腾。
1942年5月31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大使官邸集会，唱《祖国颂》《共和国战歌》和《美国国歌》，我讲了话。全体出席，共六十三人。
“阵亡将士纪念日”上的讲话：“我们的袓国”
按纪念阵亡将士的传统，长久以来每年的5月30日我们都在横滨公墓用鲜花装饰葬在日本的美国陆海军军人与平民的墓地，我们的海军武官每年都把花圈投入横滨附近的海中，悼念死在海上的人。这些含有纯朴敬意的祭典，正象征着美国精神：不论是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还是恪尽职守，致力于创造化干戈为玉帛的条件，只要是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我们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葬在日本的这些美国陆海军军人与平民，幸运地属于后一类人。世上既有奋战沙场者，也有不待战争爆发而为和平尽力者，谁能说这二者之中哪一类人对祖国的贡献更大呢？有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国外、死在国外，无声无息，但他们仍曾忠实地、无私地、满腔爱国热忱地为他们心目中祖国的最大利益效劳。可是，如果战争爆发，如果自由、正义、法律、秩序与不法、混乱、奴役、野蛮的掠夺本能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那么：
理智与爱支离破碎，
一个声音独自慨叹：
在当为真理献身时，
偷生比死亡更可怕！[9]
在被拘留的这几个月里，我们总是举行这样的礼拜日唱诗会，参加的人想必都会感觉到，这种集会是自发的，是在虔诚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由此得到鼓舞。我们并没有去教堂做礼拜的那套仪式，但能够按《诗篇》里的话，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圣洁之美中礼拜上帝”，形式虽然简单，却是发自真心。我认为，在这段郁闷的日子里，这种礼拜日集会有助于增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光辉；能使我们暂时脱离一个受战祸折磨的世界，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虽然我们在实践上无法举行以花饰祭墓的传统仪式，但我还是用这次礼拜日集会在心灵上纪念那些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如此我们倒可以永远地怀念他们。
我曾谈到，在这艰难的几个月里，我们大家都定会有沮丧的时刻。就我来说，这种沮丧的时刻，却只是一瞬间。对我们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必获最后胜利，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要说这是盲目的信念，那也悉听尊便。这和解数学题不一样，不是坐下来算一算就可以证明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太多了。冷静的逻辑可以把这种信念仅归因于想当然，但除此而外，还有别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于许多明显因素的本能一般的根本信念。对我来说，其说服力正和数学论证一样，假如我能把这种信念和信仰传递给你们，加在你们自己的信念上，哪怕只传十分之一，它也能化为你们的信念。
现在我们终于就要回国了。我曾说这几个月是艰难的日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不同程度上，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个月都是艰苦的，在某些方面还极其艰苦。对那些远离家庭的人，我们的同情和体谅之心强烈到无法形容。至于我自己，这几个月里，我曾有充裕的时间来考察这一生事业的轨迹，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地震和火灾之后凝视一幢大厦的废墟那样。这幢大厦是他设计的，是他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力求坚固，能永远顶住暴风雨。这座城堡已经坍塌在我们身边了。这当然不是一幅悦目的图景。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日后回顾时，无疑会把自去年11月以来的这段经历看成一场噩梦。然而在我看来，这绝不是一场噩梦。因为在一个人充满生动经历的漫长社会生活中，这是一段最激励人心的经历。这里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成分，也可以说是异类成分，组合起来的团体，各有各的兴趣、性格和偏好。人性始终是人性。在监禁中，大家每日每时都紧密地共处一地。日子久了，我们这个小团体总会顶不住这种重压，至少也有顶不住的可能性。至于结果是否顶住了，我请你们各自去判断。我自己的印象是处在同样境地的同类团体，恐怕没有哪个能像我们这样经得住考验了。集体精神，共享合作之心，彼此互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能舍己奉公，尤其是在空间及活动都受限制的生活中仍自得其乐，风趣不逊平时。这一切都使我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就像我跟大家的深情厚谊一样，我将铭记终生。充满这个团体的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其令人满意的合作气氛，本质上是美国所固有的传统。这种集体精神和互助的特性，是使我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天性之一。将来回顾这段经历时，我想我们定会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每个人都发展了可能需要发展的特性、每个人也许都在精神上获得了成长的时期。梅瑞狄斯[10]写道：“如果我为很快就要消失的赦免而痛饮，我的灵魂是多么渺小。”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期，相反，我们关心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为此而工作。这就是我感到颇受鼓舞的原因。我冒昧地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有这种感觉，那高尚的集体精神还将带着我们回去，直到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国土。
现在我们就要回国了，去参加我们能找到的或被号召去做的各种工作，为祖国的伟大事业效力。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请和我一样坚信，这种努力不会是徒劳的。我们将需要我们的信念所产生的勇气，在国内和同胞们共事时，仍将需要密切合作的精神，在这几个月的同舟共济中，我们已经学到了一点这种精神。“有信，有望，有爱”[11]是人类行为指南相当坚实的基础，但我一向觉得，现在比以往更觉得，“信心、勇气、爱”这几个词倒可以更好地表达《圣经》中这句话的本旨。这几个词为我们未来的航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因为信仰和希望需要用勇气来支持，然后才能有生气、有活力，否则就只是虚伪的妄言。而为使我们的合作精神也同样蓬勃旺盛，并用之于日常生活，那么信仰和希望也需要用我们的赞歌《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来加强。
在我的大半生里，我遵守着两个微不足道的个人传统。一个是幼年时开始的，我把这个传统带进我们的家庭。当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每次从海外归国、经过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时，我们常把四个小女孩带到船头，大家一齐朗诵司各特[12]的感情炽烈的诗句，就是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其实他还是我们祖上的姻亲——在他的《无国之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一书中沉痛地引用过的那几句：
呼吸健在，魂灵已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这是自己的故土、故乡”；
当一个人的脚步迈向家园，
不再于海外飘荡，
谁的内心不像火烧一样？
如果确有那种人活着，请注意啊，
绝不要为他朗声高唱。
哪怕他地位显赫、名满四方，
哪怕他称心如意地富满天下，
尽管他有头衔、权势、金钱，
但卑鄙者，只惦念自己；
他即便活着，名誉终将一扫而光，
最终躯壳跟灵魂也都消亡，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无人流泪，无人悼念，无人为他作诗一行。
另一个小传统是，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总要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念一遍。因为在英语文章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用词有它那样优美和动人的。它是怎样草拟和发表的，你们肯定都知道。疲惫而充满烦恼的总统乘火车前往葛底斯堡，在一个旧信封背面草拟了这篇演说的提纲，当晚在旅馆里写成讲稿。第二天，1863年11月19日，在旧战场的纪念集会上，先有一个我国第一流的演说家按当时的习惯啰啰唆唆地讲了一通。身体瘦高、其貌不扬的林肯站了起来，只讲两三分钟，又坐下去了。听众不禁愕然，满以为在这种场合可以听到一篇他们所习惯的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谁知正好相反，于是大失所望。林肯演说之后，大煞风景的是全场寂然，几乎没有一个人鼓掌，着实可怜。林肯本人也认为这篇演说是一次惨败。人们后来细读讲稿，才领会到其词句的雄浑庄严之美。这时世人才发现，他给历史上的文学宝库增添了一篇最伟大、最鼓舞人心的杰作。在近八十年后的这个纪念日来读这些名言，是多么贴切啊。我们大家都必定会深受感动。
八十又七年之前，我们的先辈在此大陆接生了一个新国，她孕育于自由，奉献于人受造而平等之公理。
如今，我们已卷入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国家，或任一如此孕育并奉献的国家，能否常存。我们来到这里，在一处伟大的战场集会，是要把战场的一角献给长眠于此的将士；他们捐出自己的生命，乃是要国家永生。而我们此举，是完全合宜而正当的。
然而，在更崇高的意义上，这片土地是我们无法奉献——无法祝圣而使之归圣的。那浴血于此的勇士，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已经将它祝圣了——远非我们的微力所能增损。此刻我们说的，这世界未必会留意、铭记；但他们在此做的，却永远不会被遗忘。毋宁说，奉献于此的，是我们生者，以继续那未竟的事业，他们一路奋战、光荣推进的事业。毋宁说，在此奉献于那留存我们面前的大任务的，是我们——
让我们多多领受这些牺牲者的荣耀，忠于他们为之捐躯尽忠的伟业——
让我们在此庄严保证，战士的血绝不会白流——
让这国家，上帝保佑，获自由之新生——
让这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在大地上，永不消亡。[13]
致美国人民的结束语
——通过哥伦比亚公司广播网发表的广播演说
首先我想说，我们刚登上交换外交人员的船只“格里普斯霍尔姆号”（Gripsholm）时，许多朋友即来致候，全国各地又纷纷来信表示欢迎，我们（我的同事和我）大为感动。这种欢迎温暖人心、令人难忘。同时，在日本和日本占领区度过许多艰难日子以后重返家园的欢乐之情，简直无法形容，这同样是难忘的。恐怕难以一一答谢各方的慰问函电，现在，在所有听众面前，请允许我为此深情厚谊表示最深挚的感谢。
我眼中的祖国从来没有如此时此刻这样美丽过。重返祖国，从来没有像这次一般意义深长。撤退侨民的船在最后驶离日本海域之前，曾在横滨港停泊七天。如果我把这最后七天的情况告诉你们，重返故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就可以理解一点了。当时关于交换人员的谈判还没有结束，我们在那里等着，不知道谈判能否成功。如果不成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全都被押回日本，再次被监禁。我们当中有许多美国人（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商人）在上船前，都遭受过单独监禁，被关在寒冷的小牢房里，缺衣少食，还不时遭到最残酷、最野蛮的拷打。如此熬过了六个月。拷问的花样繁多，我不想多谈细节，只提一件：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船上，有三位美国老人，其中一人已年逾七十，给我演示了他们多次遭受过的灌水刑。清晨，我们走到船头，一个朋友就在那里演示受刑的样子。人被捆着，膝盖被按到下巴下，脖子贴着膝盖，手被紧紧反绑在背后，拷打时绑手的绳子竟深陷进肉里。然后把他翻过来，脸朝天，向他的鼻和嘴灌水。这只是一次实况演示，但单从那些人口述的拷问情景中，我已经可以想象了。日本警察会用上六大桶水，因为受刑人每次都会失去知觉，然后还被泼水，让他醒过来。有一位老传教士被指控为间谍，遭受了六次灌水刑，要他把诬告他偷到的情报内容供出来。
美国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和商人，几乎都被视为有可能成为间谍。日本警察的愚蠢，仅次于他们的残暴。这个美国人又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捆着，躺在地上。有个日本人用靴底在他脸上蹭来蹭去，然后又狠狠踢他，踢断了一根肋骨。最后松绑时，他只能勉强站起来。他说自己有根肋骨恐怕已经断了。有个日本警察问他，断骨在哪里，接着就去摸他的身子。摸到断骨时，警察问道，“是这里吗？”这人答道，“是”。于是那个警察便把手抽回去，挥起拳头，使劲打那根断骨。还有一件事，有位美国知名人士因在狱中被虐待，生了坏疽，导致了严重残废。多年前我就认识他，当我在船上看见他时，不禁猛吃一惊，几乎看不到他过去的样貌。
日军攻占南京时干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香港又用刺刀杀死战俘：这些都是我之前间接听到的。但在船上我有了直接证据，因为有个女乘客曾亲耳听见那些战俘临死时的惨叫声，她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告诉了我。这绝不是第二手证据，而是可靠证人的亲口讲述。至于拷打，其直接证据则是受刑者本人提供的。
在横滨港等候的七天里，有几个人对我说，如果关于交换人质的谈判失败，他们就宁愿自杀，死也不肯再回到日本去坐牢：这话你们觉得奇怪吗？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这样做的。
最重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6月25日凌晨1点，我醒了。感觉到好像有点响动，望向舷窗外边，只见一片树林在水中慢慢移过去。又有一片树林移动，比先前的快。我们终于启航了，航速慢慢加快，直到开足马力，离开了横滨，离开了日本，向家乡前行。这是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尽管还得航行一万八千英里，历时七十天，才能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前经过。我泪流满面，暗诵：
呼吸健在，魂灵已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这是自己的故土、故乡”。
今晚我还有些话要说，要提到日本的军事系统。它发动了这次战争，现在我们正在和它激战。但在转到这个话题之前，有些事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我在日本交了许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人。然而他们作为爱国者，将会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而战，必要时还将奋战到底，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希望打仗，战争也并非他们发动的。我们被拘留在东京期间，警察企图把我们同外界完全隔绝开来，经常制造障碍。即便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许多朋友时常设法给我们送礼物来。那些礼物不是通常的鲜花之类，而是食物，例如有时送来一块肉，这是他们能送的最珍贵的礼品，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少能够得到肉类。我和他们互相酬酢了十年，他们个人对我自始至终都十分忠诚。
但是，这个图景还有另一面——丑恶的一面，残酷、野蛮、禽兽不如，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军事系统是残忍和贪婪的。为了美国和联合国未来的安全与幸福，为了文明世界和全人类未来的安全和幸福，就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军事系统、军阀集团和军事体制，必须彻底摧毁它们的名声和支配地位。总而言之，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联合国中任何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都没有共存的余地。
现在，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讲一些我们正与之交战的日本军事系统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个系统是历经多年培植和演化的，因为早在1931年入侵满洲以前，它就已经制定了一个目标，不仅要北攻俄国，而且要“西侵”和“南进”，以便掌控日本人后来所谓的“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共荣圏”的实际含义自不必多说，就是日本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绝对控制这个辽阔区域。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1937年，入侵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由于蒋介石及其英勇的军队、坚强的人民斗志高昂，日军终于在中国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尽管如此，这个战场还是被利用了，日本陆海军士兵可以在此进行实战训练。他们不断发展和改进战术，后来在南洋各地登陆和征服这些地区时，这些战术就派上了用场。
不要以为因为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日本国民就会丧失斗志，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正相反，这种失败反而会锤炼他们的意志，促使他们产生愿做更大牺牲的决心，使他们有更好的准备，去进行另一场企图征服东亚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终于已经开始了。他们明白必须越来越努力，因此对国家按战时需要必然会推进的各方面的改变，他们都以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镇静而坚决的态度来承受。
日本所有武装力量都充满着进攻的精神，日本人之所以在这场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因素。军事专家都认为，这种精神是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无形要素，所以日本现代陆军自建立以来，即注意培养和保持这种精神。假如敌人缺乏进取心，进攻的精神就会成为一种优势，日本统帅部对这种优势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白种人软弱无力，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人不过是一群体质虚弱的人，生活养尊处优，不愿在一场对付以斯巴达式的简单方式准备和训练起来的军事机器而进行的战争中做出牺牲，不能按战争的要求来吃苦受累。他们非常看重美国国内以前在战争问题上的意见不统一，而且仍然指望要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美国国民才能奋起，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培养出自己的斗争精神。他们料定，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日本早已完全控制整个东亚。他们发动这场战争时，并没有为失败做准备，也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他们用全部力量出击。在彻底毁灭以前，他们都将继续以这种方式来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