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4日～1933年2月15日）
在本书所记述的十年间，我见证了日本内政外交方面一连串的爆炸性危机。一些危机属于政治范畴，而另一些则是刺杀与军事进犯引发的。1932年成了一系列政治刺杀事件的开端。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成为此类事件的一个高潮。[1]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一段看似平静的时期。全书中也只有这部分不以暴力事件落幕，而仅以日本承认“满洲国”的成立并决定退出国际联盟而告一段落。
使日之始
1932年5月14～18日 芝加哥至旧金山横贯大陆的特快列车上
我们出发了。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中的一次新冒险——第十四个工作岗位与第四次出使，这或许是最冒险的一次。五年间，我们目睹了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覆灭后留下的废墟中破土而出，披荆斩棘，艰难前行，重获新生。现在我们又要登上另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全世界的注意力将会聚焦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会放弃它在中国满洲地区的投资、财产、侨民和重大利益。日本的势力一定要待在那里，除非打了败仗。现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政策和方法来应对国际上的关切，用什么伪装来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
事实上，许多有趣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日本是会满足于巩固它在中国满洲的现有利益，还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计划建立一个囊括亚洲的庞大帝国，征服朝鲜只是第一步，而征服中国满洲是第二步呢？日本能避免与苏俄和美国的冲突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日本继续一意孤行下去，会不会终将遇上世界反对势力坚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发的冲突又将是什么形式的？是爆发国内革命，还是与外国爆发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而我们即将有幸从日本内部来观察上述问题，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期盼。
我会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作为一名大使，若一开始就对驻在国抱有偏见，那就等于已经卷起铺盖回家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偏见迟早会被人发觉，进而使互相信任的基础难以建立，而他又只有在互信的基础上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又存在受当地氛围影响过多的风险。无论如何，我深知总统、国务卿和国务院的想法，这将有助于自己保持正确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合法愿望，但对其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毫不同情。
趁世界各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日本又不顾《凯洛格-白里安公约》[2]、《九国公约》[3]和《国际联盟盟约》[4]，在满洲和上海采取典型的“普鲁士式手段”等诸如此类的行径，这都是很难令人同情的。那些纯属中日之间的问题都有特别复杂的特征，例如条约理应如何解释、哪些条约是有效的、谁先违反有效的条约，等等，以致人们只好将这些情况视为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好在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对中日之争，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我们维护的是国际和平条约与“门户开放”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已经向全世界仔细表述过了。今后若有必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这里就先讲这么多，姑且作为前言。
赴任伊始，局势就已动荡不堪。一位来自《先驱调查者报》（Herald-Examiner）的记者曾在芝加哥车站等候我们，并送来该报5月16日星期日的晚报，上面印有非常醒目的标题：“日本首相遇刺身亡”“严重的叛乱”“皇居危在旦夕”。这已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事件。日本军部简直就像脱缰之马，正在四处横行，显然是想要建立法西斯制度。不过，尽管报上那么说，但我并不相信天皇会有危险，日本皇室恐怕还是受到普遍尊崇的，其中一定有些事情搞错了。如果最近这次恐怖事件——杀害首相犬养毅并向几处公共建筑物扔炸弹——是一群狂热分子干的，那么我怀疑这种极端行动可能不会对军部本身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之后会看到答案。
沿途经过芝加哥、奥马哈和旧金山等大站时，都有摄影师和记者迎接我们并请求采访，但我自然是对日本、日本问题或有关我出使的问题只字不提。我稍微谈一些土耳其的情况，接着就客气地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至少这比一句话不说好得多。我们还被一家檀香山的报纸逗乐过，他们如此写道：
格鲁大使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兼备美国人的机警进取与欧洲人的谨慎矜持。他是个高个子，脸上常带着迷人的微笑，讲话慢条斯理，既不是波士顿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混合二者的悦耳声音。
简直是把我形容成了美欧的大杂烩。
在奥马哈时，有位记者问我认为最近三十年来突出的世界外交问题是什么。我立即答道：“毫无疑问，那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体系。”在这位记者看来，当今世界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德国以及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日俄战争。对于他的看法，我未做评论。
横渡太平洋
1932年5月20日 旧金山
请美国驻东京总领事加勒尔斯（Arthur Garrels）、驻天津总领事洛克哈特（Lockhart）、二者的妻子，以及格雷厄姆·小帕森斯（J.Garham Parsons）吃了一顿便饭。小帕森斯是我的私人秘书，他是马萨诸塞州格罗顿镇人，毕业于耶鲁大学，颇受我们格罗顿的前校长皮博迪（Peabody）先生等人的赏识，又是美国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很有前途，看起来很热爱学习，也乐于助人。
搭乘大来轮船公司（Dollar Line）的“柯立芝总统号”（SS President Coolidge）于下午4点启航，加勒尔斯和洛克哈特以及日本总领事都来送行。纸片飘舞，欢声四起。鲜花既多又美，乃我生平前所未见。
1932年5月20日～6月6日 “柯立芝总统号”上
航程相当顺利，起初风冷浪大，南下后天气逐渐转暖，风浪趋于平静。自旧金山启航后，最初的四百英里航程向来都有这样的风浪。以头等舱的感受来说，这条大船几乎是空的，头等舱旅客只有五六十人。23号那天，汽笛突然响了六下，船停了，放下一只小艇。原来是统舱里的一个中国妇女跳了海，留下三个小孩。尽管我们的船在那周围转了一个多钟头，但还是没能找到她。
航行的头几天里，我在拼命赶时间，一口气写了十五封信，还写了一些准备在日本用的演讲稿，读了许多关于日本和中国满洲的资料。这次航行虽不能说是令人兴奋的，但至少还算能派上用场。除工作之外，主要有两项娱乐活动：一是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早餐前游一次，傍晚在甲板网球场上狠打两三盘后再游一次，如此可以很好地保持健康；二是每隔一晚看一场有声电影。
1932年5月26日 檀香山
抵达檀香山的头一天简直像一个盛大节日。5点半起床，这让我想起以前在秀美的那不勒斯湾时，我的女儿安妮塔（Anita）和我常常很早起来观赏风光。6点刚过，我们的船迎着岸上乐队奏起的夏威夷欢迎曲《阿罗哈》（Aloha）的乐声驶进码头。我家里其余的人也确实被乐声吵醒了。檀香山行政长官兼总督贾德（Judd）的副官罗斯（Ross）少校同领港员一起登船，代表总督欢迎我们，依照当地的惯例为我们戴上花环。到了傍晚，“颈上套的花环一定有十多串了，我们得不时取下旧的，换上新的，所有花环全是各种鲜花编成的”。
白天，海军司令官耶茨·斯特林（Yates Stirling）上将邀请我们去参观海军基地并坐一回海军的水上飞机，但我们太忙了，无法赴约。陆军司令官则派副官带花环来欢迎我们。日本总领事也来探望、送花。之后，我用无线电报一一致谢。
从檀香山到横滨的十天则是一段风平浪静、温暖舒适的时光，只有一两天遇到了雾雨天。在从旧金山经檀香山到横滨的这整个航程里，这条船本来还可以提早三四天抵达，但因为要与走这条航线的其他船只行动一致，所以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抵达东京
1932年6月6日 东京
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多少个礼拜、多少个月以来期待、向往的日子终于到来。虽然事实总会与期待有所不同，但今天的情况也太超乎意料了。因担心错过例行手续，我早上4点45分就起床了，自己都觉得好笑。大雾弥漫，只能看见其他船只朦胧的身影。昨晚我们的船沿着日本海岸行驶，在雾笛尖叫了一个多小时后，于夜里某个时候便已在横滨的锚场停泊了。到了5点半，船上开始乱了起来。乘务员使劲砸门，把每个房舱的门都捶得砰砰作响，扯着嗓子大叫，要我们起床去见检疫官员。五分钟后，他们又重演一次。那些乘务员当然晓得怎样用最彻底的方式来执行命令。但我深表怀疑，他们不用这种讨人厌的办法，难道就没法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在上午6点便见到了检疫官员。其实，艾丽斯（Alice）和我们的女儿埃尔西（Elsie）只睡了两小时，大可不必这么早就起床来穿戴整齐，因为日本方面已派专人来照料我们。后者只是与小帕森斯一道检查了我们的护照，根本都没与我们见面。另一个日方人员检查了我们带来的警犬基姆，签发了一张健康证明书，还有一人专门照管我们的行李。一切都办得安静而有效率，尽量减少烦扰。
7点钟船停靠码头之前，欢迎仪式就已经开始了。昨天已有一批欢迎电报传来。今晨，各类代表接二连三挤到舱前。来客中有几位是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最后是大使馆出色的参赞埃德温·内维尔（Edwin Neville）及其夫人。我们排列好以便照相，之后是接受记者提问。我当然绝口不谈政治，可结果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还是被处心积虑地篡改为“访问谈话纪要”。例如英文的《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以“格鲁先生接见记者”为题，开头就凭空捏造了这么一段话，还宣称是我讲的：“我写过一本书叫作《远东的体育和旅行》（Sport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但对当前的日本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希望在正式履新后，便开始认真学习。格鲁夫人的母亲就是海军准将佩里[5]的女儿……”好一个有来头的丈母娘！
我们终于和“柯立芝总统号”的阿林船长告别了，在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东京。不过，我没有觉察到沿途的景色不佳，因为内维尔和我坐在一起，要谈的趣事太多了。到大使馆时，只见灌木繁密、草坪如茵，喷泉、鲜花、水池嵌以彩石，共有四幢楼，白色的馆舍装饰着黑色的铁艺制品，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树。在这新兴都市不太悦目的大环境里，这里算是一处世外桃源。大使官邸在山脊上，可以俯瞰办公楼和宿舍，上下之间有茂叶密林中的石径可通。在官邸内部，我们随内维尔夫妇查看了一遍，瞧见了大客厅里的家具、窗帘和奢华的厚地毯，还有小客厅及更小的客厅，有吸烟室及其精美的壁板、一排排书架、一层层食橱（至少在这里已有足够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门别类地储存东西），看了凉廊、宴会厅、便餐室、衣帽间、七间卧室、四间浴室、熨衣室、缝纫室和储藏室，埃尔西不禁发出高兴的尖叫声，基姆也在摇尾表示接受这个新环境。我便问艾丽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答道：“一点也没有，全都满意。”
大家又到办公楼去，途经游泳池。我和全体工作人员见了面，然后接见了来自主流媒体的美国记者：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巴布（Babb）、《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拜厄斯（Byas）、合众社（The Uited Press）的沃恩（Vaughn）、《日本广告报》（The Japan Advertiser）[6]的弗莱彻（Fleisher）。聊了一会儿，我表示希望跟他们密切合作，这样对彼此都有好处，还请他们常来坐坐。陆海军武官麦基尔罗伊（McIlory）上校和约翰逊（Johnson）海军上校告诉内维尔，按他们军方的规定，见我时必须穿全套军装，我却传话回去：但愿他们忘掉他们的规定，因为制服上的金边肯定会弄得我不自在，省去那一套规矩，我们的谈话反倒会轻松愉快得多。
玛雅·林斯利·普尔（Maya Lindsley Poole）和小帕森斯来吃午饭。玛雅在吃饭时自我介绍，我才认出她。回想起来真有趣：1904年1月，在科普利礼堂的一次舞会上，有人指她给我瞧，说那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后来，当我求人引介这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时，我却被带去见了艾丽斯。
下午3点，内维尔带我去日本国会拜会斋藤子爵[7]，因为他无法离开会场去外务省接见我。他已经是一位老人，大概年逾古稀，看着老态龙钟。他讲话吞吞吐吐，并且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精神似乎也不够集中，但他确实有名望：他以前是海军大将，当过朝鲜总督，现在由他来填补首相和外相的空缺，是要倚仗（很可能只是暂时借助）他的声望来渡过组阁的难关。我知道他忙着开会而我们也只能讲几句应酬话，所以我坐一会就走了，给他留下了请求觐见天皇和皇后的照会、我的国书副本、召回我的前任卡梅伦·福布斯（Cameron Forbes）的文件副本，以及打算向天皇献词的草稿。因为内维尔觉得送上献词草稿比较合适，于是我们就照做了。随后，我还拜访了比利时大使兼外交团团长[8]巴索姆皮埃尔男爵（Baron de Bassompierre），双方相谈甚欢。
5点，艾丽斯邀全体工作人员偕同妻女来赴茶会，赴会者足有六十五人之多。竟有这么大一伙人！在我们抵达的当天，竟就能以冷餐会的形式来招待六十五人。福布斯的日本仆人都在忙着，办事如钟表般精准高效。我想我们大概会全部留用他们。
宾厄姆（Bingham）和小帕森斯来吃晚饭。小帕森斯要和我们暂住在一起，等宿舍里的房间收拾好后才搬走。趁最初的印象犹新，我详记了今天的日记，谢天谢地，我现在可以在晚上10点半睡了，真要好好地睡一觉了。
各家报纸对新大使的评论
1932年6月7日
日本媒体的报道真让我感到好笑。昨天《日本时报》引用我的话，说我对现在的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希望认真学习云云。我压根就没说过这些话，虽然可能表示过在这里有许多要学的。尽管如此，这份军国主义的、反美的时报今晚竟又围绕着那段所谓的谈话写出一篇长达一栏半的社论，用看似恭维的语句称我“谦逊”，说我来到这里虚怀若谷、乐于学习。有些日文报纸就更信马由缰了。《时事新报》评论道：
新大使是一位志在促进和平的外交家，而格鲁夫人堪称最佳的伴侣。在船上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新大使以柔和的语调说道：“局势的确是严峻的，而他对日本的情况却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大使阁下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远东的探索与旅行》（Exploitation[9]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格鲁夫人的母亲画过许多描绘日本的风景画，新大使和格鲁夫人颇受这些油画的影响，故对日本抱有好感。（粗体字是我自己加的）
《中外商业新报》写道：
新大使是一位运动健将。他身材高大，仪态伟岸，一双浓眉是他的显著特征。他用外交辞令讲道，除象征日本风光的富士山而外，他对日本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显而易见，新大使是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家。
《东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有这么一段：
新大使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有六英尺高。浓浓的眉毛，显示其为人机敏果断。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作《远东的体育和旅行》。当前日本已经获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无人能及的惊人发展，而他对日本的认识可能还像童话一般不成熟。格鲁夫人很久以前一度访日，她藏有许多日本风景油画，都是她自己画的。[10]她对造访日本的欣喜程度甚至超过了大使本人。大使有个女儿，有人看见她在船上冒雨散步，兴致勃勃。
《日日新闻》写道：
新大使在船上接见《日日新闻》记者时回答道：“现在就让我来谈论满洲问题、圆桌会议等时事问题，真的很让我为难。当前日美两国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微小的刺激也可能会刺痛双方的神经。所以先不谈这些问题吧。我倒想谈谈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举世瞩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听说日本也打算派一队实力雄厚的选手去参加，他们将会有精彩的表现。为了保持和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必须不畏困难去推进外交活动，但在目前这个时候，体育交流是比通常的外交活动更重要、更伟大的外交活动……随新大使前来日本的还有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我的想象力迟钝，当时根本没有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都没有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确实是一个可讨论的话题。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日本报界的外交手腕显然比我的高明多了。什么“紧张状态”，什么“最小的一个女儿”，我当然更是一字也未提过。
准备觐见天皇
1932年6月7日
我原以为在呈递国书之前可能会比较清闲。未曾料想，今天就已经很热闹了，我之前在任何地方所经历的繁忙日子也不过如此。所幸我在早上7点以前已开始做事，9点已在办公室工作了。我希望今后能保持这个状态，因为确实需要带领馆员们遵守办公时间。
11点，宫内省式部[11]官长手下的一位课长山县武夫来了。山县先生说，天皇将在6月14日接见我，皇后也会接见艾丽斯和埃尔西。接见仪式后，我们三人将回来更衣，再去参加天皇、皇后的宴会。山县衣着得体，态度诚恳。
晚上7点，内维尔给我看了他写给国务院的电报，大意是汇报今天下午英、法、意三国大使及内维尔同斋藤子爵的会谈经过。在此以前，他们在我们大使馆开过预备会议，因为这里距外务省最近。意大利大使年纪最长，所以作为我们的发言人把其他三人都同意的内容一并告诉斋藤：由于芳泽[12]关于在东京召开圆桌会议的提议已经传开了，中国人对此提议已有反感，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那么在东京召开这种会议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四国仍希望能保持合作并建议以后日本如再有提议，可先由日本驻各国首都的大使提出。斋藤答道：他个人认为，这个会议应当在上海举行，而且应该邀请中国人出席，但在任命新外相（即外务大臣）之前，他不想先做承诺。他希望下周就能任命新外相，因此关于会议问题暂不做决定。电告国务院：因我尚未呈递国书，故委托内维尔参加这次会议。从斋藤的话来看，南满铁道总裁内田伯爵[13]将很可能出任外相。
1932年6月9日
上午11点，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Francis Lindley）爵士驱车来接艾丽斯和我去游叶山[14]，埃尔西则与内维尔夫妇乘火车去。我们三人到达后，在他们海岸边上的和式小平房里与林德利夫人、内维尔夫妇和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肯尼迪（Kennedy）的夫人共进午餐。
给使馆人员的指示
1932年6月13日
上午10点，召集参赞、秘书、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两位领事等使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我要把我们这一小群人变成一个努力且密切合作的集体。我的门始终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敞开。无论有什么消息、意见或建议，只要他们认为是对我有帮助的，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谈。我还要求他们，听到什么重要意见或消息，尤其是带政治性的，就写成机密备忘录呈报我，我会对这类文件严加保密。因为他们肯定会接触到我本人难以接触的个人与各层面的人士，所以这些备忘录将对我纵观事物全貌大有助益。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意见。我还告诉他们，我没有定期召开馆员例会的习惯，因为开这种会通常都是勉为其难，用处也不大，但是若有具体问题需要讨论，譬如有什么评论时局的报告要电呈国务院，或有什么新情况我希望弄清楚，我将随时召开会议。
宫内省式部副长黑田伯爵来访，讲解了一遍明天向天皇呈递国书的仪节准备流程。接着来的是《时事新报》记者某君，他去过中国满洲，我们进行了一段有趣的谈话。他说，新“满洲国”的日籍官员根本不喜欢按日本政府的观点看问题，压根不愿听命于东京。又说国际联盟调查团[15]一直很谨慎，至今仍未表示任何态度。随后又来了美联社记者巴布，他是我请来的，因为我将在美日协会发表演说，想请新闻界人士对演说稿提提意见，特别是要看其中是否有可能会被报刊妄加渲染的内容。他仔细看了后提了两三点小意见，说此外挑不出毛病，他认为不错。商务参赞巴茨（Butts）也看了，同意巴布的看法。宾厄姆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那些真能使听众感兴趣的问题，例如，美国对中日争端的真实态度、满洲问题、《九国公约》、圆桌会议、胡佛主义等，一定会在舆论界引发相当令人厌恶的批评和争论，必然都得回避。然而，回避后还得让演说有内容，这就是件极难的差事了。第一次演说就大谈我国政策，向他们进行填鸭灌输，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我还是要强调美国对远东问题普遍的关切与忧虑，希望这一点能够深入人心。
有一位日本政界要人请我在明天觐见天皇之前能先与他见面。他告诉我，在去年冬天他赴美之前，天皇与日本公众都认为，史汀生先生[16]在满洲危机[17]期间提出的那些照会只是代表史汀生先生的个人观点，是按他本人的倡议起草的。这位日本外交家从美国回来后，告诉天皇事实正好相反。美国之所以会给日本政府那些照会，是因为有公众舆论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教会、教育机关、妇女俱乐部和协会的舆论压力。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愤慨之情正是美国普遍舆论的反映，是来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美国持这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曾创立并支持国际联盟，虽然它并不是其成员国，但这些美国团体仍觉得自己对国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感又受到欧洲国家的鼓励，这些欧洲国家希望能让美国挑起重担。换言之，史汀生的那些照会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多于政治基础。他曾对天皇说，美国教会和大学的影响力不亚于日本的皇室，举足轻重，影响甚大。他说，关于所有上述事实，他问过很多美国知名人士，都得到他们的证实，例如休斯先生（Hughs）、柯立芝先生（Coolidge）、卡斯尔先生（Castle）、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先生（Charles Francis Adams）、各大学校长等，他们对美国舆论都有同样看法。
这位日本上层人士说，他认为我在觐见之前应该先知道天皇已经听过这些事实，这可能对我有用。因为天皇与我的谈话有可能会触及这个问题。对我的妻子也将同样有帮助，恐怕皇后也会同她谈到美国的妇女组织及其社会影响。
我感谢这位特来关照的日本客人，他想得如此周到。我对他说：关于美国舆论，他跟天皇说的那些话就一般情况来说都是很正确的。至于美国的道义责任，却不局限于对国际联盟而已，主要还集中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上。
晚上7点，我把内维尔叫到使馆来，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日本可能提前承认“满洲国”和内田伯爵即将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两事电告国务院。现在谣言四起且彼此矛盾，舆论界关于现在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有分歧，但是内田正在和陆军大臣荒木将军会谈。很明显，假如内田确实愿意接任外相，他就会在军人完全赞同的情况下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不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军人正明显地支配着政府，不经他们同意，政府寸步难行。
觐见天皇
1932年6月14日
今天是了不起的一天。毕竟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跨栏赛跑。跨过之后，就会觉得那些栏架远不是像之前所想的那样困难。困难这种东西，你不敢去碰它，它就会来折磨你，我们遇到的困难大都是由完全不必要的忧虑造成的。
上午10点20分，皇家马车来到使馆办公楼前，对这些马车和扈从骑兵队来说，这里比官邸前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使馆人员全穿上整洁的礼服，照了相。照相时列成的队形还没有散，式部副长黑田伯爵就来接我们了。不巧大雨倾盆，驾车员和骑兵队队长帽上的羽饰都淋得趴了下去，但大雨并没有使车队的威严减色。10点35分出发。骑兵们前呼后拥，载着使馆人员的马车排成一线随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威风凛凛地单独坐在马车后座上，黑田伯爵坐在对面陪同，沿途车辆行人已在警察的有效管制下停止行进，电车上、汽车上或街上偶尔有人鞠躬致敬，大使便脱帽答礼。
我们庄严地进入非常优美的宫前庭园，仪仗队肃立而待，号手吹奏一番。10点50分整，马车在宫门前停下。式部官长林男爵[18]出迎，我在洛桑会议[19]上见过他，那时他是驻英大使。他领我们来到接待大厅，那里已是众官云集，斋藤子爵当然在内，还有其他显要。艾丽斯、埃尔西和使馆女眷也随即抵达。我们闲坐了十至十五分钟，观赏这间装点精美的大厅，那些屏风和油漆大门尤其值得欣赏。然后我即应召觐见天皇，门口一鞠躬，半路再鞠躬，到他面前三鞠躬。
我读了献词，由著名的译员白鸟[20]译成日语。他是“外务省发言人”，经常发表相当重要的言论。我呈上国书和召回我的前任的文件。天皇以尖而单调的声音用日语读了答词，由白鸟译成英语，接着握手如仪。天皇问了两三个礼节上常问的问题，尽管白鸟翻译的四个字里我只能听见一个（已经告诉过他我的耳朵不大好，但在天皇面前，他就是不能提高嗓音），我还是尽最大努力做了机智的回答。
当天皇说再见时，我便请求允许我引见使馆人员，他们依次进来：内维尔、狄考福（Dickover）、特纳（Turner）、华盛顿（Washington）、宾厄姆、麦基尔罗伊、约翰逊、罗伯茨（Roberts）、巴茨、多德（Dowd）皆在被引见之列。每人照例三鞠躬，退出时又三鞠躬。我自己也成功熬过了倒行退出这一关，觐见到此结束。整个仪式都进行得极为准确而庄重。
昭和天皇裕仁很年轻，我看有三十一岁。他留小胡子，戴眼镜，说话时带着微笑。他当然是穿着军装接见我的。天皇、秩父宫、高松宫三兄弟的样子非常相像。
见完天皇，艾丽斯、埃尔西和我立即去觐见皇后，再行一次礼。当然，这次没有致辞和递国书这两个环节，我们又向皇后引见了使馆人员和他们的夫人。皇后看起来比在场的其他所有女士都更像可爱的日本洋娃娃，她虽然没有着实美丽动人的秩父宫王妃那么漂亮，但表情优美，笑起来很可爱。高木夫人充当翻译，但她的声音在我听来还是太小，还好艾丽斯在场，每句话都帮我重译一遍，否则我根本无法回答皇后的问题。我想他们迟早会发觉，如果想让我明白作答，就得说大声一点。耳朵背，加上日本宫廷这样的场景，真是让我烦透了。
之后，又像来时那样，我们回大使馆更衣。我请黑田伯爵、骑兵队队长和众馆员到我办公室喝了一杯香槟，但都是快进快出，因为我只有七分钟的时间进官邸换上晨礼服并坐上我们自己的汽车去皇宫赴午宴。12点12分，返抵皇宫，在迎接处站着与秩父宫两殿下、斋藤夫妇、牧野伯爵[21]、林男爵、松平伯爵夫妇及其他宫中官员闲谈，直到天皇和皇后驾临。我引艾丽斯和埃尔西觐见天皇，旋即一同入席。
这次午宴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难对付。气氛固然肃穆，但天皇和皇后几乎一直同我们谈话，没有什么拘束感。尽管他们只讲日语，总得由对坐的客人来翻译。进入这间华美的餐厅时，仆从们皆深深鞠躬，众人见到天皇、皇后之时会比欧洲人鞠躬更深，而且鞠躬了很长时间。入席者约有二十四至二十六位。秩父宫夫妇当然坐右边的位子。艾丽斯坐天皇左边，其下是内大臣兼枢密顾问官牧野伯爵；我则在皇后左边，下面是高木夫人。埃尔西坐在两位式部副长之间。
菜肴十分可口，乐队在屏后轻轻吹弹。我觉得，这间屋子虽然富丽堂皇，但不如接待大厅精美：死板的木器和厚重的幔帐未免太多了。不过，那些安置在摆得很巧妙的矮松和花卉后面的豪华金屏以及餐桌上的鲜花，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艾丽斯觉得牧野伯爵和她谈得来，天皇的兴致也很高，容易交谈，谈话自然是通过牧野翻译。牧野确实是个大人物，但所有在座的哪位又不是呢？我们自然会跟牧野大谈比尔·卡斯尔（Bill Castle），此人是卡梅伦·福布斯之前的驻日大使。
通过高木夫人，我与皇后几乎聊个不停，高木夫人终于把声音提高到我可以听见的程度；皇后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问我的旅游经历、我们的历次职位、我们的体育爱好、家庭，当然包括安尼塔曾游了十九英里的事迹，还扯到从马尔马拉海至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整个长度。这样一点一点的，她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生活史都了解了一番。宴后分散成小群，天皇通过白鸟和我闲谈，问了许多关于土耳其的事情，皇后则同艾丽斯和埃尔西聊天。下午2点整，林男爵走过来了，于是大家鞠躬的鞠躬，行屈膝礼的行屈膝礼，午宴到此结束。
一切都办完了，国书也稳妥地递上了，这大概算是一件快事。作为一个久经历练的老兵，我没有再像过去那样为这类事情所苦，毕竟这只是又一次跨栏。
回办公室后，签署致外交界各位同僚的照会，其中我坚持要修改致德国大使的照会，因为内有“始终存在于我们两个使团间的愉快关系”一句，我并不同意。为保持态度一致，我也改了致西班牙大使的照会。内维尔问为什么不改致英国人的照会，我说在1812年时这里还没有我们两国的使馆呢。
工作正式开始
1932年6月15日
美国人协会的正副会长赫茨尔（Herzel）和泰特（Tait）来访，说协会要宴请我，问我何时方便。内维尔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事可以推迟到秋天，但协会的人似乎想要赶在美国人离城避暑之前举行，所以我同意7月1日去。当然又要做一次演讲。出乎意料的是，泰特先生给我们送来一辆新的林肯牌大轿车，在我们的凯迪拉克轿车运到之前我们可以先使用它。这辆车子本来是给已故首相犬养毅订购的，但在交货前他已遇刺身亡了。
随后是美国商人协会的秘书哈珀（Happer）先生来访，他要请我吃午饭。又要做一次演讲。试想，除了美国人协会、美国商人协会、美国学校和美日协会之外，光是日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团出发前，我就预定要分别做三次演讲：大使馆招待选手时为福克斯公司拍电影要讲一次，日本人饯行宴会上要讲一次，日本报界饯别该队时又要做一次广播演说。这样的生活着实难过，以后到了特定时候一定还要做许多次演讲。哈珀是日本版画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我们很想看看这些版画，他不久后就打算把其中的珍品汇集起来。
后来又接见松竹合名会社的社长大谷先生[22]和导演三岛先生。大谷拥有日本大多数的高级剧院，他来请我们去看星期五的一次演出，我们答应了。头一次看日本戏，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之后来访的是花旗银行的一位经理，名叫沃。
中午去拜访了法国大使德·马特尔（de Martel），他在中国当过多年外交官，他关于远东局势的见解高明合理，我们就此畅谈许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即赴皇宫，在天皇和皇后的来客登记簿上签名，又到秩父宫府签名。下午2点30分，在递送国书后正式拜访斋藤子爵，他在首相宫邸接见我，邸宅富丽堂皇，庭院优美。他说，曾与内维尔及其他三国大使会谈过，对我已无须再多说什么，但他料想新外相很快就会确定。3点，拜访意大利大使马约尼（Majoni），他的使馆设在一所很难看的房子里，房子却在一个很好看的花园之中，树丛环抱，与世隔绝。一见面，我就喜欢他，畅谈甚久。他的看法与别人无异，认为当下这个时刻随时都可能发生事变。4点30分，拜访巴西大使阿马拉尔（Amaral）。他说：“那天我去您那座宫殿的时候，您叫它小平房；如今欢迎您来我这所小平房的时候，我一定要叫它宫殿。”
对林德利的拜访要等他钓鱼回来以后才便进行，而德国大使也不在家，所以拜会各大使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不过现在还得去接见公使和代办，此后还要再去回访他们。除俄国使团和我们自己以外，共有三十二个使团，这就意味着共有六十四次互访，而且每次都得预约，还都得亲自出马，真是活受罪。
一位大使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全靠自己的辛劳。午饭前赴东京俱乐部的鸡尾酒会，这是这一整天唯一的插曲，参加者有内维尔、修建过大使馆的建筑公司的雷蒙德（Raymond）和俱乐部会计主任秋本等。假如工作老是这样紧张，我真需要每天有那么一场酒会。
使馆人员响应我那天在会上的要求，已开始将他们写的机密备忘录送来。下面是比较有意义的几条的要点：
在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某国大使馆参赞发表过一番有趣的谈话，称将来俄日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比打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暗示他自己的（大概也是他使馆的）想法是，日本国内很可能发生一场激烈的革命，从国际政治的观点来看，他觉得俄日联盟的力量是可怕的。
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又说，最近有人散发过号召刺杀斋藤首相的传单。按他的说法是，许多人正在紧紧盯着首相。他还相信，甚至敢对天皇下手者都大有人在，可能是行刺，但更可能的是想把皇室赶回京都。他认为，上届国会无所作为，也许会被反动的极端分子利用。即便眼下无事发生，但难保不久后的将来不会发生事端。
某上校写道，往年富家子弟被征入伍后，通常被派去和近卫兵一起值勤，尤其是在可能发生不测的时候。可是，1932年农民子弟也被派去负责此类任务，富家子弟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优待。他称这个消息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并认为此事意味深长。他还说另一件事也值得注意：三井财阀给职工普遍加薪，并以私人捐献巨款用作救济费，显然是为了明哲保身。他暗示，向来吝啬的三井竟然有此举动，无疑是一件新鲜事。
日本剧院之夜
1932年6月17日
晚6点，作为大谷先生的客人，与宾厄姆和小帕森斯同赴歌舞伎座。大谷是日本最大的剧院会社的总裁，麾下有日本全国三十多座剧场和四百五十座电影院。看了两出戏：《桐一叶》和《镜狮子》。《桐一叶》由著名演员中村歌右卫门主演，艾丽斯以前看过他的戏。在今晚的戏里，他演一位老妇人。另一出戏《镜狮子》由以“狮舞”驰名日本的舞蹈演员尾上菊五郎主演。
这是日本最好的剧院，上演的古典戏剧和舞蹈也是最好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剧院很大，座无虚席，舞台之宽，不比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逊色。布景和服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所有女角都由男人扮演，他们演得非常出色。菊五郎及其被视为杰作的狮舞，誉满全国，备受崇拜。他曾拜名伶市川团十郎为师学习狮舞，据说比他的老师演得还好。团十郎以前常说，在他所知道的舞剧中，狮舞是最难演的。这些名角的技艺大都是世代师承，菊五郎就是他那个谱系的第五代。在狮舞中，他脸上没有闪露过一丝表情，这舞蹈的旨趣全由他的头、手、身的动作来表现；他演妙龄美女时，头部动作尤为优美。这类日本舞蹈的传统程式和我们的全然不同，所以一时间还不懂欣赏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它只能逐渐引起人们的爱好。对日本人来说，这种艺术则几乎是神圣的。
《镜狮子》的剧情很简单：有个美丽的侍女被选到将军城堡前表演一年一度的狮舞，她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怯，经过一番敦促才翩然起舞。她舞步优美，手里拿着一个狮子头，身边飞来两只蝴蝶为她伴舞。头一场只是装在长杆上的假蝴蝶，后来换成两个漂亮的舞女。蝴蝶挑逗她，使她激动欲狂，竟为狮子的灵魂所附身，最后变成了狮子。在这个时刻，她从观众的后面走过一座桥来到舞台上，穿着灿烂夺目的金袍，披着长密的白鬃，随即跳起狂放的、作为终场的狮舞，乐队给她配上更狂放的音乐，以壮声势。乐队由十八人左右组成，成员均穿和服，坐在台后，面对观众；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负责吟唱，其余的击鼓奏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种音乐纯属杂乱之音，特别是那刺耳的横笛，它总是同日式六弦琴和歌声的主旋律或曲调格格不入。听了一个钟头以后，我简直头痛，但这种音乐也的确加强了舞蹈的感染力。观众如痴如醉，这种热情我完全理解。至于吹笛，其意是在宣告主角即将登场、下场或剧情即将达到高潮。
幕间，大谷先生带我们到了后台，郑重其事地给我们介绍这位还穿着全套戏服的大名鼎鼎的菊五郎，我们和他一起照了相。随后，完全出乎意料，大谷还招待我们和他的两个导演同事在戏院餐厅吃晚饭，餐桌上还插着日美两国的国旗。无法想象要是在华盛顿，新大使刚到任，就有个戏院巨头来这样招待他。但在这里，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美国也没有与此相近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举国崇拜的传统表演和舞蹈，也没有像歌右卫门和菊五郎那样举国敬仰的演员。这些节目共有六出不同的戏，组成一套，从下午3点演到晚上9～10点钟，但我们已经把最好、最红的两出看了，这两出大约演了两小时。这些戏为何会对民众有那样大的魅力并不难理解，甚至连我们这些新观众在回去后仍久久难以平复兴奋之情。
此前曾电告国务院，日本可能即将承认“满洲国”。今天接到复电。国务院问：据新闻报道，日本国会已通过决议赞同承认，此事我们能否予以证实？我回复道，日本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决议案，但尚无迹象表明此举除了政治上的热情外还有别的含义，也无迹象表明日本政府曾策划这个决议，或者将在决议的指导下行事。我还附上内维尔和有田[23]非正式会谈的要点：有田称政府不会仓促行事，内田伯爵也肯定不会那样轻率，他正准备回满洲处理南满铁道公司的一些事务，要到7月才能出任外相。
在我看来，由自己去和外务省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明智，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连日本有承认“满洲国”的可能性这一点都无法完全肯定，因为他们若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在实际上废弃了日本对我们所做的最终将从满洲地区撤军的一切保证。但同时我又必须了解目前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才叫内维尔去打探，让他在轻松谈论其他事情时，顺便提到报上那些众说纷纭的报道。
在美日协会的致辞
1932年6月21日 东京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登山运动员或者山地原住民，就会稍微理解我今天的心情。因为你们也许领略过，当旭日初升，登临那渴慕已久的高峰，带着新的眼光，眺览四周的景色，感受新的鼓舞，将是多么兴奋。我在此想到日出，是因为你们的美丽国徽使我联想到我往日观赏过的高山晨景。自我上次访问日本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今天我见到的景色和眺望的前景确实都是崭新的。我国政府授予我的这个地位也确实是高位之一，在外交界供职二十八年之后来到这个特殊职位上，我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深切的心情难以言表。
